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女权主义和后殖民批评——斯皮瓦克的学术思想探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权主义论文,斯皮瓦克论文,批评论文,学术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今的美国学术理论界和文化研究界，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的名字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尤其是在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突破了西方中心的模式并完成了从边缘步入中心的步骤后，斯皮瓦克更是被当作仅次于赛义德的当代最有影响、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位后殖民地或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或后殖民批评家。其实，了解斯皮瓦克学术生涯的学者并不难从她的那些体系驳杂且变化多端的著述中窥见一条清晰的发展轨迹，即照《斯皮瓦克读本》编者的概括，她的知识生涯“从对解构理论的深刻的女权主义考察到资本和国际劳动分工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再到对帝国主义和殖民话语的批判，再到对……种族的批判”〔1〕， 最后才得以在当今文化学术明星璀璨的美国学术批评界独树一帜，并成为少数几位能叱咤风云的人物之一的。更为精确或简明扼要地概括，也即她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在北美的翻译阐释者到一个颇有挑战性的女权主义批评家，然后逐步发展成为有着自己的独特批评个体和理论风格的当代最有影响的后殖民理论批评家之一。正是基于对这条发展轨迹的考察和探幽，本文分别就她的学术生涯的三个阶段来较为全面地概括斯皮瓦克的学术思想，以总结出她的后殖民理论与另两位（赛义德和巴巴）的相同和差异及其在当今的国际理论争鸣中的影响和意义。当然这三个阶段并无截然可辨的先后顺序，而往往是互相交替和相辅相成的。
一、解构理论在北美的杰出阐释者
在本世纪60年代中后期，有四个因素导致了当时曾风靡一时的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现代主义文学和结构主义理论的受挫：1968年的五月风暴击碎了存在主义所热衷的人道主义幻觉，使得作为一种文化思潮的存在主义从此一蹶不振；原来的结构主义者也出于对疾风暴雨式的革命之理想的幻灭，意识到他们虽无法动摇现存的国家结构，但却可以沉湎于对语言结构的游戏性消解之中，因而他们摇身一变成为结构主义阵营内部的发难者和批判者，结构主义演变成了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以先锋派的智力反叛面目出现在北美文化界和文学界的后现代主义也在向日益陈腐和衰落的现代主义精英文学发起挑战，现代主义的时代终于为后现代的时代所替代；德里达这位显赫一时的结构主义者首先在北美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作了题为《人文科学中的符号、结构和话语的游戏》的长篇发言，从而发起了对结构主义的全面声讨和批判。之后，在美国批评界的“耶鲁学派”的阐释和推广之下，德里达所创立的以消解结构之中心的阅读策略为特征的解构批评迅速在北美批评界占据主导地位，从而结束了现象学、原型批评和结构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诚然，耶鲁“四人帮”对推广解构理论并在批评中予以实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也许真正使解构理论和思维模式普及的应当归功于另外两个人，这就是以解构理论的阐释者而著称的少壮派学者乔纳森·卡勒和以德里达的翻译者而闻名的斯皮瓦克。而且更为公正地说，斯皮瓦克不仅是德里达著作的主要翻译者，同时也是当今的批评家和学者中对德里达的思想把握最准确、解释得最透彻的一个人，这主要体现在她为德里达所著的《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撰写的那篇长达80 页的“译者前言”（Translator's Preface）以及其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可以说，正是从对德里达理论的翻译解释入手，斯皮瓦克开始了她那漫长的以解构理论为其主要理论基础的著述生涯的。
