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杂感的诗到诗的杂感——邵燕祥与他的时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杂感论文,的诗论文,时代论文,邵燕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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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坐在书房的一角。在和他闲聊的时候，我从他的身上发现了和他杂文不同的另一面。那温和的笑容和通达的情感表达方式，与普普通通的中国文人相比，几乎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许多次，和他匆匆会晤，都未能深入同他交谈过。但我记得他的微笑，他的特有的爱意。每次分手，我均从他的笑容中，得到一种满足。
但他的笑是凝重的，像他的诗，也如同他的杂文。你读他的作品，会依稀感受到本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的最为沉重的那一页。他仿佛从寒冷中走来的人，从那冒着热气的口吻里，不断地述说着冬天的故事。
晚年，他回顾自己的一生，他说自己的人生是个失败的人生。
那感触，是极为苍凉的，我甚至从他的字里行间，读到了一股鲁迅式的冷气：
内战。日本军国主义入侵。接着又是内战……这就是从我1933年出生以至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存环境。我家虽勉可温饱，但精神的忧患压得一个孩子早熟了。这样的国土上，不应有梦。然而我偏要做梦。这些诗，记下了好梦，也记下了噩梦，记下了好梦的破灭，也记下了噩梦的惊醒。人生是硬碰硬的，来不得半点虚妄和自欺。
遁入好梦，旋被好梦放逐；不甘心无梦，还要如饥似渴地寻梦，出入一个个梦境，画梦充饥，弄得一回回自以为清醒了，到头来方知依然困在梦中。
从前的人只说人生如梦，却不知梦如人生。碰壁于严酷现实的，那梦的碎片，也就是人生的碎片。
——《邵燕祥诗选·序》我读着他写下的这些忧郁的句子，内心一直被一种紧张和沉重感冲击着。二十世纪的晚期，也许还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带有浓重的鲁迅风骨。他的文字所挟带的冲击力，常常使我想起“五四”那一代人。他抨击时弊，直面生活，他苦苦咀嚼着人生的涩果，有时文字中也夹带着鲁迅式的冷傲，乃至于与鲁迅的杂文在韵律上，也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之处。
邵燕祥，一个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的人，他在苦海中泡的时光也许太久了。他的周身对现象界异常的声音，有着天然的敏感，他似乎被那些怪异的音响不断纠缠着，几乎没有多少闲适的机会。1957年的那次政治风波后，他一直被卷在痛苦的精神漩涡中。那一代的“右派”文人，晚年或高升，或沉寂，然而只有他等少数人，还依然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焦虑地思考着，审视着，在崎岖的人生之路上艰难地攀援着。
也许，他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位杂文家，也是鲁迅精神主题新式的传人。虽然，在精神的博大上，他与鲁迅有着较远的距离。
