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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没有所谓“影响的焦虑”。她谁也不怕地借用与改写她认为可用的素材，不管是西方的，中国的，经典的，通俗的，古典的，现代的，甚至是她同时代并相识的作者。
王德威在《落地的麦子不死》一文中描绘了张爱玲对六十至九十年代华文作家持久且无所不在的影响，并探讨这些“张派”作家如何在这影响力的笼罩下各寻出路的境况。其实这弥漫了华文文坛的“影响的焦虑”也伸展到了这个影响议题的另一个端头，那就是张爱玲受西方文学影响的问题。随着张爱玲传奇的日渐神话化，这类张爱玲与西方作品之间的比较研究，几乎呈现了一意认同“张风压倒西风”的倾向，太多这类的研究最终都以唯诺的“张爱玲的作品超过西作”或是“张爱玲青出于蓝把一部西方作品彻底的中国化”等等笼统的概约之语作结。除了吐尽对张的迷恋之情，与加深张爱玲神话的长影之外，对了解张爱玲的作品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助益。王德威在《落》文的结尾曾以一句大声的“谁怕张爱玲！”作为张派作家企图出走的独立宣言，在研讨张爱玲与西方文学的关系时，也许我们也可以套用一句类似的“张爱玲怕谁？”来把这类的比较工作拉回到“如何异同”的客观分析，而逃离计较“孰优孰劣”的悬念与焦虑。
“文学影响”本就是一个十分棘手的文学议题。不论从作者生平或是从作品本身的对照中所引导出的因果关系，都难不陷入牵强附会的泥沼。而这危险的构思滑坡在张爱玲研究上更附加上了额外的包袱。由于她避世的生活态度，使得她的生平资料稀少无比，珍贵到了凡是与她有一面之缘、一句交谈、一封书信往来的人都俨然成了某种权威，藉此而著书立说者也大有人在。从这只字词组与浮光掠影中所建立起的“张爱玲西方文学作品读书单”，或是由这份读书单所推衍出的文学影响说当然有着极大的局限性。而从文本取向，直接比较张爱玲与西方经典作品的研究却又面对了另一种幽微的心理障碍，这种心理障碍的来源自然就是张爱玲在华文文坛所占有的巨星地位，以及她数量不多的作品。这两种因素使得这项比较工作时时出现明显的判断上的偏颇，或是在选取比较的作品时出现不对称的突兀。
《仕女图》
比如说，苦心研究张爱玲的水晶先生曾经仔细的比较过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和詹姆士(Henry James)的《仕女图》(The Portrait of a Lady)。从最浮面的文学背景来看，这样的比拟已经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龃龉。两部作品在篇幅分量(一为短篇小说，一为长篇小说)与创作的成熟度上(一为张的处女作，一为詹姆士创作全盛时期的作品)都有着极大的差距。当然，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能把这两件作品放在一处来读，以阐明张爱玲所受詹姆士的影响。但是说张爱玲这一篇创作痕迹累累的初期作品深受詹姆士影响是一回事，而如夏志清先生那样热切地把张爱玲这篇放诸于詹姆士的那篇之上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牵扯到了个人的品味，是不容易争论得清楚。但是对于我这个同是张迷与詹姆士迷的读者而言，不论多么地崇拜张爱玲，把《第一炉香》放置于《仕女图》之上，是绝对过于牵强与偏心的。《仕女图》是詹姆士最成功的作品之一，语言与故事里百读不腻的“酣甜”，在东西方的文学中都属少有，张爱玲后期的作品也许有着相近的质地，但这样的文学品质在她的《第一炉香》中是还未出现的。
享利·詹姆士作品中有百读不腻的“酣甜”
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原为不同的文学体制，所要求于作者的也是两组不同的创作技巧，所以面对《第一炉香》与《仕女图》这两部体制完全不同的作品时，我们除了说它们有着近似的主题(两者都在描绘天真少女从无邪进入堕落的成人世界的故事)，以及两部作品都是以孤女投靠姑妈为开幕的场景之外，其他的细目对比都难免显现出周旋于外缘的不贴切，或仅只是一些和作品本身并无必然关系的泛泛之论。在张爱玲和詹姆士的作品中，真正值得做一比较阅读的可能是《金锁记》和《华盛顿广场》(Washington Square)。而在詹姆士所有作品中，在精神上和张爱玲最为接近的却可能是《白鸽之翅》(The Wings of the Dove)。
