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派关系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党派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写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党派关系观，主要是指1921年至1935年间，中国共产党关于党派关系的理论。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由于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对社会阶级状况和各阶级的政治立场的分析还不够准确，对革命对象、革命依靠力量、革命任务与革命阶段的把握上也有偏差，因而党的党派关系理论还处于在实践中积累经验的初步形成时期。这个时期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一、“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的原则及其改变
从1921年到1923年6月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派关系观的第一阶段。 “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的原则及其改变，是中国共产党这时处理党派关系的主要特点。
“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争论后确定的。1921年7月， 中共一大代表就共产党与其他党派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发生争论。有些人坚决主张，无产阶级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应该始终与其他政党作斗争。有些人则认为无产阶级在行动上应与其他党派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但不丧失原则。结果，一大接受了第一种意见，即采取了排斥其他党派的政策。为此，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1〕。同时，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的“对现有政党的态度”一节中指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2〕
然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囿于既定的原则，而是自觉地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调整和改变与实际不符的政策。特别是在共产国际的积极帮助和具体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二大前后，在处理党派关系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922年4月底， 陈独秀在广州召集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党的领导干部，专门讨论了莫斯科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派合作的决议的精神。1922年5月23日， 陈独秀发表题为《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取的态度》的文章。他指出：“在中国，从事劳动运动的党派，像共产党，无政府党派势力都还微弱；其他政党，只有国民党对于劳动运动表示同情，而且颇有力量。”中国共产党同无政府党、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在劳动运动的工作上，应该互相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United Front），才免得互相冲突，才能够指导劳动界作有力的战斗”〔3〕。在这里， 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首次对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策略思想作了论述，这是改变排斥其他党派的立场的开端。
1922年6月15日， 中国共产党在其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中客观地肯定了当时民主派的代表——中国国民党，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他的党纲虽不完全，而表示于公众的三民主义和发展实业计划，都是民主主义的色彩；他们的行为，除了革命运动以外，该党议员民国元二年及六年在国会和敌党抗争的内容以及广州政府不禁阻劳动运动和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废止压迫罢工的刑律等事，都算是维护民主政治的表示。”〔4〕不仅如此，还明确地提出中国共产党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各团体开联席会议，共同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军阀斗争的主张。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并专门作出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指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5〕
从二大起，中国共产党的党派关系理论从过去的排斥其他党派而走向了主张与其他党派的联合与合作。但是，严格地说，这仅仅是转变的开始，在这一时期，还没有具体的合作行动，理论还没有真正付诸实践。真正的转变和将这一新认识付诸实践，是在党的三大及三大之后。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关系的确立及其破裂
从1923年6月到1927 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派关系观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问题是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
二大之后，在共产国际的指示和马林提议下，中共中央于1922 年8月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讨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问题。经过激烈争论，会议基本上接受了“党内合作”的主张，并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此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多次与正处于苦闷之中的孙中山及其他国民党领导人会谈，共同商讨了国共合作的有关问题，并相继加入了国民党。这一行动受到孙中山的热烈欢迎，并使他重新振作起来。
经过充分的思想理论和组织准备，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 月在广州召开了三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和《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合作的策略思想。《宣言》和《议决案》对共产党与国民党以“党内合作”方式确立关系的原因、条件和目的进行了分析和论证。其主要内容是：（1）依中国社会的现状， 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所以，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势力，应该在国民革命中处于领袖地位。（2）中国劳动阶级还在幼稚时代， 只有少数产业工人已感觉国民运动之必要，真能了解共产主义及共产党组织的更是少数，因此在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时，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以适应国民革命的需要。（3 ）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主要目的是：改组国民党为左翼政党；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里来；纠正国民党寄希望于帝国主义和只重视军事忽视发动民众等错误观念。决议还特别强调了共产党在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要保持自己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但是，后来在实际工作中恰恰忽略了独立性问题。
从三大开始，中国共产党关于党派关系的理论和实践，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式形成。当然，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理论在这个时期并未成熟，还有待于在革命实践中积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三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主要是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左派合作。那时，中国共产党主要做了如下工作：成功地帮助国民党进行了改组工作；帮助改组后的国民党健全和发展组织；坚决支持和帮助国民党左派，抵制孙中山逝世后新右派日益猖狂的反共活动；积极帮助国民党建立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和国民革命军；与国民党共同倡导国民会议运动；在省港大罢工中争取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同情和支持；积极支持和配合国民政府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支持和帮助国民党出师北伐，发动了一场消灭军阀割据、统一中国的轰轰烈烈的正义战争；与国民党左派一道，积极发动和开展农民运动，等等。
随着实践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以国共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党派关系问题，在理论方面做了深入研究。毛泽东于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党进一步正确处理和发展党派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丰富和发展了党的这一重要思想。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策略的理论依据。
