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身心统一的体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身心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人的活动：理性蕴于其中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论灵魂》中，对人的本质体系予以了勾画。他认为，作为高等动物的人，在本质上是由多种生命活动能力构成的，其中包括“植物性生活”、“感性生活”和“理性生活”三个层次。高层次生活包含且又超越低层次生活。“植物只具有生长能力，其他生物则既有生长能力又有感觉”。著名教育家乌申斯基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并使它为教育服务。植物的生长即指“能够在体积上增大，在数量上加多”，并且“它们的全部意义只是在于这种生长、增大和增多”。植物也有运动，如含羞草、向日葵等，“但植物不是由于感觉而产生所有这种运动的，而是由于多少可以解释明白的化学和力学的原因”，并且它是植物本身不发生位移的运动。但是在动物身上，除了生长外，还有生命过程、感觉和运动过程，以及实现这些过程的器官、神经、感觉和肌肉。在植物身上，生长是它的最终目的，而在动物身上，生长则只是为更高的生命过程所作的一种准备。（注：《论灵魂》414[b]1。 ）动物固然可以有位移的活动，但动物的活动是本能的、单调的、直接的，表现为对自然环境刻板地顺应与对自然界提供的现存生存资料的简单利用。“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事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注：参见乌申斯基等：《人是教育的对象》（上），郑文樾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45—52页。）在人的活动中，一方面使自己同自己的自然环境区别开，使自然成为自己活动的对象，另一方面，使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人的意识性既使人在适应环境中超越环境，把环境由一种纯自然的环境变成一种为人服务的环境，也使人在适应自己身体的成熟中超越成熟，把人体的发展由一种纯自然的成熟过程变成一种能动的自由过程。人的活动不是抛弃了植物的和动物的活动，而是将它们纳于自身之中并对之进行目的意识性的超越。而以身体活动为基本活动方式的体育，则是一种最直接、最安全、最积极的超越方式。
二、身心外在对立的体育
潘菽先生在《论所谓心身问题》这篇论文中列举出了八种心身二元论的观点。心身二元论的共同特点是认为心和身是两种并列的东西，即互为外在的实体。典型的心身二元论则把身和心看作两种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东西。柏拉图、笛卡尔在这里是一脉相承的，及至莱布尼茨则认为，心身本质上不同，也不相互影响，两者的表面“统一”实则是按同一步调两相呼应地同时进行的，有如两座时钟，虽步调一致，但相互间并无因果关系。至于基督教神学，则认为人的身心是对立的，“肉体是‘灵魂的监狱’，必须折磨肉体才能拯救灵魂”，（注：《旧约全书》箴言编，第23章。）《旧约全书》甚至声称，对儿童“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注：参见滕大春主编：《外国教育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147—166页。）
古希腊斯巴达人的体育有身心外在的倾向。他们对儿童从小就进行极其艰苦严厉的磨炼，培养他们忍冻受饿的能力。他们还把鞭挞作为训练的方法之一，“鞭挞极其残酷，常有人在这种马拉松式的折磨下丧生”。斯巴达人“非人似的”身体训练使得他们在体育竞赛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斯巴达人的体育既不注重发展身体的健康，也不注重发展人体美，更不注意身体的全面发展，一味强调军事的效果”，由于严格的军事、体格训练成了斯巴达人教育的主要部分，他们“不很重视发展人的智慧和才能”。这也养成了他们保守、狭隘、孤傲的性格，强壮的体格与简单的头脑相结合，造成了畸形发展的人民，这使得他们即使有体育优势也不能继续保持下去。（注：曹孚等编：《外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102、93、96页。）
