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发展观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观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的发展观是马克思社会发展思想同当代中国发展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实践，并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和考验，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必将成为新世纪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强大思想武器。
一、邓小平发展观的来源研究
邓小平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继承、坚持和发展、创新辩证地统一起来，不丢老祖宗、发展老祖宗。
根据邓小平发展观的内涵及邓小平本人的提法，邓小平发展观的理论来源。即晚年马克思的思想、列宁后期的新思路以及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经验与教训。邓小平发展观的形成不仅有主源，还有支源，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是其支源，它们都汇入邓小平发展观这条滔滔东去的大江之中，都是邓小平发展观来源研究的重要内容。
1.晚年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初始阶段，他们高估了西欧经济发展水平已接近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而把对社会发展问题的关注转移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和革命等问题上。因此，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形成关于西方世界发展的系统理论。但考察晚年马克思的思想，不难看出，对社会主义本质二重性论和东方社会主义新道路论上有着不少的论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本质二重性论从劳动二重性是多层次的统一出发，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问题。马克思的东方社会主义新道路论从讨论“俄国怎样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出发，提到了东方落后国家怎样搞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有意打破社会主义只有西欧一条道路以及社会主义商品市场完全对立的理论观点。马克思的“两论”为邓小平作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和创立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提供了深层的理论基础。
2.列宁后期的新思路。1921年，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主张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国家调节下的市场作为中介环节，试图通过迂回渐进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1923年，他又提出了“必须实行全盘的改革”构想，要求实行与新经济政策配套的政治改革和文化革命。1984年，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列宁的商品市场观和全盘改革观对我们形成发展的动力机制和改革开放的总体思路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
3.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邓小平在进行理论创造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参考别人的经验而不照搬，结合本国国情吸收同时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而产生的计划和市场共存的社会主义，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思想素材，为根植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养料。
4.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经验和教训。中国是在资本主义占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历史背景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个特殊的时代中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力的落后是其基本特征。新制度建立之初，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弊端已经暴露出来，而世界上社会主义制度又面临资本主义的严峻挑战。因此，毛泽东一开始就提出了“以苏为鉴”，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任务。在发展目标上，他把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即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并通过这一社会制度实现中国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发展模式上，他以国家工业化为首要内容，既不同意以血腥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为起点的西欧模式，也不同意通过农副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实现高积累的东欧（苏联）模式，而主张走以重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农轻重协调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在发展步骤上，他依据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的认识，认为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至少大约需要50年到100年时间。在发展的支撑条件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国家民主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的新方针和新政策。可以说，毛泽东作为共和国的缔造者，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启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缺乏实践经验，更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严重偏差，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受到严重挫折。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其一，对马列主义的某些基本原理作片面理解，不顾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盲目追求生产关系的“一大二公三统四纯”；其二，在经济发展战略上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其三，将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不理解市场经济是配置资源和提供激励的有效形式，总想破除或限制商品生产及其价值规律；其四，政治上提出并强化“以阶级斗争为纲”，完全违背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现实，使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前20年间实际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所以，邓小平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1](P10)
二、邓小平发展观内容研究
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这一历史重任落到了邓小平身上。邓小平坚持一切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一切从我们所处的时代特征出发，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在人民群众实践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与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成功地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新道路，并作出了一系列的创造性的贡献。
