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奠定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发展观论文,理论基础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胡锦涛强调，坚持科学发展观，是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同邓小平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从发展的道路、发展的阶段、发展的任务、发展的动力、发展的本质等方面全面阐述了他的发展观，为我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基础。今天，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之时，认真研究和学习邓小平的发展观，为我们更好地领会和落实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为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奠定了理论基础
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胡锦涛同志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发展首先要抓好经济发展。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国际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和切实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加快实现现代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能为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为全面协调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能更好地解决前进道路上的矛盾和问题，胜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一发展观的实质同邓小平的经济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是对邓小平经济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指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1] (P375)这一思想与主张构成了邓小平发展观的中心理论。邓小平反复告诫我们：“要一心一意搞建设”，[1] (P10)“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住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2] (P249)“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2] (P250)这一理论写进了被邓小平称之为是“中国的发展路线”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以此为核心，形成了邓小平经济发展观的丰富内容。
第一，在发展经济的原因上，邓小平全面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强调发展经济直接的、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底子薄”、“很贫穷”。他指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时期的破坏，使中国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有伟大成就的……但是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2] (P163)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1] (P225)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1] (P255)因此，邓小平理所当然地把经济发展放在中心的地位。另外，发展经济，还是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问题的需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要做三件大事，一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三是加紧经济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三件事的核心是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好坏决定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所起作用的大小，决定了我们能不能完成和平统一祖国的大业，所以，发展经济，也是解决国内外问题的需要。
第二，在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上，邓小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他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长期过紧日子。”[1] (P354)中国同发达国家比，最根本的一条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中国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要靠自己的发展。中国现代化的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中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实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等等，都离不开中国自己的发展。概括为一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1] (P377)这是邓小平基于对战后时代主题转换的敏锐把握，对时代特征的科学分析，并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提出来的。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把发展当做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是在发展的重要性方面，拓展了邓小平的发展理论的结果。
第三，在经济发展的战略上，邓小平设计了我国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步发展战略目标的设想，即“第一步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穷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1] (P226)
第四，在经济发展的动力上，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动力论”。他一贯倡导改革，认定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1985年3月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 (P113)1985年8月他又指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1] (P135)“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 (P370)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1] (P283)“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政策”。[1] (P265)“如果放弃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1] (P347)改革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已经充分说明，改革是中国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在经济发展的任务上，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更要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深刻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上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1] (P141)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1] (P63)他反复指出，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邓小平强调，“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 (P254-255)为了更好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邓小平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各方面工作得失的标准。他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第五，在经济发展的机遇上，邓小平强调，发展要“抓住时机”，“抓住机遇”。对“时机”和“机遇”的关注，形成了邓小平的发展机遇思想。邓小平从1990年开始，一直强调要加快发展。从担心经济滑坡，提出要力争在治理整顿中早一点取得适度的发展，到指出要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一直到1992年春视察南方时提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1] (P375)他指出，我们要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1] (P375)他反复告诫人们：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同时，一再强调，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1] (P377)
第六，在经济发展的台阶上，邓小平提出了“台阶式”发展的思路。他说：“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1] (P368)这是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当时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20世纪80年代，一方面，因实行改革开放，我国经济与改革前相比有了很大发展，上了一个台阶。所以邓小平说：“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台阶，是能够办到的”，[1] (P376)“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1] (P375)另一方面，因经济发展出现“过热”现象，加之其他因素的影响，也出现过一些问题，需要整顿治理。所以邓小平又说：“看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1] (P377)按照邓小平的思路，我国经济是按照“台阶—调整治理—新台阶”的节奏模式，台阶式地向前发展。这一模式，强调通过加速来上台阶，又注意通过调整治理来巩固台阶，既讲速度又讲节奏，完全符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
二、邓小平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奠定了理论基础
温家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体地说，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就是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就是要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同邓小平以人为本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阐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一，人民利益发展观。从社会主义发展目的的角度，提出了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为目的的人民利益发展观。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1] (P110-111)后来又在“三个有利于”标准中强调要“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有关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中强调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目的。但是，由于人的家庭条件、个人素质以及所面临机遇的不同，每个人不可能同步富裕；由于一些地区原有基础、资源条件、地理位置的不同以及人才技术、思想观念的差异，每个地区同样不可能同步富裕，这是客观事实。为了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提出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思想，他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1] (P166)“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道理。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1] (P111)邓小平对共同富裕的实现前提也作了论述，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坚持社会主义、防止两极分化，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牢固的政治保障。邓小平强调从人民利益得失的角度来考察发展问题，把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紧密相连，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第二，人才发展观。邓小平的人才发展观是他的以人为本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他重视人才，重视人的素质的提高，把人才素质的提高放到发展战略目标的位置上。因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最终取决于人才的量与质，取决于劳动者(包括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素质，只有实现了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才能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为此，邓小平同志重申“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人才观，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的原则。对待个人发展要求上他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提出“四有”目标，即“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对待干部队伍发展的目标要求上，邓小平提出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不仅是改造客体过程，也是改造主体、实现主体自身的发展过程；对待社会发展的整体目标要求上，邓小平同志强调造就各级各类人才，既包括专才，又包括具有专业知识的能力、善管理的人才；既包括工人、农民人才，又包括干部知识分子和军队人才；既包括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又包括各种党政领导人才。可见邓小平人才发展观，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极大充实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
