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世纪之交所面临的几个重大发展问题——Several Vital Problem There Being in Front of China——during the Turning of Century，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世纪之交论文,中国论文,所面临论文,Vital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除存在一般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外，还存在着自己特有的许多发展问题。本文仅就中国在世纪之交所面临的几个重大发展问题作一些论述。
一、关于粮食供求和平衡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和供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用占世界7%的耕地，基本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温饱问题。 粮食总产量由1952年1.6亿吨增加到1993年的4.6亿吨，提高了1.8倍。 人均占有量由1952年的285公斤，提高到1993年的385公斤，人均净增100公斤，比世界平均水平的360公斤高出了25公斤。但是， 我国粮食的生产和供给的前景不允许盲目乐观，面临严峻的形势。
首先，人口总量将会继续增长，粮食需求将不断增加。尽管我国控制人口政策已取得很大成就，近20年来抑制了近2.3亿人口的增长， 致使“八五”时期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高速增长的人口的惯性作用，决定了我国人口将在庞大的12亿基数上继续增长几十年，每年出生人口仍将在2000万左右，新增人口达1500万左右，相当于一个上海市的人口。预计到2000年，我国人口总量达到13亿左右；到2030年，我国人口总量将达到16亿左右。因此，粮食的需求，将会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预计到2000年，我国粮食需求量为5.2亿吨以上，到2030年粮食需求量为7.34亿吨。
其次，粮食生产资源减少，作物生长环境恶化。随着城镇和工业建设以及农民住宅建设的发展，对土地占用不断增加，致使耕地锐减。我国人均耕地从解放初的2.7亩下降到1994年的人均1.2亩，还不到世界人均耕地的1/3。仅从1978年至1994年，年耕地面积净减7032万亩， 每年平均净减430万亩。按照目前耕地减少速度，到 2030年耕地将再减少1.55亿亩。那么，到2030 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接近联合国制定的人均耕地0.8亩的危险警戒线。现在，在沿海一些省份， 人均耕地已经下降到人均耕地0.8亩的危险境界线以下了。同时，水资源也日益短缺， 农田灌溉水危险濒濒发生。我国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为世界平均的1/4， 耕地占有水量为世界平均的2/3，常年缺水约 300亿立方米，受干旱面积达2-3亿亩之多，还有8000多万农村人口缺乏饮水，我国是世界上13 个贫水国之一。而且水土资源分配不配套，长江流域以南水资源占全国的70%，耕地仅占31%，而长江流域以北水资源仅占全国的30%，耕地却占全国的69%，还有降水期与汛期重合，往往造成农田大面积的洪涝和干旱灾害。此外，与粮食生产息息相关的生态环境也日趋恶化，土地沙化、盐碱化、土壤侵蚀、酸雨和气候变暖以及废气、废水、废渣等工业污染向农村扩散，潜伏着对粮食生产一个极大的隐患。
最后，粮食总量平衡、地区平衡、品种平衡和年度丰歉平衡等四大平衡的难度增加。由于人口增长和资源减少的压力，粮食供求平衡的难度增加。从总量平衡来看，我国是一个具有12亿人口的大国，粮食总量平衡立足点只能建立在国内自求平衡的基础上，挖掘国内生产潜力是唯一的出路。依靠国内总量平衡，增加供给总量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扩大粮食耕种面积；另一条是提高粮食单位产量水平。但是我国扩大粮食耕种面积，开发荒地资源，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垦殖，荒地资源日益枯竭，开垦成本愈来愈昂贵。还由于建设对耕地占用不断增加，开垦荒地的数量还不能抵消耕地占用的数量，耕地绝对数在不断减少。因此，扩大粮食耕种面积，增加总量的途径，实际上不存在。增加粮食供给总量的唯一途径，只能靠增加单位面积产量。而增加单产的难度愈来愈大。从地区的平衡来看，由于粮食调出与持平省减少，而需要调入省不断增加，地区平衡的难度增加。1985年，粮食调出与持平省17个，调入省12个；目前，粮食调出与持平省减少到13个，调入省增加到17个。地区平衡的难度增加，还由于农民生产粮食的比较利益下降，致使调出粮食的产区不愿多生产粮食和调出粮食。从品种平衡来看，由于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今后粮食品种平衡主要着重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需要增加动物性食物，须调整种植结构，扩大饲料作物面积，这个方面的调整困难不大，比较容易实现；另一方面，需要增加稻米的消费量，须调整人们口粮品种，增加水稻的比重，但是水稻在粮食作物中比重已经较大，而且单产已非常接近世界最高水平，尤其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徘徊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南方稻区的稻谷减产，稻谷进一步增产的难度比其它品种难度要大得多，品种平衡的困难主要在这方面。从年度丰歉平衡来看，其难度也不小。因为实现年度丰歉平衡的物质手段，就是有足够的仓储能力和运输能力。我国目前仓储的能力十分薄弱，国际上通常的粮食仓储容量与粮食年产量之比为2:1，而我国则还不足1:3。
总之，我认为，中国在世纪之交面临的首要问题，仍然是粮食自给的问题。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的结论：在一个有12亿人口的基数的大中国，工业愈发展，愈应重视农业，愈应重视粮食的生产，一定要保持农业与工业的协调发展，不能走牺牲农业、片面地发展工业的道路。在我国，农业的警钟应长鸣，粮食的警钟应长鸣。
二、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问题
我国农村联产承包后，农民人均耕地只有3.6亩，播种面积5.6亩。如每亩投工平均15个工作日，那么，一个农民一年平均投工不到100个工作日。也就是说，一年中有2/3以上工作日是剩余的。这种状况， 导致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现。据统计，从现在到本世纪末，在农村，大约会有2亿剩余劳动力出现。农村劳动力一个大的去向， 就是流往城市，在城市寻找就业机会。从80年代开始出现，进入90年代后，农村剩余劳动力愈来愈多地流向城市，形成了大规模在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和打工的热潮。人们称之为“民工潮”。“民工潮”的人数，据有关部门测算，现在已经达到8000万人之多。从发展趋势来看，“民工潮”将会有增无减地发展，这是我国世纪之交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目前，在学术界对“民工潮”的看法不尽相同。我认为，变农业人口为非农业人口、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是工业化过程的一个必然的现象，是符合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规律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并且，只要我们顺应潮流正确引导，对我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是会极为有利的。
