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丽红[1]2004年在《保险业发展的网络化趋势研究》文中提出21世纪的今天，新信息技术尤其互联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使技术逐渐从人们生活的边缘和企业的边缘过渡到核心。根植于信息技术的网络，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范式，它重构着我们的社会，形成了网络社会这种新型的社会结构形态。网络社会网络的扩散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保险业网络化发展，既有缘自网络技术的特性和网络化逻辑扩张的外因，也有由于保险经营中的大数定律和损失分布原理，客观上要求保险企业在地域与空间上尽可能地分散风险的内因。保险业网络化发展的历史虽很短暂，但已经取得了可喜的经验。因此，实现网络化发展对保险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网络化促进了保险业的蓬勃发展，使保险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但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新的问题的发生。 解决目前制约保险业网络化发展的问题，从宏观角度和微观层面上综合考虑，本文认为主要应采取以下对策：1、完善保险业网络化发展的外部环境；2、实现保险企业的管理创新；3、循序渐进地建设网上保险虚拟营业厅。 互联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和高层应用的开发正向纵深发展，全球迈向网络化的步伐正在加快，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相应地，社会网络化的不断深化也将推进保险业网络化的不断发展，使保险业向着高效化服务的方向顺利发展。
刘钊[2]2012年在《保险信息化的动力、条件及其影响探析》文中研究指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们已经认识到科技进步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不断的增强。新时期信息技术作为科学技术的代表正在不断的使技术从人们生活的边缘和企业的边缘过渡到核心。信息化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范式,他重新塑造着社会的结构形态,信息社会已经到来。保险是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经济形式和风险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当前由于信息技术的应用使我国保险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我国保险业取得了重大发展,但同时也导致出现了很多新问题。鉴于此,本论文以《保险信息化的动力、条件及其影响探析》为题重点研究在信息技术的发展下我国保险业的现状。首先,本文在阅读和研究了大量的文献之后,从经济学的角度阐述了保险信息化的内涵、保险信息化的本质以及信息技术在我国保险业中的应用及表现,本文重点阐述了我国保险信息化从产生到发展的历史进程。其次,本文认为保险信息化是信息技术在保险业的应用,可以理解为是信息技术的扩散,是信息技术发展的一个阶段。因此,本文分别从技术与社会互动原理的角度阐述了保险信息化发展的动力,以及从社会的角度阐述了保险信息化发展的条件。最后,本文研究了由于信息技术的应用对我国保险业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由于信息技术在保险业的应用,扩大了我国保险业的市场份额、提高了参保效率以及实现了保险产品和保险服务的创新。但同时信息技术的应用使我国保险业也产生了很多负面问题：交易安全问题、监管问题以及信用体系问题等。对于信息技术对保险业产生的负面影响,本文重点阐述了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我国保险业要想取得又快有好的发展必须要实现保险企业的创新,而如何促进我国保险信息化发展的对策是本论文的重点。
朱子明[3]2015年在《长叁角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的空间结构与产业功能演变研究》文中指出全球化与信息化是当今世界重要的时代特征,随着国际贸易的全球兴起与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不同人口规模与经济总量的大、中、小城市之间发生着包括经济、文化、贸易、政治等在内的密切联系。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作为城市群地理格局演变中的新现象,首先出现在当今世界高度发达的城市化地区(西欧北美大都市区)并对世界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带来巨大改变。未来随着全球化、国际资本与产业转移进程的加快,长叁角地区将形成以上海为全球城市的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对国内外的经济、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上述的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的时代特征和背景,本文研究从国内外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梳理与总结入手,采用梳理相关理论→提出分析框架→确定研究范围与数据采集→实证研究→结论的研究思路,以我国城市群发育成熟的长叁角地区为例,探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我国城市体系空间结构演变的特征和机制、产业功能演变的特征和机制,为其他城市体系的研究提供借鉴。论文主要探讨两个核心主题：一、长叁角地区经过几十年发展,其空间结构和产业功能演变状况如何?空间内部的区域经济差异以及功能区之间的差异是如何演变,是否与国外大都市区朝着多中心、网络化、生产性服务业高级化的演变趋势相似?