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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09)01-0086-10
台湾电影发展至今已有逾百年的历史，但由于两岸交流不足的原因，大陆对台湾电影的研究一直未能如对香港电影的研究那样已发展得较为成熟。而对于海外学者来说，他们对台湾电影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对新电影运动及其重要导演、作品的研究成为他们的研究起点，而对新电影之前的研究则较少。
随着华语电影研究的逐步展开，对台湾电影的研究已经与大陆电影研究、香港电影研究一样成为华语电影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有必要去了解台湾岛内学者对台湾电影史、历史文化经验书写等方面所做的研究以及大陆学者在台湾电影上的关注点和研究角度，同时也应该关注海外学者将新的理论运用于台湾新电影研究时所取得的进展等，从而对台湾电影研究的历史脉络进行全面的梳理。
一、早期台湾电影研究的成果
1901年，电影在日据时期的台湾地区首度出现，成为台湾电影历史发展的开端。在日本殖民者的统治之下，多为宣传日本殖民统治的影片。因此，台湾电影的早期阶段可以说是停滞不前的。台湾电影的发展始终与这个岛屿的命运休戚相关，从一开始就被深深地烙下了殖民的印记。在此后四十余年的时间内，早期台湾电影的主要功能是成为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政治宣传工具。
由于受到种种政治上的限制，除了电影发行、放映体制的建立以及逐步完善之外，台湾电影作为一个地区的电影，在形式和艺术风格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发展。直到1949年，台湾电影虽然得到一定的发展，但始终还谈不上成熟。这一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进入台湾岛内，开始了对台湾地区长达数十年的统治。随着一批从大陆来到台湾的电影工作者的加入，再加上日据时期所打下的技术、设备基础，台湾电影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台湾电影与中国电影的传统美学既有传承之处，更有不少独具一格的特征。
由于政治方面的因素，在台湾电影发展的早期阶段，两岸的交流、合作极少，台湾电影与大陆电影的发展之间始终存在隔阂，而绝大多数卓有成就的电影艺术工作者并未在当时选择来到台湾，这也决定了后来台湾电影与大陆电影、香港电影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从1949年开始，身处台湾的电影工作者走上了发展和探索的成长之路。
现有的大部分关于台湾电影的研究，也是以1949年作为研究起点。对台湾电影进行研究的学者主要来自台湾、大陆以及海外，其中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是台湾岛内学者。这也是由台湾学者所处的地理、文化上的优势所决定的。各研究者从日据时期的早期电影、光复初期的台湾电影、台语片的兴衰、琼瑶文艺电影、政策电影、新电影运动、华语电影中的台湾电影、台湾电影导演研究等各个方面，对台湾电影一百多年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并且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阐释。
关于1949年以前的早期台湾电影的研究，主要有台湾学者吕述上在1961年出版的《台湾电影戏剧史》(台北银华出版社)。在这部著作中，研究的时间跨度为20世纪初期一直到五六十年代，对台湾电影的最早形态和发展轨迹进行梳理，尤其是书中提供的1949年之前的珍贵历史史料，为台湾电影的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台湾学者杜云之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相继出版了三本关于中国电影史方面的书籍，研究对象以1949年以前的内地电影为主，同时也对此后的台湾电影发展做了一定的研究。在1972年的《中国电影史》(第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对70年代以前的台湾电影进行了回顾和梳理。其中他对60年代出现的具有一定数量、质量较好的影片尤其是健康写实电影作出了较高的评价。这本书为台湾电影研究提供了不少史料资源。