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促进和平与发展” 的实践与反思
王晓慧，刘桂海
(华东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上海 200241)
摘 要: “体育促进和平与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在推进和平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与路径，总结了中国特色的实践经验与思想。研究认为：应在继承与发扬我国传统“和”文化与展现我国“义利观”的基础上向新时代下的“体育和平”新目标迈进；新时代和平创新理念是我国展开体育和平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应更加重视和平与发展并重、国内与国际协同、理论与实践并行的“两条腿走路”原则。
关键词： 体育和平；改革开放；和平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奥运会
改革开放以来，体育随着全球“和平与发展”的推进成为时代的主题之一，也跟随我国社会高速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体育不仅成为改革开放与时代主题的受益者，同时也是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化体系的见证者。新时代，随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维护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中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时，一些西方媒体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与中国“修昔底德陷阱”的论断，臆想世界正处于一种“新全球化”乃至“中国全球化”的进程中，面对这种舆论困势，借助体育传播中国和平发展之声就显得极为重要。历史上，体育是我国融入世界的重要路径，也是我国宣扬和平思想的重要舞台，特别是2007年我国提出的“通过体育和奥林匹克理想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倡议，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标志着我国体育和平思想的一个新高度。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促进和平与发展”的历程，总结宝贵实践经验，不仅是新时代我国体育发展的战略需要，也是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需要，更是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性成果。
1 体育促进和平与发展概述
体育促进和平与发展(Sport for Development and Peace,简称SDP，也可以缩减为中文“体育和平”)是指，有意识地利用运动与体育活动的多种形式实现发展与和平目标，其中包括推进联邦民主的发展[1]。2013年8月23日，联合国大会将每年的4月6日(1896年雅典奥运会开幕日)设为“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国际日”。尽管体育与和平的关联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的“神圣休战”，但今天体育和平已经成为人类精神文明发展与体育文明化发展相结合的现代结晶。顾拜旦在复兴奥运会时便有意识地将体育的和平价值融入其中，[2] 20世纪末，“体育和平”作为一个主题思想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最终目标是进一步推进世界发展与和平，以全球体育 “网络”项目的形式辐射至更多国家，同时吸引国际个体与群体的参与。由此，体育在联合国推进和平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与价值获得了充分肯定。
1993年11月，联合国大会第48/11号决议通过了 “遵守奥林匹克休战协议”[3]，继承古希腊奥林匹克休战传统上，特别强调了奥林匹克运动对体育促进和平的历史贡献；2003年11月联合国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机构做了关于《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实现千年发展目标》[4]的重要报告；同年，第58届联合国大会上正式通过《体育运动作为促进教育，健康，发展与和平的手段》[5]的决议，同时将2005年为国际体育运动年(IYSPE)；2006年联合国大会对体育发展和平倡议作出了重点强调，并建立联合国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办公室，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会和难民专员办事处也积极参与到体育促进和平与发展工作中。经过国际社会一系列的努力，体育和平逐渐成为国际组织以体育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的重要工作内容，即“通过体育，实现社会利益，比如促进分裂社会的和平以及冲突的和解；消除种族主义、不宽容与歧视、促进健康教育、性别平等以及社区整合的边缘化、降低某些区域的高犯罪率现象以及社会冲突现象。”[6]此外，2007年的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我国提交的62/4号决议“通过体育和奥林匹克理想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获186个会员国的联名签署。该决议既表达了我国对奥林匹克休战传统的继承，又体现出我国维护现代国际社会和社会治理发展的新思路，更强调了北京奥运会对于传播和平的贡献。2014年12月国际奥委会通过《2020奥林匹克议程》，重申体育在促进社会变革、发展与和平中的巨大作用；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明确了体育在促进可持续发展与和平中的重要推动力[7]。体育和平项目逐渐形成规模。最新修订的《国际体育宪章》指出要通过体育教育促进性别平等和社会包容，将体育教育作为促进性别平等和社会包容、消除歧视，进行持续对话的重要推动力与资源。比利时借助“以运动致和平”项目展开不同区域间的对话，以此推进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增进团结互容[8]。