但他把中国知识者的良知，熔铸在了那些鲜活的文字里，使我们看到了中国文人尚未泯灭的真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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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1933年生于北京，这位祖籍浙江的后生，带有着南国特有细致和敏锐。他似乎与生俱来地具有诗人的气质，十几岁的时候，便在报上发表了诗作。那些稚嫩的诗，今天看来没有多少诱人的价值，但那种真与纯的憧憬的梦影，多少可以看出他生命的原色吧？1948年，他发表于北平《国民新报》上的《风雨鸟》，大概是他早期诗中颇有分量的佳作，那些从抑郁中唱出的明快的调子，很类似俄国普希金、莱蒙托夫的汉译诗，其意象中突奔着生命之流。那时的邵燕祥，正被社会的巨变所吸引，苦海中升腾的寻找生命亮色的内驱力在支撑着他的诗作。我觉得在他冲动的情感中，有艾青的影子，亦有七月诗派的余绪。虽然意境尚显单薄，但其诗的激情与善于思考的理性因素，已在作品中有了萌动。1951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十八岁的邵燕祥，把一篇篇滚烫的诗作献给了人们，献给他所陶醉其中的社会。五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和成千上万的人一同，被卷入新中国建设的狂欢中。那时写的《到远方》、《五月的夜》、《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等，是从苦难中走进光明的赤子纯然的微笑。那些诗颇类似早期苏联诗歌的调子，除了理想主义与殉道感外，几乎看不到多少悲哀的影子。《到远方去》简直像一曲圣歌，那纯粹的献身精神和高昂的人生歌调，如今看来，确是五十年代初人们精神的写照。那时候的何其芳、艾青、胡风，甚至像丰子恺这类文人，都同样被共和国的新生所陶醉。青年邵燕祥的歌声，也照例充满了共产党人的神圣感。生命的天空被照亮了，到处是欢乐与吉祥。他歌颂到边疆去的青年，他礼赞隆隆机器声中的英雄，他呼唤着汽车在中国的公路出现。邵燕祥的精神完全被新中国建设的图景所吸引，我从他的诗句中读出了郭小川式的咏叹和快意。人注定无法超越时代，尤其红色革命给人类带来巨变的岁月。那个全新的日子，甚至连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人也惊叹不已，邵燕祥与共和国的许多诗人一同，为新中国的诗歌史，写下了梦幻的一页。
但他毕竟不是工农出身的诗人，他的骨子里带有浓重的知识分子气质。五十年代的诗尽管是浪漫的，但内中不可避免有着属于个体的“我”的声音。我觉得他对生命自身的敏感，有时也超过了对社会的感知，那些描述己身的文字，常可以看出他多情的内倾风格。外在的理念尽管在笼罩着他的思维，但他的本能中，具有着不羁的激情。这激情绝不会把自我定位在单一的思维基点上，那里也有冲动，有惶惑，有哀叹。这一因素，使他注定不会成为一个过于盲从的人。尽管他照例有过些过激的冲动，但诗人的不谙世俗的一面，使他最终难逃“右派”的命运。
他的精神天空，从此失去了蓝色。
1959年，他写下了《传说》、《无题》这样的诗篇，那时他已是名“右派”了。在这两首诗里，他的忧郁和感伤已渐渐抬头，虽然也仍带有先验理念的余韵，但调子毕竟已开始悲楚，内蕴也有了不和谐的颤声。“谁追寻古老的传说的岁月／但相信忘我的灵魂永生”。在经历了历史的那一次深切的变故后，他依然带着信念诉说着心中的情愫，但这时候的邵燕祥，已开始了他人生的重要转折。
而这一转折是缓慢的，至少在五十年代末，他的思维照旧沿袭着理想主义的旧迹。他的精神虽然被古老的历史与多变的现实所困扰，但内心仍被一道激情所缠绕着。他还乐观地相信：“而我将做一个不速之客／突然在你的意外归来”。诗的意境并不隐曲，艺术上与艾青那代人，确有一定差距，但对一个开始承受生活厄运的青年人而言，在共和国灰暗的日子里，还能唱出这样的歌儿，除了布尔什维克精神使然外，还会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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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邵燕祥和许多文人一样，消失在历史的黑色隧洞里。
