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满族入关前的文化发展对满族作家文学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满族论文,文化发展论文,入关论文,作家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满族作家文学在清代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作家人数、作品数量之多，文学水平之高，足以令人惊叹。尤其让人重视的是，清代满族作家文学虽然与清代文学的兴衰相始终，但是它始终没有混同于清代的汉族文学，它的发展自有一种轨迹，它的内涵自有一种倾向，它的风格自有一种特色。那么，受到汉族作家文学启发，吸取汉族作家文学营养，并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满族作家文学，何以能够具有如此鲜明的个性呢？这就要从满族作家文学产生发展的历史条件中去找原因了。
所谓作家文学产生发展的历史条件，是一个涵义广泛的概念。作为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来说，它与清代作家文学的发展进程和发展环境有相同的一面，但是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学，它又有着自己特定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这个特定的环境和条件，就成为促进和制约这个民族的文学发展方式的基本要素，也成为使这个民族的文学具有自身的特点，从而成为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学的主要根据。因此，这里所说的影响，主要是指制约满族作家文学发展进程和发展方向，从而使它具有民族特色的满族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传统因素。
总体看来，满族作家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得到了汉族作家文学的哺育和提示，这是不言而喻的，仅从满族作家文学采用汉文并以汉族作家文学形式进行创作这一点就足可以证明。然而满族作家文学却不是对汉族作家文学的刻意摹仿，满族作家在题材的选择和感情的抒发上，与汉族作家有明显的区别。边是因为满族作家文学不像汉族作家文学那样，主要是在汉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产生发展的，而是受到了汉族传统文化和满族传统文化双重因素的影响，这样满族作家文学的产生发展也就更具有了复杂性。
清代满族作家文学的产生不是突然的，是满族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经过了长期的准备阶段，尤其是经过了对汉族文化的认识阶段。如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以后，随着政治、军事的发展，吸收了大量汉人加入到八旗中去，汉人加入的本身就开始了汉族文化的传播。而努尔哈赤此时只注意对汉族典章制度、军事思想方面的吸取，对汉族知识分子以及儒家思想并不重视，他的重要思想是加强刚刚形成的民族内部统一，不过汉族文化的渗透已经不可避免地开始了。而与此同时，随着女真各部的逐渐被征服，政治和军事上的逐步成功，以及民族风俗的逐步强化和老满文的创制，满族的文化传统得到了发扬。到了皇太极时期，对汉族文化的吸取已经从更高更广的方面展开，他尊崇儒家，建立文庙，改革政治，重视生产，实行科举，无不与汉族文化的影响有关。在这个阶段满族的文人阶层开始形成，而他对于中国诗歌的经典——《诗经》的重视，更刺激了满族文人对文学的渴求。在满族没有自己作家文学的情况下，借用汉族作家文学的形式也就成为文学发展的必然。然而皇太极对满、汉文化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的中心思想是在吸取汉族文化的过程中强化和发展本民族文化。他开展满族教育，坚持满族风俗，提倡满语骑谢，严格满、汉之别，以增强满族的自觉意识。皇太极的这种民族思想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入关后清代历朝统治者产生了重大影响，一直被作为“家法”保存下来。这种自上而下的引导和蕴藏在整个民族中的悠久的民族传统思想和文化，成为满族作家文学赖以保持民族传统和民族特色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满族作家在迅速掌握了汉族作家文学的形式之后，并没有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完全融入汉族的传统思想和观念中去，他们在文学作品的内容与感情的描写抒发上，走出了另外一条道路。