唐代长江中游水患与生态环境诸问题的历史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患论文,长江论文,中游论文,唐代论文,生态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所说的长江中游是指西起宜昌、东至鄱阳湖口的河段，江段全长902公里，主要流经湖北省。长江中游荆江段流过湖北的江汉平原， 历来是长江水患最严重的江段，所以人称“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然而纵观自东汉至清朝近一千九百年的历史，荆江乃至整个长江中游水患发生的周期频率并不一样，其中唐代的频率最低。分析这一现象，总结历史启示，对于我们今天综合治理长江庶几不无裨益。
一、温暖湿润的气候，频率最低的水患
导致水患的直接原因是气候异常，暴雨或淫雨成灾。讨论唐代长江中游的水患问题，首先当从气候谈起。
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曾系统地研究了中国近5000年来的气候变化，认为“第六世纪末至第十世纪初，是隋唐（公元589—907年）统一时代。中国气候在第七世纪的中期变得和暖”（注：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是5000 年来第三个温暖期。根据他所绘制的图表，隋唐五代甚至是自西晋以来一千七百年间气温最暖时期，约高于现今温度1—2℃，学术界称之为“隋唐暖期”。
“隋唐暖期”的暖湿气候又带来丰沛的雨量，据研究， 自公元630年至834年（唐太宗贞观四年至唐文宗大和八年）200年间，最近3000多年来历时最长的多雨期（注：王松梅等：《近五千年来我国中原地区气候在降水方面的变迁》，《中国科学》（B辑），1987年。）。 多雨的直接后果之一是水害相应增多，据不完全统计，唐代289年中， 史籍明载成因的水害大致148次，平均两年一次， 其中降雨直接造成的水害64次，降雨导致江河泛滥造成的水害19次，降雨导致山洪暴发形成的水害17次（注：刘俊文：《唐代水害史论》，《北京大学学报》 1988年第2期。）。当然，这是就全国总体而言，具体到长江中游，情况则比较特殊了——在温暖湿润的大气候下，水患并不频繁。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统计和比较加以证实。
需要说明的是，长江中游主要流经湖北，我们只取湖北历代有关数据，大致可以涵盖长江中游包括汉江中下游的水灾问题。
众所周知，假定一个地区一年之中雨水充足，则必定全年无旱灾。依据这个道理，统计旱灾的频率，则可以大致反衬风调雨顺年和多雨年的概况。现将唐代湖北旱灾统计与前后各时段统计对照如下：
表1 3—18世纪湖北旱灾次数统计（注：隋唐湖北旱灾统计跨三个世纪，今按三个世纪作为一个统计时段（缺2、6世纪），各时段旱灾数系据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湖北省志·地理（下）》“湖北省历史上的旱灾统计”等数据综合而成。）
世纪 年代
灾害次数 平均几年一次
公元201年(汉献帝建
3、4、5 安六年)至公元485年 49 6.1
(南朝齐武帝永明三年)
公元612年(隋炀帝大业
7、8、9 八年)至公元886年(唐 25
12
僖宗光启二年)
公元960年(宋太祖建隆元
10、11、12 年)至公元1200年(南宋宁
31 9.6
宗庆元六年)
公元1206年(南宋宁宗开禧
13、14、15 二年)至公元1499年(明孝
47 6.4
宗弘治十二年)
公元1501年(明孝宗弘治十
16、17、18 四年)至公元1800年(清仁
38 7.9
宗嘉庆五年)
