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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30;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08)04-0047-07
在古代史上，唐宋两代是秦汉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改革，大都肇始于隋唐，完善于两宋。从经济方面看，唐代经济空前繁荣，促使胡人大批到内地经商，其中有专营书画的胡商。内地人因为害怕“市籍”，不敢经商。到北宋，废除“市籍”，取消宵禁，开放市场。宋代市场比唐代繁荣得多，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唐以后，影响出版的重要因素至少有二：其一，五代时将雕版印刷成功引入出版；其二，“市籍”废除之后士人开始下海经商，而宋代士人以做书商为多。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雕版出版取代抄本出版大踏步走上历史舞台。今天称之为雕版出版的原因是，复制方式始终以雕版印刷为主，活字印刷在出版中不居重要地位。
推广雕版印刷，以印刷取代手抄的结果，促使出版业内部随之发生一系列重要变革。印刷术大概发明于隋唐之际。纸张的发明是在汉官府主导下，最后完成于蔡伦领导的尚方令作坊，因此史籍记载明确。印刷是民间能工巧匠发明的；发明后长期不受主流文化与士大夫的重视，故而文献记载阙如。最早的印刷品旨在满足善男信女祈福消灾的需要，属于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不为士人所重。刻印书籍以唐代书商为早。擅长经营旧书的书商，不谙书籍制作，不熟悉出版业务，靠书商无法将印刷引入出版而获社会认同。制作书籍与使用书籍的，一直是士大夫。唐代士大夫遵循传统，往往将自己所藏书卷，制作成精美的工艺品。士人心爱抄本卷轴，即使知道民间有印刷品，在尚未发现印刷复制的潜能与魅力之前，不会轻易利用印刷术。在出版活动中，士大夫是真正的主角，书商不过是配角。成也士人，不成也士人，这在古代出版史上是常见的现象。
到五代，以冯道(882-954)为首的一批学者，第一次将印刷用于《九经》出版而大获成功。唐代书商没有做到的事，他们终于做到了。原因主要是冯道等人刻印《九经》时，自觉继承抄本出版的优良传统，创造性地解决了印刷取代手抄后的诸多实际问题。首先，建立以国子祭酒田敏为首的校书队伍。选择公众认可的开成石经作为底本，又补上开成石经没有的注文。经注合一，加精心校雠，读者称善。其次，革新装帧，改卷轴为册页。以前抄本都是卷轴装。《九经》凡一百三十册，宋人所见为册页装。册页利于印刷与制作，又可降低成本，方便读者使用。以册页取代卷轴，这是书籍装帧史上一大进步。其三，版面设计美观大方。《九经》的书版文字由书家李鹗等人书写。南宋洪迈说：“字画端严有楷法，更无舛误。”[1](P233)王国维说：“其书每半页八行，行大十六字，小二十一字。与唐人卷子本大小行款，一一相近。”[1](P235)《九经》版式继承卷轴的行款，注重字体与书法，富有书卷美。其四，《九经》刊印后售卖，开我国官府“刻版印卖”之先河。以上四点说明，冯道等一批学者是在继承抄本出版的重校雠、重卷面版式、重装潢等传统的基础上，吸取书商经验，创造性地将印刷用于出版，因而获得成功。五代印行《九经》成为雕版出版已臻成熟的历史性标志。
印刷出版滥觞于隋唐之际，孕育于唐，成熟于五代，推广于两宋，鼎盛于明清，结束于清代末年的现代出版诞生之前。鉴于雕版出版成熟于五代，出版史分期应将五代下属于宋，不应上属于唐。雕版出版的基本过程是：先校书，次复制，后发行。从这一过程看，它比抄本出版更接近现代出版，然而与现代出版仍有区别。兹略述于下。
