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子与英雄：东北作家创作中独特的历史与文化景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子论文,景观论文,独特论文,作家论文,英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北文学之窗
一
如果说，东北精神和东北强健的生命力，在现实中和东北作家笔下的大地之子——农民身上得到了正向的、诗意的体现，那么，在那些脱离了土地的农民——脱离了人生正常轨道而处在历史和人生夹缝中的胡子（土匪）身上，可以说，同样体现出东北的生命强力。尽管这种体现有时是逆向的、扭曲的，但是，在东北作家作品中，却往往是，或绝对是充满诗意的。
胡子（关内称土匪）一直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相当引人注目的现象。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写的正是中国古代的绿林豪杰们轰轰烈烈的壮举，以宋江为代表的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条好汉，成为中国文学和现实社会中得到广大人民予以价值肯定的“英雄”。可以说，《水浒传》中的绿林好汉们无不具有“草寇”与“英雄”的双重身份和角色，最充分地体现出文化和审美视角下的多重价值取向。
旧中国由于社会黑暗、腐败、动乱和灾荒等多重原因，使得中国土匪人数之多和分布之广堪称举世无双。而旧中国时代的东北，在白山黑水林海雪原上，在一望无际的草原和茫茫青纱帐中，到处出没着一伙伙的“绺子”——即土匪。他们人数之多和分布之广，又堪称中国之最。在近代东北社会中，胡子——土匪已成为一种十分突出的历史文化现象。
东北土匪在长期活动和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胡匪行帮文化，这种行帮文化与他们生存活动的地域、文化和行帮自身的活动特点紧密相关。在东北上千股土匪群落中，他们有大致活动范围，有相同的活动方式、组织机构、绺规、信仰、习俗和通用的黑话，在娱乐、穿戴、报号等方面也大致相同。这种行帮文化自成体系，自有一套不同于外部世界的话语、权力和行为价值的约定，它对于不论是群体还是个体的胡匪的心理、性格及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均具有重要影响。东北历时弥久，涵盖广泛的“胡匪”历史现象，是一种独特的“有意味”的文化景观。
二
大概是由于东北“胡匪的广泛存在为文学描述提供了生动的表现对象和丰富的“素材”基础，在东北作家创作中，直接或间接以土匪为表现对象的作品占了相当的比重，如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第三代》、骆宾基的《边陲线上》、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大江》、《遥远的风沙》、舒群的《誓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似乎还没有哪一个时期、哪一个流派或地域的作家如此集中而普遍地描绘着“土匪”。“土匪”之于东北作家，已不仅仅是一种“题材”，而是与功利观、审美观和整体的“创作特色”密切相关。
在历史形态中，东北“土匪”及其社会历史内涵是相当复杂的。大体说来，东北土匪既有杀富济贫、“替天行道”及在民族危难的历史关头奋起抗日的壮举，有属于“历史之善”的一面。也有绑票砸窑、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破坏性极强，属于“历史之恶”的一面，同时也有既抢劫也抗日，或先做匪后抗日等善恶杂缠、好坏并俱、清浊难分的一面。面对这样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存在，有的东北作家如端木蕻良，在对其进行历史的、审美的观照和描绘时候，有时能够持一种历史主义和现实主义态度，在作品其中真实地呈现出东北“胡子现象”的历史形态。端木蕻良的小说《遥远的风沙》，叙写一支抗日义勇军在一个叫煤黑子的土匪的带领下去改编他们的队伍。