喵星飞鼠大使哪里肯放弃这个扬眉吐气的机会，他抖动双翼，向镜心羽衣冲去。壶天晓见状，拼尽全力，再次闪移到敌人面前。而飞鼠大使的翼膜像一把扇向蚊子的巨扇，壶天晓被猛地一下掀翻，狠狠地撞向岩石。
综上所述，体育和平是以推进积极和平为基本导向，通过体育的沟通、公正特质以及教育功能，从思想上唤醒人们对和平的重视，加强和平认知；体育和平目标是将来自不同地域、阶层、文化的人置于同一体育场地，以此促进多元文化的沟通、理解与融合，缓解冲突，最终实现人类的彼此理解与共同体联结；体育和平设想通过体育促进和谐世界的发展，将和平思想与行为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实现人与人、社会、国家、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
2 我国体育和平思想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但是我国体育发展战略思想一直是以维护国家主权为前提推进“和平”与“发展”的体育发展进程，我国体育和平的发展凝聚了国家智慧，包含了从“斗争”到“合作”、“包容”的战略调整。
2.1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思想
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指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9]1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有的发展归根结底都是人的发展。我国更是将人本理念践行于体育发展之中，以体育发展推动人的发展，从个体的人到民族国家的人再到作为世界公民的人的发展。我国体育和平的实践以体育促进发展的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从体育促进人自身的发展到体育促进人类共同体的发展、从体育推动我国经济产业的发展到通过体育援助带动体育弱国的发展、从体育弘扬民族文化到体育“求同存异”融合多元文化等，都是以人本主义为核心进行的探究，并获得了良好的实践经验。
第二天柳红醒得很晚，她一直以为自己还身处黑夜中，直到她摸到头上蒙着的红丝巾，直到苏长河端了红糖鸡蛋汤给她喝，柳红才知道已经是午后了；昨夜河道已经疏通，淤泥开始下来了，她感到身上有着说不出的慵懒和舒畅，觉也睡得特别的沉实。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需要中国力量。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问题本来就是世界的问题，然而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比为狭义，必妨碍世界。”将国内体育和平研究与国际相接轨是基于国家间文化彼此认同的考虑，也是我国之于世界责任的体现。
2.2 始终坚守“一个中国”立场
2.5 重金属来源分析 元素间相关性显著和极显著，说明元素间一般具有同源关系或是复合污染，否则来源可能不止一个[14]。通常相关性强的被认为是同一来源，而较弱的相关性则暗示与其他元素来源不一致。为了解矿区周边土壤重金属Mn、Cd、Zn、Pb、Cu、Cr、Ni的污染特征，运用SPSS软件，对土壤中各重金属总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由表5 可知，各重金属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Pb和Zn之间相关系数为0.825，Cd和Ni之间相关系数为0.695，达到显著相关水平，可见Pb和Zn、Cd和Ni之间存在一定的伴生关系，可能属于同源污染物。
事实上，为了参加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我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56年《新体育》杂志发表的重要社论《到奥林匹克运动会去》指出：“我国将选派一个规模较大的代表队去参加。会上通过各项比赛活动，交流运动经验，进一步加强我国人民和运动员与各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11]43。但这里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相互尊重，互相合作。”[11]46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守“一个中国”立场，抗议蓄意割裂国家的行为，我国体育代表团成员于第16届奥运会开幕式当天愤然回国，此先做好准备的参赛运动团队也全部解散。随后，1958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发表关于同国际奥委会中断关系的声明，直至国际奥委会就“一个中国”问题作出表态。1979年在名古屋会议上通过投票的方式，通过了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决议：“确认代表全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其正式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会址北京，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国歌。”[11]174这既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以体育维护国家统一所获得的成功实践，也是体育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领域的潜力体现，维护国家主权不受侵犯，坚守“一个中国”立场是对国家主权的维护，也是我国和平发展战略在体育领域中的实践经验。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说：“我们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最终争取建立一个‘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12]
2.3 始终坚定“和平发展”信念
