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现代性的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治学路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政治学论文,新农村论文,路径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6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477(2007)02-0056-04
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六中全会都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把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要求概括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五个方面。而“管理民主”的目标正是当前农村政治建设的目标，落实这一目标又更多依赖于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广大农民群众。但农民怎样才能不辱使命，新农村政治层面建设的目标怎样才能真正实现，这些需要我们从分析农民政治素质入手，在提高农民政治现代性中找到答案。因为在今天的中国农村，农民自身现代性如果没有一个根本的提升，显然就不会有农村政治的现代化，本文正是试图从这一视角分析农村政治现代化建设与农民政治现代性提升之间的互动关系，以便为农村政治现代化的实现寻找一种合理的建设路径。
一、农民现代性与农村政治现代化的相关性
现代化是一个包容了多种因素的变迁过程，它既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的现代化，又包括文化和心理层面的现代化，而这些方面的变迁，反映到政治过程中，不论是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社会主体自身的政治现代化角度来看，都表现为社会成员政治价值取向、政治行为模式和政治态度的诸多变化。而现代性是现代化的静态体现，它与现代化一样，也包含着相互关联的多重维度，是“现代社会的全方位的和本质性的规定性”，[1] 它包含了与个体生存相关的个性和主体性的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理性化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价值、理性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契约化的政治运行机制，等等。
实行农村政治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政治建设的重要目标，而农村政治现代化在农村能否实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又取决于农村政治主体——农民自身能否通过诸多方面的发展，实现一定程度的现代化，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诸多现代性，否则“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法，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传统的人手里变成废纸一堆”。[2] (p8)因为如果没有某些基本程度的人的发展，某些作为民主基础的实践活动就不能也不会被付诸实施，而民主政治的实现正是农村政治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所以农民的现代化既是农村政治现代化获得更大发展的手段，也是农村政治现代化发展过程的伟大目标之一。那么，在最初发展阶段，农民现代化到何种程度才能构成农村政治现代化发展的基础和手段呢？农民的现代性与农村政治现代化发展的具体关联是什么呢？关于现代人的特征，美国著名学者阿列克斯·A·英格尔斯曾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概括：“他是一个见闻广阔的、积极参与的公民；他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在同传统的影响来源的关系中，他有高度的独立性和自立性，特别是在他决定如何处理个人的事务时尤为如此；他乐意接受新经验以及新的观念，也就是说，他是相当开放的，在认识上是灵活的。”[3] (p424)江泽民则从中国整个现代化的进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作了与此相类似的论述：“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和人心所向，最终决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4] (p409)这些论述实际上为我们分析农民现代性与农村政治现代化及农村民主政治实现的相关性提供了一个重要维度。