毫无疑问，德里达的出现在西方哲学界决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理论渊源，这个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康德，因此斯皮瓦克决不孤立地看待德里达这一突然出现在60年代后期法国学术思想界的现象，而是将她的阐释笔触首先切入对这一理论源头的探索。通过对德里达与其先驱者康德、尼采以及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的比较，斯皮瓦克总结道，自康德以来，哲学已意识到得为自己的话语负责，“如果为自己的话语负责这一假想可导致这一结论的话，也即所有的结论都实实在在地是临时凑成的并且具有包容性，那么所有的原文也同样缺乏独创性，责任必定与轻佻浮躁相共存，它没有必要成为阴郁的原因”〔2〕。 这就从某种意义上肯定了德里达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为其合法性予以解释和辩护。众所周知，解构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就在于其对西方哲学界和语言学界长期占统治地位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进行有力的批判和消解，这种消解策略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对所有的中心意识和形而上学的整体性质疑，这也就是反对解构理论的人们攻击德里达的一个重要依据：他那怀疑一切的“文化虚无主义”态度和对语言结构的游戏性消解策略。既然所有的结论都不再是绝对可靠和具有终极价值的，那么对文本的阅读和解释就必然是循环往复的，最后的结论也就永远无法得出，这就是解构式阅读为人们得出的结论。在解构理论家看来，意义的终极阐释是缺席的，因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只能是一种缺席的在场（presence），正是这种缺席在场致使意义得以不断地延缓。斯皮瓦克在仔细阅读德里达的著述后指出，德里达“对在场并不抱怀旧的态度，他在传统的符号概念中窥见了一种多样性特征……对于在场来说，正是这种不可避免的怀旧才使这种多样性得以成为一个统一体的，其实现的方式就是宣布符号引出了所指（signified）的出场”〔3〕。而能指的不确定和所指的多重取向以及这二者之间的相互滑动便导致了终极意义的不可能获得，这就是解构批评家对文本阅读阐释所抱的态度。应该说，斯皮瓦克的早期论述风格的晦涩之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德里达的影响，而她对德里达的超越则体现在她对当代社会现实的强烈参与意识和对权威话语的挑战精神和批判锋芒，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她后期的后殖民批评文字中。
在德里达的重要著述中有一部题为《写作与差异》（L'Ecriture et la Difference,1967），着重阐述了解构的一个重要特征，即阅读和阐释文本的策略是诉诸差异。斯皮瓦克对差异自然情有独钟，并作了有力的阐释，在她看来，“用这种简单但却有力的洞见作武器——有力得足以‘消解超验的所指’——符号、音符以及字符都只是一种差异的结构，于是德里达便表明，打开思想的可能性的东西不仅仅是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是不同于‘完全的他者’的无法抹去的差异”〔4〕。 差异是始终存在的，踪迹也是无法抹去的，这样看来，结构主义者所主张的结构的整一性显然是过时了。无疑，对差异和踪迹的兴趣致使斯皮瓦克在其后的学术生涯中把大量精力花在了对第三世界文本和“非主流文化”（subaltern studies）的研究上， 这正是她与其他早先的解构主义批评家的不同之处。
对德里达的批评方式和风格，斯皮瓦克无疑是颇为受益的，但对之存在的问题她也是有所察觉的，这主要得自她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批判精神的诉诸。在对德里达的解构特征作了仔细的阐述后，斯皮瓦克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应当注意到，德里达的批评是放在两个问题的框架内来表达的，而不是一系列宣言。然而，即使我们打算在我们的文段中提取单单属于宣言性的句子，也会很明显地表明，德里达之所以批评尼采，准确地说来是因为尼采仅仅解释他认为可解释的东西，同时也因为大大扩展了意义的隐喻（象征）只能成为表义过程的名称，而非对那一过程的批判”〔5〕。同样， 德里达在自己的行文风格方面大大地受惠于尼采，只是他的怀疑精神不如尼采那么彻底，也就是说，在消解旧的结构的同时，又隐隐约约地建构了新的结构，这样一来就正如他自己所表明的，只要有人从事写作，就同时存在对文本的解构，这种解构的使命是永远不会完结的，而对解构的再阐述也会继续延续下去。
