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艺理论体系的特征与文化精神”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论文,研讨会论文,理论体系论文,文艺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青年学术委员会、广东省比较文学研究会联合主办的“中西文艺理论体系的特征与文化精神”研讨会于1994年10月23日在华南师范大学召开。来自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师范学院、广东教育学院等高校的10多位青年学者及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的10多位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参加了这次会议。本次会议还特邀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暨南大学副校长、文艺学博士导师饶芃子教授参加。
研讨会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青年委员会主任、广东省比较文学研究会秘书长、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蒋述卓教授主持。他介绍说，上次（1994年3月27日）“中西诗学比较方法论讨论会”非常成功，综述已分别刊诸《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4年第2期和《暨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为推动比较诗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经研究与筹备，并承蒙华南师大科研处和华南师大学报编辑部的支持，此次研讨会将就“中西文艺理论体系的特征与文化精神”问题进行讨论，这一课题非常重要，对之深入地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中西诗学精神的进一步了解，也有助于我们建构新的文艺理论体系的工作，与会者围绕会议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概念范畴的廓清
概念、范畴的准确、明晰是进行学术对话与研究的基础。随着中西文论的交汇，大量新概念、范畴被引入，它一方面丰富了学术话语，淘汰了一些陈旧无生命力的语词，扩大与扩展了一些语汇的内涵与外延；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一些概念、范畴的意义的模糊、暖昧，出现了不应有的混乱。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生王列生副教授说，近一个时期，国内许多中青年学者对“人文精神”话题讨论较多。出现这个话题的背景在于西方大师级学者对“人文精神”的重提。从总的趋势来看，中国当代学者与西方文论的对话都是企图与大师们的对话。然而，西方大师们关于人文话题的提出有其渐进的历史过程，中国学者则仅获其结果。因此，“人文精神”在西方的重提既自然又必然，而中国一些青年学者的提及却显得有些鹦鹉学舌。我们必须质问：什么是“人文”？“人文”概念从逻辑外延来划分，有“大人文”、“小人文”之别，“大人文”与人类文明相联系，“小人文”主要指地区风俗。从逻辑内涵来区分，中、西“人文”有别。如果以“大人文”而言，中国的历史即“人文”的历史。西方“人文”则指文艺复兴精神。西方人文传统从文艺复兴到百科全书派得到限定，叔本华以后有一个转型，“人文”现在在西方非常混乱，索绪尔与哈贝马斯之“人文”难以找到共同点。西方处于“人文”的恍惚状态。讨论“人文”话题的中青年学者，既没有限定“人文”概念的内涵、外延，又没有确切分析“人文”的背景、价值，这种学术研讨怎能真正促进学术的进步呢？
广州师院陆环副教授认为中国“人文精神”与西方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国“人文”对群体精神的过分强调，完全消蚀了个人存在的可能性。其中的核心即顽固的“家世情结”。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经典皆是对此情结的揭示，《红楼梦》描述的是贵族世家的兴亡；《水浒传》“忠义堂”是封建家庭的浓缩；《西游记》中师徒即父子。而西方文学则以张扬个人个性为“人文表现的特征。
