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前中东剧变的国内因素及其国际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东论文,剧变论文,因素论文,国内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673－5161（2011）04－0017－09 中图分类号：D73/77.1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随着中东地区有关国家的领导人年事日高，中外研究机构、西方主要媒体纷纷展开对这些国家政治继承及换代的研究。虽然外界均预感中东整体的“改朝换代”日益临近，但无论是本地民众、官方、媒体，还是西方观察家、研究者都没能预见一起偶发事件会导致突尼斯全国骚乱，以致在位23年的总统本·阿里被迫下台并出走沙特，更没有人能预见发生在突尼斯的个案竟然引发整个中东局势的动荡，一个月内任职30年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竭力抵抗无效后黯然去职，军方接管国家政权。除突尼斯和埃及总统被赶下台外，约旦国王任命新首相组建政府，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当局则先后宣布取消实行了19年和48年之久的紧急状态法，在位33年的也门总统萨利赫和1989年通过政变上台的苏丹总统巴希尔均公开允诺本届任满（分别为2013和2015年）后不再连任。在西方政客和舆论欢呼伊朗“绿色革命又回来了”之际，却尴尬地遭遇富裕君主制盟国巴林所发生的流血事件，紧接着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面对掌权42年来国内最强烈的反抗行动。此外，摩洛哥、吉布提、沙特、科威特、阿曼、伊拉克、巴勒斯坦均有小规模民众抗议，只有卡塔尔和阿联酋两个国家相对比较平静。
毫无疑问，中东正处在剧变的关口，不仅事关本地区国家今后的政治发展，也牵动中东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国际格局的未来走向，其影响与意义至为深远。
一、变革：中东剧变的主题
自从2008年底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以“变革”为竞选口号赢得总统职位后，“我们相信变革”便成为世界各地政治反对势力向传统政治力量挑战的主要口号和时髦用语。在此次中东剧变中，“变革”同样成为各国示威抗议者和政治反对派的共同诉求。
突尼斯持续四周的街头抗议以本·阿里的出逃暂告一段落，埃及解放广场的示威者也以穆巴拉克的下台为政治对话的先决条件。巴林目前的政治僵局就是因为王室始终未能答应什叶派示威者应府下台的要求，使后者几度重返珍珠广场。利比亚战事愈演愈烈的重点也在得到西方主要国家支持的反对派一方，坚持以卡扎菲及其家族的下台离开为停火的先决条件。至于也门两派势力2011年4月23日接受海湾合作委员会的调停，其前提则是萨利赫总统承诺30日内去职。相反，约旦、巴勒斯坦等地局势的缓和，部分得益于阿卜杜拉国王和阿巴斯主席及时组建新政府的决定。街头示威的群众和各国政治反对派，既没有统一的政治纲领，也没有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更没有一呼百应的政治人物，但却都有一个明确的斗争目标，那就是要求现任领导人下台或政府改组，即所谓的“变革”，变革过去数十年来的旧的权力分配机制，变革传统专制、独裁的威权统治。
“变革”并不需要有切实可行的纲领和政策，“变革”只要有理想、目标以及针对反对对象的同仇敌忾即可。“变革”也最适合大规模群众运动，领导“变革”的政治势力只要给街头的人们描绘出美好的蓝图就行，至于未来会怎样并不重要，反正都已经“变革”了。检验是否“变革”的方法也较简单，只要看看旧势力、特别是其领导者是否被推翻。两年前奥巴马利用人们对布什政府的厌恶而高票上任，却在接下来的执政过程中拿不出“变革”的实际成果而在国会中期选举中惨败，应该能说明上述逻辑。这样的“变革”成本最低，易于操作，唯一需要的就是民众久遭压抑的情绪能得到宣泄，各种政治势力就好从中渔利。
表一显示，中东主要国家的领导人要么已执政数十年，要么便是步入不惑或耄耋之年的老人，这为“变革”的政治诉求提供了深厚、广阔的市场。就算突尼斯的经济在达沃斯论坛公布的《2010年全球贸易促进报告》中名列非洲第二，在参评的125个国家中排名第38位，甚至近20年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令外界刮目相看的5％[1]，同时按西方的说法其动荡指数也只有49.4％，但最终还是在一起偶发事件的冲击下，个人逃亡他国，国家陷入动荡。“变革”的力量可见一斑。