一、新古典书商崛起
北宋废除“市籍”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促使宋代士人下海经商，改变了书商的知识结构与经营作风，进而成为产生新型书商的重要原因。与前代相比，宋代社会上轻商观念有所转变，士商对立有所缓解。在这样变革了的社会中，诞生了与汉唐书商不同的新型书商。
将宋代出现的新型书商，与宋以前的古典书商做比较，至少有两方面不同。首先，以前的古典书商是“入籍”的贱民，文化水平低；宋代出现的新型书商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文化人。像杭州书商陈起，“钱塘人，宁宗时乡贡第一，时称陈解元”[2](P14)。福建建阳书商余仁仲自称“国学进士”[2](P58)。像陈起、余仁仲这样有功名的士人做书商，宋以前是没有的。书商由“入籍”贱民变为中下层士人，对书商事业的发展，意义重大。明清书商的社会地位与文化水平，比宋代又有提高。因此，宋以来的书商逐渐可能与作者、读者平等相处，进而可能在出版活动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中介作用。第二，以前古典书商的业务特征是经营旧书；宋代新型书商的业务特征是自刻自售。宋及宋以后的书商，依旧是经营旧书的能手。在经营旧书的同时，他们又在各地建立了书籍作坊，前店后坊，自刻自售。书商自营作坊，个别出现于晚唐，大批出现于宋代。从书籍牌记看，有实力的宋代书商刻书，多有校雠。像书商余仁仲刻印的“建阳余氏九经”，校雠颇佳，为宋版中精品。自宋至清的新型书商，纷纷建立起校书、印刷、发行三者合一的出版机构，充分显示新型书商与唐以前书商迥然不同的业务内容与经营作风。我们据此可称宋代开始出现的新型书商为新古典书商。
在出版活动中，新古典书商富有创造性与进取精神。他们的从业条件最差，发展速度却最快，迅速成为出版界一支生力军。书商为了避免在经典文献与学术著作的出版方面与士大夫争雄，于是独辟蹊径，进军士人轻视的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结果，书商创造了异彩纷呈的大众文化出版物，在这个出版领域独领风骚数百年，为中国出版的发展进步，也为中国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发展进步，做出了独特贡献。在世界上，中国的市民阶层最早享有属于自己的多种多样出版物；坚持为市民阶层提供各种出版物的，就是中国书商。到明清，书商在全国出版业中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可谓今非昔比。但是，一直到晚清以前，书商并没有成为全国出版业的领导者或主导力量。社会上轻商观念逐步有所减轻，却没有完全消除。所以，新古典书商在出版中的地位与作用，与现代书商仍有不小区别。从历史上看，书商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自汉至唐的古典书商；自宋至清末的新古典书商；清末以后的现代书商。这样区分书商发展三个阶段，旨在便于区别性研究。
二、朝气蓬勃的多元化出版
自宋代开始出现的上千年多元化出版，在世界古代出版史上独树一帜。多元化，是相对于垄断一元化而说的。北宋官府曾试图禁止民间刻印书籍，这种禁令很快废止了。中国官府不想垄断出版，相反是敢于向民间开放，包括向书商开放，向不同宗教开放，在社会上形成了出版多元化。