他们从满族整体利益和满族传统观念出发进行创作，刻画出满人的喜怒哀乐，描写出满人的经历与感触，表现出满人的处世态度和思维方式，从而从整体上反映出满族作家文学同汉族作家文学的差别。满族作家文学的这些特点，在他们创作的诗、词、文、赋、小说等文学形式的作品中都有所表现。目前，小说《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中满族文化的蕴涵和满族意识的显现，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意。尤其是从满族文化的角度剖析和欣赏《红楼梦》，还是近些年的事情，这种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出现，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满族作家文学不仅切实地存在，而且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满族作家文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取得的成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另一个民族的文化完美结合的例证。这种成功与吸取汉族文化有关，也与整个清代满族坚持本民族文化传统有关，只不过在吸取的过程中，坚持的意义更为重要罢了。
满族作家文学的产生，在外因上主要是汉族文化和文学的直接影响。而使它具有民族文化的特点，则主要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因在起作用。汉族文化和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故此文主要从清初满族不同时期历史文化发展的角度，来阐述它产生、发展的过程和条件，这也许会对满族作家文学的进一步认识起到一定作用。
努尔哈赤时期的情况
努尔哈赤时期是满族形成和崛起的前期。这一时期为满族最终形成和为满族作家文学的出现创造了种种条件。
我们知道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其中包括文学是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那么努尔哈赤时期以前的经济基础是什么样的呢？总的看来是处于部落分散的奴隶制时期，既不是民族单一化，也没有统一的领袖。在元代他们还“无市井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元史》卷91，页2309），到了明代才分为建州、海西、东海三大部分，逐渐定居下来。除了以农业为主外，也有了简单的手工业以及狩猎和采集。此时，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低下，使其经济基础非常薄弱，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文化发展水平不会很高。在这个阶段中，他们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由于主要以部落形式存在，很少有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交往，创制文字的想法并不强烈，在现实中的用途也不显得那么急迫，必要时多以汉文或蒙文代替。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的文学仅仅是民间的口头文学。
随着农业的发展，经济开始发展起来，各部间的经济联系也开始增强，并出现了一些实力较强的部落，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各部间开始了兼并争战，出现了以征服为手段的力求统一的局势。由于各大部的经济、军事力量相差并不悬殊，加上明朝廷的干预，在很长的时期内统一的局面并没有形成。
