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的平庸_共产党员先进性论文

论党的平庸_共产党员先进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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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307(2006)02—0049—05

一、前言

当前,在全党开展的先进性教育活动,正在巩固和扩大第二批整改成果,超前谋划第三批。众所周知,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在我看来,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防止蜕变,特别是拒腐防变,保持先进性;另一方面是消除平庸,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两个方面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腐败可以亡党亡国,平庸也可以亡党亡国。只有既反腐又反庸,共产党才是货真价实的先锋党,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

二、党内平庸的内涵

“平庸”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寻常而不突出、平凡”[1] (P882)。但我认为平庸不等于平凡。一个平凡的人干的或许是一份很平凡的工作,然而他却可以做得扎扎实实、有声有色,我们可以说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塑造了不平凡的人生;一个平庸的人,拥有的也许是一份令人羡慕的职业,然而他也可能在自我陶醉中露出自身的平庸。平凡和平庸虽是一字之差,但平凡与平庸的人格却有天壤之别。安于平凡并不等于甘于平庸。平庸往往具有缺乏激情、缺乏特色、缺乏才能、缺乏自我、缺乏主见、消极无为等属性。

而党内平庸往往是指党内一部分党员甚至是一些领导干部党员意识不强,在平时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要求,不求有寸功,但求无大过,得过且过,他们的德、勤、能、绩与普通群众相比,寻常而不突出,甚至还不如普通群众。

三、党内平庸的表现类型和危害性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近7000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政党,这样庞大的组织,管理起来非常不容易。客观来说,我们的党员队伍呈菱形结构,中间大两头小,即大公无私、敬业奉献的优秀党员只是当中的一部分,而严重脱离群众,贪赃枉法的腐败分子也是极少数。中间部分数量相当大,其中大部分人普通而平凡,但他们认真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为党的伟大事业尽心出力,特别是“在关键时刻能站出来,在危急时刻能豁出来”。然而在不少党员身上也出现了平庸化的趋向,他们在生活作风、工作作风、道德水平方面都不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思想政治觉悟如同一般群众。他们往往缺乏鸿鹄之志,也提不出宏图大略,平时工作的基本准则就是“万事不出头,事事居中游,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工作中从无大的建树,亦无明显过失。一般来说,党内平庸者可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从众消极型。这类人也许原本工作积极,热情和责任感也不缺,但由于缺乏独特的个性和坚定的信念,容易受外界影响,与平庸者“同流合污”,消极地认为“平庸的又不是我一个,我不平庸又能怎样?”从而变得精神空虚、懒惰怯懦、浅尝辄止,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2.具体事务型。这类人生活态度积极向上,整天忙忙碌碌,工作似乎也勤快,但能力太弱,缺乏整体的工作思路和宏观视野,缺乏计划性、预见性、创新性和持久性,对自己的本职工作,特别是领导管理职能,不能很好地去履行,工作没有多大的实绩。

3.热衷应酬型。这类人心态浮躁,耐不住寂寞,不愿静下心来学习知识、研究业务,而是非常喜欢场面上的应酬,拉关系、走后门,热衷于各类文山会海,尤其是某些党员干部整天忙于喝酒、剪彩、讲话等社交礼仪活动,弄得筋疲力尽而碌碌无为。

4.人际争斗型。这类人在工作中没有什么创见,但却爱讲闲话,爱传播、打听各种谣言,争强好胜,追名逐利,积极参与单位内部的派系斗争,他们看起来好强,实则平庸,于己于人于集体都不利。

5.怀才不遇型。这类人时常抱怨自己大材小用,对现有的本职工作不热心,为自己的平庸寻找借口,牢骚满腹,对别人吹毛求疵,但真要去解决和处理实际问题,往往眼高手低,做不出成绩来。

