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马克思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哲学在当代或者说仍在持续着的当代哲学正在发生一场整体性的和历史性的转型,我 们常常用“实践观转向”、“人的转向”、“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价值论 转向”、“生活世界转向”等等来指代这一转型,其实,这诸多“转向”都是对整个当 代哲学转型的不同的称谓形式,或者是从不同侧面及样态对这一转型的反映,而在这些 “家族相似”的“转向”的背后,仍然存在着或酝酿着与当代哲学的整体性转型相关联 的哲学存在论的当代转换,这就是从传统的超验性的、实体性的抽象存在论向感性的、 历史性的生存论存在论的转换,这一转换即生存论转向。
为什么会发生存在论转换,而且这一转换必然是生存论转向,源于现实与理论的双重 动因。从现实看,任何一种哲学存在论形式都是由一定的生存方式与生存观念所决定的 ,人类生存方式与生存观念的当代转变必然要求实现哲学存在论的当代转换,而发展主 题从传统的唯经济发展观向可持续发展观的转变也要求实现对于注重生命质量与生活意 义、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生存方式的哲学理解。可持续发展观不仅是人类社会 运作模式的自主性的和整体性的变革,而且必然还包含着并要求具体体现为人类社会诸 主体的生存观念的重大变革,这就是从那种根深蒂固的动物性的、重占有的片面的生存 观念转变到注重生存意义与生命质量,强调人、社会、自然的全面协调发展因而具有自 我反思、约束及调节机制与效应的属人的生存观念。从哲学理论的演进而言,则是由于 传统存在论得以确立起来的超验性基础与实体主义思维方式的必然终结进而敞开了哲学 理性与生存的根本性关联,这一关联使形而上学脱离了超验存在论和实体认识论的束缚 ,通过融入生活世界从而培植或蕴涵了生活形而上学的内涵,神本的和物本的哲学还原 成了人的哲学,生存观念正在实现从传统的超验实存观和自然主义实存观向高扬人的存 在的超越性与责任意识的属人的生存观念的转变。
作为存在论转换的生存论转向必然会带来哲学的整体转型,这就是从存在论哲学和认 识论哲学转向生存论哲学。生存论转向不只是从存在论向生存论的转换,在从存在论哲 学向认识论哲学的历史性的转换过程中,存在论的独立性已经被取消了。如果把认识论 看成是关于客观世界的解释理论,那么哲学的成立恰恰是在排除了认识论之后才是可能 的,但是一旦这样做,哲学本身也就陷入了一种缺乏规范性乃至理性尺度的困境。哲学 存在论的使命在于为理性本身提供一种纯粹的支撑,但存在论也无法摆脱来自于认识论 在形式上的束缚。这种情况在认识论成为一种独立的哲学形态以后显得更为明显,如果 说,在存在论哲学形态中,认识论还是依附性的,那么,在认识论形态中情况恰恰来了 一个倒置:存在论成为认识论的依附性理论。存在论必然是与认识论的理论形式粘连在 一起的,存在概念的实体性与超验性,包括存在论的理论结构,都被纳入到认识论的理 论表达式中。其后果则是存在论本来应有的生存论意蕴被抽象掉了。因此,哲学生存论 的彰显从理论历史的意义上说必然要将存在论从认识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存在论是通 过对认识论的“否定之否定”环节从而还原为或提升为生存论的。生存论转向也不只是 从认识论到生存论的转换,因为认识论若脱离与其关联的存在论基础,只不过是哲学的 一个分支领域。生存论转向在当代的一个困境就在于过于把生存论与认识论割裂开来, 从而使生存论的理解方面陷入了一种非理性的甚至是虚无主义困境。认识论与认识论哲 学,后者是指一种哲学的历史形态,这是一种与存在论哲学粘连一体并由此体现着存在 论哲学的完备理论结构的历史形态(超验的存在论正是通过认识论哲学显现出来的)。不 过,生存论转向要超越认识论哲学,但并不意味着否弃认识论,至少,认识论作为一种 中介和理解手段,对于哲学生存论的阐释仍然具有至关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注:在从 存在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向生存论哲学的转换过程中,认识论充当着一种扬弃功能,这 意味着当代哲学转型并不必然地存在着认识论与生存论的断裂,如果说当下的生存论转 向强化了这种断裂的话,那么在生存论的历史性的建构过程中将包含着必要的知识论的 旨向。也只有这样,生存论的哲学才不致于流于某种前逻辑的、前语言的甚至是神秘的 状态,而是赋予一种历史性的和理性的理解。)