在80年代，他对新电影运动始终持保留的态度，1985年发表的一篇《请不要“玩完”国片》的文章，引发了《台湾电影宣言》中关于“另一种电影”的论争，在当时的台湾电影评论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另外，大陆学者陈飞宝于1987年编著出版了《台湾电影史话》，其时间跨度为1895-1985年，向大陆的读者做了最早关于台湾电影的介绍工作。这本书也可以认为是台湾电影研究的奠基之作，因为在此之前，台湾也并未出现这样一部线索清晰、资料翔实的台湾电影史类专著。在吕述上的资料搜集的基础上，作者按照电影的风格变化，以五年为期对台湾电影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梳理。这本著作对台湾电影史上的大小事件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同时还关注到了大陆影片与台湾影片之间的互动影响，如对1949年之前，台湾方面对大陆输入台湾的影片的划分。[1]这部著作的研究内容包含方方面面，包括了对各个类型影片的内容简介、电影工业概况、政府政策、明星介绍等。
这三部作品共同构成台湾电影研究的最早形态。两位作者为后来的研究者做了详尽而细致的史料梳理工作，同时也为台湾电影史的书写架构了最初的模型。
二、台湾学者的历史文化经验
由于台湾社会历史经验的复杂性，历史的印记无时无刻不在一百年的台湾电影中体现。这一点并没有被台湾电影的研究者所忽略。从地缘来说，台湾学者身处岛内，对于各种历史事件的发生、对电影所身处的大环境有更直接的体验。他们有感于台湾电影生存环境的复杂，它承载许多除了电影本体之外的文化功能。在这些论著中，这些学者在论述上多以“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传播的形式”为出发点，探讨它所表现出来的功能性美学。台湾的学者侧重于结合台湾几十年间的历史变迁，从影片风格的变化脉络着手，探讨台湾电影所表达出的历史、文化、政治、美学等各方面的意识形态性。
1994年，台湾学者陈儒修的《台湾新电影的历史文化经验》被编译为中文出版。著作的内容主要来自于他在南加州大学的博士论文，书名虽以“台湾新电影”为题，但还是在开篇对台湾电影从日据时期的历史开始叙述，着重阐述了台湾电影工业的发展和台湾电影风格的变化历史。
如果说前面所提及的吕述上、陈飞宝等人的著作是关于台湾电影的历史主义书写，那么这本论著则是将电影发展的历史与同时代的社会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将电影置身于与社会文化语境的互动关系之中。正如作者在绪论中提到，本书“重点在于呈现台湾电影里的历史文化经验，特别着重在几个概念的表达，如语言、历史、文化认同等，并且勾勒出一个清晰、完整的台湾电影历史变迁的过程”。[2]
另外，陈儒修从台湾本土学者的历史研究成果着眼，总体概括了台湾的社会结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并结合了当代西方的后殖民理论(主要来自于霍米·巴巴)、第三世界电影理论等。他在论著中从身份认同、历史事件、现代化经验、性别研究等各个角度，结合台湾新电影作品的个案分析，对台湾新电影运动中所传达的历史文化经验进行了更细致、全面的阐释。在这本论著中，陈儒修以一位海外学者的视角，结合切身的台湾经验来对台湾新电影进行研究，同时站在文化批评的立场上，运用当代西方电影理论，构建起了台湾新电影研究的新框架。
该论著还涉及到台湾电影的工业体制方面，列举了好莱坞、日本、香港和中国大陆对台湾电影的影响，并展望了两岸三地合作拍片的未来前景。在他的研究中，“电影史”的色彩较淡，更多地是关注台湾电影的文化特质。结合台湾的被殖民的历史经验和后殖民的历史语境，他的论述侧重于叙述台湾新电影中主体意识的建立。但最终他还是回归到了“中国人”的立场，将两岸三地视为整体来探讨台湾电影乃至华语电影的出路。
他在对台湾新电影中的身份认同问题进行探讨时，只是承认了台湾电影中混杂的文化属性，并借用霍米·巴巴的理论来质疑台湾电影是否具备民族电影的特质。这里，他对“民族电影”的理解，更多的是将民族电影定义在“同质化”的特征之上。而在近年，对“民族电影”的学术研究，承认了民族国家的文化混杂性的存在。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各种对抗、复杂的力量是与身份认同同时存在的。而在台湾这一历史复杂的地区，这显然是更突出的问题。因此，在台湾电影研究领域，这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论题，即台湾电影所表现出的“民族电影”特征。
1997年，台湾学者李天铎的《台湾电影、社会与历史》出版。作者试图用一种不同于电影文本研究的方法来重新审视台湾电影的发展历史，从中反映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对于台湾电影的整体框架的影响。从前面陈儒修对新电影的历史解读，发展到李天铎在著作中对台湾电影整体的社会历史背景的解读，进一步证实了台湾电影由诞生以来就同社会环境、政治背景紧密联系的关系。这也是对台湾电影这一新的研究方向的肯定和深入。
