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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环境与自主的个体在历史的演进中互动而生成的产物，是人类在数千年的知识积累过程中不断突破既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旧模式而且不断地把人的价值放在首位的产物。知识经济以电脑、数字通讯网络和新传播手段为载体，借助信息和知识的学习、传送、扩散、再生、创造性转换而使财富的生产方式、人与人的交往方式、人与自然的互馈方式发生了革命的、意义深远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应注意到人的自主性与首创性在整个知识经济演进的革命性浪潮中的核心的、关键性的地位。没有一种灵活的、适合人的不同需要并激发人自身的个性和创造性的社会教育体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那些发现历史进程的“蛛丝马迹”，参与历史变革的先行者以及许多将要汇入到这个历史进程中的智慧群体就难以出现或一旦出现了也难有用武之地。尽管在一定意义上说，人创设了制度。但是既定的制度却塑造了人的个性。人生活在制度体系中，于是人也制度化了。我以为这是一个关键命题。
知识经济与经济增长：美国与日本的案例
在欧美各国实现工业化和进入后工业化之后，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美国经济在里根政府的第二个任期内出现颓势，理应及时调整。为了维持共和党执政，里根和后来的布什政府采取各种政府干预防止经济衰退，结果适得其反（徐滇庆，1998）。到了克林顿时代，美国看出了新时代已经出现的苗头，认为电讯业、电脑业、信息业、知识产业将成为新时代的主流产业，因此迅速调整国内政策。1992年，美国副总统戈尔在他的《复兴美国的设想》中说，50年代在全美建设的高速公路网在以后的20年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为使美国再度繁荣，就要建设21世纪的“道路”，它将使英国人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将使美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这个新的“道路”，就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信息高速公路”。1993年9月，克林顿政府提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建设一个由高速通讯网络、计算机、数据库及各类电子产品组成的网络，使人们几乎在任何地方与任何目的地进行通讯联系。这个计划一旦实现，将大大降低美国国内贸易和企业经营的交易成本，同时也将使美国人更多的分享知识和信息，从而增加财富创造的机会。为完成这一宏大工程，需要投资4000亿美元。因此，克林顿政府在具体操作上坚持“民建、民有、民享”的原则，充分尊重并调动民间的经济力量，只是在规范通讯网络标准、排除各种障碍、保护网络安全、支持基础研究方面提供适时的政策安排和制度安排。
十年前，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第一篇论述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文章都谈及日本的经验而认为美国已经无可奈何地衰弱了。而在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发现，美国又重新安上了经济发展的引擎，拥有大量象INTEL、MICROSOFT这种开放特征的创新性的高科技的公司。人们发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60%～80%，高科技、新知识带来的高效益已大大超过了传统观念中的资本和劳动力。美国过去三年的经济增长中有27%要归功于高科技的决定性力量，而传统工业的支柱产业——汽车业的份额只占3%。美国的实际经济增长有1/4来自信息技术的产业，目前该行业的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8%以上。
过去三年，日本经济却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困难重重。虽然日本的工业体系已到了调整产业结构关键时刻。但是日本的工业家和银行家们并未意识到一场与三千年前农业取代游牧业、三百年前的工业取代农业一样具有深远意义的产业革命已经拉开了序幕。他们还在迷恋工业制度给日本所带来的骄人业绩，并且总是用尽心力去维护工业制度所培植的政治经济势力。1998年7月15日《产经新闻》报道，日本1到6月份倒闭企业的负债总额为63553亿日元，倒闭企业数达10162家。美国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认为，日本政府缺乏战略。当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已远远超出国内需要时，它把目光瞄准了海外。大藏省在80年代中期有意走上“泡沫经济”的道路。其本意是提高日本企业在国外证券市场的市值，为日本能在国外收购子公司及分支机构筹措资金。象19世纪的英国一样，日本即将成为靠股息过日子的国家（霍勒曼，1998）。但是，这个举措造成了日本产业“空洞化”，其国民和企业在已经饱和的国内经济结构中只能把资金投向房地产和金融市场。在证券市场的需求十分旺盛的情况下，企业的市值不断攀升，这使人们加大了金融投机的预期。加上日本的政治、经济模式使其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高度融合，日本出现“泡沫经济”和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东南亚爆发了自去年7月开始的金融危机，更使日本的国外需求暴跌，从而加重了日本“泡沫经济”对于传统经济体系的危害。战后最严重的萧条正在直接冲击着日本企业。桥本内阁的垮台说明日本的衰退决不仅仅是一场经济危机，而且是一场政治危机。就在日本经济回升乏力之时，美国经济却一扫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就已出现的经济衰退的陈腐之气，而从1991年开始就踏上经济振兴之途。经济增长已连续7年，所有经济要素似乎都在密切配合。失业率低于5%，通货膨胀率稳定在3%左右。1994年，美国经济增长率是4%，1996年到1997年经济增长率更是达到5%以上。