在这种形势下，建州部的努尔哈赤趁势起兵，开始了统一东北各部的战争。他初被明朝廷封为都督佥事，后晋封为龙虎将军，地位的提高为他进行统一增加了号召力。努尔哈赤对此也是十分重视的，在满族先人并无“龙”的图腾崇拜情况下，他选用龙作满洲八旗旗毒县，不能不说与此毫无关系，后来皇太极另编汉军八旗选用“虎”为标志也应与之有联系。努尔哈赤起兵数年统一了建州各部，40多年后东北大部分地区都被征服。在统一的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在政治上，努尔哈赤建立了八旗制度，把本部人丁和被征服的各部人丁编入八旗之中，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的整体，促进了军事力量的增强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这种行政、军事、生产合一的组织形式，既符合他们的历史状况，也是一种创造，它为满族的形成和发展乃至统一全国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努尔哈赤利用八旗制度进行政治的、军事的和生产的活动，随着统一局面的形成，他建立了“后金”政权。后金政权建立之后，等级制度更加严明，向明朝进攻和取代明朝的意图也更加明显。终于在萨尔浒大战之后，进入了辽沈地区。总之，统一局面的形成、权力的集中、军事力量的强盛、八旗素质的提高，已不能与昔日分散状态同日而语了。政治的发展和频繁的军事行动需要雄厚的经济力量，正是这种需要，刺激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经济上，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已经具有可以供应十几万大军出征的实力。在这个阶段促使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兵、民合一的八旗制度使八旗兵不但成为能够出征的士卒，也使他们成为生产力的一部分，并分派各牛录男丁屯田，不必另筹备供养大量军队的钱粮。二是占据辽沈地区后，耕地面积扩大，在政策上实行了“计丁授田制”，收取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增加了经济来源。三是把掳掠的大量的汉人、朝鲜人以及牲畜和其他生产资料投入到各种生产中去，增强了生产力。在其他方面，如发展手工业、禁止杀害农奴、学习和采取封建的生产方式等等，也都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经济的发展为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文化上，随着后金国的建立，各部被纳入到一体之中，思想文化上的交流日益频繁。同时，作为一个政权，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也需要有较发达的文化，但是当时他们连文字都没有，因此创制本民族文字便成为文化发展的首要问题了。
以往由于没有文字，送交明朝和朝鲜国的公文都由汉人龚正陆等人用汉文书写。自己发布的公文政令和给蒙古的公文则先用汉文起草，再译为蒙古文公布发出。这对于只懂满语（女真语）的人来说是件极为困难的事。努尔哈赤决定借用蒙古文来创制满文，命兼通蒙古文和汉文的额尔德尼和噶盖进行创制，满文随之出现。满文的出现对满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被广泛用于书写公文、记载政事、交流思想等方面。从文学角度来看，满文出现所带来的最重要的成果有三个方面：一是由此而产生了满族第一部既是历史文献也是文学著作的《满文老档》。在这部书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满族发展的历史情况，也能了解满族文化和文学的发展水平，它可以称得上是满族书面文学的发端之作，为我们研究满族文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二是满族的学校教育自满文出现之后才开始形成，《满文老档·天命六年七月》中记载了努尔哈赤的有关命令：
命准托依、博黑布、萨哈廉、乌巴泰、雅星阿、科贝、札海、浑岱等八人为八旗师傅，尔等精心教习门下弟子，使之通晓文理。如不勤学不通晓书文，罪及师傅，亦应将不勤学者，告之于诸贝勒。该八旗师傅，不必参与他事。
由此可知，当时不但有了一批精通满文的教师，而且培养了更多的通晓满语和通文理的人才，也就是说满文出现之后，满族中出现了第一批通晓文理的文人阶层，尽管这些人并没有完全脱离军事，但毕竟是首先出现的本民族文化的代表人物，更何况他们还成为文化的传播者呢？三是促进了满汉之间的文化交流。据史书记载用满文翻译汉文典籍是在皇太极时期的1630年，但从努尔哈赤的命令来看，“使通晓文理”恐怕不仅指语法语义而言，当是指通晓作文之法。在当时本民族并无典籍的情况下，应当以汉族典籍为样板，不过也许没有大量翻译罢了，而且八旗师傅也应是通晓汉文之人。努尔哈赤本人既通晓汉文，并能熟读《三国演义》，还能借助汉族历史上的统治经验来执政，对于学习汉文化他的态度应该是积极的。到了皇太极时期大量的翻译著作开始出现，使满族进一步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以上诸方面的发展巩固所带来的一个极重要的结果是民族习俗趋于一致，民族心理素质和民族自我意识得到进一步加强，满族文化在这个基础上吸收其他民族文化而不断发展着。满族作家文学也依据这种条件和现实发展起来，成为既吸收了其他民族主要是汉族文学的形式，又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文学，满族作家文学正是在这块土壤上发生壮大起来的。
