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遣唐使的特殊使命——以佚存日本的唐代文献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为例论文,唐代论文,使命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0)05-0092-09
承和五年(838)六月，以藤原朝臣常嗣为持节大使的第19次遣唐使，几经磨难第三次启航终于成功。自承和元年的人事任命算起，时光已经流失4年有余。这仅仅是序曲而已，当年遣唐使渡海之艰辛，由此可见一斑。
承和年间的遣唐使，是实际成行的最后一批遣唐使。作为遣唐使事业的收笔之举，对它进行的探究可以是方方面面的。其中，追溯圆仁与圆载的坎坷命运，对于研究日本佛教史特别是日本天台宗的历史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中国浙江省的天台山国清寺为舞台，聚焦于颇富传奇色彩的日本入唐僧圆载，通过追踪他的写经、求书等活动，揭示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
一、从最澄到圆澄
承和年间的遣唐使被赋予浓郁的天台宗色彩，这首先是天台僧圆仁及其旅行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诱发世人诸多联想；其次，随着佐伯有清所著的《悲运的遣唐僧》①问世，命运多舛的天台僧圆载的曲折经历，也成为此次遣唐使的关注热点。
不唯如此，圆仁作为请益僧、圆载作为留学僧，两人同时入选遣唐使，追溯其缘由，还与日本天台宗第二代座主圆澄有着密切关系。兹参照《元亨释书》《续日本后纪》以及《类聚国史》等，概述圆澄的出身与经历如下。
宝龟二年(771)出生，俗姓壬生氏，武藏国埼玉郡人。18岁时师事唐僧鉴真的弟子道忠，受菩萨戒后称法镜行者。延历十七年(798)登比叡山，入最澄门下剃度，改名为圆澄。延历二十三年(804)，最澄入唐求法之际，圆澄从唐僧泰信受具足戒，刻苦修行。大同元年(806)，最澄自唐归国后，圆澄最先受密教灌顶，也最先受圆顿菩萨大戒。翌大同二年(807)的法华长讲中，在最澄之后讲说《法华经》第二卷。天长十年(833)，继义真之后就任第二代天台座主，在比叡山建西塔院和寂光院。关于圆澄寂年的记载，虽然《续日本后纪》记为天长十年十月二十日，但如后文所述，当以《元亨释书》所载承和四年(837)十月二十六日为妥。
如上所述，圆澄虽无亲自入唐之体验，但诸多证据表明，与承和年间的遣唐使一行，关系可谓至深。兹从《元亨释书》卷二（《圆澄传》之后半部分）中摘录相关记录。（ABC的号码，系引用者标注）
(A)澄劝淳和太后制衲伽梨，施国清寺众。盖厚本也。
(B)天长十年，为天台座主。承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告弟子慧亮曰：“先师往年语曰：‘我归朝之时，白国清寺座主大众曰：归本国后，常遣请益、留学二僧，请决圆教深旨。我灭后，汝宜选人跨海。’我承遗命，顾门属，未得其人。唯楞严院禅师，可充此任。故我劝此人，入唐请益。我命在今夜，不待此人，为深恨耳。”
(C)今以请益大德所置三十余条疑问并传法记、草杂书等托汝。须彼禅师归朝，必受谘决，是我恳志也。便于寂光道场，其夜三更奄然卒。寿六十六，腊三十四。楞严院禅师者，慈觉也。
(A)记录圆澄劝说淳和太后，向天台山国清寺喜舍衲伽梨（僧衣）。“厚本”指尊重本源、不忘祖庭。至于“淳和太后”究竟为何人，何人于何时喜舍衲伽梨等等，这些问题将在后文详述。
(B)主要内容为圆澄遗言，其中又包含最澄的“遗命”——即最澄回国前向国清寺座主许诺：“常遣请益、留学二僧，请决圆教深旨。”圆澄在等待近30年后，终于盼来实现先师遗命的机会，可惜环顾四周，门下却无合适人选，唯“楞严院禅师”堪当此任。至于这位“楞严院禅师”，《圆澄传》最后点明“楞严院禅师者，慈觉也”。圆仁与圆澄同辈，因久住楞严院而人称“楞严院禅师”，圆寂后获赐“慈觉大师”谥号。
《圆澄传》中虽无记录圆仁的入唐身份，但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圆仁自称“请益”，称圆载为“留学”。由此推知，天长十年(833)第二代天台座主圆澄，忠实地履行最澄的遗命，向承和年间的遣唐使推举“请益、留学二僧”，派往国清寺“请决圆教深旨”。
此处需附带说明的是，遣唐使四等官的任命，如前文所述，事在承和元年(834)正月。按常理推断，请益僧与留学僧的选拔，应当在此之后。如果依据《续日本后纪》圆澄卒传的记录，圆澄于天长十年(833)十月去世，那么圆澄所言“我劝此人，入唐请益”，时间上便出现矛盾。倘若按《元亨释书》的说法，圆澄于承和四年(837)十月圆寂，那么遣唐使船在前一年五月已经驶往博多，至此虽然先后两次出航均遭挫折，但第三次渡海仍在准备之中，这样便更符合传记中所言“不待此人，为深恨耳”的实情。