第三，人的平等发展观。邓小平人的平等发展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反对特权，提倡平等权。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中就指出：“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2] (P332)二是重视人权。邓小平针对有些人对人权的各种理解，明确指出：“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1] (P125)这里，邓小平所指的两种人权观念的不同当然有许多方面，但是，“首先一条”在于人权主体的阶级实质上，即：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是少数资产阶级的特权，而我国社会主义人权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的权利。邓小平认为，以实现全国人民的人权为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要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就“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2] (P342)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反复强调“人民公认”、“人民拥护”、“人民赞成”、“人民答应”、“人民高兴”的问题。邓小平的这些思想是对以人为本发展观的重要贡献。三是重视国家平等，为人的平等权创造有利条件。针对西方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却借口别的国家内的人权问题，去侵犯别国的国权，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的多。贫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权经常被他们侵犯。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1] (P345)邓小平的论述，表明了一个国家人的发展不应以损害另一个国家人的发展为前提。人权是重要的，需要维护，但是相比起来，国权更重要。一个国家如果丧失了国权，任人欺凌，那这个国家的人民，还有什么人权的保障可言。
三、邓小平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奠定了理论基础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是统筹兼顾，即“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一根本要求是根植于邓小平协调发展的思想的。
第一，坚持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邓小平以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宽广眼界和科学精神去认识和解决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认为人类社会应是一个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任何社会要发展，固然首先要注意经济的发展，但又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致力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所以，他强调指出，一方面“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1] (P116)“经济发展是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工作就好做了”；[1] (P89)另一方面“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2] (P250)他认为，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做到。
第二，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1986年初，他针对我国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不相适应的状况，明确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个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 (P154)为促进“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他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邓小平这一思想对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坚持人口、环境、资源协调发展。邓小平人口、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重视人与环境的密切关系。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植树造林的深切关注上。他在1982年会见前来北京参加中美能源、自然资源和环境会议的美国前驻华大使伍德科克时说：“我们准备坚持植树造林，坚持他二十年五十年。……特别是在我国西北，黄土高原连草都不长，水土流失。所以叫‘黄’河，就是水土流失造成的。我们计划在那个地方先种草后种树，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人们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很好的变化。”[3](P239)邓小平1982年11月还为全军植树造林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大会题词“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1] (P21)1982年12月26日对林业部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中写道：“这件事，要坚持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扎实。为了保证实效，应有切实可行的检查和奖惩制度。”[1] (P21)他还于1983年3月12日亲自参加北京十三陵义务植树劳动。他强调，植树造林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这些思想充分表明了邓小平关于当代人的发展不应损害后代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二是重视人与资源协调发展。邓小平反对浪费和破坏环境的现象，重视资源的节约。1979年，他在会见外国朋友时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有丰富的资源。中国地方大，在能源方面，在矿藏方面，无论是黑金属、有色金属还是稀有金属，中国没有的很少。这些资源要是开发出来，就是了不起的力量。”[2] (P232)但他又认为由于中国人口多、技术落后，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和破坏环境的现象。因此，他提出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1989年6月，他在一次谈话时指出，对那些浪费电力和原材料的企业，要坚决关一批，行动要坚决，并指出“提高产品质量是最大的节约”。[2] (P30)
三是人口增长与经济统筹发展的关系。邓小平认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比方说，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这里问题很多，需要全党做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共同研究，我们也一定能找出适当的办法来妥善解决。”[2] (P163-164)为了控制人口快速增的问题，邓小平强调实行计划生育，主张通过大力发展科教事业，把我们繁重的人口负担变成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1979年3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就指出：“人口增长要控制。争取到1985年把人口增长率降到千分之十以下，降不到这个水平不行，国家负担不起。在这方面，应该立些法，限制人口增长。”[4] (P112)1979年7月28日邓小平在青岛接见中共山东省委常委时的讲话中也指出：“人口问题是个战略问题，要很好控制。”[4] (P126)1980年9月9日他在会见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执行主任萨拉斯一行时的谈话时又指出：“我们制定了控制人口的计划，争取到本世纪末不超过12亿。这个任务虽然很艰巨，但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的经济不能很好地发展，人民的生活也不能提高。”[4] (P168)以上这些论述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四，重视速度、效益的协调发展。邓小平认为，经济发展要有适当的、较高的速度。他说：“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1] (P312)“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平平静静、稳稳当当”，[1] (P377)“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1] (P356)又说：“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1] (P375)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我国“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1] (P377)但同时，邓小平非常注意速度与效益的协调发展。1985年，他在谈到“七五”计划的制定时说：“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1] (P143)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他又指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1] (P375)他指出：“我国国家大、人口多，没有一点大的骨干工业是不行的。根据我们的经验，步子也不能迈得太快、太急。过去，我们搞得太急，发生了一些错误，我们叫‘左’的错误，这样，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2] (P406-407)他还一再提醒，不能搞像1958年那样的“大跃进”，什么效益都没有，即使速度上去了，但很快又会掉下来。邓小平的速度观是非常清醒的。它既不是那种没有危机感、紧迫感的慢慢吞吞、疲疲塌塌的低速度，也不是那种不顾实际可能、盲目攀比、片面追求的高速度，而是一种建筑在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增进效益基础之上，尽最大可能发展的速度，是一种速度与效益高度统一、积极稳妥协调发展的速度。
第五，重视城乡协调发展。温家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中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8亿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实现全面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全国的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这些关于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协调城乡发展的思想，也是对邓小平重农和城乡协调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1983年邓小平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1] (P77-78)这里，邓小平同志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村的稳定是中国稳定的基础、农民的小康是全国人民实现小康的基础等三个方面的重要性。邓小平还强调指出：“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坦率地说，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决定进行农村改革，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面貌就改变了。”[1] (237-238)因此，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从宏观上管经济，应该把农业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1] (P159)不仅如此，邓小平指出：“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1] (P65)邓小平还非常重视乡镇企业。他在1990年3月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乡镇企业很重要，要发展，要提高。”[1] (P355)他认为：“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1] (P238)这些论述对我们树立科学发展观，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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