在我国雕版出版时期，谁出资刻书，谁就是出版者；出版行为与出版过程，由出资刻书的出版者主持。官府与民间都可以出资刻书，因而都可以成为出版者。出资刻书的官府，包括中央官府与地方官府。出资刻书的民间，包括不同的阶层、群体、宗教。叶德辉《书林清话》最早把古代刻书，区分为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类。我们从资金来源与出资目的做区分，大体也区分为官府出版、民间出版、书商出版三大类。书商也属民间，为何区分书商出版与民间出版？需知轻商观念与士商对立这两大问题，宋以来与以前相比是大为缓解，并未完全消除。因为大为缓解，新古典书商才可能产生并发展；因为并未完全消除，书商出版与民间出版只能分道扬镳，不可能合而为一。将书商出版从民间出版中区别出来，有利于识别出版多元化。官府对出版的管制并非没有。禁书令宋代就有，大概元与清更多些。另外，刻书还有一些禁忌，像民间不准刊刻天文书，不准刊刻当代“实录”等。总的看，官府的管制较为宽松，不算严厉。与欧洲中世纪的少数僧侣垄断书籍上千年，不准民间染指相比较，中国古代刻书是自由的。刻书比较自由与出版多元化，两者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两宋以来，尽管书商队伍迅速壮大，对出版影响最大的社会力量依然是士大夫。我国经历了先秦上千年的官方垄断文化以后，到汉代建立了以儒学为主的多元文化。士人因酷爱自由而酷爱多元文化。社会上长期存在为士人酷爱的多元文化，是出版走向多元化的最重要因素。此外，出版多元化与士商矛盾也不无关系。民间出版不论集体出资或个人出资，大都靠士人兼做出版而发展起来。宋以来，一部分士人直接做了书商，多数士人轻商观念犹存，热心出版又不肯做书商，于是纷纷兼做出版。士人为何兼做出版？因为可以不做书商，保持士人身份不变。书商出版的优势是善于经营；士人出版的优势是拥有丰富的出版资源。出版资源包括藏书、版本、新作、校雠、资金等，这些大都掌握在藏书家、学者、作家、士绅、官员这些士人手里。可是，多数士人仍旧视商人为低人一等，因此士人的出版资源与书商的善于经营，两者无法结合起来形成更大优势。只要轻商观念犹存，士人与书商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或全面的合作，只能各走各的路。于是，不谙经营的士人利用自己的丰富资源从事出版活动，常常耗尽家财而不惜，不断做出令人肃然起敬的业绩。书商为了避免与士人竞争，扬己之长，避己之短，宋以后大都选择出版畅销书。于是，书商的大众文化出版成为古代多层次出版的重要方面，而书商出版也成为我国多元化出版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出版多元化，最能体现出版领域的禁区较少，自由度较高。自由度高，所以低级庸俗或陈腐的出版物，屡见不鲜。官府的禁书令常有，往往禁而不止。看上去乱糟糟，一派杂乱无章的景象，实际是在碰撞与竞争中，不断走向有序，走向互补。官府出版以政治导向为重，出版物涵盖四部而以经、史为多，一般校勘精审，镌刻上乘，纸墨考究。官府利用自己资源刊刻大部头书籍如宋之《册府元龟》、清之《古今图书集成》等，最能体现官府出版的优势。民间出版多以文化与学术为重，不求牟利而崇尚后世扬名，出版物涵盖四部而以子、集为多。像寺院刊刻《大藏经》与明清刊刻“丛书”等，最能表现民间出版的巨大能量与高超水平。古代新作无不靠民间刊刻才得以问世；学术著作包括学术经典大都靠民间刊刻才得以传承至今。在明清两代出版物中，品种与数量以民间为最多，精品也以民间为最多。书商出版以赢利为尚，出版物涵盖四部而以大众文化或通俗文艺类读物为多，包括小说戏曲、歌谣唱词、科举应试、日用百科、版画年画等。宋以后大众文化长盛不衰，书商功不可没。我国的通俗文艺，原来多为口头艺术。书商将口头艺术变成印刷读物之后，才产生了可供阅读的小说、唱词、戏文等。像明清文人小说的兴起，就是直接受了书商刊行话本的影响。书商刊行的小说戏曲，数百年风靡全国，流布东亚各国，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由出版引发的通俗文艺热。总之，出版多元化像是永不衰竭的发动机，它为出版繁荣不断提供动力。