基督教相信人的肉体是有罪的，它是人生幸福的天生障碍。因此，只有对身体进行磨炼、鞭打、折磨、自残，人才有可能享用上帝所赐的幸福。最早论证基督教义的教父学提出三种教育，其中之一就是“通过极端严格的训练，摆脱动物灵魂与肉体结合所产生的种种幻觉，去掉物质的欲望，即实行禁欲主义，这种教育为Purification，意为洁身”。为了“洁身”，许多基督教徒移居埃及荒漠之地，“过着森严的禁欲生活。有的甚至终夜祈祷、斋戒、鞭身，在寒风烈日下奋力劳作”。僧院学校对学生实施的“严酷的体罚和侮辱性的惩罚，往往使学生身心备受摧残”（注：王天一等编著：《外国教育史》（上），北京师大出版社，第80页。）因此，我国有的学者称“教会学校是完全没有体育的。”（注：小原国芳：《完人教育论》，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教育目的》，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306页。）当然，我们是说，他们是没有如我们所设想的对身体的积极培育之“体育”，他们的“体育”以对身体进行自残为方式进行。由于他们采用了身心对立的体育观，所以，他们相信只有不让身体上感到幸福，心理的幸福才有可能。其结果与身心互为外在的体育是一样的，即对身心造成严重伤害。
西方竞技体育的观念对身心外在的体育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说在古希腊兴盛时期，身心统一的体育还有相当市场的话，“到了古希腊后期，体育运动则逐渐出现了项目分化，摔跤归摔跤，标枪归标枪”，（注：左从现：《试论唐帝国体育与古希腊体育的个性差异》，载《安庆师范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4期。 ）项目的分化是从人的身体的片面发展中提高运动成绩的手段，竞技体育推至极端则形成了一种异化的体育：体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自身的身体健康和自身精神满足，而是为了对身体极限的突破、他人的观赏和金钱的刺激。“位于小亚细亚的阿普洛迪西亚城即保存了一段公元二世纪的铭文，记载了该地规定的体育奖金的标准，金额分别为数百至数千杜拉克银币。”（注：影山健著、顾渊彦等译：《没有失败者的体育》（打印稿），第5页。 ）培根开创的科学主义精神的功利性特征更是强化了这种思想。现代体育的发展简直就是用金钱堆起来的。国家、社会、大企业纷纷对体育投入巨资，刺激运动员；运动员则出于各方面的各种压力进行超负荷的训练。有些运动员为了“出成绩”不惜服用各种违禁药品，从而给自己的身心造成严重伤害。如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曾在100M和200M项目上获胜的前苏联女子短跑运动员拉娜，为了获取金牌，确保训练，其日常生活由电子计算机进行安排，她为了降低体重，把自己身上有碍于运动的多余肌肉用手术切除，并大量使用肌肉增强剂和各种兴奋剂。（注：参见滕大春主编：《外国教育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175页。）体育还因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丧失了往日的生气。政治化的体育在极力迎合领导和权威的过程中养成了一些权威主义人格，他们不需要自己的头脑和独立意志，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做，自己成了一架政治机器。昔日作为和平庆典的体育运动，如今却受到意识形态的玷污。德国法西斯的体育建立在德意志民族人种优秀论之上，强调国民协同、国防精神、民族意识和领袖精神，将体育与战争侵略联系了起来。柏林、赫尔辛基、东京、墨西哥、蒙特利尔、莫斯科等大型奥运会都被流血事件、大国干涉或政治抵制所影响。当我们看到体育运动员满身伤痛、短命折寿，体育竞赛中丑闻不断，以及不正当竞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时，我们不能不相信，身心外在的体育最终是以身心对立和互相伤害为结局的：无视人的思想和情感意愿，以身害心；或无视人的生理承受能力，以所谓的“顽强意志”伤害身体。
身心外在对立的体育观在当前的学校教育中也有所表现。首先表现为对体育的忽视，受片面人性观的影响。有些教师认为，体育活动耽误了学生的学习时间，再加上体育在升学考试中不用考试或考得不严，所以，在有些学校“体育是虚的”，对体育的忽视反过来也制约了学生的成才。其次是对体育的片面重视。有些人认为，体育就是锻炼身体，身体就是指肉体，因此，锻炼只能使肉体强健，而与精神和心灵无关。这在有些专业体育训练中是常见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把学生培养成“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畸形人。没有心灵的参与，体育过程便是折磨人的，而这种体育所训练出来的强壮的身体对人的生活来说，往往又是不幸的根源。