虽然中国共产党内有毛泽东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意识到了国共关系中潜藏着危机，但是因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结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蒋介石、汪精卫破坏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对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历史学家们已经进行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本文仅从中国共产党处理党派关系的角度做这样几条总结：（1）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为完成共同的使命， 完全不同性质的政党，有可能建立合作关系，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在这种合作中必须始终对资产阶级保持高度警惕。（2 ）无产阶级政党在处理这种党派关系时，要防右也要防“左”。右倾错误可以葬送革命，“左”倾错误同样可以断送革命。（3 ）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时，切不可忽视发展壮大无产阶级政党自身的力量，切不可忽视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不致在资产阶级叛变革命时束手无策。（4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与农民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无产阶级获得了农民的支持，就基本上实现了自己的领导权。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注重同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时，还提出了要与其他小资产阶级党派合作的问题。
三、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
从1927年到1935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派关系观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与中间派别的关系问题，党的基本认识是：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
中间派别是一个历史概念，主要是指中国二三十年代出现的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基础的政治力量。他们不满意自己在政治上处于受压抑的地位，不满意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不满意国民党各派争权夺利的混战，也不满意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他们幻想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他们的基本政治态度是：在政治上既反对国民党，也反对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出现的有影响的中间派别主要有邓演达、谭平山等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后改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人们称之为“第三党”；胡适、罗隆基等为代表的“新月派”；张君劢、张东荪领导的中国国家社会党和曾琦、李璜领导的中国青年党。
中间派别在这一时期的出现及其存在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他们的主张和活动有消极的方面，也有积极的方面，不应一概地加以否定。但是，由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刚刚经历了资产阶级叛变革命、遭受血腥屠杀的沉重打击后，还未能客观地分析阶级阵线的变化，对中间派别采取了错误态度，做出了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的简单结论。在这个结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中间派别的关系时，采取了如下的态度和做法：
（1）不加区别地把中间派别一概称之为“反革命的在野派别”、 “反革命的改良主义”、“国民党的工具”。在分析汪精卫、陈公博的改组派与邓演达、谭平山的第三党的区别时，当时的中共中央认为：“他们两派之间根本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者是汪、陈派已经先一步被蒋介石豢养成了忠实的走狗，而邓谭等则尚在门外狂吠哀号而已。”〔6〕
（2）完全否定作为中间派别左翼的第三党。1928年5月，中共中央专门作出了《关于对第三党的认识和态度》的决定，认为第三党是一部分失意的小资产阶级组织的政党，它不可能是独立的，必然依附于蒋介石，决定对第三党采取坚决斗争的策略。同年7月， 中国共产党六大在《政治议决案》中进一步否定第三党。在《对于其他政党的关系问题》一节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些所谓‘工农党’‘第三党’等等的任务，就是指斥他们在反帝国主义运动‘民众运动’之中的动摇犹豫妥协，指斥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奸细。”〔7〕
（3）完全否定中间派别的一切政治主张和活动。例如， 对于中间派别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主张和行动，中共中央却认为“实际上不过是欺骗民众缓和民众斗争的把戏”，是“绞尽脑汁来欺骗民众，千方百计来阻碍革命的发展”〔8〕。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 第三党明确提出了“反蒋抗日”的口号，提出应该“尽力鼓动反日反蒋的斗争”。1932年，第三党还积极支持第十九路军进行一二八淞沪抗战，其部分成员还直接参加了太仓地区的浴血奋战。然而，对此中国共产党也不能给予正确评价，认为这“实际上不过是掩护国民党的出卖与投降的烟幕弹，而且实际上是同样的出卖民族的失败主义的道路！集中火力打击这些反革命统治的支持者，断绝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必要的条件”〔9〕。
（4）打击和削弱民族资本工商业和农村富农经济。 对于原本就不强大的民族资本工商业，根据地的苏维埃劳动法规定了过高的工资、福利及劳动条件，迫使小资产所有者因无法承受而破产，造成工人失业、工商业萎缩，根据地经济十分紧张。对于富农则提出了“反对富农”和“富农分坏田”的土地革命路线，并在实施过程中实际上影响到中农的利益，加剧了根据地的动荡不安。在城市中，盲目运用俄国和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把罢工斗争当作反对国民党统治者的主要斗争手段来运用，动辄发动罢工，同盟罢工、总同盟罢工、直至武装暴动。
（5）在实际斗争中，不与中间派别进行任何合作。 一个突出的事例就是拒绝与邓演达合作。1944年3月， 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所作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中曾经对此做过这样的总结：1930年邓演达“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这是不对的”。“虽然他在思想上是反对我们的，应该批评斗争，但在策略上应该同他联合。”再一个典型事例，就是对“福建事变”的错误态度。1933年11月，李济深、蔡廷锴等发动了“福建事变”。这是一次意义十分重大的“国民党营垒的破裂”，十分有利于中央红军打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但中共临时中央却采取了坐视事变失败的态度。
在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对中间派别持这样的态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思想理论方面的原因的。其最主要的原因有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中国共产党的三次“左”倾错误导致了党不可能正确处理与中间派别的关系。从1927年11月至1935年1月， 中国共产党内先后出现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长达4年之久，危害极大。从处理党派关系的角度看， “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有两个明显错误：一是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过分夸大了统治阶级的危机，否认革命的不平衡性，过高估计了革命力量的发展，因此，采取了“打倒一切”和自我孤立的关门主义立场。二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做了错误的判断，看到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附和了背叛革命的蒋介石，就把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等同看待，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如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一样的敌人。
其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与中间派别的关系。在对待中间派别的问题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犯有严重的理论错误。1927年7月，斯大林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他认为， 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苏维埃时期，无产阶级的同盟者仅剩下农民和城市贫民，认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已成为革命的对象，无产阶级应开始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政权，最终夺取无产阶级的全面胜利。这个理论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处理党派关系的依据，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又提出了“第三时期”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从1928年起世界革命进入第三时期，也就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帝国主义内外矛盾急剧尖锐，无产阶级进行直接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的时期已经到来；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对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遏止的影响，小资产阶级政党通常是由民族革命的立场转到民族改良的立场，而且一旦要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特别是要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就结束了。“第三时期”理论进一步强化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使中国共产党愈发陷入错误理论的泥潭，在处理党派关系的实践中愈益不能自拔。
将中间派别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党派关系历史上所走过的一段弯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然而，也正是这一沉重教训使中国共产党开始理智起来，并从此走向成熟。
注释：
〔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2〕同上，第8页。
〔3〕见1922年5月23日《广东群报》。
〔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7页。
〔5〕同上，第66页，第65页。
〔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77页。
〔7〕同上，第325页。
〔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5、104页。
〔9〕同上，第3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