没有出版多元化，就不会有五代以后上千年出版的全面繁荣与持续繁荣。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随着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促使民间出版与书商出版出现合流之势。常熟士人毛晋的出版作风，亦儒亦商，颇具以经营为尚的书商特色；南京书商汪廷讷、胡正言，亦商亦儒，颇具以文化为尚的士人作风。这种现象，代表出版业发展的方向。不过从全局看，民间出版与书商出版仍旧保持不小的距离。只要将著名书商如容与堂、富春堂等的出版风格，与士人出版家如士礼居黄丕烈、知不足斋鲍廷博、文选楼阮元等的出版风格做比较，就知书商出版与民间出版的界限，仍旧判然有别。只要社会上士商对立没有完全消除，两者的界限就不能完全消除。晚清以降到1902年，具有进士、翰林身份的张元济毅然加入书商夏瑞芳领导的商务印书馆，成为士人与书商全面合作的历史性标志。这样的合作，也是产生现代书商与现代出版的必要条件。
三、以出版者为中心，建立校书（编辑）、印刷（复制）、销售（发行）三者合一的新型出版机构
在抄本出版时期，虽有校雠，但多数读者在抄写前不做校雠工作。雕版印刷用于出版以后在出版业内部引发的重要变革之一，就是必须重视复制以前的校书，以校雠为主的编辑工作遂成为复制以前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校书（编辑）、印刷（复制）、销售（发行）三者合一的新型出版机构。这里需说明，雕版出版的编辑工作为何以校雠为主？原因主要是，雕版出版时期的公私出版机构的主要业务是刊行古籍与前代名著，不受理社会上作者的新作问世；新作问世，概由作者或其亲友出资刊刻。这也是雕版出版与现代出版的一个重要区别。
新作问世由作者或其亲友出资刊刻，它与抄本出版时新作由作者或其亲友定稿问世，前后一脉相承，成为绵延两千多年的传统习尚。宋以来，作品由作者自己出资刊印，此为天经地义，从无疑异。像明代袁宏道(1568-1610)为刊印自己两个文集而筹措资金，差一点卖掉湖北公安县家中一处田产①。闻名全国的大作家袁宏道刊印作品也要自己出资，遑论他人？像南京芥子园书铺屡次刊行其主人李渔（1611-约1670）的作品，这与袁宏道自己出资的性质是一样的。有的官员往往利用公费刊刻作品。此外，更常见的是亲友资助刊刻。例如，李时珍(1518-1593)名著《本草纲目》完稿后，作者自己无力出资，书商拒绝刊刻，最后得到南京绅士胡承龙的资助，才得以刊刻问世。明清时常有坊间代人刻书之事，汲古阁也代人刻书。这种代刻，出资者仍是作者或其亲友。自宋至清，书商刊行社会作者的新作，如南宋陈起刊行《江湖集》，还有明代书商约请冯梦龙编辑并刊刻《三言》等，总的看这类事例很少，未成风气，不可视为常规。明清书商往往翻刻当代名著以牟利。像李渔的作品在自己出资刊行之后，很受读者欢迎，因此在李渔生前就被书商多次翻刻。这种翻刻，未经作者同意，现在看有盗版之嫌。今天不可将书商这类翻刻，与受理新作问世，视为等同。
从出版工作本身看，将手抄改为印刷之后，出版业加强编辑工作，是迟早必然要做的事。印刷与手抄的不同之处是，印刷为批量复制。因为是批量复制，所以印刷出现问题后造成的经济损失比手抄大，不良后果比手抄严重。为防止印刷复制出现问题，办法主要是强化刻印之前的编辑工作。当时，谁出资刻书谁就是出版者。刻什么书由出版者自己决定。换言之，选题的决定权在出版者手里；官府刻书的选题决定权在主事的官员手里。因为选题的决定权在出版者手里，再加公私出版机构的主要业务是刊行古籍与前代名著，在这种情况下，公私出版机构的编辑工作大致有三项：一，书籍校雠；二，书籍编撰；三，版式设计。其中编撰这一项，只有少数有实力的出版机构才有，多数没有。这样，公私出版机构中的编辑工作必然以校雠为主，也就是以校书为主。对古籍出版来说，校雠是第一位的大事，古今皆如此。校雠，也称校勘，是古代“治书之学”的总称。如今有人把古代校雠，与今天校对视为一样，大谬不然。
