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海军教育中对人的重新认识及其培养
李 忠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中国古典文化将人理解为德性的存在，将“纲常伦纪”视为德性的内涵，教育致力于培养德性人，服务于皇权统治。在德性人的视域中，西方文化是野蛮文化，西方人是野蛮人；西方人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隔膜中的误解由此出现。近代以来，在兴办海军教育对抗西方列强侵略的过程中，中国人开始重新认识人，并对教育做出新的理解：人不仅是德性的存在，还是理性与实践性的存在；教育的急务在于培养人的理性和实践性，即以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和实践知识为主要内容，以课堂教学与实地训练相结合的方式，培养具有理性和实践性的人，由此拉开以人的素质现代化为核心的教育现代化帷幕。接受过海军教育并有留洋经历的中国人，对人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他们认为人不仅是德性、理性、实践性的存在，还是身体的存在；即便德性，也不再是以“纲常伦纪”为核心的传统德性，而是以自由、平等与权利为核心的新型德性。基于这种认识，教育开始致力于培养具有新的德性、理性、实践性与相应身体的人，教育现代化得以持续向前推进。
关键词：晚清；海军教育；福建船政局；重新认识；培养
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无疑是人的现代化，即通过教育实现人的素质与规格的现代化。由于地理、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的特殊性，中国教育现代化不是源自内部发展的需要，而是被来自海洋国家的外部力量所催发。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利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关闭120余年的大门。马克思指出：“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球上的世界接触。”“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1]2,3世界在走向中国，迫使中国人承认并非只有中国才是文明国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开始重新认识人并培养人，由此拉开以人的素质的现代化为核心的教育现代化帷幕。
一、德性中国人对野蛮西方人的排斥：中国文化与海洋文化的隔膜及误解
教育是针对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教育的第一前提是对人有充分认识。“教育首先要弄清楚人是什么、人的本质及本质上所包含的价值尺度是什么。”[2]古典中国文化虽然认为人有理性、实践性等特性，却将人主要视为德性的存在，人的理性、实践性受德性统摄并为德性服务，教育的根本职责就是培养人的德性。古典文化不仅以此对中国人与中国教育进行规范，而且将此作为评判海外文化的标尺。
当FMI图像上有高角度裂缝显示时，在高阻背景下电阻率有所下降，深、浅侧向必有差异。差异幅度越大，说明裂缝张开度越大，裂缝有效性相对越好；若差异很小或几乎无差异，说明有效性差。但是，如果深、浅侧向测井值差异过大，虽然裂缝张开度很大，而横向延伸却很短（不超过深侧向探测深度），裂缝的有效性也很差；在高阻背景中，差异幅度相对较小，裂缝横向延伸远，其裂缝有效性就好。
（一）人是等级性的德性存在：中国古典文化对人的认识及其培养
认识人并对人进行教育，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特色。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学者就认识到，人之所以被称为人，是因为人生来就有仁义礼智四个善端；由于四者与生俱来，因而“人人皆有”。但是，这种与生俱来的“善端”处于潜在状态，将这种潜在变为实在的活动就是教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教育若能保存并扩充人与生俱来的善端，“足以保四海”；否则，“不足以事父母”。因此，能否保存并扩充与生俱来的善端，不仅是人与动物的差别，也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也。”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于前者能够“扩而充之”，后者则“去之”。这种先验的观点包含三层含义：其一，人是德性的存在，将人与动物区分开；其二，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将人的德性由潜在变为实在。其三，人的潜在德性的实现程度，构成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儒家教育致力于人的德性培养，对后世中国产生深远影响。