对那一段苦难岁月，王蒙、从维熙、李国文、张贤亮等，已用充满感情的文字，在小说中再现过了。邵燕祥似乎不擅长小说，亦无理论演绎的功底。当他重新出现在文坛的时候，依然凭着那些质感的诗句。但那时他已人到中年了，最初的诗，明显带有多年搁笔后的生涩，诗中理念痕迹犹存。他不像复出的艾青那样，把富有画面感的诗句昭示出来，他的诗还被历史的旧影遮拦着，悲愤多于快慰，自语代替了情致。《北京鲁迅故居门前》、《春歌》等记录了他当时的心境。七十年代后期的邵燕祥，重新调整自我思路时，还依然带有五十年代养成的责任感和憧憬精神。他的诗的痛感，显然不及当时的小说那么具有撼动力，但思想比先前更富有了理性。我几乎没有读过他的关于己身不幸的呼天抢地式的诗文，传统文人的忧患天下的情怀，依然在那儿流动着。《假如生活重新开始》、《中国的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这些理念独白很强的诗文，是他对人生与社会的一种带有使命感式的咏叹。唯美的、朦胧的东西，在他那儿是看不到的。他的作品中，照例流淌着理性的歌哭。与当时刚刚崛起的“朦胧诗”相比，邵燕祥在诗的本体的探索上，显然是滞后的。他的意象结构方式，也缺少新鲜的吸引力。但邵燕祥的兴奋点不在那里，他的精神依旧被外在于己身的社会所吸引，很少退到本我那里，静静地顿悟，忘情于自然山色之中。他太传统了，当站在汩罗江边，以及云南驿站时，他的情怀与心境，竟和屈原、杜甫以来的忧患诗人，重新叠合在一起。他没有像北岛那样把生活的黑暗抽象到一种荒谬的结果上去，而是依然带着旧式知识分子的感知方式，究天人之会，思考着宇宙万象的终极真理。这使他不可能与现代主义融为一体，而在本质上，还原到“五四”以来的人文传统上。读七十年代邵燕祥的作品，你觉得他既不属于艾青那一类诗人，也不同于北岛、舒婷那一类诗人。他思想上的成熟，与艺术达成方式的稚嫩，使其创作发生了一定倾斜。除了《假如生活重新开头》、《中国的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在理性的层面带来相当的影响外，在艺术自身的探索上，他是保守的。他那一代人知识结构的尴尬，在创作中很快就显露了出来。
但他艺术上的滞后，并未带来气质上的萎顿。他毕竟是在水火中九死一生地走过来的人，那种在生活底层形成的特有的认知世界的方式，渐渐地在作品中表现出来。八十年代以后，他的思想开始趋于成熟，浪漫的歌调在风尘中也一洗而净。邵燕祥似乎并不关心艺术本身的价值，维系他心中的仍是对人生，对社会强烈的参与意识。他很少写过唯性灵式的作品，田园的与乡土的小腔小调，对他是陌生的。而对生存的疑惑，对良知的内省，成了他在某一个时期内思考的主题。1980年写下的《谜语》，很能代表后来的风格，这种哲理式的独白，是他形成他的“杂感式的诗”的开始，其中已不再精心于诗境的营造，而是多有生活哲理的归纳。作为诗，它失之于浅，而作为杂感，却有着内在的韵味。此后，邵燕祥的诗大致沿着两种思路发展着，一是类似《谜语》那样，在感性很浓的对现实的陈述中，讲述生活的感慨与哲理；另一类，是独语的方式，开掘自己心灵的激流，把对生活的某些确切性的感悟，以优雅的调子写出。1980年创作的《等待》，是他写得很优美的作品，在这里，枯燥的理性独白隐去了，内中增加了几许感伤而幽愤的情调。《等待》大概是他后来诗歌创作的重要起点，从那时起，他的精神哲学与诗情被定格到一种较为成熟的模式中。他有时把两种思路的优点糅在一起，使诗的杂感因素加大了。人们在他的作品中，越来越被其锋锐的现实精神所震动，他在对艺术与人生的双重理解上，达到了自己诗的创作的最佳状态。
这个时候的邵燕祥，其作品是苍润淋漓的。他已没有了任何外在枷锁的桎梏，内心被自由的激情所驱使，他或悲慨于历史，或歌哭于现实。一个成熟的邵燕祥、悲剧感的邵燕祥，更为形象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在“杂感式的诗”中，他试图以通脱的艺术形式，把人生的悖论，昭示给世人。在这里，他以异端者的声音，撕毁着世间的假象，内心的纯净与世俗的卑劣，人道的神圣与传统的陈腐，在诗中被渲染着。《断句》写道：
走在
秋天的田野上
我问老托尔斯泰：
一切
成熟了的
都必须低垂着头么？
这也不简简单单的是诗，而成了哲学的盘诘。而《青海》这首诗中，大悲剧之调，浑然升起，它仿佛是从滚滚的沙海深处传来的古老的咏叹，把历史的悲慨与忧患，苍凉地撞击在一起。
这是一个高寒的地方
又是一个紫外线强烈照射的地方
一个干旱而渴望云霓的地方
