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及所藏中国学文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方学论文,俄罗斯论文,国学论文,科学院论文,所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本世纪初，那部分“出生”在我国西北敦煌、吐鲁番和黑城等地的汉文及非汉文文献被迫“移居”俄国以后，我们无从知晓其处境如何，直到五、六十年代，从原苏联学者整理出版的文献目录、刊发的有关文章及主要是提交给国际东方学家大会的论文中，开始对这部分流落海外的文献有了一些了解，但亦不过鳞爪而已。九十年代初，中俄两国合作出版俄藏中国文献的消息令人振奋：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献部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俄藏敦煌文献》大型图录；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合作编辑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目前，这两大工程已全面启动，并且进展顺利，前者已出版第一册至第四册，后者已出版第一册至第三册（为汉文文献），第七册（为西夏文文献）。中俄两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成功合作，使掩藏于深宫近一个世纪的文献得见天日，人们终于可以见到大部分“落户”俄罗斯的敦煌和黑城文献的本来面目。中俄两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在隔膜了太长的时间以后也走近了许多，以此为契机，我们得以对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有多一些和直接一些的了解。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是俄罗斯研究东方学的国家级主要研究机构之一，也是俄罗斯汉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这里荟萃了俄罗斯东方学界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集中了数以万计堪称世界级珍宝的东方学文献。依据中国、俄罗斯科学院科学合作协议，1997年6月至9月，我访问了俄罗斯。逗留期间，承蒙俄科学院院方的安排和学界同行的支持帮助，访问了科学院东方学所，参观并阅览了东方学所所藏有关图书、手稿写本，并接触了部分库藏。以下就自己在东方学所所阅、所见及所感，特别是对该所图书馆的发展历程作一概要介绍，仅供学界参考。设在莫斯科的俄科学院东方学所本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面临着机构的调整和经费的重组。东方学所下设三个图书机构：公共图书馆、汉学专业图书馆和东方学所分所图书馆，前两个图书馆均设在莫斯科本部。成立于1958年的汉学图书馆，其藏书以东方各国语言的近现代文献为主，俄科学院另一个以研究东方国家近现代状况为主要对象的研究机构—远东所同样有一个以东方各国语言文字现代文献为其藏书特点的汉学图书中心，作为俄科学院机构调整的先期准备，东方所汉学图书馆与远东所汉学图书中心合并，东方所汉学图书馆馆藏全部划归远东所汉学图书中心，成立科学院汉学文献中心，新的中心设在远东所。我在俄期间，正值两馆合并的运作时期，东方学所图书馆已经关闭，新的中心尚未全面正式开放。除浏览部分远东所原有的藏书目录外，文献图书未能寓目，不无遗憾。就我的专业而言，此行的目的，是希望对中亚古代史藏书的全面情况和俄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具体情况有所了解。这部分古代东方学图书文献资料均收藏在另一所东方学研究的殿堂—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圣彼得堡东方学分所，因而成为我此行访问的重点去处。