作为快速成长起来的体育大国，我国体育逐渐从边缘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向体育强国迈进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和平为导向，以发展为动力。基于该理念，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以“同志加朋友”的身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展体育交往的同时，还以“推动睦邻友好”为目的展开了与非社会主义亚洲邻国的体育交往。到了社会主义建设十年探索时期，我国体育对外关系始终坚持体育和平外交的路线，继“乒乓外交”与“奥运模式”之后我国加大了对外体育援助力度，派出教练员与运动员前往一些体育弱国进行体育援教，而这些橄榄枝的抛出为日后我国争取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奠定了良好的国际基础，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以体育为钥匙打开了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多边外交关系。
我国对和平理念的坚守成为建立良好外交关系的前提，从走出国门参赛“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到邀请世界各国前来参赛，更是对和平理念的实践。近年来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深圳大运会、南京青奥会的成功举办，在激发我国人民体育热情的同时，不断地向世界传递中国和平发展的声音，也使我们逐渐意识到大型体育赛事传播和平教育的重要性，突出了我国对构建与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的决心。2014年青奥会开幕式中，习近平将运动员誉为和平大使：“参与青奥会的每一位青少年都将成为加深了解传播友谊、促进合作的奥运大使、和平大使、亲善大使。这将极大夯实各国友好交往的民意基础，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13]
3 我国体育和平发展历程
尽管我国体育和平的理论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但在体育和平与发展实践方面经验颇丰。北京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对和平理念的秉持，表明了中国态度；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体育在促进世界和平中的作用，2013年会见国家奥委会主席巴赫时强调出体育的和平价值：“体育不仅可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还可以促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团结、友谊、和平的奥林匹克精神在中国深入人心。”[14]“地球村”到“一带一路”建设，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既是我国和平理念落于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凝聚了“中国智慧”，更为“体育促进和平”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重要的是，体育和平的构建与探究是我国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所不可规避的问题。但当下国内体育和平研究理论呈现出中心透明化与边缘碎片化的现象，国际的研究也尚未表明体育与和平的关系起源，“神圣休战”的和平实现路径缺乏理论根基，为此，需要通过对历史文本的追溯探寻体育的最初状态，以此展开体育“走向”和平的学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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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传统“和”文化的内在机理
体育的包容性弥补了巨大的文化差异，由攻击性行为引起的恶性循环也可以转为 “敬人者人恒敬之” 的良性循环。“文化的共同性在持久和平进程的开始和完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最初，预先存在的文化亲近感会鼓励潜在的伙伴国家思考相互包容和和解的可能性，并最终实现一种持久的和平——拥抱相容、共有或者相同的认同。”[19]人们极容易将焦点聚焦于“差别”与“异化”，文化的差异引起了对立与误解，体育的价值在于通过其外交与沟通功能消除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之间因为文化差异所造成的误解，逐步打通了国家间相互交往和平稳定的大门。国内外体育和平研究的巨大落差事实，间接成为我国和平崛起被西方为主的多个国家曲解为“霸权”、“文化入侵”，使我们处于被动局面。实际上，国家需要与国际互通的基础在于文化的认同，被国际社会认同，被多元文化包容。为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包括四点：“一，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在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二，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同时坚持实行对外开放；三，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四，坚持和平、发展、合作，与各国共同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0]我国发展一贯秉持独立自主、和平与合作原则，既自力更生，又与国际合作，但体育对和平的宣传与发展的不对等，成为阻碍我国和平思想传播、在国际体育舞台获得和平话语权的藩篱之一， 这也是我国需要在体育和平的研究层面与国际接轨的原因之一。
众所周知，新中国以后，我国于1956年、1980年先后两次借助奥运会表明“一个中国”的政治立场，其中1958年8月19日正式宣布与国际奥委会断绝一切联系，自此开始了与国际奥委会长达21年之久的“抗衡”。看似与奥林匹克理念相违背的表象下，实则隐藏的是对奥林匹克和平友谊崇高宗旨的坚决恪守。
