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宜盲目追求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高贡献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技术进步论文,盲目论文,贡献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14)01－0075－06
在中国，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有较高的贡献率当做是经济增长质量较高的标志或当做是经济增长可持续的前提的论点十分流行。我们看到，“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资金和物质要素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带动转变”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方面之一被写进了国家规划(“十一五”规划纲要)，国家“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更是把到2015年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力争达到55％”(见国家科技部官网)作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一个量化指标。
研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经济学家的一个课题，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也经常发布各自的测算结果。然而，至今国际上对此尚无成熟的、统一的算法，这些结果均属探索性、参考性的，将技术进步贡献率作为规划指标使用在世界上除中国外好像也是绝无仅有，应该讲，将其作为规划目标，并刻意追求，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是对这样一个指标的可操作性以及我国的发展阶段缺乏认识的表现。
一、至今尚无成熟的测算技术进步的办法
技术不是独立的生产要素，技术进步难以直接计量。在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中，技术进步被处理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因而，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技术进步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常常是一回事。在实践中人们习惯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当做技术进步的替代度量。人们常常通过增长核算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技术进步)以及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然而，应该看到，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当做技术进步替代度量的方法存在明显缺陷①，这些缺陷直接影响到测算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健性。
1.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当做技术进步的替代度量使技术进步的内涵过于宽泛
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当做技术进步的替代度量的主要问题是内涵不清楚。从理论上讲，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有其特定的内涵，但拿到实际中来，便显得相当随意。
目前，测算技术进步的流行方法基本上都是建立在新古典增长理论基础上的。1957年索洛在《技术进步和总量生产函数》论文中所提出的增长速度方程后来被广泛用于测算技术进步。在索洛增长核算框架中技术进步是产出增长率与各要素投入综合增长率之差，所得到的余值为不能直接观察的所有因素所带来的增长，故索洛又把增长核算的余值称为“无知的度量”。缩小余值的大小以减少对增长如何发生的无知程度成了经济学家们的一项重要课题。进行这项工作的经济学家中最著名的要属丹尼森和乔根森，他们开发出了分解要素投入的方法。如，乔根森将劳动按性别、教育程度、职业等进行分类，资本按机器设备种类、年代等进行分类，并通过计算把劳动和资本的这些构成变化所导致的增长变化从余值中分离出来，而这部分变化原来是被归为技术变化的一部分的，随着引起增长的因素更多地被识别，并被分离出来，余值也就相应变小了。
显然，“余值”的大小与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加以识别的程度有关。在经验研究中，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与研究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包括与使用的方法、假定有关。在增长核算实践中，尚没有一个共同接受的、公认的TFP的概念。较为流行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概念，是实际产出与实际有形投入的数量变动之差额。这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既包含体现的技术进步(主要与资本、劳动等投入要素的质量提高相对应)，也包含非体现的技术进步(主要与效率改进、资源的优化配置等有关)，以及其他不可观测的因素的贡献，是一种较为宽泛的概念。OECD(2001)生产率手册推荐使用增长核算的方法来估计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美国劳工统计局(BIS)从1983年开始公布的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均是采用的这个定义，这也是目前采用最广泛的测量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
采取这样一种较宽泛的概念，意味着影响“余值”大小的因素非常复杂。实际上，除了产出、要素投入、技术因素以外，规模收益、产业结构、城市化、制度的变动、管理的改进、公益福利性投入的规模，以及经济景气情况、宏观调控政策带来的供需相对变动的影响，包括报告期的差异，等等，也都会影响到“余值”的大小。如果把这些变动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都当做技术进步的度量，显然不够妥当。如果说，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可以宽泛一些，那么科技进步的内涵不宜过宽，过宽将失去这样一个指标的意义。
还有一点值得指出，那就是，这样一个指标没有对由外资进入带来的技术进步加以识别。我们关心的是民族产业的技术进步，随着外资的大量进入，中国技术进步中外资企业的贡献越来越不能忽视。极言之，如果中国主要产业均为外资所垄断，那么以这样的方法计算出来的技术进步再大，也没有多大意义。