第一，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离不开农民适当的政治参与。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了村民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中行使政治权利的四种方式，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而不管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还是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都缺少不了农民的政治参与。因为具体来说，村民自治制度的顺利运行需要农民选举代表组成村民委员会，需要农民自觉通过各种方式参与村庄各项事务的决策与管理，需要农民行使监督权以保证村庄各项秩序的实现，而这一切都必须以农民有效的政治参与为前提。同时农民的政治参与还是国家政治过程中制定农村政策的重要一环，农民只有通过政治参与主动表达了自己对社会财产和价值分配的意愿和选择，政府才能对农村获得连贯性的信息来源，从而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及时作出正确的农村决策。当然我们指的政治参与是农民有节奏的适度参与，因为在一个国家现代化转轨时期，各方面条件还不成熟，尤其是相应的政治心理还没有普遍构建时，并不需要鼓励所有的主体所有的时候都有很高的政治参与热情，否则如果大多数人太经常地关心政治，反而会造成政治发展的不稳定，影响民主政治发展的深入进行。
第二，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离不开农民的政治信任感。
现代人相对于传统人来说，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政治系统和其他社会成员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信任，而公民的这种政治信任对于发展民主政治具有重要的意义，“信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而又帮助维持民主政治”。[5] (p185)因为农民之间以及农民与农村组织之间只有存在着最起码的信任，农民才会明确向农村政治系统表达自己的意见和选择，而农民的政治信任感又是与农民对政治体制的效能感和绩效感紧密联系着的，“人民已习惯于根据公民的经常性利益来评价政治”。[6] (p216)“对社会需求满足的程度已经成为能否赢得政治忠诚和支持的重要因素”。[7] (p84)相反，如果乡村政权组织在协调农民行为、保护农民利益方面老是给农民带来心理上的挫折感，必然影响农民对乡村政治系统的信任感和认同感，致使农民产生无所依托的心理失落感，这时农民就可能把本该对乡村政权组织的依靠和信任移情到家族身上或村庄强人身上，从而影响农民现代政治意识的形成。
第三，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离不开农民的自主和理性精神。
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虽然已经提交上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议程，相关的法律规定也明确了农民有参与政治的平等权利，而且为农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村民自治的途径和渠道，但是参与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自身是否有相关的自主精神和理性思维。因为理性指导下的政治主体，能独立断定自身利益所在，并根据能否最佳服务于他们的自身利益为尺度，来对各个政治行为加以评估。这种理智审慎的原则能够使农民对农村政治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给予应有的宽容和理解，能够在困难时期还能保持对政府的一份信任，同时这种原则也客观上有利于农民理性地选择政治参与方式，理智地把握参与程度。而自主和理性精神正是一个现代人必备的一个重要特征。
总之，不管是农民适当的政治参与，还是农民的政治信任和相应的自主、理性精神，都是农民现代性在政治生活中的体现，这些又构成了农村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二、农民政治心理现状的多棱视角
人作为政治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和客体，人自身的政治心理状况就成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准，人在政治领域中的观念意识状态反映着一个国度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所以要正确透视我国农村农民现代性在政治生活领域里的现状，农民在政治领域里的精神状态就成了一个很好的窗口。这里我们以村民自治为视角，通过对苏北农村地区的实地调查及相关数据分析，列举了农民在村民自治制度运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
第一，政治认知方面。