在民族救亡的神圣洪流冲击下，连土匪队伍都弃恶向善，这并不是端木蕻良的向壁虚构，而的确是彼时彼刻东北大地上的真实存在。但作为一个具体的“惯匪”煤黑子，他却并没有这么高的觉悟，而是受“大当家”（匪首）的命令、即被动地这样做的。所以，尽管在总体上，在客观上煤黑子是被动地朝符合历史运动本质的“善”（抗日救国）的方向走，但在具体行为和主观上，他却处处以土匪的习气、意识和方式行事，浑身匪气，无恶不做。如在驻地强迫房东用粮食喂马、为他做好吃饭菜、夜里奸污了房东女人并在队伍离开后，又找借口回去将队长交给房东的食宿钱如数“洗劫”。不仅如此，煤黑子还得意洋洋地叙说着他过去对“十个大娘们，先斩（奸）后奏”的奸杀抢惊的罪恶历史。作者真实地“还原”和展现了在人生夹缝和边缘生存的这种野性生命和力量的疯狂的破坏性，以及在煤黑子身上表现出来的胡匪的劣迹与恶行。另一方面，这个无恶不做、粗野蛮横的煤黑子，在行进的队伍遭到敌人围击的时候，却能够挺身而出，主动地留下阻击敌人掩护队伍撤离，勇猛无畏，壮烈牺牲，又闪烁出神圣的、“大善”的光芒。可以说，端木传神生动地在煤黑子身上描绘揭示出既有“大恶”也有“大善”善恶交织，美丑并俱的东北胡匪形象和特质，从而与历史形态相吻合，显现出相当逼真的“历史真实”。
不过，对大部分东北作家而言，他们在观照和描绘东北“胡匪”现象时，往往不是采取历史主义的“客观”和“还原”态度，而是采取了包含着功利内涵的“主观化”态度。也就是说，在历史形态的东北胡匪的善恶二重价值构成中，大部分东北作家不是根据“历史意识”而是根据包含着时代功利因素的“当代意识”进行了价值取舍和“序列重构”。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扬弃了胡匪的历史形态中“恶”的因素，而将“善”的一面予以“放大”和“诗意升华”，以实现他们作为流亡作家的功利目的和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期望。在“胡子”与“英雄”的双重角色中，他们更多地确认了后者。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九一八事变后一部分东北土匪举起抗日旗帜，转化为抗日战士的现象，被描绘为具有普遍性的历史必然过程；一批在民族危亡关头挺身而出英勇战斗的抗日英雄或具有英雄色彩的人物，往往就是过去的“胡子”或有过“绿林”生活背景。
即如端木蕻良，也不能将他的“历史主义”态度贯彻到底。在描绘“土匪”时，也并不时时都坚持“历史真实”。作为一个敏感的、热情的、对家乡沦陷无比沉痛而又迫切希望民族解放并对家乡人民抱有巨大期望的流亡作家，端木对故乡（包括对土匪）的观照毋宁说是相当主观化和浪漫化的。在端木的那些以“九一八”事变为背景描写东北生活的作品乃至所有以抗战为背景的作品中，始终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具有形而上意味的“神圣存在”和价值意义，民族斗争和解放事业。它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存在且在30年代东北作家那里得到突出强调的“历史本质”，是对人进行检验、锤炼和重塑的历史“熔炉”和“圣火”，是一切历史的、美学的、价值的评判标准和试金石。一切事物、一切人都要在这一神圣准则之下，都要因其与这一历史本质的关系而决定其高下、善恶、美丑。因此之故，《遥远的风沙》中那个在一己的行为中体现出东北土匪“历史形态”的煤黑子，他在最后危难关头的壮烈举动，如果放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充其量不过是东北土匪“行帮”文化中常见的“义举”和犷悍勇敢精神的显示（土匪行帮中特别讲究和强调“义气”、讲究临危不惧的勇敢和刀架在脖子上而面不改色的豪气，他们最瞧不起胆小鬼和歪种、软蛋），但是此时此刻，由于煤黑子的行为已不是单纯的“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举而是与那个历史的本质、与至高无上的庄严的民族解放事业相关连，因而其行为和人格一下子得到提扬和升华，具有了“神圣”色彩，在一瞬间，煤黑子完成了从土匪到“英雄”的角色转换，完成了从丑恶到美善的审美价值和伦理价值的转换。