皇太极时期的情况
如果说努尔哈赤主要是以巩固和加强本民族传统及民族意识来促进各个方面发展的话，那么皇太极同他的做法就不完全一样了。从各自实行的政策和策略角度看，皇太极较努尔哈赤更有胸怀更有远见。
从总的战略上看，皇太极出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以及民族发展的需要，有意识地从两个方面进行努力。一方面他继承民族固有的传统加强民族自我意识以促进民族的巩固和发展；一方面在深度和广度上扩大向汉族的学习，以此来促进本民族的进步。这样做的结果就为满族文化和满族作家文学的发展确定了方向。
从坚持民族传统看，皇太极主要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一）、重新确定统一的民族自称“满洲”。以往东北各部落长期处于分散状态，部落间的疏远和征战减弱了民族的凝聚力。皇太极多次对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和黑龙江流域用兵，获取了大量人口。皇太极在征抚各部落之际，便把他们其中的一部分编入八旗，例如牡丹江流域至乌苏里江一带呼儿哈部的八个氏族中的大部分被编入了八旗。另外，还有一些原属于其他民族的一些人也被编入八旗。在这种情况下亟需组成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心理意识上稳固的民族共同体，这就需要重新确定一个能为人们广泛接受的新的统一的民族自称。皇太极意识到“女真”这一民族称谓已不合时宜，不再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于是便大胆地否定“女真”称谓，定族名为“满洲”。此时他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他说：
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即女真）。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诸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原名，不得仍前妄称。
——《清太宗实录》卷25
这段话的内容给后来的史学家们留下了争论的话题，因为他们实在找不出来“建号满洲，统诸绵远”的史料根据。这段话矛盾很多，且不说他以前曾承认过“女真”称呼，而现在却强加给“席北超黑尔根之裔”，仅就他认为“国名”是满洲和扈伦四部来看，已经自相矛盾了，而后又认定“我国原名”“建号满洲”，把扈伦四部之名弃置一旁，实在是缺乏根据。因此可以看出皇太极并不是真正要追溯族源，而是要在坚持民族传统的基础上适应新的形势罢了。“满洲”这个民族称谓的确定，标志着这个新的民族最终形成和这个新的民族的民族自我意识的完善。事实证明，“满洲”称谓出现之后确实起到了坚持民族传统、增加民族内部凝聚力的作用。（二）、改国号为“大清”。皇太极为何把国号改为“大清”，至今仍有种种看法，不过有一点能够肯定，这就是“大清”的出现表明了满洲的力量和自信心的增强。换句话说，即满洲族已经认为可以与汉族建立的明朝相抗衡了，这无疑对民族情绪、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是一种巨大的鼓舞。（三）、完善满文。公元1632年皇太极认识到满文对于各方面尤其是对坚持民族特征的重要作用，遂命达海改制老满文，使满文基本完善。完善后的满文能表达出满语的各种意义，这无疑对推行满文提供了更为方便有利的条件，从而也进一步加强了本族内部及同外族的思想文化交流。改制满文是在改“女真”为“满洲”和改“大金”为“大清”之前，满文的完善也就成为满洲民族形成和巩固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在以后的漫长时期中，满族统治者始终把推行满文作为坚持和巩固民族传统和特征的重要手段。（四）、保持骑射传统。骑射是满族人从事生产活动和军事活动的基本技能，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是依靠精于骑射的军队才在征战中节节胜利的，同时它也是满族的一外鲜明特征，所以皇太极对骑射异常重视。他曾饬令牛录额真：
各宜督率所属长幼，于春夏秋三季时时习射。仍遣部臣往察，如有不能射者，必治牛录额真之罪。此系我国长技，何不努力学习耶！
——《东华录》天聪七年正月
