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青都市女性文学的现代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都市女性论文,文学论文,苏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1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1999）03—0039—06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苏青是一位最有争议的作家，毁誉参半，褒贬不一。本文力图以文为凭，客观公正地分析苏青的文学作品，肯定苏青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特殊阶段、特殊层面的特殊地位，并探讨其原因和局限，还其历史本来面目。
一、苏青都市女性文学的特点
苏青的人生之旅是曲折、坎坷甚至是悲惨的，特殊的人生经历使她逐步形成了独特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人格品质：她才情兼具，个性鲜明、大胆、正直、坦诚；她思想敏锐不保守，有时略有偏激；她无明显的政治主张和信仰；她对生活对社会充满热情；她为人豪放、直爽。苏青的人格品质在其文学作品中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抒发。
苏青的作品与五四以来典型的女子文学有很大的不同。把苏青的作品与冰心、庐隐、丁玲、萧红等人的作品放在一起作比较就不难发现，冰心、丁玲等人塑造的多是从旧的封建牢笼中挣脱出来的新女性的形象，她们或崇尚爱情至上，或追求婚姻自主，或投入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之中，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特征和妇女呼声。而苏青所写的只是妇女生活领域中很窄的一部分，偏重于生活中的琐事和杂事，是那种“说起来却不得闲，天天不知道在忙些什么的”（见《苏青文集》下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50页，以下所引该书均据此版本，只注页码）小女人生活。在风格方面，冰心高雅悠闲，丁玲豪放粗犷，萧红悲壮抗争，亦与苏青作品有很大差异。
苏青的作品与那种典型的市民文学也有不尽相同之处。典型的市民文学一般反映的是市民的传统文化、家族历史等的变迁，描摹市民的特殊心态，复制市民的生活场景，表达市民的审美情趣，目的是为了满足市民的消闲需求，故一般说来文笔都较为轻松、悠闲。而苏青的作品不注重这些，她执著甚至是偏激地反映普通女性在都市生活中遭遇到的种种琐事，表达对生存状态的不满和愤慨，她的文笔并不完全是消闲性的。所以，笔者认为，苏青作品既属于女子文学中一个独特的层面，又属于市民文学中一个独特的层面。因此，若要进行科学而鲜明的定位，不妨称其为“都市女性文学”。
（一）都市女性文学的视野
苏青的作品女性味特浓厚。她把自己定位在都市女性上，运用独特的视角来敏锐地反映都市女性的生活、心理、矛盾和困惑。当然，她也有一般女人所具有的看法：“十个女人十个妒，没丈夫的妒人家有丈夫，丑陋的妒人家美丽，笨拙的妒人家聪明，贫穷的妒人家富有，年老的妒人家年青。”（82页）但在更多问题上，苏青是独立、独特，与众不同的，她反对人云亦云。她认为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真正的男女平等，女人生孩子，男人不生孩子，这是男女顶不平等的地方。她不赞成抽象的男女平等，“凡男人所有的并不都是好的；凡男人所能享受的，女人也未必受用，这个观念必须弄清楚。幸福乃满足自身需要之调，不是削足适履，把人家所适用的东西硬来满足自己不尽相同的需要。”