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先秦时期治军思想
★ 卢柄池
摘要 ：先秦时期，丰富的军事实践中催生出较高水平的治军思想，其中有些内容对现在仍有一定借鉴意义。先秦时期治军思想主要内容包括居安思危、常备不懈的备战思想，制必先定、令文齐武的法治思想，教戒为先、精兵锐卒的训练思想，按名督实、选贤任能的任将思想，上下同欲、敦睦融洽的“和军”思想等。
关键词 ：先秦 治军思想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Thoughts to administrate the Military in the Pre-Qin Dynasty Period
战火频仍的先秦时代，中华大地上的思想家、军事家们通过丰富的战争实践，总结凝练出了博大恢廓的治军思想，深刻揭示了符合时代特点的治军规律，其中蕴含的许多真理性认知对后世治军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一、居安思危、常备不懈的备战思想
先秦是一个思想开放多元的时代，各流派思想家们从本流派哲学体系出发，对军事问题，特别是治军理论，分别发展出了不同的理论框架，然而在强调居安思危、常备不懈的重要性方面，却表现出普遍一致性。“居安思危”一词，语出《左传·襄公十一年》，引自《尚书》，这说明在古代中国很早就明确了“居安思危”理念。《司马法》首篇即振聋发聩地提出告诫：“天下虽安，忘战必危。”① 《司马法·仁本》。 吴起在与魏武侯问对时说：“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② 《吴子·料敌》。 《周易·系辞》中说：“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孟子指出：“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③ 《孟子·告子下》。 墨子指出，“君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而不知戒”乃“国必有殃”之一大患④ 《墨子·七患》。 。《吕氏春秋》说：“故贤主于安思危，于达思穷，于得思丧。”⑤ 参见《吕氏春秋·慎大》。 这些都说明了先秦思想家、军事家关于“居安思危”的战略思想已高度成熟，贤明之人须时刻保持着战争意识、备战意识，尤其要力戒在长期和平环境中因精神麻痹而废弛了武备。
仅“思危”是不够的，必须要常备不懈地将“思危”落到实处，即在平时就要拿出切实举措，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危”。首先，须发展生产，强基固本。孙子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⑥ 《孙子·作战》。 古人认为，战争是最大的消耗领域，没有足够强大的经济基础是打不了仗的，长期战争更是无法支持。管子提出，“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① 《管子·七法》。 ，清晰说明了国贫导致兵弱、兵弱导致战不胜、战不胜导致国家安全无法保障的内在逻辑。因此，先秦兵家普遍把“富国”视作“强军”的基本前提。其次，须切实加强国防战备建设。孙子指出，“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要求国家必须以“恃吾有以待也”的基本态度对国防战备建设常抓不懈，并且只有把战备做到了“恃吾有所不可攻”的程度，才能制止战争、保障和平，或在战争到来时能应对裕如，避免丧师亡国之痛。作为典型的冷兵器战争时代，先秦时期的国防战备建设，主要体现在粮秣生产储备、武器装备研制发展、城郭关隘和交通烽燧的建设修整等方面。墨子指出：“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② 《墨子·七患》。 孙膑指出：“故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③ 《孙膑兵法·见威王》。 即军队须有充分的物资储备，否则打起仗来常常会陷入被动境地，导致失败；相反，只要储备充足，即便城池小但亦可守固不被破。
二、制必先定、令文齐武的法治思想
先秦兵家普遍认为，法治是军队战斗力生成的重要源泉。其内涵既指合理军制、军规军纪的预先建立，也指齐众以律、信赏明罚的切实实行和不分贵贱、率先垂范的公平公正。
先秦兵家很早就认识到军队战斗力之根本源自组织力，即以合理方式将人、武器、辎重等战斗要素组织起来，形成最大合力。这既包括合理的军制，也包括严明的军法，故兵学家将“制必先定”作为治军的首要问题。《孙子兵法》首篇论述战争制胜的五个主要因素时，“法”，即军队编制、干部配备、后方补给等制度，赫然在列。《尉缭子》所言“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形乃明”④ 《尉缭子·制谈》。 ，就是指必须军队预先建立制度，做到有制可依，才能做到平时行止有序，严格训练，而战时令行禁止，协同作战。其《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束伍令》等篇目，已具条令化军制的雏形。《管子·重令》更鲜明指出：“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
在文献[25]、文献[28]、文献[29]基础上，基于热-流-力-形变多物理场耦合计算，研究微通道分支数、质量流率和热流密度对圆心回流式微通道圆盘热沉最大热应力、最大形变的影响。
