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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856(2006)03—0044—05
邓小平资本主义观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来，学术界就开始了这一课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到目前为止，笔者尚未见到关于邓小平资本主义观研究的专著，相关论文也不多，并且研究成果的质量也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平，许多重要的领域还无人涉及。这里，本文对该课题的研究状况作一简单介绍。
一、学术界邓小平资本主义观研究的缘起和进程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姓‘社’的问题。”[1] 同时，他还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今后，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应该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1]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破除了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困扰改革开放进程的姓“资”姓“社”问题，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过去，人们凡事都要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现在只需搞清楚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过去，对利用资本主义是明里不敢说，暗地里小心翼翼地实践，更不必说公开对这一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现在是要求大胆地利用资本主义，而且也为学术界研究邓小平资本主义观提供了适宜的思想环境。另外，从实践的角度看，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我国改革开放的胆子更大了，步伐迈得更快了，国民经济发展很快摆脱了自1989年以来缓慢发展的局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高速增长阶段。现实的发展使人们切身感受到资本主义观解放的巨大现实力量，使人们切身感受到邓小平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对改革开放实践所起的巨大指导作用，因而对学术界而言，系统全面地研究邓小平资本主义观就成为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迫切需要。总之，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为学术界研究邓小平资本主义观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
1992年以后，学术界对邓小平资本主义观的研究，以党的“十五大”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到党的“十五大”以前。
这一阶段是邓小平资本主义观研究的缓慢起步阶段。这五年时间，邓小平资本主义观研究的相关文章仅十几篇，内容主要是围绕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所强调的“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思想，阐述学习体会，进行科学性论证。因而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研究内容过于狭窄，研究深度不够。代表性的文章有：邓小平资本主义观研究的开篇之作，张晓林同志的《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学习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陈叔红的《论邓小平利用资本主义思想：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体会》、郭绍扬的《邓小平对毛泽东关于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文明成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等。
第二阶段，党的“十五大”以后至今。
1992年以后，姓“公”姓“私”的争论成为阻碍我国改革开放又一新的阻力。因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所以，这一争论的实质还是姓“资”姓“社”问题。对此，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再次冲破了这一争论所带来的思想束缚，使人们在“资”与“社”的问题上又一次获得了新的思想解放。党的“十五大”报告不仅使学术界能够深入到所有制的层次研究邓小平资本主义观，而且最主要的是使学术界进一步认识到加强这一研究的迫切性和重大意义。因而，在这一阶段，学术界对邓小平资本主义观的研究明显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首先，从数量上来看，1997年以后，邓小平资本主义观研究的文章明显增多；其次，学术界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邓小平资本主义观的方法论和理论特点研究、邓小平江泽民的资本主义观比较研究等；再次，学术界改变了过去单纯宏观研究的状况，开始有了少量微观研究。代表性的文章有：赵瑞峰的《邓小平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方法论探析》、管新华的《理论创新与邓小平当代资本主义理论的特点》、李金早与熊伟明合写的《邓小平江泽民的社会主义观和资本主义观》、李爱华的《邓小平对待西方议会民主的科学态度》等。
二、学术界邓小平资本主义观研究的基本内容
学术界对邓小平资本主义观的研究是以邓小平对“什么是资本主义，怎样对待资本主义”的认识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对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也展开了研究。
(一)邓小平对“什么是资本主义”的认识
这一内容是邓小平资本主义观的基石，是邓小平认识其他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因而，邓小平资本主义观研究的相关文章无一例外地、或多或少都要涉及到这部分内容。但是，学术界对这一内容的专题研究却是在党的“十五大”以后，文章数量不多，至今仅十几篇，研究深度也很不够。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邓小平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