（146 页）正是从这样的视野出发，她从人们津津乐道的女子教育问题中敏锐地发现，“学校里一切设施都是为男生而设，不是为女生而设的”（6 页），“男生每周上五六小时的国文课，我们当然也跟着上。但是国文教材是什么呢？第一类是古文，说的都是从前男人社会的事……至于第二类所谓新文学作品呢？对不住得很，也还是男人写给男人们看的，因为现在仍旧是男人的社会呀。”（6页）在苏青看来， 身为女子而受着男子教育，而社会又要你做女子的事，结果一定是失败的。只有当女生能够受到她们自己所需要的女子教育，才能达到真正意义的平等。苏青的看法是有些偏颇，但她关于女子教育应当有其特定的内容和特色的观点无疑是对的。
（二）都市女性文学的题材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苏青之前和之后，很少有人这样写过都市女性。只要你读过苏青的作品就可以发现，她几乎把都市女性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都写到、写绝了。她《谈女人》、《论女子交友》，然后也从女人角度《谈男人》；既谈目前《我国的女子教育》，也谈《女性的将来》；她从《母亲的希望》谈到《现代母性》，接下来又不厌其烦地讨论《生男与育女》、《科学育儿经验谈》、《拣奶奶》、《小天使》，谈完《恋爱结婚养孩子的职业化》，又关注着《组织里弄托儿所》，要《救救孩子》，此时的苏青俨然是一位儿童教育专家。在家庭这个主题下应有的内容，她统统涉及到了。她擅长《论夫妻吵架》和《谏夫》，也许她有亲身体验；但同时又说《做媳妇的经验》和《妇人之道》；更实在的是教你《夫妻打官司》和《论离婚》。她深为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鸣不平，写出了《第十一等人》；她对你说《写字间的女性》、《看护小姐》、《女生宿舍》和《我的女友们》及《钱大姐》等；她评说《赌徒与荡妇》及《交际花》，甚至路见不平地为被迫无奈而杀夫的詹周氏辩护而作《为杀夫者辩》。苏青很清楚，大多数都市女性都缠身于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之中，脱不了柴米油盐和儿女情长。苏青就注视着这些眼前的事、身边的人、心中的情，来真实地反映出生活的本质。这中间最成功的自然要数《结婚十年》。在这部带着浓厚的苏青影子的自传体小说中，作者勾画出一幅幅都市市民家庭的风俗画。小说从新娘出嫁开始，娓娓动听地向读者叙述着苏怀青小姐与徐崇贤先生由结婚到离婚的故事。小说中描述的上轿、闹洞房、拜礼、下厨、生育、省亲、进城、逃难等，实在是一幅幅有着浓郁地方特色的市民生活的画面。其中，苏青又嵌入了夫妻之间的恩怨负气，姑嫂之间的赌气较量，女人生育的悲惨痛苦，油盐酱醋的琐碎繁杂，婚外恋情的矛盾纠葛等等。苏青把凡此种种杂事俗事写得自然和谐，把民风民俗与现代节奏互相交错。这种中西合璧、雅俗共赏的作品自然在市民阶层中引起轰动，《结婚十年》连出18版，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都市女性文学的观点
苏青一再宣称，她写文章并不是要宣传什么主义和理想。但既然是面向社会大众，她的文学作品自然还是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感受宣泄、展示给受众。更何况，苏青对社会、对人生、对爱情、对婚恋等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确实有许多话要说，特别对都市女性生活有着独到的见解，概括起来有“四观”。一是女人观。作为女性作家，对女人自身及其环境的了解自然比较深刻。她反复地表达做女人苦、做女人难的观点，但对都市女性身上所存在的劣根性深恶痛绝，甚至有些偏激。在《谈女人》中，她主张女人要首先注重满足自身合理的、迫切的生理需要，再去争取其他的权利。直言：“我敢说一个女子需要选举权、罢免权的程度，决不会比她需要月经期内的休息权更切；一个女人喜欢美术、音乐的程度，也决不会比她喜欢孩子的笑容声音更深。”（146 页）二是平等观。