一方面，是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是那个曾经要想成为全球经济、政治大国、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日本经济陷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
实践证明，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高速发展之中，必然会产生许多结构性问题。各国政府为了维持高速增长，往往在经济繁荣期内采取各种经济、政治手段来推迟必要的调整。而当这些问题被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萧条。在萧条期，一些企业破产，一些企业萎缩，这就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历史反复证明经济周期是不可抗拒的（徐滇庆，1998）。然而，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有必要透过现象看到这次经济结构调整的本质：这一次经济结构的变动，已远不仅是工业经济内部的结构性失衡，而是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的深刻的质的跃迁。在工业经济时代，资本无疑是一种战略资源。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资本和劳力的投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要靠投入的各要素成比例的增加，任何单一方面要素的提高都会最终造成收益递减，这就是著名的收益递减规律。然而，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社会中，体现于人力资本和技术中的知识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核心。知识可以提高投资的回报（收益递增），而这又可以反过来增进知识的积累。这样，存在投资持续增加从而导致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可能性。知识可以从一个企业转到另一个企业，可以用极少的额外的费用复制新思想。这种转移可以减轻由于资金短缺对经济增长的压力(OECD,1996)。显然，新经济结构的改变并非要全部改变工业资本的生产流水线，而是要在生产、经营的整个过程中渗入更多的知识含量、技术含量直至用知识和人的首创性来最大地甚至最终地替代资本和劳动。
构建新体制：一个使社会处在不断学习和创新过程中的激励源
也许有人认为工业资本积累的数量仍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而把目前非常引人注目的新经济状态看作是好事者制造的“神话”而已。在我国尤其会产生一股抵制新经济时代所要求的制度变迁的合理性“逻辑”的内在于社会的力量。这是因为：工业资本的扩张在我国这个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80%上下的国度里还有大量的空间，工业化始终是我国进入新世纪的一个重大战略选择。另外工业资本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决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力量，它已经与社会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观念体系合二为一了。工业资本的主要特征在于：它必须是大生产的规模经济，与此相适应的是科层的，上下等级分明的管理结构。这种金字塔式的管理方式与政治运行的传统体制是类同的。它必须确立一个中心，而其它的外围组织只是这个中心的层层代理。正如人民委托了一个执政党一样，股东们委托了一个叫做董事会的权力机构。这个权力的放大体系与工业文明是恰然对应的。无论是政治的权力构架还是经济的权力结构，其本质都是资本配置的作用方式。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政治活动不过是对经济体系配置资源的作用机制的一种替代。经验证明，政治活动是不可能全部取代市场调节资源的功能的，相反却要以市场机制为依归。正如人们习以为常的一句话：市场经济机制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