作者分别从被殖民历史与后殖民语境、光复、威权体制、反挫与苍白局势、国族顿挫、威权体制崩溃、大众消费文化、威权体制后等随时间演变的历史背景来研究台湾电影的变迁。在这样的背景表述中，进一步梳理了台湾电影的发展脉络。
在此之后的1998年，出版的另一部台湾电影研究的重要著作是卢非易的《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作者经过将近五年的史料搜集，对台湾电影的将近五十年的历史进行了更细致的梳理，可以视为台湾电影研究具有深度的、全面的总结。他认为：“经济因素决定了电影的下层结构，……政治则决定了电影的整体结构，……美学发展也必然依附当时的经济与政治条件，衍生出不同的美学理论与样貌。”[3]24这部著作将史论结合，在时间横向的梳理、思想深度的纵向把握等方面，将台湾电影的研究从整体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卢非易站在宏观把握的立场，以台湾历史为线索，从政治、经济、美学等各个角度分析各个时间段的台湾电影，拓宽了台湾电影的研究视域。在时间的划分上，他以五年为一个节点，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对台湾电影发展的政治背景、历史运动、工业体制、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做了更为详细的介绍。在每一章节，也就是对每一个五年的叙述中，结合了台湾电影的经济、政治背景，阐述详尽，资料丰富，相对客观地描述了各个阶段电影的发展和变化。
在政治层面，作者在每一章的开篇叙述这一时间段所处的政治环境，并描述了政府政策对电影工业体制的影响，这样的影响包括电影制作、发行、放映等各个环节。在经济层面，对台湾电影工业体制的变化发展进行了梳理，涉及到了生产、发行、放映等各个方面。在论述中，作者收集了大量关于电影产量、出口、发行、票房等市场因素方面的数据，客观地说明了台湾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工业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在美学层面，除了对电影自身的美学形态变化进行描述，还注意到各种文化思想、文艺思潮对电影创作的影响，如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主义热潮、70年代乡土文学的论争等。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大陆的重大政治、经济事件作为重要的历史背景，如提及了文革以及1978年的改革开放路线的实施等，这也说明了大陆与台湾的电影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并未出现交集，但是两岸间政策、历史运动等无处不在的联系，尤其是由此引起的台湾当局的政策变化，影响了台湾电影的创作走向。同时作者也论及香港电影对台湾电影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台港电影的紧密合作和竞争关系，如电影懋业公司、邵氏兄弟公司对台湾电影市场产生了较为直接的影响。
对于台湾新电影的描述，作者归纳“用光影写历史”[3]270为其主要特点，将其视为在政治环境日渐宽松的背景下，电影人文特质表达的一种回归，同时也对新电影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阐述。但卢非易并未只停留在一般的研究视角之内，而是将新电影与台湾电影工业的关系进行了新的阐述。他以影片制作数量、多产的导演和演员的统计、发行公司统计、电影院数量、台湾社会经济变迁等各类数据证明了新电影的出现并不能成为台湾电影萧条的主要成因。
总的来说，台湾方面的研究正在逐渐脱离经典电影的理论框架。随着海外归来学者影响力的扩大，以及台湾本土对西方当代电影理论的进一步吸收和理解，对台湾电影的研究正在不断推进。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对后殖民理论的运用(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将展开论述)。
