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发展水平测量评价的理论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包容性论文,测量论文,水平论文,评价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2-0001-08
一、包容性发展的理论基础[1]和现实背景
1.包容性发展的理论基础
目前对包容性发展的界定尚有争议，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给出了不同的定义。有的将包容性发展界定为机会平等的增长；[2]有的认为包容性发展是益贫式增长(pro-poor growth)；[3]有的认为应从国内外两个层面界定包容性发展，[4]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看，包容性发展是一种“普惠式增长”，从国际层面看，包容性发展则是一种“开放性发展”；有的从就业、制度角度界定包容性发展，[5]认为包容性发展应该实现穷人的充分就业，是民生发展的制度诉求，应具有显著的民本主义发展旨向。而在施政方面，讨论也在继续，较有代表的是重庆和广东的两个“蛋糕论”。[6]
概括来看，目前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①经济增长/发展(多维度，包括非收入的福利水平)、不平等与(狭义和广义的)贫困减少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和现实冲突；②包容性发展是应该重视过程，还是应该重视结果？应该通过生产性就业的增加，还是依赖收入分配最终实现贫困的减少和收入差距的缩小？③第三个问题的争论虽然主要存在于国外学者和国际组织之间——包容性发展和益贫式增长的联系和区别，但这个问题对于包容性发展的正确理解至关重要。辨析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先对益贫式增长[7]、基础广泛的增长(broad-based growth)①和包容性发展②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我们认为益贫式增长是三者的基础，首先，益贫式增长研究的核心——“经济增长、不平等和贫困”——一直都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焦点：20世纪50年代的“向下涓滴效应”假说，认为经济增长就是发展，发展的自然结果就是成果的“自然外溢”；70年代，Adelman(1973，1975)通过对发展以及发展目标的修正，认为应通过收入分配减少不平等和贫困；Sen(2008)则通过对贫困的权力、能力维度的重新定义，认为发展只有在提高个人自由度和能力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地解决贫困问题。其次，减贫工作作为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工作重点，益贫式增长作为其理论指导，得到了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支持，而基础广泛的增长和包容性发展则直接来源于世界银行的报告③(1990和2008)。
Nanak(2004)从四个维度④对益贫式增长进行了区分，其中“强、弱和绝对⑤、相对”这两组标准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世界银行和Ravallion(2004)定义的益贫式增长侧重于弱的、绝对的标准，即，只要增加了原有贫困阶层的人均收入，那么这种增长就是益贫式增长(不管比例，不管是否超越贫困线)。而Elena(2009)定义的包容性发展也延续了这一理念。不过，从亚行(ADB Report：2008)的战略选择以及亚洲各国的施政目标来看⑥，Klasen(2010)认为包容性发展更接近相对意义上的益贫式发展，即低收入阶层的人均收入增长水平应快于其他富裕阶层。此外，根据我国“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及“十一五规则”、“十二五规划”对“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持续关注，我们也认为，中国包容性发展和相对意义上的益贫式发展更接近。
针对三者之间关系，Klasen(2010)从过程和结果的角度进行了分析：①如果包容性发展更关注过程，那么就和基础广泛的增长意义接近：强调更多人的参与、更高的报酬，再加上包容性所内含的非歧视性以及发展所强调的福利维度。二者的差异是，基础广泛的增长认为，劳动者是经济增长的参与者和贡献者，但并不一定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②如果包容性发展更关注结果，那么就和相对意义上的益贫式增长更为接近：发展的目的在于，使贫困人口的收入更快地向非贫困人口收敛。此外，包容性发展定义的“贫困”更为广义，其范围不仅拓展到收入维度上的绝对贫困、接近贫困、中等收入甚至到富裕阶层，而且内容已泛化到包括少数民族、女性以及移民在内的弱势群体(disadvantage groups)。因此从结果的角度来看，包容性发展是一种劣势减少的发展(disadvantage-reducing growth)。综合来看，Klasen认为包容性发展是一种机会均等，没有歧视和劣势减少的发展，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亚行和国内学者的支持(如，邱耕田、张荣洁，2011)。
至此，通过三个关键问题的讨论，明确了我们对包容性发展的理解，逐渐偏离世界银行以减贫为基础的近“益贫式增长”，而接近亚行经济发展维度上的包容性发展理解；其次，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尤其是Klasen对三种增长模式的讨论，并结合我国的发展现状，我们认为国内外学者在以下两个方面基本达成了共识：其一，机会平等和成果共享是包容性发展的核心内涵；其二，包容性发展是要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一种将经济增长过程和结果有机统一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模式。其基本要义是：(1)经济增长；(2)权利获得；(3)机会平等；(4)福利普惠。以上分析也使我们对包容性发展的理解更加明晰——包容性发展是一种经济增长、机会均等、劣势减少和成果共享的发展。