“制必先定”仅是军队形成组织合力的基础，其生命力全在于有效施行。“制”的有效施行，既要靠“文”的一手，即恩赏、教化；更要靠“武”的一手，即刑罚、惩戒。赏功罚过既是构建优胜劣汰流动机制的基本途径，也是保持军队纪律性、激发战斗精神的基本手段。为了在规模日益扩大的兼并战争中避免失败，新兴地主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扩充军队、提高战力。突破世卿世禄制，在更大范围内选拔任用人才，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封建主通过军功爵制的政策导向，鼓励官兵勇猛杀敌以改变个人和整个家族命运。韩非子谓“猛将发于卒伍”，即已说明在先秦时期已有许多高级将领，是起步于基层以军功累积而获升迁。管子基于“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⑤ 《管子·禁藏》。 的基本认识，得出了以重赏厚禄激发勇敢斗志的结论。孙膑认为：“夫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乱，令民畏上也。”⑥ 《孙膑兵法·威王问》。
所谓“和军”，即全军上下团结统一，官兵关系敦睦融洽，内外关系协调顺畅。先秦兵家普遍把“和军”作为治军的重要内容。《左传》说“师克在和，不在众”，意指军队的战斗力来自内部和睦，而不在人数众多；如果军队内部不和睦，就不能对外征伐。《孙子兵法》在研究决定战争胜负的五要素时，将“道”放在第一位，进而阐述“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孙子在论述“知胜”时，认为“上下同欲”是战争制胜的重要条件。可见孙子是把全军上下的团结统一，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上进行考察的。
三、教戒为先、精兵锐卒的训练思想
先秦兵学家认为，无论安国全军还是征伐守御，都必须倚仗一支精锐作战力量。而精锐之出，在教戒，即强有力的军事训练。《司马法》说：“士不先教，不可用也。”③ 《司马法·天子之义》。 孙子将“士卒孰练”作为能否打赢的重要条件。《吴子》“用兵之法，教戒为先”“练锐之卒，必先教戒”明确指出精锐之师必来自严格教育训练。《论语》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意思是让未经严格训练的部队去打仗，跟主动抛弃他们是一样的。
在中国古代早期，统治者就已经非常重视贤臣良将在国家治理和国家安全上的重要作用。汤之伐桀，伊尹居功至伟；武王灭商，被其称为“尚父”的吕尚担任了主要谋划实施者的角色。随着文武分职，专司治军作战的将军的出现，将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进一步凸显。《孙子兵法》说：“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⑦ 《孙子·作战》。 《六韬》说：“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⑧ 《六韬·龙韬·论将》。 ，“得贤将者，兵强国昌。”⑨ 《六韬·龙韬·奇兵》。 吴起认为国家得到有才能的将帅则强盛，而失去他们则会败亡。这些论述均充分表明，先秦兵家对贤能将帅之于国家安全的极端重要性给予了极高评价。
四、按名督实、选贤任能的任将思想
先秦时期的军事训练，一般包括两方面的内容。“训”指练心，既教化政治上对主上的“忠”，也教育军队为国家、民族荣辱兴衰的英勇献身精神，教育官兵的勇敢和牺牲精神。“练”指练艺，单兵要练体能和技能，合军则要练阵法、合操、技巧等。先秦所推崇之君子“六艺”中，与军事训练直接相关的“射”和“御”是其重要内容。在常备军出现之前，部落民军就形成了利用生产技术进行军事训练的传统。“春蒐、夏苗、秋狝、冬大阅”，表现的就是西周早中期的军事训练情形。《军政》说：“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④ 转引自《孙子·军争》。 ，表明金鼓旌旗等辅助指挥手段在西周就已出现，则与之相适应的教战也必然已产生。随着职业化常备军的出现，军事训练也更趋专业化、系统化、经常化，军事训练的要求也进一步提升。“齐愍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⑤ 《汉书·刑法志》。 ，表明至战国时期，诸侯国普遍建设了专业的突击力量，并保持相当高的训练水平。“魏氏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⑥ 《汉书·刑法志》。 的记述，也说明先秦时期单兵训练已达到了相当高的强度。
从对将帅重要作用的深刻认识出发，先秦兵家对将帅应具备的能力素质进行了详备论述，对选将任将提出了严苛的条件。《孙子兵法》提出“智、信、仁、勇、严”的“五德”标准，《六韬》概括了“勇、智、仁、信、忠”的“将有五材”，《司马法》提出了将帅“礼、仁、信、义、勇、智”的六种德行。可见，先秦兵家对将帅标准的认识是大同小异的。一是具备忠君爱国、仁爱诚信的道德情操。孙子认为，“唯人是保，利合于主”是对将帅品质评定的最高价值尺度，只有具备了这种品质的将帅，才是“国之宝也”。二是具备安国全军、战胜攻取的军事才能。拥有平时治军以强国，战时领军以战胜的军事才能，是对将帅能力素质的本质要求。《孙子兵法》的“知彼知己”“通九地之变”“识众寡之用”“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知“迂直”、明“虚实”、通“奇正”、计“险隘远近”、晓“阴阳寒暑”等，实际是对将帅军事才能要求的具体化。孙膑要求将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① 《孙膑兵法·八阵》。 ，这才配得上“王者之将”的称谓。先秦兵家在论述将帅才能时既强调“勇”，但更强调“智”。