6.沉湎往事型。这类人老是沉湎和流连于往事之中,张口闭嘴就提“当年勇”,常常感叹单位“今不如昔”,对现实缺乏清醒认识,对未来表现冷漠,缺乏进取心。

尼采对“当今时代”是这么说的:“平庸是时代的危险所在,它无法再吸收传统知识;现代生活杂乱无章,令人湮没无闻:现代的喧嚣令一切无以生长;人们谈论一切,却对一切闻所未闻;一切都掉在浅水中,没有什么沉入深深的井中;一切都是飞短流长,一切都是流言蜚语!”[2] (P258)如果说在今天的中国,腐败错在其“作为”的事实,做了不该做的事,那么,平庸则错在其“不作为”的事实,该做的事没好好去做。党内平庸现象的危害性虽然不像腐败现象那么显现、剧烈,也不像腐败那样让人深恶痛绝,但其危害是潜在的、缓慢的、长期的,它就像慢性传染病,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医治,就会转化为痼疾,成为不治之症。当平庸的数量由个别到普遍,就不是简单的1+1=2,而是1+1>2,就会大大降低党和政府工作的效率,严重影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和信任度,甚至威胁到党的执政地位。

四、党内平庸产生的根源

出现党内平庸现象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有理论根源,又有现实因素,既有内因又有外因。

1.从理论上分析,是由于“集体行动的逻辑”——搭便车行为的产生

传统集团理论认为,集团和组织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个人可以通过组成集团实现其“共同利益”,因此,集团的基本目标也应是实现共同目标,即“集团利益”最大化。譬如,同一社区的人会保持公共环境卫生;消费者会组织起来与售卖伪劣产品的商家斗争等等。但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者门瑟·奥尔森却认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和集团的利益。”[3]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奥尔森的论证逻辑是这样的:集体利益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消费具有非排斥性(non-excludability)和非竞争性(non-rivalness)的特点,所有集体的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包括那些没有分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成员。例如,由于罢工的胜利,工人获得加薪,这对所有工人都有好处。但那些参加罢工的工人却承担了所有风险和成本。这种不合理的成本收益结构导致搭便车的行为。奥尔森因此得出一个结论: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

今天,随着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抬头,在我们党内也出现了较严重的搭便车行为。毋庸置疑,当国家、社会、共产党的利益受损时,群体、个人的利益也会受损,但如果将某一项政策带来的损失分摊到个人身上,其数目就微不足道,这时候,个人的搭便车行为(袖手旁观,等别人来管这番“闲事”)是理性的选择。比如,我们党员中常常听到“花国家和共产党的钱不心疼”这种说法,描述的就是这种心态。其中,乱花国家钱的人直接从花钱中受益,当然不心疼;而看着别人乱花国家的钱也心疼不起来,因为那些钱即使自己有份,也只是7000万份之一,甚至是13亿份之一,所以,国有资产流失也好,党和政府的形象受损也好,“主人翁”就是着急不起来,这种冷漠的搭便车心态被称为“理性无知”(rational/ignorance)。

苏共、罗共的实践证明,一个政党人数多不一定就强大、就有生命力,数量并不能代替质量。我国现有近7000万党员,占了总人口的1/20,然而面对社会发展中一系列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相当多的党员、干部一时间感觉不知所措,无所适从,加上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于是,搭便车行为就自然而然产生了。许多理性、自利的人害怕担风险,宁可因循守旧、按部就班,也不愿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宁可坐井观天、坐失良机,也不愿主动出击、寻求发展;宁可同流合污,一团和气,也不愿开展批评而得罪人;宁可牺牲党的利益,也不愿牺牲个人的利益。总之,不愿为集体行动的成果而承担个人风险和成本。许多党员对自己和他人的平庸化表示无奈和宽容。可见,今天党内平庸化的出现跟一些党员搭便车行为的选择是分不开的。