最后，我们将国内外学者对包容性发展的理解，依照度量维度、重视过程抑或结果、经济增长是否必须等四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具体见表1。
纵观国内外对包容性发展理论的研究，可以发现，一方面现有理论的假设，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都将包容性发展的主体——人，等同于新古典意义上具有“普适意义的人”(即个人主义方法论，这也是经济学被其他社会科学普遍诟病的原因——他们认为应该是基于群体价值基础上的群体方法论)，无视马克思对任何抽象意义上的人的反对，这与当下中国处于各种利益矛盾扭结中的“社会生产关系基础上的人”的事实不符。因此，本文认为包容性发展的主体应是，“具体的历史条件和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和群体。因此，对主体间关系的考察集中于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对不同利益群体产生了哪些不对称的收益效应。从包容性发展指标体系的构成看，是对城乡、东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的度量，以及以“劳动、资本、知识、权力”为划分的四大群体在人均收入水平和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设施方面的差异的量化。相反，如果以主流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为微观基础，那么群体等同于平等意义上个人的累加，最终综合指标体系演变成所有群体利益均衡诉求的表达。
2.包容性发展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必然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大致经过了平衡增长、非均衡发展和协调发展⑧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以1978年改革为界，后两个阶段的分界标志大致是2006年“十一五规划”主体功能区的提出，其中第二个阶段又以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至1994年分税制改革为小分割。这三个阶段简述为：(1)毛泽东时代；(2)1978年改革以来至“十一五规划”前夕；(3)2006年“十一五规划”主体功能区的提出至今。我们认为，首先应该厘清1978年改革以来“成功”的原因。
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内地经济增长强劲，但她既没有标准意义上的“私有产权”，又缺乏公正的司法体系，使得精通规范市场制度分析的西方经济学者很“迷茫”。他们习惯称中国30年改革的成就为“中国之谜”。这个问题的正确解释，是我们进一步改革的基础，也是践行主体功能区划，论证包容性发展是否合理的关键。
关于“中国之谜”，根据唐志军(2010)的总结，大致有三个流派的解释：①以克鲁格曼(1997)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认为中国30年改革纯粹依靠高投资、高储蓄，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微弱，“奇迹”完全可以用新古典模型进行解释；②以林毅夫(2003)为代表的比较优势学派，认为中国之所以30年改革成就巨大，是因为各地地方政府逐渐摆脱赶超策略，政策制定和产业布局越来越尊重本地比较优势的缘故；③以张五常、张军等为代表的地方政府竞争学派，认为正是因为随着财权和事权的逐渐分化，地方政府(省或者县)充当类似“政府企业家”(周业安，2008)的角色，使得资源配置的效率不断提高。[8]
本文基本认同地方政府竞争学派的观点。我们认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降，地方政府有了财权和“剩余所有权”，加上“晋升锦标赛制度”(周黎安，2008)，使得地方政府有巨大的动力和实力参与竞争。但是这种竞争在创造了巨大市场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弊端，例如，由于任期有限、投资效益的滞后性，使得地方政府更关注于短期效益明显、投资拉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如交通、通讯等)，而对民生关系密切的教育、医疗等问题关注不够；此外，由于城镇的民生福利工作更易受到上级注意，导致边缘地区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不足等诸多涉及民生与经济、社会、环境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因此，既然30年改革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竞争”，在渐进式改革范式下，我们认为应该主动引导地方政府的行为，建立合理、可实施的包容性发展社会经济绩效评价体系实属关键。
二、现有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指标述评
姜涛(2010)将国外区域发展的测评体系依照评价内容进行划分：20世纪50年代“单纯的经济增长评价”，60年代“社会经济发展综合评价”和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评价”三个阶段。[9]总体来看，国家层面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已经逐渐摆脱了以GDP为核心的经济增长评价标准，并且强调逻辑的自洽能力，对自然环境等可持续发展能力尤其关注，但也由于过分强调逻辑自洽，使得指标体系繁杂，降低了操作能力。同时自实施可持续发展指标评价阶段起，又过于强调自然环境等代际间的指标测量，对经济指标重视不足。此外，由于制度环境不同，这些指标体系对制度保障等指标的关注不够，而更多地关注经济、社会和自然发展的结果。因此，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言，虽然发展和可持续能力——“鱼”与“熊掌”必须兼得，但在发展阶段和问题症结不同的前提下，价值体系的内容需要更新，指标体系的权重需要调整。