今天我们在涅瓦河畔见到的东方学所彼得堡分所，以东方学文献的世界三大收藏地之一而闻名于世。循着彼得堡分所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东方学文献这条主线始终贯串着东方学所的生命之旅，东方学所机构的诞生，研究队伍的形成和成长，乃至研究工作的开展，无一不为这一主线所牵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东方学文献，东方学所也就无由存在，东方学所走过的历程就是一部收集、整理、研究东方学文献的历史。纵观东方学所的发展历程，以1931年科学院东方学所成立和1950年东方学所本部迁往莫斯科为标志，东方学所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每个发展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东方学所正式成立于1931年，诞生的生命却孕育已久。建所之初入藏所内的文献资料，其收集积累已经经历了近一个世纪，正是这前期的工作奠定了东方学所藏书，尤其是中国学文献资料的基础。我们把1931年以前的一个世纪作为东方学所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说到这个发展阶段的前期，我们要讲述一个故事，17世纪的最后几年，一位急于打开黑海出口的俄国沙皇，用一年的时间建立起一支海上舰队，然后水陆两路进攻土耳其，亚速海遂落到了俄国手中，这位沙皇便是彼得一世。他的野心很大，但取胜土耳其后并未匆忙再进，而是以下士的身份参加了一个考察西欧的使团，用一年的时间对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风俗进行了解和学习。20年后，当他派兵侵占了额尔齐斯河上游的全部土地，妄想打到中国的长城脚下时，这个古老东方民族文化和文化遗产同样让他感到兴趣，不过，这次他采取的是“拿来”主义。以后的沙皇政府和外交使团的成员，一直继承了彼得一世的作风，19世纪初，通过各种外交使团“拿来”的包括中国文献和文物在内的东方文献，已经分散在当时的首都彼得堡的各个外交、科研、文博等机构中，一个统一收藏东方文献的机构应运而生。
1818年，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委员会，即后来著名的亚洲博物馆宣告成立，它就是东方学所的前身。亚洲博物馆同时还担负着收集、购买各种文献以充实东方文献书库的使命，因此博物馆成立后，最先启动运行的是图书系统。亚博图书馆的基础藏书主要由两个机构提供，一个是民族陈列馆（即现在的民族博物馆），馆内所藏为彼得一世以来从东方各国收集和购买到的文献资料及文物，文献并入亚洲博物馆，文物则留在民族陈列馆。另一个向亚博提供文献图书资料的主要机构是俄罗斯科学院图书馆。该馆于18世纪已经收集到了相当数量的阿拉伯文及满文刻本。40年代，и·к·罗索欣负责组织整理和翻译馆内所藏满语文献的工作，他在组织翻译班子的同时，自己翻译满语写本17卷，与此同时，他为科学院图书馆补充新的中国学文献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从1747年到1756年的10年间，他不仅收集散在民间个人手中的藏书几十种，还争取到北京俄国教会方面的收集品上百种，占1818年科学院图书馆移交亚博中国学图书总数的三分之一。遗憾的是，关于这些图书的具体内容尚无从得知其详。
亚洲博物馆成立后不久，俄科学院任命三位从事中国学研究的专家п·и·卡缅斯基，н·я·比丘林和п·д·施林格为俄科学院通讯院士，以表彰他们的优秀表现和卓越贡献，这反映了当时中国学在俄的地位和影响。三位科学院通讯院士级的中国学家对19世纪俄中国学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为亚洲博物馆收集大量中国学文献。由于他们的努力，从1829年开始，亚博陆续接收了北京俄国传教士提供的中国学收集品，又从法国汉学家儒莲处通过交换复本获得一批资料，根据儒莲提供的线索，收购了包括《天文图》在内的图书资料。通过上述各种途径，亚博图书馆中国学的图书藏量的增加初见成效，1856年，其中国学图书已达1400种，比1818年亚博成立时科学院图书馆移交图书的总数超出四倍。这一时期也有一些有关中国学的成果发表，但为数不多，有人评价说，亚博从成立之初到20世纪的中国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由于建馆之初的工作重点实际上仍然放在文献的收集上，因此，п·и·卡缅斯基，в·п·瓦西里耶夫，п·я·卡法罗夫等著名中国学家往往是在亚博以外的机构，如彼得堡大学，北京俄国教会，或是在外交事务委员会以及后来的外交部亚洲司开展活动。