但是，儒家文化中的德性具有等级性。如果说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观念以及孟子的仁义礼智主张中已经蕴含等级因子的话，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学则将德性的等级性充分体现出来。董仲舒将阴阳思想融入儒家学说，把等级性的人伦德性上升到“天”的高度，使其永恒化和绝对化。在他看来，在所有人伦德性中，君臣、父子、夫妇关系最为重要，称其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他还将先秦时期的仁义礼智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并为“五常”，对应于“阴阳五行”，作为实现德性的法则，“逆之则乱，顺之则法”。不仅如此，他还以“五常”配合“三纲”，使其成为人努力的方向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为儒家等级性的德性观贯彻提供了政治保障。
这种教育主要关注人的德性培养，伦理规范与文学的地位高于一切，科学不被重视甚至遭到排斥，学生沉溺于文字而不是实物，对于记忆能力的培养远甚于对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这种将古代经典作为知识来源、以死记硬背为方法的教育，一直持续到晚清时期，使得“清国男人们心智发展也被抑制在孔夫子时代的古老水平”，被西方人视为“大清国教育制度最大的弊端”。[3]由于人的素质结构与规格难以变化，由人构成的社会呈现出高稳定状态，以至有学者说：中华民族在所有的民族性格中，稳定性或不变性可能是最坚固和最独特的。欧洲人和美国人普遍认为：1840年的中国人和孔子时代的中国人别无二致。统治他们远古时代祖先的一部法典同样也可以在19世纪继续发挥其效用，他们的服装、习惯、风俗和生活方式据说与他们的祖先完全一致。[4]81这些结论未必能站得住脚，反映的情况却是事实。
（二）野蛮的西方文化及文化生产者：隔膜中的误解
由于中国文化将人视为等级性的德性存在，将教育视为培养人的德性的实践活动。对于与此不同的人及其文化教育，都被视为未开化的和野蛮的，即所谓的“南蛮北夷，东狄西戎”。中国人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人持这种观点，对来自海外的西方人更是如此。早在17世纪，由意大利漂洋过海而来的利玛窦就发现：“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民族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5]181鸦片战争之前的很长时间里，由于缺乏联系和交流，中国人对远处海外的西方人鲜有了解。
大学生对工作岗位陌生，对工作环境和人际关系不适应，学校的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存在差异等。面对这些问题，校企双方要共同协商解决。企业导师制有效解决了此方面的难题[4]164-166。企业专业导师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快速熟悉业务，获得专业技能，还能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掌握实际工作中应具备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深化岗位认知，快速适应新环境，胜任新工作。
(5) 间隙单元。开挖间隙分为3部分：刀盘超挖间隙、盾尾间隙和操作间隙[7]。本文通过降低材料弹性模量的方式来模拟开挖间隙，弹性模量一般取值为10 kPa。
由SDS-PAGE结果(图2)可以看到，3种样品的电泳条带相似，未见过敏原断裂片段，仅有的不同是两组水煮样品在100～130 kDa之间的一个条带比未加工花生蛋白样略深，这可能是热加工产生后蛋白聚集体导致的[16]。而iTRAQ实验结果(表1)也表明，Ara h 1等8种过敏原蛋白的数量比值均在0.85～1.67之间，这也说明加工后各种过敏原蛋白的数量变化不显著(两种样品间的相对含量大于2或者小于0.5时表现为具有显著性差异)[30]。总体而言，水煮加工对各过敏原蛋白的数量没有显著影响，但可能产生蛋白聚集体等，从而影响其高级结构。
清政府实施闭关锁国政策后，西方人的野蛮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得以固化。广州是当时唯一的通商口岸，当地官员却视西方人为“红毛番鬼”，称其所操之言为“番语”，认为荷兰人长着“凹陷的眼睛和长鼻子，头发、眉毛、胡须都是红的，是红头发的野蛮人”。这些由海上而来的西方“野蛮人”是那样的可怕，外表凶恶、残忍、邪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那些身体丑陋和在社交方面缺乏礼仪而令人厌恶的外国人，在贪婪和执拗的驱使下，飘洋过海，来到中国攫取财富。”[6]中国人的自负以及对西方人的蔑视、所采取的排外措施，给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们说：“由于中国人把他们的国家当作全世界的第一帝国，把他们的智者所传授的学说看成高于其他所有的哲学体系的理论，所以，他们长期实行一种几乎完全闭关的政策，坚持认为外国的一切东西都是属于野蛮民族的，是不值得注意的”。[7]91“他们一味地蔑视西方人的知识成就、风俗习惯和他们的工业产品。他们一直吹嘘他们自己的圣贤们卓越的智慧和深邃的学识，他们为自己的古代文化而骄傲，鄙视西方各国的分歧，他们认为外国人与知识一类的事情毫不相干。”[7]85