苏青认为，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平等，她倾向于妇女先满足基本的生活生理需求，然后再去争取自由平等。她反对有些人的复古论，并拿缠足放大了的女人作比喻，明确宣布宁愿苦苦练习跑路，也不愿再裹小足。提出妇女要争取平等，“放在女人面前的只有一条道路，便是向上！向上！向上！”（145页）三是恋爱婚姻观。她认为， “婚姻不如意，便是顶薄命的事，理想婚姻应该是才貌相当的。所谓才貌相当，也不是男有才而女有貌，我的意思是男之才与女之才相称，男之貌与女之貌也相当之谓。男女双方之才均称，则精神上愉快，男女双方之貌得当则肉体上满足，这是灵肉兼顾的顶完善的办法”（132页）。她还说，结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儿女，而不是保障爱情，爱情的本身是性的本能与美幻想的结合物，是不能靠结婚来保障的。当丈夫有外遇时，要想争取丈夫回心转意，必须靠“真情、善意，最后才是美容”（150页）。四是道德观。苏青的道德观有点惊世骇俗。她打破了传统道德的是非观，并将自己的道德观直称为“俗人哲学”，即以俗人的立场和生存需求作为道德的出发点，来衡量评价道德的真假利害。她反对为着自己的利益而鼓吹他人去“牺牲”，主张牺牲也得计较一下牺牲的代价，主张讲道德、守道德对于人有好处，有效果，才符合道德两字的本来意义。
（四）都市女性文学的心理
只要读过苏青的作品，就不得不承认她是描写刻画都市女性心理的高手。她的作品受到广大市民，尤其是都市女性阶层的欢迎，主要归结于她能细致入微、准确生动地揣摩、刻画都市女性的独特而微妙的心理活动，说出她们想说却说不出、说不好、说不清的心理状态。苏青对社会、人生、爱情、婚姻、家庭、亲友是世俗的、实在的，也是坦诚的、直露的，但她又是一个唯美主义者，追求至善至美的人生境界、爱情境界和创造境界。这种内心与外表、价值观与处事方式的截然相反，恰恰构成了其作品的心理描写的一大特点。《结婚十年》中有一段专门描述妇女跟丈夫上舞场的情景：“……这里多的是一条条蛇似的女人，紧紧缠住你丈夫，恨不得一口把他连钱包都吞下了，撇得你冷清清地在一旁，牙齿痒痒的发恨，却不得不装大方。这里的音乐也许是迷人的，但也带些酸楚与凄凉，仿佛有着幽情没诉说处，丈夫在倾听别人的，或是抱着你舞时也眼看着别处，搂着别人时倒像贴心贴意，他以为你也可以拣个把好看的舞女跳，但是天晓得，女人同女人搂着跳着究竟有什么意思呀？”（上册，140—141页）苏青特别擅长捕捉复杂微妙的心理活动，在那篇描写生活琐事的《烫发》中，就把都市女人那种爱面子，慕虚荣，拿不起放不下的复杂心理淋漓尽致地写出来了。有时，她对都市女性心理的剖析真可谓是入木三分。如《论女子交友》中说：“女人们最爱当着朋友讲丈夫坏话，但丈夫真正的坏处却讳莫如深，生怕给人家知道了有伤自己的体面。……一个女人恨男人放荡的心只有五分，但恨人家知道她丈夫放荡的事的心却有十分。要是人家不知道，她决不会把自己丈夫爱吃年轻娘姨豆腐的事说出来的。”（80页）
（五）都市女性文学的语言
粗读苏青的作品，你可能会觉得她有些不讲究语言和技巧，真是“快人快语，口无遮拦”。同时代的张爱玲就称苏青的作品是“伟大的单纯”（474页）；胡兰成说苏青的文章“平实而热闹”（474页），“少有警句，但全篇都是充实的”（476页）； 实斋赞誉苏青的文字“流利活泼，更多奇气”（477页），文笔“妩媚可爱与天真”（478页）；盛英肯定苏青的散文文字“流畅跃动，颇富奇气”[1]。确实， 苏青在其作品中以一种非常独特的语言方式将作品内容恰到好处地展示给读者。苏青式语言有三个显著特点：
一是生活化。苏青运用生活化的语言，成功地塑造出形形色色的都市女性形象。在《搬家》中，苏青就极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心胸狭窄、吝啬成性、心理变态、语言啰嗦的孤老太太。老太太骂小外孙的这段话精彩极了：“又要什么？一天三顿牢饭还塞不饱？人家的饼干要留着自己塞的，以后再不许讨饭似的去讨！”（45页）“六七岁的人了还一些不知好歹，整天放着自己的财门不站偏要去站人家的龟门，你也想同她轧姘头吗？青天白日关了牢门两人在里面不要人家进去，正头夫妻哪有这等不识羞的。像我从前你们外公在时，连正眼也……阿四，你又想冲魂到哪里去？以后再敢到楼上去，立刻捶断你的狗脚！”（45页）这一段夹荤搭素，指桑骂槐的言词，把这位孤老太对年轻女人的妒忌和蛮横霸道的粗俗形象逼真地描绘出来了。
