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汉的工业区位经济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位论文,思想论文,工业论文,经济论文,陈振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36(2010)06-0013-06
一、引言
陈振汉(1912-2008)，浙江诸暨人，当代中国著名经济史学家。1931-1935年就读于由留美经济学家何廉、方显廷组建的南开大学经济学院。1936-1940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经济学系，师从经济史学家阿希尔(A.P.Usher，1883-1965)，专攻经济史，先后获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论文题为《美国棉纺织工业的区位：1880-1910》。1940年回国后先后在一些科研机构和高校任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40-1946)、中央大学兼职教授(1942-1946)、北京大学教授(1946-2008)、南开大学兼职教授(1947-1948)、燕京大学兼职教授(1947-1948)、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1947-1948)。
陈振汉的学术研究工作在1949年前致力于经济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经济政策以及工业区位理论；1949年后致力于明清经济史研究以及史料整理。陈振汉在经济史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使其成为影响1949年后中国经济学发展路径的学者之一。[1]陈振汉的主要著作有：《工业区位理论》(与厉以宁合著，1982)、《〈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第一辑《农业编》(主编，1999)、《社会经济史论文集》(1999)、《步履集：陈振汉文集》(2005)等。
陈振汉、任美锷①、周华章②等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知识界研究西方工业区位理论以及中国工业区位选择实践问题的代表性人物。以陈振汉为个案，研究总结其工业区位经济思想遗产，对深入开展民国时期区域经济思想、工业化思想以及西方区位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陈振汉关于工业区位问题的研究涉及美国棉纺织工业区位问题、西方工业区位学说史、中国工业建设的区位实践问题三大论题。北京大学聂志红(2008-2009)在有关民国时期工业化思想专题研究的论著中，最早关注到陈振汉的工业区位经济思想，并就陈振汉关于中国工业建设的区位问题所提出的主张作了简略评述。[2]本文侧重对陈振汉20世纪40年代的西方工业区位学说史、中国工业建设的区位实践问题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性总结。
二、陈振汉的工业区位问题研究成果及其传播概况
陈振汉是20世纪30-40年代对美国棉纺织工业区位变迁、西方工业区位理论学说史、中国工业区位选择实践问题研究最为精深的中国学者，代表性研究成果共计8篇(见表1)。
陈振汉20世纪40年代的工业区位问题研究成果在1941-2005年间的再次传播概况如下：
1.博士学位论文《美国棉纺织工业的区位：1880-1910》的核心部分《美国棉纺织业成本和生产率的地区差异：1880-1910》首次发表于《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01.LV，Aug，1941)，后收录入陈振汉个人文集《社会经济史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步履集：陈振汉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享有“民国四大经济学家”③美誉的方显廷主编的《中国战后经济问题研究》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46)收录了陈振汉1941年发表在《新经济》上的《工业区位的理论——工业建设的区位问题之一》、《战前工业区位的评价——工业建设的区位问题之二》和《战后工业中心的区位——工业建设的区位问题之三》三篇论文。该书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知识界、政界谋划抗战后中国经济重建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影响。