对于台湾电影起着重大转折意义的新电影运动，除了结合历史文化经验对其进行总结之外，台湾方面的研究还包括针对作者导演侯孝贤、杨德昌等人的研究，如林文淇、沈晓茵、李振亚编的《戏恋人生——侯孝贤电影研究》(台湾麦田出版公司，2000年版)、黄建业的《杨德昌电影研究》(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1年版)。另外还有对新电影导演之外的其他具有杰出成就的导演的研究，如黄仁编著的《行者影踪——李行·电影·五十年》(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等。而电影的产业研究、观众接受研究在台湾岛内则相对较薄弱，卢非易的著作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同时也开辟了可供继续研究的广阔空间。
根据台湾电影学者焦雄屏的划分，台湾本土的华语电影可以分成“政策电影世代、台语片世代、健康写实世代、三厅电影世代、新政策电影世代和新台湾电影世代”，“对于目前的台湾电影状况她更是率先提出了‘太超过世代’”。这样的划分总结了台湾电影发展的几个阶段，也形成了一种对台湾电影现状的解释方法。
同时，对于新电影运动之后的新新电影及以后的作品及导演的研究，台湾学者的研究尚未形成较大影响。以蔡明亮为代表的新新电影作者，运用了西方的现代电影语言，并通过影展的方式与西方的电影世界进行交流和沟通。他的作品中所描绘的城市和人物孤独地存在，彻底摆脱台湾电影学者历来所关注的历史意识，也与大众消费文化的社会现状相疏离。从这个层面来说，新新电影的作者以及这一电影形态的美学与西方电影的交流等方面仍不在台湾电影学者的主要关注范围之内。
三、大陆学者的台湾电影印象
大陆方面，除了陈飞宝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著作《台湾电影史话》外，在其后的近二十年间并未出现有关的论著，大陆对台湾电影的研究在此期间可以说是处于停滞状态。而80年代展开的台湾新电影运动，对于台湾电影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大陆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几乎为空白。两岸交流的种种限制，阻碍了台湾影片与大陆观众及学者之间的交流。大陆对台湾影片的引进十分严格，数量少之又少，并且大多是像《汪洋中的一条船》、《妈妈再爱我一次》之类的言情伦理剧。台湾新电影与大众的观影审美情趣存在一定距离，随着新电影运动的推进，即使在台湾地区也并未拥有很大的观众群。因此这样的影片显然也没能进入大陆普通观众的欣赏范围之内。同时，台湾新电影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大量台语对白的使用以及影片资料的稀少等因素，使大陆学者的研究也存在着较大的难度。
近年来，台湾导演李安的作品《卧虎藏龙》横空出世，使大陆观众开始关注到了除中国大陆电影、香港电影以外的台湾电影。2007年，他的作品《色·戒》继续在观众中掀起了观影的热潮。在学术界，“华语电影”概念的提出逐渐使台湾电影走进了学者的研究视野。另外，台湾导演在国际影展上的频繁获奖，也使台湾电影的艺术风格、人文特质受到了更多台湾地区以外学者的关注。
近两年，大陆陆续出版了两本关于台湾电影的专著，即宋子文编著的《台湾电影三十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和孙慰川的《当代台湾电影(1949-2007)》(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
《台湾电影三十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以及新千年以来台湾电影的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将各个时期引领热潮的电影题材、类型及电影代表作品作为研究线索，对台湾电影三十多年的历程进行梳理。这本著作对历史的梳理较为简略，将重点放在几种较有影响的电影形态上，如琼瑶式文艺片、乡土电影、武侠电影、台湾新电影等，并对每个阶段的代表作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还在每个章节后附有重要导演的作品年表，梳理出以电影导演为中心的发展线索。
从这部论著可以看出，大陆学者对台湾电影的介绍，主要是站在大陆电影学界对台湾电影的接受角度来展开的。相对而言，大陆观众一般认为香港电影带有较浓的商业色彩，而对台湾电影的印象则是其很浓重的“文艺腔调”。大陆电影学者在对台湾电影进行研究时，往往也没有摆脱这样的印象。虽然在论著中这种接受立场并未突出表明，但从作者对介绍类型的分类和选择，在对影片的介绍方面着重于影片文艺气息的传达，将注意力全然放在审美层面的理解可以觉察到这种成见，而这在无意间消解了笼罩在台湾电影中挥散不去的历史、政治情结。台湾电影往往被解读成言情、乡土、武侠、感伤怀旧、个人幻灭等这样几种主题内容和形态。