第三表现为工具性的体育，这是一种“目中无人”的不照顾学生需要、兴趣、个性特点，不为学生的身心发展和幸福生活服务的体育。体育是一种人权，1978年颁布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体育运动国际宪章》指出：“确信有效地行使人权的基本条件之一是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和保持他或她的身体、心智与道德的力量；因而任何人参加体育运动的机会均应得到保证和保障”。工具性体育实质上是对人权的践踏。学生的学习活动往往是将身体局限在有限向度的运动上，体育就是对这种局势的补充、平衡。体育未必要在上体育课时才进行，体育也未必要在运动场上才进行。而我们现在的教育恰恰在体育的时空上存在着深刻的问题。它只允许学生在体育课或做课间操时才锻炼身体。认为在学校的其他时间与体育关系不大。学生课余的稍微激烈的所谓“追追打打”被视为不正当的活动。在非体育课的课堂上更是严禁学生的身体运动。（高明的教师往往把学生的身体活动与课堂教学结合起来。身体活动与违纪并不一定是必然联系）。我们的体育是根据刻板的课程安排，到了时间才能、也必须去进行体育，它不是在学生需要活动时，所以它容易错过体育的良机。学生成了时间和空间的奴隶。同时学生还成了运动项目、运动组织形式的工具。体育不是让项目为学生服务，而是让学生为项目服务，用项目来规划学生的活动方式，为了所谓的整齐划一的运动，不惜牺牲学生的个性需要。当前，我们理所当然地把跳箱、单杠、徒手体操等既定的运动项目作为一种固定的价值观，要求学生绝对接受，相信这些运动对人的发展不可或缺，我们总是要求学生“掌握……动作”，“掌握……技术”，如果某个学生跳箱跳不好，动作失败，教师就会指责学生练习不努力、体力不合格等。其结果是让学生讨厌体育，远离体育。这种体育不是为学生的身心和谐发展服务，而是加剧身体活动与身体活动的需要之间的分离。造成身体活动与心理愉悦感的分离。因此，体育没有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反而成了人生不幸之内容。
三、身心内在统一的体育
体育从其本质功能而言，是直接作用于人的生理结构及其机能，但由于心理是生理的功能形态，所以对生理的改造必然导致心理的发展，并且也只有将心理的发展纳入到身体的改造中，让人的心理来调控人的生理，才符合人的体育的特征。因此，体育不仅要体现在人的身体方面，也同时要体现在人的心理方面。实际上，体育就是一种有目的的使人的身体文化化的和谐教育活动。
雅典人在体育观上与斯巴达人是颇为不同的。雅典人认为人的身体必须是健美的，“身体优美既指身体诸部分都得到和谐的发展，而且举止文雅，无论是站、立，或是行走都要使人感觉赏心悦目，使人觉得恰当、合乎分寸。雅典人很讨厌行为粗野、笨拙”。体育上的文化特征使雅典人也反对过分专门化的训练，他们“尽量避免只训练一种运动项目”，（注：左从现：《试论唐帝国体育与古希腊体育的个性差异》，载《安庆师范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4期。 ）体育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的，只有全面发展的人才能够有身心和谐的幸福感。
中国唐代也持身心和谐的健美观，既要求体貌丰伟、体质健康，也“讲究雄豪刚健的气质与英武潇洒的风度”。杜甫诗“丈夫贵壮健”，唐代武举铨选注重“身材之选”，强调“体貌丰伟”的标准等事例，均反映出唐代对身体文化的和谐要求。（注：卢格著、陈德民等译：《人生发展心理学》，学林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67页。）
坚持身心统一的体育观也是现代体育革命的发展方向。《体育运动国际宪章》明确指出：“体育运动却并不局限于人体的幸福、健康，还有助于人的充分平衡的发展”。因此，要“寻求把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融合起来，创造一种在努力中求欢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价值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美国医学体育医学委员会甚至提出“体育和娱乐活动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增进人的精神素质的提高”。由于人体是体质与心理的统一体，所以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在“健康”的定义上也对传统观念作了改造，该组织认为“健康不但是没有身体缺陷和疾患，还要有完整的生理、心理状态和社会适应能力”。