(C)是与最澄遗命“请决圆教深旨”相关的内容。圆澄提到“请益大德所置三十余条疑问”，此处“请益大德”毋庸置疑指的是圆仁。大约30年前，最澄入唐求法传回天台宗时，已经预料到以书籍为师进行研究和传道，必会产生许多无法自力解决的疑问，只能期待下次遣使入唐“请决”。入唐求法之人，不仅需要大勇气，更需要大智慧，然因“顾门属，未得其人”，圆澄摒弃门户之见，毅然将“三十余条疑问”托付给同辈的圆仁。
圆澄作为日本天台宗第二代掌门，急切想知道“请决”的结果，无奈自感不久于人世，遂托付嫡传弟子慧亮，等圆仁回国“必受谘决”，即获得唐朝高僧的答复，才“是我恳志也”。日本佛教各宗带往唐朝的教义疑问，经唐朝高僧解答通称为“唐决”，均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关于这点，后文再作考察。
如上所述，天台宗僧人圆仁与圆载搭乘最后一批遣唐使船，携带座主圆澄所托付的天台宗疑问，以天台山国清寺为目标渡海出发。最澄一心祈愿宗门隆盛，但欲知其遗命是否能实现，还是先来关注背负此遗命的主人公——圆仁入唐的坎坷经历。
二、从圆仁到圆载
圆仁的入唐之行，若确由天台座主圆澄推举，那么究竟是在何时呢？如前所述，遣唐使四等官的人事任命，始见于《续日本后纪》承和元年(834)正月十九日条，请益僧与留学僧的选拔理当在此之后。
据《元亨释书》卷二《圆仁传》，承和二年(835)最澄在圆仁的梦中示现，催促圆仁“入唐求法”；接着第二天早上，朝廷果然赐下“入唐请益诏”。也就是说，圆仁被正式任命为请益僧，最晚也在承和二年某个时点。在《圆仁传》中，最澄通过“梦”向圆仁传递意向，带有明显的传说色彩；结合《圆澄传》来解读，可厘清其中的脉络。即圆澄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从最澄接受“遗命”，为此作了长期而精心的准备，最后托付给圆仁去具体实施。
如上所述，入唐请益僧圆仁，从圆澄接手最澄“请决圆教深旨”的遗命，踏上求法巡礼之旅。遣唐使渡海的情况，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有详细记录。即承和五年(838)六月二十三日，遣唐使船从五岛列岛之一的有救岛（宇久岛）起航驶向大海，同月二十八日漂流至扬州沿岸，受到当地唐人救助，七月二日抵达扬州府。
圆仁携带座主圆澄托付的淳和太后的“衲伽梨”和“三十余条疑问”及一些书籍，急切盼望往台州国清寺求法巡礼。从下节所举《维蠲书状》称“僧圆载奉本国命，送太后衲袈裟，供养大师影”推知，圆仁受命在天台大师（智顗）忌日（十一月二十四日）供奉“衲伽梨”等物②。所以从扬州登岸后，请益僧圆仁即与同门的留学僧圆载一起，向官署申请去往国清寺的“过所”（旅行证书）。此间，与官府之间有数通公牒往来。
以大使藤原常嗣为首的第一船乘员在海陵县上岸后不久，便由水路去往扬州，八月一日早晨，大使拜访州衙，造访都督李相公，开始遣唐使的公务。当天，圆仁与圆载分别向扬州官署提交去台州国清寺的申请书。同月四日，官署询问台州求法之后是否赴上都（长安）。牒文的确认事项如下：
还学僧圆仁，沙弥惟正、惟晓，水手丁雄满。右请往台州国清寺寻师，便往台州。为复从台州却来，赶上都去。
留学僧圆载，沙弥仁好、伴始满。右请往台州国清寺寻师，便往台州。为复从台州却来，赴上都去者③。
对于官署的询问，圆仁与圆载迅速给予回复，说若在台州无可景仰为师之高僧，再上京求法，亦请求沿路诸州的旅行许可。吟味回信之大意，请益僧（亦作“还学僧”，意思是同船往返，不做长期滞留）圆仁为“请往台州国清寺寻师决疑”，留学僧圆载则为“请往台州国清寺随师学问”。“寻师决疑”的语气措辞，显然与最澄的“请决”遗命和圆澄的“三十余条疑问”密切相关；而圆载的任务只是“随师学问”，此时与“寻师决疑”之使命全无干系。
圆仁作为请益僧，在唐滞留有一定期限（一般第二年随原船回国），因而数日后，遣唐大使向扬州李都督请愿“留学僧暂住扬府，请益僧不待敕符，且令向台州”。然而这不符合唐朝的规定，结果自然未被采纳。八月十日，勾当（接待）日本国使的王友真传话：“相公奏上既了，须待敕来，可发赴台州去。”即李都督已经上奏，必须等待皇帝敕许，圆仁才可向台州出发。
进入九月，朝廷下达敕令，催促遣唐使上京，对圆仁等7人“台州国清寺寻师”一事，则回复“须待本国表章到，令发赴者”。也就是说，唐朝要在收到日本国书（表章）后，才可发出敕许④。这样的结果，对圆仁无异是一个重大打击。如前所述，十一月二十四日为天台大师（智顗）忌日，淳和太后的衲袈裟就是为忌日斋会而准备的。于是，圆仁打算“不待敕符”前往台州。如果等待遣唐使的上奏结果，则会错过忌日供养的时机。