不仅如此，在作品的整个情节的推进中，由于有那个“最高法则”的存在和终极召唤，所以煤黑子尽管一路上作恶多端，但身份已在悄然地发生变化，他是“在路上”，在前往代表了历史本质和最高准则的庄严正义事业的途中，（一个“恶徒”和一伙慓悍的人群在塞外的沙漠荒野中朝着具体而又神圣的目标走去，这种“险路历程”本身就具有一种“隐喻意义”），因此，他的那些路途中的恶德恶行既是客观的写实又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辅垫”和对比，它们的存在为煤黑子最后的行为作了生动的衬托，益发增添、强化着其神圣的英雄色彩。或者说，煤黑子的所作所为正如一个“罪徒”走向最后的神圣，他的那些“路途”中的“罪孽”使其最后的“圣化”和“成仁”具有更加轰轰烈烈、惊心动魄的效果。周立波在三十年代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和“接受视界”高度赞美了煤黑子这个人物：“最使人难忘的，是作者创造了一个在中国文学里不常出现的土匪的典型性格。……到末尾，有着土匪性格，无恶不做的煤黑子焕发着殉难者的圣洁的光辉是怎样令人怀念啊！”①
也是因为民族斗争解放这一历史本质和最高准则的存在与呼唤，端木那部不是写土匪而重在写农民的《科尔沁旗草原》的末尾，当民族危机到来的时候，那个以前只是在人们的口头上流传的“江洋大盗”老北风，突然象草原旋风一样漫天卷来，宛如挺立于天地之间的英雄雕像，充满着英雄神话与传奇色彩。在《大江》中，这种民族解放斗争的“熔炉”、“圣火”及其相类于民俗中的“成人仪式”和宗教仪式的意义功能，更被作者予以诗意的乃至“绝对化”的强调和表现。在它的巨大呼唤和吸引下，那些来自东北大野山泽的土匪和农民一步步向神圣的目标迈进，不管此前他们曾经存在着多么沉重的精神拖累和历史污点，但在那“圣火”的锤炼洗礼中，他们从旧世界的奴隶和“渣滓”终成新时代的英雄。或者说，在经过“仪式”之前，他们是“非人”或不成熟的“幼年”，仪式之后，才成为“人”和“成人”。在端木的作品中，这几乎成为一种普泛化的模式，所有的土匪最终都因与那神圣法则的历史性关联而转化成英雄，或具有英雄气质，他们身上所具有的超常性和英雄性，永远比庸常的世界和人物富有诗意和光彩。
为了强调和突出那种由“土匪”而成抗日战士的人物身上的“英雄性格”与色彩，一些东北作家还刻意在充满悲壮感的民族斗争的大背景下，将他们与周围的人物加以对比式的描绘。在萧军《八月的乡村》中，“当过胡子”的抗日游击队队长铁鹰，更是英雄的化身。一方面铁鹰的行为性格同知识分子萧明构成着鲜明的对比。在残酷而毫无诗意的艰苦斗争中，萧明尽管已是战士之一员，但却时常流露出犹疑之情。对崔长胜老人的壮烈自杀，对残酷而不“文雅”的流血苦斗，萧明还时常流露出一种知识分子式的悲悯与自怜。小说里有这样一段场景描写，颇为典型地披露了他的“书生”心态：
萧明亲切的握过铁鹰队长的手，相互举举臂膊没有行军礼。他让这踏着胜利步子的一队，过去了。……偶然发见了在赤着脚的上面，有了胜利的血渍！
萧明叹息埋在自己的心里：
——这是胜利吗？
同样，在艰苦的斗争中，他在与安娜的爱情上亦时常陷在苦恼中，既想为民族利益而斗争，又不想舍弃个人的情感要求。相形之下，“胡子”出身的铁鹰队长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表现得却是如此坚定、勇敢乃至于冷酷，“他杀起人向来是没有温情的，……人们绰号全叫他铁鹰，这是象征他的猛挚和敏捷”，因而赢得了那支由胡子、农民、旧军人、知识分子组成的“抗日救国军”的普遍敬佩。作为一个人，他也有人的本能和要求，当别人说到年青丰满的李七嫂时，“一种本能的力冲荡着他，还笼罩着淡淡一层嫉妒！”但是他却始终压抑着自己的个人欲望，没有象萧明那样为爱情而苦恼，而是全身心地忘我地投入他为之奋斗的神圣事业。另一方面，作品实际上也将铁鹰同农民作了对比性的描写。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田老八这样的农民因为“老婆太年青、孩子太小”而“不去”参加义勇军，将小生产者的狭隘的个人利益放在大于其它一切的位置上，农民出身的义勇军战士唐老疙瘩为了情人李七嫂而宁愿丢下手中的枪枝，铁鹰队长的有情有义的劝说也无济于事，“就如一阵轻飘的风，碰在了没有洞孔的石头上、不发生什么回应”，而铁鹰队长却能够舍弃个人的一切“精忠报国”，甚至可以近乎绝情地命令唐老疙瘩“扔掉那个女人”。