通过对尼采、海德格尔和德里达三人的比较研究，斯皮瓦克发现，这三人的理论建构各有其独特之处：海德格尔“介于德里达和尼采之间。几乎在每一场合，德里达都要写到尼采，而这时，海德格尔式的阅读总要被引发出来。似乎德里达通过反对海德格尔而发现了他的尼采”〔6〕。斯皮瓦克还通过对尼采的权力意志的考察引申出， 德里达的理论之所以难以摆脱尼采的阴影， 是因为它实际上是一种 “知识意志”（will to knowledge），对此，她进一步指出，“ 知识意志是难以抛弃的。当德里达认为自己仍居于形而上学之内还尚未实现其终结时，差异难道不在于他至少认识到这一点吗？要想象出解决超越尼采模式的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困难的：首先是认识到，然后又主动地将其忘却，这样便令人信服地在他的文本中提出了他自己的误读”〔7〕。 正是通过对这三者的比较研究，斯皮瓦克准确地把握了德里达的理论与他的前辈的不同之处以及特色。〔8〕
斯皮瓦克在她的长长的前言中，同时还比较研究了德里达与精神分析理论家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关系：前者显然对德里达有着影响，并对德里达建构自己的理论有着某种启迪作用；后者则与德里达有着一些分歧，对此斯皮瓦克特别强调了德里达对弗洛伊德的引证和解读。“德里达同时也从弗洛伊德那里接受了一种狭义的解释方法”，海德格尔的“破坏性”（destruction）方法与德里达的“解构性”（de —construction）方法的“一个明显区别就在于，后者的注意力放在文本的细节上，并不是放在句法上，而是放在句法中的词的形状上。德里达对弗洛伊德的梦可以把‘词’看成是‘物’这一观念颇为着迷”〔9〕。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论文字学》第二部分对分析方法的运用上，正是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对弗洛伊德理论的阅读，德里达发展了自己的以解构为特征的元批评风格，也正是基于对德里达的阅读，斯皮瓦克也形成了自己超越解构理论的元批评风格。
通过这一系列的比较和研究，斯皮瓦克较为辩证地总结道，“如果我们尊重德里达的话语的话，我们就很不容易发现他的谬误。就在他对形而上学的围篱提出质疑时，他毕竟还是被这种围篱困住了手脚，因而他的文本，也像其他所有的文本一样，就对他反复描述过的解释开放了，这样一来，他的话语又表明了什么呢？他并未能完美地运用自己的理论，因为成功的运用应当永远是推延的。延异（differance）／写作／踪迹作为一个结构不过是对尼采玩弄的知识和忘却之游戏的谨慎表述而已”〔10〕。这实际上已经点出了德里达的理论的诡辩性和游戏性特征，但这另一方面又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斯皮瓦克本人的学术研究和著述方式。
通过上述的简略分析，我们大概不难看出，斯皮瓦克的批评思想是十分复杂的，即使在她全身心地投入对德里达的解构理论的翻译阐释时，她仍然显露出自己的思想中其他观点和主义的影响之痕迹，也即贯穿于她的学术思想之始终的三个研究领域：“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解构主义。但是斯皮瓦克的著述的力量多半来自于其反复重申的表述，即这三个领域只有通过不断地关注它们的相互渗透和重新表述才能得到理解和运用。”〔11〕毫无疑问，斯皮瓦克作为一位对马克思主义有过很大兴趣并花了一番功夫进行研究的解构主义者，时时刻刻都没有忘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思想。这些思想对于她后来既运用解构的思维方式来研究“非主流话语”同时又致力于超越解构主义无疑是起着重要作用的，这自然对我们下面两节的阐述也起着某种导引的作用。
二、女权主义和女性边缘话语的鼓吹者
作为一位有着强烈的女性挑战意识的女权主义批评家，斯皮瓦克对女权主义的态度是矛盾的，她既不像肖瓦尔特那样致力于建构一种女权主义诗学，也不像法国的女权主义理论家克里斯蒂娃和西克苏那样深深地受惠于拉康式的精神分析理论。应该说，她的女权主义批评既包含了从女性本身的视角出发进行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同时也包括对女权主义理论本身的批评。一方面，她曾在七八十年代致力于北美的女权主义理论话语的建构和女性批评实践，另一方面她又对女权主义的局限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不时地提出自己的批评，这样，她就同时受到来自女权主义批评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批评和攻击。但尽管如此，她的一系列著述却表明了她作为一位有着自己的理论背景和独特论述风格的批评家的不可忽视的地位。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一事实，即除了在北美普及和推广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外，斯皮瓦克与其他解构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她的理论和阐释基点是女权主义和对女性话语的弘扬，这和她一贯从事的“非主流话语”研究并不矛盾。此外，她也并不沉溺于解构的无止境的文字游戏，而是以积极的姿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汲取意识形态批判精神。
