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漫步 说“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由衷地感到欢畅兴奋的时候，古人常提到一个“快”字。如宋玉的“快哉此风”，如李贺的“青钱白璧买无端，丈夫快意方为欢”，如金人瑞（圣叹）在《西厢记》评点中的三十六则“不亦快哉”，“快”之一字自始至终具有一种极其丰富而又直观明了的内涵。这在明末清初的小品杂俎、书信尺牍以及小说戏曲的评点文字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快”之一词不仅用来吐露某种衷怀，如“快何如之”、“大呼快快”、“不亦快哉”、“大快平生”，还用以形容某种文人意绪中所推许的不可或缺的极高之致，如“快人”、“快士”、“快语”、“快书”、“快文”等。在诸多的词汇中，似乎只有“快”，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某一特别的境界和不同于往昔的追求。
《说文》中说：“快，喜心。从心。夬声。”快是形声字，最初表达的是内心喜悦的意思，后来逐渐引申为畅快、舒畅、称心遂意等。“疾速”之义大约更是后起的，《正字通·心部》：“快，俗谓急捷曰快。”为何“快”从最初的舒畅高兴、称心如意发展到有“迅速、急捷”的词义，再到口语中常用的“锋利”之义，这里的细节也许极为有趣。猜度起来，大概是既曰舒畅，总是要符合人的一种客观内在节律才能如此，而节奏快、动感强，往往能与人的内在生理机制相互契合吧？当然这只是一种猜度罢了，自与语言文字学的道理不尽契合。
古人拈出“快”往往是别有用心的，这是因为“快”所表达的心态确实与众不同。如《史记》中记载庄子的话里就有：“我宁游戏污渎以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史记·庄周传》）这里的“自快”、“以快吾志”是“自守其志，以遂平生”的意思，而庄子的“志”是“不愿为有国者所羁”，这种叛逆精神，也就是他所独有的“快”，显然是一种高致。著名的《兰亭集序》中也有“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与外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的话，更具有一种独特的境界。显然，“快”字最多、最常见的意思就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舒畅与称心如意，可以说中国人自古就有一种“快”的传统。这里“快”的意义似乎不能以“快感”、“快乐”或“乐感”来概括。平常我们在审美意义上所说的“快感”、“快乐”、“乐感”等确实与“快”的意味有相通之处，但两者在本质上有着显著的不同。到了明清的小品文里，“快”的意义又得到进一步的发挥，这种不同就越发明显。
清代“狂士”金圣叹的三十六则“不亦快哉”就处处体现出这一点，姑举数例：
十年别友，抵暮忽至。开门一揖毕，不及问其船来陆来，并不及命其坐床坐榻，便自疾趋入内，卑辞叩内子：“君岂有斗酒，如东坡妇乎？”内子欣然拔金簪相付，计之可作三日供也，不亦快哉！
朝眠初觉，似闻家人叹息之声，言某人夜来已死，忽呼而讯之，正是一城中第一绝有心计人，不亦快哉！
久欲为比丘，苦不得公然吃肉。若许为比丘，又得公然吃肉，则夏月以热汤快刀净括头发，不亦快哉！
还债毕，不亦快哉！
读《虬髯客传》，不亦快哉！（《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卷七）
……
如此心愿，如此情趣，非“快”字确不能尽其意。可见，“快”首先是生活上的，体现的是他们在性情上对生活高尚旨趣和高尚境界的追求。自然山水，琴棋书画，挚友良朋，都是他们追求快的所在。但更重要的是，“快”字往往表现为一种转折，一种超越和一种出人意表的别样心情。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明代著名的文学家袁宏道可以说一生都在追求这一境界，一部《袁宏道集》几乎都是“快”的心情。比如他曾一直劝说好友江进之脱离官场，当江进之受人排挤而改官时，中郎去信道：