其实，这种对和平的崇尚起源于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儒家主张性善论“人之初，性本善”是推动社会和谐共处的根本。和平源于社会的和谐，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则以一种推己及人的换位观点指出相互理解的重要性，这种换位而处也是现代国际社会双方之间交往的基础；《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根本上体现了个人担当、国家担当的传统思想之一；墨子“兼爱”、“非攻”成为和平反战的典型，“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15]的哲学思想也对是“兼相爱，交相利”的明确阐述；此外还有“倡中庸，抑极端”、“弃霸权”等等。可以说，和平是我国传统文化基因，更具有“显著遗传性特征”，正因此，“和平”于我国有着特殊的意义，是我国体育促进和平的文化基础。
《世说新语》中《德行》第十一条记载：“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这里有两个故事，记载了他们的两个生活细节：一、管宁和华歆一起锄菜园子，掘出了一块金，管宁如同没见到一样，照常干活；华歆将金拿到手里看了看，然后扔掉了。二、管宁和华歆一起同席读书，门外边有官员的仪仗喧哗而过，管宁听而不闻照样念书，华歆则放下书跑出去看热闹去了。等华歆回来，管宁已经将坐席割开，表示志向不同，要和华歆分座。
“和平与发展”的提出是对时代主题与国际问题的回应，与我国核心理念相契合，“和平”与“发展”双脚走路，既衔接历史，又面向未来；既利于自身，又利于他者。中共十二大，邓小平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目标，明确指出我国的发展以“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核心思想，“南方谈话”在坚定改革开放信心的同时也向国际社会抛出了橄榄枝，表达了中国向世界提供贡献的心愿；21世纪初，从“和平崛起”新目标的确立到“和平发展”的调整，表明中国与国际社会和平互惠、同为一体、独立自主、努力奋斗、永不称霸等要义的同时，更向国际社会表达了我国“和平”理念；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倡导“和谐世界”，《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和平发展战略初步形成，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我们主张，各国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建设，标志着中国将进一步向国际社会贡献中国力量，承担大国责任；十九大报告重申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16]毫无疑问，近四十年来，我国始终不渝地秉持和平与发展的理念，在维护国家稳定、大力发展国家经济的同时，也为国际社会的稳定提供“中国方案”，这也是我国作为传统“和”文化大国，应当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体育和平理论、承担维护和平大国的责任、贡献体育和平的关键所在。
3.2 “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就已经表明了体育与和平、发展之间的立场，从“走出去”到“请进来”，实现了从“一条线”向“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转变，体现了“大国担当”的责任意识。
新时代下，我国体育继“走出去”、“请进来”之后又开拓了“授鱼渔”的帮扶路径。和平发展战略作为我国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体育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体育和平理念的构建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加强阐释和平发展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与历史必然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正是立足于和平与发展，以期在追求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上实现人类共同利益，坚定和平发展道路的同时大力宣扬“和合思维”与义利观，打破霸权主义，消除零和博弈思维，建立平等协商的国家关系，谋求开放包容的发展前景，促进多元化的交流方式。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遵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18]和平发展战略思想不仅为我国的崛起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更多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通过双赢、多赢、共赢的方式维护共同利益，推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新时代下构建我国体育和平理论的关键之处在于，继续发扬我国传统和平文化的基础上达乘现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便车，以体育的形式推进我国自身的和平建设的同时向世界提供和平发展的范式与经验，以此提高我国体育和平的话语权，增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话语权。
随着我国乒乓球项目在国际体育舞台上的崭露头角，以乒乓球比赛为媒介国家间体育交流成为我国推动亚洲国家睦邻友好的手段，乒乓球运动成为为国家主权斗争而“走出去”的体育项目之一，更为随后的中美“乒乓外交”奠定了基础，成为历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体育式会谈。这种“小球转动大球”的方式不仅打开了中美建交的大门，更改变了当时的世界政治格局，成为国际体育关系正确处理范式，更为国家间的交往扩宽了路径。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曾说：“如果没有中美两国人民的合作，那么，要使21世纪成为全人类和平与进步的世纪是不可能的。”[11]原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纪念“乒乓外交”25周年时也表示，“乒乓外交”的成功生动地展示了体育在促进世界和平、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互相了解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1974年中国逐渐派出乒乓球、羽毛球以及射箭领域的优秀教练员前往多个南美国家进行援教，更无偿为非洲国家建造了20多座体育场馆。这种体育援助的核心“是平等互利、不附带条件，受到发展中国家普遍欢迎，并曾为中国开展对外援助的基本指导纲领。”[20]可见，中国在体育和平的实践上，从来都不是“独善其身”，而是“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的世界公民意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责任观与义利观。