国内针对发展的指标测量评价，姜涛(2010)的测评体系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是经济、竞争力评价阶段，二是可持续发展评价阶段，三是和谐社会评价阶段，四是科学发展评价阶段。”从已有的评价体系看，“经济社会评价目前的研究侧重区域竞争力和现代化评价，可持续发展评价目前的研究侧重区域、资源、环境评价，和谐社会评价则从最初的综合评价，转向单纯的社会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1993年)以来，我们的指标评价体系演变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①从单纯盯住以GDP为核心的经济增长体系，逐渐过渡到增加了民生内容的社会经济评价体系，再到四大主体功能区划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评级指标体系；②高质量、多角度的微观数据不断增多，使得客观指标体系不断丰富。从全国性综合指标逐渐丰富到多区域(省、县)、专项(民生净福利、和谐指数)和特定区域综合(区域内主体功能专项指标体系)指标体系，描述和解释能力不断增强；③主观评价指标体系在市级水平的应用不断增多，使得民生福利等社会和谐测量指标更加全面；④除应用于发展水平的度量之外，指标体系逐渐发展成为管理者绩效考核和官员升迁的“指挥棒”。[10]
我们以第四个特征为切入点，结合改革发展的历史背景对指标测评体系做一个稍微综合的阐释：首先，我们现在处在非均衡改革向协调发展的转型阶段；其次，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权、事权博弈基本稳定，“属地化逐级发包”使得现有发展指标评价体系的作用对象不断下放，问题导向性也逐渐增强，也就是说，哪里的问题集中，问题导向下的价值体系内容就会调整，指标体系的权重就会变化。因此，基于前面地方竞争流派的解“谜”思路，我们认为地方政府既然作为渐进式改革的行为主体之一，彼此之间的合理竞争是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有力保障，那么，构建协调地方政府合理竞争的包容性发展指标评价体系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应有之义。具体而言，首先，我们认为包容性发展应是对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⑨的具体化阐释，即包容性发展的目标就是要解决非均衡改革发展所产生的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外的不和谐、不可持续等问题。但是，本文不准备对自然环境等可持续发展指标进行过多地关注，一方面我们认为在“生态服务价值或生态足迹”测算不能得到科学认定的情况下，简单地罗列万元GDP能耗、每年二氧化硫等气体达标天数指标，度量可持续发展水平，这是很不严谨的，此外，主体功能区划虽然粗糙，但已经对其进行了度量，可直接借用。更为重要的，本文认为现阶段我国最大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集结在以收入差距扩大为引领的群体利益矛盾问题上，而恰恰是对该问题的关注不足和测算不准确，使得改革和发展越来越偏离可持续发展的轨迹。因此，最为关键的是如何构建以民生福利为核心的包容性发展经济社会指标体系，以解决最为敏感的教育、医疗等社会民生问题。为了解决现有指标体系主体混淆、目标不明等问题，本文尝试从微观角度构建“以民生福利为核心”又有阶层差异的包容性发展水平测量评价体系。[11]
三、包容性发展指标评价体系构建
包容性发展经济水平指标评价体系是一个动态综合指标，以民生福利向量为核心。既是对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的具体体现，又是对和谐社会指数的拓展。
(一)包容性发展指标体系建立的指导思想
1.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思想
对于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等可持续能力是他们关注的重点，所以指标选取有所侧重，权重也较大。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发展问题一直是经济、民生和环境问题得以解决的关键。现阶段的中国，面临着发展和环境可持续的双重压力。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发展是可持续问题解决的基础，民生问题的合理解决则是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在四大主体功能区划的基础上，各地区有所侧重地调整发展指标内容，是尊重地区环境承载能力，最终实现经济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2.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共产党宣言》有关未来社会的核心命题，[12]而“以人为本”则是对这一命题的深化和发展。胡锦涛同志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中明确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包容性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应该尽可能地关注人的能力培养，对表征人民群体利益的指标特别关注，着力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利益协调问题，以实现“民富优先”发展战略。
(二)包容性发展指标体系构建目标
1.全面正确地反映包容性发展的综合水平
首先，价值指标体系健全。基于前面的分析，本文的包容性发展指标体系侧重于经济、社会方面，并突出民生福利指标；其次，户籍制度在短期不会发生较大调整的假设前提下，我们侧重从城乡两个层面对群体利益进行指标量化。
2.有利于全体社会成员公平共享发展的权利、机会和成果
对于中国而言，践行包容性发展，就是要使经济发展回归以人为本，实现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同步协调发展。