第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打破农村“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的传统格局，有利于农村的社会分工和生产专业化。目前，我国农村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着几千年遗留下来的自给自足、男耕女织的小农生产格局，一家一户在小块土地上耕耘，生产仅满足自己家庭需要的大部分生产品，用来交换的产品不多，没有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然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首当其冲地造成了家庭成员的分化，有一部分劳动力脱离了家庭生产单位，进入了劳动力大市场，寻求新的职业。在我国，长期以来，对农民家庭成员的分化，持否定的态度。实际上，这不是发展市场经济的观点，而是维持自给自足小生产现状的看法。从发展市场经济的观点来看，农民家庭成员之间的分化是必然的，是农村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前奏，是对男耕女织结构的变革，是具有社会进步意义的。
第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打破农村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束缚，有利于自由劳动力的形成。在我国，由于农村长期的封闭性，人们世世代代生活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其生产和生活以及社会交往局限于几十里距离的范围内，形成牢固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为了应付天灾人祸，这种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人们生产和生活更具有广泛性和社会性，要求形成不受任何束缚的自由劳动力，要求打破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对人们的束缚。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正是农民自己起来打破这种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束缚的伟大壮举。
第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破除农民的狭隘眼界，有利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8000多万青壮农民在全国流动，流往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沿海一带占有相当大比重，仅广东一省就有1200万农民工。他们所到之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简直就象进入了一所丰富多彩的社会大学，解放了思想，开阔了眼界，接触到现代大工业和现代城市文明，学到了许多本领和技术。可以说，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的、对青壮劳动力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培训。对于我国劳动力素质提高具有深远的意义。
第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打破地区市场的分割，有利于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劳动力的流动是保持所有生产要素的活力的一个前提条件。劳动力的流动，可以带动其他要素的流动，如带动物资、资金和信息流动，仅四川600万外出农民工，1994 年一年通过邮局汇回四川的汇款总额达107亿元，即等于107亿元资金从发达地区流向了不发达地区，而且生产要素的流动有利于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流动的劳动力与不动资产和未开发的资源相结合，将会使它们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劳动力的流动促进了我国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有利于打破就业制度中的“铁饭碗”制度，有利于打破人才的部门和地区所有，使人尽其才，并有利于反对官僚主义和发扬民主，可以使“死官僚主义”变成光杆司令；劳动力的流动，还有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而劳动力统一市场的形成，必然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第五，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挖掘农民的潜能，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我国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12亿人口，农民占9亿，9亿农民的要求和意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发展的方向和速度。改革开放以来，亿万农民的潜能不断地释放出来。土地联产承包是第一次释放，发展乡镇企业是第二次释放。我认为，现在农民渴望分享城市文明和渴望摆脱对小块土地的人身依附和各种传统体制对他们的限制，即渴望改变自己的身份，争取同城市劳动者一样的平等竞争的地位，这将是亿万农民第三次潜能的大释放。我们要充分估计农民第三次潜能释放的巨大能量，第三次潜能的释放能量很可能超过前二次释放的能量。
第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冲破城乡隔离的凝固的旧体制，有利于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长期以来，我国注重了防止大城市膨胀，注重了我国农村人口众多的特点，但是人为地阻止了城市化的发展势头，并采取严厉的措施冻结、中断了城市化的过程。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还动员了大量城市人口下放农村，甚至出现了逆城市化的反常现象。因此，造成了我国城市化的严重滞后。我国现在城市化水平，按照民政部的统计，为28%。这个水平不仅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也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造成我国城市化严重滞后的局面，有政策、体制和发展战略等很多的原因。但是，现在看来，理论认识上的原因是主要的。长期以来，我们在理论上认为：我国人口众多，不能走其他各国城市化的老路，必须限制城市的发展；城市发展会带来“城市病”；发展城市，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国家财力不够；在我国即使要发展城市，只能发展小城镇；等等。我认为，在理论认识上的这些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我的观点是，我国城市化应以大、中城市为主导，大、中、小城市全面发展，发展小城镇应有选择的发展。