1.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是发展的根本道路。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一贯思想，重申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但这一现代化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逻辑起点的，这是我们确定走中国现代化道路以及制定相关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他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已有论述还远不够成熟或者付诸阙如的现状出发，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化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进而作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新概括。这就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目的等社会发展基本要素的结合上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确定了基本的价值目标，由此明确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发达状态向社会主义中级阶段较为发达状态迈进的历史进程。
2.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是发展的目标模式。在发展的模式上，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在改革开放中建设社会主义，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创新意义。邓小平破除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提出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实行市场经济，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突破。他科学地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问题，为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体制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机制。邓小平的发展观有两个重要观点。第一，改革的目的是要为发展扫除障碍。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50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放弃改革就等于放弃我们的发展战略，弄清改革与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对于中国现代化事业十分重要，它使我们认识到加快经济建设主要应通过深化改革来实现。如果把改革与发展分割开来，或者只顾发展不顾改革，或者只顾改革不顾发展，那么就难于使现代化事业获得成功。第二，改革的本质是要进行深刻的体制革命。邓小平同志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就是说改革虽然不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根本否定，但也绝对不是对僵化的旧体制进行枝节末叶式的修补；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因此，改革的本质是中国社会生产力的一次新的解放运动。
4.对外借鉴是发展的外部环境。邓小平的发展观是建立在全球发展观基础上的。按照他的看法，只有把中国的发展置于全球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之中，才会有广阔的前景和成功的可能，而在这样做时需要把握两个基本点。第一，要积极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示范效应。邓小平同志强调中国现代化建设要对外开放，强调了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应该作为对外开放的重点。对外开放过程中，不能只注意引进和利用硬件性东西——这只是西方国家发展的结果，更要注意借鉴和移植软件性东西——那才是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发达的本源。第二，要立足开辟适合自己国家国情的发展道路。邓小平同志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后发性国家从事现代化建设，虽然离不开学习先发式国家的示范效应，但并不能由此导出完全依附于他人的结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最终成功，归根结底要依靠自己的创造性的思路。
5.社会稳定是发展的内部条件。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处理好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是后发展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对此，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看法。第一，政治稳定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前提。要改革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邓小平辩证地、完整地论证了稳定与发展的关系。一方面，发展必须以稳定为前提，没有稳定就不可能有发展；另一方面，发展是硬道路，追求稳定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任何把稳定与发展割裂开来的看法都是错误的。第二，要使发展在稳定的环境中进行，必须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邓小平同志指出，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旧的一套搞惯了，要改不容易。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左”和右的干扰，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显然，“左”的右的干扰都是引起社会动乱的因素，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第三，在现代化事业的实施过程中，必须注意循序渐进。邓小平同志强调，发展必须有秩序地进行。所谓有秩序，就是既大胆又慎重，要及时总结经验、稳步前进。循序渐进的要义在于，在一定的社会秩序水平上只能相应地进行一定的现代化建设，现代化建设不能滞后，但也不能超前，千万不可把本应在将来解决的问题现在就提出来。如果现代化建设脱离了社会所能承受的最大能力，那么，就会激发社会不必要的震荡，反过来影响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6.台阶式上升是发展的时机因素。邓小平的台阶式发展思想，有三个重点：第一，机遇是台阶式发展的起点。所谓机遇就是国内环境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条件。许多国家的发展就是通过抓住机遇而上台阶，从而实现经济腾飞的。强调机遇，关键是要抓住眼下存在的时机。邓小平同志认为，90年代对中国的发展就是一个好时机。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第二，速度是台阶式发展的实质。抓住机遇上台阶的问题，实质是一个加快发展速度问题，对于经济发展中稳定与速度的关系，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路，邓小平同志强调速度在发展中的重要性，是与他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在邓小平同志看来，不发展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他反复强调，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可见，邓小平同志是从政治的眼光来论述发展速度的。第三，效益是台阶式发展的关键。邓小平同志关于台阶式发展的思想是机遇、速度、效益的统一体。邓小平的速度观是非常清醒的，它显然不是指那种不顾实际可能，盲目攀比，片面追求的高速度，而是指一种建筑在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增进效益基础之上，尽最大可能发展的速度，按照邓小平的台阶式发展观，我们就必须实行发展模式的根本性转变，即从过去那种片面追求产值速度和盲目扩大投资规模的粗放式发展的路子，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7.波浪式递进是发展的空间形式。邓小平的发展思想，在空间分布上考虑了公平和效率的有机结合，提出了波浪式递进的发展构想。邓小平同志认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和农民，由于辛勤劳动成绩大而收入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的波浪式地发展思想包含两个基本点：第一，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社会中，同步富裕同步发展是不可能办到的。要打破旧的贫穷和不发达的平衡，不能不采取让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通过合法竞争先富起来和发展起来的办法。第二，先富起来的只不过是手段，其目的是带动大家都富起来，通过先富部分的示范效应引起链式反应，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和共同发展。因此，邓小平的波浪式递进发展思想的实质是部分先富与共同富裕的统一。它既不同于以往那种共同贫穷的发展模式，又不同于西方那种两极分化的模式，从而较好地体现了在追求效率的基础上去追求社会公平。值得注意的是，在共同发展问题上，邓小平同志认为，必须让发展起来的地区巩固一段时间，才有可能形成示范效应，产生带动其他地区的力量。