现代体育革命涉及到一系列的观念更新。首先是从手段论体育到目的论体育的转变。手段论体育把体育目标定位于体育之外，如政治、经济、军事等上，它往往是根据一定时期某种制度的要求来制定体育的目标和手段，它重视的是实现根据国家利益确定的社会目标，但对运动者个人的满足和需求则是完全忽视的。手段论体育重视运动的项目、技术、知识和外在表现，所以它强调服从、纪律、单调的兵式体操和分化训练，也看重生物力学和生理学的研究以了解人的生理负荷。目的论体育把运动的目的放在运动者在参与运动过程中达到的自身满足的目标上，它并不否定体育的社会目的，但认为人自身的发展是体育的直接目的，社会发展只是间接目的。它重视运动者对运动项目的自主选择，运动过程中学生情意目标的实现和通过运动对人的品行和能力的提高。认为学生体质的发展不仅需要正规教育、显性课程，也需要非正规教育、隐性课程。其次是从身体锻炼论到运动文化论的转变。前者把体育只是看作是对人的身体的锻炼，所以常常采用高难技术向身体的极限挑战，为最终达到优异成绩取得比赛胜利奋斗。后者认为体育还是一种文化教育活动，要求运动者在身心统一、人际和谐中获得全面娱乐。在1970年以前，人们常用physical education（身体教育）这个概念，现在则大量使用sports（运动）这个概念，这就反映了现代体育的发展趋势。第三是从再生产型体育到生产型体育的转变。过去的体育理论认为体育就是教师把自己的运动知识、技能移植到学生身上，学生以再生产教师的知识、技能为目的，从而使学生处于被动的地位。现代体育则更重视学生运动行为能力的培养、开发。开发行为能力是1980年才开始提倡的，到90年代就成为学校体育发展的重要趋势。行为能力主要包括：a.能以自己情感感染全体成员的能力；b.达不到自己要求也能宽容待人的能力；c.能灵活地参加比赛并取得乐趣的能力；d.交流与对话的能力。从这一系列的转变来看，摆脱传统的身心对立体育、走向身心统一的人文体育是现代体育改革的发展方向。
心理在本质上就是身体各方面有机统一的产物，但是心理一旦产生出来，就对生理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体育就要运用心理的能动作用使人的身体发展超越成熟，异于动物的身体发展。对身体的认识是超越性体育的基础。这包括对身体构成要素的结构、功能、神经运动规律的了解，以及对身体运动规律与外界环境关系的认识。有了这种认识，人才能够根据身体规律，选择控制恰当的运动环境（如空气、温度、光线等），科学安排衣食住行。现代体育在运动的科学化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随着科学化训练的水平不断提高，人对运动负荷的承担能力也在不断地突破。对情感规律的运用是超越性体育的动力保证。人若经常适宜地进行体育运动，这种由生理变化产生的心理变化会使人对生活充满信心，并进而形成人的性格，而积极良好的性格又能反过来增强人的机体抗病能力。
身心的和谐统一表现为体育中的意志状态。意志不是心理对生理的克制，西方科学主义体育观从身心对立的观念出发，认为体育就是通过所谓的“顽强意志”征服自身自然的过程，这是错误的。身心的统一表明，身体（适度的）活动本身与人的心情愉悦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愉悦的心情又反过来内在地巩固身体的健康。通过身体活动产生愉悦心情来发展、调节人的心理是体育的一方面要求，而运用愉悦心情促进人的身体活动也是体育的重要内容。对于一项体育运动，被迫参与与主动参与，其锻炼效果是迥然不同的。在心理上被迫参与的运动很难让人从运动中产生愉悦感，没有积极的心情，该运动也难以持久，而主动参与的运动很容易激发人的愉悦心理，并且在心理的支持下，生理承受能力也大为增强。所以，意志不是人的身或心的单方面的工作，而正是身心统一时的融洽状态。这种状态也正是人在体育中的审美境界。人的身体的所有感官，都有心理的机能，身体的每一细胞、每一器官都渗透着不同等级的精神属性，受这些精神属性的支配和制约，而这些精神属性都统一于其最高形态——思想。思想与各种不同等级的精神属性一起支配身体的各器官并协调它们的活动。但是在身心分离的状态下，思维的内容和运动节奏与直接隐含在器官中的不同等级的精神活动的内容和节奏并不协调，思维的指向和身体的趋向、思维的内容与活动的内容并非完全一致，有时甚至完全相反。而在身心统一的状态中，这种不一致的状况得到了逆转。在身心统一的状态中，运动者往往达到一种身心两忘的迷醉状态。体育运动对他来说已经感觉不到是躯体的移动，而简直就是自己智慧的飘溢，情感的流淌以及自由意志的显现。同时他的心理又不是处于一种有意识的心理操作中，在酣畅的运动中，他也感觉不到意志的有意支配，似乎就是自己躯体在本然地展现。身体的运动节奏与精神的运动节奏完全协调。心之所向就是身之所往，身之所往也就是心之所向。由于当中并无特殊意志、目的作为中介，运动者完全处于一种身心合一、交融无碍、畅然自得、其乐融融的幸福境界状态。在此种状态中，人的生命活力最旺盛，人的智力和体力都得到了最高程度的激发，并实现了最佳“直觉”状态的结合。此时的意志，正是一种自由、专心投入和自我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