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现代语法学史的分期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法学论文,中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语法学的发展历史，是从语文学向现代语言学发展的历史。
现代语法学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一种是以现代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语法学，研究古代语言的不能算现代语言学；另一种是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方法进行的语法研究，和研究对象无关；还有一种看法即现代进行的语法研究，与对象和方法都没有关系，例如季羡林先生在《中国现代语言学丛书》中认为“‘现代化’其实就是‘西化’”，推论一下就是哪怕用西方传统方法研究古代汉语也算是现代化。对这种意见我们不敢苟同，我们把上面两种理解结合起来，重点讨论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进行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受到多方面的影响，我们在本节最后一部分准备稍微提一下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影响的各种因素。
汉语语法学是在西方语法研究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原来中国只有语法研究的萌芽，有虚词研究和与切分有关的句读研究，却没有全面系统的语法研究，因而没有系统而完整的语法学著作，只有虚词专书和散见于训诂学著作中的和语法相关的一些论述。直到清末戊戌维新变法时才出现了系统、专门的语法著作《马氏文通》，这部著作的出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汉语语法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
汉语语法学发展史的分期有多种标准可供选择。可以按照研究的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背景、体系特点、语言研究以外社会历史分期给语法学发展史分期。
A.按研究对象可以分为古代汉语语法研究为主的时期（20年代以前）和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为主的时代（20年代以后）；
B.按研究方法和理论背景可以分为传统语法研究时期（1898～1952）、结构主义研究时期（1952～1985）、当代多元研究的时期（1985～ ）；
C.按体系特点可以分为词本位语法为主的时期（20年代以前）、句本位语法为主的时期（20年代～1982）、词组本位与其他本位语法体系并存的时期（1982～ ）；
D.按社会历史分期可以分为五四以前、五四～1937、1937～1949、1949～1976/1978、1976/1978以后五段。政治虽然对学术研究有影响，但毕竟不是学术研究本身。例如1949年有政权交替，可是到50年代才看出对学术的影响来。文革1976年结束，到1978年《中国语文》才复刊，复刊之初发表的也多是文革以前写的文章，1976年到80年代初一段时间没有表现出新时期语法研究的特点，所以以1976年作为新阶段的开始是缺乏根据的。
这几种分期各有道理，然而也各有缺点。现在我们根据着眼点的变化提出E，把汉语语法研究史分为三个阶段：着眼于语言共性的阶段、着眼于汉语个性的阶段和共性与个性并重的阶段。这种分期吸收了ABCD四种分期的优点。下面分别说明这种分期的三个阶段。
一、着眼于语言共性的阶段——创立时期（1898～1936）
本学科在初创时期借鉴和模仿西方语学是必然的，说这是着眼于语言的共性似乎拔高了当时的研究水平，可其实这样的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说着眼于语言共性，并不意味着他们真像当代语言学家这样自觉地注意语言共性了。尽管当时他们不可能站得像今天这样高，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就没有朦胧的共性意识。这正如现代辩证法和古代辩证法有很大差别，而说古代中国和古希腊都有过朴素辩证法，并没有拔高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的哲学家一样。汉语语法学建立之初，前人没有为汉语语法学的建立做好理论准备和材料的准备，因此汉语语法学及其创立者在理论上自然是幼稚的，很容易接受西方当时流行的普遍唯理语法的影响。这种理论是传统的语法理论。马建忠在《马氏文通·后序》中说，诸国语言“所以声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吾经史子集诸书，其大纲盖无不同。于是因所同以同夫所不同者，是则此编之所以成也。”他认为不同语言的语法有“一定不易之律”即共性，可以从语言的共性出发来观察汉语，利用“无不同”的“大纲”即共同的语法框架来处理不同的语言。这说明他的确受了普遍唯理语法的影响。他模仿拉丁语法书写了第一部汉语语法书，虽然对象是文言，毕竟为中国汉语语法学建立了第一座丰碑。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白话和口语受到重视，于是出现了现代汉语语法著作。黎锦熙模仿英语语法书写了现代汉语语法著作《新著国语文法》，这是至今仍然有着很大影响的一部著作。黎锦熙跟马建忠一样比较看重语言的共同点，他说：“析句辨词的讲法有些同于英文，这只要逻辑上说得通，规律上看得准，又怎么知道不是英文的析句辨词有些同于我们呢？过分地避免西洋语法上相同的讲法，倒反要在语法理论上不自觉地‘把西洋的问题搬到中国来’；片面地强调本国语法上偶异的习惯，倒反使本国大众在使用祖国语言时看不到人类思维共同的抽象化的规律……”他反对“无端立异”。请注意他把语法上的共性看成人类思维共同的抽象化规律，而把汉语语法特点看成“偶异的习惯”，我们把这种认识称为朴素的共性观念。