表1显示，湖北在唐以前的3、4、5世纪旱灾平均6.1年一遇， 唐以后自10世纪开始每三个世纪旱灾分别是9.6、6.4、7.9年一遇。 只有唐代经过的7、8、9三个世纪平均12年一遇， 旱灾发生频率低于其他任何时段。这也就证明，唐代长江中游多数年代雨水充足，与前文提及的全国多雨的大气候相吻合。值得注意的是，湖北的统计又证明多雨并不必然多水患，详如下表：
表2 2—18世纪湖北水灾次数统计（注：隋唐湖北水灾统计跨三个世纪，今按三个世纪作为一个统计时段（2世纪单列）， 各时段水灾数系据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湖北省志·地理（下）》“湖北省历史上的水灾统计”等数据综合而成。）
世纪年代 灾害次数平均几年一次
公元101年(东汉和帝永
2
元十三年)至公元197年137.7
(东汉献帝建安二年)
公元219年(汉献帝建安
3、4、5 二十四年)至公元477年33
9
(南朝宋顺帝升明元年)
501年(南朝齐)至600年
6
(隋) 记录缺载
公元634年(唐太宗贞观
7、8、9 八年)至公元841年(唐 26 11.5
武宗会昌元年)
公元925年(五代后唐庄
10、11、12 宗同光三年)至公元119955 5.5
年(南宋宁宗庆元五年)
公元1205年(南宋宁宗开
13、14、15 禧元年)至公元1500年(112 2.6
明孝宗弘治十三年)
公元1501年(明孝宗弘治
16、17、18 十四年)至公元1800年(245 1.2
清仁宗嘉庆五年)
表2显示，唐以前的2、3、4、5世纪水灾是7.7年或9年一遇， 唐以后自10世纪开始问题越来越严重，水灾从5.5年一遇发展到1.2年一遇。只有唐代经过的7、8、9三个世纪平均11.5年一遇， 发生频率低于其他任何时段。
湖北是我国自然灾害特别是水灾比较频繁的地区之一，但在随唐时期却相对稀少，发生频率低于前后各个时期。如果从湖北总体上看，这个差别更为明显：据表2，从公元2世纪至18世纪1700年间，湖北总共发生可统计的水灾484次（缺6世纪统计），平均3.5年一遇， 而唐代则是平均11.5年一遇，远远低于1700年间的平均数，可以说唐代是湖北历史上水患最少的时期之一。
这样的估计还可以从荆江大堤的溃决记载得到证实：
表3
历史上荆江大堤溃决次数统计（注：荆江大堤志编委会：《荆江大堤志》，1989年。）
朝代年代 决堤次数
平均几年一次
东晋公元317年至420年1 103
南北朝 公元420年至公元589年3
56
隋唐公元581年至公元907年00
南宋公元1127年至公元1279年 2
76
明 公元1368年至公元1644年 30 9.2
清 公元1644年至公元1911年 55 4.9
民国公元1912年至公元1949年
6 6.2
从表3看出，自东晋始修荆江堤以来至民国，1600多年间， 荆江大堤共溃决97次，唯有隋唐以及五代北宋等朝代没有溃决记载（没有溃堤不一定没有水患），从一个侧面证明唐代不仅水患频率低而且没有发生摧毁荆江大堤的特大水害。这样估计是同明、清频繁的水患乃至决堤相比而言，并不是忽视唐代长江中游也曾经发生过近10次严重水灾，我们所强调的是水患发生频率低于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局面？这是下面要讨论的问题。
二、良好的生态环境，天然的调洪能力
水患与生态息息相关，而构成生态环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核心是森林。森林具有多方面保护环境的作用，唐人对此已有认识，《唐六典》卷7《虞部郎中》条载云：
凡五岳及名山能蕴灵产异，兴云致雨，有利于人者，皆禁其樵采。