二、长叁角空间结构和产业功能演变的集聚扩散过程,从单一城市到次级城市群再到网络化的空间结构,以及从城市体系的基础功能从制造业功能到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功能的转向,是否具有“核心——边缘”结构理论所能解释的集聚扩散效应,如何用集聚扩散效应解释长叁角空间结构和产业功能演变的现象?全文分为七章对上述核心主题展开详细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前叁章为绪论、研究进展综述、理论归纳与梳理,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与分析框架,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对长叁角空间结构演变和产业功能演变进行集聚扩散分析,第六章对长叁角空间结构和产业功能优化给出对策建议,第七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得出主要结论,提出创新点并指出不足之处。第一章为绪论,阐述论文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目标、基本概念,研究方法与思路,在基本概念里区别分析城市群、大都市区等概念,并在此基础上界定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概念,明确空间结构与产业功能演变的主要研究对象。第二章为理论基础与研究进展。论文以中心地理论、核心——边缘理论、区域一体化理论和全球城市理论四大理论为基础对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演变过程进行理论回顾。本章从当前国内外研究的前沿视角对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相关研究展开综述,并重点综述前人对长叁角地区的研究。第叁章是空间结构、产业功能演变特征与机制分析。通过对空间结构演变的特征机制与产业功能演变的特征机制理论分析,提出空间结构演变的多中心化、网络化以及空间尺度效应等特征,以及产业功能演变的空间形态特征和产业功能分工联系与类型特征,并研究集聚扩散机制效应对空间结构与产业功能演变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论文研究的理论假设并构建起长叁角实证研究的分析框架。第四章为长叁角空间结构演变与集聚扩散分析。首先将长叁角区域的研究范围界定为两省一市,并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和宏观经济指标从经济空间结构以及网络空间结构两方面对长叁角空间结构演变进行实证分析,得出长叁角空间结构演变具有“多中心化”、“网络化”等演变趋势。第五章在第四章空间结构演变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对长叁角产业功能演变的集聚扩散趋势研究,从产业视角出发(宏观经济指标基础层面上的制造业和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研究长叁角演变过程中的集聚扩散现象,包括纺织业功能区与汽车制造业功能区的案例分析。本章研究证实了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的制造业功能扩散以及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功能高度集聚的演变特征。第六章、第七章分别为对策与结论,主要对长叁角区域今后发展提出对策建议,并对全文进行归纳总结,提炼出主要结论和创新点。本文在前半部分的理论研究章节具有以下特点：①国外研究进展综述融合社会学现代思潮的因素,如“流”,“网络”；而国内研究则注重宏观经济指标、产业结构等角度,体现了国内外研究的思路差异。②对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理论基础的梳理遵循城市发展认识论的过程,即城市从等级到网络的过程,从相对孤立的中心地到全球贸易的全球城市。③在概述“城市群”、“大都市区”等城市体系的基础上对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进行内涵界定,着重强调其人口与经济规模的超大能级与多中心性。④对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的空间结构与产业功能演变突出动态性、持续性、阶段性特征,如单中心向多中心空间结构演变、集聚与扩散推动产业功能演变等。本文在后半部分的实证研究章节具有以下特点：①对长叁角研究对象的选取遵循两省一市完整的行政区划,但在经济空间结构中对南京次级城市群的研究又包含安徽个别城市在内,总体上以行政区划为主,特殊情况下考虑经济腹地。②从网络空间结构角度对长叁角城市的交通网络空间结构和企业网络空间结构展开研究并分析其网络化特征,深入研究微观企业区位选择与空间联系。③在长叁角产业功能演变研究中先实证分析功能性多中心和制造业功能区,再分析以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为主要代表的六大产业功能演变,将城市功能区作为产业功能演变的主要空间载体并对其进行研究。④采用多种实证方法,包括数据比较法、GIS空间相关分析与GIS确定性插值分析模型以及网络化社会统计方法。全文研究得出几点结论：①区域实证：长叁角存在差异化的集聚与扩散效应,并形成不同层次的多中心,包括：内容差异、阶段性差异、核心——边缘理论角度的“核心区”差异；②区域实证：长叁角存在空间结构网络化趋势,包括：交通网络空间结构,企业网络空间结构方面。③区域实证：长叁角形成产业功能分工与城市功能区,通过产业功能分工,长叁角形成功能性多中心；以及制造业分工与转移、产业转移粘性、制造业的产业同构；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城市功能分工等演变趋势。④演变逻辑：空间结构演变过程导致多中心化。⑤演变逻辑：多中心的重要意义在于功能而非形态。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创新尝试：①视角创新,本文研究试图从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的视角展开对长叁角地区的实证研究,与以往长叁角地区研究者比，相对具有二定的创新性。②研究内容创新,对长叁角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微观企业网络联系研究，是属于地理学研究的创新性内容，对次级城市群演变研究也相对具有二定的创新性。③跨学科创新,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社会学等跨学科角度,例如：企业网络研究方面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具有相对的一般创新性。