二是坦白直率。苏青习惯于这种直抒胸臆、口无遮拦的表达方式，基本上做到了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写。散文《母亲的希望》写母女两人议论职业问题，母亲希望女儿做个职业文学家，而女儿却说：“写文章白相相也许开心，当职业出售起来却也照样得淘闲气。第一先要通过书店老板的法眼，那法眼是以生意眼为瞳子的。……若不知这种职业上的秘诀，人家都讲花柳第一而你偏来研究大脑小脑、神经血管之类，不惟无法赚到钞票，还须提防给人家加上‘不顾下部阶级’，‘背叛生殖大众’等罪名，倘若你得了这类罪名以后，掮客性质的编辑者们便不肯替你吹嘘兜销了，除非你能证明血管就是卵管，脑汁等于精液。”（75页）
三是善于营造情调和氛围。这种情调和氛围非常适合都市小市民，尤其是都市女性阅读欣赏的兴趣和习惯。苏青把文字处理得很通俗、浅显及悠闲，或用象征比喻，或用细节描摹，玲珑剔透地把人的生理快感、心理感受一齐传递出来，使人在阅读欣赏时酣畅淋漓。比如说睡，苏青就这样描写过：“睡的时候，床上一定要有顶帐子。帐子白洋布做，暑天则改用白夏布。我的帐子洗得很勤，卧在床上看起来，宛如置身白雪堆中，上面又浮着一片白云似的，飘飘然，飘飘然，伴着我入梦。”（181页）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苏青以她自己独有的视野去发掘都市女性生活的有限题材，把自己的笔触深入到前人和同代人都未曾深入过的领域，并加以拓展，从而真实生动地描摹出都市女性的生存状态、心理颤动和混乱，反映出特定时代都市女性的基本愿望和微弱呐喊。再加上特有的“苏青式语言”营造出大量的都市女性琐碎的生活场景、浓厚的生存氛围和悠闲的情调趣味，因而，在中国特定的历史阶段、特定的生活空间和特殊的生活层面中，形成了苏青所创造的反映三四十年代都市女人的“都市女性文学”，从而使苏青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
二、苏青都市女性文学的成因及价值
有人把上海三四十年代出尽风头的张爱玲和苏青看作是一种“奇迹”，更对90年代重新回炉的“张爱玲热”、“苏青热”深感不解。其实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消亡都有其内在规律和原因，都有其客观性、必然性和合理性。苏青都市女性文学得以在那个时代萌生并取得成功，其主要原因有三点：
首先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背景。连苏青自己也意识到，“我觉得站在时代的面前，个人乃是渺小的。譬如说革命的女性吧，似乎一度被崇拜过，现在却又成为讥笑的对象了。这是个退潮的时期，人心彷徨、畏缩，什么都行不通”（364页）。 上海曾经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发源地，一度成为文学救亡运动的中心。在上海被日寇占领的前期，外国租界还保持着相对独立，一批革命文化人，在这被称为“孤岛”的地方创作了大批抗日文学，即后人所称的“孤岛文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进租界，“孤岛”不复存在，抗日文学失去了生存的地方，上海文坛一时变得冷冷清清。渐渐地，汉奸文艺和色情文艺占领了上海文坛，但沦陷区的人们对此没有好感，他们以各种方式进行抵制和反对，但同时他们也需要相对纯洁高雅的文艺来作精神安慰和心理消遣。于是，新的市民文学便应运而生了。这种文学以弱者面目出现，政治上极为隐晦，既不能宣传抗战救国，否则敌伪政府不批准出版；也不愿鼓噪“大东亚共荣圈”，怕被国人误认作汉奸帮凶。