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性约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惯性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一个国家随着其生产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特性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在一定的外部条件或内部原因的催化下，经济增长模式或增长形态会发生转型，这包括潜在经济增长率、波动水平等等。而经济增长在转型过程中，会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和约束，这其中既有加快转型的改革驱动力量，同时也有延缓或阻碍转型的制约力量，其中增长惯性是最主要的约束因素之一。经济增长惯性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经济体保持其原有增长形态和增长特征，并难以在短时间内发生转变的性质。不同国家受其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政治体制的影响，表现出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惯性。而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正是由于各个国家独特的增长惯性，以及增长惯性对经济转型与经济改革的作用机制，决定了各个国家不同的转型路径(如渐进式转型或突变式转型)。
相比于其他国家而言，中国的经济增长惯性较为明显也较为独特。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增长惯性决定了中国经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渐进式改革之路。那么，中国经济转型经历了多长时间，其中增长惯性是如何作用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其在不同时期的形成机制是怎样的，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惯性与改革开放时期有何不同，中国应当如何打破当前的惯性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本文首先通过引入惯性机制的时态转换模型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在增长惯性约束下的增长特性转变，随后深入分析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惯性的形成机制，并探究新时期中国经济扩张式增长惯性对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和作用。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首次将非线性时期依赖转换模型应用于中国经济增长特性转型的研究。此模型将传统的时态转换模型中的转换概率定义为一个与持续时期相关的变量，由于转换概率不再单独由当前时态决定，已经超出了传统的马尔可夫链的范畴。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它在传统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惯性机制。这样，就可以得到经济体在增长时态之间的跃迁概率与在同一时态内部持续时间长短的关系，即经济增长特性转变不仅受到当前增长态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其过去经济增长轨迹的约束。
二、文献回顾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内在的规律性，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实现的途径也有差异。[1]同样，中国经济增长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经济增长特性、波动特性以及增长方式也不尽相同，国内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2][3][4]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首次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来，关于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就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热点。[5][6]关于经济结构在经济增长转型中的作用，刘伟认为单纯的增长不同于发展，二者重要的区别在于发展必须体现出结构性的经济质态的转变，而结构变化则是长期的，是由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而发生的转变。[6]单纯的增长可以在技术不变、制度不变，进而效率不变的情况下依靠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在经济结构不变的条件下，实现产出量的增长，但这种增长不同于发展，发展一定是结构质态上的演进。吴敬琏等人从体制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至今没有转变的原因，认为是由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5]虽然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在很多领域和地区依然存在着政府主导、行业垄断，所以中国经济需要进一步市场化，加大开放力度，同时要加强立法，转变政府职能，为市场的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本文将侧重于研究制约中国经济历次转型过程中的惯性约束因素，所采用的时期依赖时态转换模型是基于哈密尔顿(Hamilton)时态转换模型的非线性延伸。[7]经典时态转换模型在近20年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应用。汉森(Hansen)首先提出了一种经典时态转换模型的检验理论。[8]艾尔伯特和察博(Albert and Chib)运用吉布斯抽样将运算过程简化。[9]随后这种方法被世界各国学者广泛应用于各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以及商业周期的研究中。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应用此方法对中国的宏观数据进行分析和研究。