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认为，一个新文明正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新的文明带来了新的家庭风格，改变了工作、爱情和生活方式，新的文明还带来了新的经济、新的政治冲突，尤其是全新的思想意识。他认为，我们所面临的冲突其实质就是第二次浪潮（工业文明）与第三次浪潮（信息文明）之间的冲突。第二次浪潮创造了反映和要求批量生产的群体化社会。可以说，新经济的产生建立在人的需要的基础之上，它不单单是数字符号，而是现实生活的实际内容，它只不过是把现实生活用数字手段加以表达罢了，正如工业资本曾经表达了人们对财富、对权力的诉求一样。从前人们总感到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家们对于民主自由的思想过于浪漫，他们把人的权利看成是天赋的，神圣不可侵犯。然而现实政治经济的“铁律”总要把这些人文色彩过浓的理论打磨得粉圆溜滑。工业资本曾经承载过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哲学赋予它的历史使命；但垄断的政治经济势力却总是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和逻辑来改造这些理论以适合等级制、单一性、规模化和政治总动员的生产、经营、扩展和威权化的内在需要。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总是会通过经济周期的剧烈波动和政治形势的变幻来表达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与垄断化了的政治经济现实的紧张冲突。工业资本对于以洛克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容纳是十分有限的。
知识经济或者新经济时代将以网络技术和具有创新思维的人力资本淡化或者在极大程度上消解上述冲突。它们将构造一系列与现实本身恰然对称的“虚拟现实”即电子商场、电子证券交易所、电子贸易大厅、电子议政厅、电子议会、网络公民代表大会、网络大学，所有这些新经济政治因素将大大减少经济交易过程中的中间环节，从而使交易双方直接见面，节省了交易成本，经济中的垄断因素将逐渐减轻它的负面影响。而政治活动也从此更其社会化了。在新经济时代，人们对垄断的作用所引起的后果一直争论不休。
网络技术、数字通讯手段使得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有了民主建构的物质基础。知识经济时代就象是三百年来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洛克、孟德斯鸠、卢梭、休谟、斯密、米塞斯、哈耶克的思想的一种有力的现实回应。浪漫的古典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将因网络化而更加“拟物化”了。它们的浪漫性将逐渐减少，而真实性、真理性、可操作性将得到加强。因此，印刷术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通信民主。因特网使之前进了一步，使信息的流动变得更加难以阻止了。技术给每一个阶层的人们赋予了力量，它使人们获得了以往从未有过的信息和参政途径。所有这一切将在每一个层次上加强每一个国家的民主（比尔·盖茨，1998）。信息化、网络化是民主政治的天然的物质基础。
比较日本与美国的经济结构的演变史，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美国天然地需要信息产业和网络业就正如网络业、信息产业需要美国一样。如果美国不在其早已成熟的工业资本的经济体系中引入新的经济要素，那么，美国经济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强劲发展的态势。反过来，网络业与新经济的茁壮成长天然地就需要比尔·盖茨、安迪·格罗夫这样的人。单靠模仿已经不可能在新经济时代中创造奇迹了。因此日本无可奈何地落伍了。知识经济体系中的产品周期已大大缩短了，以致于它只信奉一个法则，那就是“创造”。一句话，知识经济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发展土壤——它正是能使人们拥有自我学习、自我创新、自我超越的教育体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
由此就导出了一系列结论与政策主张：
1、知识经济是在充分知识化的社会中发展的经济。它的外形是无形资本、人类社会的知识总量、人力资本、智能、高科技、网络、电脑等等，它的内核或者内在精神则是一个开放的观念形态：人的精神、社会的精神、制度的精神都将更加体现人对精神的需要与物质财富的需要的真正统一。
2、知识经济将加剧经济的全球化浪潮，资本、技术、人才在快速流动，这势必对一个社会由来已久的僵化的教育制度和户籍制度造成严重的冲击。我国教育体制的僵化体现在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对教育系统的管理高度行政化。而且教育单位（主要是学校）所受的约束包括政府部门的诸多干涉。比如对于教育单位人才流动的干预：对于学校招生人数的强制确定。这些约束使中国的教育自身缺乏组织创新的内在冲动。人员缺乏流动使学校尤其缺乏活力，一种类似“宗法”观念、等级制、官本位之类的东西借此在教育体制内落脚生根，使我国的大学普遍缺乏首创性和自主性。经验证明，我国的高校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这与知识经济的时代要求是不相吻合的。那么，如何改革高校制度呢？很显然，给高校以高度自主权，取消全国整齐划一的高校入学考试制度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检验教育成功与否的尺度只有两个：市场与历史。市场从办学效益上去评价一个教育单位（比如大学），关注的是教育的短期功用；而“历史”从大学等教育制度对于人类的真正贡献去评价它，注重的是教育的长期演进的动态结果。因此，单纯要求大学与市场联系起来显然是短视的。我国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不到1%（甚至不到0.5%），就是因为政府官员认为，教育是一个不能产出起码不能在短期内产出的单位，增大教育投入与其任期内的政绩没有过大的“关系”或相关性，因为“教育”在一个官员的任期内离GDP实在太远了。