2.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结果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技术进步测算的稳健性
全要素生产率是研究经济稳定增长的机制和条件问题派生出来的概念，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当把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一个定量指标运用到实际中时，便发现其缺乏可操作性，测算所得到的结果的稳定性较差。
理论和现实之间常常存在巨大的差异，很多理论概念在现实中常常无法度量。比如，从理论上讲，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所使用的要素投入是其即期服务流，产出也是即期的产出流。产出的数据容易得到，而要素投入的服务流无法直接得到，甚至难以估计。由于没有资本服务流的数据，一般都是使用固定资产作为资本投入的替代度量，这样做的前提是必须假定资本服务流与固定资产存量成比例，而这个假定是非常脆弱的，因为不同固定资产的性质不同，不同性质的固定资产的边际收益、服务年限或服务强度各不相同，当固定资产的构成发生变化时，这个假定便是不成立的，当结构变化较大时，由此会产生较大的误差。
通常使用的这样一个假定，直接带来了投入与产出之间缺乏一致性的问题。由于资本存量不仅是当期GDP的来源，而且也是未来GDP的来源，而TFP反映的只是生产要素即期的经济效果，因而TFP不能全面反映资本的经济效果。在资本投入与固定资产成比例的假定下，特别在发生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时，势必会低估TFP的增长。
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出现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下降以及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下降，与中国新世纪以来的加入WTO带来的外资大量进入、房改带来的房地产投资剧增，以及西部大开发、城市化加速、公共品投资大幅度增加等有密切关系，这些都离不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些投入的经济效果的显现是长期的，而这些长期的经济效果难以反映到TFP的测算中。因而，目前的TFP研究所带来的一个明显误导，那就是对于“固定资产也是将来收入来源”这样一个重要事实的忽视，从而造成对资本积累重要性的低估。
资本数据的可靠性是经济增长研究无法回避的重要内容。资本品的加总及其度量是经济学的难题。由于资本品种类繁多，效率模式各不相同，效率模式的选择具有很大任意性；再有，不同年代的投资相加必须换算成不变价才能进行。资本品价格指数的适当选用也是个颇为困难的问题。因而，如何对不同性质的资本进行加总，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至今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虽然研究在不断获得进展，但仍不能改变资本度量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状况。到目前为止，中国统计部门尚不能提供适合增长核算使用的、合理的资本存量的数据。各种生产率研究使用的资本数据都是学者通过非常粗略的估计得到，相当随意。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测算结果与经济波动有很大关系。一般来讲，经济波动会导致产出增长率和设备使用率的同步波动，固定资产的增长相对较为平稳。如果不考虑设备使用率问题，在经济波动时测算出来的全要素生产率会有负增长的情况出现，在国内不少研究中我们都看到了这种情况。如果说全要素生产率负增长的结果尚有一定合理性、可接受的话，那么，当把全要素生产率当做技术进步的度量、认为技术进步出现了负增长就是难以接受的了。另外，不考虑设备使用率的计算结果是有悖于生产函数的定义②的。从这个意义上，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作为技术进步的度量也是不妥当的。实际上，不考虑设备使用率主要是受制于无法获得设备使用率的数据。这进一步说明不完善的数据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可操作性的重要因素。
总之，尽管经济学家很早就意识到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并在测算技术进步上做了大量研究，然而，至今人们还不能对技术进步如何影响经济发展进行准确的度量，在使用技术进步指标时，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全要素生产率是建立在严谨的理论框架下的一个理论概念，是一个有意义的指标，但操作性较差。实际操作中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不但包括了所有没有识别的带来增长的因素，而且也还包括了概念上和度量上的全部误差及差异。不同研究者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概念、生产函数形式、要素产出弹性的估计方法、数据以及假定等方面常常做了不同的处理，使结果缺乏稳健性，从而给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理论研究和政策分析的应用带来很大局限性。正因为如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从奇迹到危机再到复苏：东亚四十年的经验教训》(Stigliz,2001)一书中曾尖锐地指出“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争论实际是无事忙”(林毅夫，任若恩，2007)。可见，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操作性不高的指标，用其作为技术进步的替代度量，特别是当做规划指标是难以胜任的。
二、技术进步速度以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阶段性规律难以超越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科技进步至关重要。我们希望科学技术有更快的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有更大的贡献。然而，这只是人们的主观愿望。实际上，技术进步的快慢有自己的规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多大同样也有自己的规律。从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角度看，设立追求技术进步及其对经济增长高贡献率的指标是缺乏充分依据的。
1.技术进步率下滑趋势难以逆转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是技术进步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要实现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目标，显然可有两条途经，一条是提高技术进步率，另一条是降低经济增长率。降低经济增长率不是我们希望的，那么，提高技术进步率的可能性如何呢？
