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何以反腐失败
胡伟光 周全华
摘 要 抗战中后期国民党内腐败之风日盛，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采取严刑峻法铁腕治腐，加强组织工作强力反腐以及组建专业的反腐机构“燕廉”专司反腐，甚至派蒋经国坐阵上海“打虎”。结果却是“越反越腐”，无法挽回国民党败亡的结局。腐败就像癌症已经深入国民党“骨髓”。国民党腐败的根源乃是寄生在这个国家身上的强大的官僚资本的腐朽统治，而“一个腐败的政权是不能真正反腐败的”。
关键词 蒋介石 国民党 腐败 教训
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官员贪腐现象与日俱增。尤其是抗战中后期及全面内战时期，国民党官员依仗抗日有功，居功自傲，贪腐明目张胆、变本加厉，官僚腐化比较北洋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连美国政府都因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而对其丧失信心。1944年6月，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在给来华的副总统华莱士的文件中写道：“政府的与军事的机构，自上到下，被空前庞大的与公开的贪污所浸沉败坏。”[1]1931947年7月，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率调查团访华，在对南京、北平、天津、汉口、沈阳、旅顺、青岛、济南、台湾等地进行考察之后，魏德迈等人对国民党官员的腐败无能深感震惊。8月22日，他在国民政府全体部长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指责“各级政府贪污和办事无效能”，要求国民党政府罢免贪污和无能的官员[2]243。蒋介石很早就知晓充斥于国民党党部、各级政府、军队当中的贪腐行为，一开始他本人也下定决心，采取了严厉措施惩治腐败。
一、抗战中后期以降，蒋介石国民党的反腐措施
抗战中后期及全面内战时期，国民党官员的腐败行为日益增多，轰动一时的腐败大案就有1941年的林世良受贿包庇走私案，1943年重庆币案，1945年美金公债案，1948年金圆券泄密案等。接收日本投降期间，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更是借接收之机大捞特捞，接收变成了“劫收”，已成当时官场的风气，被老百姓戏称为“五子登科”。
面对党内频发的贪腐，国民党蒋介石制定了极其严厉的惩腐刑罚，并通过党务、组织、专门反腐运动等在诸多领域进行反腐。
3) 为避免使用阶段再次发生上浮破坏，对地下车库底板进行加厚处理，或在基坑周围预留排水井，当雨季来临时，及时对基坑进行降排水，避免超过抗浮水头.
1.严刑峻法惩治腐败。蒋介石对付贪腐多采用极刑，动辄枪毙。仅在1942年，由蒋介石亲自批示严惩和枪决的贪腐分子就达多人。
1月，军需署秘书蒋孝安赴港办公后返渝，被海关及特工人员查出私带九粒钻石，蒋介石批示立即枪决，可根据相关法律，罪不至死。21日何成浚日记记载：“据法官签呈：海关条例带私偷税者，只没收其货物。再公务员经商者，亦只受行政处分，此外更无罚则……其所犯罪刑，实不如此重大，委座或以其为同宗人，予以严惩，以儆其他。”[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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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贵兴师管区司令胡启儒，因犯贪污及杀人罪，蒋介石批示枪决。“胡启儒判处死刑后，有重要军官廿余人，联名呈请委座，贷其一死，改为无期徒刑。委座亲批云：‘此何等事，妄加干涉，置国家法纪于何地。其列名者，均记过一次示儆。’委座之整饬法纪，毫不假借，作奸犯科者，应知所戒惧也。”[4]138
2.加强党内组织工作防治腐败。针对国民党内官员腐败之风盛行，蒋介石国民党企图通过诉诸党务组织工作对腐败进行一定程度的遏制。1940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李宗黄等12名中央委员联名提议：“为节制党员过度享受，以防腐化，并加强党的经济基础起见，由中央制定党员财产及所得最高限度标准，凡超过此标准者，作为节约储金。”[7]647
9月，成都航空站站长马祯祥，代商人运货，有舞弊嫌疑，蒋介石命令军法部讯究，军法部查不出马祯祥犯罪证据，无法办理，乃以其行为不检签请予以行政处分，蒋介石不准，于是签请监禁一年，蒋介石批示：监禁十年。24日，何成浚在其日记中说：“现一般公务员作奸犯科者，日益加多，委座采刑乱世用重典之主张，亦子产所谓‘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之至意焉也。寓宽仁于严峻，用心良苦矣。”[5]164
3.蒋介石反腐因人而异，处境两难。蒋介石统治大陆的最后几年，腐败犹如洪水猛兽，一步步吞噬着国民党的统治。面对泛滥的腐败，蒋介石在大开杀戒、严惩其中少数贪腐分子的同时又包庇自己的亲信，纵容重要的军队将领。因为在他看来，只要军事上能够胜利，军队将领贪污腐败无须过多追究。并且在腐败如此普遍的情况下，他也不可能处理掉所有的贪腐官员，特别是那些对维护其统治必不可少的铁杆谋士、“肱股之臣”、故部亲属，他也下不去狠手。而且在国民政府无法足额发给官员俸禄、军队军饷的情况下，官员贪腐仿佛情有可原，变得不那么可憎。但是他也深知腐败最终必将导致政亡人息，反腐势在必行！蒋介石因此陷入了“反腐，亡党；不反，亡国”的两难境地。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蒋介石左右摇摆、进退两难，有时处理贪腐案件狠劲十足，动辄极刑；有时又犹豫不决，姑息迁就。所以，林世良必须杀，孔祥熙只能撤；杜维屏可以抓，孔令侃却不能动。由此观之，蒋介石的所谓反腐根本不是一视同仁，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而是明显因人而异，亲疏有别。他的这种双重标准、两难境地的反腐，其结果不言而喻。