3.陈振汉、厉以宁合著的《工业区位理论》(1982)一书的第一、第二章(“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20世纪20-40年代的工业区位理论”)直接综合、提炼了陈振汉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区位理论的发展——韦伯以前》(1947)、《区位理论与贸易理论》(1947)、《工业区位理论的发展》(1948)等三篇论文成果内容。该书由陈振汉和他的学生厉以宁合著，是陈振汉从30年代就开始从事的工业区位理论研究的最终结晶之作[3]。该书系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现代外国经济学说知识丛书”之一，是中国学术界公开出版的第一本介绍西方工业区位理论的专著，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引进、传播西方工业区位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陈振汉的个人文集《社会经济史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收录了《工业区位的理论——工业建设的区位问题之一》(1941)、《战前工业区位的评价——工业建设的区位问题之二》(1941)、《战后工业中心的区位——工业建设的区位问题之三》(1941)、《区位理论与贸易理论》(1947)、《工业区位理论的发展》(1948)等期刊论文。
5.列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文库之一的《步履集：陈振汉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收录了期刊论文《工业区位理论的发展》(1948)等成果。
三、陈振汉的西方工业区位学说史研究
陈振汉在《工业区位的理论——工业建设的区位问题》(1941)、《区位理论与贸易理论》(1947)、《区位理论的发展——韦伯以前》(1947)、《工业区位理论的发展》(1948)等论文中，对西方古典工业区位理论的演进脉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研究，研究内容最为系统的论文当推《工业区位理论的发展》一文④。陈振汉强调指出，德国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1868-1958)，对工业区位问题研究贡献最大，他既是工业区位理论的“创造者”，也是“发扬者”，是西方工业区位理论的奠基人，“工业区位问题的研究虽不始于韦伯，但今日所有区位研究的成绩与缺陷，却都与韦伯有关”[3]191-192。陈振汉以韦伯为标志性人物，参考第一手的英文、德文文献资料，将19世纪60年代-20世纪40年代西方工业区位理论的演进分为三个不同阶段：
(一)韦伯以前的工业区位理论
陈振汉在梳理、考察19世纪中后期-20世纪初期德国学者(陆宣、谢茀尔、尤赫德)、美国学者(罗斯、霍尔)、意大利学者(罗烈亚)、英国学者(坎宁安)等著述的基础上，认为陆宣、谢茀尔、尤赫德三位学者的贡献最大(见表2)。
陈振汉分析了陆宣、谢茀尔基于历史观点视角倡导的工业生产区位抉择法则，进一步归纳总结出“生产便利”(包括优良的气候、丰富的原料、劳工与资本供给)才是影响工业生产区位抉择的比较普遍而重要的因素，指出二者的论述具有“历史上的价值”和“开来之功”，对韦伯的工业区位学说具有显著的影响，陆宣、谢茀尔、韦伯三人学说的发展“是一贯的”[3]192。
陈振汉对尤赫德独立的学术贡献进行了分析总结，指出尤赫德的学术贡献直到韦伯之后才为世人发现并重视，韦伯的学说与尤赫德的学说之间并无师承关系，尤赫德是“首先用演绎理论的方法研究区位问题的人”，其研究方法、结论与韦伯的贡献“有许多地方相同”，但韦伯并不知尤赫德著作的存在，“未受尤赫德的影响”，二者贡献的相同，是“不谋而合”，纯属“巧合”。[3]199，193
陈振汉指出，陆宣、谢茀尔、尤赫德虽然探讨了工业区位的若干因素，列举了形成工业区位的各个条件，但他们的论述尚未形成理论体系。尽管如此，他们仍堪称西方工业区位理论的先驱。
(二)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
韦伯的《工业区位论》(1909)是区位经济学史上第一部关于工业区位的比较系统和完整的理论著作，是一部“经典”、“标准”的工业区位论著作[3]199，铸就了韦伯在西方工业区位理论发展史上的奠基人地位。陈振汉依据1929年版的英译本《工业区位论》，从“理论中的一般假定”、“运输关系”、“劳工成本”、“集中因素与分散因素”等四个层面，对韦伯工业区位理论的基本内容进行概要式的叙述。内容包括：在叙述韦伯所倡导或采用的“区位因素”、“假想货重”、“区位图形(三角形或多角形)”、“纯粹原料”、“损重原料”、“地方性原料”、“遍在原料”、“原料指数”、“等差费用曲线”、“决定性等差费用曲线”、“劳工成本指数”、“劳工系数”、“集中因素”、“分散因素”、“集中经济指数”等概念和分析工具方法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韦伯工业区位论中的运输成本指向论、劳工成本指向论、集聚指向论等三大核心理论的基本内容作了精要的介绍。陈振汉还从“假定与现实”(个别均衡、局部均衡与全部均衡，原料与市场分布之呈点的状态抑面的状态)、“内在的矛盾”(运输成本问题，劳工成本问题，集中与分散问题)两方面，对韦伯工业区位理论的缺陷进行了分析。陈振汉指出韦伯理论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侧重个别工厂的区位问题研究，对整个工业的区位问题语焉不详，属于局部均衡的静态理论研究；劳工供给无限制的假定与固定的工资地域差距的假定不能并存；关于集中与分散关系的分析在理论上的缺陷漏洞甚多等等。陈振汉强调，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尽管“有些假定距离现实太远，有些推论又自陷于矛盾，离一个完整的工业区位学说之境尚远”，但“开山之功固不可没”，“有些观念与工具，如等费曲线，且将永远有功于区位问题的分析”[3]220；尽管西方不少学者对韦伯学说或者是部分批评或者是整体怀疑，但“在实际问题的研究上，仍然以韦伯原来之说为圭臬，对于区位理论的研究，也仍然遵循韦伯所开导的途径”[3]199。