2.从现实上考察,是由党内党外错综复杂的各种因素交织而成

第一,一部分党员忽视了主观世界的改造,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缺乏对人类的终极关怀,这是党员平庸化的最根本原因。随着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新时期新任务对广大党员提出了新的要求,但不少党员干部学习政治理论的自觉性不高,不重视主观世界的改造,无法正确应对艰难复杂局面的严峻挑战,动摇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失去了前进的动力,思想观念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工作上标准不高,要求不严,缺乏钻劲、韧劲,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与当前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适应;生活上讲究实惠,贪图享受,讲得失、比待遇,还说什么“不是讲以人为本嘛,党员也是人,是人总是以利益为基础的呀”,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求相差甚远。

第二,客观上存在的党风不正、党内腐败现象给党员平庸化带来负面影响。近些年来,社会阴暗面暴露得较多,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中,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一些党员干部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等现象依然严重,群众怨声载道,党员在群众心目中的威望降低,也严重挫伤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和光荣感,动摇了一部分党员对党的信心和信任,也降低了对自己的先进性要求,不是见贤思齐,而是见懒生惰,不求上进,变得日趋平庸。

第三,组织制度不够完善,考核评估体系不够健全,教育和监督乏力,为党员的平庸化保留了生存空间。长期以来,对党员的考核评估体系流于形式,在评估中不能实现定性和定量的充分结合,不能全面准确反映各级党员干部的德、能、勤、绩的真实情况;民主评议时怕得罪人,不敢动真格,只求过得去,不出大问题,“只进不出,只上不下”,大家均为“合格”,彼此心照不宣,皆大欢喜。显然,这种考核机制对那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的人就失去了制约。同时,长期以来组织制度比较软弱,有些组织人事部门对领导干部中的平庸之辈不批评,不教育,对那些问题严重者不是让其反省改过,而是采取动一动、挪一挪的办法,有的虽已降职使用,但仍在任免书上加上括号——“享受原××级待遇”,还有的让其继续占着位置,平庸者下不去,真正德才兼备的人就上不来。另外,优秀党员的评选工作在一些基层党组织被利益化,谁评职称、谁有用就先让谁,所谓“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诸如此类的潜规则也大大挫伤了先进党员的积极性和进取心,致使一部分人“看破红尘”,投身平庸者的行列。

第四,从党外来看,大众审美取向的平庸化、媚俗化和享乐欲望等误区也造就了迁就平庸的文化环境和舆论环境。有识之士说过:“一个贫乏的时代很难产生丰富的文化时尚,而一个贫乏的个体很难产生丰富的人性需求和人生趣味。”[4] (P397)不可否认,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多元化,国人的审美观念与人生情趣发生了悄然的革命,流行文化解放着人性和生活的贫乏,通俗化使现代人从那种过分沉重的政治负担和伦理本位中解脱出来。然而,这种解放并不是尽善完美的,文化多元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社会思维的困惑化倾向、价值心理的物欲化倾向、文化心理的粗俗化倾向”[5],这表明社会政治观念的明显淡化和主流文化的明显退化,国民的文化水准和道德水准下滑之势难以遏制。一些党员在世俗化、享乐化的靡风俗气中,也渐渐淡化了自己的角色意识,将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得过且过。同时,官场的腐败之风、干部对酒色财气的追逐,也更加诱导了社会文化的享乐欲求,加重了社会声色犬马、歌舞升平的本能庸惰心理,从而造成恶性循环。

而与这种文化氛围相适应的则是社会舆论的过于宽松。当前,我国社会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做“这年头谁也不容易”,言外之意是:因为不容易所以没什么可埋怨的,更没什么可批评的了。于是,“理解万岁”就成为待人处世的准则,迁就平庸就成为我们多年来的美德。社会公众对党员的先进性要求降低了,群众那“雪亮的眼睛”都一致对准了腐败现象,而面对一个党员干部为官多年却无所作为,没什么政绩,很多人会说“他是个好人,为官不贪就很难能可贵了”,从而在心理上接受了“无功亦无过”的党员干部,对党员平庸现象表示宽容。而长此以往,这种“理解万岁”的自欺欺人的谎言和过于宽容迁就的社会舆论环境,造成许多党员惺惺相惜,为自己的平庸无能寻找借口和参照系,渐渐放低了对自己的要求,最终势必放任了党员平庸化的滋生和蔓延。