2013年，在水利部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发展研究中心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水利改革发展大局大势，紧紧围绕中央治水决策部署深入落实，紧紧围绕民生水利理念实践发展，着力抓好政策咨询、基础研究和能力建设，为水利中心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抗战胜利后，1945年12月5日，蒋介石亲自审核《肃清贪污运动大纲》及《整理党务方案》，8日在他的日记中说：“《整理党务方案》《肃清贪污运动大纲》均已核定，中央党政小组会议亦已成立，惟秘书组织尚未着手。”[8]34
结合两台锅炉解决燃烧偏差问题的分析方法和现场调整过程，分析不同燃烧布置形式锅炉的炉膛上部受热面屏底温度和烟气流速差异对各受热面吸热量的影响，得到结论如下：
地质勘察是工程建设中的重要环节，勘察数据是否准确对工程建设至关重要。本文从工程地质勘察的概念与质量管理规范化角度出发，探讨质量管理规范化的必要性，并指出工程地质勘察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目前存在的问题给出整改措施，以期促进工程地质勘察质量的全面优化，保证工程建设质量。
在1947年9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当前组织纲领》的决议案，在“二、党员”中规定“党员团员应一律重新登记为党员”。党员标准须具备“反内战、反贪污、反官僚主义者”。“有贪污行为者”“拒绝登记财产者”不得为本党党员。“党员财产应依规定登记，并特别注重于党的各级干部及从政党员与服务于公营事业及金融机关之党员。”在“五、纪律”中规定“贪污有据者，开除党籍”。“登记财产不忠实者，予以处分；拒绝登记财产者，开除党籍。”[10]1172
此外，国民党蒋介石还发起了“肃清贪污运动”、“自力更生运动”、组织“勤俭报国会“等一系列活动，企图通过组织运动方式遏制党内腐败，结果收效甚微。
1.多空言，少落实。蒋介石深知国民党内长久以来的腐败顽疾，具有较强的反腐愿望，对大多数腐败人员也绝不手软，并且制定了一些严厉的反腐措施，但反腐终归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蒋介石的反腐计划和措施大多陷于空言，极少得到落实。例如：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李宗黄等12名中央委员联名提议的“党员财产及所得最高限度标准”就没有得到采纳；蒋介石本人亲自核定的《整理党务方案》《肃清贪污运动大纲》也没有最后实施；六届四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国国民党当前组织纲领》决议案“党员财产登记制度”也只是停留在文件上。这些停留在文件报告当中的所谓反腐计划、措施，不是“惟秘书组织尚未着手”就是“其办法另定之”，甚至规定了也不执行。“燕廉”报告给蒋介石的检举揭发接收官员贪腐的材料，也没有回音。
对于高校的篮球运动的体育教师来说，他们本身是教师，因此常规上课内容是不能被忽视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协调好运动训练和文化教育的关系尤为关键，既不能一直教学篮球，也不能过于拖泥带水。高校应该从实际的角度出发，探讨运动训练和文化教育融合的良好途径，切实根据不同学生的情况来进行针对性的文化教育。
3.试行秘密组织“燕廉”专司反贪。1947年以后，国统区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经济动荡，国民党内官员贪污腐败已经发展成普遍现象，蒋介石认为国统区经济动荡的根源在于官员的贪污腐败和官商勾结投机倒把，只有对贪污腐败和投机倒把进行严厉的打击才有可能缓解经济上的危机。而在蒋介石看来，国民党上层已经腐败,不可依靠，只有从基层吸收一批新生力量才能为自己肃贪所用。于是在1947年蒋经国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在北平组织成立了反贪污运动的具体机构——“燕廉”。燕廉“物色一批清廉自持的人组成核心，查办平津各地的大贪污案，特别是有关接收的重大贪污问题，然后把各个案子通过这个组织直接送蒋介石核批处理。”[11]198燕廉没有定期的集会，一般在聚餐时采用漫谈的形式展开讨论，但是开会不允许签名和做记录，最后把成员收集到的情报署名“燕廉”直接向蒋介石汇报。当时被燕廉检举揭发的贪腐接收官员有石家庄专员高挺秀、保定警备司令池凤城、唐山专员刘培初等。但是，“这个运动，始终没有大搞起来，”“只是在1947年后半年到1948年前半年这一阶段，有点活动。”[12]335
1945年美金公债案对孔祥熙的处理，蒋介石日记记载：“晚检讨中央银行美债案，处置全案，即令速了，以免夜长梦多，授人口实。”[14]389因此，蒋介石最后对孔祥熙的处理也就只是“公私兼全”地免去了他的中央银行总裁及行政院副院长等一切职位，并未对他贪污腐败行为进行深入追究。所以，孔祥熙就此告别中国政坛，全身而退，稍后他便把所有资产全部转移到美国，在以后的国民党败亡过程中，孔家财产可谓是毫发未损。