对于斯皮瓦克的女权主义，学术界和批评界历来有着不同的看法，她的同事麦卡比在为她的论文集《在他者的世界》撰写的序中也不得不承认，“斯皮瓦克的女权主义也像她的解构批评那样，一开始是读不懂的。这主要是因为它产生于她对本质主义的拒斥与对考察和重新占有女性身体的经验的重要性的强调之结合”〔12〕。也就是说，与其他女权主义批评家（尤其是法国的学院式女权主义批评家）的不同之处在于，“斯皮瓦克对本质主义的抵制首先是解构主义式的，而非精神分析式的。女人就像其他任何术语那样只能在一系列复杂的差异中找到其意义，而在这些差异中，最重要的，也即至少是最直接的就是男人”〔13〕。众所周知，精神分析学所弘扬的是一种男性中心主义，整个世界就是建立在一个男性中心的模式之上的，女人对男性只有崇拜和依附而别无其他选择，而深受马克思主义教义熏陶的斯皮瓦克则对精神分析理论并不太以为然，她认为对广大妇女来说，最紧密相关的是马克思主义，但她的“马克思主义至少与几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是格格不入的，因为这是一种在本质上建立在第三世界经验之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因而是集中探讨帝国主义和剥削的一种马克思主义，它对生产方式的规范叙述持批判态度并认为它无甚用处”〔14〕。斯皮瓦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不以为然，认为那是基于西方社会的实践之上的，而她本人既然来自第三世界的后殖民地国家，所赖以论述的理论视角和经验就应当是第三世界的视角和经验，这一切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显然是不可能办到的，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产生于第一世界的学院式马克思主义，对于解决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并无甚用处。
基于自己的独特视角和经验，斯皮瓦克便这样为女人下了定义，“我对女人（woman）的定义十分简单：它依附于‘男人（man）’这个词，正如它在文本中用来为身居其中的文学批评机构的角落提供基础。也许你们会这样认为，把女人定义为‘男人’的附属物是一种反动的立场。难道我就不想为作为女人的我自己创造出一个独立的定义吗？但在此我必须重复我常常重复的那个我在过去十年内得出的解构的教训。任何东西的严格定义最终都是不可行的，因此假如你想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断地消解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对立，并最终表明，它是一个可以自我替代的二元对立”〔15〕。在斯皮瓦克看来，给某样东西下定义，实际上就是在树立一种相对于另一样东西的二元对立，而同时又是一位解构主义者的斯皮瓦克的使命则是消解一切形式的二元对立，尤其是男女之间的对立，这也就是她为什么会受到女权主义内部人士的批评的部分原因所在。她在为女人作了界定后接着指出，“人们可以不定地将女人的关系在这一特定的三元组合——使用，交换和剩余——中加以寓言化，他们可以指出，女人在传统的社会情景中生产的东西要比她通过自己的生存正在获得的要多，因此，她是剩余价值生产的用之不竭的源泉，她为占有她的男人而生产，或者通过男人为占有其劳动力的资本家而生产”〔16〕。这就是斯皮瓦克所描绘的女人的形象和使命，由此可见出她与其他女权主义者的分歧和差别了；但另一方面，她仍然在批判精神分析理论时建构了另一种形式的二元对立。
出于解构的立场，斯皮瓦克对传统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作了消解式的批判，但她所参照的并不是拉康式的女权主义，而是自己的理论建构。她在批判弗洛伊德主义者鼓吹的“男性性征崇拜”（penis —envy）的同时，却建构了所谓女性的“子宫崇拜”（womb—envy）这一概念，并指出，这一概念在弗洛伊德那里是根本不予考虑的，因此要对其男性中心世界进行解构就必须建构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他者的世界”，“我们可以在意识理论的生产中标明出子宫崇拜的线路：作为生殖处所的子宫的意识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那里都受到了排斥”〔17〕。而斯皮瓦克则要将这一被人忽视的现象重新发掘出来并加以弘扬。也许这就是她对女权主义批评理论的建构。