这一阶段的后期，自19世纪、20世纪之交到1931年。世纪之交，亚洲博物馆迎来了中国学发展的新时期。大批珍贵的文献文物，从分布在中国西北的甘肃、新疆和内蒙等地的一座座天然博物馆被劫持到了彼得堡，陆续送进了亚洲博物馆。这批文献无言地在亚洲博物馆的发展史上树起一座界碑，成为该所发展新时期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19世纪末到1915年，俄国先后多次派出考察队，前往中国的西北地区进行考察和发掘，劫获大批文献文物，与此同时，俄国驻上述地区，主要是新疆地区的外交人员以其便利的条件和特殊的身份收集散在当地民间的文献文物，数量可观。上述劫获品和收集品除极少数外，绝大部分收藏于亚洲博物馆和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由于所获文献来源分散，数量庞大，加上文种和内容的庞杂，中间又多经转手，考察收集时的原始记录及入库时的入藏登录均不完备，因而造成库藏记录出现程度不同的混乱，表现在库藏记录的文献来源与文献的实际来源不符，库藏记录的文献数量与实际数量有出入，有些收集品甚至在库藏记录中找不到着落，实际存在的文献又不见库藏目录，诸如此类的问题，将在以下的论述中列举。以下依亚洲博物馆所藏文献发现或收集的地点、时间，兼及文种，对其中的主要部分作简要介绍：
敦煌劫获品：1914年，由俄国科学院院士с·Ф·奥登堡率领的中国西北考察团第二次前往西北地区进行考察，此行的主要目标是甘肃的敦煌，在敦煌，他们获得了18000件以上的写本和壁画，丝织品等文物。（注：с·Ф·奥登堡《千佛洞》，《东方》第二册，1922年，第57～66页；м·и·瓦罗比耶娃·捷夏托夫斯卡娅等《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一卷，1963年。）1915年初，奥登堡一行携以上写本和壁画回到彼得堡，所获写本收藏于亚洲博物馆，文物部分则收存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此次所获敦煌文献成为亚洲博物馆引以为骄傲的特藏之一。
黑水城劫获品：1907年，п·к·科兹洛夫受命率蒙古－四川考察队对中国北部地区进行探察。1909年，考察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发现了黑水城遗址，并于城内外，主要是城外的一座佛塔内获得了西夏时期的写本、刻本8000余件及大量其它珍贵文物。（注：л·н·缅什科夫《哈拉浩特发现的早期刻本》，《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第7卷，第143～149页。）文献部分以西夏文为主，约占全部文献的90%，其余部分为汉文、回鹘文、藏文或波斯文文献，以上文献全部收藏在亚洲博物馆，文物部分则由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存。西夏文文献以其数量庞大和保存完整而成为亚洲博物馆收藏之极珍。
吐鲁番劫获品：与上述两个地区所获文献相比，亚博所藏吐鲁番文献非一次性获得，比较零散。1898年，俄科学院д·а·克列门兹率领考察队对吐鲁番地区的高昌故城、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和阿斯塔那墓葬区进行了勘察和挖掘，获得一批得自千佛洞的梵文和回鹘文文献以及一组壁画。1906～1907年，а·д·科卡诺夫斯基考察吐鲁番地区，获得如下文种的写本：梵文、汉文、回鹘文和藏文。以上文献后来均归藏于亚洲博物馆。（注：с·Ф·奥登堡《科卡诺夫吐鲁番收集品简报》，《亚洲宝藏》，第13，1907～1908年，第127～140页。）1909～1910年，奥登堡第一次率队考察吐鲁番，该地区的古城遗址、墓葬遗址、洞窟遗址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在对上述遗址进行挖掘后考察队所获颇丰。（注：с·Ф·奥登堡《1909～1910年俄国土耳其探险》，圣彼得堡，1914年。）