十月五日，包括遣唐大使在内的35人，分乘5艘官船从扬州出发。之前一天，圆仁与圆载各自作好请愿书托付判官，请他入长安之后再次向唐朝上奏。从至今为止的事态发展来判断，请益僧圆仁的台州决疑之事，是作为遣唐使的重要使命之一被优先处理的。因而判官与大使直接参与此事，甚至扬州府的李都督也为此向朝廷上奏。虽然失去忌日供养的机会十分可惜，但是相关人员都认为遣唐大使一旦向皇帝奏明实情，圆仁、圆载马上能如愿获得敕许。
十二月三日，遣唐使一行沿运河北上，大约费时两个月，终于进入长安。光阴荏苒，物转星移，转眼到了开成四年(839)，因长安那边迟迟没有消息，圆仁日益焦急，几次向李都督身边的沈弁相询“殊蒙相公牒，得往台州否”。但是，外国使人去往李都督管辖以外的州府，敕许是不可缺少的。
开成四年二月八日，盼望已久的书信终于从长安传来。这是由判官长岑高名在闰正月十三日所写，其中有“使对见天子之日，殊重面陈，亦不蒙许”（《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这消息对圆仁而言简直是晴天霹雳，最后一线希望也消失了。
藤原常嗣大使等上京人员完成朝贡的使命后南下，二月十二日到达楚州，开始进行回国的准备。圆仁等在扬州待命的人员也向楚州移动，同月二十四日到达楚州城，从大使处了解到事情的全部经过。
到京之日，即奏“请益僧往台州”之事、“雇九个船且令修”之事。礼宾使云：“未对见之前，诸事不得奏闻。”再三催劝上奏，但许雇船修理，不许遣台州。蒙敕报称：“使者等归国之日近，自扬州至台州路程遥远。僧到彼，求归期，计不得逢使等解缆之日，何以可得还归本国？仍不许向台州。但其留学僧一人许向台州，五年之内，宜终给食粮者。”对见之日复奏，敕全不许。后复重奏，遂不被许。此愧怅者⑤。
如同上文，大使抵京之日（十二月三日），上奏“请益僧往台州”与“雇九个船且令修”二事，后者被允许，前者未被允许。按照“敕报”所举理由，圆仁如去往台州，无法赶上回国的归帆。大使仍不死心，在谒见之时与辞见之时再次上奏，都未被准允。但是，留学僧圆载的请愿却被准允了。
二月二十六日，从扬州来的一通牒文寄到遣唐大使手上，其中有“留学圆载、沙弥仁好、傔从始满。朝贡使奏请往台州学问，奉敕宜依所请。件圆载等牒请往楚州，别朝贡使，却回到扬州，便往台州。”⑥督促圆载主从3人，在楚州与遣唐大使辞别后，立即返回扬州，再往台州留学。
至此，请益僧圆仁与留学僧圆载开始走向不同的命运。圆澄嘱托的祖师最澄的“遗命”，圆仁已经无法亲自去完成了。二月二十七日，他无奈地将“大座主寄上天台山书一函并衲袈裟及寺家未决、修禅院未决等”交付给圆载，期待圆载完成日本天台宗宗门的使命。翌二十八日，圆载主从3人在勾当王友真的陪伴下前往扬州，为他们送行的圆仁百感交集，在日记中写下“惜别、惆怅”。
三、关于《维蠲书状》
开成四年(839)二月二十七日，圆澄所托付的最澄“遗命”，由圆仁移交给到圆载，并未按预期进行。原来的主角圆仁突然谢幕退出，从正面舞台消失踪影，然而谁也料想不到的是，他摇身一变成为“非法滞留者”，挂锡于山东文登县赤山法华院，随后巡礼五台山，旋入长安，广结名僧大德，从青龙寺法全等受密法，从宗颖习天台止观，从宝月学悉昙（梵语），前后历时10年，活跃于另一个舞台。另一方面，原来作为配角的圆载，因临时受命而粉墨登场，从圆仁手里接过最澄“请决圆教深旨”的使命，他的动向骤然引起关注。
自古以来，远涉海外而埋骨异乡者，大抵逃不脱被故国遗忘的宿命。圆载亦不能幸免，日本方面几乎没有留存可信的传记资料，反而在中国文献里尚有几种珍贵资料可寻。其中，最重要的资料之一，即俗称“维蠲书状”，兹将主要部分录出。（ABCD编号，系引用者标注）（图1）
图1 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藏《唐决集》所收《维蠲书状》
(A)六月一日，天台山僧维蠲，谨献书于郎中使君阁下。……昔南岳高僧思大师，生日本为王，天台教法，大行彼国。是以内外经籍，一法于唐。约二十年，一来朝贡。
(B)贞元中，僧最澄来。会僧道邃为讲义，陆使君给判印。归国大阐玄风。
(C)去年，僧圆载奉本国命，送太后衲袈裟供养大师影，圣德太子《法华经疏》镇天台藏。赍众疑义五十科来问，抄写所缺经论。
(D)禅林寺僧广修答一本，已蒙前使李端公判印竟。维蠲答一本，并付经论疏义三十本。伏乞郎中赐以判印。……僧维蠲谨言⑦。