作为一位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或批评家，斯皮瓦克的挑战性和批判性从来就没有消退过，而且正是出于这种强烈的意识形态批判性和对男性中心世界的消解和挑战意识，她在许多场合都对影响过自己的两大理论体系——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她一方面对弗洛伊德主义的过分夸大男性的主宰作用不以为然，但另一方面又不满于马克思主义对妇女的自主权问题论述过于草率，照她自己的表白，“我今天对弗洛伊德的态度包含了对他的整个理论体系的广泛的批判。它不仅是对弗洛伊德的男性主义的批判，同时也是对构成性主体的各种核心家庭式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批判”；对于她曾花费了很大精力研读的马克思主义，斯皮瓦克则抱另一种相对同情的态度：“我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承认，在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两方面，存在着某种历史的对抗性。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在最好的情况下是拒不考虑妇女斗争的重要性的，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则以保护妇女斗争之重要性的恩主自居”。因此在她看来，她倒情愿从事那种工作，即“确保马克思主义或女权主义的‘基本真理’不至于与历史相隔绝”〔18〕。这种对历史意识的强调实际上也显露出她本人所受到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应该说，斯皮瓦克的这种独特的女权主义批评意识和女性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她对殖民地问题和“非主流话语”的研究，在对后者的研究中，她也从未忽视对妇女问题的考察和研究。
三、后殖民理论和第三世界批评
在当代仍很活跃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家中，赛义德以其对“东方”和“东方主义”的批判和建构为理论基石确立了其作为主要的后殖民理论家的地位；霍米·巴巴则以对帝国话语的模拟和戏仿为特征实行削弱权威话语的策略；那么人们也许要问，以其理论体系驳杂且位置不确定而著称的斯皮瓦克的不同凡响之处又在哪里呢？我认为她的理论特征恰恰就是她的立场的多变性和理论基点的不确定性：她能够不断地根据西方文化和文学批判理论发展的主流嬗变来调整自己的位置，因而她可以说是始终站在当代文化批评理论的最前沿。当六七十年代解构理论刚刚萌发出一些活力时，她就率先花了很大精力翻译了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的代表作，从而确立了自己作为解构主义在北美学术界的权威阐释者之地位；当女权主义批评于70年代后期再度掀起高潮并与马克思主义和解构主义形成北美批评界的“三足鼎立”之格局时，斯皮瓦克及时地投身其中并成为一位坚定的女权主义批评家。但这些仅仅说明她能够在纷纭复杂的批评风尚的变换中及时地把握机遇从而实现自己的“非边缘化”战略，而真正奠定她在当代文化学术界之地位的，则应当说是她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的对帝国话语的权威性进行解构性质疑和批判的尝试，这就是她从第三世界或后殖民地知识分子之独特视角出发进行的后殖民批评。这种变幻莫测的理论立场既是她的优点同时也是她的理论缺乏体系和一贯性的缺陷，为此她曾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但是她却总是利用一切机会为自己辩护。在一次访谈中，斯皮瓦克对自己的灵活立场作了如下辩解：
我并不想为后殖民地知识分子对西方模式的依赖性进行辩护：我所做的工作是要搞清楚我所属的学科的困境。我本人的位置是活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我太代码化了，女权主义则嫌我太向男性认同了，本土理论家认为我太专注西方理论。我对此倒是心神不安但却感到高兴。人们的警惕性由于她被人注意的方式而一下子提高了，但却不必为自己进行辩护。〔19〕