关于创新型人才培养，习总书记在“两院院士”会议上指出“创新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人才培养必须适应国家社会发展的需要，大学生创新培养就是高校当前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而又重要的战略任务。
“请进来”。从承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世界性体育大赛——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请进来”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请进来”，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体育赛事都表明了中国和平态度，以体育的方式推动世界各国的交往与和平构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请进来”更是将我国悠久的和平文化传统推向了世界，“中国印·舞动的北京”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北京欢迎你”传递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为世界和平、友谊、进步事业积极贡献的理念和精神；更弘扬了以人为本的、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可以说，这是中国体育和平实践的里程碑，也是中国特色和平思想的独特演绎形式；是我国获得国际认可的必然趋势，也是体育推动我国双边与多边外交的必然结果。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我国体育大国的地位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巩固，毋庸置疑，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3.3 新时代下我国“体育和平”新目标
“走出去”。建国初期，受阶级对抗与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国尚陷于一种“为权利而斗争”的处境，对外关系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国家独立的同时与世界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并为维护世界和平而斗争，体育的发展也始终围绕这一核心展开。从以友好建交为目的“走出去”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到抵制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中断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体现了我国巩固国家独立、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决心。因为“走出去”是让“一个中国”有尊严地“走出去”，站在国际舞台与各国友好往来，而不是“两个中国”的分裂形式。
4 我国体育和平的问题与反思
众所周知，体育的多元社会功能催生了丰富体育学理论研究，体育成为不同国家文明、文化的交流，政治、经济的外交与合作，资本与人才的流动与交换的场域。与此同时，也将不同国家的文明与文化价值冲突凸显在体育场域中，形成一种兼容并济的和谐氛围，尽管基于我国和平的核心理念，体育的发展态势愈发积极，但也因此使“和平”更加隐蔽于发展之中，换言之，相较于发展的张力，和平的外显愈发透明化；此外，我国关于体育和平的研究的碎片化和边缘化无法与国际系统理论相接轨，更无法在世界体育和平的实践中推广中国和平模式，贡献中国力量，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两条腿走路”。
4.1 和平与发展并重
发展与和平既是一个历史问题又是一个当代问题，社会发展需要和平的环境，持久和平的实现需要发展的支持，两者既互为目的又互为手段。中国需要和平的环境来发展自身，中国和平的发展又可以维护世界和平。体育促进和平应与发展同步，然而当下对我国体育和平认知、和平教育的关注，远远落后于体育对经济发展的关注。改革开放将重心放于和平与发展的同时，体育也顺应时代潮流跟上了时代步伐被“发展化”、“物质化”、“健康化”，研究视角多集中于体育产业、体质健康、教学模式，借助大数据推论出体育对社会发展、人类健康、教育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备受研究者青睐。但问题在于，理应作为我国传播和平理念最佳方式的体育，缘何被搁置于和平理论的边缘，体育的和平教育价值也尚未引起学界重视。2008年“奥运和平”之后，体育和平的遗产并未得到相应继承，相关研究又恢复到“气若游丝”的状态，体育和平研究的“鸡肋”现状令人扼腕。
我国和平的价值观深植于传统文化，也正因基于此理念和平与发展才会获得显著的成效，当下体育与和平研究的脱节成为中国体育和平实践的桎梏，更削弱了以体育作为最佳发声方式宣传我国和平文化与价值观的途径。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和平”与“发展”两条腿走路，既要继续研究体育促进发展的方式方法，又要探究体育促进和平的机制，形成系统的研究范式，向国际社会提供中国体育和平经验的同时，也是向世界各国表达我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与坚定立场。
4.2 国内与国际协同