法令的规定表明唐代人们认识到森林能“兴云致雨”，“有利于人”，所以“禁其樵采”，无疑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然而法令的制定与实际的操作有很大的差异，唐代特别是北方滥伐森林以至于破坏生态的问题十分严重。史念海先生曾论述过唐代黄土高原森林植被的破坏情况，指出由于人类无节制的活动毁坏了自然植被，进而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土瘠民贫”，遗害无穷（注：参见上官鸿南、朱士光主编：《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29、60—70页。）。同黄土高原森林植被遭破坏、人类生存环境严重恶化的后果相反，隋唐时代湖北的生态环境相对要好些，天然森林虽然比前代有所减少，但山地丘陵仍有成片的森林，周边山区更是“古林幽篁丛生”。玄宗时，鄂东淮南虎患成灾，以致皇帝紧急诏令境内州县长官学习捕虎的方法，“同除其害”（注：玄宗：《命李全确往淮南授捕虎法诏》，《全唐文》卷27。）。甚至湖北中部地区也有老虎出没，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江陵尹、 荆南节度使樊泽在郢州（今湖北钟祥）城东龙山打猎，捕杀一只孕虎，腹内尚有4 只未出世的小虎仔（注：符载：《贺樊公畋获虎颂》，《全唐文》卷688。）。 三年后孟郊途径郢州京山县，在《京山行》中有诗句称：“后路起夜色，前山闻虎声。”可见湖北周边及腹部地区因为林木茂密，才会有老虎藏身。这种状况甚至一直延续到宋代，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陆游入蜀，乘船路过湖北，他描述鄂东的山景说：
自富池（今湖北阳新富池口）以西，沿江之南，皆大山起伏如涛头，山麓时有居民，往往作棚，持弓矢，伏其上以伺虎（注：陆游：《渭南文集》卷46《入蜀记》。）。
不言而喻，老虎出没之地必定山林茂密，鄂西的森林也大致如此，陆游过巴东，见“南山重复，秀丽可爱”，他特别写道：
群山环拥，层出间见，古木森然，往往二三百年物（注：陆游：《渭南文集》卷46《入蜀记》。）。
陆游所见“二三百年”的“古木”显然生长于唐代。可以说，唐代长江中游的森林植被比较好，历尽沧桑变化不大，是保持良好生态环境的主要积极因素。
至于长江上游，森林覆盖率超过中游，更造就了大西南良好的生态环境。
唐代长江上、中游森林密布，不仅有极强的吸纳雨水的能力，从而遏制洪水；而且还有极强的地表土保持能力，从而控制泥沙流失。我们虽然难以确知唐代长江的泥沙含量，但唐人的诗句留下了重要信息：李白在《荆门浮舟望蜀江》，望见的是“江色绿且明”；储光羲从北方到江夏（今武昌），在“桃花随雨飞”的时节，赋诗《汉阳即事》，描述长江“江水带冰绿”；襄阳名士孟浩然《鹦鹉洲送王九之江左》，回忆“昔登江上黄鹤楼，遥爱江中鹦鹉洲”，如今站在洲头送友人，更赞“洲势逶迤绕碧流”（注：《全唐诗》卷181、139、159。）。 这些身临其境的唐人都说江水碧绿，至少非洪水季节是如此，足见长江含沙量之低，它表明长江流域水土流失远不及黄河严重。正因为如此，唐代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形成了以下鲜明的对照：
前已论及，唐代长江中游水患频率极低，相反，黄河中游水患特别多，特别大。以黄河中游的洛阳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唐代洛阳共发生大小水害22次，水害频繁的主要原因是周围几条河流特别容易泛滥，仅洛水就泛滥过16次。有学者在研究后指出，造成黄河中游河水泛滥的主要原因是过度采伐森林，致使生态系统紊乱，洛阳及其周围地区水土严重流失，河道严重壅塞，结果有雨必溢，无水不灾（注：刘俊文：《唐代水害史论》，《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所幸的是， 唐代长江流域山青水秀，还没有形成黄河那样层出不穷的深重灾难。
如果说唐代湖北山区森林茂密，历经沧桑而变化不大，是稳定生态环境的主要积极因素，那么平原地理环境的变迁则是影响环境变化的另一种因素。