此书状以“六月一日，天台山僧维蠲，谨献书于郎中使君阁下”起笔，而以“僧维蠲谨言”结尾。从文体上判断，未采用公文书的体裁，大抵属于私信性质。《天台霞标》（初编卷之三）收录此书状时，不仅冠以“乞判印牒”之题，又附有“开成五年八月十三日，天台僧维蠲谨献郎中使君阁下”落款，俨然公文书一般。我们马上能够发现，同一书状在两份文献中日期并不一样，那么究竟是“六月一日”（《卐新纂续藏经》）正确，还是以“八月十三日”（《天台霞标》）为准呢？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查看《卐新纂续藏经》及《天台霞标》，在《维蠲书状》之后附有“郎中使君”回复，此回信以“开士圆载”开头，“开成五年八月十三日，朝议郎使持节台州刺史上柱国赐绯鱼袋膝迈白”结尾。由此判断，《天台霞标》编者将回信日期误入维蠲书状中。也就是说，维蠲六月一日写的书状，台州刺史膝迈（当为“滕迈”，详后述）于八月十三日给予回复。
开成五年是唐的年号，当日本承和七年(840)。前面已经提到，此前一年的二月二十八日，圆载在楚州告别大使与圆仁等，偕弟子与随从向扬州出发，目的地是台州国清寺。留存至今的写本《法华经五百问论》（上），有圆载的跋语“开成四年六月，于大唐台州国清寺日本新堂，书写此书”。因此，虽然圆载一行到达天台山国清寺的确切时间不得而知，但可断定必在此之前。
鉴于《维蠲书状》是散佚海外的唐人佚文，且包含丰富的中外文化交流内容，具有很高的文献史料价值，故就与本文主旨相关部分，对此书状稍作探讨。
首先是(A)，东野治之别具慧眼，把“约二十年，一来朝贡”的“约”字，解释为动词的“约定”（一般理解为副词的“大约”），在此基础上提出遣唐使20年朝贡1次的“年期制”假设，曾经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⑧。笔者从书籍交流的角度来解读，中国高僧慧思托生为日本国王的信仰，促进了天台宗向日本流传，尤其是书籍的传播，带来“内外经籍，一法于唐”之盛况，也成为饶有趣味之说⑨。
其次是(B)，地方长官（刺史）对入唐僧所求的唐决与书籍给予“判印”，可以追溯到最澄的先例，而值得庆幸的是，题为“最澄在唐日问，邃座主决义”的道邃为最澄答疑的《唐决》，历千有余年而传存至今（《卐新纂续藏经》）。
再则是(C)，此处记载圆载接受圆仁托付使命，具体实行、落实的情况，是此书状中史料价值最高的部分。关于天台大师灵前供养的衲袈裟的托付人，书状中只写“太后”，而《元亨释书》明记为“淳和太后制衲伽梨”，《类聚国史》也记载“淳和太皇太后造得衲袈裟”。据此可以考定，托付人当为淳和太上天皇之“后”，即正子内亲王无疑⑩。圣德太子《法华经疏》入天台藏一事，未见其它文献记载，笔者认为这也是圆仁托付的使命之一。至于“众之疑义五十科”与“所缺经论”，拟在后文论述。
最后是(D)，针对“众之疑义五十科”，禅林寺广修的回答已经得到前刺史“李端公”的判印，国清寺维蠲的回答以及“经论疏义三十本”则向新任刺史“郎中使君”请求判印。“李端公”之“端公”，并不是字也不是号，而是唐朝侍御史的别称（尊称）(11)。《全唐诗》中收录诗一卷的李敬方，推定即为此人。除此之外，新任刺史“郎中使君”的姓名，《卐新纂续藏经》与《天台霞标》作“漆迈”或“膝迈”，恐皆为形讹，当以“滕迈”为是。他在《全唐诗》中也留有作品，为名垂青史的文化人。
四、疑问与唐决
日本列岛四面环海，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即使在遣唐使时代，和唐朝的人物往来也受到诸多限制，因而通过书籍摄取文化的模式渐趋成熟。特别是日本的天台宗，是在解读最澄入唐携归的书籍中发展起来的。然而，与师徒直接传授不同，书籍只能说是“沉默之师”，不能当场解疑释惑。于是，将平素累积的教义上悬而未决的问题，托付于下次出发的入唐僧，请中国大德高僧解答，成为包括天台宗在内的日本佛教界的独特现象。
在日本汇集而成的问题集，被称为“未决”或“疑问”等；唐僧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则被称作“唐决”。日本僧人事后把疑问（未决）与回答（唐决）以及相关书信文牒集结成册，便是“唐决集”了。
《卐新纂续藏经》(NO.942)中，像这样的“唐决集”(12)共收录了6卷(13)。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是，(1)《圆澄问广修答》和(2)《圆澄问维蠲答》以及(3)《义真问维蠲答》共3卷。以下分别探讨之。
(1)《圆澄问广修答》。卷头开首为“圆澄疑问”，然后罗列30问题目，其后记“日本国三十问，谨案科直答如后。天台沙门广修撰”。据此可知，后续的30条答文（每条先出问目全文，后为解答），必是广修针对圆澄的疑问所作的(14)。圆澄汇总的30个疑问，正是经圆仁托付给圆载的“寺家未决”。《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承和七年(840)五月十八日条，明确记载其为“延历寺未决三十条”，并记录“国清寺修座主已通决之，便请台州印信，刺史押印已了”的重要信息(15)。将广修记作“国清寺修座主”乃明显的错误，根据《维蠲书状》广修应该是“禅林寺僧”。另外在《宋高僧传》（卷三十）所收《天台山禅林寺广修传》中，可以看到“开成三年，日本国僧圆载，来躬请法”，佐证圆载与广修有过直接的交流。