张爱玲和詹姆士其实有着颇为相似的“世故”，使他们对于爱情与金钱之间的冲突倾轧有着独特的兴趣与视野。而他们这冷眼的世故却又和简·奥丝汀(Jane Austen)把金钱写上台面的世故不同，在简·奥丝汀的小说里，每一个角色出场时，叙述者必像京剧里的出场道白一样，告知读者这位角色的年收入有几千镑，这反而有了一种俗世的明亮与喜气。张爱玲和詹姆士却把金钱的力量写到了心理的底层和道德的纤维里，所以显得阴暗恐怖。在这一点上，张爱玲和詹姆士之间的比较阅读还是有它的潜力，虽然詹姆士的幻灭与失望就算沉重，总还闪烁着某种救赎的可能，不像张爱玲的却是彻底的绝灭，只有悲凉。
《普汉先生》
从张爱玲生平着手研究的人不能确定张爱玲是不是真正读过詹姆士。因为张爱玲自己谈起西方作品，也都是闪烁其辞，没有留下太多确切的证据。照她丈夫赖雅的说法，张爱玲对西方通俗小说的兴趣反而高过经典之作，更常一无忌讳地读所谓的垃圾文学。但是在张爱玲这一贯寡言的习惯中，她却曾直接谈到过一部西方文学作品，并且明明白白地说那是她作品的来源。
在一封写给宋淇的信中，张爱玲提到《半生缘》其实是根据美国作家马宽德(John Marquand)的《普汉先生》(H.P.Pulham,Esquire)一书所改写。莫寄台先生曾于喜玛拉雅基金会第十届会议上提出一篇论文讨论过这两部作品。但是除了莫先生这篇论文之外，在已成一小型企业的张爱玲研究中，《普汉先生》却居然还没有受到太多的注意。这似乎是对张爱玲钜细靡遗的追索研究中的一颗遗珠。这个疏漏不知是否和马宽德在西方文坛的地位有关。也许有人不太能面对张爱玲居然会取材于一个不入流的美国作家的事实。
马宽德虽然算不上是经典作家，但他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却的确风光过，也得到过地位颇高的普利兹文学奖。《普汉先生》也被拍成了电影(中译为《富家子弟的婚姻》)，表示该书曾是一部广被阅读的畅销书。其实就算《普汉先生》只是一部垃圾文学，它也能提供一个研究张爱玲如何化腐朽为神奇的契机。张爱玲素以借用其它文学作品中的“细节”著称，但她的《半生缘》不但在细节上大量地借用了《普汉先生》，更出乎寻常地全本沿用了该书的基本情节与人物。因此这两部长篇小说的比照阅读，提供了一个审察张爱玲在改写过程中的取舍决定，是有助于了解张爱玲的创作过程，并可能在理智的层面解析出《半生缘》这部张爱玲最成熟的作品的文学质地与艺术成就。
马宽德在三十年代曾风光过
《普汉先生》其实算得上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但它的文学质地却和《半生缘》绝然地不同。马宽德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所要描写的是美国上流社会的情感贫血。在事事讲求成规章法的长期捆绑下，上流社会的人已渐与自己的情感疏离。小说以主人翁亨利·普汉(Henry Pulham)的第一人称为叙述观点，记录自己门当户对却欠缺爱情的婚姻，在大学二十五年重会的前夕，忆及他生平唯有的一次爱恋，却因上流社会对婚姻的种种考量而无疾而终。亨利·普汉生长于波士顿的世家，从小就上贵族学校，直到哈佛毕业为止。在大学中，他的社交圈也超不出和他从小上同样学校的上流世家子弟。毕业后，这群人也都相继进入家庭企业，加入相同的乡村俱乐部，娶了圈子里家世相当的女子，从此相互社交，在精神与情感的瘫痪中，终老于这一乏味的人群之内。但在这贫乏的一生中，亨利·普汉却有过一次值得记取的违规，在哈佛大学里他结识了外向聪慧的比尔·京(Bill King)。比尔并非来自波士顿的上流社会，也没进过那些贵族小学及中学。他出身中产阶级，又来自中西部，对东岸上流社会的势利与做作，嗤之以鼻。亨利被比尔对事不同的态度与见解所吸引，两人成为好友。自哈佛大学毕业后，比尔没有家族企业可言，只能就职于纽约一家广告公司，他劝服了亨利放弃继承父亲在金融界的事业，到纽约加入他们自我创业的行列。就在纽约就业期间，他结识了在同一公司里的玛文·麦尔(Marvin Myles)，两人坠入爱河，并论及婚嫁。