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济建设为中心：50年的艰辛探索与理论升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建设论文,艰辛论文,理论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半个世纪中，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作中心这个甚为重大而根本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探索，在探索中曾付出了极为惨痛而重大的代价，同时也取得了极为宝贵而具有独创意义的经验，并在理论上升华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而基本的内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基本共识，成为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基本路线的核心，指导着中国人民在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并将继续指导中国人民在新世纪的改革与发展中走向辉煌。
一
毛泽东是从革命战争岁月中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袖，但他深知经济实力是任何一个国家生存发展、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因此，当新中国即将诞生、共产党即将执掌国家政权、从而有条件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强国富民之梦的时候，他及时把眼光投向未来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提出了从战争到和平、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问题。在为建立新中国作准备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毫不含糊地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而城市中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对新中国生产建设予以“中心工作”的定位，说明毛泽东已经有了其他工作为经济建设让路的主导思想，因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可以被视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最初源头。
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三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实现以及“一五”计划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全面铺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自觉探索，他明确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18 页）1957年3月， 毛泽东在南京部队和苏皖两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更明确地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特别是1956年党的八大明确宣告，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需要。这表明，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当时在理论上已经认识到必须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革命到建设的转移，并从社会主义主要矛盾与主要任务的角度确定了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工作的指导思想，同时在实践上也已经开始有所作为，以图实现与完成工作重心的转移。
历史的前进都是有曲折的。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刚刚起步，毛泽东就因为不能正确理解波匈事件的发生和国内党的整风运动中出现的政治风波，产生了阶段斗争还是主要矛盾的错觉，否定党的八大确定的关于主要矛盾与主要任务的路线方针。此后的20年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张在党内逐渐占了上风，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失误，从而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损害，迟滞和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建设进程。
毛泽东从一开始规划新中国的发展蓝图，在理论上就曾认识到并同时明确提出过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要实现战略转移，也真心希望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能够有所作为，但终究未能如愿，反而走向“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其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失误。主要矛盾不只是一个哲学概念，更是解剖社会现象、确定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决不可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最终滑向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所谓的抓革命来促生产也就是必然的了。
第二，对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缺乏深刻认识。由于毛泽东和全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尽管八大提出了发展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可能遇到的多种复杂问题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都没有足够的认识，战略重心转移的指导思想始终没有牢固地树立起来。故而一当出现政治风波，就因缺乏思想准备而对原有正确观点发生怀疑和动摇，进而导致长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第三，进行经济建设的思想路线不正确。毛泽东确实也全力关注过经济建设，但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矛盾，虽然理论上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实践中似乎却更看重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试图通过不断提高公有化程度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并过多地崇尚政治对经济的“统帅”和“灵魂”作用，相信抓革命可以促生产。这不但在理论上难以立足，在实践中也错以阶级斗争来搞经济建设，从而挤占了经济建设的中心位置。
第四，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思维方式的惯性冲击。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始于接受阶级斗争的观点，加之他领导民主革命成功得力于此，因而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就把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熟悉的阶级斗争经验移植到建设工作中来，阶级斗争的惯性思维常常条件反射般地占据主导地位，由此而来的便是一再发动政治运动，不断地、甚至持续地冲击经济建设。
二
实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是由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而完成的。
邓小平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直接参与了1956年开始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亲自经历和强烈感受过毛泽东的成功与挫折，深知“以阶级斗争为纲”使国家元气大伤，人民深受其害，社会主义的旗帜被蒙上阴影。因此，他在1975年受命而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旗帜鲜明、毫不迟疑地全面整顿，狠抓经济，矢志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实际上是他后来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最初尝试和实践，也为他三年后在根本性战略转变中发挥决策作用积累了宝贵经验。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更加认识到经济建设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意义，多次强调要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和四个现代化建设。1978年12月，在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邓小平提出经济工作“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0 页）这就为“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定了基调。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以后，邓小平更是多次、反复地阐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他明确指出：“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0页）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正式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并以此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任务、总目标、总方针和总政策。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富民强国、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核心，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命题中的核心。围绕这个核心，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实现了由以政治革命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的转换。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为立论依据。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把现实的中国准确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事求是地准确概括了当代中国的国情，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与艰巨性，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是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发展要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显著特征之一，便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也就是邓小平时时言及、念念不忘的“贫穷”、“落后”、“底子太薄”。邓小平直言不讳、不厌其烦地坦言这样的现实，自是期望以此激励国人艰苦创业，改变现状。也足可表明在他心中，对贫穷落后有着怎样的焦虑和危机感，对发展经济有着怎样的渴望和紧迫感，对解放、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要求有着怎样深刻的理解。“发展才是硬道理”、“横下心来”、“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耽误”地搞现代化建设，正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根本性决策，也是把中国由“事实上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变成真正够格的社会主义的唯一办法。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为理论前提。社会主义运动在人类历史上已有100多年的经历， 那么社会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都曾从不同的角度涉及过这个问题，却囿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和认识主体的局限，没有作过集中、专门的论述。邓小平则从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实际出发，首次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 页）这个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界定，是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杰出贡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标志和历史使命认识的深化，不仅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一般学说，而且在实践上为我们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摆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一以贯之、全心全意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二十年里，尽管国内外政坛风波迭起，中国人民始终集中精力搞建设，这在新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和认识。