(2)《圆澄问维蠲答》。此“唐决集”由多份文献组成，格式与众不同。即卷首冠《维蠲书状》，续揭台州刺史滕迈印信两通（一对维蠲唐决，一对经论目录），接着在“付日本国经论目”下罗列书目30种，最后题“答日本国问一卷”，逐条载录维蠲的答文。与(1)《圆澄问广修答》不同的是，此处缺失30问题目，但维蠲的答文形式与广修同，即每条先出问目全文，后为解答。比较问目的内容与数量，虽然文字繁简有别(16)，但可断定两者同为圆澄汇集的问目。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圆载既然已从广修处得到唐决，为什么还要维蠲作答呢？若采信《元亨释书》的记载，圆澄接受最澄遗命的时候，要求“请决”的地点为国清寺。笔者揣度，最初请禅林寺广修作答，更多是出于偶然。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承和六年(839)闰正月十九日、二十日，“天台山禅林寺僧敬文”来访并与圆仁笔谈。圆仁为履行使命而询问国清寺的情况，敬文则借机宣传禅林寺以及广修座主(17)。同年三月三日，圆载被委以“请决”大任，离开楚州经扬州向台州进发。同一天，敬文与圆载背道而行自扬州到楚州，当了解事态变化后，立刻折回扬州，以便“共圆载阇梨向天台山去”。按情理推测，圆载向广修请唐决一事，应为敬文居中斡旋。“答日本国问一卷”（维蠲唐决）卷末，附有“承和十年五月七日，从内里赐左小将藤原良相大夫，副状送山家”的记文。日本承和十年即唐会昌三年(843)，广修和维蠲的唐决连同“经论疏义三十本”，当于是年五月七日之前递呈日本朝廷，其副本则送往延历寺。至此，最澄的遗命最终得以实现，但是圆澄作为这一事业的企划者和推动人，却早在6年前过世了。
(3)《义真问维蠲答》。在前揭《维蠲书状》中，有一处令人困惑，即(C)中“赍众疑义五十科来问”。据(1)和(2)，广修和维蠲看到的“疑义”，只有圆澄的30问而已。“五十”有可能是“三十”的误写，但圆仁交付圆载的除“寺家未决”，还有“修禅院未决”。此“修禅院未决”疑即义真提出的“疑义”。细察《义真问维蠲答》，卷头题“义真疑问”，继而列举13条问题，之后有“答修禅院问”，回答也按此顺序排列。假如圆仁交付的“寺家未决”即圆澄的30问，“修禅院未决”是义真的13问，那么两者相加为43问，还是没有达到《维蠲书状》所云“五十科”。一种解释是维蠲将“四十三”说成整数“五十”，还有一种可能是圆仁或圆载另加7问。不过这仅是臆测而已，目前无法作出定论。
五、“经论疏义三十本”
《卐新纂续藏经》中收录的《圆澄问维蠲答》的唐决集，包含两通滕迈回应维蠲的文书。以“开士维蠲”开头的一通，尾署“漆迈白”，显示私人信件的文体；以“圆载阁梨”起首的一通，文末署“朝议郎使持节台州刺史上柱国赐绯鱼袋漆迈给”，相当于维蠲（其实是圆载）所请求的“判印”，兹录如下：
圆载阇梨，是东国至人，洞西竺妙理。梯山航海，以月系时。涉百余万道途之勤，历三千世界之远。经文翻于贝叶，乡路出于扶桑。破后学之昏迷，为空门之标表。遍礼白足，淹留赤城。游巡既周，巾锡将返。恳求印信，以为公凭。行业众知，须允其请。
开成五年 月 日 朝议郎使持节台州刺史上柱国赐绯鱼袋漆迈给
“恳求印信，以为公凭”的措辞，表明此文书类乎公文；署“漆迈给”，隐约含有“发给”的意味。日期处为空白，推测与前一封致维蠲的私信一样，同为“开成五年八月十三日”。
圆载为使自己的留学成果得到权威的认定，遂向地方长官请求印信。一是维蠲所写的唐决，另一就是历时近一年抄写的“经论疏义三十本”。入唐僧们的求书活动原非个人行为，而是一项受国家财政支援、需提交相应成果的国家事业。圆载当初到天台山时，已经有明确目标，即“抄写所缺经论”，或可认为在日本已事先做了“求书目录”。台州刺史的“公凭”，正是与这一日本国家事业相呼应的举措，因此不可或缺，无怪乎要如此执著相求了。
此外，以上“公凭”的末尾，在“付日本国经论目”题下，附有30条书籍目录。这无疑就是《维蠲书状》所说的“经论疏义三十本”。兹从《卐新纂续藏经》引录如下：
(1)《大悲经》三卷；(2)《新释般若心经》一卷；(3)《唐梵对书佛顶》一卷；(4)《仁王经疏》一卷；(5)《金刚经疏》一卷；(6)《菩萨戒疏》二卷；(7)《念经仪法》一卷；(8)《随自意三昧》一卷；(9)《四十二字门》一卷；(10)《小止观》一卷；(11)《华严义海》二卷；(12)《华严还源观》一卷；(13)《华严十玄门》一卷；(14)《注法界观》一卷；(15)《注止观偈》一卷；(16)《止观料节》一卷；(17)《止观科文》一卷；(18)《六妙门》一卷；(19)《释氏血脉谱》一卷；(20)《修禅法行》一卷；(21)《还源集》三卷；(22)《佛窟集》一卷；(23)《大师口决》一卷；(24)《陈先帝书》一本；(25)《圆式论》一本；(26)《义要》一卷；(27)《中道因缘论》一卷；(28)《形神不灭论》一卷；(29)《法王诏》一本；(30)《心王赋》一本。