新疆收集品（分南疆和北疆两部分）：南疆收集品：第一组，н·Ф·彼得罗夫斯基自19世纪80年代至1903年任俄驻喀什噶尔外交领事，在任期间，他陆续从喀什、库车、库尔勒和阿克苏等地收集到数量相当可观的中亚写本和文物，分三次寄送亚洲博物馆。第二组，с·а·科罗可洛夫继任喀什噶尔总领事期间，寄送给亚洲博物馆一组梵文写本。
北疆收集品：第一组为俄驻乌鲁木齐总领事н·н·科罗特克夫寄赠亚洲博物馆的一批梵文、龟兹文、粟特文写本，该组文本收集于吐鲁番地区。第二组为俄驻库尔勒领事а·а·吉亚科夫得自吐鲁番民间的回鹘文和汉文写本。
从俄国在上述地区的活动可以看出，吐鲁番地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考察队频频出入的地区，俄驻南北疆外交领事亦几度插手，所获文献无论从内容或是从语种上看都相当丰富，但亚洲博物馆馆藏目录并没有得到反映。近年，收入敦煌特藏的非敦煌文献已引起各国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的注意。例如，敦煌特藏2158号文书，实际上是科兹洛夫从黑水城得到的文书。（注：最先注意到这一点的是张广达先生，见《国外近年对敦煌写本的编目工作》，《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12期，第12页。）被误编入敦煌特藏的除黑水城文书外，很可能还有和田的文书，（注：见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书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2页。）混入敦煌特藏最多的非敦煌写本莫过于吐鲁番文书。姜伯勤曾在《沙皇俄国对敦煌及新疆文书的劫夺》一文中列举若干俄藏写本，据其内容判断为吐鲁番文书。（注：见《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第39～41页。）其中一件原题为《建中三年三月廿七日授百姓部田青苗历》的文书，池田温先生认为是西州时期的文书，我在彼得堡东方学所见到了文书原件，不只是文书的内容，而且从原件的纸质、抄录的字体来看，无不表明它的吐鲁番属性。可以肯定，池田温氏的判断极准确。敦煌特藏混入其它地区的文书，是使用俄藏文献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类问题。此外，尚有一批脱号的问题值得留意。为了给汉唐丝绸之路的研究课题补充一些原始资料，我在俄期间接触到一部分粟特文书，其中的几件为两面书写，另一面为汉文文书，不具编号，也就是说从汉文文书目录查找不到它的下落，而这部分文书当不乏重要内容。（注：见《粟特残文书—东方学所中亚收集品》，莫斯科，1980年，SIK33:3760。）
中国西北地区珍贵文献的大批涌入标志亚洲博物馆发展新时期的到来。在对文献进行科学分类、编目的基础上，亚博的工作开始向相关的研究领域延伸，这无疑为该馆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1910年，в·м·阿列克谢耶夫从欧洲汉学中心学习归来，途中绕道中国进行为期三年的考察，（注：в·м·阿列克谢耶夫，《在旧中国-1907年旅行日记》，莫斯科，1958年。）返回彼得堡后即着手对亚博所藏中国写本和刻本进行全面整理。两年后，他作为亚洲博物馆中国处负责人组织人力并投入大部分精力于此项工作。与此同时，通过各种可利用的关系继续有计划地充实图书文献资料，首先，通过在中国的使馆人员和俄国北京教会同北京的几个出版机构进行联系，得到寄赠的许多图书。通过在日本学习的俄国学者н·а·涅夫斯基等人得到一批有关中国佛教和中国文学方面的日本文献。依照阿列克谢耶夫的设想，目的在于把亚洲博物馆营造成为进行中国学专业创作活动的园地并由此培养出一批研究中国学的专家。他们组织出版收集品中的中国小说和诗歌作品，制定和实施研究中国和日本佛教的计划。这一阶段法国汉学家和日本汉学家对亚洲博物馆的中国学研究产生一定影响。1910年，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访问彼得堡，发现科兹洛夫黑水城收集品的重要价值。因而揭开亚洲博物馆研究中国西北劫获品的序幕。日本学者对奥登堡所获敦煌文献的关注则带动了这方面研究的开展。