作品的这些对比性的描写，说明“胡子”出身的铁鹰在性格、能力、思想境界诸方面远远高出于知识者和农民，是真正的历史大潮中和民族危难关头出现的时代的、民族的“精英”和英雄。作品也确是以崇敬的目光、以粗犷有力的线条勾勒、塑造着“胡子——英雄”的雕像。虽然作品并没有详细地表现铁鹰从胡子到英雄的角色转换过程，铁鹰的英雄行为和性格都是表现于成为抗日英雄的“现在”而不是过去，但，作者让这样一位“英雄”有“胡子”出身的背景，仅此一点，不就足以表现出萧军和大多数东北作家历史的、文化的、审美的价值取向和观照评判态度吗？
三
上述作品都是在特殊的历史情境——具有神圣性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背景中去表现那些特殊的“对象”的，因而东北作家难免以包含着功利感的主观化、浪漫化情绪和“目光”，对其“隐恶扬善”，放大和宏扬其“英雄色彩”，而在那种本身即充满历史庄严神圣性的特殊情境中，不论是文学中的还是客观现实中的东北“胡子”也的确容易表现出“英雄”性格和行为。然而，特殊的历史情境在历史的长河中毕竟不总是存在，那么，在比较“常态”的历史环境和背景中，东北作家又是怎样刻划东北“胡子”。或者说，这些在人生社会夹隙和边缘中生存的绿林汉子们，又在文学中呈现出怎样的生活形态与“性格”形态呢？
萧军的长篇小说《第三代》（亦称《过去的年代》），就是一部表现较为“常态”的历史环境中东北农民和“胡子”生存状态的“史诗性”作品。在写完了紧张激昂的《八月的乡村》之后，萧军抱着表现和发掘“东北那三千万无教养的人民”的反抗根源和历程的“寻根”意图，在从辛亥革命到“九一八”事变前的宏大历史背景中，考察和表现东北，主要是辽西山区东北民众的生活、性格与力量。不象《八月的乡村》和其它东北作家“抗日”题材的作品那样，充满着那么多“神圣”与传奇色彩（从一些东北作家作品的名字就可看出他们对“神密”和传奇是如何的看重和偏好。如《秘密的旅途》[舒群]、《一个奇怪的吻》[白朗]等等），在《第三代》中，平常的、漫长的、日常化的生活进程成为作品情节的主干和基础。正如当时有论者指出的那样：“……许多作家似乎只能选取些生活中的奇迹（当然，生活中是有奇迹的，而且作品中也容许奇迹的存在），和震憾人心的不平常的事件来渲染，他们的擅长似乎只在‘传奇’。所以在读《第三代》之后，我们觉得它的作者在当代许多作家中确实是一个例外。”②然而，就在这较为平淡的日常化的历史背景和情节中，作者展现出贯穿作品始终的东北“胡子”的更为真实的“生活形态”与“性格形态”。
首先，作品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东北“胡子”的形象世界及其内部的生活形态。上述以“九一八事变”为背景的抗日题材作品中，尽管也出现了一些“胡子”形象，但是往往是以单个的形象出现的，而且由于作者们审美观照视点的大致相同和一些作品篇幅、主题、情节的限制，这些“胡子”形象及性格也往往是单色的。《第三代》则生动地描绘出东北胡子的群像、海交、刘元、杨三、半截塔、黄发……一伙盘居在东北羊角山的绿林好汉。而且不仅仅描绘了群像。更重要的，是描绘出群像中的“个性”及性格。作品相当成功而绝不雷同地刻划出这一群特殊世界里的特殊人物丰富、复杂、各有特色的性格及形象，可以说，在现代文学史上以相关人物为表现对象的作品中，就完整地描绘出“土匪”的形象世界及“大批量”地刻划出丰富复杂、个性生动的“土匪”的性格和形象而言，尚难有堪与《第三代》相匹敌者。不仅如此，在展现出“胡子”的群像世界及丰富性格的同时，由于“胡子”是这部背景漫长、篇幅宏伟的作品的主角，所以作品还展示了“胡子”世界的生活形态及“文化”——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活动方式和范围、他们的生活习俗等等。如此丰富鲜活的“胡子”世界的生活形态，具审美价值，亦具文化价值，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亦是很少见到的。