首先，蒋经国组建了一支较为忠诚可靠的“打虎队”，主要成员是由“三青团”骨干组成的“戡乱建国总队”和上海组建的“上海青年服务总队”。8月“打虎队”和上海市的军警及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并且喊出了“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口号。其次，蒋经国通过对外发布命令和演讲的方式表达他此次打虎的决心和管制经济的办法。他在9月12日作的《上海何处去》的演讲中认为，上海许多商人发财的两大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二是勾结贪官污吏”。再次，拍打了一些“苍蝇”和“蚊子”，暂时稳定了上海的经济和物价，为国民政府掠夺了巨额的资产。70天的“打虎运动”中，蒋经国确实拍打了一些“苍蝇”和“蚊子”，“把泄露经济机密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判刑；把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等人枪决；把囤积居奇的商人王春哲判处死刑，又把包括一部分巨商大户在内的商人六十四名关进监狱。”[13]58上海滩当时的黑社会大佬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被蒋经国判刑并罚款。最后，无力惩办“大老虎”孔令侃的扬子公司，黯然离沪，“打虎运动”宣告失败，上海物价立即暴涨。蒋经国导演的轰轰烈烈的上海滩“打虎运动”在历时70天之后，虎头蛇尾、草草收场。
二、蒋介石反腐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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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可能真正触及腐败的根源——四大家族为首的利益集团。蒋介石反腐在不触及四大家族的直接经济利益时一般都能顺利推进，一旦反腐进入深水区的关键时刻，就往往牵涉四大家族，而蒋介石对四大家族从心理上根本就偏袒纵容，不想对他们动真格。所以凡是涉及四大家族的贪腐案件，蒋介石能拖则拖，能掩则掩，最后往往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蒋介石心里很清楚四大家族是其维护独裁统治的根基，蒋介石不可能为了所谓党国利益真正反腐反到自己的头上，最后失掉统治权。
4.“经济紧急处分令”颁布后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虎运动”。1948年8月，蒋介石为了防止国统区经济的总崩溃，解决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缓解国民政府的财政困境，在司徒雷登的帮助谋划下，决定实行“经济紧急处置方案”。“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以8月19日的物价为最高限价，公开向社会发行“金圆券”，强制限期以金圆券兑换社会上所有人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外汇等，逾期不兑换并持有者将被严惩。蒋介石为加强对经济的管控，在全国设立天津、上海、广州三大经济管制区。鉴于上海是全国经济中心的重要位置，币制改革在上海的成功极端重要，蒋介石任命蒋经国作为上海经济管制的督察专员驻沪专门“打虎”。8月20日，蒋经国到上海走马上任，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
据194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材料显示“宋霭龄在美国花旗银行的存款是8000万美元，宋子文有7000万美元，宋美龄则是1.5亿美元。”[15]434所以，杜鲁门直言不讳地说，孔宋豪门没有一个不是贼！蒋介石先后惩治过孔祥熙、宋子文，可从来没有对他们进行政治清算和经济清算。“四大家族代表的官僚资本对整个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进一步削弱了蒋介石政权的经济基础。”[16]856
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作出的对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提出“统计接收人员贪污案件，将案件有关最多之主管官立即免职。”[9]1047
10月，桂林办公厅科长黄勋与荣誉军人管理处副处长秦开明假借职权，营私舞弊案。蒋介石批交军法部讯办，军法部判秦开明无期徒刑，黄勋有期徒刑十年。蒋介石得知后亲批，着一律枪决[6]167。
本文着重对南太行山区西侧传统民居的类型及特色进行归纳与总结，对以往区域层面的研究进行补充，希望后续研究能够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归纳与总结，对整个南太行山区内同一类民居的同异进行探析。
4.腐败浸入国民党“骨髓”，成为国民党内的普遍现象，积重难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党内的腐败从抗战期间（特别是接收时期）到全面内战时期愈演愈烈，最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腐败已经侵入国民党“骨髓”，成为国民党内的普遍现象，国民党内的党员干部、政府的各级官吏、军队的各级长官已经少有清廉者，特别是国民党高级军官百分之九十以上拥有自己的商业背景。
1942年何成浚在日记中说：“近日贪污之风较任何时代为炽，”[17]42“本部近日所受理案件，第一多者为各部职员贪污舞弊等事，”[18]125“现因贪污被诛之军人、公务员为数颇多，而后来者仍毫不畏惧，群起效尤，真令人不解其故；倘能另有方法，使作奸犯科之人，日益减少，则诚党国之大幸也。”[19]167“现在高级官吏贪污舞弊者颇多，委座主严惩，实具有万不得已之苦衷。盖不如此，彼辈将毫无所顾忌也。但吞舟之鱼，仍不但漏网，而且不知有网。林世良之骨未寒，继承其遗志者，或已另有一巧妙作法，将林世良未到手之赃款，如数收取朋分矣。”[20]198
1947年3月，国民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承认“党的病状已陷于积重难返之势”。