《当代台湾电影(1949-2007)》从对台湾电影的历史梳理开始，对台湾电影的美学观、叙事主题、影音风格等方面，对台湾电影的艺术形式进行了全面的评价，涉及到的影片较多，展现了丰富多面的台湾电影图像。另外，这本著作介绍了14位在台湾电影史上具有突出成就的导演，除了大陆较为熟悉的李行、胡金铨、侯孝贤、杨德昌、李安、蔡明亮之外，他对其他几位导演尤其是近年日渐受到海外学者关注的陈国富、林正盛、张作骥、易智言等的介绍，对于大陆学界来说是全新的内容。
从近来这两部研究著作可以看到，大陆学者对台湾电影的关注点已经从台湾电影史脉络的梳理转变为对台湾新电影运动以及此后所出现的电影及导演的关注。但这样的关注仍然更多聚焦于对电影史、背景资料的介绍方面，其主要的作用也是在数十年的两岸交流的隔绝之后，逐步向大陆的电影学者、电影爱好者介绍近年来出现的影片的详细信息、文化内容、形式创新、美学内涵等。
另一方面，对台湾电影的研究也作为港台电影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出现在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如黄海洲主编的《镜像与文化——港台电影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版)，书中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对新电影到新新电影的整体趋势的转变做出了评价，并对侯孝贤、蔡明亮、李安等导演的电影世界进行了文化上的阐释。该书所收的一篇关于谢晋与李行比较的文章，对两者的“中国情怀”进行了比较，开创了海峡两岸之间影像对话这种新的读解方式。在2008年出版的《华语电影的跋涉者——李行导演电影作品研讨论文集》一书中，汇集了近来大陆、台湾电影学者对李行电影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讨论李行导演的中国情怀与本土特色，并且用比较的方法突出了他的创作成就和艺术特色。
从对以上几本研究著作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近二十年的空白之后，大陆学者对台湾电影的关注点仍以艺术形式作为出发点。他们在台湾学者的研究基础上，着重于分析台湾新电影运动所取得的艺术成果，以台湾电影的形式走向和电影本体的美学特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四、华语电影研究中的台湾电影
目前台湾电影的生产制作工业几近瘫痪，电影的产量日渐减少，电影作为商品的产业链条已经被破坏。如今出现在台湾影坛的影片大多是依靠政府辅导金或国外资金帮助拍摄的。这些电影大多走的是艺术电影路线，主要面向的是西方影展，根本无法吸引本土普通观众进影院观影。这样的电影制作方向导致影片的票房惨淡，生存现状令人堪忧。而与之平行的现象是，关于台湾电影的研究却在近年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逐渐重视。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电影研究的学术方向也在逐渐地走向国际化，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思潮对电影研究起了重要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学者对“民族电影”这一概念的运用不再仅仅停留于本质主义的关于民族国家和民族身份的阐述，而是开始重视一个民族在实现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所不可忽视的对抗力量和不同声音。[4]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海外学者将华语看成构建作为“想像共同体”的中华民族性的重要语言工具，并提出了“华语电影”这一概念。同时，随着两岸三地交流合作的日益频繁，华语电影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当下所出现的使用华语的不同地区之间合作生产电影的现象也使得我们不能再遵循传统批评中对电影进行“民族主义”的同质化虚构的批评方法，并对“民族电影”这一理论架构有了进一步的拓展。
“华语电影”概念的提出，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地区的界限，它可以承载民族性的表达，也可以指称由海外多国合作的电影。台湾电影与中国大陆电影、香港电影、海外华人电影共同构成了华语电影的完整版图。作为华语电影研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近年台湾电影已经被更多学者纳入研究的范围中。他们通过对各个地区的电影进行研究，将华语电影作为个案，探讨了“民族电影”的不同表现形式。