崇德六年(1641)他又一次宣布各诸王贝勒要亲自率领子弟演习射箭，不执弓习射者要抓起来追究（见《清太宗实录》卷30）。骑射由此而被坚持下来，至清中叶以后才由于种种原因而渐渐废驰。但在清中叶之前，即使是文职官员往往也都长于骑射，骑射是他们参加考试的一个内容。诸皇子除了学习满、汉文课程之外，还要学习骑射，这成了一种规矩。（五）、坚持民族风俗，强化民族意识。语言文字、骑射和风俗是满族区别于汉族的主要特征。祭祀是民族习俗的一种，它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一般说来各民族所祭祀的对象是不相同的。从努尔哈赤起，就已有设竿祭天之礼，又有总祀社稷诸神的堂子，这是最具有民族特点的被官方固定的最隆重的祭祀活动，有清一代从未间断过。在其他方面，如居住、饮食、婚丧、礼仪等等习俗也都被遵守。尤其是对能够直接地鲜明地表现民族风俗的服饰，皇太极特别予以关注。在有人提出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的时候，皇太极给予坚决地批驳：
先是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缠等，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不从，辄以为君不纳谏。朕试设比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配矢，右挟弓，忽遇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异也？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变更之理！恐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
——《清太宗实录》卷32
后来皇太极还针对这种“效汉人服饰制度”的想法制定了只许照满洲式样装扮的法令。自此以后，国语骑射和服饰成为以后历朝皇帝所遵循的制度，不敢变更。
另外在其他一些具体问题上，如不许采用汉人的名字，官名和城邑名改为满语称呼，不许仿汉人裹足等等也都是从坚持民族特征出发的。总之，民族意识的强化，使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满人时刻受其薰陶，并且一代一代传播着，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满族文人在心理和写作上与汉人相比存在许多不同之处也是必然中的事了。
在汲取汉族文化方面，皇太极也采取了比努尔哈赤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满人对汉文化（包括文学）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喜爱上了汉文化和汉文学。满族第一批用汉文字和汉文学形式写作的诗人和作家，就是在皇太极时期内培养出来的。
皇太极积极提倡学习汉族文化以推动本民族文化的发展，效果很显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优礼汉官。努尔哈赤对汉人采取了较为严酷的手段，实行“抗拒者被戳，俘取者为奴”的政策，除对少数汉官予以优礼之外，多数汉官则分给诸贝勒大臣管辖，这些汉官即不得重用，又备受歧视和凌辱，激起汉官的强烈不满。皇太极则采取优待政策，对归降的汉官给予较努尔哈赤更为优厚的待遇，使汉人在满族社会中的地位有所提高。他一面招降汉官，予以礼遇，一面着手解决已降汉人与满人的矛盾。天聪元年(1627)实行满汉分屯别居。天聪七年(1633)“命满洲各户有汉人十丁者授绵甲一，共一千五百八十户，命旧汉军额真马光远等统之”（《清太宗实录》卷14），“将尔等拔出满洲大臣之家，另编一旗。从此尔等得乘所有之马，得用所畜之牲，妻子得免为奴，择腴地而耕之，米谷得以自给，当不似从前之典衣鬻仆矣。”（同上卷17）以至于满人有“昔太祖诛戳汉人，抚养满洲。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昂邦章京者矣。至于宗室，今有为官者，有为民者。时势颠倒，一至于此”（同上卷64）之语。汉人地位的提高使汉族传统的思想文化对满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汉官对清朝也更加尽力。