廷尉之改，弟有三快：出入无禁，宾客到门不诃，弟与兄得长聚谈，一快也；酒坛诗社，添一素心友，二快也；暇时便可从臾究竟无生，失官得佛，兄亦何恨，三快也。（《与江进之廷尉》，《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陶渊明挂冠而去是“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尚还有正经八百的理由，但在中郎看来，罢官这一原本可恼之事所具有的种种之快，却并非来自于什么冠冕堂皇的原因。这就是换了一种心态来看待世事的结果，自将一己与世俗泾然区分。
中郎又有《与龚惟长（仲庆）先生》书言士之一生之真快活：
……然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薰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见识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置，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
以上已经是怪诞极致了，大有我们现在所称的“前卫”气息，然而最妙的是，他紧接着还有第五个快活：
……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同上）这在旁人来说，简直就是大痛大苦，但在他看来，却是大大快活。此中性情，岂是俗人所能体察！
又比如明人文震孟《洞庭游记序》言游有四快，也是人所难发者：
游当茹素之期，不以酒肉丝竹尘点山灵，一快也；又当沦弃之日，山中好事之家，无相物色者，草衣纳侣，游乃益清，二快也；穷林屋之胜，至于烟迷径绝，田夫野老，惊语告语，奔走救援，此犹足以征人心焉，三快也；……后来游者遂可无言绝响，不必先结一记游之想，以挠其登高临深之天趣，四快也。
普通的游山玩水之趣在文震孟看来只怕是俗人之乐，而他的山水之快处处与人不同，这当然是整体审美取向的不同所致。试看他的第四个“快”，其率真天趣，绝非强造所能得。
快既是高致之士所独特的体察和推崇，因而它就带有批评的色彩，当“风骨”“兴寄”等严肃的语言被正统的诗文篇章所滥用略尽后，新一代的人们就不得不用新的符号来表达他们对新意趣、新感觉的审美追求，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清小说戏曲评点这一新批评形式中大量使用“快”字的原因。于是，风雅诗骚、李杜苏黄之外，不仅有李逵、阮小七、红娘天下第一等“快人”，《虬髯客传》、《豫约》等天下第一等“快文”，尚还有《水浒》、《西厢》、《红楼》等天下第一等“快书”。
钱钟书先生认为“快书”之词始见于晋葛洪《抱朴子》内篇佚文的一句引语“陆子十篇，诚为快书”，并提到明人尚有《快书》、《广快书》之辑，但“未尝寓目，不审命名别有所本否”（《管锥篇》1235页）。钟书先生在这里以正本穷源的方式阐释古人的命意渊源，固无可厚非。不过，“快书”一词虽然早已出现，但明人的《快书》与《广快书》当并非单单是用典，这两种杂俎的编辑者只是把“快”的心绪又一次移情向外赋于物而已。
《快书》50种，明闵景闲辑，明天启间刻本；《广快书》50种，何伟然辑，明末刻本（均据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两部书都属于一种杂俎性质的丛书（后者承前者而来，带有一定的系列性，这在明清杂俎丛书的编纂中是个常见的现象）。闵景闲字士行，生平不详，《快书》中收有其《法楹》一种；何伟然字仙臞，仁和人，生平也无从可考。在《快书》中，两人皆撰有序。对“快书”之快，闵景闲的解释是：