王虹[4]2005年在《中国保险产业组织研究》文中指出保险产业的研究可以有多个视角。选择从产业组织角度研究中国的保险产业问题,目的在于区别于宏观和微观的分析视角,对特定环境下中国保险产业的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探寻解决产业发展矛盾的有效途径。 在影响保险产业组织的诸多经济因素中,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值得格外关注。一方面,金融混业经营是一个现实的、国际化的金融问题;另一方面它所呈现出的必然性和渐进性的趋势将对保险产业的发展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表现为保险企业在适应性进化机制作用下产生的自组织行为将推动保险产业组织向更加高级、有序的状态跃进,形成了保险产业组织变迁的动力。在这一过程中,网路组织将成为一种有效的变迁模式,而和谐发展的有效竞争状态将是保险产业组织变迁的目标。 市场结构、自组织行为和市场绩效的分析全面、系统地揭示出中国保险产业组织的发展状况:(1)保险市场供给与需求的二元性特征以及寡头分层垄断的市场结构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保险企业的自组织行为具有网络化和金融共生性两大特征,它有利于保险产业组织的调整;(3)保险产业组织的市场绩效总体水平低下,与经典的共谋假说与效率结构假说不相符合。 至此,可以勾勒出中国保险产业组织的发展现状与产业组织变迁目标之间的一组矛盾。有效解决这一组矛盾的关键在于调整目前的产业组织政策,引导保险产业组织的有效竞争与和谐发展。
蒋怡[5]2001年在《我国网络保险的现状及发展策略》文中认为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处理与传递已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在互联网走向商业化的短短10年间，它以几何级数的增长速度，掀起了一次全球范围内的网络化浪潮。这次浪潮来势之猛、影响之深远、范围之广，已超过了任何一次技术革命。网络经济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生产力和潜在市场，也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电子商务。电子商务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迅速改变着过去工业经济下的商务模式，并向传统产业提出了全面的挑战。而被戏称为“金融业最后的沉睡者"的保险业，也迅速地从沉睡中觉醒起来，开始寻求网络经济下的发展出路，于是一种崭新的保险经营模式——网络保险应运而生了。在美国和欧洲保险市场上，网络化的步伐正在不断加快，各类保险机构的竞争实力随着电子商务的开展有了显着地提高。而在我国，网络保险正初露端倪。2000年，中国保险业在电子商务领域有了突破性进展，大型公共保险网站和保险公司全国网站相继诞生，一时间激起了一个保险业网络化的高潮。面临保险业日趋激烈的国内外竞争，尤其是在中国即将加入WTO这一重要历史时刻，如何应对电子商务对我国保险业的挑战就不可避免地摆在了我们面前。那么，中国保险业有无实施网络化的可行性？如果有，目前尚有哪些制约因素？具体应该采取何种战略和模式？当前应该重点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这些都成了我国保险业必须回答的问题。由于网络保险是电子商务与保险融合而成的一种全新商业模式和经营理念，目前我国保险学术界对其研究还甚少, 而单纯电子商务的一般性分析又无法解决保险特殊性上的大量问题。因此，对网络保险这一交叉领域的研究就成了我国保险研究中的一项具有重要理论探讨意义和实现价值的课题。这一问题的解决从微观角度看将为保险公司提供网络化策略与手段的有利支持；从宏观角度讲，将指导我国保险业的网络化发展，同时也为政府提供制定相关保险政策
石富覃[6]2013年在《中国保险业社会治理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保险业公共事务管理问题。由于保险业具有公共性、准公共性和社会公益性,因此,保险业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供给是一个公共治理问题。全球金融危机表明,传统金融保险业公共事务管理模式存在一定的治理低效和治理危机,保险业公共事务管理理论和模式亟待重构。重构基于以下环境分析：第一,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带来当代社会治道的变革和治理结构的变化,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将部分被公共治理模式所取代。第二,中国正处于转型期社会和转型期市场经济的“双转型阶段”,公共事务管理需要社会治理的参与,解决“社会公域”的治理问题。第叁,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趋势不可逆转,金融风险的传递明显加快,需要构建与国际接轨的治理体系,引入社会性治理机制和模式。公共治理理论是顺应后金融危机时代公共事务管理环境变迁的一种新理论、新模式。研究认为,社会性治理作为公共治理的重要机制,是公共治理理论和模式的核心意涵。社会性治理机制作为日益上升的第叁方力量,能够突破传统的公共行政范式,有助于克服政府治理与市场治理机制的“双失灵”问题,解决日益凸现的政府管理危机,提高保险治理效能。论文分析了社会性治理的机制、要素和工具,提出了保险业社会治理的善治目标和基本原则。立足保险业公共事务管理的现状和问题,分析了保险业社会治理的主要国际趋势,进而对中国保险业社会治理的运行模式、机制嵌入、功能协同、体制优化、管制改革等重点问题作了具体研究。保险业社会性治理机制具有特定的内在运作机理。具体可以从组织和个体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一是个体的可信承诺机制,包括：信用机制、道德伦理机制、激励机制、利益贴现机制等；二是组织运行机制,包括：公共参与机制,组织合作机制,公共激励机制,公共裁决与监督机制等。