因此，这类文学谈论的是都市市民常见的生活话题，表现的是都市市民的兴趣爱好，反映的是都市市民的心理状态，既能被当局所容许，又能为广大市民所接受。从孤岛陷落到抗战胜利的短短几年里，这种文学竟然得以生根、发展，继而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张爱玲、苏青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环境中“冒”出来的作家。可以说，没有沦陷区特殊的环境，就没有作家苏青，就没有苏青的“都市女性文学”。
其次是她自身具有的生活经验和价值观。苏青的生活经历简单，生活圈子极窄，这使她不熟悉其他生活，写不出其他题材的作品。对此，苏青自己坦率地承认，“第一是生活经验太不丰富”（430页）， “于是我的文章材料便仅限于家庭学校方面的了，就是偶尔涉及职业圈子，也不外乎报馆、杂志社、电影戏剧界之类”（430页）。鉴于此， 当时有位溪谷先生对苏青的《论女子交友》写了篇读后感说：“这篇文章，如对准一般小资产阶级的女性，那是讲得所谓‘入木三分’的；如读者的对象为整个妇女，那未免犯了笼统武断的毛病”（86页），“原因是冯先生忘了世上除这些只知有己，不知别人的太太小姐们以外，还有广大的妇女群”（84页）。一些评论家也作过分析，如谭正璧在《论苏青与张爱玲》一文中便指出，“在同样的倾向里，我们读了以前冯沅君、谢冰莹、黄白薇诸家的作品再来读这两位的，便生出了后来者何以不能居上的疑问。因为前者都向着全面的压抑作反抗，后者仅仅为了争取属于人性的一部分——情欲——的自由；前者是社会大众的呼声，后者只喊出了就在个人也仅是偏方面的苦闷”（483页）。但诚如古人语，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苏青作品的局限在此，成功也在此，她集中写都市女性这个专题，心无旁骛，卓成一家。另外，苏青信奉的是一切从实利、实惠出发的利己性道德观，当然这种利己以不损人为前提，她认为，“人类是利己的，但利己不足为道德之累，一个真正知道利己的人往往也能兼利他人”（105页）。因此， 苏青的视野主要关注的是从她自身发现的以及与自己有关的妇女问题。
其三是当时的特殊读者群的价值取向及心态。本世纪30至40年代是一个很特殊反常的时段，生活在沦陷区的中国人感觉成了亡国奴而丧失理想，崇高感失落，精神萎靡，意志脆弱，于是他们转而重视现实生活。苏青都市女性文学中注重表达的一切从实利出发的人生哲学和利己道德观，引起了他们的共鸣。苏青作品中对都市市民、尤其是都市女性生活的本质化、世俗化和物质化的真实反映，切切实实地打动了他们，许多人从苏青的文学作品中找到了自己生活的影子。当然，苏青的作品同时也迎合了沦陷区专制下的普通市民回避政治的心理需要。
苏青的作品问世已半个多世纪，时间的流水并没有冲淡苏青都市女性文学的光辉。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公平的。记得傅雷先生说过，“人类最大的悲剧往往是内在的”。苏青用她极其犀利的笔锋揭示了女性最大的悲剧在于自身，在于自身的素质，在于自身的性格。她洞穿了女性何以成为女奴的内在原因，这就是中国女性根深蒂固的“原罪意识”。她对女性的悲剧性体验是深刻的，更重要的是在于她不承认这是女性命运的必然，她在无力唤起女性整体意识的情况下，还是作了个性化的反叛，对女性国民劣根性进行剖析。她告诫广大妇女姐妹，女性的真正解放不能靠别人，只能靠自尊、自爱、自强、自立。
苏青都市女性文学虽存争议但不减光辉，这正是由其内在的艺术魅力所决定的。当一个作家通过自身的体验，准确地把握住人类生活或者说是生命中的某种共性，然后用恰当的艺术形式把它表现出来，也就很可能成为一种“不朽”的艺术。苏青的作品在当年风行一时，在今天仍拥有大量读者，自然有其特殊的生命力。因此，我们必须以公正客观的态度走近苏青。
[收稿日期] 1998—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