所谓“船政根本在于学堂”“艺局学堂本为一体”。船政局在办厂的同时设立学堂，既非厂办学校，也非校办工厂，更非厂校合作或联合，而是厂校一体的办学体制：经费统一使用，人员统一调配，统筹管理；监督既负责管理学堂，又负责管理工厂；教习既是教师，又是工程师；学生既要学习，又要从事制造。福建船政局致力于培养具有新型素质结构的人才，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全新人才培养形式得以出现。
这种误解在19世纪下半叶依然存在。何天爵指出：因为东西方彼此接触了解的历史还太短暂，机会太少。我们对中国的知识大多来自于想象和猜测，而不是立足于事实。因此，对于中国人的种种误会和曲解便是很自然而不可避免的事情。[7]2直到1868年，中美双方的了解还极其有限。在中国传教的倪维斯写道：一些饱读诗书的文人问他美国是否也有书院，在得到肯定答案后充满疑惑，“难道蛮人们是在中国学习过？他们自己的国家总不会有教其读书识字的书院吧？”当被告知美国的学校非常普遍之后，又问“贵国人民是否熟知儒家经典”；美国人对中国同样知之甚少，“中国人是否真的是个索然无味、令人生厌的民族？”“中国人当中果真有人已成为虔诚可信的基督徒吗？”成为美国学者经常向这位在中国从事传教的美国人提及的问题。[8]1误解固然有相互隔膜的原因，根本原因却在于由地缘不同造成对人的理解及其由此引发的文化教育差异所致。
二、由德性人到理性人和实践性的人：晚清海军教育中对人的重新认识与培养
中国人对人的重新认识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将这种认识付诸行动却迟至洋务运动。时人对西洋人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心理：一方面，视其是比自己卑劣的人，有自负的一面；一方面又不得不向其学习，又有自卑的一面。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中国人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随后又有多人持类似观点。但是，道光皇帝却将《南京条约》当作“永杜后患”的一种做法，没有看到这是一种危机以及这种危机潜在的危害，更没有意识到要去变革。将“师夷”付诸行动，迟至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其结果是，中国在为现代化防务的努力中，基本上“丧失”了鸦片战争以后的二十年时间。[9]马克思指出：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历史的发展，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史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1]2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将对人的新识付诸实施，由此拉开以人的素质现代化为核心的教育现代化帷幕。
（一）人是理性、实践性和创造性的存在：海军教育中对人的重新认识
这套培养模式在改变学生素质结构的同时，改变了师生交往的方式，师生之间结下深厚友谊。1871年，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届23名学生曾致书即将离开的船政学堂教习，充满眷恋之情。他们说：
微电网本质上是一种社区终端综合能源系统,是集成各种分布式能源和负载的能实现自我控制、保护和管理的小型发配电自治系统。社区能源系统如图1所示。
在左宗棠看来，人人有“聪明睿智”的理性，因而“相近”。但是，人因所处环境以及所做之事不同，其“聪明睿智”不能不产生差异，因而“相异”。这种观点并不新颖，在孔子时代就被提出。但是，与孔子不同的是，左宗棠认为中国人虽有“聪明睿智”，却将其“用于虚”，即将人的有限理性用于掌握儒家人伦道德规范的文辞与经义上，服务于德性的发展，而非注重于理性的培养，并视工艺、技能等与科学技术相关之事为支末，不屑讲求。外国人却相反，他们将“聪敏睿智”运用于“实”，即以科学技术相关之事为根本，虽然注重人的德性，却更为重视在实践中培养人的理性。正因如此，使中外之人素质结构显著不同。若两者不相交，可以并行不悖。但是，两者不仅相交，而且是以剧烈的战争方式交汇在一起，高下立判。如此情形下，以“艺事”培养人的理性与实践性成为不可不为之事。
几年前，我赢得了《洛杉矶时报》夏季摄影比赛的冠军，并开始接触国际摄影记者。住在越南会安时，我开启了自己的个人项目，我觉得每个摄影师都需要有自己的拍摄项目。
均是人也，聪明睿智相近者性，而所习不能无殊。中国之睿智用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逾，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10]294
不仅如此，时人还认识到人有探求未知、推陈出新的特性。冯焌光、郑藻如在《开办学馆事宜章程十六条》中说：学习本有两途。从读书学问来者，贵明体以达用；从操作练习得者，贵由浅以入深。二者入手不同，成功则一。然就学而论，与其凭虚思索，均不如课诸实用，精益求精……西人式样，自粗至于精，月异而岁不同，即同制一器，往往随手变化，彼此互易。……熟极生巧，领异标新，触手生春，自有从心不逾之妙。[10]193-194