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她所身处的两难境遇：一方面，作为有着第三世界血统并在前殖民地受过相当长时间的教育的后殖民地或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她不得不在某些方面站在第三世界人民利益的立场说话，以显示其政见和理论的特色；另一方面，作为第一世界话语圈内的一个少有的成功者，她又必须永远保持其所居于的学术理论前沿地位，因而她唯一的选择就是不断地根据形势的发展而调整自己的立场。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斯皮瓦克看来，后殖民主义本身并不是一种反对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的批评话语，后殖民主义的批判目的在于削弱西方对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霸权。作为后殖民理论批评家，她既要摆脱西方模式的影响，又要达到非边缘化的目的，因而唯一的选择就是用西方的语言和（出自西方的）解构策略来削弱西方的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斯皮瓦克研究后殖民主义以及与其相关的后结构主义、第三世界文化的著述散见于《在他者的世界：文化政治学论集》和《在教学机器之外》这两本论文集以及北美的一些杂志上，应该承认，她的这些著述对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形成和后殖民批评在北美的崛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作为一位有着不可抹去的第三世界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的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首先关心的是第三世界的后殖民性或后殖民状态（postcoloniality）， 既然殖民地问题是当代后殖民理论家所无法回避的问题，那么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女权主义者或是解构主义者都必须正视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后殖民状态，在她看来，“确实，人们这样理解的‘后殖民性’的特殊性能有助于我们认识到，没有任何历史上（或哲学上）都颇为适当的要求能在任何空间为了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解放和压迫而被产生出来。你采取不同的立场并非是通过对历史或哲学基点的发现之方式实现的，而是通过颠覆、替代和抓住价值代码的地位之方式而实现的。这就是它想表明‘本体文化投入是可协商的’之意味。在那个意义上说来，‘后殖民性’就远非边缘性的，它倒是可以表明处于中心地带的那个不可征服的边缘：我们始终在追寻理性的帝国，因而我们对之的要求也总是缺乏适当性”〔20〕。后殖民地人民的边缘性正如东方文化的边缘性一样，是长期以来的殖民地宗主国的帝国霸权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所造成的，但即使如此，这一边缘地带也是不可征服的，它会抓住一切适当的时机进行“非边缘化”和“非领地化”的尝试，进而实现从边缘向中心的运动以便最后消解中心／边缘这一人为的二元对立。在这方面，斯皮瓦克的挑战性是其他几位后殖民批评家都难以匹敌的。
在谈到文化批判方面的后殖民理论课题时，斯皮瓦克概括道，“尤其在文化批判方面，政治上独立的事件可以自动被假设为居于殖民地与非殖民化之间的施行颠覆活动的一个未被验证的长处。正如我所一贯坚持认为的，新的民族是由产生一种从其被引证的后殖民主题之认识观念的内部老殖民地颠覆而来的有规律的逻辑：现世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族认同，资本主义的发展”〔21〕，这些都是后殖民理论家应该正视的理论课题。她还在另一场合通过对责任这个概念的消解式解释，列举了发达国家对穷国的“渗透式”支援，“我们肯定能回想起，发展是全球占主导地位的表示责任的一个名称：这里面包含的故事就是富有的民族集体听到了道德伦理方面的呼唤，因而集中起来通过向贫穷的民族提供技术和资金来帮助他们。因而也就存在了适当的随处可见的公共咨询机构”〔22〕。这里的“咨询机构”实际上就是宗主国在后殖民地国家实行渗透的代表，因此推而广之，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就不足为奇了。可以说，当代文化研究的三大课题——性别研究、区域研究和种族研究，斯皮瓦克的著述都涉及到了，而且在她的后殖民研究中，她同时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高度和解构主义的消解中心之视角出发对帝国的话语进行有力的批判和削弱，最终形成了第一世界内部的一种不和谐声音，应该说这正是她和另外几位后殖民理论家的成功之处，同时也是他／她们常常受到一些真正来自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批评的原因所在。