马建忠、黎锦熙是这个阶段的杰出代表。马建忠通晓法语、英语、拉丁语、希腊语，他们都至少精通一门外国语，认为各种语言有共同的规律。的确，不同语言有共性，所以不管是借用拉丁语语法的框架也好，还是借用英语语法的框架也好，单从一本书来看，大体上都是说得过去的。可是如果把几本书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同是汉语，《文通》采用词（word，《文通》称为“字”）本位的语法体系，而《新著》采用句子本位的语法体系，从黎氏《新著》开始，几十年来中国语法研究的重心一直主要是现代汉语语法，而且绝大多数语法学者都是以句子为基本单位来进行研究的，可见这部著作影响之深远。《文通》和《新著》两本书因为选择的语法基本单位不同而呈现出非常不同的面貌。虽然前者的对象是古代语法，后者的对象是现代语法，可是毕竟都是汉语语法，从语言类型上看，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两者之间语法体系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差别。这个分歧向人们提出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答案很简单，蓝本不同使然也。汉语语法学的创建者们只是以一部具体语言的语法书为蓝本来构建汉语语法体系，由于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因而没有充分注意到汉语语法的特点。由于语言有共性，因而虽然模仿了别种语言的语法书的体系，但是从汉语语法的实际情况来看，似乎也还都说得通；可是又由于语言还有个性，因而这不同的体系无论从宏观方面来看，还是从微观方面来看，都有许多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
汉语语法学第一时期的前半段研究古代汉语，后半段则着重研究现代汉语。自马建忠1898年出版《马氏文通》到现在一个世纪的时间，无论从实际方面看，还是从理论方面看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现代汉语语法学现在正在走向成熟。如果说本学科初创时期不可避免地要有较多的模仿的话，那么现在可以说已经走上了一条既注意学习和借鉴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又注意总结自己的研究经验的健康发展的道路。认为语法研究已经遇到了危机的悲观论点是没有根据的；认为汉语语法“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取消论，也是没有根据的。纪念中国汉语系统的语法学创立100年的时候，语言共性的研究在新的水平上重新受到了重视。
初创时期缺乏理论准备，理论意识很淡薄，论文数量极少。学科要发展，要求有理论作先导，于是产生了对理论的需求。
二、着重语言个性的阶段——发展时期（1936～1985）
（一）传统语法的辉煌、结构主义的孕育（1936～1952）
中国汉语语法学在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是重视寻找汉语语法的特点，同时开始注意现代语言学理论。这一时期中国部分学者接受了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与当时国际语言学的最新发展是接了轨的。
20年代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理论开始影响中国学者。曾经赴法国游学的赵元任率先在1926年发表了《北京话、苏州话、常州话语助词比较研究》。从这时起到1936年是前两大时期中间的过渡期。
30年代进行理论探讨。这个时期开始的标志是1936年王力《中国文法学初探》发表，这篇论文批评了因袭英语语法的作法，初步探讨了汉语语法的特点和研究方法。30年代末期上海又展开了文法革新讨论，方光焘第一个在中国介绍了索绪尔的语言理论，陈望道、方光焘等批评了语法研究中的模仿倾向，经过理论上对体系问题的宏观思考，认识到汉语语法学不能止于借鉴模仿，于是否定了第一阶段注重共性的作法。结论是要“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镜外来新知，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谨严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从此对汉语语法特点的自觉探求便开始了，共时描写开始受到重视，汉语语法学进入了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传统语法学和描写语法学先后得到发展。传统语法学也吸收了描写语法学的一些方法来弥补自己的不足。
40年代出版的几部语法书以王力、吕叔湘的著作为代表，都是力图反映汉语语法的特点、建立语法新体系的著作。这些著作努力摆脱西洋语法的羁绊，着力探讨汉语特有的语法规律。1948年赵元任出版了用英文写的《国语入门》，其中《序论》是用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的方法写出的第一部现代汉语语法著作。这部书以前的汉语语法著作都是采用传统语法的框架，这部书的出版使结构主义的理论方法引起了注意。