在《天台霞标》（初编卷之三）中，也载有大同小异的书籍清单，兹摭拾两者不同处示之。《天台霞标》书目题“付日本国经论目录”，此“录”字《卐新纂续藏经》无；(6)《菩萨戒疏》与(11)《华严义海》均作“一卷”，而非“二卷”；(24)《陈先帝书》与(25)《圆式论》作“一卷”，而非“一本”；(20)《修禅法行》的“行”作“门”。
在上述书目之后，另起一行题“答日本国问一卷”，以一问一答形式，记录圆澄的疑问和维蠲的解答。
六、国清寺日本新堂
前面提到的“经论疏义三十本”，可以看做是圆载求书活动成果之一，但抄写者是否圆载则不得而知。从最澄的事例推断，雇写手抄经最为普遍。但也有例外，《法华经五百问论》（简称《五百问论》）三卷，可确定为圆载亲自抄写。此经书活字本收录在《卐新纂续藏经》(NO.939)中，所以广为人知。此外还有文永八年(1272)的抄本，现存于东大寺图书馆。
以《卐新纂续藏经》的通行本为例，卷下的末尾附有几则题跋，说明本书抄写的时间、地点、动机及东传流布之经纬。以下逐一介绍，首先是圆载的跋语：
开成四年六月，于大唐台州国清寺日本新堂，书写此本。会昌三年三月三日，付僧仁好等，送上日本国延历寺徒众、大德、三纲、宿德耳。圆载记上。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圆载在国清寺一个名为“日本新堂”的地方抄写此书。唐大中七年(853)，搭乘商船漂流至中国福建的圆珍，在后来巡礼天台山时，听闻约50年前祖师最澄在禅林寺造院，作为留学求法的设施(18)。最澄的遗命提到求法僧要到国清寺“请决”疑义，从这点来看，最澄以其远见为后学准备设施，也是极有可能的。
《天台霞标》（初卷之二）所辑《圆珍传》，还有下文。最澄建立的“院舍”在会昌年间被拆毁，圆珍感叹此事，遂拿出沙金三十两，在国清寺的止观院建“止观堂”；又造“三间房”，命名为“天台国清寺日本国大德僧院”，以实现最澄的心愿(19)。根据唐人沈懽所撰的《国清寺止观堂记》可知，大中十年(856)九月七日建成后，圆珍立即“住持此院”。
最澄在禅宗色彩浓厚的禅林寺（而非天台宗本山的国清寺）设“院”，这点多少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这种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圆珍在《请传法公验奏状案》的注文里，写有“于禅林寺造传法院，备后来人”。如果圆珍记载无误，说明国清寺有日本“止观堂”，禅林寺有日本“传法院”，则最澄很可能在国清寺和禅林寺均留有某些设施。
假设贞元二十年(804)最澄在国清寺造了某“堂”，25年后圆载到达天台山时，即便幸存，也不可能立刻投入使用。可以想象圆载是进行了修复或是再建。单从“日本新堂”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绝对不是照搬使用旧的设施。
可以肯定的是，国清寺的“日本新堂”落成完工后，圆载马上投入抄经事业。开成四年(839)二月二十八日，他自楚州向扬州去，在扬州拿到旅行证明书（过所）等之后，又向梦想之目的地台州进发。虽不清楚他究竟何时到达国清寺，参考最澄从明州到台州国清寺的行程，约需一个月左右，这样推算圆载大约是在四月初到达国清寺。加上日本新堂的工程，等到六月份才抄写前文所举的《法华经五百问论》。根据圆载跋语所记，会昌三年(843)三月三日托付弟子仁好，回国献给延历寺众僧。同年九月，通过楚州新罗译语（翻译）刘慎言的斡旋，仁好和顺昌搭上新罗人张公靖的便船（《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于十二月九日到达长门国（《续日本后纪》卷十三所记录）。
圆载抄写的《法华经五百问论》3卷，由弟子仁好等带回至日本。此书相传为天台宗六祖湛然撰述，其问答形式如同唐决集，日本人视若珍宝，广为传抄。在圆载跋语之后，还有多条识语，从中可知此书在日本流传的状况。以下依时间顺序列出：
(A)大唐开成四年，于台州天台国清寺日本新院，书写此本。于本学天台人，令知大师教迹，胜过别宗。学者知之。
(B)文永八年索秋之比，自延历寺宗澄法印之灌顶，借寄此书。
(C)同九年中夏之候，托当寺叡舜显兴房，令书写之毕。
(D)同晚夏之初，托宗成少辅公，令一校毕。
(E)同六月七日，于时于东大寺尊胜院护摩堂南西新学问所，手自书直谬字毕。为兴隆佛法，劝学传灯也。