一个孕育了大河与长江的地方
一个满身历史创伤的地方
一个肌腱有如青铜的地方
一个山鹰折断翅膀的地方
一个骏马放蹄奔驰的地方
一个亿万年前的珊瑚成为化石的地方
一个千百年来的血泪沉淀为盐矿的地方
一个囚禁罪犯的地方
一个流放无辜的地方
一个磨砺你为宝剑的地方
一个摈弃你如废铁的地方
一个诈称有过亩产小麦八千八百斤的地方
一个确实看到小麦亩产二千斤的地方
一个饥饿夺去无数生命的地方
一个新生婴儿茁壮成长的地方
……
一个老死流刑犯的地方
一个呼唤开发者的地方
一个使弱者望而却步的地方
一个向强者捧献高山雪莲的地方
一个过去与未来相会的地方
一个沉寂与喧哗交响的地方
一个在往事的废墟上悲歌往事的地方
一个在希望的基地上铸造希望的地方
青——海——啊
在这里，叙述者没有丝毫的矫情，那是生命之中的一处喷泉，是真我的袒露，是智者自我意识的奔涌。我读着这带泪的诗，忽然感到了这位诗人博大的胸怀。与那些执迷于小我而乐于人生小玩艺的诗人相比，邵燕祥实在是出色的。
这是杂感式的诗，是哲理的诗，是由几代苦难的中国人的血与泪凝成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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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光把体内的青春悄悄带去，把中青年的憧憬慢慢卷走后，邵燕祥的诗越来越趋于苍凉和浑厚。写作已不是情感的单一闪烁，反省式的沉思在他那里形成了一个长久的话题。他的诗完全停留在认知的层面与深沉的精神咀嚼的层面，没有神秘的低语和多层意象的交织，在他那里，你看不到任何形式化的东西，而悲郁、雄浑的独语，越来越浓重起来。《五十弦》、《长城》比以往任何时期的诗，都要更为悲怆，更为沉重。我觉得在他这一代人中，他晚年诗中的思考，更为典型地表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历了诸多苦难后，彻底与昨日决裂的勇气。《五十弦》的韵律是圆熟了，在这儿，自然地把己身与社会的复杂冲突表现出来。如泣如诉，翻动摇滚，寒气袭人。那是怎样令人震撼的旋律，他的艺术目光由现实转向历史，由历史转向人，视界伸展了，歌调拉长了，对人自身的意义的拷问，也多了几分形而上的迷蒙。《五十弦》是他生命与智慧的优雅结晶，此后他很少再写过如此回肠荡气的诗文。这里的意象渐趋幽远，忧愤比以往更为阔大，而韵致也达到了出神入画的境地。邵燕祥以大悲苦之心，在吟着中国历史可怕的一页，在吟着人类无奈的昨天，在吟着人生的苦楚与荒谬，但却没有颓废，没有超验，反而更加重了传统中国文人的使命感与人格理想。这使他没有走向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也没有简单沿袭艾青以来的传统。《五十弦》完全是一支哲人式的交响，它的古典式的旋律中，包容着一个生命的半个多世纪的梦幻与苦痛。我读着它，与其说被其艺术的力量所征服，不如说被其思想的力度所惊异。在诗的王国里，在邵燕祥那代人中，我从未谛听过如此激越沉郁的歌哭，那颗不安的、跳动的灵魂一直在那里游荡着，没有宁静与冷寂，亦无嬉皮士式的玩世不恭。它是怒吼的，是紧张的，这种以欲哭无泪式的低语为主旋的诗歌，与更为年轻的那一代人比，虽然艺术上尚缺独创性，却有着更多的血色，更多的泪水，更多的亲历性与思想的真诚。一切唯美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歌吟，均无法与这类历史的咏叹相媲美。在他那儿，我仿佛又听到了鲁迅当年在《呐喊》中所发出的异样的声音。邵燕祥在冷静的反省与生命的冲动中，把自己的声音，与“五四”那代人的声音，重新叠合在一起了。
这确是他思想成熟的标志，只是在写作了《五十弦》之后，我读出了他比以往更为动人的心灵图景。他的意象达成方式虽然有时显得生涩，不及一些诗人那么清秀，但我对其思想的独语所延伸出的张力，抱有深深的敬意。这是那一代人最动人的歌哭，从早期的理想主义到晚年冷静的精神拷问，这其实也正是中国文人精神史的一次动人的复写。邵燕祥的诗的整个过程，记录了这一历史的痕迹。这痕迹在艾青那代人中没有被完整记录下来，在郭小川那代人中，也未被完整记录下来。而邵燕祥，以他的胆识和智慧，终于写下了这一悲剧性的一页。其认识价值，将在文学史上，被不断印证出来。