从长期看，发达国家经济体由经济起飞阶段进入成熟期，经济发展速度一般都会出现下降。在增长速度减缓的同时，技术进步(TFP增长)的速度一般也呈下降趋势，但由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快于技术进步的减缓，因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不断增加的，乃至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
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其技术进步都快于发达国家，中国也不例外。国内外有关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技术进步率(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基本上在2％—5％之间，远高于大多发达国家的1％—2％。从技术扩散、技术转移的规律的角度看，这很容易理解。按照“阶梯理论”(Grossman and Helpman,1991)，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质量阶梯”，发达国家的企业要依靠产品创新才能支撑他们高成本的制造业。这是因为，模仿总是比技术创新的成本低，发展中国家能够以较低的生产成本成功地仿制发达国家企业的产品，而发达国家的企业为了追求高利润，也乐于将一些成熟的产品转到低生产成本的发展中国家去生产。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得以获得较快的提高，同时从发达国家企业手中抢占市场。这时，发达国家的企业就只能以新一轮的技术创新作为反应，使自己保持在技术前沿上。处于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其技术创新无疑比发展中国家模仿要难得多，其技术进步的速度低于作为后来者的发展中国家是显而易见的。
随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缩小，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速度一般会随之放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技术进步的态势印证了这一点。从已有的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结果中，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增长率(技术进步率)比改革开放以前有了明显提高，自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呈上升趋势，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呈明显下降趋势(OECD，2005；刘满强，龚飞鸿等，2007；李平，钟学义，王宏伟，郑世林，2013)，这种下降无疑具有合理性。
毫无疑问，这种技术进步率下降趋势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因为在技术进步率下降的情况下，要实现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目标，就只能降低经济增长率了。而从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仍然很大。中国经济的基本国情是：超过50％的高储蓄率以及劳动力资源正处于最丰富的时期，而且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从资源有效配置的角度，应努力使储蓄转变成投资，不应使其闲置。目前，中国有超过20万亿元的存差，不缺资金。同时，对投资的需求巨大。中国大量的问题包括各种民生问题、环保问题等都与投入不足有关。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不到美国的1/8③。在保证资金链不断裂的情况下，不应压制投资需求。再有，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3.4亿上升到2011年9.4亿左右的最高峰之后，2012年开始出现了下降，比2011年减少了345万，但是总量依然很大。目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仍处于高峰期，而且，差不多10年之内中国依然有9亿多的劳动力，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资源优势。在劳动力较为丰富的这段时间里较高的投资率对于劳动资源的有效使用来讲是合理的。为了不丧失享受资金较为充裕(看看越来越多的“月光族”，中国的储蓄率终有下降的那天)以及人口红利的最后机会，保持较快的资本积累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是必要的，是有效利用资源的内在要求，人为地降低增长速度是不明智的，这样做无疑将会加大资本积累的成本，延误工业化的进程。
通过实行创新驱动战略是否能逆转这种技术进步速度下降的趋势呢？通过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无疑可以加快自主技术创新的速度，有利于减缓技术进步率的下降，但要在较短的时期内逆转这种趋势似乎可能性较小。在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推动技术进步的实践中所取得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对于自主创新的难度应有足够估计，自主创新需要各方面的积累，绝非一蹴而就。另外，即使近期出现了全球性的革命性的技术突破(比如新能源)，但由于产业化需要时日，在可预见的未来，使技术进步出现明显加速的可能不大。
最后，对规划技术进步速度的做法简单说几句。重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往往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人类科技进步的历史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科学发现的不确定性很容易理解，而且不是所有的科学发现都能够得到实际应用。即使是能够得到应用的科学发现，由科学发现到实际应用，再到产业化的过程常常要经历几十年或许更长，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因而，技术进步的过程必然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线性的持续提高。对技术进步的速度进行规划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做法。
2.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受制于发展阶段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受制于很多因素，但主要是受发展阶段的制约。经验研究表明，技术进步或要素投入作为增长来源的相对重要性是随发展阶段变化的。大量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的贡献，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主要来自资本投入增长的贡献，经济增长方式较为粗放。
