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教育的现实与困境
——反向飞行的“候鸟”
□史宇
在我国8500 万残疾人口中，有108.7万残疾儿童少年。由于行动、视觉、听力以及智力等障碍，这些孩子不能正常接受教育，或者不能进入普通学校就读。这就需要特殊教育的方式，帮助他们实现受教育的权利。然而，特殊教育的发展遭遇诸多壁垒。特殊儿童受教育的权利在现实中“风雨飘零”，他们也成为了一群反向飞行的“候鸟”。
▲2018年9月6日，在重庆市北碚区特殊教育学校，一名特教老师为孩子点赞。
两种境遇
中国的特殊儿童，境遇往往大相径庭。
佳佳是一名先天小儿麻痹症患者，小时候父母经常带着她四处求医，但佳佳还是要与轮椅终身为伴。好在佳佳生活在医疗条件发达的大城市，她的父母也都是国企员工，经济收入稳定。在家人的悉心照料下，佳佳顺利地在普通教育体系内完成学业，现在已经保送到名校攻读硕士。
不过，像她一样幸运的女孩也许并不多见。据统计，中国每年有100 万到120万名婴儿出生时带有缺陷，平均每30秒就有一名缺陷儿降生。但这些带有先天缺陷的孩子去哪了？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称，中国每年大约10 万名儿童遭到遗弃，绝大多数都是因为身患残疾。
（三）收集资料。小组内部分工，各组员按照分工收集资料。每位组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合适的获取资料途径，通过图书馆查阅图书或网络资源查找与学习任务相关的原始信息，然后小组成员们合作对所收集的信息进行分类、筛选、整合，最终形成小组的集体资料，并上传到网络平台的学习资料资源包，作为完成学习任务的基础。
另外一个故事中，有一对姐妹花，分别叫豆豆和丁丁。姐姐大两岁，是特殊儿童，妹妹是普通孩子，很是聪明可爱。到了这对姐妹该上学的那年，父母拿出全部积蓄，在济南一所以素质教育著名的小学旁边买了学区房。5月份，办完手续迁完户口，姐妹俩参加了小学入学面试。
8月27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八次常委会专题会议上，张海迪作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办好特殊教育》的发言。
后来学校里一位熟人告诉他们，学校不想接受姐姐，可如果只收了妹妹而拒收姐姐，可能会被投诉，于是——学校连健康的妹妹也一起拒收了。父母想了各种办法，到处求人，最后的结局是——学校接受了妹妹，拒绝了姐姐。条件是父母签订保密协议，保证不能到处反映，更不能找媒体报道。父母在协议上签了字，从此，姐姐失学在家。
妹妹入学后，因为学校迫使姐妹分开，开始排斥上学。她学习成绩直线下降，也不肯吃小饭桌，要求父母每天四次接送她。家里还有一个辍学的姐姐，这让父母痛苦不堪。仅仅上了一年，因为厌学，妹妹也退学了，追本溯源，她的罪过只是因为她有一个脑瘫的姐姐。
向记者讲述这个故事的另一位特殊儿童家长发出喟叹：特殊儿童这个群体，就像一群候鸟，只能朝着相反的方向飞翔。当普通孩子的家长拼命攒钱买房，削尖脑袋想进名校的时候，这个群体却像一股逆流，拼命往郊区甚至农村，往人流少、教学质量差、环境差的学校里塞，因为那样的学校才有可能容下他们的孩子。
▲两位参观者被来自全国各地特教学校的听障、视障、智障和自闭症等特殊儿童创作的作品吸引。
歧视与隔离
据中国残联数据，中国8500 万残疾人士中，有超过1500 万人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其中有1200 万人就在农村。他们没能实现就业，也没有条件接受教育，只能靠家庭成员供养、低保金和社会救助勉强度日。
建国初期，各地共青团在党领导开展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中，充分发挥了先锋带头作用，有力地配合党政领导推进运动胜利开展。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完成后，为响应党的“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号召，各级共青团组织继承和发扬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始终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紧跟形势发展的要求，连续参加并独立开展了一系列教育生产活动，成为当时党的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目前，在诊断汽车故障时，多数是根据现象拆检零部件查找故障点，很少是通过分析发动机数据流来诊断故障。其实，通过分析数据流，不仅可以快速准确地诊断故障，而且还可以准确把握相关部件的工作状态和健康程度，这对于故障的早期发现和预防、节约维护成本十分有利。
周永明的次女周淑英，是蔚县剪纸的第三代传人。本来，父亲周永明不打算把手艺传给周淑英，可是，三四岁就跟在父亲身边耳闻目染剪纸工艺的周淑英比别人更用心、更用功，她不仅染色技艺超群，创新了许多染色工艺，还与哥哥姐姐一起革新了刀工和绘画，让蔚县剪纸技艺更上一层楼。2006年，蔚县剪纸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因为残障儿童是有特殊需求的病人，那么出于各种考虑，普通学校有理由拒绝残障学生，将他们推向特殊学校。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中国6-14 岁学龄残疾儿童有246 万人，在校的残障儿童中能接受全纳教育的比例仅为51.8%，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比例达到了90%左右。