由此可见，我们只要采取正确的政策，正确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对于我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以及加速城市化进程、改变农村愚昧落后的状况，将会产生巨大的积极作用。
三、关于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和区域发展战略问题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别日益扩大。据1993年统计，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663元，而西部10个省区中，除新疆一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上外，其他9 个省区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有6个省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元以下， 最低的贵州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232元，同最高的上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1700 元相比，相差8.5倍。而且，这种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发展趋势。 地区差别的扩大，不能不说是我国在世纪之交面临的又一个重大的发展问题。
对于地区差别的日益扩大，不少人感到十分的忧虑。但是，我认为，目前地区差别的扩大，是在各个地区普遍发展和不断地减少绝对贫困人口基础上的扩大。总的来说，应该认识这种扩大，是正常的扩大，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正确地实施正确的区域发展战略的积极成果。当然，根据不断扩大的差距，选择某种时机，对区域发展战略作适当的调整也是必要的。为此，我认为对我国不同时期所采取的不同区域发展战略的得失，进行客观的评估和总结，是十分必要的。
建国后，我国对经济发展实施不同的发展战略，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50年代实施区域平衡发展战略。这个阶段注意了区域的平衡发展，改变工业集中布局在沿海的缺陷。建设重点放在内地，加快了内地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56项重点建设， 集中安排在东北、华北、中南、西北地区；在基本建设总投资额中，内地占53.3%，沿海占46.7%。形成了鞍钢、武钢等冶金工业基地；东北、华北煤炭工业基地；吉林、郑州化工基地；北京电子工业基地；东北机械工业基地；上海、天津为代表的一批纺织工业基地；等等。这个区域战略执行的结果，一方面，大大地改善了我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另一方面，则没有充分地利用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优势，削弱了沿海经济发展。
第二阶段，60年代到70年代实施的向最不发达地区倾斜的区域经济反不平衡发展战略。这个战略，是在“左”的指导思想下制定的。由于强调国内外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过高估计了战争爆发的危险性，把备战需要提到了不应有的位置，要求经济建设服从备战。把全国各地区分为一、二、三线，把经济建设和投资重点放在三线的中、西部地区。到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地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2/3以上。到1978年，在全国工业总值中，沿海的比重从建国初期的 70%降为59.8%，下降了10多个百分点，国家将沿海企业的利润的大部分集中起来投资于三线建设。实施这种反不平衡发展战略，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一方面，许多大型企业建立在一些远离经济中心的穷乡僻壤，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职工生活困难，综合配套能力差，投入多，产出少，资金收益率极低，甚至有的大量投入，毫无收益；另一方面，沿海资金缺乏，技术和设备无力更新，失去了扩大再生产和产品开发能力，造成了沿海经济的萧条。
第三阶段，80年代以来，实行向沿海发达地区倾斜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战略。1979年，我国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划出一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取得试验成功后，1984年5月，又进一步开放 14个沿海城市。到1985年初，又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东南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决定海南建省，全省为经济特区。据统计计算，1983-1988年国家对沿海投资由占全国总投资49.5%上升到57.6%，1993年沿海地区的工业产值占全国的工业总产值上升到67.8%，由于开放市场，还有大量的内地资金流向沿海，更加速了沿海地区的发展。因此，80年代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战略，主要是优先发展沿海地区，通过发展发达的沿海地区带动欠发达和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第四阶段，90年代继续实施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战略，并准备向区域综合发展战略转变。90年代，我国区域不平衡发展，出现了三个明显的发展态势：第一个明显态势，沿海开放带的重点从南段向中段和北段扩张，进一步增强了沿海全面开放大格局。沿海开放带可划分三段：一是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南段；二是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的中段；三是以环渤海湾为中心的北段。南段是中国集中的侨乡，几千万华侨中70%来自该地区，毗邻香港、澳门、台湾，是轻工业比重最高的地区。80年代，我国的产业政策为改变长期过份强调重工业、产业结构过重的缺陷，强调发展轻工业，又因改革开放初期，为了便于引进外资，自然只有选择南段作为沿海发展重点，通过南段率先开放、率先高速增长来带动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进入90年代后，轻工业经过一段高速发展后，我国在产业改革方面需要作适当调整，即大力发展轻工业的同时，要发展技术含量高的重化工业。这时，中段和北段正是具有发展重化工业的雄厚基础和人才优势。