保险业公共治理体系中各个社会性治理机制之间是平等的互补、相容、合作的关系,治理机制的功能协同可以形成协同治理优势。实现“保险善治”目标,需要对各种政府性、市场性和社会性治理机制进行功能协同和整合,实施“整体性治理”。保险业社会性治理机制的协同运行,关键是政府进行治理体制的顶层设计,推进公共治理体制变革,并在其中发挥重要的“元治理”作用。保险业社会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构建宏观与微观模式相结合的“多元治理模式”。一是从宏观上构建由政府、市场、社会、全球等4个基本公共治理机制共同参与的“宏观性多元治理模式”；二是从微观上构建一个由社会组织、行业组织、公民自组织、民众、公民运动等多层次社会性治理主体构成的“微观性多元治理模式”。保险业多元治理模式是一个多元参与、开放包容、合作协同的“网络化治理结构”,这一模式的构建,需要将社会性治理机制有机嵌入治理结构,并从制度与机制上构建4大支持系统,分别是：组织支持系统、内容支持系统、网络支持系统和法制支持系统。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制度性建构,论文还研究了保险业社会治理的制度规范和法律规制问题,提出法治化是保险业社会治理的必然趋向。在考察英、美、德等国的保险法治化演进规律和法律规制模式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保险法治化演进的主要趋向。并且针对我国保险法治化现状和目标,提出保险业治理法治化的要义及实现途径。本论文关于保险业社会治理问题所作的研究,对于拓展保险业公共事务管理理论视野,推进保险业公共事务管理变革,促进保险业走出金融危机,有效治理“保险乱象”,形成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从而实现“保险善治”具有现实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谭雍盛[7]2014年在《我国网络保险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网络保险是指保险公司或中介机构通过互联网为客户提供产品及服务信息,实现保险业务的部分或全部流程的网络化,利用信息技术开发针对用户特征的定制化产品,并基于互联网平台开展专属网络保险产品的经营活动。本文运用长尾理论和平台经济理论对网络保险的特征进行研究,指出网络保险的优势及劣势,并交代了网络保险消费者的特征。结合到我国网络保险发展的环境、现状及发展前景等,分析我国网络保险发展的商业模式,选取几个典型案例进行详细分析,包括以保险网销页面及产品的对比、专属网络保险产品的研究、众安财险和国华人寿的发展模式以及移动互联网业务的发展。目前我国网络保险发展存在着法律法规较为滞后、异地销售未明确、严格监管的尺度、信用体系的落后、网络安全现状堪忧以及公众认知度不高等外部环境问题；以及产品创新不足、全流程模式尚未建立、条款晦涩难懂及营销方式落后等保险公司内部建设问题。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网络保险市场较为发达,原因在于有明确的定位、重视网站建设、灵活费率厘定、重视非官网渠道和开发新产品,这些经验都值得我国借鉴。结合到我国网络保险发展的实际情况,建议我国保险业应从创新技术应用、加快产品创新、转变营销理念、推进信息服务平台和信用体系的建设、加强网络安全建设以及监管部门积极修订法规法规等方面来促进和完善我国网络保险的发展。
米全喜[8]2006年在《网络保险发展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在金融领域出现了网络保险。网络保险具有很多传统营销方式所不具备的优势,因此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由于保险产品的复杂性,保险的网络化程度目前还不高,但在近年来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表现出巨大潜力。本文以网络保险为对象,按照以下基本思路开展研究:第一章着重从理论上探讨了网络保险的基本概念、特征和运行方式,并比较和分析了网络保险相对于传统保险在经营方式上的优势。第二章重点从实证上比较了网络保险在国内、外的发展现状,以及我国网络保险现存的差距,同时也分析了保险行业的网络化程度落后于银行、证券等其他金融行业的原因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旨在为我国网络保险的进一步发展找出方向。第叁章在联系我国保险业发展实际,全面讨论了我国发展网络保险的必要性,深入探讨了制约我国网络保险发展的技术和非技术问题。最后,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王玉玲[9]2017年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文中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逐渐步入后工业化社会,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成为这些国家产业发展的主要趋势。经济转型突出体现在:一方面服务业中以满足中间需求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崛起,且对制造业转型以及其他产业发展的战略支持和驱动作用愈加凸显;另一方面制造业服务化和智能化趋势增强,在制造业产品价值构成中生产性服务所创造的价值占比持续提高,经济服务化趋势明显。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服务经济或"去工业化"过快的国家发出了警告——即缺乏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支撑,服务经济过快发展所形成的经济体系往往是不稳定的或脆弱的。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或"重振制造业"等发展战略。在中国产业结构演变中,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起步较晚、整体发展水平不高,特别是知识、信息和人力资本密集的高端生产性服务部门发展严重不足,且其服务质量、服务效率偏低,这严重制约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以及其他部门发展的战略支撑和驱动作用的发挥。