巴林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在这个富裕的海湾产油国，人民受教育程度高，动荡指数更低，政府还为了防堵他国动荡局势蔓延境内而给每户家庭发放3000美金额外补助，但还是爆发了海湾地区最严重的流血冲突，以至于需要沙特于2011年3月14日以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名义派兵1000人以平息持续数周的什叶派民众的街头抗议。究其原因，虽然哈马德国王即位只有12年，但政府首相却在独立40年来都由国王的叔叔哈利法·本·萨勒曼·阿勒哈利法担任，占人口60％以上的什叶派民众一直处在占人口25％的逊尼派政治势力的统治之下。要求政府下台的“变革”，成为此前在珍珠广场抗议的反对派唯一的对话前提。
可见，整体经济形势的好坏与否并非当前中东剧变的首要原因，“变革”是反对力量长期得不到政治权力的主要诉求。借助突发事件和像自焚一类的激烈举动，鼓动数以十万、百万计的民众走上街头要求“变革”，成为当前中东剧变的主题。如今这一“变革”进程已蔓延到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一如之前有关国家内部的流血冲突，利、也、叙三国成为当前“变革”旧政权的三个主战场。只不过利比亚的反对派得到法、英、美等西方主要大国的公开支持并依仗安理会1973号决议，可以不顾舆论批评和非盟的调停而继续对卡扎菲政权大打出手；也门当局则在内外交困中，因萨利赫不幸在总统府内遭遇反对派炮击而被迫前往沙特就医，使得也门局势出现新的变数；叙利亚流血冲突不断加大，局势濒危，中东剧变充满变数，前景难料。
二、青年：中东剧变的主力
在中东国家，年青人找不到工作是个普遍现象。对他们而言，除了怀有对政治“变革”的失望和期待外，最为现实的是解决高失业率的问题。街头示威抗议为他们开启了发泄情绪、谋求“变革”的渠道。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11年1月27日题为《阿拉伯世界的青年军》一文指出，中东地区的二三十岁年轻失业者是从突尼斯迅速扩散到埃及、阿尔及利亚、也门等地的反政府示威的主要势力。文章认为，布瓦吉吉点燃的不仅是他自己，而且也激起了阿拉伯各国充满失意和挫折的青年人的抗争。[2]
早在2008年2月15日，《纽约时报》的报道就曾指出，15～29岁的青年在中东各国总人口的比例大多超过25％，其失业率也高居两位数（见表二）。[3]韩国《朝鲜日报》2010年1月29日也报道，中东地区的失业率为世界最高，约达10％。其中，青年失业者比率高达40％。[4]
年青人的高失业率来自中东各国青年人口的高增长，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将这种青年人口激增现象称为“青年膨胀（Youth Bulge）”。[5]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人口项目的统计，1980～2008年的近30年中，中东地区的青年人口总量增长迅速。2000～2008年的增长率超过30％，而同期人均GDP的增长仅维持在3％多一点的水平，经济发展远不及青年人口的增长。[6]22
2010年2月7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2009年阿拉伯世界人类发展报告》指出，阿拉伯各国的广泛挑战来自已经步入成年的阿拉伯各国青年人。在阿拉伯世界，超过50％的人口年龄低于24岁，他们至少有65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一天只靠两美元过活。到2020年之前阿拉伯各国必须创造出5100万份新工作，才能避免失业率的上升。[7]尽管有关国家政府一直竭力遏制不满情绪的蔓延，一些强力措施也一度奏效，但长期累积的分配不公、社会正义缺乏、政府腐败，使得整体的经济成就为特定利益集团所把持，中下层民众、特别是失业青年的不满日益滋生，阿拉伯各国青年的“变革”诉求，终为布瓦吉吉的自焚举动所引燃。
2011年1月27日，当埃及的街头示威刚开始2天，穆巴拉克的最大政敌、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就指出：“掌握主导权、确定日期和下决心行动的都是青年人。我认为虽然国民们尚未完全做好足以推翻独裁的准备，但青年们的耐心已经达到极限。”[4]美国《新闻周刊》2011年1月14日的一篇文章，标题也很明确：《突尼斯骚乱——一场青年的革命》。文章认为，中东各国面临共同的问题，即不断增长的青年人口。他们普遍接受教育，富有进取心，但却遭遇失业、备受挫折、钳制而又充满忿恨。[8]据2月25日出版的《第一财经日报》报道，目前形势较稳的沙特也与其他动荡国家一样，都在经受青年人失业之苦。由于石油收入带来的高福利，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估计，沙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3.38％。但海湾国家的高出生率却使沙特成为世界上年龄结构最年轻的地区之一。2008年，沙特15岁以下人群占总人口的比率为33％，如果政府没有在5～10年时间内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促进经济多元化发展，失业问题将成为困扰该国的最大问题。[9]