其次，以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和实践知识为主要内容。前者是让学生掌握系统的自然科学技术知识，旨在帮助学生形成新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能够胜任新式事业；后者则是一种全新的教学内容，即将工作内容作为教学内容，这种教学内容是在实践中、通过实践并为了实践获得的知识，实质是能力。福建船政局注重学以致用，要求学生所学能够付诸实施，实践知识成为不可或缺的内容，构成培养新型人才素质结构的重要内容。
（二）实现人作为理性、实践性与创造性的存在：海军教育中对人的重新培养
与传统教育机构致力于培养人的德性不同，福建船政局以培养人的理性、实践性与创造性为目的。1866年，左宗棠在奏请设立福建船政局时反复申明：船政局“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他将船政局主要作为人才培养的教育机构而非生产经营机构，“学”是目的，“造”是“学”的途径和手段，“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使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能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使中国人的理性、实践性与创造性得以培养。他说：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辗转授受，传习无穷耳。故必开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于中国。[11]
与此相应，西方人对中国人同样充满误解。在西方人的观念中，“中国纯粹是一个拥有大量人口而不开化的国家，他的人民完全沉溺在那些野蛮残酷、原始低级的鬼神迷信观念之中”。[7]2一位美国传教士说：“中国人除了地理上跟我们相对外，其他许多事情也跟我们倒着来”。[4]185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有些稀奇古怪且自以为是。在这个世界里，她是最终的支配力量。她一直是一颗恒星，一个强有力的、文明开化的帝国。在她的周围环绕着一卷令人羡慕的卫星国……所有卫星国都对她惟命是从，视她为东方世界的最高权威和至尊的霸主。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争端中，她都是他们的仲裁者，她不断用武力帮助他们镇压起义和暴动。她自奉为也被公认为是他们的保护神，她是自高无上的。[7]7一位英国作者说，1860年的中国人和1793年英国第一次派往中国的使臣所见到的中国人之间唯一区别，就是“他们由过去的和蔼变得蛮横无理”。[4]82
首先，教育目的在于培养专才而非通才。福建船政局要培养具有制造与驾驶知识和能力的人才，这种人才不仅要能熟练应用外国语言文字，掌握自然科学技术知识，而且具有制造与驾驶轮船的必要素质和能力。换言之，福建船政局培养具备新型的、专门的素质结构的专门人才，能够胜任新式事业。这种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具有文学素养并掌握伦理道德规范的通才或治术人才形成显著差异，标志着以培养专业人才为目标的现代教育目的开始出现。
与传统观念不同，时人已经认识到知识来源不限于书本，还来源于实践。“操练”（即实践）被视为获得知识的另一途径，在培养人的理性的同时培养人的实践性，即“课诸实用，精益求精”。更为可贵的是，时人还认识到人是创造性的存在，具有创造性，能够利用现有知识创造出新知识，即“领异标新，触手生春”；正因人有创造性，使得人以及人所做的事能够持续更新。这种将人视为理性、实践性和创造性存在的观点，显然不同于把人视为德性存在的传统观念，为教育变革指明了方向。
再次，以班级授课而非个别教学为组织形式。船政局所招学生为年龄相仿、文化水平接近，一名教师在同一时间可以面对所有学生，按照同样进度教授相同内容，使学生学业能够同步进行，大大提高教育效率，切合教学进度安排与教育目的的实现。这种做法，与传统的一个教师面对一名或数名学生、教授不同内容的个别教学形式形成显著差异，构成教学组织形式现代化的主要体现。
又次，以手脑并用而非机械记忆为教学方法。船政局要求学生掌握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和实践知识，以便学生能够制造和驾驶轮船，在教学中注重读写算以及理性思考，并以实地训练检验、巩固所学内容，使学生既有学理知识，又有实践能力，学以致用，因而强调手脑并用，实现身体与心智的结合。这种教学方法，与传统的念、背、打等为特点，以训练记忆力为中心的教学法形成明显不同。
最后，教学空间由讲堂扩展到工作场所。传统教学观认为知识来源于书本，以掌握书本知识为目的，将学生限定在特定空间，以便学生专心读书、写字、做论。福建船政局也有讲堂，也注重书本知识教学，以便学生掌握外国语言文字、科学技术原理以及工作流程。但是，船政局还有厂课与船课，即将工作场所作为教学场所，教学空间大幅拓展，甚至跨出固定的工作场所，以便学与用的衔接与融合。据沈葆桢记载：
一个股票有没有机构在活动？有没有新资金介入？这些问题应该怎么看？笔者下面介绍一下自己的方法和步骤，分为“动态看盘”和“静态看盘”两种。