实际上，任何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都是粗放的，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或者说，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是资本增长。高投资率是资本快速积累的一个前提，高投入是资本快速积累的一个必然结果。这种外延为主的粗放增长是阶段性的。粗放增长并非贬义词，仅是一个阶段性特征，不存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谁好谁坏的问题。当资本积累、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需求结构及产业结构必然发生根本转变，增长方式也必然会随之转变，这是市场规律决定的。
从社会需求的内容来看，可以想象，在工业化阶段，社会需求的内容多为人们的基本需求，包括各种基础设施、住房等，多为物质密集型的产品，不需要很高的技术含量，需求的总体档次较低。因而，以满足这些需求为目的的增长必然是以外延为主。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当人均资本提高到一定程度，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增长的内容必然要向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转变，表现出更多地依靠内涵增长的趋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需求的质量、技术含量上存在的巨大差距从根本上是由它们收入水平的差异决定的。要缩小这一差异，需经历长期的发展过程。
从技术进步发生的条件看。技术进步的发生总是以资本积累为先决条件的。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个是技术进步本身需要投入。二是技术进步的发生对资本密集程度有要求。经济增长必然要经历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型的转变过程，而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从总体上讲只有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发生。再有，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不但需要投入而且具有风险，而且越是高新技术，风险越大。只有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才有条件进行高风险的、商业性的技术开发。同时，由于基础工业的相对薄弱，高新技术的科研成果的转化在发展中国家也要困难得多。
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高贡献率一般只有在进入经济增长速度变慢的成熟期才会出现。到了这个阶段，资本原始积累任务已经完成，商品过剩、资本过剩、经济增长点缺乏的问题愈发突出，经济进入低增长状态。发达国家经济迫切需要能够产业化的技术突破去拉动经济增长④。发达国家对技术创新需求的迫切程度远大于发展中国家，这是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
显然，我们应该希望我国快速、粗放增长阶段足够长，在我们资本积累的任务得以完成、物质基础更加雄厚、人民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富裕起来之后再进入低速增长，如果这些任务还没有完成，增长速度就降下去了，那么，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再高，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尽管中国GDP在世界排在第二位，但人均GDP在世界仅排在84位(2012年)，贫困人口数量尚有1.28亿(2011年)⑤，占总人口的9.5％，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全球第101位(2012年)，城市化的程度也较低，毫无疑问，中国的资本积累尚未完成。期望中国在短期内，将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投入支撑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的轨道上来，意味着要求一个处于“起飞”阶段的经济体具有处于“成熟”阶段经济体所具有的特征，显然这是不现实的、不符合经济规律的。
三、盲目追求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高贡献率对经济长远发展不利
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实际是研究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和机制时派生出来的概念和问题，研究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根本意义在于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实现。毫无疑问，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脱离国情片面强调经济增长来源的哪一方或忽视哪一方，将它们对立起来是不妥当的。
中国流行着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考察经济增长的动力或来源的观点。一个从供给角度主要通过增长核算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考察，另一个从需求角度通过国民生产总值支出核算对投资率进行考察。两个角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近年来中国投资率持续走高，因而不用通过增长核算也能够由此得出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资本投入而非技术进步拉动的结论。于是，中国也流行着同时从这两个角度对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批评的观点。前者认为主要依靠物质投入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中国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应该对经济增长有更高的贡献率，如同发达国家那样把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作为最主要的源泉。后者则是从投资和消费的比例角度质疑中国的增长方式，认为投资率过高造成中国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这种主要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可以看到，来自两个角度批评的共同点都是对主要依靠投入、依靠投资的增长方式持批判态度。