一个站在废墟上，不畏寒冷而执著地歌唱的人，这是邵燕祥留给我们的形象。这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世界，一切温吞与暧昧，均在这里没有地位。他以纯粹抗争世俗，以纯真直面虚伪。他越来越习惯于对暧昧的挑战，对轻浮的乌托邦的嘲讽。他那么无情地袒露着自我，也把别人袒露出来。当一个追求纯粹而终于无法证明纯粹的诗人幡悟到人生的无奈时，你便可以从他的追问中看到屈原式的绝望。他曾写过《我是谁》，对自我的双重复杂性进行过勾勒，那种反问虽不及鲁迅的《野草》深邃，但已显露出了相近的体验。此后关于社会人生的诸多思考，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悲剧感。但这种悲剧不简单的是一种绝望，在叙述者的口吻里，照旧有一种英雄情结，他实际是以一种英雄化口吻，在述说着荒诞的人生。这更加重了作品的悲壮感，而毫无虚无的浑沌。也许，这就是他那一代人悲剧意识极致性的表达式。他与北岛之不同，与后来诸多现代主义诗人之不同，其根本点，就在这里。同样是深刻地揭示了人生的悖论和无奈，但邵燕祥作品的背后，却站立着一个终极的真理，一个正义的精神形象，这，大概是他的独特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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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使人震撼的，还不是他的诗，我觉得他的灵魂最深沉的一隅，在他的杂文里。
为什么要选择杂文？他的晚年何以把精力都转向这一棘手的领域？也许，在诗的世界里，那种过于直白的思辨，确实使他的作品，未能在意象中找到恰当的喷吐口。我觉得诗的形式似乎无法承受他汪洋恣肆的思想，他要诉诸笔端的，不是那些潜意识之流与梦幻之影，而恰恰是他对人生确切性的认识。
八十年代开始，他陆续发表了大量杂感，刚一出手，就显示了当代许多杂感家少有的锐气。那完全是用诗与理性凝成的文字，却少有了诗人无节制的冲动，而是多了生命的深刻审视。这时候的邵燕祥，显然比作为诗人的他更为冷酷。八十年代后期，他的杂感已经十分成熟了，他渐渐形成了“诗的杂感”的风格，在冷峻的思考背后，是一道诗的激情。“诗的杂感”已比“杂感的诗”更切近生活，切近现实。尤其到了九十年代，他的文章渐臻化境，对世俗的揶揄和理论的论辩力，均达到很高的境界。
鲁迅式的杂感，经过了五十年代的风尘，六十年代的扭曲，七十年代的复苏，到了邵燕祥等人手里，才真正开始还原了她固有的光辉。
邵燕祥对杂文的理解十分简单，那不过是“根据常情常理常识发议论，讲道理的文字而已”。这至少使他，不会像鲁迅那代人，从古文与外文的多年修养里，从对文化的不满开始转向对现实的不满。他恰恰相反，是由对现实的不满转向对文化的不满。他几乎无暇沉浸到古代和域外的文化中，以学人的口吻去陈述真理。邵燕祥是战士式的诗人，是第一线的与生活紧贴的杂感家。他要做的，正是学人们所难以做到的更为实际的文化判断与生活判断。除了诗歌写作外，他几乎把一切精力，都投入到了杂感的创作中。每一个失态的社会事件，每一种牵动民心的琐事，每一类落后、陈腐的文化观念，都在他笔下被迅速地映现着。他甚至比新闻媒体更快地对生活的负面因素做出反应。他抨击官场时弊，讥讽贪官污吏，议论世态民心，大至文化、历史，小至日常起居，人生百态、诸多景观，尽入笔端。文章开门见山，议论三言两语，单刀直入，毫不温吞。在杂文的写作中，他比在诗的创作中显得更自由，更富有生气。我觉得他的生命形式，差不多都外化在了漂亮的文体里。他没有明人小品文写作的那些雅态，也无“五四”后闲适美文的悠然调子。他追随的，依然是鲁迅以来，左翼作家社会批评的风骨。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的泥沙与污垢，历史足音下的不和谐旋律，许多都弥散到时间的空洞里去了，而邵燕祥，却以自己的胆识和气魄，留下了历史的痕迹。知识分子的不幸，他描述过了；世俗的众相，他描述过了；“神圣者”的丑陋，他描述过了；历史的误区，他描述过了。……要做伟大的文学的作家们，是不屑于这些繁琐的流水帐式的工作的，但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这类作品又是怎样的稀少啊！一个没有直面人生的作家的文坛，是可怕的，不管这种直面程度如何，是否是一种真理的流动，正是因为有了它，才不致于使文坛走向单一与浅薄庸俗。邵燕祥的骨头是硬的，八十年代以来，他写下了大量杂文，把我们这个时代的正义声音留了下来，把未曾泯灭的知识者的良知留了下来。仅此，他的生命便获得了特有的价值。