而在高等教育领域，歧视同样存在。假如残障学生克服各种困难通过高考，他们要进入高等学府，还必须通过体检，普通高校存在拒绝某些残障学生的情况。目前，在中国8500万的残障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只有94 万人。也就是说，100个残障人士中，只有一个人上过大学。
已有研究表明，有残障和没有残障的学生在一个无差别、没有排斥的环境下共同成长，可以得到更好的学习成效。普通教育系统应当充分无障碍地向特殊儿童敞开大门，但在现实中这样的愿望很难实现。特殊儿童除非能证明自己能适应学校的物理环境，否则可以被拒绝入学。
经济条件上的困难，只是特殊儿童遭遇教育困境的原罪之一。
在特殊学校里，特殊儿童没有机会和没有残障的儿童相处，造成了另一种隔离。同时，由于特殊学校数量不多，且远离残障儿童的住处，大部分儿童必须住在学校，远离家人和朋友，同样不利于残障儿童的成长。
在日本，残疾人又被称为“障碍者”，残障儿童除了能享受一般残疾人的福利政策外，还能享受到其他一些特别的优惠。譬如在医疗方面，先天缺陷儿童的治疗费用由特殊儿童补贴承担，医疗费全免，免除了父母的后顾之忧；后期的康复治疗，如领取助听器、义肢等残疾人用品，家长的自费比例也只有一成。
然而，随着平权运动的推进，残障人士的权益亦引起了更多关注。观念意识上的改变，以及强大的儿童福利制度的支持，让残障儿童权益得到了更多保障。在这方面，欧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已经做出了许多示范，证明其可行性。
在教育方面，日本各地区都设有专门针对残疾儿童的“特别支援学校”，确保残障儿童接受义务教育。而残障儿童到普通公立学校就学，学校亦不得拒收。残障人士想接受高等教育，入学考试也不设体检，只要能力达标，就能上学。其他诸如就业、出行、生活照顾等方面，亦有事无巨细的优惠条例。
▲张海迪认为，办好特殊教育，需要解决教师数量不足、专业化水平不高、队伍结构以及待遇偏低等问题。
改变从“教师队伍”开始
然而等来等去，周围的邻居陆续收到了小学入学通知书，豆豆和丁丁却没有收到。她们的父母急了，到处打听，学校给出的回复是因为他们5 月份才买房迁户口，所以没有被录取。可事实是小区里比他们买房还要晚的邻居都收到了入学通知书。
她重点提出了“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亟需改进的一些问题”，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特殊教育的现状。
为推动广西特色小镇建设，广西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2010年底，广西颁布了《关于促进特色名镇名村发展的意见》，之后每年持续推动自治区工贸型、生态(农业)型、旅游型和文化型特色名镇名村遴选和建设工作。截至2016年底，共创建了90个特色名镇名村，其中工贸型10个，生态(农业)型20个，旅游型36个，文化型24个，为推进广西特色小镇建设积累了经验。
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是特教教师数量不足的问题。2018年全国有特教学校2152 所，在 校生25.54 万人，专任教师5.87万人，师生比差距较大。特教教师不仅要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有的还要承担随班就读指导和为重度残疾学生“送教上门”等工作，编制少、人手紧的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送教上门”只能安排在双休日进行。
鉴真……鉴真东渡，对日本的佛学、建筑、雕塑、医药、艺术乃至日常生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等
再者，特教教师专业化水平不高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据统计，全国第一学历为特教专业的仅占30%，其他都是由普通学校转岗而来，还有不少还是“冗员”转岗而来。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问题更加突出。最近中国残联相关部厅去佳木斯桦南县特教学校调研，那里33 名教师中，13 人是学特教的，占比39%；湖南省平江县特教学校50 名专任教师中，11人是特教专业的，占比22%。
一些特教专业毕业生宁愿留在大城市不稳定就业，也不愿去艰苦地区担任特教教师。比如，北京顺义区的学校反映招不到北京联合大学特教专业学生。由于没有要求师范院校普遍开设特殊教育必修课，普通学校以教师不懂特殊教育为由拒绝残疾学生随班就读的现象时有发生，成为制约融合教育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特教教师队伍的结构也需要调整和完善。张海迪表示，从近几年统计数据看，特教对象中盲、聋残疾儿童不断减少，孤独症、脑瘫、中重度智力和多重残疾学生明显增加，有的培智学校75%的学生都是孤独症儿童。但是，国内目前只有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开设了孤独症专业。从需求看，康复治疗学、教育康复学、应用心理学中，拥有孤独症教育课程的毕业生供不应求。
特教教师难度高、压力大，待遇普遍偏低。1956 年，国家出台了特教津贴制度，当时按全部工资的15%计算。1985年工资改革时改为“基本工资”的15%，只占全部工资的6%左右，起不到吸引人才的作用，而且，中高等特殊教育的教师还不在享受津贴范围内。尽管陕西等省将特教津贴比例调到“基本工资”50%，但仍有大部分省份以“上面没有政策”为由维持原比例，因此，完善顶层设计势在必行。
1.4 观察指标 ①根据Barthel指数和Harris髋关节评分比较患者干预前后功能康复情况［2］。②根据视觉模拟疼痛评分（VAS评分）比较患者干预前后疼痛程度［3］。③根据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比较患者心理状态［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