斯皮瓦克在出版了《在教学机器之外》这本论文集后，批评界本来期待着能够引发一些有意义的争论，但由于她的论题涉及广泛，著述风格艰涩，因而并未引起多大争论，可以说是受到了一种超常的沉默之冷遇，但有一篇发表在《疆界2》杂志上的书评倒是说出了个中的原因， “也许问题在于（这当然也是我自己在这写这篇书评时所碰到的难题）她所涉及的领域比我们大多数人都要广博：我不懂孟加拉语诗歌；我对德里达的阅读也不完整；书中的脚注所出现的名字对我来说常常是陌生的；此外她的语言也几乎留不出什么可供我们解释和错误地再现的空间”〔23〕。毫无疑问，和其他后殖民理论家一样，斯皮瓦克的理论知识背景也体现在多方面，除了她所潜心研究的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外，她还受惠于福科的“权力—知识”之概念；从德勒兹和佳塔里那里借鉴了“非领地化”的策略；并且从马克思那里提取了“价值”或“价值形式”等理论概念，经过自己的带有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的理解和基于第三世界经验的创造性转化发展成为一种居于第一世界之内部的“他者”的话语，从而对帝国的权威话语形成了有力的挑战和消解。斯皮瓦克认为，后殖民性不能与全球性的重新绘图——即把当代世界划分为南北两部分——相隔绝。后殖民地国家或民族进入了一个并非它自己创造的世界，但它却在与自身的非殖民化进行讨价还价式的谈判，当然这种谈判的结果是争取殖民地人民的更大的自主权和独立性，最终实现从边缘向中心的运动和新的中心的建立。因而由此看来，“斯皮瓦克提供了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后殖民地民族的最有力的描述，人们不得不欣赏她使用的如此有效的专业知识，尤其是她对马哈斯维塔·戴维的作品的讨论和对塞缪尔·拉什迪的《撒旦诗篇》的解读”〔24〕，这些无疑都是我们研究斯皮瓦克的后殖民批评理论的第一手资料。
斯克瓦克的后殖民研究的另一大特色在于她的积极参与“非主流（文化）研究”（subaltern studies）。 “非主流”这个概念又可译作“次要的（话语）”，来源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的著述，意指“非精英”（nonelite）或“附属的”（subordinate ）（文化或社会群体），就殖民地民族而言，它无疑是附属于殖民地宗主国的非主流社会群体。斯皮瓦克长期以来一直从事的就是诸如女权主义、解构理论和后殖民地文化等“非主流”话语研究，因此用这个术语来概括她的学术研究特征倒是十分恰当的，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所致力于的就是要使这些后殖民地非主流社群喊出自己的声音，以便削弱帝国的文化霸权和主宰地位。因为“这正是解构的最了不起的才能：对所探讨的主体进行质疑但同时又不将其打垮，并且坚持将不可能的条件转变为可能的条件”〔25〕。非主流研究群体曾提出一种变化的理论，他们以印度的沦为殖民地作为案例，认为这种变化一般是从半封建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国家，其性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而在斯皮瓦克看来，非主流群体的崛起无疑有助于重写被殖民主义者颠倒了的历史真实，“非主流研究在我看来，似乎通过至少提出这样两个任务来修正这一般的定义以及其理论化：其一是变化的机遇应当是多元化的，并且被设计为一种对抗性的而非过渡性的东西……其二则是这样的变化是以符号体系内的功能性改变为其标志的。最重要的功能性变化就是宗教的转变为军事的”〔26〕。在论到非主流的意识所面临的问题时，斯皮瓦克辩证地认识到，建立一种非主流的意识“在恢复一种意识方面无疑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因为在研究集体作为介入性的历史学家而参与的后启蒙传统之内，意识正是使得所有揭露出来的东西成为可能的那个基础”〔27〕。毫无疑问，“非主流”研究组织的尝试对于重写殖民地的历史和为传统的文学经典注入新的成份所起的重要作用在斯皮瓦克的著述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这一点无论是赞赏她的立场者还是反对她的人们都无法忽视的。
四、批判性小结