总之，未能及时、有效应对青年人口激增、解决青年高失业率问题，使年青人成为当前中东剧变的主要参与力量。因此，如何积极调动和发挥年青人的创造力，是中东各国继“变革”之后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可以说，青年是中东各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未来，解决不好青年问题，“变革”的基础仍将存在，冲突的社会还将继续。正如迪拜政府学院院长塔里克·优素福（Tarik Yousef）所言，青年膨胀可能是“问题产生的前提，也有可能是财富的基础。”[2]2011年2月24日《金融时报》中文网刊载马丁·沃尔夫的评论指出：“2011年，埃及将有一半人口不到25岁；36％的人口将在15～35岁之间——这个年龄段的年青人正在不顾一切地寻找工作，最低目标是希望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在埃及，年青人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投票击败老年人。因此，民主革命背后的推动力量应该会把更多权力转移到年青人手里。埃及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受到占人口多数的年青人冲击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年青人富有理想，同时对社会感到失望……对那些年青人占人口多数的国家来说，迫在眉睫的挑战在于，要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环境，让年青人有望拥有收入丰厚的工作。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最有可能受到威胁的无疑是胡斯尼·穆巴拉克之类老人政府的统治。”[10]
三、网络：中东剧变的推手
中东青年对“变革”的渴望，不仅有政治、经济的诉求，还有网络新媒体的支撑和拉抬。早在2009年伊朗爆发的“绿色革命”中，不满大选结果的伊朗反对力量就大量运用推特（Twitter）来传播他们的立场，抵制政府的网络封锁和禁锢，美国政府也公开给予支持。《纽约时报》2009年6月17日的报道指出，总部位于旧金山的推特公司原计划在当地时间15日深夜进行系统维护，暂停90分钟的服务，但美国国务院官员以当时德黑兰正值白天、且“推特对抗议者的组织工作有重要作用”为由，要求该公司推迟系统维护时间。于是，推特公司15日晚宣布把系统维护时间延迟到16日下午5时，当时伊朗正是17日凌晨。尽管推特公司高层随后否认推迟系统维护时间是受了国务院的影响，但承认推迟是为了“让推特在这一全球高度关注的事件发生期间保持正常服务”[11]。推特在伊朗政局中的作用可见一斑。《雅加达环球报》2009年的一篇报道题为“脸谱（Facebook）成为新的市政厅，推特是最迅捷的媒体”的报道，更是形象地描绘了以网络新媒体为代表的新技术在资讯传播、人际互动方面所带来的巨大变化。[12]
当前中东各国街头抗议的持续和升级，很大程度上正是得到了网络新媒体的推波助澜。2011年2月2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载文指出，“互联网、智能手机、Twitter、YouTube、Facebook、卫星电视现场直播等，新通讯技术似乎成了这次方兴未艾的、席卷中东阿拉伯世界民主革命的时代标志。”[13]尽管真实情况未必像该文作者说的那么绝对，但在当前的中东剧变中，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等新兴科技服务的确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参与街头示威的人们多为年青人，他们受过一定的教育，了解并能熟练通过推特、脸谱等互联网联系方式交换信息，进行联络活动。多数示威者们正是通过这些网络服务而约定了“愤怒日”、集中地点，给当局带来严重考验。以“脸谱”、“推特”为代表的网络新媒体，历经埃及政治动荡的全过程，成为穆巴拉克倒台的主要推手以及反对力量的传播载体。据报道，埃及网民占全国总人口的20％以上，“脸谱”用户在阿拉伯国家中排第3位。年仅30岁的谷歌中东及北非市场部主管戈宁就是在脸谱网站上设置了反政府网页，将反穆巴拉克的抗议浪潮席卷至埃及全国的。同样，也有评论指出，在突尼斯总计1100万的人口中，脸谱用户达200万，由于网络普及率高，最终使发生在中部地区的布瓦吉吉自焚星火迅速发展成推翻本·阿里政府的燎原之势。[14]