3.为政府绩效考核提供可靠的数据
现有地方政府(省、直辖市)官员的升迁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量：一是城市GDP增长率，二是城市户籍居民人均公共福利增长率(汪立鑫，2010)。迟福林(2011)认为，政府的绩效考核形式和1994年以来的财税体系，促成了地方以GDP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造成了消费投资的失衡，国富优先的发展结果以及市场和政府关系的扭曲等社会发展不可持续问题。既然政府在地方经济、社会、生态和环境发展当中的作用是重要的，那么包容性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就应该侧重包含以上内容的机制设计，真实反映政府管理绩效并规范政府行为。
(三)包容性发展指标体系模式及构成
现有包容性发展指标体系大致有两个版本，分别是亚行(ADB)的行业体系和国家体系，但二者的方法是相同的。本文参照Terry(2010)的CIGI、北京和谐社会、深圳民生净福利和“幸福江阴”指标体系、广东省科学发展指标体系等框架体系，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和谐、可行能力、社会保障等四个方面构建包容性发展的国家指标体系客观部分；其中，社会和谐指标参照Kenneth(2011)的方法增加了“四大群体”不平等水平的GINI指数测算。最后，建议依照现有社会和谐主观评价调研问卷，对所建立的客观指标体系进行民意测评，完善客观评价部分⑩。
1.指标体系
测评主体：所属地的常住人口(连续居住6个月以上)
(1)经济发展水平。①经济发展水平我们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11)，并以资产指标(asset index)辅助测度实际收入水平。对资产指标的测算主要采用微观大型数据库，目前这种大型数据库包括：一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四个截面调查构成的数据库；二是由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和中国预防科学医学院联合调查和创建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库(12)；三是中国农业部农户调查(RCRE)数据库(郭英彤，2010)。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CHNS数据库1989，1991，1993，1997，2000，2004，2006，2009和2011年的面板数据集，其中，以彩色电视机、电冰箱、高压锅、电话、手机等电器设备拥有量作为耐用消费品水平的测度，以厕所类型、饮用水的类型作为房屋质量水平的测度，最后以房屋居住面积作为权重进行加权计算(Kenneth，2011)。②由于包容性发展要求公平合理地共享发展的权利、机会(邱耕田，张荣洁，2011)，所以，生产性就业作为过程公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受到学者的普遍关注(Felipe，2010)，根据Mckinley(2010)的讨论，由于以往对生产性就业的漠视，导致了相应数据的不可得，本文用四个子指标——ⅰ城镇登记失业率、ⅱ城镇零就业家庭户数、ⅲ农村调查失业率、ⅳ农村青壮年(18-40岁)劳动力技能培训率——的算术平均数测度生产性就业水平。③跨国经验表明通信行业(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的发展能有效地减少贫困、促进经济增长(Grace 2002)。Singh(2002)基于印度IT行业的研究，发现IT不仅有效地降低了信息的生产、存储和传递费用，带动了印度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由于就业的增加有效避免了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参照Mckinley(2010)的研究，本文将电力和移动电话百人拥有量作为经济基础(Economic Infrastructure)的测度指标。
(2)社会和谐程度。我们主要针对经济发展成果的群体、区域差异进行测量(13)。人均可支配收入，ⅰ按“知识、资本、管理、权力”四类群体GINI指数测算；ⅱ按城乡GINI指数测算；ⅲ按东中西部地区GINI指数测算，并分别计算内部和彼此间差异对全国GINI的贡献率，但不计入综合指标体系。
加尔布雷斯(1980)认为社会改革的起点是“信念的解放”。所谓“信念的解放”是指重新理解“人生”，选择“生活的道路”，确定应当值得争取的“公共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需要，考虑公众的利益”。贾根良(2011)通过对1815-1914年美国经济崛起历史和美国学派经济思想的回顾，认为“高生产率、(以自主品牌为基础的)高附加值和高工资战略”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良性循环的战略性选择。因此，在欧美保护主义抬头和国际全球化可能发生变革的今天，如何顺利实施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改革，落实“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我们认为应该从“劳动、知识、资本和管理”四个群体的GINI以及对总体GINI系数的贡献测算目标值，并根据管理学中的“二八定律”[13]测算得到的总体基尼系数目标值大致是4.35，以此分别测算各群体偏差值。