从上面几节的评述我们大概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当今的北美乃至整个西方文学和文化批评理论界中，斯皮瓦克的学术生涯是颇有代表性的，同时也自然而然是来自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批评家们兴趣的中心和争论的话题，这种现象的存在实际上正好实现了以斯皮瓦克等人为代表的有着第三世界血统和民族文化身份同时又有着第一世界的深厚文化修养和良好教育背景的后殖民批评家的这一尝试：从边缘向中心运动，通过对中心的消解而达到消除旧的中心和重建新的中心之目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后殖民理论一经被推上后现代主义大潮衰落之后的学术理论前台就立即受到了来自第一世界（前殖民地宗主国）和第三世界（后殖民地）批评家的激烈批评的原因所在。他们中有的人甚至断言，所谓后殖民主义实际上是几个印度裔学者自己“炒”出来的，它维持不了多久就会自然消退。但事情果真如此简单吗？恐怕并不尽然。至少从本文的简略描述和分析来看，对后殖民理论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围绕它的争论将结合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实际问题而进一步展开〔28〕，因而现在就武断地对之进行价值判断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单就斯皮瓦克本人的学术生涯而言，也是复杂并充满了矛盾的：正如有人概括的那样，“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她的知识生涯是依循着一条复杂的知识轨迹而发展的……这条轨迹为斯皮瓦克挣得了一批相对驳杂和众多的国际读者”〔29〕。可以预见，目前仍年富力强并很活跃的斯皮瓦克女士还会在今后的学术研究和理论争鸣中有所建树，有鉴于此，本文的论述只是一种初步的探索。
注释：
〔1 〕多娜·兰德理和杰拉尔德·麦克林编：《斯皮瓦克读本》（The Spivak Reader），纽约和伦敦：路特利支出版社，1996年版， “导言”第3页。
〔2〕〔3〕〔4〕〔5〕〔6〕〔7〕〔9〕〔10 〕斯皮瓦克：“译者前言”，第13、16、17、24、33、38、45、45页，参见德里达，《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斯皮瓦克英译， 巴尔的摩和伦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
〔8〕关于德里达与海德格尔的比较研究， 参见斯皮瓦克发表于1994年的一篇长文，《责任》（Responsibility），载《疆界2》 （boundary2），第21卷第3期（1994），第19—64页。在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还具体探讨了孟加拉民族的后殖民状态以及其所受到的发达国家的制约。
〔11〕〔12〕〔13〕〔14〕〔15〕〔16〕〔17〕〔18〕参见考林·麦卡比（Colin MacCabe）的前言，第9、13、13、14、77、79、80、82—83页，载斯皮瓦克，《在他者的世界：文化政治学论集》（In OtherWorlds: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纽约和伦敦：路特利支出版社，1988年版。
〔19〕参见斯皮瓦克，《后殖民批评家：访谈录， 策略》（ The Post—Colonial Critic:Interviews,Strategies,Dialogues）.萨拉·哈拉希姆编，第69—70页，纽约和伦敦：路特利支出版社，1990年版。
〔20〕〔21〕参见斯皮瓦克，《在教学机器之外》（Outside inthe Teaching Machine），纽约和伦敦：路特利支出版社，1993年版，第63—64、48页。
〔22〕参见斯皮瓦克，《责任》，载《疆界2》，第21卷第3期（1994），第52页。
〔23〕〔24〕参见让弗朗科，《评〈在教学机器之外〉》（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载《疆界2》，（boundary2），第23卷第1期（1996），第177、182页。
〔25〕〔26〕〔27〕〔29〕参见《斯皮瓦克读本》，第210、205、211、3页。
〔28〕关于后殖民理论与中国文化的“非殖民化”问题，参阅拙作《后殖民理论批判：兼论中国文化的“非殖民化”》，载《文艺研究》1997年第3期，第4—15页。关于后殖民理论与后现代性及其在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批评性反应，笔者有幸应邀在第15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莱顿，1997）上主持了关于这方面的研讨会，一些新的理论话题和观点进一步引发了出来。对此，笔者将另文专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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