石柱鲜等人应用多变量动态马尔可夫转移因子模型对中国1991年以来的经济周期波动进行研究。[10]郭庆旺等人运用吉布斯抽样方法估算了中国经济周期的多变量动态马可夫转换因素模型，对我国经济周期进行拐点识别和同步指数分析。[11]陈浪南和刘宏伟利用1979年至2004年之间中国GDP季度数据，采用三区制马尔可夫均值和方差转移的二阶自回归模型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进行了实证分析。[12]王成勇和艾春荣通过建立四机制模型对中国经济周期进行划分。[13]但是，在上述经典时态转换模型框架下的研究，无论是将滞后阶数扩展为高阶，还是将经济增长时态的个数扩充为3～4个，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同时态之间的转换概率是固定的，属于马尔可夫过程范畴。一些国外学者在这一点上进行了拓展，将时态间转换概率重新定义为随时间变化，并设定了外生的引导变量。[14][15][16]本研究将在此基础上引入时期依赖引导到指数用以表征中国经济的增长惯性，通过对中国GDP增长率时间序列的研究来提炼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
三、模型与实证分析
(一)时期依赖时态转换模型
根据经典时态转换模型理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划分为两种时态，即高增长时态和低增长时态，这两个时态存在着不对称性，即在每个时态内部有不同的潜在平均增长率和波动方差，①并且在这两个时态内部的平均持续时间长短也不同。用状态变量来描述两个增长时态，低增长时态对应
=0，高增长时态对应=1。在每个时态内部，时间序列服从q阶回归过程，如式(1)～式(2)：
时期依赖转换模型和经典时态转换模型总体思想是一样的，在每一个状态内部的变化规律是一致的，只是其转换概率已经不再是常值，而是随时间变化的。所以时期依赖模型已不再满足马尔可夫条件，即转换概率由过去所有时刻的时态变量决定。
可以得到：
(二)数据来源与单整检验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为1953—2011年中国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期以及最新的修订数据。由于1950—1952年是中国三年重建时期，中国处于一个迅速恢复阶段，属于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不具备长期的典型性，所以本文的样本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即1953年开始的。在进行参数抽样之前，首先需要确定滞后阶数，通过AIC准则检验，得出最佳滞后阶数q=1。其次，通过ADF方法检验序列的平稳性，T统计量为－5.78，在1％水平下显著拒绝单位根存在假设，这表明中国年度GDP增长率序列显著平稳。
(三)参数估计
经过抽样模拟后，可以得到模型中各个参数的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发展存在两个增长时态，其潜在增长率分别为5.7％和10.0％，而波动方差却从9.2％下降为1.7％。可以说，中国经济在高增长区的波动水平要大大低于低增长区的波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从“低增长、不稳定增长”向“高增长、稳增长”完成了转变。
(四)增长阶段划分及增长时态转换特性
从各个时期处于高增长时态的概率来看(图1)，可以将中国经济增长划分为三个阶段：低增长阶段(1953—1976年)，过渡阶段(1977—1992年)，高增长阶段(1993—2011年)。
中国经济由低增长态向高增长态演进的同时，也更加趋于稳定(见图2)。可以从两个角度判断中国经济波动水平变化。首先可以通过两个增长时态的波动方差大小变化，中国在高增长时态的波动方差为2.1％，大大低于低增长时态的方差9.6％。其次，从图3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在经历这三个阶段过程中，经济年平均增长率逐步提高，波动系数不断下降，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变得愈加稳定，实现了“高位平滑”。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经济波动十分严重，经济增长大起大落。在第一阶段(1953—1976年)，中国的年均增长率为5.9％左右，而波动系数竟然高达166％。⑤从国际比较看，在这一时期，原苏联GDP增长率最低值与最高值分别为－2％和12.9％，美国为－1％和7.4％。同一时期，中国的最低值与最高值为－27％和21％。其波动幅度是原苏联的3.2倍，是美国的5.7倍。到了第二阶段(1977—1992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上涨为9.4％，波动系数降为36.1％，虽然较上一阶段已经大为改善，但实际上，这一时期的经济波动还是十分明显的。进入第三阶段以后，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继续上升至10.3％，而波动系数则下降为20.3％。这一时期中国经济逐步与世界接轨，虽然不断地受到各种外部冲击，如两次金融危机，但是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高速增长态势。
图3 中国在三个历史阶段的年平均增长率和波动系数
说明：1.低增长阶段，1953—1976年；2.过渡阶段，1977—1992年；3.高增长阶段，1993—2009年。
由两时态的持续时间依赖指数可以得出中国经济在高低增长时态内部持续时间与持续概率的关系(见图4)。
图4 中国高低增长时态内部持续时间与未来持续概率的关系
说明：横坐标为持续的年数，纵坐标为未来持续概率。
由图4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在高低增长时态内部的持续概率都是随持续时间而增大的，这也就意味着当中国经济在某一增长时态延续时间越长，它就越不容易发生转换，这与西方国家的情况是不同的。德兰得和托马斯(Durland and Thomas)等学者对美国和日本经济增长波动进行了时期依赖分析，[15][16]结果表明这两个国家在增长时态转换方面表现出了相同的性质，即“正向”关系，持续时间越长，越容易向另一个时态发生转换。而中国情况则不同，在一个时态内部时间越长，越不容易发生向另一个时态的转变，即使发生转换后，由于初期的不稳定，也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反复期，或者说是过渡期。此外，还可以得到中国经济各个时期在高低增长时态的平均持续时间(图5)。可以看出1976年之前中国经历了近18年的低增长，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高增长平均延续了22年左右，所谓的改革开放30年，其实有10年左右的时间是在低增长区和高增长区之间摇摆反复。