皇太极时期政治和军事的发展很多得力于汉官的建议。在政治上，皇太极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集中集权；一是改革和健全国家机构，在这两方面皇太极都得力于汉文化和汉人。皇太极即位之初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并列面南而坐，接受群臣的君臣礼，四大贝勒与其他旗主贝勒共议国政，凡事不能自专，因而受到诸贝诸的掣肘。皇太极先借故幽禁阿敏，后革去莽古尔泰大贝勒爵。尽管如此，四大贝勒决定朝政的制度尚未废除，这对皇太极来说是件棘手的事，直接提出即有违反祖制之嫌，恰好汉人参政李伯龙提出奏议：“莽古尔泰不应与上并坐。”（《东华录》天聪五年十二月）当时阿敏已被幽禁，再去掉莽古尔泰，就只剩代善一人了，这样也就无法与皇太极并坐了，这种形势是很明显的。皇太极立即抓住李伯龙的建议命诸王贝勒讨论，当然是没有反对意见，皇太极顺水推舟废除了与三大贝勒俱南坐受的旧制，终于“南面中坐”，完成了集中皇权的重要一步。
皇太极时期汉宫逐渐增多，他们一方面想完善清廷的各种制度，一方面也想摆脱满官的欺凌，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因而提出了种种建议，许多关键和重要的建议被皇太极所采纳。这些制度实行之后，满官地位下降，汉官地位提高，法制逐渐建立，皇权更为集中和有力量了。天聪年间皇太极根据汉官高鸿中奏议，命诸王贝勒“凡事俱照《大明会典》行。”（《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高鸿中陈刑部事宜奏”）并设立了顾问咨询机关——文馆。当时规定文馆中的巴克什有两项任务，一是翻译汉文典籍；一是记注本朝政事。其实文馆中的巴克什是皇太极的心腹，凡起草公文、传达命令、监视诸王贝勒大臣，交涉外交都离不开他们，故文馆中巴克什虽地位不高，影响和作用却很大，文官的地位也由此加强。
在设文馆之后，另一个重要的机构建设是设立了六部。六部既设，诸贝勒权力再一次被分散，皇权更为集中。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重要情况，即设六部是出于文馆宁完我的建议。宁完我是代善的儿子萨哈廉掳掠的汉人，因为有才学被皇太极提拔到文馆任事，后升为参将。宁完我在天聪五年二月有一份奏疏，从中可以看到汉官对机构设置改革的设想和皇太极时期政治机构设立的原因和步骤，也可以体会到汉官对满族社会的巨大影响。其奏疏说：
为设官未备，弊窦将开，立法不周，乱阶必至。与其拯救于已事之后，何若直言于未事之先。今不避仇怨，不惮越俎，捐躯披沥，以竭愚忠，以明无欺事。
臣蒙皇上出之奴隶，登之将列。瑜寻常用人之格，绍先代一德之风。臣不揣庸愚，妄自期许，是以初被召对，辄荐五人，首祛嫉之习，用广贤良之途。后臣等公疏，请设六部，立谏臣，更馆名，置通政，辨服制等事。疏经数上，而止立六部。馀事尽留中不下。窃见皇上设立六部等官，可谓焦劳周至。自六部立后，各司其事，事不留行。皇上业以为国事就理，任无冗员，图治之道尽是矣。臣窃以为未也。夫国不论大小，唯在治者。运以精意，权衡其间耳。……万一有乱政者，言汉制不宜行于我朝，又不免将开创嘉谟，中道废止矣，此臣所为痛惜而早虑者也。……故创业帝王，虑国事无纲纪也，而置六部。虑六部有偏私，而置六科。虑科臣阿党，君心宜启沃也，而置馆臣。虑下情上壅，君心受欺蔽也，而置通政。此数事皆相因相制，缺一不可者。
至于辨服制，尤为我国切要之事，臣等公疏具奏，竟至今稽留不行。皇上无乃视为不急而忽略耶？何不援古证今，而为之一深长思乎？
皇上之不立言官，不过谓我国人人得以进言，何必另立言官。又或谓南朝多设言官，竟至败坏，臣请为皇上明辨之。……古云：兼听则聪，偏听则蔽，旨哉言乎，皇上其思之。若言官设立，人必自敛，指名弹劾，人亦不怨。何也？责有所归，仇怨莫避。君身尚许指摘，他人宁知忌讳。苟不至贪污欺诳，任其狂言，弗为禁制，此古帝王明目达聪之大用，寡过修省之良法也。若谓南朝言官坏事，独不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乎？总由伊主之藻鉴不明，非洪武之设法不臧也。
我国笔帖赫包之称，于汉言为书房。朝廷之上，岂有书房之理。官生杂处，名器未定。更易布置，止一矢口之劳，皇上何惮而不为也？
通政之官不设，则叩阍吁天之路塞矣。下情上壅，而皇上不得知，励精图治谓何？固如是乎？
至于服制一节，是皇上陶镕满汉之第一要务。满洲国人，语言既同，贵贱自别。若夫汉官，只因未谙满语，常被讪笑，或至欺凌，至伤心坠泪者有之。皇上遇汉官，每温慰恳至，而国人反陵轹作践，将何以示一体，而招徕远人耶？宜急分辨服制，造设腰牌，此最简最易，关系最大者，皇上勿再忽之。
若定制设官，皇上难其人，何妨兼摄代理。但名目一立，名有职司，不敢推诿矣。念臣等数人，实无经纬之才，唯耿介之操。忠悃之志，至死不变耳。昨年副将高鸿中，出管甲喇额真，臣曾具疏奏留。今游击范文程，又补刑曹。谅臣亦不得久居文馆矣，岂复得慷慨激烈，侃侃一言乎！
——《清太宗实录》卷10