十月革命后，亚洲博物馆的中国学研究有所发展，表现在：博物馆的研究人员有所增加；有一批研究成果发表；研究人员在科研工作中得到锻炼，逐渐成长为研究中国历史、文学、语言学等方面的专家。这期间，又有一批新人员相继到所，并成为亚洲博物馆以后一个发展时期的中坚力量，他们是：ю·к·舒茨基（1920年到馆，主要研究中国的道教），б·а·瓦西里耶夫（1921年到馆，主要研究中国文学），к·к·弗鲁格（1925年到馆，主要从事收集品的登录工作），а·а·德拉古诺夫（1928年到馆，主要研究汉语），п·и·斯卡契科夫（1930年到馆，主要从事俄国汉学的研究），а·г·施普林钦（1930年到馆，主要研究汉语）。
回顾亚洲博物馆成立前后至1931年这一阶段的工作，不难看出，有以下三大特点：第一，围绕东方学文献，主要是中国学文献展开的各种活动，包括在亚洲博物馆以外的机构和场所进行的活动，在日后东方学的发展史上，堪称奠基之作。其次，亚洲博物馆担负的大量的、经常性的工作主要是为所藏文献进行清理、登录、编目和初步的研究，同时，收集、充实新的文献。第三，因疏于刊布，馆内所藏文献详情，外界知之甚少。
1930年到50年代初期为东方学所的第二个发展阶段。
1930年，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正式成立。原亚洲博物馆下设三个分支机构：东方学收集品部，突厥学会和佛教文献室，届时，三个下设机构连同图书馆藏书一并归入东方学所，以25万种图书组成东方学所图书馆。图书馆新设两个特藏部，穆斯林文献收藏部收藏穆斯林文献，包括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和苏联本土各突厥语民族的文献，另一个为东方古写本特藏部，专门收存包括前述中国西北地区所获汉语和其它语种写本在内的全部东方写本。与此同时，组建东方学所成立后的第一个专业研究室—中国－唐古特研究室，研究室的主要任务旨在研究п·к·科兹洛夫在中国劫获黑水城唐古特（即西夏）收集品，20年代进入亚洲博物馆的骨干力量几乎全部充实到了该室，如：б·а·瓦西里耶夫，а·а·德拉古诺夫，п·е·斯卡契克在以及1929年刚从日本回国的н·а·涅夫斯基，к·к·弗鲁格虽然编制在东方古写本特藏室，实际上却在中国－唐古特室担任工作。30年代初，该室的科研力量又一次得到补充，先后来到室里的有н·и·孔拉德、з·и·果尔巴切娃等。1935年以后，又有一批研究生分配到中国－唐古特研究室，他们是：а·а·彼得洛夫，л·и·格曼，л·н·鲁多夫。
科研队伍的基本构架形成之后，东方学所加强同国外学者，科研机构与出版界的联系，开始以新的面貌与国际东方学界接触。1925～1932年，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应邀访问彼得堡，此间，伯希和在东方所作工作访问之外，还在大学东方学系讲授中国民间宗教和戏剧。与此同时，в·м·阿列克谢耶夫访问伦敦、巴黎，这一进一出促成东方学所与欧洲汉学界最初的正式接触，与华盛顿国际图书馆协会以及其它各国汉学机构的联系，大部分通过通讯来实现。
同中国和日本中国学学者的联系始于20世纪初。1926年，в·м·阿列克谢耶夫访问了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与当地博物馆、图书馆的主要负责人和学者建立联系，沟通由苏联科学院院士б·я·弗拉基米尔错夫提议建立的苏联科学院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其它科研机构的图书交换关系。1924～1925年，1927～1930年б·а·瓦西里耶夫两次访问中国。1934年，东方学所中国－唐古特研究室接待了中国学者袁同礼、姜庆夫一行，同年，著名中国画家徐悲鸿在彼得堡举办个人中国画展览。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东方学所与北京之间的联系并未因战争而完全中断，特别是与北平图书馆之间建立的图书交换关系，仅在1941年全部中断，战后即恢复。同日本中国学界的联系最初是通过н·а·涅夫斯基实现的。此后，ю·к·舒茨基访问日本，1932年，一批日本学者访问列宁格勒。