海天荡漾，有数日不见远山者，有岛屿萦回，沙线交错，驶船驶船曲折而进者。去时教习躬督驾驶，各练童逐段誊注日记，量习日度、星度，按图体认，期于精熟。归时则各童自行轮班驾驶、教习将其日记仔细勘对，至于颱飓大作，巨浪如山，颠簸震撼之交，默察其手足之便利如何，神色之镇定如何，以分其优劣。……此教练驾驶之实在情形也。限期瞬届，臣惟有力催洋员、洋匠认真教导中国匠徒、艺徒，刻意讲求，以冀上副圣怀于万一。[10]361-362
这是一种典型的实践教学，是将知识应用、技能训练以及心理素质、意志品质融为一体的教学形式，使学习者能够得到整体性锻炼。教学空间的扩大，使整个教学环节发生变化，如同洋教习毕乃德所说：
福州船厂施教决不局限在校内……他们对从船厂各部分挑选出的一批先进工人和艺徒施行“在职”教育。这种教育不但包括其各自专制所学的必要技能，也有看懂和制作图样和计划的训练——虽然这批人中没有一个学过一种外语或者受过该校传授理论训练。1873年，每一个分支部门受过这种训练的人经受了彻底的考试，结果是二百四十四人被定为合格。[12]467
与小班、中班相比，大班幼儿与同伴之间的交往范围更广泛，交往次数更频繁,交往策略也更为多样。培养大班幼儿正确使用同伴交往策略，使其掌握有效的交往策略，促进幼儿自身发展是教师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研究者根据本次在幼儿园的观察和研究结果，对如何正确对待大班幼儿同伴交往策略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地质勘察工作是项目施工的技术支撑，是施工顺利开展的保障，勘探质量的优劣对施工至关重要，因此，必须全面把握勘探工作质量管理。
列强乘坚船、携利炮由海上到来，接二连三地冲击中国，海防成为当时急务。在应对列强军事侵略的过程中，中国人开始重新认识人并重新培养人。1866年，左宗棠在《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中直陈：“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造轮船不可。”正是在设局造船过程中，对人以及人的培养有了新的认识与做法。左宗棠在奏请设局制造的奏折中对中国人与西方人做出比较。他说：
我们从老师所学习到的一切，在日后生活的经验中，将被证实为真确……我帝国政府将以此制度为例范，推广至于无穷，因此各地，将因我师之力而接受文化与恩泽……我们的爱国心将不减少，我们的Liqueur，老师，将为你所喜悦与赞许。生等对于前头的话，将永远牢记作为我们感恩的表示。 你忠实的学生上（二十三名签字）[13]388-389
为了探本求源，船政局还遴选学生分别赴英法两国学习制造与驾驶之术，以使学生的理性、实践性、创造性得到进一步发展。福建船政局创建了一套与中国固有教育完全不同的人才培养模式，并被事实证明行之有效，开启了一个教育新时代的到来。其后，一批以培养专业人才为目的，以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和实践知识为内容，以课堂教学和实地训练为方式，以学用相符为原则的新式教育机构得以建成。典型如江南工艺学堂、广州实学馆、福州电报学堂等，也采取福建船政局的人才培养形式，甚至一些水师学堂、武备学堂也采取这种形式。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水师学堂时，先后派遣有办理船政经验的吴赞成、吴仲翔为总办，以福建船政局留英回国学生严复为总教习，将福建船政局人才培养方式引入北洋水师学堂。
三、新的德性、理性、实践性和身体的人：海军教育中对人认识的深化及培养
洋务时期的中国人对人有了新的认识，教育开始由培养人的德性向培养人的理性与实践性转变。这种变化虽然开始，范围却极为有限。伴随留学归国的中国人对人的认识的深化，教育的职能也由培养人的德性、理性、实践性拓展到增强人的体质与体能。同时，人的德性不再是等级性的伦理道德，而是以自由、权利和平等为内核的新德性。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培养新民，成为教育的目标追求。
（一）强化对人的理性、实践性与创造性的培养
时人指出：“值智力并争之世，为富强政治之规，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之人才，以求才之故而本之学校，则不能不节取欧、美、日本诸邦之成法，以佐我中国两千余年旧制，固时势使然。”[14]由于以知识、智力和理智为内容的理性与富强联系在一起，培养人的理性成为教育的重点。“欲其于凡谙算学，洞见源流，于是授以几何、代数、平弧三角八线；欲其于轮机炮火备谙理法，于是授以级数重学；欲其于大洋驾舟，测日候星，积算铅刻以知方向道里，于是授以天文、推步、地图、测量；其于驾驶谙学，庶乎明体达用矣。然犹虑其或失文弱也，授以捡悴齐步伐，树之桅悴习升降，蛹其技艺，即以练其筋力。”[12]505以科学的内容、实践的方式培养人的理性和实践性，使人既有学理知识又有实践能力，成为教育的重心所在。在培养人的理性与实践性的同时，必须关注人的创造性，以便使人具有创新能力，能够推陈出新，“领异标新，触手生春”；培养人的创造性，要脚踏实地，而非好高骛远，“格物致知之学，寻常日用皆寓至理，深求其故，而知其用之无穷，其微妙处不可端倪，而其理实共喻也。”[15]407这种将教育的重心放在培养人的理性、实践性与创造性的做法，是以人的素质现代化为核心的教育现代化的集中体现，也是洋务运动以来教育的基本诉求。
（二）对身体的重新发现及其培养