其次，在作者笔下，啸聚羊角山以海交为首的这伙“胡子”，被描绘为一群“义匪”或“仁义之师”，与前来剿匪的军队相比，军队倒更象一群土匪，而“海交”等人身上的“土匪”名义不过是旧世界加予他们的蔑称而已。这种仁义的形象和行为，一是表现在他们的行规上，作品通过海交的结义兄弟、“老强盗”半截塔的回忆，说明了“绺规”的严厉与“忠义”性质：海交的爸爸和叔叔当年率领着成千上万的人马时，立下了“不准弄女人”的规矩，触犯者必死无疑。半截塔因年轻和爱情而与一个旧军官的小老婆有了“奸情”之后，亦被义父义叔下令枪决，若不被海交念兄弟之情而放走，早已命归黄泉。③这样的规矩和行为一直沿续下来，所以半截塔一生只有这一次“艳遇”，海交诸人则是绝无仅有。当汪大辫子下狱，其妻翠屏为逃避迫害来到羊角山之后，在这个世人难以想象的“强盗窝”里，在清一色的男性“光棍”中翠屏为他们缝补衣服，掌管钱财，来往不绝，谈笑自如，赢得的是普遍的敬重而无半点猥亵。其次，在与农民的关系上，更充分表现出他们的“义”与“德”。作品描写，“胡子”们干的是杀富济贫的勾当，从不骚扰劫掠周围的农民，用凌河村当过义和团的老英雄井泉龙的话说，“胡子们连我们的屁也没有抢一个”。不但不劫掠农民，“胡子”实际上成为农民伸张正义、雪恨复仇的“救星”，成为逃脱迫害和苦难的避难所与保护神，成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们倔强地生存和与旧世界对抗的精神支撑和力量源泉。当在那个所谓的正常世界难以生存下去的时候，不仅刘元、杨三这样的男性农民投奔绿林，连翠屏嫂这样的农村妇女也毫不犹豫地选择羊角山的“强盗窝”作为避难之地。农民们的如此选择表明，在他们的心中很清楚那个所谓正常的世界和“强盗世界”谁更代表着正义和仁义。因此，作品中描绘的“胡子”与农民之间，具有着天然的联系，呈现出某种“血肉”和“鱼水”之情。当官府命令农民们参与“剿匪”时，他们表现出极大的不情愿，并以农民的方式敷衍、搪塞和消极对抗。而象井泉龙这样天生一幅“反骨”、处处与统治者对抗，在精神上与“胡子”完全一样的农民，更是关心着“海交们”的生存与举动，在他的鼓励支持下，他的女儿大环子与“胡子”刘元暗结秦晋之好，刘元负伤下山，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将他养在家中。这样的“鱼水”之情和关系，更衬托出羊角山胡子们农民利益代表者的形象和“仁义”性质。
与对待农民的“仁义”之举相反，在对待大地主杨洛中和官府时，“胡子们”被描绘成旧世界的“残暴”的破坏者和反抗英雄，东北强悍野性生命力的代表。在旧世界的夹缝和边缘，他们一次次对现实社会的秩序、规范、中心和权威进行挑战破坏，这种挑战破坏是自发的、原始的乃至盲目和“残暴”的，但却是绝对“英雄化”的，是绿林英雄的豪举。在作品中，不仅凌河村的农民赞佩他们的英雄行为，用“好汉”的质朴的语汇加以质朴概括，“胡子们”自己也颇以旧世界的反抗英雄自许，不乏自我英雄化的味道。作品中杨三和刘元在羊角山上“料水”（放哨）时的对话，就表达出这样的自许：作为在“我们凌河村爱好汉”的氛围习俗中长大的好汉，他们不愿受女人牵绊或根本就不爱女人，不愿做有财人的奴仆或旧家庭中驯顺的儿女，于是生活的逻辑只能是这样：选择羊角山做为必然的归宿。而被他们所佩服敬重的羊角山首领、“绺子王”海交，更不乏带有几分“孤独感”的自我英雄化的自许。在与打猎时偶然进入羊角山的凌河村农民汪大辫子的谈话中，当汪大辫子带几分狡黠虚伪地表示要上山落草时，作品写道：
这小老人第二次尖声的大笑比起第一次更要没有拘束，他说：
“你？你不是这样的材料……还是做你的一份安善良民吧！这里不能要你们这样的人……”
“我也能吃苦！……我……有胆量……”汪大辫子装做坚决的样子挺了挺胸
“这不单单吃苦……这行生意要比你种地要不容易得多啦！去吧！这不是你这样人应该走的路……”
在这段话中，海交不无自负地将“我们”与“你们”作了区别，在他看来，我们“这一行”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它需要特殊的人或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那种敢于在人生夹缝中与世界对抗到底、抛弃安定平稳生活的一切束缚和诱惑、生命与意志及性格都极为强悍、随时准备抛洒生命的人，而不单单是“也能吃苦”。汪大辫子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他是凌河村最懦弱的人），所以海交委婉地也是坚决地拒绝了他。