出现这些论点的主要原因在于对投资的认识存在片面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要素投入的综合效益。效益有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前面曾提到，目前的TFP测算结果反映的均只是生产要素即期的经济效果。由于TFP不能全面反映生产要素的经济效果，往往会导致对于“固定资产也是将来收入来源”这样一个重要事实的忽视，从而导致对资本积累相对重要性认识的降低。对投资进行妖魔化正是过度关注投资的即期效益或对即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对投资的长远效益、对资本积累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的反映。
牛津大学的Steve Bond等人(2004)在一篇《资本积累与增长》的论文中，针对当前流行的在解释经济增长时认为物质资本是相对不重要的论点，利用98个国家1960—1998年的数据所进行的定量研究表明，较高的投资率(投资在GDP中的份额)意味着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投资率的增加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在短期内是稳定的，其对经济增长率的长期影响在数量上是显著的。该文得出的关于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影响的结论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如AK模型)的结论一致。这篇研究论文一方面说明积累的长期重要性，另一方面告诉我们只考虑即期影响是不全面的。
目前，中国消费在GDP中的比重稳步下降至35％以下，投资的比重上升至45％以上。大多数人认为，为了避免陷入严重衰退，中国经济增长应降低投资率，需要更多的消费驱动，以改变这种快速而不平衡增长。针对这种观点，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的高级研究员黄育川⑥(2013)在一篇《不平衡增长将助中国避免衰退》的文章中指出：“过去半个世纪中，只有少数非欧洲经济体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它们大多在东亚，即日、韩、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等。不太为人熟知的是，这些经济体都经历过长达数十年的不平衡增长。在再平衡之前，其消费在GDP中的比重降至20％—30％，而中国似乎也在经历这种过程。实际上，只有不平衡经济体成功跻身高收入行列，而‘落入陷阱’的拉美经济体和止步不前的东南亚国家都有平衡的增长模式。”这意味着，高投资率(对应着主要依靠资本投入的增长)恰恰有助于使中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非人们认为的那样会使中国经济陷入衰退。人们希望的降低投资率、更多消费驱动的平衡增长却极可能使中国“落入陷阱”。
从经济理论的角度，这是容易理解的，其根本原因在于投资或资本积累具有长期效应。由于各种生产要素的成本是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以相对较低的消费(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消费保持着年均8％的增长速度，并不能算低)所赢得的高投资，有利于保持较快的增长，有利于以较低的成本较快地完成资本积累，最终使人民更快地富裕起来。可见，不应只注意短期平衡而忽视长期平衡、忽视增长路径的优化，这也可从一个侧面说明追求技术进步高贡献率的盲目性。
四、结束语
追求技术进步的高贡献率，并把其作为国家规划的量化目标，无论从可操作性角度还是从合理性角度，均不够妥当。由于至今尚不存在成熟的测算技术进步方法，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作为技术进步的替代度量使测算结果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将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作为规划指标有些草率。
更重要的是，将技术进步的高贡献率作为规划目标，并不符合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规律。中国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20多年，一直试图将“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资金和物质要素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带动转变”。为什么转了近20年仍然是转而不变，显然，这是与在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就实现这一转变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及其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的。
不能因为发达国家的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我们就不问国情地照搬。发达国家作为先行者无疑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东西，我们应向先进的方向努力。然而，先进性与适用性是有区别的，先进不等于适用。适用性和先进性相比，显然，适用性高于先进性，走适合国情之路是唯一的正确选择。
经济增长理论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都表明，不存在消费驱动型增长，作为阶段性特征的粗放发展方式、高投资率既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更是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过度关注投资的短期收益，忽视其产生的长期效果，盲目追求技术进步短期的高贡献率，将技术进步与投资对立起来，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收稿日期：2013－11－18
注释：
①国家“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中科技进步贡献率指标具体算法尚不得知。故假定的是流行的增长核算的方法。
②按照生产理论，生产函数反映的是最大产出与有效投入之间的技术关系。显然，没使用的生产能力不应计入投入。
③按照人均GDP与人均资本存量成比例的统计规律，利用2012年IMF数据推算得到。
④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处于世界经济领头地位的美国缺乏能够拉动实体经济增长的技术突破。
⑤我国贫困线按人均一天1.8美元计算，高于世界银行2008年制定的人均一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
⑥黄育川曾担任世界银行亚洲地区首席经济学家，世界银行中国业务局局长。他还曾在美国财政部任职，在美国、坦桑尼亚和马来西亚的多所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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