同时,受传统发展观念的影响,制造业部门的发展方式仍存在较强的路径依赖,制造业的需求结构和需求层次不利于拉动以满足中间需求为主的生产性服务部门发展。鉴于中国产业发展面临的困境,本文认为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在深化改革的基础上推动和实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形成融合发展的新局面,让生产性服务特别是高端生产性服务部门成为驱动制造业转型的"发动机和推进器";同时引导和促使制造业部门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让制造业部门将那些自身提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环节和服务部门由"内部化"转向"外部化",从而为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化、专业化和产业化发展开拓出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借助规范分析、实证分析以及比较分析等方法,本文结合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和经验数据,深入剖析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内生动因、影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需求和供给层面因素及其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的内在机理和实现路径。在理论和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探究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不高、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层次较低的深层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对发达国家产业发展以及典型企业转型发展所积淀的国际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以便为提高我国产业互动和融合发展水平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理论和经验研究得到的结论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从理论层面的分析来看,作为制造业重要中间投入的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产品质量和生产组织效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因为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可以将更多的知识、信息和人力资本融入到制造业产品生产的全过程,从而降低企业的内置成本,提高企业的生产组织效率和市场交易效率。同时,生产性服务分工越细化、种类越多、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越高,越有利于增强制造业企业产出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提高制造业企业的差别定价能力和获利能力,从而促进制造业升级。但通过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经验分析却发现由于受市场规模、专业化水平以及发展层次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率的提升作用不甚明显,还不足以发挥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心脏和翅膀"作用。(2)通过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特征事实分析,发现长期以来"重生产、轻服务"的认识偏见致使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的管理观念和方法的延续亦严重抑制了制造业企业以及其他部门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另外,虽然制造业发展迅速,但长期以来粗放式的制造业发展模式导致产能过剩、原始创新能力不高,资源能源高消耗、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正在倒逼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发展。要改变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困境,一个现实路径就是清除二者联动发展的诸多有形或无形的障碍和壁垒,搭建必要的"平台"来促进二者的互动和融合发展。(3)理论分析表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融合是产业发展重要趋势,而国际经验也显示发达国家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融合程度愈加深化和拓展。但通过对1997年以来中国投入产出表分析,发现中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和融合程度虽然有所提高,但是通过对体现产业互动和融合的相关指标计算,发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还没有形成显着的互动关系,二者非均衡融合程度依然较高,虽然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依赖程度比较高,但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的依赖度却较低,二者融合发展趋势还不明显。