关于政治认知，日本学者在《政治参与》一文中曾用“政治介入”来形容。“所谓政治介入是一个表明公民心理上如何关注政治的词汇。其中包含日常接触新闻报纸，与朋友、熟人谈论政治，政治关心、政治义务感、政治能力感、政治信任、参与代价感觉、支持政党的强烈程度”。[9] (p67)而我们这里的政治认知，则主要体现为当代农村村民对新闻的关注程度、对政治的谈论程度、对村委会性质与职能等等的认识与感知程度。为了了解村民的政治认知现状，我们在191个受测对象中展开了一系列问题的调查，其内容包括村民关注村庄内外政治的程度，村民谈论政治的频度等等。在第一组问题中，我们询问了“你注意收听电视新闻节目吗？”，根据统计数据发现，回答“经常的”占53％，“偶尔的”占32.5％，“从来不的”占12.1％。但由于电视新闻有政治新闻和社会新闻之分，很多人可能感兴趣的是社会新闻而不是政治新闻，所以为了验证回答“经常”的53％的比率中有多少是关注政治的，我们又设计了一组问题，即“你注意政治和政府事务的报道吗？”，如果去掉没做出任何选择的人数，那么回答“经常的”只占26.5％，“偶尔的”占46.4％，“从来不的”占23.5％。为了进一步了解村民关注政治程度的深浅性及验证选择结果的真实性，我们又通过“你了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吗？”、“你知道什么叫村民自治吗？”、“你对选举村庄主任是否关心？”这三组问题的询问来进行了考察，第一组问题的统计结果是回答“非常了解”的占6％，“知道一些”的占31.3％，总比例也不过达37.3％，回答“不清楚”的比例占了22.3％。第二组问题回答“知道”的占42.8％，回答“不知道”的占27.8％。第三组问题回答“关心”的占22.3％，“较关心”的占10.8％，“无所谓”的占20.5％，“不关心”和“一般”的占37.4％，不选的占9％。这些数据一定程度反应了村民对村民自治的了解很模糊，只是知道还是共产党的领导，进步一点的还了解现在是自己管理自己，至于如何参与，如何管理，如何处理党组织与自治机构的关系，如何把握自己的角色定位等等，则显得茫然无措。正是由于农民们无法把握这种新的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不知道该如何了解和运用这一形式，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一方面，希望绝对自由，另一方面在某些条件下又希望行政权力干涉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对于村民自治的理解是以自己利益为圆心进行规划的。
第二，政治效能感方面。
所谓政治效能感是指一个人的政治行为对政治过程有或能有影响的感觉，如果人们不能控制自己面临的事情时，就会出现一种冷漠主义的文化。这一定程度上也是我们个案村中的现象反映，即大部分人对自身政治行为的影响能力评估普遍不高，这又反过来影响了村民进一步参与的积极性。在我们问卷中，当我们问到：“如果你向当官的解释你的不满时，你认为会产生什么结果？”，回答“他们会认真考虑”的占10.8％，“不大注意”的占25.9％，“根本不予理睬”的占24.1％，“没试过，不知道”的占30.1％；又问“如果你对影响你生活的政策强烈不满时，你会怎样做？”，回答“发发牢骚”的占48.2％，“没有怨言地接受政策”的占15.7％，“主动想办法解决”的有26.5％；问“如果你认为领导的工作侵犯了你的合法权益，你会怎样做？”，回答“找领导的领导”的占31.3％，“告上法院”的占23.5％，“给领导送礼，希望他改变决定的”有5.4％，“自认倒霉”的有28.9％。可见村民对自己影响政治能力的期望与评价普遍不高，即使是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理直气壮伸张自己权益的人也不多，有28.9％的人选择了默默忍受、自认倒霉的处理方式。即使在努力所要改变现状的人中，选择影响政治的手段所借助的非正常渠道的比例也高于选择法律手段的比例，例如找领导的领导或给领导送礼的比例总和达36.7％，这些都是传统礼俗关系在现代政治运作中的反应。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毕竟有23.5％的人选择用法律手段解决，这对于广大村民来说，确实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但总体来看，村民当前政治低效能感的存在还不利于村民自治的正常运作。
第三，政治角色体认方面。
政治角色体认就是指政治主体对自身在政治领域里所要扮演角色的自觉认知。村民对自己在当前村庄政治中该履行什么样的角色，还缺少始终一致的认识，臣民意识、公民意识与原子化的村民意识相互交织地存在于村民心里，并在不同情况下有着不同的表现。例如在传统臣民、子民角色的心理影响下，他们缺少了解政治体系的主动性，认识不到自己对政治体系的作用或是应该承担的义务。在我们访谈过程中，当我们用通俗的语言向村民解释“村民自治”就是“村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时，80％的人回答“哪能自己管理自己呢！没有领导管，不乱套了吗？”。问“在你眼中村民自治是什么？”，14.5％的人回答“这是村干部的事情，与我无关”，又问“你怎么认识你在村民自治中的权利和义务？”，选择“响应上级号召型”的占19.9％，“随大流型”的占47.1％，“主动型”的占16.9％，“为了某种物质利益补贴参加的”占2.4％，“为了怕打击报复”的占2.4％。另外，虽然多数村民对乡镇任命村干部的产生方式表现出诸多不满，但同时在他们心目中他们又认为村委会、党支部是农村基层的正式权力，认为应该支持，这种支持占主导地位的又是一种被支配性的服从，而不是认同性的支持。由此可见，当前村民对自身的角色体认还不明确。即使有些村民对村干部和村政存在着不满和牢骚，他们不满的也不是对“自己做不了主”的不满，而是对“领导没有替他们做好主”的不满。由此可见，村民自主意识还相当缺乏，臣民意识、依附意识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另外在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影响下，原子化村民角色开始出现。所谓原子化村民，是指随着大量农民的外流和空壳村的出现，原来扎根于同一、相对稳定的活动空间和交往较为频繁密切的熟人社会中的共同认同的习惯、象征、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日益失去了它往昔的作用，原有的村庄社会关联度日趋降低，村民不再隶属于任何组织或团体，没有人可以代表其他人，也没有人愿意代表其他人，个人独立意识和自主意识增加，这种增加又不同于公民意识，因为这种自主意识是以个人利益为行事准则和评判标准的。