(五)稳健性讨论
通过改变时态转换概率的时期依赖特性来验证此方法的稳健性。将时态转换概率设定为常量，即满足经典的马尔可夫链转换模型：
模拟结果如表2所示，发现回归系数、平均值、波动方差等主要参数统计结果与时期依赖转换模型结果差别不大。另外，低增长时态持续概率要低于高增长时态持续概率，这也与原模型保持了一致性。
四、分析与讨论
通过上述基于惯性机制的经济增长转变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特性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其中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3～1976年，即低增长阶段，这一时期属于低收入水平、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这一时期虽然发生了两次重大曲折，但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开始发动，社会发生大规模变革，经济发展进入起飞期。中国在这一时期经济波动较为频繁，原因既有计划体制的缺陷，也包括领导人盲目地不切实际地追求过高的经济发展指标，其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增长忽冷忽热，总体平均水平不高。第二个阶段是过渡阶段(1977—1992年)。尽管改革初期中国经济出现了高增长，但也伴随着多次经济增长的起落、多次的高通货膨胀、多次被迫的重大经济调整，经济增长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先是经济跃进，随后是经济调整，导致经济严重衰退，引起经济增长的大幅度震荡。这种经济的大起大落也是当时中国社会矛盾冲突的主要根源之一。经济上的几次忽冷忽热既有决策上失误的偶然因素，也是由于长期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体制难以短时间实行市场化转变，在经济增长的惯性约束下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转型，从而导致出现了这一“过渡”时期。第三个阶段为高增长阶段(1993—2011年)。邓小平于1992年的南巡为中国真正进入高速增长期拉开了序幕。同时，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过渡”时期的积累，中国经济已经具备了向市场化转变并进入高速增长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从1993年开始，中国经济正式进入稳定的高增长时态，并一直持续到现在。
可以说，在中国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两种力量，一种是经济转型与体制改革的驱动力，而另外一种力量，即中国经济的增长惯性，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转型的速度。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经济改革与经济转型之路，一种经历了长达16年过渡区的渐进式改革之路。这也是中国与原苏联等转型国家转轨过程中最重要的不同之处。那么，中国为何会形成这种渐进式的改革道路，在这一独特的过渡时期中发生了什么，这种过渡区是领导人主观意愿的选择，还是由客观现实条件所决定的。在不同时期(改革过渡时期以及当今时期)中国经济如何形成独特的增长惯性，其自身的增长惯性是如何作用于转型过程的，当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增长制约惯性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转型期相比有何异同，中国应当如何应对当前经济增长的惯性约束以加快经济结构及增长方式的转型？
(一)中国经济第一次转型的变革驱动与惯性约束
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不仅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还是一个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同时面临两个相互关联的转型：一是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从以农业、农村、农民为主的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以非农业、城镇、市民为主的中等收入国家。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的变动导致了经济增长特性的转变，但是，从低增长到高增长的转换并非在很短时间内完成的，而是经历了长达16年的过渡区(1977—1992年)。有研究认为中国是自发主动地选择了渐进式的改革道路，但是，笔者发现改革初期中国特有经济转型驱动力，以及特有的二元经济模式、经济结构、分权体制、政治体制背景所共同形成的较强的路径依赖以及内在的增长惯性约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只能走渐进式改革之路。
首先，相比于其他转型国家，中国改革初期的经济增长模式与经济体制更为复杂、更为多样。而正是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必然不会如其他转型国家那样简单、快速地完成。与原苏联等转型国家不同的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中国既不是一个“标准”或百分之百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不是一个“标准”或百分之百的国有经济，更不是一个“原苏联式”的计划管理体制。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多元化经济社会结构，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经济体制——计划内经济与计划外经济，两种不同经济所有制——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⑥这种“混搭型”经济社会特征也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实行“一刀切”式的突变性改革，只能形成其特有的渐进改革的路径。从1958年之后，中国的计划经济出现了多次蜕变，到了1978年时已经是有名无实，或者说名实不符，若与原苏联的计划经济相比更是不能同日而语。中国的计划经济曾受到了多次强大的政治冲击，是“有控制、无计划”类型，常常“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除了“一五”时期基本完成了原定的计划指标(完成比率为94％)，几乎其他四个五年计划都没有完成计划发展目标，完成比率相当低下。