1.邓小平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
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基本上还只是通过对邓小平的有关论述进行总结，来阐明邓小平对当代资本主义特征的认识，至今，尚未有文章真正触及到邓小平对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有少量文章提到这一概念，但就其内容而言，实质上还只停留在特征的层次。在邓小平对当代资本主义特征的认识上，学术界争议很少，大都认为，邓小平在整体上否定资本主义，在局部上肯定资本主义。就当代资本主义的整体而言，邓小平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其结果必然是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多党制和“三权分立”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核心，也是资本主义民主的具体形式，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质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民主；资本主义文化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因而必然是颓废和没落的。就局部而言，邓小平认为，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科技经济迅猛发展，为人类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在政治上，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一些具体制度、具体形式却有一定的合理性、科学性和进步性；在文化上，资本主义文化中也有许多积极、进步的东西。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许宝利[2]、李海平[3]、潘卫东[4] 等同志的文章较有代表性。其中，许宝利、李海平等少数同志还提到邓小平对资本主义再发展的认识。
2.邓小平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认识
目前，涉及这一问题文章的观点都基本一致：邓小平坚信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但道路是漫长的、曲折的，任务是艰巨的。对这一内容，王兆铮同志[5] 1997年曾专文论述过，其他许多同志，如金朝晖[6]、陶季邑[7] 等都在文中提及这一问题。
(二)邓小平利用和借鉴资本主义的思想
从总体上说，邓小平关于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围绕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向资本主义学习什么”的问题逐步展开、深化的，因而这部分内容无疑就是邓小平资本主义观的核心。学术界最早研究的就是这部分内容，并且一直都是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邓小平利用和借鉴资本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
利用和借鉴资本主义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新课题，列宁和毛泽东对此都作过许多有益的探索。所以学术界认为，邓小平利用和借鉴资本主义的思想主要是对列宁和毛泽东的相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尽管有部分文章分析了邓小平与马克思在这一思想上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但绝大部分文章还是集中于邓小平与列宁和毛泽东之间的比较研究。
在邓小平对列宁和毛泽东这一思想的继承性方面，学术界的共同意见有这样几点：三者都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现实是利用和借鉴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目的都是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是他们共同的利用对象；三者在利用资本主义的过程中都能坚持辩证的态度，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在发展性方面，学术界有这样几点共识：邓小平强调要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而列宁和毛泽东则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利用资本主义；邓小平通过实行“一国两制”和对外开放来利用和借鉴资本主义，而列宁主要是采取租让制和合作制的方式，毛泽东则主张通过在经济领域对外开放的方式；邓小平把利用和借鉴资本主义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而列宁和毛泽东则是把它作为一种策略来对待。对于以上学术界这些基本一致的观点，崔铁强[8]、卢福营[9]、谢春玲[10] 等同志的研究成果较具有代表性。
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目前还存在着一些尚属一家之言的观点：有的同志认为，除前述的经济原因以外，邓小平和毛泽东都从批判党内“左”倾错误的角度来认识利用资本主义的必要性[11]；彭正德[12]、曹英伟[13] 等同志在文中指出，从本国实际出发，解放思想是邓小平和列宁利用资本主义的共同思想基础；杨启莲[14] 等同志认为，邓小平和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思想的区别在于时代背景、认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思维方式和目的定位三个方面的不同等。
2.邓小平利用和借鉴资本主义思想的具体内容
对于这部分内容，学术界的研究已比较成熟，因而争论不多，观点基本一致。这部分内容的研究主要包括利用和借鉴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利用和借鉴的对象、方式和途径以及标准四个方面。