当然,造成党员队伍平庸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的原因,一些腐朽的封建意识也在影响着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比如将“中庸之道”庸俗化为“上游冒险,下游危险,中游保险”、“万事不出头,事事居中游”,或受“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思想的影响,明哲保身,不敢冒尖。

五、遏制党内平庸的对策思考

对于日渐暴露的“平庸化”问题,全党、全社会必须从认识和观念上入手,深刻认识党内平庸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并予以高度重视,调动我们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克服平庸,真正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1.党内要练好“内功”,加强先进性建设

遏制党内平庸问题,首先要在党内得到解决,要加强党自身的先进性建设。而先进性又有党的先进性和党员的先进性之分。

(1)党的整体先进性建设——加强制度创新,建立预防和消除平庸化的长效机制。邓小平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6] (P333)。所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定要首先在制度和体制上下功夫。

首先,要健全择优汰劣的选拔制度和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党员平庸化。中国共产党正在迅速发展壮大,要不断吸收新生力量,然而在一些基层却出现为完成指标不求质量的现象,带来严重后患。共产党员作为先锋队的一员,应该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这种先进性,在入口处就要严格把好关,认真贯彻“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保证新入党党员的质量,防止落后分子、不健康分子的进入。同时,在共产党员中选拔任用干部,更要进一步把好关,坚持民主考评、公平竞争、择优汰劣,保证党员干部队伍的高素质、高质量,坚决杜绝种种品行不端者、以权谋私者、昏庸无能者混入干部队伍。要实行严格的干部选拔提名和考核责任制,切实把真正优秀、“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人才选拔出来。入党、提拔,不是简单的选一个人、评价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导向问题,即引导大家向哪一个方向努力的问题。选一个好人,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当好人;选一个坏人,就会冒出越来越多的坏人。所以,改进和完善入党、选拔的制度和机制,是保证共产党员质量和先进性的第一个关口。

其次,要切实加强教育和监管,从过程中克服党员平庸化。这些年来,有些同志在入党时、在写申请书时动机是纯洁的,但入党后就发生变化了,信念不一样了,在各种思潮的相互激荡中变得分不清方向了;还有些本身就存在入党动机不纯的问题,为了捞个一官半职,为了拿取一张党票,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少数党员入党后或者满足于现状,小富即安、小进即满,或者消极颓废,平庸无能等等,这些问题归结到一个点上,就是党性不强。这里各级党组织其实也有很大的治党不严,教育和监管不到位的责任。所以,各级党组织必须结合党员队伍的实际,通过丰富有效的组织生活和载体,继续加强对于党员的学习培训、日常管理、指导帮助,包括加强对于党员的政治监督和纪律检查。党内监督的对象不仅仅是那些违反党纪国法的腐败分子,对于那些自甘平庸,不像党员的党员干部,在教育无效的情况下,我们同样可以将其清除出党,从而切实执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规定,经常给党员敲响警钟,防止党员队伍中各种平庸现象的滋生。

再次,要完善赏罚分明的激励制度和机制,从结果上抵制党员平庸化。前面提到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他认为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集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但奥尔森还发现,集体行动在两种特定条件下比较容易产生,一是集体成员的“不对称”,即集体成员收益的不对称。个别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来得越大,他为集体行动作贡献的积极性也就越大。二是“选择性激励”的存在,它可以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两种。正向激励通过奖励性方法,刺激集体成员为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作贡献。反向激励是惩罚搭便车的措施,如剥夺搭便车者的某种成员权利,禁止搭便车者享受集体行动的成果等。