……快不专属喜乐者，哀怒统焉。凡情至痛快处，名为快。若《离骚》披衷，《凯风》鸣豫，韩非抒愤，王充写类，情各沈郁曲畅，若难然能及，此结滞神气，便自发扬。予所称快，一随情得所归也。（闵景闲《快书》序）这里的“快”，是“情随得所归”者，是一种发扬“结滞神气”而不受纤毫之束的境界。它与以往所道之“快”有不同，正如闵景闲所说：“快不专属喜乐者，哀怒统焉，凡情至痛快，名为快。”何伟然也说：“未有快心不自苦心出者也”。既不专属喜乐，则与圣贤的“乐道”或“独乐乐”、“与人乐乐”有区别；而情至痛快，乃为“天疏其滞而神导之灵”，是摆脱了“滞”的一种酣畅淋漓，又与往日士人的“乐”或“快乐”有本质上的差异。“快口”、“快目”、“快体”、“快心”乃至“快人”、“快书”，虽乃人之所常道，但闵、何两人编辑《快书》与《广快书》的立意却并不如此随大流，闵景闲提出一个“快不专属喜乐”，何伟然标出一个“未有快心不自苦心出者”（何伟然《快书》序），都把自我之“快”区别于流俗之“快”；他们认为“快”的本质是“发扬结滞神气”、“天疏其滞而神导之灵”，从而更赋予“快”以独特的定义。因为他们所谓的“滞”显然是有含义的，我们在阅读明清士人的作品时就会发现，它不是指“心之忧矣”，也并非“生死之大”，更非庄禅所感慨的红尘碌碌与人生过隙，而是具有一种现实的、个人的，带有抵触情绪而又充满具体生活意味的内容。隆庆、万历以后，“著书既易，人竞操觚，小品日增，卮言日煽”，这种“卮言”或直呕性灵，或标榜真情，其实无外乎求一“大快”而已。“与其大而伪，毋宁小而真”、“宁为狂狷，不为乡愿”之类，成为他们“快”的根本源泉。而明代士民，入清多不仕，一腔抑郁之气，皆发为文章，“触着了满州君臣的心病”（鲁迅语）。所以，明人闵景闲便把虽沈郁曲畅各不相同，但都能“情至痛快”的屈、韩、王充之书称为“快书”；而清人张潮编《虞初新志》，在《五人传》一篇末着按语道：“此百年来第一快心事也，读竟浮一大白。”
因此“快书”实质上就是一种“异书”，何伟然《广快书序》中说：
犹忆雪时，闻一高客在江浒美人家，枕小书百种而卧，冲寒而往，履不胜滑，冰浸袜中，几于堕指。及得秘册，转觉痛快，可谓有快癖矣。
吾闻无异人必无异书，得见异书已，可慰见异人之想，况对异人作异书，不极千古之快耶！……这种情到深处之快，与清人所说“雪夜闭门读禁书”的境界其实是一样的。“快书”、“异书”乃至“禁书”的涵义，就在于它们是非正统与非同寻常的，因此它们才更能表达“快”的境界。杰出的叛逆者李贽《与方讱庵书》有道：
我虽贫，然已为僧，不愁贫也。唯有刻此二种书不得不与兄乞半俸耳……《豫约》真可读，读之便泪流，老子于此千百世不得磨灭矣。恨恨！快快！（《续焚书》卷一）他的弟子兼理论实践者袁宏道（中郎）便道：
近日得卓僧《豫约》诸书，读之痛快，恨我不见公耳。（《与陶石篑（望龄）书》，《袁宏道集笺校》卷六）
《豫约》一文是李贽叛逆精神的最好表露之一，千载以下，犹能令读者拍案痛哭，大呼快快，又遑论袁中郎乎！
在心学大师王阳明看来，“快”是合乎主体意愿而产生的满足感，是“求自内心”的产物，所以君子惟求以“自快吾心”而已：
君子之学术求尽吾心焉尔。……吾心有不尽焉，是谓自欺其心。心尽而后吾之心始自以为快也。惟夫求以自快吾心，故凡富贵贫贱忧戚患难而莫非我致知求快之地，则亦宁有所谓富贵贫贱患者足以之内其中哉。世之人徒知君子之于富贵贫贱患难无入而不自得也，而皆以为独能之人所不可及，不知君子之求以自快其心而已矣。（《题梦槎奇游诗卷》，《阳明先生全集》卷二十四）王阳明认为，出于内在性情的愿望而求得“快”，就是致知的道路之一，求快就是尽心，就是富贵贫贱患难不动其中。这尽管有点形而上的意味，但大旨也与其他人把“快”字定义为高标超迈、不同凡俗的旨趣相同。
可以说，“快”是一种率意而行的追求，是一种对生活至深的理解，是一种充满智慧的幽默和谐谑之趣，但更是一种愤世嫉俗的叛逆和反抗。尽管这种反抗的结果各有各的高低雅俗的不同，但它们的出发点本身却是完全一致的。在明末清初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士人以儒为学，以侠著行，以狂诞刺世，成为一个普遍的时代风气，这也是“快”的背景所在。
快意之夜与快人读快书而说快，快目快心，不亦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