例如，在我们的调研中，把“个人发财致富”放在首位的比例几乎百分之百，对国家和公共生活的评判标准也是工具理性至上，即是否带来自身利益。这些都表明村民国家观念、法律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意识缺失，不关心公共生活和公共利益，利己主义至上，把对个人的有用性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不能正确处理私利与公利、个人自由与公共权威的关系，同时也使过去乡村社会的公众舆论失去了调节社会、规范村民行为的制约作用。
第四，政治信任方面。
所谓政治信任，是指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尤其在政治生活中与他人在一起时所感受到的开放、合作和容忍态度。政治信任与人们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政治认同、政治信念、政治信仰息息相关，当人们只有对一定的政治体系、政治规范、政治价值形成一定的信任关系时，他才会发展出相应的感情上的认同，继而进入深度信任状态——政治信仰阶段。而这种信任机制一旦形成后，人们之间的宽容、合作就成为可能。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信任是民主制度运作的润滑剂。在我们的乡村调查中，我们发现大部分农民不论是对村民自治制度本身信任度方面、村庄政治权威体系的信任度方面，还是村民相互间的信任度方面，其状况都不容乐观。例如，在村民选举这一环节上，当问及“你认为能不能当上村委会干部由谁决定？”，回答“村民选举”的只有41％，半数不到，回答“乡镇任命”的占27.7％；问“你相信不相信会真正搞民主选举？”，回答“很可能”的占21.1％，“很难会”的占29％，“不可能会”的占18.1％，“说不清”的占24.7％；又如，从“如果你对影响你生活的政策强烈不满时，你会怎样做？”和“如果你认为领导的工作侵犯了你的合法权益，你会怎样做？”这两组问题的回答情况来看，也反映了村民对干部的普遍不信任。再如，当我们问到“一般来说，您认为大多数人是更倾向于帮助别人还是关照自己？”，选择“更倾向于关照自己”的占75.3％，选择“更倾向于帮助别人的”占10.8％。由此可见，在当下苏北农村地区的政治信任结构中，相互间的不信任在市场经济的个人主义和经济理性主义的冲击下已日益普遍化，这种不信任反映到村民自治活动中就表现为村民对自治制度运转效果的低心理预期，这种低心理预期又进一步影响着村民在村政活动中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选择。
从上述个案中可以看出，自治和民主的价值还没有被大多数农村农民所接受，民主管理和依法办事的生活习惯还没有养成；农民行为选择还没有完全达到理性化的程度，参与村庄治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还没达到应有的水平。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政治现代性的提升，而当下新农村政治建设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实现农民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培养具有理性精神和民主观念的新型农民。当然，上述各个变量并不是孤立存在起作用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各种成分对农民政治行为的影响是以互动和共同作用的方式进行或实现的。
三、培养农民现代性的政治路径
农民政治素质的提高，农民主体意识的成熟和完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变量因素，而这一切的获得又不是单一的条件所能确保的，例如需要农业现代化、产业化的实现为农民现代性的构建提供足够的社会源动力，需要文化教育的发展为农民参政意识的培育、参政能力的提高提供直接的推动力，但这些不是本文所要分析的，本文所要努力分析的是政治生活领域里的措施。具体来说，培养农民现代性可以从以下举措着手：
第一，培养农民现代性的根本点，是以农民为本，将培养具有现代性的农民既作为起点又作为终点。
人的现代化在政治层面实现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公民要有政治主体意识，能自由自觉地作出选择。所谓公民政治主体意识，就是人们从公民而不是从臣民的身份界定出发，明确认识并能积极行使其权利，承担其义务，按照公民的角色规范从事各种行为的政治心理状态。目前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我们就是要通过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的社会化渠道，使乡村农民真正树立起积极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信仰、政治情感，让农民在各种各样的政治参与实践中增加对政治过程、政治生活的了解，增强对村庄内和村庄外政治体系的认同感和自己的政治责任感。而这一切只有深深扎根于民众的利益结构之中，才能为农民所认可。例如，我们在加强农民维权意识的培养中，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围绕土地使用权的维护来提高农民的维权意识。“农民教育要进行维权意识教育。农民的贫困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贫困，农民维权意识的淡漠才是更大的贫困。农民维权意识增强了增收才有保障”。[10] 确实，农民维权意识提高了才可能投入到新农村的建设中来。又如，在文明乡风教育中，通过对农民进行文明乡风的教育，通过对农民传统伦常关系的理性分析，通过以德治国，以德治乡，以德治村举措的实施，使村民间建立起新的信任机制和合作意识，使乡村成为一个诚信的社会。