身体是生命的载体，传统文化对身体相当重视。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由于传统文化将人视为德性的存在，虽然重视身体，却将身体视为德性的载体，即孝亲事君。“孝”被视为“德之本”，也是“教之所由生”。在“孝德”观念支配下，传统教育将身体紧紧束缚在德性之下，使人的身体孱弱。
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利玛窦发现，中国的男子相当文弱。他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很惊讶，在这个国度，越聪明的人越像女人，“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要是你对他们尊敬礼让，他们便会比你更加谦和。”[16]中国人身体柔弱不是先天如此，而是后天教化的结果。时在福建船政局任教的洋教习发现：“他们（指学生——引者注）是虚弱孱小的角色，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巾帼气味”“下完课，他们只是各处走走发呆，或是做他们的功课，从来不运动，而且不懂得娱乐。”以至有人怀疑他们是否能成为良好的水手。[13]391赴英留学的严复发现：“西洋筋骨皆强，华人不能。一日，其教习令在学数十人同习筑垒，皆短衣以从。……至一点钟而教师之垒先成，余皆及半；惟中国学生工程最少，而精力已衰竭极矣。此由西洋操练筋骨，自少已习成故也。”[15]407因此，中国人不是生来体弱，而是文化教育的结果。留美幼童在美国的表现，充分说明这一点：“留学生有卓越的风度，是运动健将，机警、好学；我们所玩的各种游戏，他们都感到新颖，但是他们都是排球、足球、冰上曲棍球的好手，尤其是溜冰，他们的技艺已达到巅峰。”[17]留学回国后的严复大声疾呼，“血气体力之强”是一人之强、一种之强、一族之强乃至一国之强的根本，增强体质、培养体能的体操逐渐成为教育的核心内容。
（三）对人的德性的重新认识及其培养
对人的德性的重新认识，源于留学生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习。船政局派赴英法两国的留学生严复与马建忠，在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系统学习了人文社会科学，对人的德性有了新的认识。先后获得法国“文词秀才”“格致秀才”与“律例举人”的马建忠，在赴法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西方国家富强的原因不是坚船利炮，而是平等、自由等能够让人成为人的价值观以及与之配套的规章制度。这种观点引起时人重视，梁启超在为马建忠的《适而斋纪言纪行》作序时说：马建忠“每发一论，动为数十年以前谈样务者所不能言，每建一义，皆为数十年后治中国者所不能易。”[18]如果说马建忠从宏观角度对人的德性做出新的解读，被誉为“西学第一人”的严复则从微观角度对人的德性给予分析。严复指出：中国人重三纲，西人倡平等；中国亲亲，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西人隆民，等等。最为重要的是，西方人重自由，中国人则视自由为洪水猛兽。“自由一言，真中国历代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言曰：惟天生民，各具赋界，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勿令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19]
由于自由来自天赋，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民权者，不可悔者也。必欲毁之，其权将横用而为祸甚烈者也。毁民权者，天下之至愚也。”[20]深受严复影响的梁启超对严复的自由、权利思想做进一步发挥，他说：“自由者，权利之表征也。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实乃非人。”[21]他将此作为人的德性的新内涵，积极予以提倡，以期培养出新民。“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因为人生而具有自由、权利为内容的德性，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开发这种德性，“濯之，拭之，发其光晶；锻之，炼之，成其体段；培之，濬之，原其本原。继长增高，日征月迈，国民之精神于是乎保存，于是乎发达。”[22]这种将德性解读为自由、权利的观点与视德性为“三纲五常”的观点之间存在明显冲突，因而被政府视为“异端”而加以禁止。但是，对人的德性的新识由此出现，虽然受到压制，却成为黑暗中的星火。正在读书的蒋梦麟说：“梁启超的文笔简明、有力、流畅，学生们读来裨益匪浅，我就是千千万万受其影响的学生之一。我认为这位伟大的学者，在介绍现代知识给青年一代的工作，其贡献较同时代的任何人为大。”[23]