结合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教训以及中国大国经济特征来看,我们一方面要不断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逐步优化生产性服务业的结构,以便为制造业的转型发展注入更多的知识、信息和创新元素,推动制造业产品结构和品质升级,在适应市场需求结构和层次变动的同时创造出更多的新需求;另一方面还要积极鼓励和推动制造业转变发展方式,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开拓出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在市场秩序和产业发展环境不断优化的条件下,借助合理的激励机制诱导市场主体在追逐利润中推动和实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和融合,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所在。
周立生[10]2011年在《中国寿险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不同的角度或用不同的指标来衡量,中国寿险行业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我们不仅关注发展的速度,还要关注发展的质量和效率问题,更关注驱动寿险业发展的具体因素,以及不同因素所起作用的差异。基于此,本文选择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作为评价中国寿险业发展的理论工具。本文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不仅对整个寿险行业十分重要,对不同股东和资本背景、不同类型和不同发展阶段的人身险公司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是解释要素贡献的重要经济增长率理论,它应用于行业或部门的增长分析十分普遍,而应用于人寿保险等服务行业的难点在于产出的计量问题。本文采用增加值方法对寿险行业的产出进行计量,并运用随机前沿法和DEA-Malmquist指数作为数量工具,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增长进行分解,剖析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变化的具体特征和推动因素。本文通过规范分析认为,寿险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反映了寿险行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提升。中国寿险行业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因素是组织的创新、生产的创新和经营的专业化；而技术效率的提升主要表现在核心业务系统的开发和引进、信息处理的集中化、基础建设的网络化、运行维护的规范化和销售服务的信息化等方面。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中国寿险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增长的主要特征如下：第一,近十年来,除个别年份以外,中国寿险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持续增长的趋势：第二,中国寿险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是中资寿险公司,外资寿险公司、养老金公司和健康险公司没有表现出显着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第叁,中资寿险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组织创新、生产创新和专业化带来的技术进步,此外,快速的信息化对中资寿险公司技术效率的提升效果显着；第四,外资寿险公司生产率增长不显着的原因是体制性约束对技术进步形成障碍,但其受惠于外资股东,技术效率有明显的提升；第五,养老金公司和健康险公司仍处在起步阶段,生产率在边界内部缓慢提升；最后,对于处在发展初级阶段的中国寿险业,规模经济仍然很弱,发展仍是行业的第一要务。鉴于规范和实证分析的结论,本文认为中国寿险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发展问题。在发展中不断提升经营能力从而促进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寿险业的现实选择。从空间的角度,首先是国家应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观高度看待人寿保险行业的发展问题,让其充分发挥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的综合功能,成为社会和谐的稳定器；其次,在中观层面,政府适当的税收政策支持不仅有利于寿险行业的发展,未来将会在整体上减轻政府的社会保障负担；在微观层面,人身险公司应主动调整业务和产品结构来提升增长质量。从时间的角度,长期来看,需要对消费者加强风险和保险知识的普及与教育,扩大保险的渗透率；在中期,完善市场结构,提高竞争水平可以促使人身险公司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从而提升生产率；短期则可以通过扩大开放范围,引入高质量的竞争主体来改善和提升行业的生产率水平。从方法论的角度,中资寿险公司、外资寿险公司、养老金公司和健康险公司应根据自身的特点和面临的问题,寻求差异化的发展道路,中资寿险可以加大对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改善生产条件；外资寿险公司应进行组织创新,尽快突破体制的束缚；养老金和健康险公司则应着眼于产品和服务创新,加快发展；对于整个寿险行业,对知识和技术的投入是走上持续健康发展道路面临的共同选择。论文包括八个部分,由导论和七个章节构成,主要内容如下：导论主要是介绍本论文研究的背景与意义,对研究的范围与概念进行了界定,确定了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也提出了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和设想。