在他的众多的作品里，响彻着一种浑厚的声音，这便是对虚伪的唾弃。他撕碎了无数伪君子伪饰，将其丑态，露于世间。他对横亘于观念世界的诸种病态理性，毫不客气地直陈其弊。吴祖光与“国贸大厦”事件，人们三缄其口的时候，他出来讲话了；佘树森不幸早逝，人们木然视之时，他出来讲话了；作家被诬告，且法庭判作家败诉时，他出来讲话了。邵燕祥短小的文章，不断在诸种报纸上冒出来，把动人的声音传递出来，在他的眼里，虚假的“圣化”已失去光泽，他以犀利之笔，还原了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我读他关于皇权思想的文章，关于反省“文化大革命”的随笔，关于“名言”、“入党动机”的文字，心中被一团炽热的火烤灼着，这是一个怎样真纯的灵魂！那语言与观点，也许在重复着“五四”时代的声音，在境界上有时不及鲁迅博大，但这确实是真正的人的声音，在世纪之末，它那么鲜活地存活在文坛之中，使人感到中国文人人格的不朽魅力。它如同作者众多的诗歌一样，奏着一曲曲心灵的圣曲。在世道浇漓的岁月，它显得更为动人和弥足珍贵。
《画蔷小集》曾经写道：
诗人敏感于春风秋雨，春愁秋思，风花雪月，草木虫鱼，山色有无，城郭今昔。
小说家敏感于人情世态，兴衰炎凉，宫帏秘事，市井繁华，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音乐家敏感于黄钟大吕，宫商暗换，曲终人杳，绕梁三日，如泣如诉，如怨如慕。
政治家敏感于战略战术，纵横捭阖，笼络人心，自塑形象。
金融家敏感于出盘收盘，行情变幻，银根头寸，市场风云。
官僚政客敏感于靠山后台，枕头裙带，实力消长，羽翼丰薄，耳目心腹，密折敌情。
奴才皂隶敏感于主子眼色，一謦一咳，门包轻重，关系亲疏，盛时门庭，衰时后路。
妓女敏感于嫖客的笑谑，扒手敏感于行人的荷包。
古往今来，富贵贫贱，盖无往而非敏感人物矣。敏感是正常的，过敏是异常的，由神经过敏而神经衰弱，则属病态，或流于痴，或濒于狂，渐失清醒，幻象环生，就非一般心理咨询所能解决，须即刻就医彻底诊治了。
我十分感动于他的这些智慧的文字。这是诗的，也是哲学的。一方面系着诗人的童贞，一方面带着思想者的理性。这些都是在精神与物质的废墟上茁壮着的一簇簇的绿色。邵燕祥的杂感布满了荒凉中的生机。读他的文章，会感受到两种力量的夹击。一是于现实的困惑竟如此深厚，一是诗人的性情是如此高洁。这两种力量交织在一起，令人在肃杀之中领略到一种强劲之力。二十世纪末，有谁像邵燕祥这样，如此广泛地对世俗社会，进行过如此的解剖与批评？有谁那么切实地深入生活前沿，把世间的诸种不和谐的声音，如此形象而深刻地再现出来？一个人写一两篇讲良知的文章是容易的，但持之以恒，乃至把生命与真理如此不懈地合为一体写下去，是令人尊敬的。邵燕祥以诗人的纯真与战士的勇气，为我们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写下了闪光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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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便是二十世纪中国文人的宿命。