（二）结构主义的中国化（1952～1985)
1952年李荣翻译出版了《北京口语语法》（赵元任《国语入门·序论》，又见于李荣《语文论衡》，商务印书馆1985），把结构主义语法著作介绍到了国内。这可以作为第二时期第二阶段开始的标志。50年代语法研究有三大特点：(1)格外重视普及和规范化工作，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为了匡谬正俗把语法分析和语言实践紧密联系起来，这是一部规范性语法著作；(2)以文字改革为研究目的，陆志韦等《汉语的构词法》就是为了解决汉语拼音文字的分词连写问题而作的；(3)在《北京口语语法》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用结构主义方法全面描写汉语语法的著作——丁声树、吕叔湘、李荣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这本书按词的分布特征给词分类，进行直接成分分析，这是国内第一部以结构主义方法写成的语法著作，也是把结构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范例，对语法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引起了词类、主语宾语以及后来析句方法等问题的大讨论。50年代中期在这样的基础上编成了初级中学《汉语》课本。
60年代初期语法研究深入发展，进步很快，朱德熙发表了《说“的”》，以研究实例介绍描写语言学的方法，曾引起热烈的讨论。范继淹等写了纯形式描写的论文。可惜好景不长，60年代中期国内研究因文革开始而被迫中断，一直到1978年才恢复。这段时间国外最重要的语法著作是赵元任的集大成的著作《中国话的文法》（吕叔湘节译改题为《汉语口语语法》）。在研究和教学实践中，人们发现了原中学《汉语》课本语法部分对层次性注意不够的缺点，1981年对中学语法教学系统作了修订，修订后结构主义色彩更加浓重了。
这个阶段从30年代到80年代一直持续了整整半个世纪，是结构主义由国外传入到在国内语法学术研究中取得了支配地位的阶段。结构主义理论方法传入之初只有少数学者接受并应用，由于采用了这种比较精密的分析方法，发现了汉语的一些语法规律和语法特点，显示了相对于传统方法的优越性，因而描写语法学的理论方法逐渐扩大影响，一步步成为占据主流地位的理论方法。到80年代中期便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汉语语法学理论，朱德熙建立了词组本位的语法体系。
诸家理论各不相同，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也就各式各样。面对新的分歧，有人说语法研究遇到了危机，甚至有人从根本上否定前人的作法和成绩。在探索新路时有的重在理论方面，力主改弦更张；有的在做扎实的具体工作时思考理论问题，认为要扩大语法研究的视野，可以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从共性和个性的结合中找到出路。
三、共性与个性并重的阶段——走向成熟的时期（1985～ ）
这一时期现代汉语语法学理论建设初具规模；对象明确，方法更新；队伍壮大，生机勃勃；视野扩大，领域拓宽；精细描写，深入发掘；成果丰硕，形式多样；空前普及；学术会议经常举行。这说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走向成熟。
由于寻找出来的汉语语法特点很多，在甄别哪些真是汉语特点的时候，朱德熙先生在《语法答问》中提出了特点的相对性问题。这就涉及了语言共性和语言个性的区分问题。这一方面有国外认知语言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乔姆斯基生成语法理论发展到最简方案阶段，也是共性、个性并重的阶段到来的国际背景和重要外因。对外汉语教学和计算机自然语言信息的理解和处理也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对语言共性和语言个性要给予同样的重视。无论是发现共性还是发现个性，都是同样有意义的。
1985年前后即1978～1992年可以看成由第二时期向第三时期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中，结构主义仍在继续发展，除了先此出版的萨丕尔《语言论》，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布龙菲尔德《语言论》、房德里耶斯《语言》等结构主义的经典性理论著作都是在这段时间里相继翻译成中文出版的。这10多年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成果丰硕，超过了以前几十年的总和。例如：吕叔湘出版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朱德熙出版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语法讲义》、《语法答问》、《语法丛稿》，张斌、胡裕树出版了《汉语语法研究》，陆剑明、马真出版了《现代汉语虚词散论》，邢福义出版了《复句与关系词语》、《语法问题探讨集》，徐枢出版了《宾语和补语》，李临定出版了《现代汉语句型》等等。一些学者还陆续编写出现代汉语语法学史。