(三)韦伯以后的工业区位理论
陈振汉从“一般区位理论的发展”、“区位问题的事实或统计的研究”两大路径，对韦伯以后(1909-1946)的工业区位理论演进概况(见表3)进行了分析总结。
所谓“一般区位理论”，即指区位理论研究的对象从农业区位理论、工业区位理论等产业区位理论研究转向人类全部经济活动区位理论研究；区位理论的性质从基于特殊假定单独讨论区位问题的理论转向舍弃特殊假定，视区位问题为生产活动的一部分，使区位经济学与普通经济学相联系。陈振汉重点考察了俄林的《域际贸易与国际贸易》(1933)、潘楞德的《区位论研究》(1935)、胡佛的《区位理论与靴鞋及皮革工业》(1937)等一般区位理论研究文献对韦伯学说的承继、修正和拓展，指出俄林开辟了把区位研究同贸易、区域分工研究相结合的一般区位理论研究领域，胡佛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区位方式(locational patterns，又译作“区位模式”)。
所谓“区位问题的事实或统计的研究”，即指从历史方面进行论述或从统计方面对韦伯理论进行验证。陈振汉以丹尼森、英国政治经济学计划学会、英国政府工业分布调查委员会为个案，进行了重点考察。陈振汉指出，英、美、德等国关于区位问题偏于事实的、经验的或统计的研究，“对于区位理论的发展，或能充实内容，督促学者多多注意事实，或可以验证或修正假定，对于理论的发展不无裨益”[3]237。
四、陈振汉的中国工业区位选择实践问题研究
陈振汉(1948)曾指出：“韦伯理论自问世以来，影响很大，即使在中国，近年来也有人奉为圭臬，直接用于工业设计上去”；“究竟韦伯的学说能否供我们直接拿来应用，作为工业设计时的参考”，“得先看他的学说本身在理论上健全与否”，一是看其“假定是否符合实际”，二是看其基于假定所作的推论“有无谬误或疏略的地方”[3]211。陈振汉在《工业区位的理论——工业建设的区位问题之一》(1941)、《战前工业区位的评价——工业建设的区位问题之二》(1941)、《战后工业中心的区位——工业建设的区位问题之三》(1941)三篇论文中，借鉴韦伯理论对中国工业建设中的区位选择实践问题进行探讨。其基本观点主要有：
(一)“转移成本”和“生产成本”两类“区位因子”论[4]41-142
陈振汉遵循韦伯倡导的工业区位原理(“根据韦伯的学说，足以影响工业区位的因子，不过运输、劳工及地价三者”)，根据实际应用的需要，将工业区位的因子进一步归纳为“转移成本”和“生产成本”两类。“转移成本”实指运输成本，“包括运费、消耗等，凡是因原料成品的转运而产生的成本，与空间距离相关系的”；“所有不属于转移成本者”均属“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具体包括：“因自然环境之不同而起的，如气候、地势等”；“因人为环境不同而起的，如劳工供求、税捐利息的差异”；“因工业集中或地方化以后所产生的影响”。有利的方面如熟练工人的集中、修理装备机件铺户的集中、同业组织的便利等，不利的方面如地价高涨、工人运动等。各种区位条件对于工业区位的影响，不应“等量齐观”。在众多生产成本中，气候及其他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仅限于若干种特殊工业的区位；税捐利息的地域差异相对较小，也不如工资率的悬殊；唯有劳工成本的差异是影响一般工业生产成本的“最重要的区位因子”。基于上述的分析，陈振汉强调指出，“实际上左右工业区位的条件，主要的还是运输便利与劳工供给”。在他看来，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区位因子的重要性也不尽相同，“运输的便利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较为重要，劳工供给则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比较重要”。
(二)合理区位的动态决定论[4]140
合理的区位抉择必须置于动态的环境分析，“不能单凭静态的环境以为划分区域的依据”。“在一个特定的时候，区位工业，自然只有以当时的资源、人口、交通、农业、矿冶、贸易等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以及国防需要和社会环境上的区域差异，作为张本”；就正处于战时的中国而言，应考量“国防形势、人口增减移徙和资源交通的开发等动态变迁的迅速”；“鉴于生产技术的日新月异”，也应洞察“工业本身对于人力物力的需要，也并非一成不变”。陈振汉倡导的合理区位动态决定论观点，揭示出了中国在运用韦伯工业区位理论开展本土化实际应用设计过程中应遵循的动态分析原则问题。
(三)军用工业区位抉择原则和一般工业抉择原则论[4]140
针对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思想界广为流传的新式工业建设应顾及国防需要的观点，陈振汉主张，工业的类型不同，其区位抉择所遵循的原则也应不同，如兵工厂之类的“纯粹军用工业”在区位选择上应遵循“国防第一”原则，“必须与其他国防设备相联系，应当由军事当局根据战略需要去设立”；一般工业的建设“应当顾及经济原则”。
(四)中国抗战前工业区位的合理性和弊端论[4]148-154