随着雕版出版不断发展，印刷复制之前的校雠（校勘）这个环节，越来越受重视。出版者出资刻书时，除了可以自己校雠外，为了保证复制质量，往往延聘专家学者从事校书。在此同时，又雇佣刻工建立自己的书籍作坊。于是，以出资刻书的出版者为中心，使校书、印刷、销售三个环节紧密结合起来，建立了校书（编辑）、印刷（复制）、销售（发行）三者合一的新型出版机构。官府出版是如此，民间出版与书商出版也是如此。这样三者合一的出版机构，在冯道以前尚未正式形成。冯道刊行《九经》第一次成功实现校书、印刷、销售三者合一，它在出版史上的意义是：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就三者合一而言，印刷与发行将在下面介绍，这里仅说明以校雠为主的编辑工作。五代以后，官民出版机构为了加强编辑工作，纷纷设置校书部门，延聘校书人员。书商出版中的校雠并非完全没有，只是大多水平较低。一般说，士人比书商重视校雠。士人兼做出版时，或亲自校书，或聘请专家校书。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出版《九经》，校书者达“百余人”。明代毛晋汲古阁，曾谋划“招延海内名士校书，十三人任经部，十七人任史部”。宋以来的书籍牌记与序跋，除记出资刻书者为谁，又记校书者为谁，这是业界对编辑工作重视的表现。印刷书籍的版式，宋代已经奠定良好基础。到明代，因为创造了版画、套印等新技术，书籍版式又取得宋以后的一次重大革新。
明清出版中的校书成就，总的看比宋代更大；而清代校书之风，比明代更盛。校雠是一种专门学问，称校雠学或校勘学，它与文字音韵、训诂名物、历史文化、版本知识等关系密切。出版业校书水平的提高，不仅要靠出版机构的重视，还须依赖校勘学本身的进步。清代得益于乾嘉之学，故而清代校勘学比前代进步最大。校勘学的进步，是清代校书比前代进步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清人做出版，最讲究精校精刻。精校，是加强编辑工作；精刻，是重视刻印复制，包括装帧。学者临时刻一部书，自己不校书而延聘专家校书，足以代表清人对校书的高度重视。例如，钱熙祚刻《守山阁丛书》，聘张文虎校书；蒋凤藻刻《铁华馆丛书》，聘叶昌炽校书；黎庶昌刻《古逸丛书》，聘杨守敬校书。上面这些出资刻书的人都是学者，他们自己不校书而延聘校勘家校书，说明知识界认同出版中的校书是一种专门学问。同时，这也体现了出版者与编辑者的专业分工。出版者是出资者，他们决定刻什么书，另聘专家校书；一部书校完，出版者与编辑（校书者）之间的临时关系便结束了。
四、刻工作坊与刻工市场为多元化出版提供自由灵活的服务
从10世纪开始，中国跨入雕版出版的时代，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印刷出版强国。出版史关注的重点，并非印刷技术本身，而是印刷业如何成为出版业的组成部分。活字印刷在11世纪中叶发明后，由于各种客观原因而未能推广，我国出版业在20世纪以前，始终以雕版印刷为主。雕版印刷是以刻工为主的手工印刷。刻工，既代表印刷技术，又是劳动力。所以，刻工及其劳动制度构成印刷业的基本内容。我国古代印刷业的巨大活力，主要源于自由而成熟的刻工制度。
五代以来，以刻工为主的手工作坊逐渐遍布全国各地，以小型作坊最多。印刷作坊的规模，一般以朝廷作坊最大。清代武英殿分为书作与刷印作两大部门，其中又有书写、镌刻、刷印、装订等分工。历代朝廷作坊，唯武英殿在雕版作坊外，另有活字作坊。武英殿是古代最大的印刷作坊。民间作坊之规模大小，视出版规模而定。汲古阁的出版规模很大，有人估计它的“印书作”员工可能有二百来人。[3](P130)明代吴兴闵氏、凌氏也设有印刷作坊，据说规模不小。不过，古代公私出版机构的规模，多数较小或很小。古人做出版，刻一部书板可以刷印数十年，或一二百年；书板有损坏，修补后仍可使用。