亨利的父亲却突然去世，他回波士顿奔丧，丧事后又必以长子之身照顾家业，最终没再回到纽约，在波士顿上流社会的生活节奏里，他逐渐掉入了他所熟悉的生活惯性中而与玛文疏离，同时他也意识到，玛文并没有一个能与他论及婚嫁的背景。在三十年代，如玛文这样必须外出就业的职业妇女，是没有太高的社会地位的。及至适婚年龄，亨利就近娶了同为世家的女子凯·迈佛(Kay Matfords)。比尔多次造访波士顿，亦结识了凯，两人隐约产生情愫。即在与亨利婚后，凯似乎仍不能对比尔忘情。玛文最终下嫁亨利在哈佛的另一同学。在哈佛二十五周年的同学会上，亨利与玛文两人不期相遇，往事已矣，而情何以堪。中规中矩的亨利，不胜唏嘘后，习惯性地乖乖回到凯的身边，并庆幸自己并未做出越规之事，而他所看不到的却是自己的妻子与老友，早已旧情复燃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普汉先生》原版封面
《半生缘》
从这简单的勾勒中，我们已可看出，《半生缘》完全承袭了《普汉先生》中这“四角恋爱”的结构。世钧当然就是亨利，玛文是曼桢，比尔是叔惠，凯则是翠芝。而《半生缘》里上海南京两地分离的空间设计，也是依循了原书中纽约与波士顿的蓝图。《半生缘》从《普汉先生》一书中所移植的细节更是不胜枚举，这些细节并有着相当惊人的相似性。有些场景几乎是彻底的照单全收。比如说《半生缘》中写的翠芝和叔惠最初建立情感的一段，是在曼桢与叔惠到南京时，众人一起到清凉山出游的那一次，那时翠芝已与叔惠的老同学一鹏订婚，但翠芝与叔惠两人却在出游的过程中从人群中消失，两人一起迟迟归来，第二天翠芝就与一鹏解除了婚约。这一段是完完全全从《普汉先生》里移植过来的。另外像曼桢和世钧刚刚要好，世钧回南京前，曼桢帮他理行李的一段也是完全整个章节的移植。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而在细节与对话上的雷同，为数就更多了。审查这些例子，可以透露出张爱玲对于某类细节的偏好，比如世钧总在他和翠芝的家中闻到煤气的味道，还有翠芝总是要世钧去溜狗的段，落，都是张爱玲从原书中挑选出的。这些细节和故事无关，全是为了制造故事氛围与象征意义。张爱玲的取此舍彼，自然透露了她在感性上的特质。像气味，就是张爱玲特别钟情的文学材料。
张爱玲《半生缘》封面
面对这些算是庞大的雷同，作为张迷，当然难免有着某种程度的失望，因为这些布局与细节到底不是张爱玲凭空想出来的。连《半生缘》中最叫人低回的几段对话与描写，竟也都是来自《普汉先生》，这还包括书尾两人重逢那荡气回肠的一句“世钧，我们回不去了”。
以下我捡录几项这样的段落，稍可呈现一下张爱玲“借用”的取向与广度：
一、在《半生缘》一开始的一段：
曼桢曾经问过他，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她的。
二、世钧第一次从南京回来，曼桢急着想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了她好好收过的箱子：
曼桢道：“你母亲好么？家里都好？”世钧道：“都好。”曼桢道：“他们看见你的箱子有没有说什么？”世钧笑道：“没说什么。”曼桢笑道：“没说你理箱子理得好？”世钧笑道：“没有。”
三、世钧第一次了悟到曼桢对他也是有意的
其实他等于已经说了。她也已经听见了。……他有生以来从来没有像这样觉得心地清楚，好像考试的时候，坐下来一看题目，答案是他知道的，心里是那样地兴奋，而又感到一种异样的平静。
四、世钧一直保留着的一封曼桢的来信，从一本书中滑出，被翠芝捡来读：
世钧，我要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人是永远等着你的，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
这些我一向喜爱的《半生缘》里的段落，竟都不是张爱玲的原创。失望之情自是难免。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张爱玲可以把这些来自一部英文小说里的句子，毫无痕迹地铺陈在她绝对是中国情调的小说中，反而该是她才情的另一个脚注了。
对读