这份奏疏相当重要，从中可以看出这样几个问题：(1)、清初官制的设立多用汉制，并在汉官建议下施行的。(2)、汉官以汉族传统思想劝导皇太极，而皇太极也确受到很大影响。(3)、设立言官和通政及分辨服制是汉人要求平等，抑制满官权势的方法。(4)、汉官制的施行受到满族官员的抵制。(5)、范文程、高鸿中、宁完我等人都曾居于文馆。在文馆中可以“慷慨激烈”地上言，汉官很受皇太极重视。正是在汉官的建议下，天聪五年(1631)设立六部，七年定服制，十年改文馆为内三院，更定官制，改变了“官生杂处”的情况。又于崇德元年设立都察院，执行监察、弹劾的职责。自此以后官制渐趋完备，汉官也大多得到升迁。像范文程原不过是任甲喇章京职，后升任内院大学士，深得皇太极信任，几乎达到了每事必询问范文程的程度。这使范文程等人在朝廷中具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崇德六年(1641)三月，皇太极派和硕睿亲王多尔衮等人围困锦州，然多尔衮等私自决定军士轮流回家探亲，违背了皇太极命令。皇太极即命内院大学士范文程、希福等前去调查，根据调查结果进行处罚。而后又不许多尔衮等入朝，这朝间往来命令均由范文程等传达。后来还是多尔衮托范文程等说情，皇太极才允许他们入朝办事，从此事中可看出范文程等人在皇太极乃至诸王贝勒心目中的地位了。这类事情还有不少，可见汉官在满族社会中曾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文馆的作用也显得十分重要了。有关外交、公文、传达谕旨；调查和处理内部矛盾、制订制度几乎都有文馆官员参加。这样，汉官尤其是文馆地位的加强，标志清廷已从尚武阶段演进到文治武功并重了。也正是从这一阶段开始，满族社会中出现了第一批文人阶层，文人阶层的出现为满族作家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基本的条件。当然，满族社会文人阶层的形成其原因不止由于文馆的设立，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而这些原因也都与汲取汉文化有关。从满族的社会来看，重武轻文的思想普遍存在，努尔哈赤时期诸王贝勒及众将中识字者寥寥无几，朝鲜人李民寏在《建州见闻》中记载当时的情况是“惟红歹是（皇太极）仅识字”，可见文化水平之低。皇太极即位不久就深切感到举大业必文武并重，于是尽力倡导学习文化。天聪三年四月设文馆后立即命令翻译汉文典籍，学习汉族的思想文化，借鉴其政治经验。九月首次举行选拔满、蒙、汉知识人才的考试，有200人被选拔出来，予以奖励，分别录用。天聪五年下令“自今凡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俱令读书。”（《东华录》天聪五年闰十一月）天聪六年命达海改造老满文，继续翻译汉文典籍，其中有《刑部会典》、《素书》、《三略》、《孟子》、《三国志》、《通鉴》、《六韬》、《大乘经》、《武经》等等。天聪八年三月第二次考取生员，只在汉人中选拔，共录取一、二、三等228人。四月举行科举，取满、蒙、汉举人共16名。崇德三年八月考取举人10名。崇德六年六月依照内院大学士范文程等建议在满、蒙、汉知识分子中考取秀才举人，其中举人7名，满洲2名中即有后来被王士祯称为“满洲文学之开，始自公始”（《北海集·序》）的鄂貌图。鄂貌图著有诗集《北海集》，他是满族第一位用汉文写诗的人。皇太极对这些考取之人予以优厚待遇，并于六部中各设启心郎、笔帖式职，又设议政大臣，大学士职。以上种种措施的实行使文人有了出路，还可以得到较高的官职。文人地位的提高和受到重视，使满人重武轻文的思想发生了动摇。加之皇太极也明确阐明：“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勘祸乱，以文教佐天下，朕今欲兴文治，于生员中，考取文艺明通者，优奖之，以昭作人之典。”（《清太宗实录》卷5，20页）致使满人不再轻视文化，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皇太极在提倡文教的同时，本人也身体力行，为满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表率。他在青年以前“仅识字”，但后来他却成为一位政治家、军事家，也可以说是一位改革家，这一切都与他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有密切关系。在天聪十年文馆改为内三院后，内弘文院就规定有负责注释历代行事的好与坏、给皇帝讲经注史的职责了。在此之前，皇太极已开始了较系统的学习。如天聪六年九月，书房秀才王文奎上疏说：“其帝王治平之道，妙微者载在《四书》，显明者详诸史籍，宜于八固山读书之笔帖式内，选一二伶俐通文者，更于秀才内选一二老成明察者，讲解翻译，日进《四书》两段，《通鉴》一章。汗于听政之暇，观览默会，日知月积，身体力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从中可知不但皇太极用以文人讲解翻写的形式学习外，八固山贝勒旗下亦有笔帖式专主文事。通过学习，皇太极从汉文化中汲取了许多政治经验和军事经验，翻开《清太宗实录》、《东华录》、《满洲实录》、《满文老档》等书，我们不时可以看到他利用汉族历史经验来执政和教导属下的例子，如他曾用中国古代名将吴起和霍去病爱兵如子的带兵之法教育他的将帅向他们学习。