最典型的是制定“二五”计划，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1957年12月毛泽东对“二五”计划提出修改意见，要求十五年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过英国，到1962年“二五”计划结束时基本上没有完成该计划的所有指标。在十年动乱时期经济工作基本处于“少计划”或“无计划”状态，在这一时期所指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第五个五年计划不仅不能得以实行，而且除少数年份(如1969年)之外，几乎没有制定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经济发展目标完成率只有82％，59％，22％。[2]另一方面，在中国农村的所有制形式不同于原苏联的集体农庄，而是办社会主义的“人民公社”，相比之下集体化的程度比较低。而中国农村的土地也不是百分之百的“集体化”，国家允许农户保留了一些“自留地”、“宅基地”以及荒坡、荒山等土地，约占总耕地面积的5％左右，这小部分土地实际上农民拥有使用权，是不能随意剥夺和占用的。再有在中国农村还有相当分散和小规模的农产品贸易市场，成为农民交易自产农产品的重要场所，尽管规模十分有限。
其次，从1957年以后，中国进入分权时代，即以行政性分权为核心的分权化过程，中央占财政收支比重都大幅度下降，分别低于30％和50％。这是对中央计划经济模式的一次重大突破。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已经不属于中央财政集权型，更像地方财政分权型。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再次集权，但是这一基本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这是由于制度变迁路径依赖所致，一旦形成新的利益格局，就很难打破这种利益刚性，只能做局部的调整。因此从那时起，中国的财政体制类型已不同于原苏联的中央财政集权类型，但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不是基于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十年动乱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行政性分权化改革，它既是对1958年分权化改革的继续，也是对20世纪60年代再次集权调整的“反调整”，到十年动乱结束时，中国已经是一个相当分权化的国家，这既与20世纪5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情形大不相同，也与同时期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大不相同。在20世纪50年代初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时，首先是财政收入与支出占GDP的比重明显提高。其次，中央财力集中程度相当高，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80％，中央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达70％。1957年开始实行第一次财政分权化改革，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1958年的80.4％降到1959年的24.4％。中央占财政支出比重由1957年的71％，下降到1958年的44.3％。1961年以后，中央占财政总收入和总支出的比重略有提高。20世纪70年代初再次实行分权化，这两个比重又再次下降，到1975年，中央占财政总收入只有11.8％，是历史最低点，在世界各国这一比重也是最低的，同期中央占财政总支出的49.9％。因此，中国的计划经济已经不完全属于一个典型的中央集权经济，而是一个地方分权型的计划经济。因此在改革初期，中国改革的实际驱动与改革创新更多是来源于地方，而非中央，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改革是一个自下而上的、上下互动的、反复博弈、讨价还价的过程。
再次，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虽然中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还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但是与原苏联不同的是，经过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实践，中国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建立了较为分散的、地方化的工业体系。中国经济结构(主要是工业体系)的这种“分、散、多、低(水平)”的特点也使得其很难如同原苏联等国家在短时间内完成市场化的快速转变，必然会在原有的经济增长轨迹上逐步地、自下而上地进行渐进式转变。因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外围，即乡镇企业实现了突破，并由此逐步蔓延到国有企业及其他经济成分。可以说，中国特有的地方分权式经济结构所形成的惯性机制使得中国避免了体制剧变以及其他转型国家所经历的经济大衰退。
此外，中国特有的政治结构及其传承性和持续性也使得中国在转型期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任何一个国家会具有一定的对其发展道路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自我强化机制，一方面利益集团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和延续会抵制改革，另外传统政治经济模式下所形成的意识形态也会阻碍改革的深入，[19]而这两点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也有较为突出的体现，主要表现为政府的目标导向在转向经济利益最大化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牵制，尤其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遗留下来的各种行政干预使得各级政府在一定时间内保持了对国民经济控制的路径依赖。在改革初期乃至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虽然中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中国长期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行政管理模式以及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对计划经济的精神依赖使得中国社会的整体经济改革一直在处于拉锯式的摇摆前进。