(A)识语的时代不明，日本新堂也写成“日本新院”，从“大师教迹，胜过别宗”来看，明显主张天台宗的优越性，当为显密之争激化的平安时代中后期所记；(B)为文永八年(1271)秋天，东大寺某僧从延历寺宗澄处借阅此书时所记；(C)为次年(1272)五月，东大寺某僧托同寺叡舜抄写此书时所记；(D)为同年六月初，东大寺某僧请宗成校对写经时所记；(E)为同年六月七日，东大寺某僧亲自订正错字时所记，且明言抄写经书流传之目的，乃为“兴隆佛法，劝学传灯”。
七、新出《金光明经》写本
如前所述，唐开成五年(840)八月十三日之前，圆载已拿到有台州刺史李敬方判印的广修唐决（“寺家未决”三十问）、有滕迈公凭（印信）的维蠲唐决（“寺家未决”30问和“修禅寺未决”13问）以及抄写的“经论疏义三十本”。维蠲唐决（“寺家未决”三十问）尾有跋文“承和十年五月七日，从内里赐左小将藤原良相大夫，副状送山家”，由此可知，最迟在会昌三年也就是承和十年(843)五月七日之前，圆载收集的这些书籍及唐决，已经被送至日本。
进入九世纪后，东亚诸国的海外贸易集团渐趋活跃。于是像惠运、圆珍这样搭乘私人商船（而非遣唐使船）渡海的情况突然增多了。以上所说的唐决和经论义疏，便是通过这种途径送到日本的。
但是，这里要提出的疑问是，圆载在开成四年(839)六月就已经抄写完《法华经五百问论》，为什么不和唐决、经论疏义一起送到本国，而是在4年之后特意派遣弟子送到日本呢？(20)此前没有《法华经五百问论》传到日本的痕迹，因而当属“所缺经论”之一。将此书最先抄写却没有和“经论疏义三十本”一同送到本国，至今仍是一个谜团。
此疑问暂置不谈，会昌三年(843)三月三日，圆载在《法华经五百问论》卷末写上跋文，并遣弟子送往日本的理由，在这里倒可推测之。此时，唐朝政府约定提供衣粮的5年期限(21)眼看到期，圆载向本国送抄写的经书同时，似乎也向朝廷提出资金援助的请求。第二年(844)七月，完成使命的仁好再次入唐，并传回敕令“在唐天台请益僧圆仁、留学僧圆载等，久遊绝域，应乏旅资。宜附圆载从僧仁好还次，赐各黄金二百小两者”(22)。可见圆载的请求经费一事，获得日本朝廷的许可。
关于圆载在唐的抄经活动，除了上述资料以外，几乎难觅踪迹。然而，2005年11月12日，京都国立博物馆在举办“天台国宝展”期间，召开“东亚往还与佛教美术”国际研讨会，笔者受邀作基调演讲，有幸发现与圆载有关的新出唐人写经。主办方出于好意，在研讨会的前夜，带领至展览室，使笔者得以近距离观察此写经。
这是用银字在绀纸上书写的《金光明经》卷一的卷末部分，包括经偈与跋文。根据跋文记载，会昌二年(842)九月，临海县的曹游与乐安县的项杲募众缘抄写一部，将之喜舍送往日本国，以永充供养。抄写的地点为国清寺，可能就是圆载抄写《法华经五百问论》的日本新堂。全文如下（图2）：
图2 唐人写经《金光明经》卷一的圆载跋
唐会昌二年九月，信佛弟子台州临海县曹游、乐安县项杲，募众缘写一部，附入日本国，永充供养。法界含灵，同沾此福。国清寺金光明斋第三会闻赞，托命东阳申庶幽，立书(23)。
由此联想起《法华经五百问论》的圆载跋文，其中提到圆载将日本新堂抄写的书籍托付弟子仁好送往日本，时间为会昌三年(843)三月三日。笔者推测，此事的准备工作可能在会昌二年(842)就已经启动，于是了解到此事的唐人信徒出于弘传佛教之动机，开始援助圆载的抄经事业。
所幸此唐人写经虽残缺不全，但原本历千余年而留存至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据卷末所附江户时代亮润的跋文，元文三年(1738)安乐院的慈统在信州（今长野县）的宝积山寺得到此写经，请亮润作跋文后，收藏于净土院。文章略长，照录如下（图3）：
图3 唐人写经《金光明经》卷一的亮润跋
右《金光明経》，练绀青楮，以白银书，佛字则用黄金书。第一卷末偈，及其左方题识。客岁戊午，安乐院徒慈统沙弥，获之于信州宝积山寺。来将装潢，以奉藏净土院，征余跋之。余乃读其题后，则唐会昌二年，台州二善信书，以托诸商船，寄我延历寺者也。而今不得传者，盖是罹于元龟毁废，散逸者也。余乃忏其全经已散逸，且喜其残简今还归，悲喜交集焉。又感其题后幸存。可见两邦信佛者，情好通信之美事。稽首拜手，书卷尾云。
元文己末夏五 天台东溪沙门 亮润谨识
以上唐人所写《金光明经》，可能便是会昌三年(843)同圆载所写《法华经五百问论》一起，于同年十二月九日由仁好等人带到日本。但是，此经在日本较多见（即非日本“所缺经论”），并不像《法华经五百问论》那样珍贵，慈统在信州宝积山寺发现时，已经和现在一般面目，只存卷一的残叶而已。所幸的是，“题后”即卷末的跋文几乎完整地保留下来，更有“可见两邦信佛者，情好通信之美事”这样千年佳话，见证中日文化交流之源远流长。
注释：
①（日）佐伯有清著.悲運の遣唐僧——円載の数奇な生涯[M].吉川弘文馆，1999.