这两部小说虽然有这许多相似之处，其最终的结果却是两部截然不同的文学作品。我不太愿意用笼统的中西文学感性来区化两者之间的不同，虽然不同的文化与文学质感可能驱动着这两位作家创作过程中的各样决策，但比较实际的分析，可能还是应该诉诸客观的文学手法，与这些手法的执行，也许这样的取向能使我们比较清楚地看见，相似的题材与故事，如何在两位作家的手中，捏造出了不同的作品。
首先，两部作品的叙事观点是造成不同文学质地的一个重大的因素。《半生缘》用的是一个传统的全能第三者的叙事观点，铺陈出一对男女由相爱到分手的故事，有着章回小说的缓慢与稳重。但是因为在时序上用了倒叙的方法，一开始就讲出了分手的结局，它的趣味就不再是章回小说的悬疑，而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的伤逝基调。而《普汉先生》却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小说的世界因而局促狭小，没有《半生缘》那样的舒展，但这局促狭小的格局却是马宽德所特意要制造的，《普汉先生》的用心所在，并不是在讲一个没有结局的爱情故事，它所要描写的是主人翁情感贫血与瘫痪的境况。所以马宽德不仅选取了一个窄小的叙事手法，且刻意用了十分僵硬的语言，以反映主角亨利·普汉的情感状态。而这特意地缩小叙述者视野的文学手法，更在读者与叙述者之间划下了一道知悉上的鸿沟。读者对情况的掌握(如凯与比尔之间的恋情)，早已超过了懵然不觉的亨利，所有繁复的反讽意义，就从这道鸿沟内不断地升起。《普汉先生》用心最深与其文学兴味最浓处，就在于这所谓“不可靠的叙述者”的文学手法的运用。
马宽德在一九四九年曾同时上《时代》和《新闻周刊》封面
其次是“女主角”在这两部小说中的不同地位。张爱玲在《半生缘》里要讲的是曼桢的故事，她的第三人称的叙述多半时候是跟随着曼桢的。她的一颦一笑，喜怒哀乐，历尽沧桑的悲惨遭遇，以及几是死而复生的命运转折，都使读者在小说的阅读中，与她在情感上产生了强烈的相连。而在《普汉先生》里，玛文却只是一个影子，像是《伟大的盖滋比》(The Great Gatsby)里隔水的那一盏灯，闪烁着人生中错失过的也许。她的象征意义远超过了她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角色的意义。她象征着亨利呆滞的一生曾经有过的一丁点火花，她也象征着一个未走之路的机会损失。读完《普汉先生》我们仍不认识她，这是作者有意制造的效果。无怪乎同样的一句话，曼桢说“世钧，我们回不去了”时，剧力万钧，天地震动。而玛文声泪俱下地说：“Darling,we can't go back”时，我们只感愕然，甚至还有滑稽的感觉。
当然《半生缘》与《普汉先生》最大的分野还是存在于处理男女主角如何分手的情节。在《普汉先生》里这一段是毫无故事可言的，没有明显的外力阻挠，没有戏剧化的诀别，只有因为主人翁在情感上的无能所造成的慢性的死亡。与这只存于内在的无疾而终成为强烈对比的是，张爱玲在《半生缘》里却为男女主角为何分手，编排下了一个最凄厉的通俗剧(melodrama)的情节：觊觎曼桢的姊夫祝鸿才和姊姊曼璐串通好，诱奸曼桢，又将她强行监禁，后来曼桢怀了祝鸿才的孩子，因不能与孩子割舍的母性驱使，在姊姊曼璐死后，竟下嫁祝鸿才。
从第一次读《半生缘》起，我就对祝鸿才奸污曼桢这一段有着“不忍卒读”之感。年轻时总认为是因为这情节里的不堪与猥琐。及至和《普汉先生》对读后，才想及自己素来的不安，也许并不是来自内容，而是来自故事结构的不平衡。祝鸿才诱奸曼桢这一段是张爱玲附加于《普汉先生》之上的另一个她自己写的故事。所有《半生缘》多出来的角色如曼璐、张豫瑾、祝鸿才等都是为了支撑这一段情节而创造的。我所感到的不安，也许是来自祝鸿才这个角色旋转乾坤的过分比重，也可能是来自两个故事融合时的断层。
司马新先生在论及《半生缘》时曾说曼桢和世钧的分离是一出夸大的戏剧式的故事，和张爱玲在别的小说中惯用的手法大相径庭。他认为张爱玲采用这一手法来分离两个情人非常奇怪，并违背了张爱玲一向的风格。司马新接着用张爱玲自己曾被父亲监禁的亲身经验来解释为这段“奇怪”的情节何以会被采用，他甚至详细地比排了张爱玲的散文《私语》与《半生缘》里的段落，以说明两者来自同一创作冲动。
我却认为祝鸿才这一段情节其实是很典型的张爱玲的故事，张一向对歌特式(Gothic)黑暗的深宅与私密那一类文学感性有着明显的着迷(这也许是可以追溯到她自己被监禁的经验)，也对人性中的畸零与污秽有着独特的兴趣。她写凄厉的故事，可以不留情地写到彻底的绝灭。