现代技术的革新，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为中东各国的青年了解世界提供了新的渠道和路径，从而获取日趋多元的外部信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报告指出，预计到2015年，在3.51亿的阿拉伯人中，将有超过1亿的阿拉伯人使用互联网。[15]正是看到了网络在当前中东剧变中扮演的积极角色，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不顾美国政府在“维基解密”事件上正遭遇的尴尬，立刻将“网络自由”当作在全世界推动西式民主的“新法宝”。2011年2月15日，她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将花费2500万美元“推动因特网自由”，并推进人权和民主。[16]可以预料，“网络自由”将像人权一样，成为今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外交攻势的一个新支撑点。美国政府决定裁减美国之音中文广播，转而投入更多人力、物力来加强美国之音的网站建设，也预示着美国借助网络来扩展其全球影响的政治企图。
四、中东剧变的影响及其走势
当前正在进行中的中东剧变，不仅有力地变革了有关国家的内部权力结构，催生了新的政治生态的形成，而且由于埃及、沙特、伊朗等国的特殊地缘战略位置，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势力基于维护其在中东地区既得利益的全力介入，未来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国际政治结构也将随之而发生重大位移，中东剧变的深远影响将逐步显现。
（一）在中东局势变化上，中国、欧洲、美国的利害得失
首先，与东欧、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发生的颜色革命不同，中东北非剧变，并非西方主导或暗中插手的“颜色革命”，西方国家从中渔利一说没有事实依据。当前部分中东的社会政治变革主要源自阿拉伯各国内部长期积累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矛盾。除伊朗、苏丹、叙利亚等国外，这场政治剧变针对的都是美国和西方世界在该地区长久以来给以政治支持、经济援助和军事合作的独裁者，如埃及的穆巴拉克、沙特和巴林王室、利比亚的卡扎菲（自2005年以来）等。动乱波及的国家和政权，要么是美国中东战略的支柱（如埃及、沙特）和军事基地（如巴林、卡塔尔），要么则积极配合西方在当地的反恐战斗（如也门、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直到美国开始轰炸后还坚称其反政府力量是基地组织的同路人，而卡扎菲本人才是美国在北非反恐的主要支持者。由此可见，各国的反政府行动主要针对的还是本国的旧势力，并未声讨美国和西方世界对这些旧势力的长期支持，但美国和西方国家显然在这场突如其来的“人民革命”面前显得惊慌失措。他们即便不是目前乱局的最大失败者，至少也是最大的失意者。政治剧变后的新政权，就算继续维持与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合作关系，二者之间也需要一定的磨合时间，彼此熟悉和接纳对方，“无缝接轨”只是西方国家的一厢情愿罢了。
其次，总体来看，局势发展对西方国家不利。他们需要重建与新政权的关系，后者在处理与西方关系的同时，也要记取前统治者的教训和顾忌到刚刚拥有选举、投票权的国内人民（主要是政治反对派）的态度，从而拉开与西方国家的距离。西方世界要缩短这一距离，则需付出更多努力。对于埃及、沙特这类具有重大地缘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国家来说，西方给予更大规模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政治拉拢和施压在所难免。但美国和西方大国在人民革命面前，漠然抛弃“老朋友”的做法，也一定刺激了那些未被革命推翻的“幸存”政权，沙特果断出兵巴林，最具代表性。所以说，美国和西方大国与本地区主要国家问的关系需要时间来修复，应是不争的事实。
对欧盟国家来说，法国之所以急于充当军事打击利比亚行动的旗手，关键原因还在于法国国内政治。对于政客们来讲，获得大选胜利就是最大的政治。法国此前在突尼斯和埃及政治剧变中的拙劣表现，以及被揭发出来的法国政要与北非独裁者之间甚密的私人关系，都使萨科奇政府急需扭转这一国际形象；同时，动武之后法国所有党派都赞同总统的这一举动，也显示萨科奇的政策至少在政治圈内获得了一致认可。作为西地中海的重要国家，一个稳定、合作、“不捣乱”的利比亚，是法国利益的需要，更是萨科奇总统积极推动地中海联盟的需要。卡扎菲似乎没能满足和配合法国的地区政策目标，加之内战爆发、人道主义危机升级，法国也就有了冠冕堂皇的开战理由。不过，发动战争容易，结束战争不易。美国率先撤出轰炸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北约似乎也不太积极领导下一阶段的军事打击行动，都给法国外交提出了棘手的难题。无论如何，西方与中东地区国家间的关系都大不如前了。
再次，北非乱局还导致与该地区有着切身利害关系的欧洲国家如法国、意大利面临石油进口受限和大量难民涌入的困境。国际能源机构（IEA）2011年2月21日发表的数据显示，欧洲国家是利比亚石油的最大买家，约占利出口总量的85％。其中，意大利每天进口37.6万桶（占利比亚出口的22％）、法国为20.5万桶/日（占16％）、希腊占15％、西班牙占12％、英国占9％、德国占8％。[17]可以说，欧洲国家那么积极地武力干预利比亚，主要是出于对石油利益的考虑。