湖北的平原主要是江汉平原，它的变迁以境内湖泊的消长为主要特征。江汉平原曾经有过浩瀚的云梦泽，先秦时代方圆九百里，至魏晋时期仅余三、四百里范围。到了唐代，统称的云梦泽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星罗棋布的小湖群，唐人说这些湖群有一些是“夏秋汛涨，淼漫若海；春冬水涸，即为平田”（注：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21《山南道二》。），看得出仍然在发挥吞吐汛期洪水的作用。不过，由于江汉平原的深度开发，云梦泽的消失，这里的洪水蓄纳量大幅度减少，作为平衡和补偿，荆江分流南注，致使洞庭湖不断扩大，形成“凡阔数百里”的最大行洪蓄洪湖泊，这种沧桑变化唐宋人曾有明确的记述（注：孙光宪：《北梦琐言》卷7《洞庭湖诗》。）， 唐朝僧人可朋也具体描述洞庭湖“周极八百里，凝眸望则劳。水涵天影阔，山拔地形高”（注：《全唐诗》卷849。）。 如此浩瀚的湖泊蓄调长江洪水的能力是空前的，它在减轻洪水对长江中下游的威胁方面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温湿多雨的唐代，长江中游水患频率不仅低于同期的北方，而且低于历史上其他时期。形成这种局面的关键是长江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极高的森林覆盖率和发育成熟的最大淡水湖群，是良好生态的标志，是驯服洪魔的法宝。可以说这是唐代留下来的宝贵启示，当传之千秋万代。此外，我们还要思考的是，生态环境的上述因素之外，还有没有人为的积极因素？有的，唐人也留下了启发性的答案。
三、防洪的要旨是因势利导，治水的方略当引江分流
我国古代积累了丰富的防洪治水的经验，到唐朝已有比较系统的归纳和总结。最基本的是修缮堤防，唐朝法律对于地方官“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有严格的处罚规定。史籍亦有地方官员在长江、汉水中游修筑大堤的记载，如张柬之、徐商、卢钧主持修筑襄阳汉江大堤，李皋修复江陵废古堤等，虽说是卓有成效，但史载不过四、五例。就唐代长达289年的历史来看，仅仅五例，实在寥寥。 唐代长江中游修筑大堤的记录不多，从一个侧面证明本文前面所作的结论，即水患的频率最低。大凡水灾频繁，堤防损耗严重，大规模修缮的次数必多，反之则是一般地维修，自然不载史册。
私见以为，唐朝在防治水患方面最令人称道的经验是——分水势。俗话说“势不可当”，洪水即如此，来势迅猛，不可抵挡。唐人因势利导，采取分流的办法来削弱水势，达到消灾除害的目的。高宗永徽年间，沧州水潦为灾，刺史薛大鼎疏导洪水分流长芦、漳、衡等三渠，洪水分泄，破坏力大减，沧州境内因此不复有水患（注：《新唐书》卷197 《循吏·薛大鼎传》。）。滑州也多水灾，“每夏涨溢，则浸坏城郭”，万余民工开凿新河，“用分水力”，结果旧河水分流新河，该州“遂无水患”（注：《唐会要》卷89《疏凿利人》。）。这些分流洪水的实践见诸北方，长江中游虽未有记载，但荆江水分流入洞庭湖也是一种分水势，不过是自然的罢了。弥足珍贵的是，我国早在二千多年前即已有人为的分水势工程，其代表首推都江堰。李冰在长江上游的支流岷江修筑都江堰，核心就是分水势：“鱼嘴分江内外流”——因势利导分流岷江水，达到既防洪又灌溉的目的。唐代分流洪水的工程恰恰继承了都江堰所体现的人类伟大思想。它给后人以启迪：为防止洪水泛滥，当未雨绸缪，有必要修建分水势的工程，变水害为水利。这一宝贵的经验在当今仍值得借鉴。