皇太极还很熟悉《三国演义》，并运用到实际中去。例如在招降孔有德、耿仲明时，欲令其行抱见礼，诸贝勒不同意给予如此高的礼遇，皇太极说：“昔张飞尊上而凌下，关公敬上而爱下。令以恩遇，岂不善乎？”（《清太宗实录》卷14，页11）在用反间计除掉袁崇焕时，也用了《三国演义》中“蒋干盗书”中的手法。另外，皇太极厚待降将，对降而复叛者亦不诛杀，也与《三国演义》中的七擒孟获甚相仿佛。总之，皇太极提倡文教，强调学习文化的重要，改变了满人“不读书也未尝误事”只重武功的思想观念。满族文化正是在这个时期迅速发展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清代满族最早的两位诗人鄂貌图和高塞（皇太极第六子）就是在这种背景和环境中培养出来的。清代满族作家文学由此而崛起。
当然，政治、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皇太极时期几乎统一了整个东北，掳获的大量人畜被投入到生产中去。他一即位就实行了“编户为民”政策和“离主条例”，解放了大量奴隶，封建制的生产关系确立起来。同时他还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保护生产力，如不许用人殉葬，不许随意大兴土木，不许随意宰杀大牲畜，不许牛马等牲畜践踏田地，不许囤积居奇，不许滥用民力，等等。皇太极还特别重视农牧业的发展和开展商业贸易，他熟悉农业耕种技术，也熟悉市场行情，在这些方面他都曾多次下达指令。同时他还很注意劳动力（人口）增减的情况，并以此作为考核官员的重要条件，如天聪九年七月，考察管理汉人的官员时，凡所管壮丁人口增加数量的便提升职级，凡壮丁人口减少的给以降职、革职处分。以此促使官员爱护和增加壮丁人口，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使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皇太极发展经济的主要思想出于“厚生之道，全在勤治农桑耳。”（《清太宗实录》卷65，5页）他通过种种措施，确实使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才能从诸贝勒将帅家下的奴隶中考取200余人，充实到他推行文教的事业中去，更何况这些人都还要给予一定的待遇呢？所以说满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其文化的发展，许多汉族的饱学之士正是靠这种选拔才在满族社会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从以上可以看出，满族文化的发展，满族文人阶层的形成，既是在满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条件下实现的，也是在皇太极积极倡导下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汉族文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不止起到了以汉文化影响皇太极，使他认识到汉文化的丰富和先进从而主张汲取汉文化的作用，也起到了用汉文化影响满人和培养满族文人的作用。因此可以说从这个时期开始，满族文化、满族文人与汉族文化、汉族文人就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与此同时，皇太极对汉文化只采取汲取的态度，无意把满族文化融合进汉文化之中，而只是借助汉文化来发展本民族文化。出于这种思想，他一再要求满人在学习汉文化的同时，努力坚持本民族的那些最重要最基本的文化传统，这对于原本就生活在具有浓郁民族特性的满族社会中的满人来说，也是一件容易而又顺理成章的事情，更何况他还下达了种种命令来保持民族传统和避免被汉化，这就使满族文化和满族文人虽然汲取了汉族文化，但却仍保持着浓厚的民族特征和风格。皇太极时期所奠定的这种文化基础和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以及满族文化在吸收其他民族文化过程中的不断丰富和完善，为满族入关后文化和文学的发展确定了基本方向。
总之，满族入关前文化发展的这条道路，对入关后作家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制约作用。在满族作家文学的各种作品中，都能够感觉到这种影响的存在，使清代满族作家文学在内容、感情以及风格上，始终有别于汉族作家文学，也因此而使它成为清代文坛上一支无人能够代替的文学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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