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生余虹副教授指出：“humanism”仅以“人文”来指称，有含混性。“humanism”是中性词，翻译时因以对象不同而与中文确切对应，相应神学是人本主义，相应哲学是人道主义等等。中国“人文”含义太过宽泛，如果不确定所指称者，极易导致讨论的混乱。我认为“人文精神”的重提有现实意义。实际上，“人文”关注即是对学术的关注，“人文”关怀是对道德、价值等精神的关怀，现在要以对“人文精神”的呼唤来体现着对理想、价值原则、道德准则的追求，但以“人文”一词来指代反而冲淡了意义。学术研究，有必要对基本词语的语义进行清理，以确保论者始终站在同一意义层面。我们缺乏清理的学术传统，因此，讨论问题时不妨在各方面加以具体化，以具体的词来讲述问题。
概念、范畴的混乱所导致词意理解的歧义使得一些学术争议无法聚焦，甚至南辕北辙。蒋述卓教授指出既要清理传统的概念、范畴，又要反思引入的西方文论的概念、范畴。只有进行双重清理，然后才能真正地建设新文艺理论体系。饶芃子教授说，我们目前正着手进行中西诗学范畴比较研究，这方面的工作人们已经做得很多，但我们准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突破，做出自己的特色。(1)进行中西诗学范畴可比性与不可比性研究。可比性研究人们已作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丰硕成果，而不可比性研究却做得很少。不可比性研究正是传统文论中最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蕴含着中国传统文论独特性所在。(2)人们过去对中西诗学范畴的比较研究多是分散地就个别问题进行研究，我们所要作的比较将是系统而全面地进行。(3)对中西诗学范畴进行比较，人们常以西方文论为立足点来审视比较中西诗学范畴，我们将以传统文论为立足点，在传统视线中提出独到的创见。
理论的语境“还原”
概念、范畴的语义清理是进一步推进学术研究深入的当务之急。中西诗学的正确比较，中西文艺理论体系的特征追寻，中国当代新诗学体系的建立，其基础都在于此。那么，如何来进行这项工作呢？概念、范畴语义的尘垢，不能以自身互文来烛照清洗，要弄清诸多问题，必须将中西文艺理论放置到原来生成的语境之中，从文化、时代历史的环境中来确定其位置，然后才能寻找到确切的意义。
饶芃子教授谈到以传统文论为基础进行中西诗学比较的方法时说，(1)首先要“还原”，将概念、范畴放回原来的文化语境中去；(2)要对“还原”后的概念、范畴的内涵进行破译；(3)要将原来的概念、范畴所有的意义转换成现代文艺理论的意义。王列生副教授说，“还原”是一种艰苦不易的工作，就我们这一代而言，既无国学的底子又无西学的基础，处境非常尴尬。华南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刘伟林教授指出，“还原”、转换是必要而又困难的，从阐释学的角度而言，“还原”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要将“还原”后的概念、范畴与现代文艺学接轨，则尤为困难。更痛苦的是我们不能以模糊、含混的概念、术语来接轨。所以我们在作“还原”工作时既要将既概念、范畴放回原来的文化语境中去，又要考虑到在“还原”时所受到的当代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审美观念的介入和影响。蒋述卓教授说，“还原”应该有着具体的论证，不能以结论来替代论证的过程。文化差异与误读的文化相对主义增加了“还原”的困难，尤其是转换与选择成败与否，是我们文化转型时期学术界、思想界最为巨大的难题。“还原”以后的转换与选择，必然地为价值取向的矛盾所困扰，然而我们又不能不选择。
华南师大傅剑平副教授说，回到原点，追问概念、范畴的缘起，然后消解，只有这样才能推动问题的前进。那种以自己的理解来套传统尔后比附西方的方式是难以实现“还原”的。几千年文明的历史，我们有太多的东西可以与西方相比附，然而阻碍了真正的比较。他具体从一首波斯名诗的重译谈到了中西诗学文化精神的貌合与疏离问题。他说，波斯著名诗人莪默·伽亚默诗集《鲁拜集》享誉世界，其中第十二首在西方英语世界引用程度仅仅次于《诗经》，在比较文学影响与平行研究中均堪称典型范例。19世纪艾德华·菲兹杰拉德(Edward Ftz Getald)将其译成英文。他并不理会翻译的“信、雅、达”要求，而只求其精神的传达。