Chris Berry的《中国电影面面观》[5](专著，1993年)、《中国新电影：形式、身份、政治》[6](论文集，1994年)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海外学者最早将大陆、香港、台湾新电影以来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分析的两本著作。这两本书中所进行的研究已经将电影看作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本存在，他们结合二十年中国的社会变迁，认为这些电影表达了对经济现代化进程或是激进或是保守的态度，同时他们也探讨了两岸三地电影在80年代以来的形式变化、电影创作的深刻意义。
在《华语电影：历史书写、诗学、政治》[7](论文集，2004年)中，编者鲁晓鹏对“华语电影”的概念进一步做出了具体的定义。他认为“华语电影”这一概念的使用将会对旧的“民族电影”范式产生质疑。在涉及台湾电影方面，研究者主要关注到电影在创作与接受之间的政治主题，并运用了西方新的理论视角对电影文本进行研究。如对吴念真的《多桑》的情节与语言的分析，探讨台湾的历史和后殖民性；以张艾嘉的《少女小渔》为例，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评价台湾电影的女性书写等。
此后，西方学者Chris Berry和Mary Farquhar在何谓“民族电影”这个问题上进行了具体的探讨。他们合作编写的著作《影像中国：电影与民族》(专著，2005年)没有选择相对更本质主义化的“民族电影”作为研究方法，而是站在“电影与民族”的视角，探讨华裔散居的结构、各种群体之间不同思想的冲撞，比如对帝国、种族的探讨以及性别、阶级、跨民族之间差异等等。这本著作侧重分析了中国电影中影像与民族的关系，并对百年中国电影与民族的历史中的重要运动、主题进行分析。在台湾方面，选择了侯孝贤、李安作为研究范例。
另外，《边缘的岛屿：台湾新电影及以后》[8](论文集，2005年)以“台湾新电影及以后”作为研究对象，收集了十几位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对当代台湾历史文化、女性主义、神话主题、影像诗学、全球化、跨文化、东方主义、泛中国化等这些西方较为前沿的学术话题的探讨。
在《光影言语：当代华语片导演访谈录》[9](专著，2005年)中，海外研究者以电影作者为核心对华语影片中的文化身份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也涉及到了台湾方面的侯孝贤、朱天文、杨德昌、吴念真、李安、蔡明亮、张作骥等人。
此外，张英进的著作《影像中国》(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与《电影的世纪末怀旧——好莱坞·老上海·新台北》(湖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站在中国电影研究的视角，从城市电影这一影片类型着眼，分析台湾电影的城乡情结、跨文化特征等。
以上所提及的论集、著作、论文均在华语电影或中国电影的范围内对台湾电影进行了研究，研究者主要为西方学者以及具有海外学术背景的华人学者。他们运用了西方后殖民理论、全球化理论以及民族电影理论等当代西方热点的文化批评方法，对电影中的身份建构、民族情绪、后殖民性等方面做了分析和阐释。这些研究著作的出现，开拓了当今电影研究者的理论视域，扩展了电影的研究方法，也为台湾电影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除了将台湾电影作为华语电影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进行呈现之外，我们认为还应该站在“华语电影”这一整体立场之上，对台湾电影与大陆、香港电影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把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看成是在华语电影中进行文化身份认同的基础。笔者在以前发表的论文中曾提出：台湾新电影与大陆第五代电影在政治立场、表达方式、呈现内容上有所区别，甚至台湾新电影的本土意识有可能消解原有的大陆情结，但是从文化的多元化走向来看，这些区别都处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范围之内。“中国经验”为两岸三地新电影表达的重要源头，三者都“植根于同一文化传统(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和电影传统(1949年以前的上海电影传统)”。[10]同样，笔者在对台湾导演李行的研究中，[11]也运用到了这样的比较研究方法，将李行与大陆导演谢晋、台湾导演侯孝贤和李安进行比较，突出了李行作品中的传统文化特征。这种比较视野同样被运用到电影史的构建中，李道新的《中国电影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一书将台湾、香港的电影史整合入中国电影史的书写。在该书的最后部分，作者对两岸三地因政治分立而在电影中有着不同演绎的家国梦想进行了比较，肯定了台湾电影对具有“恋家情怀”的儒家文化的传承，并将此归纳为“以家为国的道德关怀”。