在一些具体改革措施方面，普遍采用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折中式方案，例如价格双轨制。另外中国的城市改革相比于农村改革更为复杂、更为困难，其经历了一个先是改革和完善计划经济体制，后是脱离和摆脱计划经济体制“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早期的改革的基本思路是“简政放权”、“放权让利”。当时经济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处理计划经济体制下激励不足的问题，通过企业改革、价格体系改革、财政体制改革等来实现。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改革的目标是比较模糊的，改革的范围是局部的，地方之间的改革是分割的。改革虽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依然是在原有的体制下的改善而已。
总的来说，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既有外部动因的推动，同时也受到内部的惯性约束，是一个典型的自我学习、自我创新的改革过程。对中国经济而言，制度变迁与增长特性的转变有着自我发展的逻辑和路径依赖的特征，每一次的制度变迁都沿着原有的历史轨道发生变化，对原有的利益格局既不能完全打破，也不能伤害，更不能替代，只能做局部的修改。在多重利益平衡与惯性约束下，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实行了“帕累托改进”型改革，[20]即在尽量不触动原有利益集团的利益前提下对增量调整的渐进式改革，而非存量变动的激进式改革。
(二)经济增长惯性机制的演变与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高速增长后，已经步入了一个发展的瓶颈期，传统的增长方式如城市化、劳动力转移、基础设施建设等很难持续地为经济发展提供增长动力，而传统能源过度消耗的非持续性与全球气候变化约束也要求中国加快经济增长的二次转型。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因金融危机而中断，世界各国都在加速转型，以转型促进发展。未来国际竞争，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形势逼人，不进则退。无论是国际金融危机还是全球气候变化，本身都会形成一个“倒逼”机制和“外部压力”，客观上迫使中国加快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初期的经济转型不同的是，此次经济转型已不再是原有的量变转型，而是注重质的转变。其转型包括六个方面：一是需求结构的转型，是指适应我国需求结构的重大变化，由投资主导到消费主导，由投资、消费带动到消费、投资带动。二是产业结构转型，优化我国产业结构，从工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转变为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即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且超过工业比重。三是工业结构转型，优化我国工业结构，从重工业主导的工业格局转变为高附加价值、高技术、新兴产业(新能源、新医药制造、新材料、生物制品)、装备制造等为主导的新兴工业格局。四是就业结构转型，主动优化我国就业结构，继续减少农业劳动力，提高非农业人口劳动比重，大幅度增加第三产业劳动力及比重，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就业产业格局。五是要素投入结构转型，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资本、土地、不可再生资源、化石能源投入为主转向以知识、技术、可再生资源、非化石能源、人力资本以及创新为主，从模仿创新为主转向集成创新、自主创新为主，既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又积极创造竞争优势。六是外贸结构转型，主动适应全球市场需求结构的重大变化，从低附加价值转向高附加价值，从高能源密集转向低能源密集，从高碳排放密集转向低碳或无碳排放密集，从商品贸易为主转向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从出口增长、扩大外需导向变成进口增长、刺激内需导向，从进出口贸易持续盈余到基本平衡，既要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又要主动“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获取优质资源、配置各种资源。可以说，这六个方面的转型构成了以调整经济结构为主线的经济转型，旨在强化国内需求主导、强化居民消费带动、强化服务业主导、强化新兴工业主导，提高增长质量、提高创新能力、提高竞争能力、提高经济福利。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促进。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经济转型已经被作为经济工作的核心任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在积极寻求经济结构转型的途径，转型的热情可谓是空前高涨，转型的驱动力不可谓不强。但是，与这种热情与驱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转型的实际效果与结构调整步伐却差强人意，其增长路径依然受到较强的惯性约束，但是此时的惯性机制相比于改革初期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说第一次转型中的惯性机制是多元化经济模式与对传统经济体制的依赖，以及在中国特有的经济分权与管理结构所形成的渐进式改革基础上所形成的，那么中国经济第二次转型中所遇到的惯性阻力则是由于长期扩张式增长模式所形成的从中央到地方对GDP高速增长的过度崇拜，以及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对现有增长模式及既成分配格局的保护。在这种对经济高速增长的追求冲动下，必然会形成“高消耗、大扩张”式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和更加倾向于重工业化的经济结构。