②除《维蠲书状》之外，《类聚国史》（卷一七九）圆澄卒传，说得更加明白：“法师上闻，淳和太皇太后造得衲袈裟，回寄国清寺，以充天台大师忌斋之备。”
③《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承和五年(838)八月四日条。
④《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承和五年(838)九月二十日条。对于遣唐使入唐携带“表章”（即臣下向皇帝上奏的表文，外国使节则上呈国书），日本仍有一些学者顽固地予以否认。然这条出自日本人之手的史料，雄辩地证明如没有“表章”，遣唐使的所有活动将无法开展。
⑤《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承和六年(839)二月二十四日条。
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承和六年(839)二月二十六日条。
⑦《卐新纂续藏经》(No.942)所收全文如下：“六月一日，天台山僧维蠲，谨献书于郎中使君阁下。维蠲言：去岁不稔，人无聊生。皇帝忧勤，択贤救疾。朝端选于众，得郎中以恤之。伏惟郎中天仁神智，泽润台野。新张千里之嶹，再活百灵之命。风雨应祈，稼穑鲜茂。凡在品物，罔不悦服。昔南岳高僧思大师，生日本为王，天台教法，大行彼国。是以内外经籍，一法于唐。约二十年，一来朝贡。贞元中，僧最澄来。会僧道邃为讲义，陆使君给判印，归国大阐玄风。去年，僧圆载奉本国命，送太后衲袈裟供养大师影，圣德太子《法华经疏》镇天台藏。赍众疑义五十科来问，抄写所缺经论。禅林寺僧广修答一本，已蒙前使李端公判印竟。维蠲答一本，并付经论疏义三十本，伏乞郎中赐以判印。光浮日宫，丕冐遐裔。恩流永劫，道德日新。烦黩听览，不任悚惧。僧维蠲谨言。”
⑧东野治之著.遣唐使と正倉院[M].岩波书店，1992.
⑨王勇著.塑德太子時空超越[M].大修馆书店，1994.
⑩据《续日本后纪》，淳和天皇于天长十年(833)二月二十八日让皇位于皇太子（仁明天皇）。同年三月二日，仁明天皇奉淳和天皇尊号为“太上天皇”，淳和皇后为“太皇太后”。因而《类聚国史》中的“淳和太皇太后”的记载最为正确。
(11)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载：“宰相相呼为‘元老’，或曰‘堂老’。两省相呼为‘阁老’。尚书丞、郎、郎中相呼为‘曹长’。外郎、御史、遗补相呼为‘院长’。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惟侍御史相呼为‘端公’。”
(12)题“天台宗未决（附释疑）”。将“未决”（疑问）和“释疑”（唐决）整合而成，具备唐决集的体裁。
(13)江户时代《唐决集》被多次刻印出版。如日本国会图书馆即藏有宽永三年(1626)古活字版二册本（索书号：WA-58）。
(14)《天台霞标》（初编卷之四）《诸祖撰述目录》中，列举圆澄著述有《通达佛愿海门》（一卷）、《唐决》（广修答）。
(15)五台山巡礼中的圆仁，在善住阁院主处见到天台山修禅寺敬文座主送来的广修答本和台州刺史的印信。在此前日，圆仁曾向志远和上请决延历寺未决三十条，志远当即回答，予以拒绝：“见说天台山已决此疑，不合更决。”
(16)(1)与(2)相比，圆澄的“疑问”相当简略，有些条目仅摘录开头部分。
(17)《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承和六年(839)闰正月十九条有如下记录：“请益僧问：未审彼天台国清寺几僧几座主在。敬文答云：国清寺常有一百五十僧久住，夏节有三百已上人泊。禅林寺常有四十人住，夏即七十余人。国清寺有维蠲座主，每讲《止观》，广修座主下成业。禅林寺即是广修座主长讲《法花经》《止观》玄义，冬夏不阙。后学座主亦有数人云云。”
(18)《天台霞标》（初卷之二）载：“圆珍寻访旧事，祖师最澄大法师，贞元年中，留钱帛于禅林寺，造院备后来学法僧侣。”
(19)《天台霞标》（初卷之二）云：“而会昌年中，僧人遭难，院舍随去。仍将右大臣给圆珍充路粮砂金三十两买材木，于国清寺止观院起止观堂，备长讲之设。又造三间房，填祖师之愿。……题曰‘天台国清寺日本国大德僧院’。”
(20)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续日本后纪》，圆载的弟子仁好等，于会昌三年(843)九月间抵达楚州，同年十二月回到日本，显然晚于唐决、经论疏义送抵日本的时间。
(21)根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承和六年(839)二月二十四日条，圆载的留学待遇为“但其留学僧一人许向台州，五年之内，宜终给食粮者”，由唐政府支付5年的生活费。
(22)《续日本后纪》（卷十四）承和十一年(844)七月二日条。
(23)关于跋文的判读，同事水口干记副教授认为，“募”或为“慕”，“杲”恐为“果”。付记之，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