第一章全要素生产率及增长的相关理论,主要是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增长的理论基础进行溯源。全要素生产率及增长是新古典理论框架下的产物,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关于技术进步的思想也有助于理解和解释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第二章文献研究与综述,主要回顾了全要素生产率及增长理论产生、发展的脉络,以及该理论应用于不同研究领域尤其是保险行业的研究方法及其结论。这些研究成果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基础和营养。第叁章确定了本文实证分析的基础框架结构。包括研究方法、全要素生产率及增长的度量、投入产出变量的选定、价格影响因素的处理等,以及采用的评估方法,包括随机前沿法、DEA—Malmquist指数方法等。第四章是中国寿险业投入产出状况的分析,包括产业特征和投入产出过程、行业投入要素和产出的发展变化情况、投入要素的生产率变化等。第五章是关于中国寿险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增长的规范分析,主要是从定性角度,分析推动中国寿险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是产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提升的主要动力。第六章为实证结果及分析,包括寿险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的具体结果,并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及增长的具体构成要素,同时对整个寿险行业、不同竞争主体全要素生产率及增长的情况进行分析,总结近十年来行业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特征。第七章为政策建议,根据本文的分析,尤其是根据定性和定量分析的结果,分别从空间上、时间上和方法上提出中国寿险行业发展和生产率提升的对策、方法等具体建议。本文主要有以下创新：1.本文系统研究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阐释了中国寿险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和特点,也分析、解释了不同要素在寿险业生产率发展变化中的作用,并揭示了其发展变化的特征和原因。2.本文的分析框架最大限度地吸收了国内外同类研究成果,但又适当地进行了扬弃。例如,本文同时用随机前沿法和数据包络分析-Malmquist指数法两种方法对相同的样本对象进行分析,避免了用一种方法带来的系统性偏差和风险。3.本文除对中国寿险业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及增长进行系统分析外,还对主要竞争主体的生产率及其变化进行了比较研究。样本的选择最大限度的考虑了在中国经营人身险业务的主要公司,这样既能反映整个寿险业发展的全貌,又能对主要的人身险公司进行基于面板数据的横向和纵向多维度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可以避免因样本和数据问题造成的分析偏差。4.本文结合研究成果和分析结论提出了推动行业发展的有针对性的建议。建议基于寿险行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宏观背景,所提建议既针对行业的总体发展,也明示不同类型的竞争主体发展问题,既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论文仍有不足之处需要关注和改进：1.本文包含实证和定量分析,对数据依赖性很强,而行业数据资料取得存在一定困难,某些投入和产出变量精确程度并不理想,若能以更为精确的数据进行生产率评估,研究结果可能更具说服性和现实参考价值,也更能反映寿险行业和不同主体的经营状况。同样是取材困难的原因,一些数据的质量不高,只有采取其他来源的数据加以调整。例如在保险年鉴中所披露的劳动力投入信息,在口径前后缺乏持续性,与行业交流的数据有一定的偏差。在研究中,本文只能采用公开渠道或公开披露的信息,无法用其他途径获取更可靠的数据来加以调整,这可能会影响数据质量乃至实证结果。2.本文对会计准则的变化对投入和产出变量的影响没有剔除。2008年前后,保险行业陆续使用新会计准则,新会计准则在收入确认与计量(保费收入和投资类收益)及责任准备金的计提方面均有重大变化,尽管这些变化的影响之间部分是可以抵消的,但每个因素的变化及其影响,受公开信息披露的制约本文没有加以区分,也可能会影响实证结论。
参考文献：
[1]. 保险业发展的网络化趋势研究[D]. 韦丽红. 广西大学. 2004
[2]. 保险信息化的动力、条件及其影响探析[D]. 刘钊. 东北大学. 2012
[3]. 长叁角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的空间结构与产业功能演变研究[D]. 朱子明. 华东师范大学. 2015
[4]. 中国保险产业组织研究[D]. 王虹. 河海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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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保险业社会治理问题研究[D]. 石富覃. 兰州大学. 2013
[7]. 我国网络保险发展研究[D]. 谭雍盛. 广西大学. 2014
[8]. 网络保险发展研究[D]. 米全喜. 吉林大学. 2006
[9].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D]. 王玉玲.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
[10]. 中国寿险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研究[D]. 周立生. 西南财经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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