鲁迅死前，曾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速朽”。然而它依然存活着。到了邵燕祥这一代人，从事的仍是希望“速朽”的文字。他们没有可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煌煌巨著，亦无巨大的、足以耀世的纯艺术的长卷。这一代的许多人，不会把目光伸向“纯粹的唯美”，他们思考的，仍是中国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在废墟上，容不得人们做缥缈的梦，而需要的是重塑灵魂的战士。邵燕祥由诗人而变为杂感家，或许是社会与人生过程的逻辑的必然吧？
他其实也爱做诗人的梦，笔触时常也涌动着不羁的激情。他也爱古老传统闪光的一页，如果读他的《夜读抄》、《索溪峪记》，亦有书卷气很浓的学人风骨；他写历史断想式的文字，其文笔之老到，也不差“五四”时期的一些文人。我常想，如果他真的隐居起来，这类优雅的“书话”体，会写得更好些的。但他毕竟是一个战士，他的自我意识的深层，有着本能的参与现实的内驱力，而且毫无回头是岸的逃避。我把他的杂感，是当成诗与史来读的。每当在人们沉浸在世俗的狂欢与无我的麻醉中时，邵燕祥便常孤独地站在生活的一角，向人们传来警钟般的声音，使我们知道，天底下还有这类纯净的存在。而且不止是一种纯净，那里还时常涌出警世的预言，与可怕的咒语。它回荡着，回荡着，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阵阵冷冷的风。
这便是邵燕祥的纯情与博爱中，也不免带出的几许“刻毒”，他对世俗的嘲弄有时是毫不留情面的，甚至有着鲁迅式的冷傲。显然，这种冷傲不是来自于尼采的“超人”，亦无卡夫卡的“虚无”，与魏晋文人的洒脱，也多有不同。他的文章是析理与感悟的产物，但其基点却不是培根式哲理散步、卢骚式的精神漫思，而是“一事一议”式的扫描。对邵燕祥来说，直面人生沉重的一面，黑暗的一面，比浪漫的书斋自娱，要更为重要。他对社会丑陋的敏感，超过了对风花雪月的玩赏，所以，你绝不会在他那儿看到林语堂、周作人式的雅致。他把诗人的愤怒、战士的勇气融在了自己的世界里，乃至于在作品中显露出毫不造作的庄重与冷酷。《我们将亡于教育吗？》、《官场心态》、《滥杀无辜》，读起来激越而严酷的，他把人心与世道非常态的一面解析出来，其挖苦之深，在同代人中是少有的。《杂文作坊》中谈“新贵族现象”、“事后诸葛亮”、“假话和伪证”颇为深刻，在情致上很有鲁迅的反讽之味。《这个与那个》，对“大人物与伟大人物”的分析和拷问，让人似乎感受到作者寒气袭人的目光，它可以把卑鄙榨出，把丑陋捕出，把阴险揭露出来。对恶的存在，不该有丝毫的柔情。邵燕祥无情地鞭挞着人的灵魂中阴暗的一隅，鞭挞着社会陈腐的积习，其神志，与鲁迅是多么的相近。杂文在他的手里，变得异常锋利和沉重了。
而经常的，在他的随笔中，更多读到的，却是杜甫式的忧患情感。虽然在本质上，邵燕祥属于现代，属于人道主义者，但他对苦难的特有的领悟方式，对众生的悲悯之情，与中国传统文人，有着十分相似的一面。这是只有诗人才会具有的人间情怀，他写农民，写工人，思索解救贫困者，思索人的权利，感慨之中，多悲怜之心，仿佛一个佛性很强的智者，把抚慰之情施于人间。《送寒衣》写己身对世间冷暖的关注，真有一种“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的境界。那爱意不是乌托邦式的，依然夹带着几许怅然与忧患：
送罢寒衣，骑车归路，分明感到秋风捎来几分寒意。这次寒衣是捐给安徽灾区人民的。听说分批汇集以后，按照分工，汽车直送到县乡。估计没有多少中间环节，不至克扣，那末好歹送到露宿河堤或高地受灾同胞手里，穿到他们身上略蔽风寒，也不枉大家这一份心意。
是不是杞忧呢？不是。从各地来的朋友，没有不谈到基层黑暗的，不是腐败，而是黑暗了。不管哪一级、哪一个部门，所谓领导班子都是一分为二，一分为三，“矛盾是绝对的”，并且是明朗化即公开露骨的，归根到底一句话，互相争权而已。
争权而不夺利，很难想象。区别只在夺哪些利，大利还是小利，近利还是远利，以及夺的方式。洪涝当头，哀鸿遍野，借河工以中饱，如《老残游记》所写的，清朝有之，民国亦有之，到了五十年代，刘青山、张子善也不例外。干部中当然有好的，但九十九个好干部胼手胝足的劳绩，也弥补不了一个坏家伙的恶行。以灾前即日常制造“人祸”的所谓干部们的巧取豪夺来看，不借“天灾”之机发国难财以“殃民”才怪。不过，些许寒衣或不至被贪污，那是因为半旧的衣服不上眼罢了。