与此同时，难民大量涌入对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地中海北岸的欧洲国家来说，是另一大灾难。自从2011年1月中旬以来，已有上万名来自突尼斯和利比亚的难民涌入意大利小岛兰佩杜萨岛（Lampedusa），“欧洲正遭遇入侵”这是意大利内政部长3月初发出的抱怨。[18]贝卢斯科尼总理也为此忙于与欧洲其他国家领导人磋商减轻意大利的难民负担，但法国、瑞典、比利时等国近年来也受到移民潮的冲击，国内右翼势力如法国国民阵线等都公开发出不欢迎、甚至排挤移民的政治呼吁。据安莎社报道，法国已阻止在意大利的突尼斯移民越过意法边界，意外长弗拉蒂尼批评法国的举动“缺乏团结”精神。[19]无疑，和平时期的移民问题以及战时的难民问题，是欧洲国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据美国皮尤机构的统计，欧洲穆斯林人口已从1990年的2960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4410万人，而且预期到2030年时将达到5800万人。世界银行的数据也显示，超过半数以上的北非移民生活在欧洲。难怪欧洲的右翼要号召人们前往沿海地区将那些难民船赶回北非去。[18]
最后，中国与中东地区国家的政治关系总体良好而平稳，经贸关系主要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合作为主。随着中国石油来源多元化战略的全面实施，沙特、阿联酋、阿曼、阿尔及利亚、苏丹等国都是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石油进口国。到目前为止，上述国家局势相对稳定。中国一如既往地奉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也与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武力干预形成鲜明对比，这有助于中国摆脱在有关国家对立的两派政治势力之间不得不二选一的尴尬境地，从而使实际掌权的一方都需要借重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同时，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也使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双边贸易屡创新高，增强了中国的地区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因此，就石油领域而言，中国基本不受目前发生的政治动乱的影响。要说有影响，反倒是2011年1月9日刚刚举行独立公投的苏丹局势值得关注。虽然苏丹北南双方就南苏丹独立顺利完成公民投票，但对横跨边界地区的油田及其相关利益的划分，至今仍未能达成一致。双方都加紧向争议的阿布耶伊地区派兵，显示在7月9日南苏丹共和国正式独立之际，苏丹的和平分裂能否最终实现，还存有未知数，中国在当地的利益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目前，利比亚国内战事正酣，前景难以预料，但利比亚不是中国在北非地区的主要经济合作伙伴，虽然3.5万中国务工人员的大撤退导致一些合同不能按时、顺利履行，但考虑到战争这一客观情况，等战事结束、政局相对平稳后，有关当事方应还有继续履行合同或谈判修改合同的可能。
（二）中东剧变对该地区及国际反恐形势的影响
首先，中东各国相继迎来政治继承和改朝换代。尽管中东国家不可能真正实行西方民主，但西式民主制度至少会在形式上扩大影响。各国长短不一的政治动荡期已经开始，不同政治势力竞相利用和争夺剧变后的“胜利果实”，是接下来各国内部政治角力的主要生态。美国、欧盟主要成员国、伊朗、利比亚、哈马斯等政治力量尽管立场迥异，却都各取所需，欢呼自己是这场剧变的胜利者，同时攻击对手“破坏革命”。无论如何，当权者总要或多或少呼应街头示威人群的“变革”诉求，中东政治和社会发展进程原有的沉闷、迟缓形象将有所变革。但以往在威权、独裁政体下政局发展相对平稳的态势不复存在，国内不同政党、派别之间的斗争会加剧，他们与宗教政治力量之间的互动将加强，极端主义势力会借助还不成熟的民主体制谋取更多的政治利益。各国的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拯救阵线、基地组织在北非的分支等宗教政治力量，即便不能主导有关国家内部的政治主轴，至少也能扰乱政治对话进程，加深社会对立，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其次，美国的中东外交需要投入更多力量。确保埃及政权平稳过渡，促使沙特、巴林（美国第五舰队驻扎地）王室加大改革力度，强化美以同盟关系，继续遏制、孤立伊朗，积极促进叙利亚“变色”，防止其他极端势力、反美、反以势力乘虚而入，是当前美国整体外交的重中之重。2010年美国在南海、东海、黄海对中国构成的战略包围之势应受影响，中国外交面临美国的压力或会减轻。但美国和西方主流媒体片面解读中东剧变，欢呼“人民力量”的“民主胜利”，则会给境内外敌视中国政府的政治势力以支持，进而给中国国内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带来影响。各种反华势力期待、挑唆、甚至谋划在中国发生类似中东的“变革”，已成为近日外媒颇感兴趣的焦点之一。