从出版经济学看，一部书板可以长期使用，就是一次性投资完成后，可以在长时期内不断实现增值。换言之，刻一部书板作为投资，可以为子孙后代不断增值。这一点，也是建阳或南京的许多书铺可以传承一二百年的秘密所在。因为是刻工的手工作业，大型作坊在降低成本方面并不比小型作坊具有多少优势。书商为谋利，不必建立大型作坊，以扩大经营规模。书商牟利的关键是，刊刻长期畅销的作品，与雇请技艺高超的刻工。一次刻书不宜多，大都刻一部两部，尽快刻完，尽快赢利。这样，既可以利用现有资金迅速实现增值与不断增值，又可以避免一次性投入过大，避免刊刻时间过长，占用资金过多。因此，书商云集的出版中心，必以小型作坊为多。至于官府出版或民间出版，多数是临时有书需刻，临时雇佣刻工，有常设机构者其实很少。所以自宋至清的雕版出版中，印刷作坊的规模多数不大，小而分散，有些作坊还是临时性的。
五代以来，谁出资刻书，谁就主宰出版过程，一般是如此。出版业的核心是出资刻书的出版者。凡刻书要靠刻工。出版者通过市场，雇佣刻工为自己刻书。出版者与刻工的关系是雇佣关系。这种雇佣关系，与以前抄本出版中的佣书，前后一脉相承。出版者的作坊有长年与临时之区别，刻工的受雇方式也有长年与临时之不同。社会上，不论有无刻书的堂号或铺号，都可以刻书。当有作品需要刊刻，一般不需官方审批（元代有些例外），只需备齐物料，雇佣刻工就行。与此相适应，社会上不能没有雇佣刻工的自由市场。明清时期，江浙地区出版业最发达，刻工市场也最发达。农闲时，刻工往往自带工具，走门串户，自由招揽活计。从出版业内部关系看，出资刻书的出版者居于核心地位，刻工与作坊隶属于出版者，校书者也隶属于出版者。
刻工制度，简单说是自由雇佣制度。刻工是手工业工人。先秦的手工业者多是官府或贵族的工奴。出版业的刻工不是工奴，不存在奴婢与主人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刻工的社会地位较低，然而都是具有人身自由的劳动者，可以自由流动，可以自己选择雇主。而刻工市场是一种自由市场。出版者通过市场选择刻工，刻工也通过市场选择出版者。刻工到出版者的作坊工作，并非服劳役，是为自己谋生，所以积极性较高。明代山西五台山刊印《方册藏》时，数百刻工从江苏、江西、浙江、安徽等地受雇来到五台山。[4]可见，刻工通过雇佣市场在全国流动，不受地域限制，相当自由。中国自唐代开始逐步解放奴婢，因此身怀技艺的工奴与演唱艺人（唐代称音声人）逐渐从奴婢转变为自由人。中国的刻工自由市场，是唐以来社会改革的成果。宋元以后，安徽籍刻工最早掌握套色与版画等新技术，印刷技艺在全国遥遥领先。因此，南京、苏州、杭州、湖州等出版重镇纷纷雇请徽籍刻工；后来，北方地区也雇请徽籍刻工。从出版学看，刻工自由流动，就是印刷技术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相当于印刷厂的自由流动。再进一步看，自由流动的印刷技术与劳动力，与当地出版者的刻书任务、资金、物料等结合，就在当地形成了出版业。这也是各地出版中心得以迅速形成并发展的重要原因。刻工自由流动必然加剧市场竞争，进而促使出版技术不断进步。明代的刻书价格比宋代便宜，[5](P154)也是刻工市场竞争的结果之一。刻工的自由雇佣制度是雕版出版得以不断发展，多元化出版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保证。
五、书籍发行业迅速发展，然而发行始终是古代出版业中最薄弱的环节