第二，培养农民现代性的关键点，是推进主流政治文化建设，唱响主旋律，用主流政治文化来统帅乡村的价值导向。
加强农村主流政治文化建设，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与发展，及时增添一些符合时代和人们需要的新因子，是扩大新时期条件下农民政治认同的需要。因为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分殊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变革中各种事态和矛盾的错综复杂性，加上农民往返于城乡间频率的增加，使农村社会成员的文化选择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元化，这就决定了现实的政治生活实践在客观上不可能达到理论上所要求的政治理性、政治情感和政治行为的完全统一性。同时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政治文化的变化又与政治制度、政治生活的变动具有不同步性，旧的政治文化不会随着新制度的建立而立即消失，它还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滞留在人们的观念领域，沉淀在人们的心理意识之中，并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持久的影响。所以要想使主流政治文化为乡村农民普遍接受，主流政治文化本身就要与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一般社会意识具有融合性，其所折射的利益追求与农村社会利益取向之间有着关联性，并以其自身的合理性、科学性提升乡村的政治文化。就我国当前农村而言，就是要围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传统美德”这一主题，通过整合当前乡村不同群体不同结构的政治文化，及时引进乡村社会外部的现代政治文化资源，发掘和提炼传统乡村政治文化中农民普遍接受的处世规则，形成符合农民接受能力的政治文化模式，尽可能减少农民的政治认知、政治价值评价方面与主流政治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张力。只有这样，才能为农民政治现代性的提升提供一个良好的氛围和环境，从而使农民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逐步经历一个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
第三，培养农民现代性的重要点，是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使农民在实践训练中形成民主的切身体验。
围绕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中央提出在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进一步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议事制度，让农民群众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可目前乡村还存在许多问题，如村委会选举程序存在不合法之处；村委会没有实现其自治功能；村民自治过程中民意体现不够，村民的意愿得不到重视；村政务与财务缺少应有的公开；对村干部监督的缺失与不足等等。这些失范行为虽然涉及面不一定很大，活动范围小，但这些现象的存在，不仅会造成广大农民对党和政府信任感的丧失，而且会造成干群关系的紧张，从而进一步挫伤了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阻碍了农民政治现代性的培养。所以当前乡村要通过进一步规范村庄选举制度、完善村民“一事一议”制度，落实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吸引农民的实际参与，让农民在投票中学会投票、管理中学会管理的同时，形成民主的亲身体验。这样既能使传统的政治文化以及相伴随的行为模式和心理倾向在民主实践中得以真正改变，又能于无意识中锻炼村民的民主管理能力，提高村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从而使村民逐步熟悉和习惯于民主的操作规程，并催发一种基于长期基层民主所训练出来的宽容与妥协精神，培育出民主、理性和独立的政治品格。
总之，加强中国农村政治建设，不断提升农民的现代性，让初具现代性的农民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真正主角，是当前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种重要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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