中国从“五四”开始至今，有郭沫若等20余人以各种诗体进行翻译，各种译文体现了不同时代的文化寻求。从比较文学角度来看，中西诗学文化精神的貌合表现在(1)诗歌形式的貌合。《鲁拜集》诗歌形式与中国诗歌中绝句形式相似。(2)译诗汲取各自文化精神的偏好。艾德华译文通过译诗成功地阐释了西方文艺复兴提倡的人文精神，闻一多则评价说艾德华译此诗之艰难在于从英语译出波斯味的酒神精神，表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追求。钱钟书认为它体现了古罗马卢克莱修“人生就是饥渴，希望对酒常开口”的信条。中文译诗则体现着中国的文化精神，傅立译文表现“人性与自然的重合乃是美学境界的最高峰”的情绪，也就是儒家“天人合一”追求的展现。郭沫若1921年译文体现出“回归自然，解放精神，与天地同化”之道家精神。因此，中西翻译家都以莪默·伽亚默之诗为镜，映照出了不同文化精神的追求。然而，中西诗学文化精神毕竟是根本疏离的。儒家要求“诗可以兴”、“诗言志”，走的是艺术为人生的道路，与西方酒神精神的自我陶醉截然不同；道家以弃绝物质感官解放为前提，西方人文主义则宏扬肯定个人的感官欲求。中西诗学文化精神翻译中貌合与疏离是无可回避的，要科学地加以比较而不是比附才能界定对话的基础。
饶芃子教授认为中国学者在今天学术条件下应该关注翻译学。译著并非原著，必然掺入译者的思想、艺术观、人生观等等。译者以母语进入他种语言，只是第一步进入。然后以自己的个性，加之时代背景、文化氛围、美学思潮的影响，以心来倾听、转换，才形成第二次进入，“二度介入”模式自然地改变了原著状态，译本多少具有新的文化色彩。翻译学对此注意较少，但它却是比较文化、比较文学界的重要任务。
中山大学程文超博士提出，中西概念、术语很难比较，式根本不能本容。我们以中国的“刀”来刻西方文化精神，很难实现“还原”。我们对西方的东西如数家珍，而对自己的东西了解匮乏，这样对传统的东西又以西方的“刀”来加以解剖，例如对“道”的阐释，以绝对理念来加以解释是值得斟酌的。在中国文化体系中，“道”是一个生存存在物而非彼岸性的东西。再如唯心唯物的绝对划分，应该仅限定在认识范围以内，超过这个范围二元论不能适用、存在。以别人的“刀”来解剖自己最后连自己也不能保有。“还原”的目的不在于毁灭而在于重建。中国文化史即注经、训诂史，“还原”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需要六经注我时，我的位置何在？中西诗学的对话，以概念、术语难以交流，我认为换一个角度天堑将会变成通途。从深层意义而言，中西诗学都饱含着人的智慧，而人的智慧是相通的。从智慧的角度来把握中西诗学，中西对话才有实现的可能。
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生费勇认为，回归文化传统意识，是文化相逆交叉追求后的今天一种全球性的学术倾向。这种倾向有利于文化的纯洁性，利于寻找文化发展的方向，但也存在潜在的危险，过分地强调传统的回复极有可能导致文化保守主义，形成文化壁垒，阻碍文化的正常交流，90年代的文化人应该在“还原”之后与世界相对接，填平中西概念、范畴的沟壑，建成一种开放性的诗学体系。
体系特征与文化精神
任何文艺理论体系的存在都不是突兀的、孤立的，它总是屹立在一定的文化土壤上，受到他种学科诸如哲学、宗教、美学等人文科学的影响，甚至自然科学对它的发展也有着人们未曾估量的影响。因此，文艺理论体系的特征要得到全面深刻地说明，必须到其生长的文化环境中去追根潮源，在文化精神的独特性要得到全面深刻地说明，必须到其生长的文化环境中去追根潮源，在文化精神的独特性与差异性中确认体系的特征性。
余虹副教授认为中国文化有其体系，没有体系的观点是错误的。所谓体系即自身逻辑完备的概念关系网，以此而言，中西文论在体系性上没有差别，例如刘勰《文心雕龙》范畴间逻辑非常清晰，内外模式相互推演。天之文、地之文、人之文、道之文以及文质关系均得到逻辑演证。中国文论的最大缺点，也是与西方文论的根本不同，是体系的前提随意不可证。西方亚里斯多德以“模仿”而推导出的文论体系有着丰富的经验基础。中国文论则起点终点都是神秘的，唯有中间部分涉及经验。两种体系的差异性，只能从文化的巨大差别中来追溯。余虹说中国诗话作为末流之学，需经“文道”、“心性”模式的整合，然后才能进入主流。这种深度模式理论涵盖宽泛，抽象性适应任何时代官方的需要，所以为官方所接纳。蒋述卓教授认为“深度模式”仿佛是一个黑洞，任何时期的文化变异都被纳入其中，无论佛“理”、道“理”、儒“理”，总逃不掉“道”的俘获，余虹说中国现代文论主要接纳黑格尔“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深度模式，而非亚里斯多德“摹仿”的经验平面模式。中国之所以接受前者而非后者，有着其文化传统的根据。以此反思古文论，浩繁的经卷能指太多而所指贫乏的现象便找到了清理的根据和方向。