生存论转向分为三个层面:已经呈现出来的转向、尚待实现的转向、始终处于未竟状 态的转向。已经呈现出来的生存论转向无疑是与生存主义哲学联系在一起的。但生存论 转向不能停留于生存主义之一维。生存主义开启了生存论转向,生存主义用感性的、非 理性的个体生存对抗传统哲学的“无人身的理性”,但过分停滞于个体的生存体验在很 大程度上也阻塞了生存论转向的进路。从个体生存论向语言生存论的转移(不是转换)在 很大程度上使得仅仅只是在技术层面上展开的语言学转向获得了一种新的诠释空间,但 语言生存论并不只是向某种古老的、多义性的语言及语用的“回返”(“回返”的主张 只是现代生活的一个维度,不可能是出路),而是通过这种途径沟通传统与现时代的关 联进而实现当代哲学的自我理解。
当下的生存论转向处于第二个层面,即尚待实现的转向。生存论转向显形而又滞留于 当代哲学、特别是当代语言哲学的复杂状况中,但尚待实现的生存论转向又不能局限于 语言层面。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表明哲学的性质与功用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换,但语言 学转向本身的前提尚需通过生存论转向加以说明。语言学转向乃生存论转向的表象形式 ,而生存论转向则是语言学转向之根据。这里,表象与根据之间构成了一种表里关系, 但一旦语言哲学的实际状况遮蔽着生存论转向,那就需要将潜存于语言哲学及语言学转 向中的生存论转向从语言哲学中剥离出来。事实上,后现代哲学对“最后在场的形而上 学”的语言存在论的颠覆以及后现代哲学本身的相对主义及虚无主义状况已经表明,在 西方语言及文化范式下发展的生存论转向已经进入了终结状态,而这一状态敞开的却是 包含西方文化传统与非西方文化传统在内的整个人类文化传统的当代转换,以及通过这 种转换实现的异质多样的文化传统的汇通与互动。由此,我们有理由把尚待实现的生存 论转向确定为文化的和人类性的生存论转向。
如果“哲学”只能是“西方”的,或者说当代哲学仍然只能局限于西方哲学既定的范 式下,那么我们或许有理由说,文化的和人类性的生存论转向所表达的正是一种告别“ 哲学”因而终结“哲学”的精神。后现代主义虽然明确地“说”出了这一使命,但它自 暴自弃的态度却同时表明它显然缺乏一种理论建构的信心与能力。然而,告别也好,终 结也好,并不表明人类思想由此就进入了一种散漫的、无根的状态。
第三个层面的生存论转向揭示了生存论转向的历史性,这一层面的生存论转向超越了 具体学派和某一个特定时代,但同时却又从总体上引导着时代精神及其思想文化的走势 。生存论转向的未竟性根源于人的未完成性,人是没有终结的历史性生成,人的生成蕴 含着无限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人的丰富性伸展到什么地方,生存论转向也将被引导到什 么地方,但人的丰富性,恰如人自身的无限可能性一样,却是无边界的,这决定了生存 论转向将始终处于一种开放的无边界状态。而且,另一方面,生存的丰富性的展开,同 时也引出了生存的复杂性与负面效应,甚至出现生存的异化,但人的生存正是通过克服 生存的负面效应以及异化从而成熟起来的。生存论转向不是一项课题,更不是一项工程 ,而是一项历史性的难题,是人自己给自己提出来的、并且也只有人自己才能对付的难 题。这决定着生存论转向在敞开人生存的开放性与复杂性的同时必然承担着建构生存信 念的历史责任。
二
马克思哲学对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的意义首先表现在观念层面。马克思实践观变革 本身就蕴涵着一种当代人类生存观念的历史性变革,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观构成了当代哲 学生存论转向的观念前提。
传统哲学的两种生存观念,即超验生存观与自然主义生存观,它们分别代表着两种哲 学观念,即客观唯心论与直观唯物主义,恰恰是马克思的实践观所要批判的主要对象。 (注:至于主观唯心论,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就已经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批判,而马克 思在开展对客观唯心论与旧唯物主义的批判时,就已直接继承了黑格尔的遗产并进一步 把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历史地理解为自己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前提。)其 中,超验生存观把人的生存抽象为一种纯粹的精神实体,自然主义生存观则对人的生存 采取了简单还原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蔑视了人生存的神圣性。这两种态度其实都只是 把人的生存看成一种既定的、静态的“存在物”,即仅仅看成了一种被解释的、被认识 的客体,而没有从属人的、活动的以及人本身的社会历史条件等方面去面对生存,即都 不是从实践出发去考虑“人”的生存问题。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马克思提出要立足 于“人本身”去理解生存活动,“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1] 。“人是人的最高本质”[2](P461)。在马克思看来,对生存的理解并不在于对既定的 生存物的理解,而在于对于人这一具有改造世界功能并以此功能为标志的生存实践活动 的自我理解。