五、研究视角的拓展和后殖民理论
台湾电影研究的起步较晚，除了早期对电影资料的收集、记录之外，直至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有一些较为全面、专业性较强的关于台湾电影史以及台湾新电影研究的论著出现。从前面所梳理出的台湾电影研究历史的线索来看，研究成果主要在于对所搜集的电影历史资料的进一步运用、电影历史的建构、电影形式的本体研究等方面。这也是一般对具有特色的区域电影进行研究的最初阶段。
在对台湾电影数十年历史现象的铺陈之后，我们应将台湾电影放在国际多元文化的语境之中。当代的各种文化理论正在不断地被电影研究所运用，尤其如民族电影、第三世界电影、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对华语电影研究的展开起着重要的影响。相比大陆、香港，台湾一直以来处于更为特殊、边缘化的历史文化背景，电影中所表现的被殖民的历史、受后殖民影响而发展起来的现代社会、受全球化经济体制影响的社会形态转变、各类人群的复杂情结和身份认同等，已经成为学者们最为关注的问题。
观察近年海外研究成果，台湾电影的研究正在逐渐地纳入民族电影这一理论架构中。而在台湾岛内，研究者也在积极地运用后殖民理论来阐释台湾电影。他们结合本土的政治文化背景以及西方国家、日本等对台湾电影的殖民化影响，解读台湾的影像文化，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第三世界电影的台湾电影的出路和困境。
在对台湾电影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最引起台湾学者关注的是后殖民主义对电影的意识形态及文化传播功能的影响。电影作为意识形态机器，在一定的政治前提下，往往会成为当权者统治和教化的工具。但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民族身份认同的方式。
西方的后殖民理论被运用到台湾数十年来的被殖民经验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后殖民主义对台湾社会的影响等方面，甚至也被运用到大陆与台湾、岛内原住民与汉族族群、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关系阐释中。而在对台湾新电影的研究过程中，学者对影片中本土化符号的建构、“民族电影”特征的突显和对后殖民理论的积极运用之间，表现出台湾电影研究在对西方理论的吸收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矛盾。
目前，如有些台湾学者倾向于认为国民党政府代表大陆的力量对台湾进行统治，也是一种“后殖民”的表现，而新电影的崛起可以视作台湾本土意识的觉醒。这种简单地把后殖民理论用于对大陆与台湾社会的关系阐释，我们认为是有问题的。因为后殖民理论假定了中原文化和大陆文化对台湾文化而言是一种“异己”和“霸权”的关系。这使我们联想到在对香港后殖民状况进行论述的过程中，某些香港和海外学者的香港文化“消失论”、“夹缝论”的提法，他们也认为大陆文化是对香港文化产生威胁的一个“殖民主体”。事实上，香港影片如武侠片的成功恰恰“凸显了香港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同质性和同源性”，它与内地影片的关系是“华语电影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互动、合作与竞争关系，绝非后殖民(殖民与被殖民)语境里的对立、对抗关系”。[12]同样的观点我们认为也适用于大陆与台湾的关系。用后殖民理论对台湾电影进行分析，不能忽视了台湾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的事实。
当然，由于台湾地区的被殖民以及后殖民经验，使其电影所承载的内容较之大陆、香港有着明显不同的特征。但从文化的同源性来看，台湾电影中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也是确确实实、有迹可寻的。在承认民族电影所具有的文化混杂性的前提之下，对台湾电影的特质进行分析和阐发将成为华语电影研究中独具特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