陈振汉综合相关统计资料整理编制了“战前几种重要工业的地理分配”表，根据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对中国抗战前工业区位问题进行分析评价。关于棉纺织业、缫丝业、面粉业、机器工业、电气等轻工业的区位问题，陈振汉指出，“总起来说，战前我国重要的几种轻工业的区位，乍看似不合理，实际却并不背于区位经济的原则”，棉纺织业、面粉业、机器工业是“依市场而区位”，缫丝业则“在原料所在区位”。由于战前钢铁工业发展相对滞缓，“在量上不足道”，“极为幼稚”，陈振汉以“汉冶萍”为例，对重工业的区位问题进行了分析评价，认为“汉冶萍”的汉阳铁厂区位选择“根本没有考虑原料问题”，炼铁所需的铁砂原料取自大冶、焦煤原料取自江西萍乡，“区位不当，运费巨大”，区位选择违背了经济原则，成本过高，以至于亏损停产。
(五)中国抗战后工业区位规划论[4]155-165
陈振汉从“战后的工业环境”、战后“将建设的工业”、“工业中心的区位”、“其他工业的配套”等宏观、中观层次探讨了抗战后工业建设的区位问题。陈振汉对抗战后的工业环境作了如下假定：发展国际贸易，能自国外获得不能自给或国产不足之工业原料，国内地利资源能无条件利用；重要铁路干线建成，轻便铁路联络各地重要资源；地方治安稳定，税捐率无显著差异；能利用最新的工业生产技术。陈振汉主张，应遵循“国防需要”、“国际分工”、“与农业的联系”三大原则，抉择战后应建设的工业门类：第一类是钢铁、机械与交通工具制造工业，第二类是化学工业，第三类是食品工业、纺织工业等衣食用品制造工业。陈振汉重点探讨了钢铁、机械与交通工具制造工业的区位问题，通过统计数据分析研究提出，从冶金技术进步趋势(燃料的经济与劣质砂矿的利用)、原料分布(铁矿储量与煤藏)、钢铁与机械工业的联系(生产上纵的联合)而言，四川区、长江流域湘赣区、华北晋察区应成为中国战后的三大重工业区，是建立“大规模、上下联合的近代工业”的重点区域，重工业中心也是机械工业中心，而造船工业则宜选址优良港湾。此外，陈振汉就化学工业、衣食用品制造工业两类工业的区位选择问题，也进行了讨论。
五、结语
区位理论(location theory)或区位经济学(location economics)是研究一定的经济活动为什么会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进行，以及一定的基础设施为什么会建立于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的专门理论或学科。区位理论有古典区位理论和现代区位理论之分，也可细分为农业区位理论、工业区位理论、商业区位理论、城市区位理论等。工业区位理论(theory of the location of industries)是区位理论或区位经济学中关于工业活动的区位理论。西方工业区位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应用研究历经了三个不同时期，即：20世纪30-40年代的积极引进、传播和实践应用研究阶段；20世纪50-70年代基本否定式消极评介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再次积极引进、传播、实践应用研究和理论拓展研究阶段。留学美国的陈振汉对西方工业区位理论和美国棉纺织工业区位实践关注甚多，是民国时期海归经济学家群体中对“工业区位”论题最具“话语权”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关于19世纪60年代-20世纪40年代西方古典工业区位学说史的研究成果，不仅代表了第一阶段的最高研究水平，开启了中国知识界关于西方工业区位学说史研究以及中国本土化实践应用研究的先风，而且也代表了近80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西方古典工业区位学说史的研究水平，其相关研究成果对当今的西方工业区位学说史研究工作仍具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①有关任美锷的工业区位经济思想研究成果，参见吴传清的系列研究论文：《论任美锷对韦伯工业区位理论的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论任美锷的中国工业区划方案》(《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国际地理科学最高奖得主任美锷的中国工业区划方案》(《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0年第3期)。
②周华章曾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完成研究生学业，1942年毕业，系该所第五届毕业生，专业为经济史，导师为陈振汉，研究生论文题目为《社会变迁之各种方式》。周华章关于工业区位问题的研究论文有《工业区位理论修正说》(《新经济》1945年第11卷第2期)、《决定工业区位的实际方法》(《新经济》1945年第12卷第2期)。
③“民国四大经济学家”指马寅初、刘大钧、何廉、方显廷。
④《工业区位理论的发展》原载《燕京社会科学》1948年第1期，先后收入陈振汉个人文集《社会经济史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406页；《步履集：陈振汉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237页。本文依据《步履集：陈振汉文集》收录的该文文本进行分析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