显然,马克思哲学在揭穿旧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生存观方面的意义要更突出一些。用 世俗的、常识的观念去识别非常识性的生存观,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对于这种生存 的常识性理解中所包含的误解,却是很难做到的。马克思本人的工作重心就在于帮助人 们识别来自于旧唯物主义而又根植于世俗观念中“生存”理解中的假象并真正启动了生 存观念的现代变革。所谓“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 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2](P453)这里,“人的自我异化 的神圣形象”就包含着超验生存观中的“人的形象”,而“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 ,在生存理解的视野内,实际上就是指在日常生活与世俗生活中人们对于生存所产生的 那些自以为确切无疑的流俗性误解(如把生存看做“纯粹个人”的生存行为,或把人的 生存与物的存在等同起来,或只是从既存意义上去看待“生存”,等等),而支持这些 流俗性误解的正是旧唯物主义。
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变革旨在完成世界观的历史性转变,这就是从超验的宗教世界观 和旧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彻底转向新唯物主义世界观,从“彼岸世界的真理”历 史地转向“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2](P453),从对世界的客体的、直观的和被动的把 握转变为感性的、合人性的因而是积极的改造和理解,这一世界观的历史性转变同时也 意味着本体观的历史性转变,这就是从超验性的或自在的本体转变为感性的生存性的本 体。马克思当然承认外部世界对于人及其思维活动的“优先地位”,但更重要的是通过 实践把外部世界看成是属人的世界,真正把自然界当作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因而, 马克思实践观变革的更深远的意义在于确立起外部世界的属人意义进而确立起属人世界 的哲学基础地位,从生存理解的角度说就是从人的生存及其历史性的生存意义出发去理 解一切存在物及其存在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层面上的所有有意义的追问最后都不 能超出关于“已经生成的人与自然”这一人类学的基本事实,追问在人的生存之前的“ 人”与“自然”是怎么回事,那是古生物学以及考古学关心的事体,如果哲学那样做, 势必“把自然界和人的存在都抽象掉”,就只能把问题本身“弄得毫无意义”[3](P84) 。就是说,应当把人与自然的已经生成的的关系作为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因而哲学活动 所要寻求的“本体”,其合法性就来源于人与自然的已经生成的关系,即属人世界。当 然,这样一来,人与自然的已经生成的关系,就不再具有哲学“本体”那样的实体性、 而只是一种“生成关系”,这一生成关系既是“最初”由实践活动、亦即劳动所确定的 ,又是通过实践活动,即劳动不断造成的人本身的历史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经过劳动 形成的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对于马克思来说就是他认识历史的关键。非历史的本体和本 体论是无意义的。而且,由于实践活动的自为性,意味着这种人与自然的生成关系也根 本不可能驯服于自然本体论,因为由实践和劳动所造就的人与自然的生成关系不过就是 整个世界史的生成过程。“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 人说来的生成,所以,在他那里有着关于自己依靠自己本身的诞生、关于自己的产生过 程的显而易见的、无可辩驳的证明。既然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亦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 然界的存在和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具有实践的、感性的、直观的性质, 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亦即包含 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3](P84)