最后，主要国家国内政治变革一定影响地区和国际格局的变化。1979年2月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之初，没人预料到在不满一年的时间里，伊朗会由美国在中东的主要盟国转变为美国接下来对峙、封锁、遏制了30年之久的敌人；30年前穆巴拉克的前任萨达特总统因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失利而迁怒苏联进而转向与美国结盟，导致埃以和平条约签署，彻底扭转1948年巴勒斯坦分治以来中东地区的政治结构。因此，中东地区主要国家如埃及、沙特、伊朗等国政局的发展，无论鹿死谁手，都将成为牵动地区政治力量重新排列组合的重要因素。当前的中东剧变，有可能会像1989～1991年苏东剧变以及2001年“9·11”事件那样，给未来世界政治的发展带来根本性变革。这一点需要持续跟踪观察和深入研究。
（三）对伊斯兰极端思潮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
首先，美国和欧洲不能容忍伊斯兰极端思潮的泛滥，更不能容忍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中东地区主要国家取得成功。因此，从埃及局势急剧动荡一开始，奥巴马政府就坚定拒绝了穆斯林兄弟会代表埃及人民的可能性；在利比亚反政府军急需军火援助的紧要关口，美国和北约都迟迟不予考虑，反映出他们对反政府军组成人员中可能存在基地分子的深刻担忧；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局势的火上浇油和挑拨离间，以及对巴林和也门政府血腥镇压民众示威不闻不问的“双重标准”，都反映了西方列强希望伊朗所代表的宗教神权政治迅速垮台的司马昭之心。因此，宗教极端势力虽然迎来国内政治斗争的良好时机，但在国际上却遭到来自西方国家的高度警惕。
其次，伊斯兰极端势力也不能为中东国家的当权者所接受。埃及自纳赛尔以来，虽然不时与穆斯林兄弟会在特定议题上展开合作，但从未容忍穆兄会挑战自己的政治权威，即便穆巴拉克时代也是如此。沙特当局也大力打击国内的反政府、反王室势力，后者多以宗教极端主义号召反王室的民众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之下，这也造成王室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不共戴天。据报道，沙特内政部指出，在过去几年中，沙特共有5080人因涉嫌参与恐怖袭击犯罪活动而遭到逮捕。内政部发言人曼苏尔说，在这些人当中，934人将以涉嫌参与恐怖活动被提起诉讼；1931人正在接受调查；1612人已被判有罪；603人正在接受法庭审理。[20]沙特当局在当前紧张的国内外形势下发布这一信息，显示出他们试图借当前局势加紧打击国内的宗教极端势力的决心。
最后，长期以来，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主要对手是本国的统治阶级和西方主要国家。因此，只要二者的对立态势没有根本变革，中国外交的回旋空间就仍然存在，西方国家自顾不暇，也就不能“祸水东引”。但就极端组织和伊斯兰复兴运动本身而言，由于中东各国高压统治出现松动，伊斯兰极端组织和伊斯兰复兴运动可能迎来新的活跃期，它们与国家当局的对抗关系也会进一步提升。这有可能间接鼓励中国境内外的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势力，给中国的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带来干扰，也会给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增添不确定因素。
注释：
①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美国中央情报局、透明国际、联合国、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等有关数据综合整理。
② 资料来源：“Young and Jobless,”New York Times,February 15,2008,http://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08/02/15/world/middleeast/20080216_YOUTH_GRAPHI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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