书籍发行业的兴起与发展，是印刷引入出版以后，在出版业内部引发的另一重要变革。印刷复制所需一次性投入资金的数量，远比手抄要多；而印刷复制的单位成本，又与印制书籍的数量成反比例。印制数量越多，单位成本越低；印制数量越少，单位成本越高。因此从经济利益考虑，印刷复制不能不追求印制书籍的数量，进而迫使书籍生产以满足公众需求为目的，不再以自给自足为目的。利用手抄复制的书籍生产者，不妨以自给自足为目的；利用印刷复制的书籍生产者，再继续以自给自足为目的就变得很困难了。所以推广印刷复制的结果，必然促进书籍生产走向市场，促使书籍成为商品。书籍发行随之迅速兴起并发展起来。五代宋以来，决非仅仅是书商刻书以后售书。官府或士人所刻之书，品种、数量都比书商多。他们手中这么多书，无法都留下自己使用，不能不拿到社会上去交换；而交换的最好方式是通过市场的商品交换。五代时，冯道刻《九经》就向公众出售，这是中国朝廷第一次向公众售书。到宋代，国子监的书库官是中国最早的售书官员。士人售书留下的资料很少，原因是士人售书而又讳言售书。社会上的轻商观念并没有完全消除，也不可能完全消除。重农抑商的社会制度与轻商贱商、重义轻利等传统观念，始终是束缚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枷锁，也是束缚书籍发行的枷锁。
官府刻了书，除了赠送，多数要向公众出售。鉴于社会舆论强烈反对官府借刻书赚钱，所以一般以保本微利为原则。宋代国子监的刊本，常用代客刷印的方式，只收成本费。官府出版的有些书籍，只求保本微利，再加出版条件优越，因而质量高而价格低，性价之比最优。宋代官府刻书尤其舍得花钱，镌版精良，版式美观，纸墨考究。后来，宋官刻成为藏书家与版本家之最爱。官刻有时价廉，是出于政治利益考虑而甘愿赔钱，不属于市场行为。有些官府出版物，靠“颁行”而销量很大。“颁行”，是利用行政权力发行书籍，与商业发行有区别。坊间书商不具备官府刻书那些特殊有利条件，将官府出版与书商出版做简单类比，评论高下，未必公允。一般说，书商最善销售，最重发行。为了扩大销售，书商常常采取的方法有：降低原材料成本，力求书价低廉；通过上门推销等灵活方式扩大销售；利用牌记等加强书籍宣传；靠诚信建设百年书铺等。明代有福建建阳书商在南京设立代理机构，清代有江苏苏州书商在北京设立代理机构。书商在外地设立代理机构，扩大销售业务，虽属个别现象，然而最能代表书商开拓市场的积极进取精神，为士人出版所不及。
民间士人刻印自己文集，赠而不售是常有的事。赠书，本是古人交往的方式，也是书籍流通的方式之一。但是，书籍流通的最佳方式，是在市场上公开售卖，让读者到市场去自由选择。不断刻书的士人，如果都是赠而不售，实际上行不通。都赠而不售，从经济学看就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这种情况除非有资金不断注入，否则谁也无法继续刻书。为实现简单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刻书以后的售书是必要的。因此，士人做出版迟早也要售书，只是士人讳言售书，所以很少留下售书的文字记录。清代版本学家黄丕烈(1763-1825)，江苏吴县人，珍藏宋本百余种，一生刊行《士礼居丛书》19种，另附4种，多为罕见珍本。如今，见有一份清代苏州“滂喜斋书籍铺”印的《士礼居刊行书目》，上面记载19种书的书名、册数、定价与刻印年份。例如：“《国语》，五册，一两二钱，庚申。”在黄丕烈“书目题跋”或他的其它著作中，找不到他售书的记载，可是这份《书目》表明，黄丕烈所刻书当时在苏州书铺标价出售。士人售书，可能委托销售与直接销售都有，具体不易弄清。士人售书做得好的，首推秀才出身的毛晋(1599-1659)。毛晋因科举不第而经营出版。他以汲古阁名义刊书并售书，据说云南人不远万里到江苏常熟汲古阁购书，“毛氏之书走天下”[6]，汲古阁成为名噪全国的书业品牌。毛晋刻书数十年，镌书板十万多块，刊书六百多种，事业做得这样大，销售做得好是重要原因。