相反，同样是凌河村的农民，刘元和杨三具备了在海交看来属于“特殊人”的优秀品质，所以他不但毫不犹豫地接纳了他们，而且在杨三尚是凌河村的一个平民时，他就关心着打听着杨三的情况并且想办法拉他上山。在与刘元等人的交谈中，海交述说了自己的“为匪”经历。回忆着往日的辉煌，强调自己天生与这一“角色”的相配和不可分离，以及这一自我选择的“职业”的命中注定和“缘分”。虽也有淡淡的苍凉，但苍凉中却有“天生我材”的自我认定和几许自豪。而且不仅仅是“英雄自许”，在攻打凌河村杨洛中地主庭院中不幸中弹负伤，为了不拖累他人和整个队伍，海交先是求其他弟兄向自己开枪，继之自己开枪自尽，临死留下的话是：“不要投降——只要你们还在干”，以壮烈的举动为自己的英雄辉煌的一生划下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如一支英雄交响曲嘎然而止，实践了他的“强盗们应该象一只狼似的，不是死在人所不知道的地方，就应该死在一万个人的攻击下面，只有狗才太太平平死在狗窠里”的誓言。作品描绘了海交的“英雄性格”及其精神的巨大影响和“余威”，以及它在继起者身上的继承和宏扬。海交死后，杨三叛变，刘元成为新的“当家”首领。这个起初并不怎么引人注目的人几乎是海交的英灵再现和化身，海交精神在他身上得到复活和宏扬。他们继续与旧世界顽强对抗，牢守海交“不要投降”的遗嘱，且为了替海交雪恨复仇而卧薪尝胆，矢志不懈，表现出罕见的执着的旷世英雄般的勇气和性格。虽然最后在官军的围剿下他们难免失败，作者其实也是用这样的处理方式说明在没有找到更好的反抗旧世界的方式和道路之前，这种自发反抗的历史局限性及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命运，从而对这种反抗方式（而不是抗争本身）作了某种程度的否定。但他们仍然是一群失败的英雄，他们身上表现出的那种强悍的、野性的生命力量，那种与旧世界抗争到底的英雄气质和精神，将会在后起的一代代东北人身上延续和发扬下去。刘元最终离开凌河村远走高飞之际，将一枝手枪和一颗子弹留给大环子及自己尚未出生的孩子，就是有力的说明和“象征”。
第三，与同类或相关的“土匪”题材的作品相比，《第三代》一个尤其引人注目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对“胡子”的心灵世界和情感世界的生动描绘与展示。不论是东北作家还是非东北作家，大多数描绘土匪形象的作品，往往都侧重于土匪的野性雄悍、性格的善恶及其转换，总体上给人一种大致相同的“单调感”与“模式感”。而《第三代》则于此之外更进一步，在总体上展现了东北“胡子”的野性强悍的生命性格的“基色”而外，还将他们内心情感世界中温情的“凡人化”的一面揭示得细腻生动。这其中，半截塔的形象是最具代表性的。作为从小跟海交在一起的生死之交，从青少年时期当胡子开始，半截塔与海交可以说是身经百战，出生入死，用他自己的话说，两人从千万颗子弹中钻过，从千万个尸体中爬过，自己也开枪打死过无数的人。这样的血与火的经历，应该说半截塔的性格该是冷酷如铁无比犷悍的，在对敌战斗中他也的确如此。但是一旦离开了那种特殊场面而回到日常的生活中，半截塔则表现出他的菩萨般的善良、忠厚、温情乃至女人气的软弱，以及孩子式的天真与纯朴。他极端喜爱孩子，向往平民的世俗的家庭生活和天伦之乐，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益发流露出这样的情绪。“我为什么总想有个家呢？只要一清醒……我就想到自己应该有个家啦！老婆丑一点不要紧，只要她能生几个活蹦乱跳的孩子，他能够对我知疼知热……妈的，我一辈子也碰不到她的一根汗毛的……”。尽管他一生为匪，尽管他知道“这是没有出息的想头”并始终没忘海交的“强盗应该象一只狼而不是狗”的教诲，但“这要一个家的念头，竟像一条蛇似缠住了人身，而且固执到竟一天天的和人的血肉凝结在一起。”他虽从小就生活在绺子里出生入死，却善良得近乎懦弱，不肯以恶意猜度他人，在处理杨三叛变时心慈手软，结果反为杨三所害。这种在出生入死、杀人如麻的强盗生活中却保有一种温情仁弱的性格，这种对世俗的平和的“正常生活”的钦羡向往，在《第三代》所描写的胡子中并不是个别的。刘元在青沙山养枪伤时那位叫候七的六十几岁的老“胡子”，曾经做过海交的“小把式”（护兵），对海交的感情和对刘元的佩服使他在“海交绺子”大势已去的情形下还自愿地跟随，保护着刘元。