《孙子兵法》将“智”作为“五德”之首，正说明了这一点。他要求将帅时刻保持冷静头脑，决不可因愠致战，要克服“五危”（必死、必生、忿速、廉洁、爱民），避免“六败”（走、驰、陷、奔、乱、北）。三是敢于担当、先之以身的果敢勇武。先秦兵家要求将帅要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担当精神，要敢于对战场上的作战行动负责。将帅临敌指挥须做到“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② 《尉缭子·武议》。 ，“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③ 《六韬·龙韬·立将》。 。在角力斗勇的冷兵器时代，将帅须勇武方能临敌。《六韬》中说“将不勇则三军不锐”，“勇则不可犯”。当然，将帅之勇还表现在自我牺牲精神上，要以先之以身的作为感染部队，激励官兵的勇敢精神。
1、建立健全兽医工作体系建立健全兽医行政管理机构。中央一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列入农业部的内设机构。省以下兽医行政管理机构由省级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养殖业发展情况和兽医工作需要确定，并按程序报批。上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对下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负有指导职责；各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对动物防疫、检疫工作负有指导和监督职责。要加强兽医医政、药政管理，实施官方兽医制度。
秦明月盯着警员把装了尸体的纸箱抬上车，又站在大厅进口处向四下扫视，门外密密麻麻的人群有一个家伙伸着脖子高声喊他：“秦队，秦队长。”正是边峰在警戒线外喊他。
五、上下同欲、敦睦融洽的“和军”思想
欲使赏罚达成预期效果，须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教而后施。《尉缭子》说：“故先王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⑦ 《尉缭子·重刑令》。 孙武杀吴王宠姬，是在反复说明将令而其仍不遵行之后，即首先使下属明白并理解纪律和规则，然后对违犯纪律或规则者进行处罚，但反对不教而诛。二是公平对待。无论赏罚，都要一碗水端平，不能因赏罚对象的身份差异而有所差别，即所谓赏善始贱，罚恶始贵。孙武杀吴王宠姬、司马穰苴杀监军庄贾均充分说明了先秦兵家的这一主张。三是信赏明罚。即制定了赏罚标准，就要严格执行，落到实处。管子强调：“良田不在战士，三年而兵弱；赏罚不信，五年而破。”① 《管子·八观》。 商鞅改革之初，以南门徙木立信，其深意在于使民众相信朝廷实行“二十等爵”制等改革措施的决心，从而激发民众的参军热情和战斗精神。《六韬》说的“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② 《六韬·文韬·赏罚》。 ，亦是强调这一原则。
先秦“和军”思想主要包括了君臣将帅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官兵亲爱精诚、将卒休戚与共等内容。
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实行战争需要兼顾的问题越来越多，专业性日益增强。通常而言，只有专司指挥作战的将帅，才能对遂行战争时遇到的各种变化多端的复杂情况进行合理部署、处置。面对通信手段极不发达、变化无常的战争态势，将帅需要被赋予临机处置权，即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就要求君与将帅之间有足够信任，君上必须赋予将帅征伐时对军队指挥的全权，以保证军令统一；将帅也要对国家（君主）一秉忠诚，为国献身。先秦时赵国之廉颇蔺相如故事表明，将帅与相卿谐和是确保国家安全的重要条件。功高盖世的名将白起被秦相范雎谗诛，实际在客观上削弱了秦国的军事能力。赵王偏信谗言诛杀名将李牧，导致赵国失去了对抗强秦最后可依仗的将领，可谓自毁长城。
官兵之间、将卒之间的共荣共辱、休戚与共，是先秦“和军”思想的重要方面。《诗经·秦风·无衣》即生动表现了秦国官兵一致、同仇敌忾的精神状态。《孙子兵法》说“视士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士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④ 《孙子兵法·地形》。 ，即是要求将帅要把士兵当作自己孩子一样爱护，才能得到士兵的衷心拥护，作战时才能拼死用命。《三略》说：“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故兵有全胜，敌有全囚。”⑤ 《三略·上略》。 将帅要与士卒同甘共苦、共赴危难，临敌时才能大获全胜。
周围是一潭死水，水仙芝想开启新的生活，换一种活法。她已经厌倦了，活得太累，再不能这样下去。林志是个好人，不能再好的一个人，可是太熟悉了，没有一点神秘感，可以当兄长，不宜做夫妻。
中图分类号 ：E8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883-（2019）04-0070-04
［作者简介］ 卢柄池，国防大学教研保障中心出版社副编审、军事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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