如同严复所言：“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国家之强弱在于人，人的强弱则体现在体、智、德的强弱。中国之贫弱就在于“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改变这种状况的方式就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就是要开发人之体力，使人身体强健。开民智就是培养人的理性与实践性，借助西方自然科学全面开启国民智识，并能学以致用。新民德则要用自由、平等、权利观念取代专制社会的伦理道德，开发人的自爱、爱国的道德情感。将德性人拓展到新的德性、理性、实践性及具有相应身体素质的人，是晚清海军教育中对人的认识的深化，教育的职能也得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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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f Re-recognition and Cultivation of Personnel in Navy Education of Late Qing Dynasty
LI Zhong
( School of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Shaanxi 710062, China )
Abstract: A person was defined as the existence of virtue in the classical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is committed to cultivating virtuous people through literary knowledge and ethical norms, to serve the autocratic imperial power system. In this sense,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was considered to be barbarous while the Westerners despised the Easterners in return, which resulted in hostility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East. To confront the Western invasion by building a strong navy in modern times, the Chinese people began to re-interpret a human being and the role of education: human beings were not only the existence of virtue, but also that of rationality and practicality that could be nurtured in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na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cy. This embarked on the modern education of modernized human resources as the core essence of rational and practical mankind.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was being reinforced onwards since the well-educated Chinese nationals in the West re-recognized that man was both the existence of virtue, rationality and practicality, and the existence of body, and that virtue was no longer a hierarchical morality with the "three cardinal principles and five permanent principles" as the core, but a new virtue of freedom, equality and rights as the core.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naval education; Fujian Shipping Bureau; re-recognition; cultivation
收稿日期：2019-01-28
基金项目：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会2017年度项目“不确定性知识背景下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2017Y0902）
作者简介：李忠（1972-），男，陕西吴起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史与教育社会学。E-mail：wqlizhong@163.com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27（2019）03-0009-08
（责任编辑 周 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