然而，在他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世界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队伍的式微，他由对世俗平凡生活的向往发展到对自我生命存在方式的“反思”和怀疑：“我从十几岁就在大大小小的‘绺子’上爬，我杀过不知多少人，自己也是不知道几回死里逃生了，身上结着大大小小的彩疤！我想来想去，觉得我们这‘绺子’上的人，好像只为一个枪弹子活着似的……象那些小猪们只为了最后一刀活着一样！……”由此更进一步，他甚至发出了对生命本体、生命意义的形而上式的天问：“刘元，你是我们这里最聪明的人，你说说，人一辈子活下来为了什么呢？”“人一辈子这样活下去，有什么意思呀？”没有享受过世俗家庭乐趣的半截塔、候七流露出对这种生活的向往，有家庭老婆一辈子住在青沙山的黄发也厌倦山中绿林生活而希望到山下开药店过世俗的平凡的“正常日子”。作品的如此描写，固然是意在表明在旧世界的强大压力下，没有先进政党领导的自发的原始的反抗方式不管曾经多么强悍，最终难免解体衰散的结局；但另一方面，作品对“胡子”的世俗平凡心态的描绘，说明这些绿林大盗们并不是“天生”的强盗而不想过正常人的生活，他们只是在旧世界的压迫下被剥夺了做太平顺民、过平凡正常生活的权利，在金戈铁马、慓悍雄强之下，他们同样渴望世俗的平凡的正常的生活。除了打杀之外，他们同样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世界，甚至，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的情感需要和表现比常人更丰富，更强烈。小说中，入绺子多时已成为女管家（帐房）的翠屏，在出狱的丈夫汪大辫子和孩子们的请求不得不离开时，“胡子”们与她依依惜别的场面和深情，是十分感人的。黄发夫妇特别是黄发老伴对养伤中的刘元的爱护及母亲对儿子般的感情，亦动人地展示出绿林天地中的那种真挚、深厚、丰富、美好的心灵世界和情感世界。如果说，其它东北作家及萧军自己在写作《八月的乡村》时对胡子的观照和描绘呈现出“胡子——英雄”的二维视野和形态，那么，萧军在《第三代》中对胡子的平民生活愿望和内心情感世界的挖掘与描绘，则使他笔下的胡子形象呈现出“胡子——英雄——普通人”的三维形态，从而超越了大致固定的模式而更加全面、立体和真实，使《第三代》在相关题材的作品中独树一帜。而作者对胡子的如此观照和描写，固然与作者不乏功利因素的审美认识态度相关，同时也有“历史真实”的基础和依据。只要联系到作者的人生经历和作者叙述过的地域习俗文化，以及大量史籍中描述的东北土匪行帮的生活与文化的真实存在，就会对此了然。
四
从社会角度看，东北胡子是在社会政治、经济、道德折裂后从东北土地上萌生出的野性力量，他们的行为实质上是对一切束缚压迫他们的社会与自然原始性的顽强反抗和对自身生存权利的奋力争取。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象，当社会历史发生重大变化、滋生胡子的旧的社会环境和基础不复存在而新的社会到来之际，胡子亦随之彻底消失而成为一种历史陈迹。而以胡子为表现对象的文学，在三四十年代的东北作家那里得到一次历史性的集中辉煌闪现之后，亦随着历史时程和性质的变化而趋于沉寂。（解放后出现的以新的时代政治意识去审视和表现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治土匪的作品，如《林海雪原》，已和我们所论作品完全异质，故不能相提并论。）
然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胡子虽然会随着旧时代的结束而结束，但是，由这种社会现象所引发滋生的精神意识却不会随现象的消失而消失。如前所述，从生命形态和生命意识的角度来看，东北胡子实质是以扭曲的形式对个体生命以及由个体生命所构成的整体东北生命力的顽强肯定。因此，这种肯定，表现和升华在精神意识的层次上，就是一种与东北生命力和东北精神密切相关的“胡子精神”。由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东北胡子极其广泛地渗透和参预进东北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因而，由这种“存在”所产生的胡子精神，亦在东北的社会结构、东北人的生活结构、生命结构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产生着巨大影响。