1948年9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闭幕式上说道：“现在我们中国政治最为外人诟病的，就是我们政府的贪污和无能。”[21]1178“外国人诋毁我们贪污无能，腐败堕落，一切罪恶的名词都加到本党的身上。”[22]1181“自抗战胜利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已经一落千丈……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的,这样的党早就该被消灭被淘汰了!”[23]36810月1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高级将领凡军长以上者，几乎多是贪污怕匪，以致军队枉然牺牲，而反加余之耻辱，思之无以自解，几乎无地自容。”[24]37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蒋介石怒斥多数中高级将领“气节扫地，廉耻尽丧，败德乱行。”[25]707
熟知国民党蒋介石的美军将领约瑟夫·史迪威认为，国民党因腐败已经病入膏肓，蒋介石也回天乏术。尽管“他了解盗窃和腐败的全部情况，但他没有治愈这一问题的力量。”[26]176
三、蒋介石国民党无力反腐，因腐亡国的教训
蒋介石国民党在短短的四年时间内，就从一个领导抗战取得胜利、声望如日中天的执政党迅速退化，最后败亡大陆。除了军事上的失败以外，国民党的日益腐败并失去民心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正如司徒雷登指出，国民党“变得如此腐败无能,如此不得人心,以至于哪怕任何自身的有序改革都少有希望,即使没有共产主义运动,恐怕也会爆发另一场革命”[27]196。
腐败就像癌症，只有早期及时发现并痛下决心施行手术才能根治，否则任由这些癌细胞扩散、侵蚀健康肌体，后果自然是政息人亡。要彻底铲除和减少腐败，除严刑峻法、加大执行力度、狠抓落实之外，最根本、最核心、最有效的办法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公开权力运行的每一个细节，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只有让权力在阳光下暴晒，权力才不会发霉变质，因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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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Did Chiang Kai-shek Fail to Fight Corruption
Hu Weiguang,Zhou Quanhua
Abstract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Kuomintang's corruption was rampant,and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of Chiang Kai-shek adopted rigid laws and punishment to get rid of corruption by strengthening the organization work and setting up a professional anti-corruption agency"Yan Lian"to fight corruption.He even sent Chiang Ching-kuo to"beat the tiger"in Shanghai.But the result was"the more fighting,the more corruption",which could not save Kuomintang's downfall.Corruption was like a cancer that had gone deep into the Kuomintang's bone marrow.The root of corruption of Kuomintang was the decadent rule of powerful bureaucratic capital parasitic on the country,and"a corrupt regime couldn't truly fight corruption."
Keyword Chiang Kai-shek；Kuomintang；corruption；lesson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8-10-16
★基金项目： 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意识形态话语权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研究（”17YJC710026）；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专项“话语权与意识形态安全”（2016MZXY29）；2017年度广州航海学院创新强校项目“执政话语体系转换与政党认同”（2017E42）。
★作者简介： 胡伟光,广州航海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执政党建设研究。周全华，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政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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