以结构转型为例，当前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偏低，结构调整速度缓慢。虽然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的第三产业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但是由于第二产业增长过快，尤其是高能耗、高排放的重化工业发展势头难以遏制，使得中国服务业比重始终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于服务业等行业，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更能够在短期内拉动GDP增长，因此，中国的各个地方省市在追求GDP增长率和优化经济结构这二者之间往往选择了前者。在图6中可以看到，以“十一五”时期为例，在2006—2010年这五年里，中国内地省份GDP增长最快的是内蒙古，年增长率高达17.6％，但是第三产业比重竟然降低了3.3个百分点，出现了总量扩张与结构倒退并存的现象。在这一时期中国内地31个省区中结构优化力度最大的两个地区为贵州和上海，第三产业比重分别上涨7.7和6.8个百分点，但是经济增长率仅保持在11％～12％左右，在全国范围内处于中下游水平。此外，中国在过去的四个“五年计(规)划”时期中，“八五”时期(1991～1995年)GDP年增长率最高，达到12.3％，但是却在经济结构方面付出了较大代价，服务业比重仅上升0.26个百分点，是这四个“五年计(规)划”时期中表现最差的。而“九五”时期(1996—2000年)由于加大了结构调整力度，虽然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GDP年增长率8.6％)，但是却在经济结构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服务业比重上升了1.24个百分点。因此，未来加快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提高服务业等低能耗低排放产业比重，首先必须降低GDP增长指标，从中央规划的层面对“GDP崇拜”的增长惯性进行遏制。
图6 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反向关系
说明：横坐标为中国GDP年增长率，纵坐标为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的变化值，图6(a)为“十一五”时期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数据，图6(b)为中国“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时期中国整体经济数据。
此外，要从制度安排上对各个省份地方的经济增长冲动进行降温。目前，由于“GDP崇拜”已经贯穿到中国政府的各个层面，GDP指标已经成为衡量各地区发展以及地方官员政绩的最重要指标。地方政府对GDP增长率的追求甚至远远超过了中央政府。以“十一五”时期为例，对省、地市、县级政府的GDP目标进行了统计，⑦发现中国存在着一个GDP的“向下放大”效应。中央提出GDP增长预期为7.5％，各省提出的目标就上升到10.1％，地市级的目标继续上涨到13.1％，最后，县一级政府的目标居然达到了14.2％。如果不从根本上消除对GDP的盲目崇拜，即使中央政府希望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各种利益的驱使下，为保持GDP的高增长，地方政府也会通过各种手段继续“高消耗、高排放”的道路。因此，从“十二五”时期开始，除全国和省级之外，省级以下各地区不要再统计、公布国内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更不作为考核地方政府的政绩指标，而是以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市场监管作为主要政绩指标。淡化经济增长速度指标，增加经济结构等增长质量指标，避免盲目追求高增长的延续。
五、总结
经济增长惯性是影响和约束经济转型的重要因素。本文首次通过非线性持续时期依赖转换模型将惯性机制引入中国经济增长转变的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特性的转变经历了长达16年的过渡期。本文对这一时期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增长惯性的形成机制及其演变进行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增长惯性机制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独特的混合经济模式、分权结构、传统渐进式的增量改革约束，转变为长期扩张式发展模式下各级政府对经济增长率的盲目追高和“GDP崇拜”。因此，未来中国如何打破对GDP高速增长的盲目崇拜，是中国能否成功实现二次转型的关键。一方面适度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将为各个省区地方的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更大的空间，有助于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另一方面，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优化。也将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必要的保证。要进一步转变地方各级政府的增长理念，淡化“GDP崇拜”，在政绩考核中引入经济结构、生态环境等多种衡量指标，使各地方官员从“GDP竞赛”转向“科学发展、优化增长、节能减排竞赛”，这才是转变增长方式的根本。当然，由于中国由“粗放型、高增长”向“优化增长”的二次转型所面临的是由增量式改革转变为更为困难的存量式改革，因此中国的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必须经历长时间的努力，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必须做好一场持久战的准备。
注释：
⑥中国的国有经济比重明显低于原苏联等国家。1978年中国国有经济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为77.6％，国有经济占GDP比重为57.8％，国有经济占非农业部门就业比重为78.4％，这三大指标不同程度地低于原苏联、东欧国家。如果考虑到中国当时非农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相当低下，不足30％，实际国有经济就业占总就业比重不足1/5(即18.6％)。
⑦省级、地市级、县级均为平均数。省级为31个省、市区；地市级为作者从333个地级行政区划中随机抽样所得，抽样数为50个，有效样本数31个；县级为作者从2 859个县级区划中随机抽样所得，抽样数为50个，有效样本数2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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