换言之，东北的“胡子精神”亦已广泛地渗进东北的社会意识、东北人的生命意识之中，渗透进风俗、民情、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地域文化”的结构和精神中，成为东北精神的重要因子和表征之一。这种“胡子精神”在当代东北年轻一代作家身上，也同样可以看到，只是程度和形式有所变化而已。当然，对当代东北作家而言，“胡子”早已成为“历史存在”，他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同产生胡子的社会环境截然不同。他们更没有也不可能看过或经历过胡子的生活，但是，正象意识形态理论和文化理论描述的那样，当社会的现实存在和物质结构发生变化之后，在这种现实存在和物质结构基础之上产生的精神意识和某种文化价值，并不会立即随之消失，它们具有“滞后性”甚至“永恒性”。东北的“胡子精神”大抵如此，由于已经渗进并已成为地域文化精神的一部分，“胡子精神”对当代东北作家的文化心理、人格结构和价值取向的浸润和影响相当明显。马原、洪峰、邓刚、谢友鄞、于德才、孙少山、阿山等作家身上，都程度不一地具有独立不羁、挑战陈规、征服困境、崇尚生命强力、强调和追求生命的挥洒自如与生命能量的尽情释放的“胡子精神”或“类胡子精神”。如一位论者说的，对东北作家而言，“胡子精神”已成为一种人格姿态，一种生存方式，一种价值观念，乃至成为一种主体化的创作个性。④这种“精神”和“个性”体现于当代东北作家的人格和人生方式上，使得年轻的马原大学毕业不留故乡而甘愿远去西藏闯荡人生，使得洪峰酷爱浪迹天下精神自由、生命总处于燥动和激情状态中且一任生命之流狂放四溢。也使得大多数当代东北作家性格雄强、敢闯敢做，身处边缘而不自卑自怜，闯荡成功益且自傲自强，乃至过度自信，自我感觉超常良好。体现于文学事业和态度上，同样身处边缘而傲视“中心”和权威，以敢为天下先和独往独来，跃马中原的“胡子精神”为底蕴，融合着外国文学特别是拉美文学的冲击波，向关内的“中心意识”强烈的当代文坛发动猛攻，使自古至今一直被目为和实际上处于“边缘”的东北文学一度成为当代文学先锋。马原、洪峰诸人也一度成为打破传统、开一代文学风气、创文学全新格局的弄潮人物。体现于具体创作中，我们不难看到，在邓刚、洪峰、谢友鄞等人笔下，不论生存处境多么艰难严酷，不论是面对大海、大山还是沙漠荒原——如邓刚《迷人的海》、洪峰的《瀚海》、谢友鄞的《大山关不住》等作品所描绘的——那些东北人、那些下层的甚至被挤到边缘位置和被人遗忘的角落的平民百姓，往往具有或表现出一种强大的生命激情和生命力量，对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压力敢于顽强地挑战与抗争，象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一样，将人生命运握在自己手中，只要生命能量得以尽情释放，只要生命价值得以实现，只要生命意义得到肯定，其它的一切全不在话下。可以说，在当代东北作家笔下的人物身上，相当程度地承续，复活了生存意识、生命意识和抗争挑战意识为中心的东北“胡子精神”，“胡子精神”为这些人物增添了与东北的大地自然、历史文化相匹配的神奇动人的色彩。
注释：
①周立波《一九三六年－小说创作》《光明》2卷2期。
②常风：《近出小说四种》，《文学杂志》1937年1卷2期。
③旧中国东北绺子大都有“绺规”三十六条，亦称“三十六誓”，凡入绺者必须遵守，其中多有“不得辱内之妻女”，“不可争夺妓女美僮”的规矩。吉林抚松的绺头“刘不开面”，曾亲手杀死了奸污妇女的亲叔叔，尽管这位叔叔跟他出生入死。双阳“大来好”也曾毫不留情地枪毙了强奸村女的“崽子”及两位放跑他的执刑者。在东北绺子行帮的“处罚”行为中，对“压花窑”（强奸妇女）的处理很严，一般处以极刑。详见曹保明《中国东北行帮》，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④马俊山：《东北文学：从边缘到先锋》，《艺术广角》91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