以上这些关系的建立和联系的加强一方面推动了东方学所科研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使东方学所的图书得到经常性的补充，集中收集了一批很有价值的中国学文献。图书和手稿数量猛增，大量日常清理登录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ю·к·舒茨基、к·к·弗鲁格、а·а·德拉古诺夫相继投入了这一工作。
东方学所成立前后开始着手整理中国西北地区的劫获品，1925年，弗鲁格在进行汉文文本的登录和检索复本外，开始整理п·к·科兹洛夫得自黑水城的文书，1928年，由拉得诺夫接替。30年代，弗鲁格开始着手敦煌写本的整理工作，二战时，在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弗鲁格仍继续他的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到1942年，他完成了两千余件汉文写本的目录登记。（注：к·к·弗鲁格《苏联科学院东方学所所收古代汉文佛教文献简目》，《东方图书目录》，第8～9卷，1936年，第96～115页。）
进入50年代，围绕纪念俄著名东方学家的主题，东方学所组织了相关的活动，1950年五月，组织召开著名汉学家в·п·瓦西里耶夫纪念大会并组织发表了纪念文集。1951年，东方学所组织有关人员编辑出版著名汉学家н·я·比丘林著作集。对以上相关活动的了解有助于我们获得东方学所的全方位视角。1951年，东方学所迁往莫斯科。
通过东方学所成立以来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在不断充实新的文献资料同科研工作一样重要的口号倡导下，苏联科学院东方学所开始与国际东方学界正式接触，在促进本所科研工作开展的同时，为东方学所的书库补充了新鲜血液。图书藏量的持续走强进一步推动了图书文献特别是写本编目整理工作的开展。
第三个阶段，为东方学所的稳步发展时期，从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
50年代初，东方学所由列宁格勒迁往首都莫斯科，列宁格勒成立苏联科学院东方学所列宁格勒分所。莫斯科东方学所图书馆基础藏书由三方提供：苏联科学院图书馆，苏联科学院太平洋舰队研究所和原东方学所，前两者提供其馆藏的东方学文献部分，后者则提供其全部所藏文献的非手稿部分，手稿部分留列宁格勒分所，作为分所的基础藏书，也就是说，原东方所的东方手稿特藏部仍保留在列宁格勒分所。
经过短暂的冷清之后，东方手稿特藏部的人员开始增加。1953年，一批年轻的大学生陆续分配到手稿特藏部：л·н·缅什科夫，а·а·孔得拉契耶夫，и·т·左格拉夫，е·и·克恰诺夫，这一时期参加东方手稿特藏部的青年学者还有н·а·彼得洛夫，в·м·施切因和л·и·楚古耶夫斯基。他们中间的缅什科夫、左格拉夫和克恰诺夫相继派往研究生班学习深造。由于研究人员的不断补充，东方手稿特藏部的中国学科研活动突前活跃。и·т·左格拉夫着手编集中国文学刻本目录，з·и·果尔巴切娃和н·а·彼得洛夫将中国刻本进行全面登录，卢博－列斯宁钦科负责继续完成阿列克谢耶夫设计的中国文学作品的出版工作，а·а·孔德拉契耶夫主要从事中亚史方面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刊布了一系列中亚史的资料，л·н·缅什科夫以中国戏剧的改革为题，作硕士学位论文。
不久，东方学分所成立远东部，首批成员有：л·н·缅什科夫、б·и·帮克拉托夫、н·а·彼得洛夫和正在读研究生的и·т·左格拉夫。以后的十年间，又有近二十余人补充到远东部。1956～1957年，又有如е·и·克恰诺夫、и·с·克洛维奇、а·с·马尔提诺夫等近十位学成归来的研究生参加远东部的工作。为了同东方学的日益发展相适应，1962年，由远东部分出中国部、日本部、韩国组和远东写本发布组。这一时期，一批经过专业训练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不断充实到东方学分所的各个部门，形成了一个以有较高专业素质的研究人员为骨干力量的东方学研究中心，围绕这一中心，当时聚集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许多其它部门的人员也都参与了分所的东方学研究工作，如孔拉得、卢博列斯宁钦科和м·л·鲁多娃等。