饶芃子教授说，传统中国文论究竟有无体系？经过几年的探索，传统文论零碎、浅显不成体系等论调已不成立，但我们现在对传统文论的钻研还很不够，存在着缺陷，即从理论到理论，不利于对问题的深入研究。实际上，传统文论与作品是紧密相连的，许多诗论、文论都是对作品的直接感悟，离开作品究其理论将会不知所云。这种研究缺陷使得传统文论研究缺乏应有的活泼局面。饶芃子教授说中国传统文论的体系特征可以归结为三点：(1)以评论家、理论家丰富的人生经验来把握对象；(2)完整地感悟对象的生命；(3)多义、形象地加以描述。她强调指出，要对传统文论有深入的研究，必须从三个方面加强探索：(1)文化与传统文论的关系；(2)传统中各种“论”（文论、诗论、曲论、画论等）间的关系；(3)西方文论体系的参照，要尽可能地越过译本，从原文中本真地把握。
暨南大学王列耀副教授认为，文化问题本身就非常复杂，《圣经》中《旧约》与《新约》之间即矛盾重重。基督形象亦很难以一个标准加以统一，更不用说对《诗经》的注释与诠释的差别，由此构成的文化流对文论的影响，便得文论体系特征有时就真伪莫辨，各执一辞。王列生副教授说，印度佛教的东传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中西文论体系之不同与宗教背景有着密切关系，西方以基督教为背景，中国则以道、佛为背景。
蒋述卓教授认为，中西文艺理论体系有着根本的差别，从体系形态来看，中国体系诗、乐、文、书、画合在一起，概念、范畴相通用；西方体系，概念、范畴多与哲学相关，概念、范畴间相推演。中国体系概念、范畴呈循环思维结构、互相诠释，而西方体系有起始有终结，有递进的逻辑层度。从体系的表述来看，中国文论体系追求不甚明显，《文心雕龙》是唯一的例外。中国诗论以累积性为特征形成体系，故从历时态方面才能把握体系性而非个体性共时完成。西方文论恰恰以个体共时完成体系为特征，以逻辑起点形成因果推理。所以，中国文论历史与逻辑相矛盾状态唯有在历时之中才能相统一。西方文论则在共时层面相统一。中西体系特征的差异与文化相联系加以考查便会一目了然。中国体系以宇宙人生为建构的基础，天、地、人相通而强调人，艺术以“气”为中介，联系道、文，由于“气”在宇宙之中，从而天地、人生、宇宙相贯通。这样中国文论概念、范畴就显得极为模糊，但在具体的上下文中却又得以很好地限定，从模糊达及精确。西方体系与哲学、宗教相结合，哲学从苏格拉底以来都追求一个终极的东西，黑格尔的体系更以宗教为归结点。这使得西方文论烙上非常丰富的理性思辨色彩。
刘伟林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文论具有整体性、体验性、范畴性、辩证性等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与中国思维特点相关。重视审美感悟，文化中体现伦理哲学也对其有深刻的影响。正如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中所言，文化的包容与潜在力量浸润着文明的一切领域。对文论、美学、哲学的研究都应追究文化的身影。新文艺学体系的建构非常困难，现有的大学教材虽经一系列调整，仍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苏联毕达柯夫体系的阴影依旧笼罩着文艺理论体系，西方各派新式理论也不能现成地变为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打破旧有框框，实现中西话语的沟通，建立起新文艺学体系，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广东教育学院伍夫楹教授认为，中西文论中独特的景观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西方文化多元而又不思变化；中国文化虽多元却相对稳定，儒、释、道构成文化三大河流体系，其稳态性主宰了中国文化，其间相互消融、相互支持，对艺术创作有着鲜明的影响。中国文论中强调含蓄与哲学“中庸”相联系，“中庸”达及创作、欣赏与艺术各环节。所以以文化精神对文论加以梳理，然后与西方相比较，最终才能建成新文艺理论体系。
最后，与会者一致认为这次讨论会富于成效和启发，对某些问题的深入研讨，将会促进中西文论的进一步研究，并希望以后能多召开这种小型而讨论深入的学术会议。
本文1994年11月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