至于四大群体的划分，我们采用陆学艺等学者的理论框架：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为标准构建社会阶层体系。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对这三种资源的拥有情况决定了各社会群体在阶层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根据这种分层原则，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由十个社会阶层和五个社会地位等级(14)组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社会阶层所拥有的三种资源的数量及其综合实力不可能是绝对均等的，其差别将长期存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由于所拥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最多，所以处于最高或较高的阶层位序；而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所拥有的三种资源很少或比较少，所以他们所处的阶层位序比较低；而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则基本上不拥有这三种资源，阶层位序最低。至此，根据生产要素的四大来源，我们将十大群体划分为以下四个群体(其中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没有归类)。
管理群体：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
知识群体：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劳动群体：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
资本群体：私营企业主阶层
(3)人类能力指数
人是科学发展和包容性发展的主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就是人的能力的提高，而教育、医疗和卫生条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无论是外向型出口战略下跨区域劳工创造的成本优势，还是产业梯度转移情况下产业地方化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要，教育对前30年和未来区域协调发展都有重要的支撑作用(范剑勇，2009，2010)。其中人均受教育年限是社会基础教育水平的度量，在职教育对产品二次创新作用明显(20世纪最后30年的新加坡就是通过政府补贴在职培训大大节省了研发开支，促进经济发展的)，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公共图书馆等公共设施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支撑。看病难问题虽然有了全民医保，农村地区有了新农合，本应有更详细的指标对医疗中的结构问题进行解构，但是由于时序太短，本文仅从人均医护条件方面进行度量。
(4)社会保障
我们认为，包容性发展的社会保障部分应该对以下弱势群体——农民工、“蚁族”等流动性强的边缘群体给以特别的关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如果我们默许“不平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那么“这种公平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马克思认为为了破除单一维度权利的弊端，除了按劳分配之外，还应该积极地进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14]
2.核算方法
权重的赋值，根据各个指标的当前值和今后可持续发展政策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值(目标值的计算，采用世界银行“国民实际储蓄率”计算方法计算)之间的差距分别给予不同的权重，对差距较大的指标赋予较大的权重(联合国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计算方法)。最后，关于综合指标的计算，我们采用几何平均数，算术平均数暗含指标彼此之间是可相互替代的，但是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收入分配越合理，社会越稳定，居民幸福感越强。而几何平均数，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这些替代倾向。综合指标越大，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四、结论
通过对国内外近半个世纪关于经济增长和发展有代表性的测量评价体系的回顾，基于我国非均衡改革产生的利益矛盾扭结，我们认为问题导向型指标测评体系建设，应该能够正确反映地方政府的管理绩效；其次，为了实现“民富优先”发展战略，我们认为应该建立以民生福利为核心并有阶层差异的包容性发展测量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的构建，对于中国确立经济与社会协调改革发展模式，加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特殊制度禀性，以及其系统性、互补性与协调性的理论认识，进而对于推进、深化和拓展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经济理论具有特别重大的学术价值。此外，本研究对于正确把握我国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于处理由于改革发展的失衡而引起的重大利益协调问题，进而对于如何具体践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转变发展方式，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切实将发展成果体现到提高和改善人民群众的福利水平上，全面提高改革发展的社会绩效，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等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和实践参考意义。当然，仅仅有绩效测评是不够的，将这种绩效考察的原则稳固成规制官员行为的制度，从而引导管理者的行为，进而传导至个人行为偏好，最终实现情境的改进，是最终目的，也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注释：
①有关基础广泛的增长，现有研究主要是从新技术和新行业的推广，实现更多人的就业(也包括劳动密集型行业labor-intensive的增加)，提高收入水平，最终减少贫困。参见Kaushik & Singh(2002)，Grace(2002).