利用和借鉴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学术界认为，邓小平是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或者说我国社会主义的“不够格”，才利用和借鉴资本主义，同时，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又使邓小平这一思想的实现具备了可能性。另外，在部分文章中还存在这样一些观点：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也是邓小平利用和借鉴资本主义的原因之一；[15] 邓小平利用和借鉴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有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16]
对资本主义利用和借鉴的对象：学术界基本上都认为，邓小平是要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一切领域利用资本主义的好的东西。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张颢[17]、吴昊[18] 等一些同志还特别提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最高成果。当然，至今也还有少数同志认为邓小平对资本主义的利用和借鉴主要在经济领域，如刘成碧同志认为，邓小平“重点是学习借鉴和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16]。
利用和借鉴资本主义的标准、方式和途径：学术界一致的观点是，邓小平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利用和借鉴资本主义的标准，把“一国两制”和对外开放作为利用和借鉴资本主义的主要方式和途径。另外，彭正德[12]、唐月慧[19] 和崔铁强[8] 等同志认为改革和兴办经济特区也是一种主要途径。
(三)邓小平资本主义观相关问题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还对邓小平两制关系论、邓小平资本主义观的方法论、理论特点、以及理论和现实意义等问题展开了研究，但这些都不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其中，邓小平资本主义观的理论特点及意义的研究，学术界才刚刚涉及，笔者仅见过几篇文章，另外两个问题的研究文章也不是很多。对于邓小平两制关系论这一研究领域，目前的研究涉及到邓小平对两制共处的时代条件、共同基础、两制关系的基本态势和总体趋势、两制关系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具体表现形式等方面的认识，学术界共同性的观点在于，都认为邓小平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看作是一对矛盾统一体，既具有同一性，又具有斗争性。在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文章中，郑文瑜[20] 和赵甲明[21] 两同志的文章很具有代表性；对于邓小平资本主义观的方法论，学术界目前存在这样一些观点：邓小平坚持辩证法，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坚持实践性原则等等，其中，邓小平始终坚持以辩证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是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观点，沈雁昕[22]、赵瑞峰[23] 两同志还特别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三、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改进研究方法
笔者发现，这十几年来，邓小平资本主义观研究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相当多的文章都是作者按照一定的思路把邓小平有关资本主义的论述(特别是“南巡谈话”中的有关论述)加以整理而成。这就必然导致研究成果缺乏深度，学术性不强，重复研究多，创新性研究少的结果。笔者认为，今后在研究方法上至少应该作如下改进：(1)要结合改革开放的实践进行研究。众所周知，邓小平资本主义观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最后走向成熟的，邓小平有关资本主义的论述，也是针对改革开放实践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而言的。而且，笔者认为，邓小平对资本主义的一些认识和态度最主要地还是通过邓小平所指导的改革开放实践体现出来。这样一来，我们的研究就一定不能离开邓小平所指导的改革开放实践。(2)要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中认识资本主义。邓小平理论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邓小平从来都不孤立、抽象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他在认识资本主义的时候，是以社会主义为参照物的。如果我们离开这个参照物研究邓小平的资本主义观，不仅不能做到深刻透彻，有时甚至还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2.拓宽研究领域
纵观十多年来的邓小平资本主义观研究，会发现存在研究领域过于狭窄的问题，许多重要的领域，有些才刚刚涉及、而有些尚无人涉及。笔者认为，对于这样一些内容，如邓小平对“什么是资本主义”的认识、邓小平资本主义观的方法论和理论特点、邓小平资本主义观的意义等，当前的研究还相当薄弱，今后应该加强；而对于另外一些重要内容，如邓小平对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邓小平资本主义观的形成过程、邓小平资本主义观的理论体系、邓小平资本主义观和社会主义观的关系等，至今尚无人涉及，今后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3.加强微观研究
目前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整体上阐述邓小平对“什么是资本主义，怎样对待资本主义”的认识，而缺乏对邓小平资本主义观各个组成部分的细化研究，比如李爱华同志专门撰文深入探讨邓小平对待西方议会民主的科学态度[24]，李毓萍同志专文探讨邓小平资本主义观的实践性方法论[25] 等这样的微观研究相当缺乏。笔者建议，今后学术界除了继续进行宏观层次的研究外，还应该把相当多的注意力放在微观研究上，比如在政治领域，邓小平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务员制度、行政管理制度以及法制建设等都曾多次肯定，而对于西方国家的多党制、三权分立的根本政治制度则是多次尖锐批评；在经济领域，邓小平反复谈到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私有制和两极分化；在精神文明领域，邓小平多次赞扬新加坡良好的社会风气等，只有加强对这些微观内容的研究，我们的研究才能深入下去，否则只能是泛泛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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