所以，90年代产业政策的调整，引发了沿海中段、北段与南段并驾齐驱的发展，使沿海开放重点，从南扩展到中、到北，真正使整个沿海成为国家的发展重点。进入90年代后，中段和北段同南段一起，都进入了高速增长时期，处于中段和北段的浙江、江苏和山东，它们1992年工农业总产值分别名列全国第四、第一和第二位。北段环渤海湾地区也愈来愈明显地显出其发展的巨大优势。第二个明显的态势，就是我国的区域发展重点有由东向西扩展的趋向。沿海发展重点由南扩展到中、到北的同时，还出现了我国区域发展重点由东向西扩展的趋向。这个趋向表现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和长江三峡工程上马为契机的长江沿江的开发、开放。第三个明显态势，就是我国沿边地区的开发、开放。我国沿边地区，从黑龙江发展边贸到东北三省联合参与东北西地区经济大循环；到西北各省区协力合作，通过欧亚第二大陆桥走西口；再到西南等省利用独特的区位优势，联手走向南亚和东南亚。沿边各省区这一发展态势，同样，也标志着我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战略开始向区域经济综合发展战略的转变的转折点。
从以上四个不同阶段所采取的不同的区域发展经济战略实施的效果看出：50年代实施区域平衡发展战略，在我国工业化初期，对于建立我国独立的工业体系，合理布局生产力，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对发挥沿海地区的经济优势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陷；60年代到70年代实施的反不平衡发展战略，从总体上来说，是失败的，这种战略，实际上是一种“杀富济贫”的战略，不仅不会缩小区域之间的差别，而且会导致各区域普遍的停滞战略；80年代以来实施的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是我国建国以来最成功的发展战略，它是通过发展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战略，区域之间差别的扩大，是在普遍发展基础上的扩大，这种差别的扩大，为今后缩小差别创造了条件。因此，对于不同阶段所采取的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总结，这些宝贵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后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具有指导意义。我认为，有以下三条重要经验教训：
第一条，要进一步认识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只有充分地认识了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才能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才能采取真正有效的措施，逐步地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别。尽管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结果时，毛泽东同志对沿海和内地发展不平衡性有所觉察，但未能体现在制定区域发展战略中。而且对于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严重，导致了错误的区域发展战略，牺牲沿海，发展内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总结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性的经验时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一点，先发展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走向共同富裕”。“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实践证明，邓小平同志这个区域发展战略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的。这个指导思想，在今后，仍然是我们制定区域发展战略的思想基础。
第二条，要进一步认识缩小地区之间差别的长期性。我们在很长时期内，对于我国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认识不清，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完成后，就进入了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就可以向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过渡，急于消灭三大差别，急于消灭地区之间的差别。实际上，我国大部分地区还相当落后。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本来就存在着富裕程度的差别，我们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离共产主义很远，而且离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也有相当远的距离。从我国地区发展的情况来看，有的地区已达到或接近小康水平，而有的地区则还未完全摆脱绝对贫困的境地。也就是说，在现阶段，我们不仅要承认富裕程度的差别，而且还要承认存在着贫富的差别。由此决定我们制订区域发展战略时，在很长时期，仍然只能实行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战略。至于90年代，已开始准备向区域经济综合发展战略转变的态势，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转变。但这仅仅是开始，而要真正全面实施区域综合发展战略，还需要很长的时期。
第三条，要进一步认识调节我国地区利益上的矛盾，应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过去相当长时间里，认为调节地区利益上的矛盾，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通过指令计划机制来调节，调节的强度在很大程度上受领导人主观意志所左右，资源配置不合理，经济效益差，社会劳动浪费大，经常“鞭打快牛”，“杀富济贫”，既损害了发达地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助长了不发达地区的“等、靠、要”思想的滋生，非常不利于地区差别的缩小。现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调节地区利益之间的矛盾时，除保留必要的行政手段外，应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来调节。对于缩小地区差别的调节方面，在调节时间界限上，选择的时间不能过早，要防止急于求成；在调节力度的界限上，要以不削弱发达地区继续发展的活力为界限，发达地区要多交税、多利润返还和多支援不发达地区，应以发达地区能承受的范围内和能继续保持发展的势头为前提，并应以有利于不发达地区自强不息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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