一提到生存论转向,人们一般想到两位哲学家,一位是丹麦的那位号称将改变整个欧 洲哲学方向的孤独哲人克尔凯郭尔,另一位是通过此在个体的生存体验重构基础本体论 进而将生存论解释学带进当代语言哲学的海德格尔。确实,在当代西方哲学生存论转向 特有的非理性论域内,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在更大的人类文明及其历史合理性 上,我们愿意把生存论转向的起点确定为马克思哲学。生存主义所开启的实际上只是感 性个体的生存,而且在生存主义哲学中,这一感性个体同时也是与生存的整体性处于尖 锐对立的非理性的、散漫的个体,在马克思那里,生存主体并不只是感性的个体,而是 通过人的健全的和理智的社会化活动体现出来的感性个体与人类主体的生存论统一体, 这一统一体意味着“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与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的统一。正 是通过生存主体的历史性的确立,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成为当代哲学生存论转向的真正起 点。
当代哲学视野中的生存观变革,其实都应该看成是马克思实践生存观变革的延伸,也 只有通过马克思实践生存观的历史性的变革,当代哲学的生存观变革才能得到深入理解 。人本主义思潮的主题之一就是凸显出生存的属人性与主体性,当海德格尔强调应当通 过此在去揭示在,实际上就是要通过人的活生生的生存去昭显人存在的丰富性内涵,在 者对在的遮蔽,意味着物化的对象或实体化的观念世界对人的生存世界的遮蔽,人并不 是作为一个概念,而是作为活生生的生命状态,是人的自我实现。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 念往往被看成是一个充满神秘意味的概念——这部分地与胡塞尔本人现象学的浓厚的超 验立场有关。但是,一旦与具体的时代状况相关联,生活世界概念的生存论背景就立即 凸显出来。我们注意到,在当代哲学中延伸开来的现象学运动中,生活世界概念与马克 思的实践概念有着无法割弃的关系,所谓生活世界转向,本身就是实践观转向,而构成 这种关系的基础,正是在当代哲学背景下日益被激活的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观思想。
三
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不仅只是观念层面的转变,而且必然要求落实于本体论形态的 历史性转换。而且,恰恰是通过与当代哲学生存论转向问题的批判性的关联,我们发掘 出了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意蕴及其对当代哲学生存论转向的建设性意义。
马克思的实践观变革本身就要求实现哲学存在论的根本转换。马克思对传统哲学本体 论的思维方式的否定同时也包含着对本体论的理论建构的废黜。传统哲学的本体论的思 维方式与本体论的理论结构是粘连在一起的,本体论思维方式的抽象性与还原性正是通 过本体论理论结构上的超验性与实体性承担起来和表现出来的,没有本体论,就没有本 体论的思维方式。从这一意义而言,马克思哲学并没有传统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结构, 但这绝不意味着马克思哲学就没有自身的具有本体论性的理论承蕴功能的理论结构。马 克思哲学中的本体论性的理论结构,恰恰是与传统的抽象存在论截然不同的当代哲学的 生存论存在论内在相关的,也只能通过生存论存在论去挖掘和理解。结合马克思本人的 相关著述以及当代哲学的生存论旨趣,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哲学中揭示和阐释人生存的全 面丰富内涵、并具有存在论承诺意义的理论结构称之为实践生存论。实践生存论是自然 、人、社会通过人的感性的历史性的实践及社会化活动所实现的自为的生存论统一体。 在这一统一体中,自然、人、社会不再以自在的实体形式存在:自然是活生生的自然, 是社会化的人生存于其中的自然,马克思称之为“自然界的生活”[3](P72);人不再是 抽象的自我意识,而是以全面发展与人类解放为旨趣并处于具体历史活动中的人;社会 则是正在历史性地生成的人类共同体。