从1985年起或者说1990年前后，语法研究的理论自觉性空前高涨。朱德熙在1985年出版的《语法答问》中提出了词组本位的语法体系，提出了结构、语义、表达三个平面；1985年胡裕树和范晓发表《试论语法研究中的三个平面》，从信息论角度提出了在语法研究中把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理论；邢福义则总结出大三角（普通话、方言、古汉语）和小三角（语表、语里、语值）两个三角的硬论。人们已经注意到从汉外对比中、汉藏语系亲属语言的比较中、汉语方言际语法比较中、汉语现状与历史的比较中（特别是从与近代汉语的比较中）来研究现代汉语语法，汉藏语系语言比较的方法和方言类型比较法引入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人们自觉地探索语义语法范畴，在语法研究中把形式与意义更好地结合了起来。1985年举行了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1989年第一次郑重地对10年语法研究进行了总结，从此开始自觉地总结以往的研究实践，1992年对《中国语文》创刊以来40年的语法研究进行了总结。1993年中国第一次出版了对中国10年语法研究进行总结的个人专著《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陆俭明）。
多元化研究的新时期开始了，语法研究进一步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这个阶段研究方法多元化了，既有传统方法的研究、结构主义方法的研究、生成语法的研究，又有功能主义的研究。在本体研究中，人们研究视野大大地拓宽了，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汉语语法，理论意识和创学派意识进一步增强，一些学者提出要拿出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去和国际学术界进行对等交流，要把以往全部有价值的成果接受下来，着眼点从单纯描写转向描写和解释相结合。新时期是成熟期，提出了多种语法体系，对基本语法单位的不同选择形成了不同的研究侧重点：既有单本位的语法体系，又有复本位的语法体系。在单本位体系中，除了马建忠的词本位体系和黎锦熙的句本位体系，徐通锵又提出了语素（或“字”）本位体系，朱德熙提出了词组本位体系，邢福义提出了小句本位体系（小句中枢说）；在复本位体系中，除了张志公的词和句复本位体系，笔者又提出了词和词组复本位体系，等等。功能主义正在日益扩大影响，特别重视类型加参数的分析方法，已有不少论文发表，还出版了多种论文集，可以越来越明显地看出这将是共性与个性并重的新时期。这个时期研究外国语的学者、从事计算机自然语言理解和处理的学者和汉语学者走到一起来，给汉语语法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老一代语法学者出版文集（《王力文集》、《吕叔湘文集》、《陈望道语文论集》、《高名凯语言学论文集》、《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80年代初，中年的成绩卓著的语法学者邢福义、陆剑明、李临定等1993～1994年分别出版了自选集，徐枢、吴竞存、龚千炎、徐思益、饶长溶、刘叔新、李晋荃、于根元等也分别出版了自己的专著或论文集。80年代和90年代成长起来的语法学者成为一支新的生力军，一批人（如邵敬敏、李宇明、萧国政、袁毓林、沈阳、石毓智、陈平、张伯江、方梅、杨成凯、吕文华、赵金铭、汪国胜、吴振国、陆丙甫、张黎、邢欣、戴耀晶、金昌吉等及笔者）已经出版了自己的专著和／或论文集。
四、小结
总的来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走过了从着重语言共性到着重汉语个性，又到共性与个性并重的发展历程。着重语言共性的阶段对微观现象比较重视，着重汉语个性的时期对宏观方面比较重视，共性与个性并重的时期把宏观和微观结合了起来。
对语法研究及其分期问题有影响的因素有下面十大关系。
1.专著和论文。二者中论文是学科前沿的研究报告，反映最新的研究动向，因而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从论文中可以看出理论背景和理论方法的发展趋向。为了推动语法研究走向深入，应该写出专题研究史。
2.泰斗与群星。泰斗自然是要重视的，群星的光辉也应该重视。要重视新的规律的揭示和有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的新内容。
3.主观与客观。写语法学史要高瞻远瞩，面对未来世界，以对学术事业的发展高度负责的态度，突破个人和门户之见的限制，公正地估量和评价自己与他人的、各个学派的所有值得介绍的研究成果，从而把主观和客观统一起来。
4.理论与实践。这两方面不同时期突出的方面和突出的程度不同。
5.借鉴与创新。不同时期借鉴与创新的侧重点不同。
6.国内与海外。科学没有国界，国内与海外的研究在不同时期怎样相互影响。
7.形式与意义。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这对分期有参考价值。
8.标准语与方言。进入现代语言学时期才有对方言语法研究的重视，对方言语法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9.语法与临近学科。两者的相互渗透是语法学科发展的结果，也是继续发展的动力。
10.数据与专家干预。为了增加客观性，要借助于统计数据，一般说来，引用次数多的比较重要。可是著名专家影响大的论著引用一次，往往更应看重一些，因此在统计数据的同时还应该有专家的干预。
处理好以上的关系，就能看清各个时期的特点，从而把语法学史的分期确定得更合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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