分析上述两个条件,集体成员的“不对称”情况一般是既定的、客观的、自发的,也是外力难以左右和改变的,而能使外部性内化的比较有效的措施应该是“选择性的诱因”——即赏罚分明的激励机制。心理学认为,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潜在需求是人的“思想指挥官”。党员既是普通的自然人,也是一定程度上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政治人。从理论上讲,每个党员都有“受到尊重”的潜在需要,都有“自我实现”的潜在追求。因此,建立起多种经常性、正常性的创优、奖优、倡优的表彰宣传机制和奖励机制往往会激发起党员自我改进、自我提高的内在动力,使广大党员不断修正潜在的目标导向。当然,对党员和干部个人,我们要讲奉献,不能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不能要求自己做每一件事都要得到回报和奖赏。但作为整体的制度和机制,不能不讲公正,不能不讲赏罚。坚持公正、赏罚,一棵棵先进的小苗就会不断茁壮地生长起来,汇集成繁茂的林木。但如果没有公正和赏罚,就没有了先进性生长的环境和条件,即使有一些先进的小苗,最后也很可能会枯萎衰亡。

(2)党员个体的先进性教育——加强党性修养,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周恩来同志指出:“每一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一个共产党员如果认为自己改造完成了,不需要再改造了,他就不是好的共产党员”[7] (P335)。所以,预防党内平庸化不仅需要我们党发挥整体先进性,更需要我们每一个党员自觉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当作终身的必修课。广大党员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觉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基本理论、方针和政策,努力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增强党员的角色意识和责任意识,树立正确的“三观”和“四信”,克服庸惰心理,积极进取,开拓创新,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同时,要钻研业务,博采众长,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共产党员的能力不能弱,只有能力强,才会有本事、有勇气、有信心干事,才能有条件赢得百姓的口碑和信任。只有每个共产党员都能按照党员标准、“两个务必”和“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进行自省,不断改进,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先锋模范作用,才能使党充满活力,在领导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的伟大进程中发挥先锋党的作用。

2.建设先进文化,重建大众的人文精神生活,从外部消除平庸化赖以生存的土壤

为了消除平庸,保持党的先进性,除了全党上上下下都要把大练“内功”作为永恒的课题以外,还要采取综合治理的方法,从改善社会整体环境入手,特别是要改善当前平庸化、媚俗化的审美取向和迁就平庸的文化环境,建构新的审美价值形态,重建大众的人文精神生活。

而新的审美价值形态的建构、新的文化价值的依存,根基在于民族优良的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弘扬。没有完善的道德教化修持,不会有人文精神的淳化,不会有审美主体的高尚,不会有国民精神素质的提升。只有对我们民族优良的传统道德文化进行科学的体认、辩证的梳理、现代的诠释和成功的转换,才能够找到传统与现代接轨的契合点,才能为社会主义新文化、新文明找到坚定的依托。比如,孔子倡导的“发愤立志、笃行实践,仁智并进、全面发展,敢于负责、乐于奉献,拒绝平庸、追求不朽”[8] 的理想人格模式,对于我们广大党员反对平庸、追求卓越具有重大的教育和启迪意义,非常值得我们汲取和借鉴。所以,正如韩国中央大学梁承武教授所建议的“应当透过现代方式的解释和教化,使儒家成为大众的儒家,活现在大众之中”[9],我们要对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优良的民族道德文化进行全面性的现代转换,并在民众中进行普及教化,以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和文化品味,为共产党员反腐反庸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和社会风气。

综上所述,反对平庸化和反腐败一样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和反腐败一样要坚持内外因相结合、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从思想上筑牢防线,从源头上加以预防,从体制创新、优化环境上努力铲除平庸化滋生的土壤,加大力度,防微杜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逐步克服党内的平庸化现象,使更多的党员干部能够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建立不平凡的业绩,真正体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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