当代我们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一方面黄河连年断流，有关专家认为黄河成为内陆河已成定局；另一方面，长江水患频率加快，长江流域洪水威胁增多。这两条并行奔向大海的河流一条陷入干涸的困境，一条面临洪涝的威胁，能不能发挥我们祖先的智慧，采取分水势的办法引长江水济黄河呢？这恐怕不是痴人说梦，我们的祖先曾进行过伟大的实践或尝试。秦代的灵渠即沟通了湘江和漓江，把两江所属的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联结起来，既利于航运，又利于调节水量，既排洪，又灌溉。隋代开凿的大运河不仅沟通了长江黄河两大水系，而且也沟通了海河、淮河、钱塘江水系。这些工程沟通诸多水系的巨大价值自不待言，值得提及的是，唐朝曾承袭先例，进行过沟通长江中游和黄河中游水系的有益尝试——开凿丹灞水道。
丹水和灞水同源于秦岭东段南坡，但流向相反，丹水是汉水的支流，灞水是渭水的支流，这两条水仅有一分水岭之隔，绝水地带不过几公里，只要挖通这几公里，二水即可相通。唐代为了漕运江淮物资，曾着手开通丹灞二水，以取代东南漕运。中宗景龙年间，崔湜建言：“可引丹水通漕至商州（今陕西商县），自商镵山出石门，抵北蓝田，可通挽道。”中宗准奏、命崔湜为专使，“开大昌关，役徒数万”，劈山凿石，终于开出了一条连接丹灞二水的挽道。后来这条挽道“为夏潦奔豗，数摧压不通”（注：《新唐书》卷99《崔仁师附湜传》。）。这项工程最后之所以未能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解决丹灞二水地势和水位的障碍。不过它所体现的沟通南北水系的设想极富启迪意义。唐代一些有识之士在不同场合也提出过类似的设想，如德宗时杜佑设计了一个沟通黄、淮、江水系的计划，大致是由汴州南行，沿蔡河到陈州（今河南淮阳）入颖水，由颖水入淮水，再从寿州（今安徽寿县）入淝水，凿开淝水上游的鸡鸣冈入巢湖，由巢湖入长江（注：《新唐书》卷53《食货三》。）。这条水道沟通水系的作用与隋代开凿的通济渠（唐代称汴河）一样，只是因故未能付诸实现，但这条水道是存在的。
唐代沟通长江中游与黄河中游水系的计划未能成功，但它却激励后代继续尝试。北宋时曾两次开凿有关运河，企图沟通长江、汉水、白河、汝水、颖水、蔡河以达开封。据载，联系江、汉的荆襄河是开通了的，但连接白河至开封间诸水的新凿运河因山洪冲毁堤堰而湮废。这次沟通长江、黄河水系的计划以运河开成后湮废而告失败，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和教训：第一，运河能开凿成功，说明这条线路沟通长江、汉江、黄河水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第二，运河虽然凿成，但终因水引不上而告失败，说明没有充分注意水位问题，以致河道湮废。如果解决水位问题，建造相应的引水工程，沟通水系的目的是可能达到的（注：参考黄盛璋：《历史上黄、渭与江、汉间水陆联系的沟通及其贡献》，《地理学报》第28卷第4期，1962年。）。
上述事例表明，我们的祖先一直有着沟通长江中游和黄河中游水系的美好愿望，他们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探索，给后代留下了有益的启示。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专家提出过南水北调的设想，其中若干调水路线的方案借鉴了上述实践和尝试，不过古代主要是解决水运问题，而南水北调的目的是要解决北方水源短缺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南水北调的设想至今还未付诸实施。今天，在战胜了1998年长江全流域特别是中游的大洪水之后，在总结经验的时候，是否也要注意吸取历史教训，抓住生态这个基本环节，同时研究引长江水接济黄河的可能性。我们坚信：一个建造了都江堰、灵渠的民族，一个开凿过南北大运河的民族，一个在当代成功地修建了红旗渠的民族，一定能够恢复长江流域良好的生态环境，一定能够突破地势与水位落差的障碍，实现引江济黄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