毛泽东强调“强健其体魄，文明其精神”，是对体育促进人身体与精神全面健康的肯定，更是对体育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重要性的强调。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后，“以人为本”被广泛使用，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10]2008年以“人文奥运”为主题的北京奥运会将我国体育人文理念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也重申了奥林匹克主义的基本原则，即“促进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同年，残奥会上胡锦涛再次强调体育在增强人民体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领域的重要性。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先后颁布并实施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与《全民健身条例》，促进全民健康发展；“人是万物的尺幅”，坚持体育发展与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相结合是我国体育发展的根本原则，也是将体育的工具理性上升到价值理性的进步。习近平主席在俄国索契看望参加第22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体育代表团时也指出，体育是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并认为在提高人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激励全国各民族人民弘扬追求卓越、突破自我的精神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不难发现，在落实体育和平实践过程中，保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将人的发展、人民的发展放于首位是发展的要义，也是发展的终极目标，如此不仅体现了我国在发展方面的人文理念，更对体育和平提供了丰富的中国经验。
诚然，在构建国际和平关系进程中，政治是核心枢纽，许多时候国家利益需要通过外交来实现，国家间的接触与沟通达成外交共识。极具“交往互动”特性的体育，在外交中往往能够出其不意，成为推动国家互动互谅友好、和平相处的重要工具。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体育的“和平”属性。作为传统“和”文化国家，我国对外交往也秉持“以和为贵”的原则，并将这种理念融入到体育促进和平与发展中，为促进国际关系的密切交往、构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贡献了中国思路。
经由体育加强国家间的合作，致力于打造平等的世界格局，实现全球公义，缓解人类痛苦，达成发展的最终目的可以被视为体育的责任，以人更好的发展为出发点最终又落实于人的发展。国际格局的日益稳固，国际共同利益的逐渐上升为国家之间的合作，为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提供了契机；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的主题变得更加鲜明，为体育促进和平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就薄弱的理论根基而言，应当在该研究进程开展独立研究，并与其他国家的体育促进和平组织进行经验交流，在借鉴国际社会相关研究经验的同时融入我国传统和平思想，形成中国特色体育和平理论体系再反馈于国际，进一步推动与国际社会合作。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将新型国际关系的目标予以细化和深化。概而言之，其主旨思想指向人类更好的发展与和平的内在本质，也因此为体育和平研究建立了保障机制。构建体育促进和平体系，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因为体育既是一个国家发展的要素，也是加强国际关系的纽带，面对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所遭遇的阻碍：逆全球化时期，地球村的概念也被边境修墙、核武器威胁、贸易保护等政治举措所不断取代，尽可能地以体育的方式实现双方的沟通和解，就显得颇为重要。为此，应该更好地发挥体育在国内与国家之间的文化串联作用，达到同中存异、异中求同的文化融合，由此弥补由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与冲突，通过国内与国际间各国频繁的体育交流拉动文化交流，互相理解、包容互鉴，最终实现兼容并蓄。
班主任常被各种检查牵绊，身不由己，也常被一些琐事缠身，难以自拔。当大多班主任为此苦恼不已时，南京师范大学的齐学红教授提出了创生自主发展空间，即一边干着规定动作，一边加入自选动作。
4.3 理论与实践并行
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洞虚无的，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缓慢失活的，理论需要实践的经验为前提进行逻辑梳理、寻找共性，实践需要相对成熟的时代性强的思想理论指导。理论与实践的同行可以推动社会更好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思想也逐渐具备了开放、多元的特征，体育的发展与体育理论的发展也兼具了相应的历史与时代特征，不仅仅是促进健康的方式，更成为树立国际形象、促进国家间交往、推动世界和平进程的最佳路径。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国体育和平的短板也逐渐暴露出来：一是，我国对体育促进发展实践分析与理论探究远远多于体育促进和平的相关研究，研究者以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将体育促进发展与体育促进和平割裂开，使体育和平呈现出“跛行”的病症；二是，在和平作为时代主题与我国核心价值观的背景下，我国不乏体育和平实践，但至今为止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研究，甚至未呈现雏形之态。
“老贾啊，这堆钱又怎么样？看上面的铭文应该不是清朝的东西了吧。清朝离得近，所以钱币流传下来的多，进而不值钱。”孟导大致总结老贾之前的意思，“那么前朝古币呢，那总该稀少得多吧。这么一来，我这堆钱不就是挺值钱的吗？”