在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的今天，我们理应全方位放开私立大学的创办资格，并允许它们给自己的毕业生以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这样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国家的财政压力，使社会资源能更多地配置于教育。知识经济要求终生教育，只有这样才会持续地给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以动力。很难想象，一个封闭的教育系统能够承担这样的历史性任务。一种固步自封的教育体系所体现的教育思想、人文精神、评价标准、行为准则、运行方式、人才观念是与新经济时代的社会价值观、社会意识形态、政治理念、时代精神不相吻合的。
3、20世纪人类陷入过席卷全球的经济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经历着空前的灾难。传统的商品经济制度陷入深刻的矛盾和危机。生产停滞并大幅度下降，人们大范围失业；银行倒闭，股市狂跌；整个经济走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这一切都不是因为不足而是因为生产太多了。这是多么荒谬而令人类感到难堪。对社会经济危机的恐惧和批判，导致对一种理想的公有制、理想的计划经济制度的向往和对国家的迷信、对政治权威、集权政府的追求。历史证明，不存在什么绝对理想、绝对优越的经济制度。经历过20世纪自身变革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可能是好处更多、害处更少、效率较高、成本较低、刚性较弱、弹性较强，排他性较少，包容性较广，比较易于自我更新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朱厚泽，1998）。
正如阿琴·刘易斯所说的，经济的变化并不完全产生于制度的变化。经济增长可能产生于资本形成的增加，新技术知识的应用，或者不是源于制度变化的其它因素。反过来，制度的变化可能也不是产生于经济的变化，比如由于宗教的原因而引致的制度变迁。但是显然，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制度促进经济增长取决于制度使报酬和努力联系在一起的程度，取决于准许找出并抓住经济机会的自由(1996)。因此，一种制度如果鼓励人们去利用新出现的一切经济机会并且保护由此而拥有的一切财富，那么，这种制度就有利于增长的方式发生变化。反之就一定会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从这个意义来说，制度变迁对于我国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认为：21世纪，知识经济将逐步占据国际经济的主导地位，知识经济对发达国家而言，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对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则是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严竣的国际竞争，我国必须尽快建立以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为骨干的国家创新体系，它应当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引擎(1998)。显然，这个“国家创新体系”应该也必然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教育体制的创新。看来，为了使我国能在二十一世纪真正成为世界级的强国，为全球的发展与和平贡献其特有力量，一个与知识经济时代相适应的制度变迁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
注释：
①③徐滇庆：《世界格局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301页。
②（美）利昂·霍勒曼：“日本的衰退不是偶然的”，载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1998.7.30)。
④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6年年度报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转引自《知识经济专家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194页。
⑤（英）《经济学家》（周刊）：“全球性经济衰退可能已经开始”(1998.8.29)
⑥路透社华盛顿9月5日电，见“参考消息(1998.9.8)”，第四版。
⑦（美）阿尔温·托夫勒：《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上海三联1996年5月版，第1～10、第13～19页。
⑧（美）比尔·盖茨：“技术双雄会”，载美国《福布斯》杂志(1998.7.27)。
⑨朱厚泽：“无限的智能与智能的无限”，转引自《知识经济专家谈》，第20页。）
⑩（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1页。
(11)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1994年5月版，第61～70页。
(12)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转引自《知识经济专家谈》，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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