雕版出版时期，新书发行的基本方式是自产自销。善于经营的书商，大都是前店后坊，自刻自售，并没有完全脱离自产自销这个模式。官府或士人做出版，更不能完全脱离自产自销的模式。在书籍销售方面，官府与士人总是远远落在书商的后面。不过，书商始终没有能建立完善的新书发行制度。福建等地个别书商在外地设立代理机构，或许是建立发行制度的一种可贵尝试。在儒学主导的古代社会上，书商靠自己的力量建立完善的新书发行制度，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士人做出版所拥有的出版资源最丰富，出版物不仅品种多，数量多，传世的精品也多。士人为出版而无私奉献，可是，士人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缺乏商业进取精神。士人出版家中，像毛晋那样重视销售的人，少之又少。在观念上，士人多视售书为重利轻义，又视利润最大化为不道德。因此士人刻书之后，一方面是不得不售书，另一方面又因轻商而羞于售书，束手束脚，顾虑重重。这样的矛盾心态等于是自己套上了精神枷锁，根本无法做好售书，更不能建立新书发行制度。总的看，官府出版与民间出版在观念上都是重刻而轻售。重刻，是重视编辑（校书），重视复制（印刷）；轻售，是轻视销售发行。书商重发行的作风，可以影响但不能完全改变士人与官府的传统观念和传统作风。一直到晚清以前，我国在书籍销售方面，迟迟未能建立批发零售、代销经销、连锁经营，广告宣传以及读者服务、售后服务等的书籍发行制度。
受自产自销这种发行模式的限制，新书的流通主要限于某个地区的范围。自宋以来，全国各地的出版中心与次出版中心，虽有兴衰更替，总的趋势是数量越来越多，分布越来越广。全国书籍市场以东南地区最发达，但各省都有分布，几乎应有尽有。再从另一面看，宋以来迅速繁荣的书籍市场，主要是围绕出版中心出现的区域性市场，或以区域为主的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书籍市场，实际上非常困难。这方面的政治障碍并非一点没有，但主要是缺乏现代发行制度。历代监本能流通全国，官府“颁行”起了很大作用。宋元期间，建阳的闽籍书商将自己出版物，大量销售到文化发达的江浙皖地区。明清两代，江浙书商刊行的小说、戏曲等风靡全国，占领市场数百年。在书商努力奋斗下，部分地建立了全国性书籍市场。但是，靠长途贩运或靠官府“颁行”，没有完善的发行制度，很难建立健全的全国统一市场。考察宋以来目录学著作可以发现，同一种书在全国各地被不同出版者同时刊行的现象，屡见不鲜，造成出版资源的浪费。重复出版现象无处不在，主要是因为区域性市场发达，全国统一市场薄弱的缘故。
从流通对出版的影响看。首先，出版的自身价值必须通过流通，进而通过读者的接受才能实现。流通不畅，直接妨碍读者对出版物的选择与接受，进而妨碍出版实现自身的价值。其次，流通不畅必然影响书籍生产的发展。区域性市场不能不限制书籍生产的规模，束缚出版者的手脚。为与区域性市场相适应，出版者适宜搞小本经营，小打小闹。各地的旧书买卖，总是比新书销售更兴旺。自产自销的新书，或赠而不售的新书，不管出版者为谁，迟早可能流入旧书店。旧书店林立，旧书交易繁荣，是古代书籍流通一大特点，所以旧书业很值得研究。但是，旧书业再兴旺，直接的受益者是经销商，不是出资刻书的出版者，因此对出版者扩大生产规模的促进作用并不大。总之，由于全国统一市场薄弱，出版者不能从全国性大市场中汲取力量，谁也没有办法把出版做大做强，暂时做大了也无法长期坚持下去。结果是，出现大市场、小生产的局面。说是大市场，是从全国范围看，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教育发达，书籍市场非常大。说是小生产，是从具体的出版者看，书籍生产大都维持小规模，而且很分散。晚清以前，我国出版业没有走上产业化的道路，落后的书籍发行是一大原因。建立现代发行体制，以及引进西方先进机械等，成为建立现代出版业的当务之急。
收稿日期：2008-04-22
注释：
①袁宏道《与苏潜夫书》：“近日刻《瓶花》《潇碧》二集，几卖却柳湖庄。计月内可成帙，然不能寄远，以大费楮墨也。”见《袁中郎随笔》，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