对于灾民，一粥一饭，一丝一缕，还是雪中送炭的事。因为他们挣扎在生命线上，所求惟温饱，所虑首在饥寒，回到了最起码的存在要求上。
前不久柯灵先生和什么人在晚报上讨论“砧杵”的实况。杜甫《秋兴》：“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这是中国千古以来的诗情，日暮风寒，使人问御寒的衣裳剪裁也未？到了阴历“十月一，送寒衣”，就是指给故去的家人祖先“置办冬装”了。可见生者死者，温饱都是第一要务。而中国人千百年来也总不过在饥寒与小获温饱间浮动。剥夺者在这样的人民头上榨取，益见其不人道。这些，有的形诸歌咏，有的却少见于文字。真到啼饥号寒，或被敲骨吸髓，就只有啼号呻吟，没有诗歌与文学了。记
读着这样的文字，会有深深的震动与感染，这是真正的爱的声音，纯厚的声音，在这里，可以使你想起杜甫以来中国文人系己身与他人、国家于一体的精神。邵燕祥的作品，自始至终洋溢着“冷”与“热”两种因素，在看似冰冷的文字里，你读到的，不是博大的爱么？这是只有儒家传统与“五四”传统的中国文人，才会具有的特有的情感方式。它没有自娱，亦无自恋自爱的小腔小调；它沉郁悲壮，内中多有肃杀而又炽热的期盼。邵燕祥缺少鲁迅的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阔大的精神背景，但却像鲁迅那样真诚地呐喊；他没有巴金那样过于神经质的大苦难意识，但却像巴金一样不再闭着眼睛说话。读他的文章，让人情思俱动，仿佛多日沉闷的浓雾被大风吹散一样，露出了现实表象的本色，也露出了自己的本色。
从一名诗人，到思辨性与战斗性较强的杂感家，其间留下了邵燕祥和他所生存的时代的崎岖的印痕。他把生命的最为迷人的光热，弥散到这宏阔的艺术时空里。诗人写杂文，或流于偏激情绪，或多搀杂非理性的直觉，所以传统的观点对诗人的理性能力是怀疑的。但邵燕祥杂文的出现，说明好的诗人，真正的诗人，其认识事物的能力是不亚于理论家的。诗人超常规的情感和切入现实的视角，常可以发出异样的见解。读邵燕祥的杂文，就觉得思辨力甚强，对荒谬的、反逻辑的现实事物的认识，很是特别。他的文字越来越接近于鲁迅《准风月谈》、《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的风格，有很强的生命质感。例如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对办报的理解，对启蒙的思考，都让人耳目一新。他写文章不空洞地呼天抢地，亦不强加于人地布道。便像聊天与自语，像慢慢剥树的皮，从现实表象入手，一层层地剥，直到把本质还原为止。有时似乎漫无边际，但突然峰回路转，露出奇想，让人扼腕赞叹。有时也很真诚地叙说，把自己的缺点毫不留情地暴露给读者，如怀念聂绀弩的那篇文章，就让人服气得很。这让我想起巴金写悼念胡风的文字，敢于忏悔自己的弱点，在当代文人中，并不多见吧。仅仅凭此，他的文字，便足以长立于世间。
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又一忧患的灵魂。读了他的所有的作品，除了敬重、深思外，我们还会有什么呢？二十世纪的中国，从新文化运动，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到“抗战”、“文化大革命”，再到世纪末的改革，知识分子所承受的，是比任何一个国度的文人都要沉重得多的负荷。逃避苦难，躲在书斋是一条路；参与变革是一条路；既参与变革又孤独地直面苦难又是一条路。这造就了各种类型的文人。或冲淡洗练，或忠诚无我，或激越孤傲。也有介于三者之间的，精神是多元的复合体。邵燕祥是执著的，他自觉不自觉地成了鲁迅传统的一员。社会结构可以慢慢改造，而人的心理结构的改造，却是艰难的。拯救灵魂，这一直是二十世纪中国许多文人坚持不懈的工作。鲁迅以来的传统，便这样一代又一代被接受着。需不需要鲁迅？我们的文坛，精神的清道夫是不是过少？缺少纯艺术的作品，是文人的悲哀么？邵燕祥的存在，至少提示着我们，中国文人的苦路正长，奋斗正长，信念正长。这条苦路上的一切探索者、思想者，都是我们民族的脊梁。倘若没有脊梁的存在，我们精神的天空，会是何等的苍白啊！
1996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