司马新先生虽然用作者自身的经验“解释”了这一段“何以”出现，但却似乎暗示这是张爱玲文学执行上的一个缺失。我不能明确地决定祝鸿才这一段是不是《半生缘》的失败之处，因为那一段故事独立来看，是写得极为成功的，只是放在整部小说中，就显得突兀。这可能是来自情节本身的激烈性与突发性，但也可能是来自作者不足的伏笔，或是因这事件中不寻常的暴力和阴暗与小说其它部分的缓慢家常形成了太强烈的冲撞。
缘分
在改写《普汉先生》的过程里，张爱玲作为一个中国作家的直觉告诉她，马宽德所写的那种爱情慢死，精神破产的故事绝不符合中国的文学感性。她必然要加入某种式样的外力，才能成就一个两个情人分手的悲怆故事。这是我们常说的中国文学里只有悲情没有悲剧。在此，悲剧是指亚里斯多德所定义的以悲剧性格缺失(tragic flaw)为先决条件的悲剧。照这定义，悲剧的产生必要和性格的缺失挂钩，全然因外力介入而无辜受苦的只是悲惨的受害者(victim)而不是非剧英雄。在某种层面上而言，马宽德和张爱玲选择了内在与外在两种不同的动力来处理这场爱情不能圆满的结局时，是隐约地循依着这样的线索。标准的希腊悲剧英雄，在中国文学欣赏的感性中，有被谴为“罪有应得”的危险，是不能激起太多悲剧的情操。这是否要追索到中国与西方伦理观的不同，就不是我在此可以讨论得清楚的了。
马宽德与他儿子
不过这悲剧与悲情的简单化约，却又不能完全用在张爱玲的作品上。审察张爱玲作品，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张爱玲对完全无辜的可怜受害者是没有太大的兴趣的。所以在《半生缘》里她会安排曼桢最后愿意“自甘堕落”地下嫁给祝鸿才。虽然这样的情节把曼桢的境域写得更为不堪，却把曼桢这个角色从一个被动的受害者提升到了有某种自主权的受苦的人物。如果略去了这一节，而把曼桢写成是从此冰清玉洁，烈士式地为她和世钧有过的爱情守节，那《半生缘》就真有沦落为一个通俗剧的危险，也绝对不是张爱玲的文学视景。曼桢是另一个张爱玲自己所谓的“不彻底的人物”：
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选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悲凉。(张爱玲《自己的文章》)
张爱玲没有所谓“影响的焦虑”。她谁也不怕地借用与改写她认为可用的素材，不管是西方的，中国的，经典的，通俗的，古典的，现代的，甚至是她同时代并相识的作者。马宽德和张爱玲有过一面之缘。前香港美新处处长麦卡锡在高全之对他的访问录中提到：
那一年，在美国颇负盛名，曾得普利兹小说奖的马宽德访港，我负责招待。是个星期日，我请他与爱玲吃中饭。爱玲盛装引起马宽德的好奇与兴趣。他偷偷问我为何张爱玲的脚趾头涂着绿彩。我问爱玲，她一时颇受窘，说是外用药膏。我交《秧歌》头两章给马宽德，请他评鉴。他说应酬多，大概没工夫看。当晚下大雨，他就在香港半岛酒店里读完。次晨打电话来，我刚好不在家。他告诉我太太：“我肯定这是一流作品。”他带了这两章返美，帮助推介，使《秧歌》在美国出版。
马宽德摄于长江边
所以马宽德和张爱玲的缘分还不只是在文字上的。马宽德在此之前也写过以一个日本侦探(Mr.Moto)为主角的系列侦探小说，十分畅销，现今读来，却只是典型的对东方充满异国情调的臆想之作。在当今的美国，马宽德是一个已过气的作家。最近几年有数位文评者有心想重新为他定位，二○○三年，雅地利(Jonathan Yardley)在《华盛顿邮报》上写专文，认为马宽德被当代文评忽略是一个叫人不解的现象。二○○四年文评家史包汀(Martha Spaulding)又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中重提马宽德曾与巴尔扎克、刘易斯(Sinclair Lewis)等文学大家齐名，她认为马宽德是值得被“重新发现”的。世态炎凉，在文名的起落上更见其一斑。这些文评家大概难以相信，曾改写马宽德并曾受他“提携”的一位中国女作家，却在地球的另一端享受着如日中天的地位与崇敬，而《普汉先生》里的故事正透过了《半生缘》被更多的读者用不同的语言阅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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