西方从教育、思想上入手，展开和平理念的灌输，其和平教育模式并非只有传统的“自上而下”，还包括“自下而上”。通过体育运动对儿童与青少年展开多种形式的和平教育，目的有二：一是，希望随着认知水平的提高对其进行思想上的改观，“在心中筑起保卫和平的屏障”；二是，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和平宣传。在涉及到与其他国家的体育和平援助时，需要预防的是霸权的思想钳制，将体育与和平思想联系与发展联系，与政治霸权隔离。我国以外交的形式向国际多个国家输出了体育人才用以带动体育落后国家的发展，然而对此体育“支教”的相关研究却鲜有所闻，传统的“和”理念文化与当前的时代发展呈现脱节态势，深入理论研究与理念国际传播还存在诸多不足，难免延缓实践的进程，诟病于人。
促进世界和平，是一项人类社会发展正义之事。同样，通过体育促进世界和平，是一件极具实践性之事，其平等、无差别特征成为促进和平发展最好的诠释。构建体育和平理论，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体育理论本身的需要，理论在场需要实践在场的支撑，体育和平理论的出场并不意味着体育和平实践的持续出场，体育和平实践的在场佐证的是其理论的合理性与时代性。
5 余论
体育和平理论的构建既是当代共同体视域下国际社会所共同关切的问题，也是体育学发展至今所承载的当代使命。而体育和平并非一个静止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动态的过程，是由认同体育向体育推进认同转变的过程。在研究西方体育和平理论基础上健全中国特色体育和平理论基础，以实践支撑理论，以理论更好地指导实践，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和平形象的再塑造与大国责任的担当体现，更是提高我国体育国际话语权、贡献中国智慧的有效路径。
世界需要“中国力量”、需要中国“和”文化来推动体育与和平的研究进程。站在我国立场而言，体育和平研究是一个传播中国和平思想、贡献“中国力量”、彰显大国担当的路径之一。要想正确地理解我国体育促进和平与发展，必须以一种审慎的态度思考我国体育在促进和平、发展领域探究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不断基于时代背景进行自我审视，健全中国体育和平理论基础、与国外体育和平理论、实践接轨，更好地推进我国体育和平事业的进程，这也是提高我国体育国际话语权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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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and Reflection of China ’s “Sports Promoting Peace and Developmen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WANG Xiaohui, LIU Guihai
( School of Sports & Health, East China Normal Univ.,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 Sports for Development and Peace is an important achievement of China’s sports developmen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Through combing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path of promoting peace and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ideas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study holds that the new goal of “sports for peace” should be advanced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f “harmony” and displaying the concept of “justice and benefit” in China.The concept of “peace and innovation” in the new era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tudy of sports for peace in China.On this basis,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both peace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principle of “walking on two legs” focusing 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Key words : Sport for Development and Peace; reform and opening-up; development and peace;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of mankind; Olympic Games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0X(2019)07-0005-07
收稿日期： 2019-03-05；
修回日期： 2019-04-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TY023)；华东师范大学一级学科学位基础课程《体育社会学》建设项目(2018)。
第一作者简介： 王晓慧(1989-)，女，河北石家庄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体育社会学。
通讯作者简介： 刘桂海(1969-)，男，江苏兴化人，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体育社会学、西方政治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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