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基本途径。搞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力，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大跃进”和“抓革命”都曾被作为可行的方法却连遭败绩，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不是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他在总结我国以往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思路——“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他认为，70年代以前中国经济的长期徘徊，固然与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有关，但过分集中、僵化封闭的政治经济体制不适应现代化经济的需要乃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因此，改革旧体制及依附其上的旧观念，是发展生产力的关键。同时，国际间的经济技术交流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任何国家关起门来搞建设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借助他人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才能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因此，要发展生产力还必须开放。改革开放作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必然要求，成为新时期最鲜明突出的特点，“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确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得以实施。在经济落后的中国搞建设是一项艰巨事业，必定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要求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既定发展目标。邓小平依据我国现有经济实力，设定了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从三个不同角度加以论述。（1 ）就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及其基本目标所提出的“三步走”战略。他把解决温饱、进入小康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称之为“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并通过党的十三大确定下来，成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2）就经济建设的推进周期及其发展速度所提出的“上台阶”战略。由于受科技进步、投资规模、供求关系、体制调整等因素制约，经济建设往往构成平稳和高速交替出现的经济发展周期，因而要规划若干个发展速度较快、效益较好的高速增长时期，“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3）就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所提出的先富带共富战略。中国辽阔的地域、10多亿人口不可能以同等速度均衡发展。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只能是一部分人口和地区生活先好起来，再以其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这个由点到面、由部分到整体的过程就是先富带共富的过程。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保证。我国的经济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们现代化建设的政治方向；人民民主专政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坚强柱石，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必需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与理论保证。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有了政治保证，就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而团结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依据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成就于改革开放大计，实施于所确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并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保证，指导着20世纪中国第三次历史性巨变的实现，指导着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在20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三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统帅全局工作，保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的大会上和党的第十四、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一再表示：“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不能离开这个中心，更不能干扰这个中心。”“除非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动摇这个中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要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
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围绕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中提出的新问题，努力探讨解决的思路和途径，积累新经验，提出新认识，不但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不断完善，而且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得以充实、丰富和发展。这主要是：
第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实现，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发展经济的体制框架。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基础上，江泽民根据从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获得的新认识和新经验，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论述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性、主要目的和基本要求，正式确立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又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相应地提出，我国的经济建设，应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具有了内在的活力与生机；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彻底冲破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
第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实现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断提高经济建设的质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确实得以实现，关键是要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这就是实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分析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充分显示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就是经济增长目标从单纯追求高速度转变为在不断提高效益的前提下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经济增长重点从主要依靠财力、物力和人力投入转变为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社会扩大再生产从以外延为主转向以内涵为主，同时把对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逐步推进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将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国民经济素质的改善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从而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更高的水平上得以实现。
第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通过改革攻坚重振国有经济，发挥国有经济在经济建设中的控制力功能。我国的经济建设正处在工业化进程中，客观上要求国有经济在基础设施、金融领域、支柱产业、重大科研攻关等许多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是我国工业和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只有通过改革攻坚，千方百计地把国有企业搞好，进一步在改革和发展中壮大国有经济，我们才能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在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正因为如此，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泽民，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高度，全面正确地分析国有经济的状况，精辟界定国有经济的功能作用主要表现为控制力，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攻坚进行周密部署、精心规划，提出并实施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和方针政策。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攻坚的深入，国有经济在推进现代化建设中的控制力功能与骨干作用，必将日益得以发挥。
第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逐步缩小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自90年代中期以来，江泽民多次指出，要促进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特别要重视和推动中西部经济的发展，逐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要求不同的区域应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条件，以国家产业政策为指导，确定在全国区域分工格局中所承担的任务和产业发展方向，实现不同的区域都能既发挥优势，又能避免产业结构趋同，在区域经济联系中优势互补，进而建立合理的区域经济空间格局，优化生产力宏观布局，最终使我国的经济建设通过各个区域的共同发展来实现。
第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现在的经济建设中为未来经济建设的需要提供基础与保证，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控制、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的协调结合，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代代延续接力中不断达到新的高度。
在世纪之交回首50年的艰辛探索和时空变化，“以阶级斗争为纲”曾使我们的事业遭受重大挫折和失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则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受益无穷。挫折启示了我们，成功坚定了我们，经验升华为理论指导着我们。面对新世纪即将开始实施的第三步经济发展战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将继续统一中国人民的意志和行动，凝聚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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