三、邓小平发展观的发展研究
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尽管邓小平发展观体系已是“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但仍是一个“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科学体系”。邓小平发展观是一个发展的理论，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发展观理论，就要对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基本原则在新的时代高度上进行深化和拓展，并在新的实践经验认识的基础上向邓小平发展理论体系提出新观点、新内容，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集体，按照新时期国内外的发展背景与环境，发展态势与趋势，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发展理论，使邓小平科学的发展理论更为科学，形成了新的发展观，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
1.发展本质的新揭示。在科学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发展的内涵。认为，发展是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型期基础上全面进步的过程，我国现在还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要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就必须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须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十六大以来，则形成了以人为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的全面、协调、和谐、可持续的科学的发展观。因而更科学地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问题。
2.发展地位的新论断。江泽民同志在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从实现中国跨世纪宏伟目标的高度，对发展的重要地位作了深刻论述。他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上指出，我们最根本的任务是把国内的工作做好，特别是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不发展就没有出路。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胡锦涛同志则进一步强调，能不能解决发展问题，事关人心向背、事业兴衰、党的存亡。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3.发展内容的新总结。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行动纲领与奋斗目标，为发展赋予更为全面的内容，即“六个更加”，一是经济更加发展，二是民主更加健全，三是科教更加进步，四是文化更加繁荣，五是社会更加和谐，六是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则进一步概括为“五个统筹”发展，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4.发展动力的新概括。关于发展的动力，江泽民、胡锦涛等强调的是两点：一是改革开放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并强调改革是包括经济、政治和精神文明的全面改革。二是科技进步与创新更是发展的强大动力。[2]认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并强调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构建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
5.发展主体的新阐述。关于发展主体问题，必须明确什么阶级、什么阶层可以成为当代中国发展的主体，并进而充分发挥以人为本的能动作用，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力量源泉。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我们，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主体是一个多层次的主体结构，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同时，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他们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6.发展战略的新部署。关于发展战略问题。一是形成了新的三步走战略，即，第一步到2010年，全面完成“十五”计划2010年奋斗目标，即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步到2020年，建党一百年，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第三步到本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周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二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经过非典和禽流感以后，两大战略更为具体，更加丰富。三是区域发展战略，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大开发，再到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再到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的发展，也更为明确、更为具体。[2]
7.发展道路的新设计。关于发展道路，总的来说，我们中国的发展、要走全面、协调、和谐、可持续发展之路，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适应的发展之路，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发展之路。具体来说，正如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的，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最艰巨的历史任务，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做出的与时俱进的新设计，既体现了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又结合中国国情的时代特点进行了新探索。
8.发展条件的新论证。发展的条件包括时代背景，现在是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江泽民在“5·31”讲话中指出：“纵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一、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其次，包括稳定基础，现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最具体的亲民机遇期。再次，包括改革开放，现在是完善体制，全面开放最重要的攻坚机遇期，要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继续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新的发展观是在坚持邓小平关于发展观的重要思想，充分肯定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的基础上，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努力把握发展的客观规律，汲取关于发展的有益成果，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提出来的。新的发展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在认识上的重要升华，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个飞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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