②参见Ganesh Rauniyar and Ravi Kanbur(2010)，Ravi将inclusive growth和inclusive development进行了区分，前者主要是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化，后者包括了教育、健康等非收入水平的测度。但是根据现有的研究(ADB的系列论文等)，在不造成歧义的前提下，我们依然沿用inclusive growth代替inclusive development的意义。
③有关益贫式增长概念的由来，根据Nanak(2004)的文献回顾，可以追溯到Chenery and Ahluwalia(1974)。
④1.益贫式发展的强、弱定义(weak，strong)；2.相对和绝对标准(relative，absolute)；3.有偏(partial approach)还是无偏(full approach)的测量途径；4.增长和减贫的测量指标是否满足单调性(monotonicity)。
⑤绝对意义上的益贫式发展是指贫困人口的收入相对于原有水平的增加；相对意义上的益贫式发展是指贫困人口收入水平增长速度大于富人的收入水平增长速度。
⑥参见印度、中国等国国民经济五年发展规划。
⑦概念①-④的整理，来自于Klasen(2010：p.9，表“Comparing and Contrasting Inclusive Growth Concepts”)。
⑧有关区域发展阶段的划分，我们重点参考了陆大道等(1999)的四个阶段划分标准。之所以将1973-1978年合并于1949年建国至1978年改革这一“平衡增长阶段”，是因为前者可以理解为对沿海的再平衡。此外，从实际发展结果来看，虽然从2000年开始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但均没有提出明确、实际、有效的长期目标。直至2006年全国“主体功能区”的提出，才给出了协调发展的明确答案。
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新要求，是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发展内涵、发展要义、发展本质的深化和创新，蕴含着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⑩主、客观评价更应该相互结合着进行，或者是先有主观调研，再进行客观指标的筛选及制定。幸福江阴指标的构建就是采用先网络征集，再进行主、客观指标的框定和主观评价调研程序。
(11)目前有关人均收入水平的测算存在较大争议。参见王小鲁(2010)，以及“灰色收入与人均收入差距”(http://www.neri.org.cn/workpaper/82wxl.pdf)。本文认为，由于王小鲁的研究和现有实际消费能力更为吻合，所以利用现有的微观数据对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更为准确，且和本文研究的出发点也基本一致。由于王小鲁课题组数据有限(参见“也谈城镇居民收入的统计与调查方法”等网络讨论稿)，本文采用现在对发展中国家消费和收入水平测度较为通用的替代方法——资产指数(asset index)，详细讨论参见Kenneth(2011)。
(12)该数据库目前国内已经有许多学者使用，如樊潇彦(2007)，陈斌开(2009)等。但该数据库只对我国9个(2000年以后)省份进行了城乡追踪调查。本文建立的是国家指标，不能将其结果肆意放大，不过如若计算省际指标，这9个省份均可以使用本文建议的资本指数指标。中国社科院的调研数据只有四个截面，并且年份太早，近期矛盾显示不足。
(13)国内对人均收入差异的研究主要基于实际人均GDP增长率进行讨论，大致包括是否绝对(相对)收敛；如果收敛，则收敛形式是怎样的(σ、β、俱乐部收敛)。参见潘文卿(2010)，林毅夫(2003)等。
(14)这10个社会阶层是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五个社会等级包括社会上、中上、中中、中下和底层。
(15)参见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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