分所成立的10年间，列宁格勒东方学者与国际东方学界特别是国际汉学界逐渐建立起广泛的联系。1960年，第25届国际东方学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苏东方学界以此为契机与国际东方学界的同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大会期间，前苏联与中国、日本建立了科学合作与图书交换关系，同前苏联建立联系的还有美国、法国、捷克、意大利等国。这些关系的建立，促进了国际东方学界与苏东方学界的相互了解。苏东方学界的成果陆续在欧洲和美国的刊物上发表，国外学者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前苏联学者工作情况的报道。第25届东方学大会之后，列宁格勒分所派出首批留学生留学中国。
1963年，为了适应汉学研究更加专业化的趋势，分所将中国部分成几个专题组：敦煌手稿组、中国刻本组、文学组、语言组和思想史组，各组负责相关学科或专题的研究工作，本部则只起组织协调的作用，使中国学的研究更趋于系统化，专业化。在此期间完成了以下几项工作：出版к·к·弗鲁格、ю·к·舒茨基、в·м·阿列克谢耶夫多年的工作成果。л·и·楚古耶夫斯基在对н·я·比丘林的工作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很有份量的评论文章，他还以比丘林的整理方法为蓝本，对分所所藏汉文和日文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的整理工作于1957年重新开始，л·н·缅什科夫、в·с·斯普林和с·а·施科良都参加了这项工作，以后陆续进入这一小组的还有м·и·瓦洛比耶娃·捷夏托夫斯卡娅、и·с·图洛维奇、и·т·左格拉夫、б·л·斯米尔诺夫。从1963年开始，整理小组的研究成果——两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出版。（注：м·и·瓦洛比耶娃·捷夏托夫斯卡娅等《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莫斯科，1963年。）1964年，为表彰注记目录第一册的发表，法兰西科学院为л·н·缅什科夫领导的小组颁发法兰西科学院优秀创作奖。敦煌文献中大量的经济类文书的整理研究由л·и·楚古耶夫斯基来完成，其研究成果为四卷本的《敦煌汉文文书》，目前已经出版了第一册。（注：л·и·楚古耶夫斯基《敦煌汉文文书》，第一册，《东方古代文献》，第57卷，第1部分，莫斯科，1983年。）
与敦煌汉文写本的整理研究相比，开始对科兹洛夫所获黑水城文书的研究要晚一些，从1966年开始全面的整理研究，由л·н·缅什科夫完成，1984年，出版黑水城汉文文本注记目录。今天，缅什科夫教授的工作仍在进行，楚古耶夫斯基教授的计划还在继续。
回顾第三阶段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至今耕耘在东方学这片土地上的主力阵容大部分是50～60年代走进这片土地的垦荒者，他们从整理、编目开始，从学习语言、识读文字起步，默默地播种、耕耘、收获，于是产生了缅什科夫那样的汉学大家，不知是特殊的环境培养了人们甘于寂寞的品质，还是天生自然平和的心态造就了近乎宁静的学术氛围，座落在涅瓦河畔的东方学所，深藏于特藏部的文献档案同与之厮守的东方学工作者配合的如此和谐，这或许正是东方学所的魅力所在。
我们衷心期望，社会变革的阵痛过后，会有更多新人的脚步踏上这片土地。
我在东方学所只是匆匆一过，本文所介绍的不过是为了解东方学所提供线索而已。东方学所收藏的大量的东方学文献需要广大的东方学者去认识，去发掘，这些文献必将极大地促进东方学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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