马克思哲学建设性地贯穿于并引导着当代哲学生存论转向的三个层面,对于已经呈现 出来的第一个层面,马克思哲学主要是通过强有力的介入从而发挥出一种批判与超越功 能。相对于已经成为历史的生存主义思潮,马克思哲学对于第二个层面的生存论转向, 即表面上看来滞留于当代语言哲学、实际上是在文化层面和人类性层面敞开的转向而言 ,其意义则表现为一种更为切实的引导作用。整个当代西方哲学本身是文化转型的自觉 或不自觉的反映,这一转型的起点旨在超越两大传统,一是维系着传统社会精神及伦理 生活的超验的基督神学传统,另一个传统是被近代科技与制度文明的工具理性不断强化 了的认识论哲学传统,对上述两大传统的超越所指向的,正是以人的实践为中轴的、有 着浓厚的无神论旨向的现代人学精神,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有理由把当代哲学的主题 形态确立为人学[4]。无疑,奠定在人的历史实践活动之上、并对无神论做出最佳诠释 的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由此确定的实践生存论也构成了人学的坚实基础。
当代哲学生存论转向或存在论转换的目标,即感性的、历史性的生存论存在论,正是 马克思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仍然是当代 西方哲学生存论转向的努力方向与目标。以当代西方哲学为主导的当代哲学并没有全面 而富有建设性的展开生存论转向。人本主义特别是存在主义思潮开启了生存论转向,但 恰恰也是存在主义对非理性的、甚至是病态的感性个体的过分张扬中止了生存论转向, 语言哲学则过于沉湎于对语言的技术层面或原始语义的分析,淡化甚至取消实践对语言 的决定作用;后现代主义则直接把这种感性个体的生存体验推向极端,用生存个体反过 来消解人及其主体性,并且拒绝哲学存在论的重建,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当代哲学 生存论转向本身就是无意义的。如果说,存在主义仅仅只是在一个片面的维度上开启了 生存论转向,那么后现代主义则以自身反讽的方式消解了这一片面的生存论转向。当代 西方哲学强势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以及无法摆脱的西方中心主义氛围也表明,仅仅靠 当代西方哲学是不可能展开生存论转向的历史性的和人类性的方向的。如果说当代哲学 的生存论转向只能局限于西方哲学与文化背景,那么,作为生成于而又内在地超越于西 方哲学与文化传统的新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所蕴涵的生存论转向已经开启了一种具有 人类性方向并具有非西方关怀的当代哲学形态。
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并不只是哲学学科内部的转向,而是在当代人类生存方式已 经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作为时代精神的哲学应当达到的理论自觉。新技术革命、知 识社会、全球化、晚期资本主义,正在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生活,与此同时,各 种矛盾与冲突呈日益加剧之势。这是一个呼唤智慧和理性并要求诉诸于实践的时代。西 方哲学、当代西方哲学以及非西方的文化传统看来都不可能提供这样一种智慧与理性。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作为内在地超越西方哲学包括当代西方哲学、并参与和 引导着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因而蕴含着人类性关怀的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思想 ,对于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将产生深刻的引导作用。相比之下,马克思哲学仍然是这 一历史时代的主导精神,也只有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思想才达到了对当代哲学生存论转 向的理论自觉。
揭示生存论转向的第三个层面,即根植于人及其生存的历史的未完成性的生存论转向 ,乃是马克思哲学贡献出的杰出智慧。按照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思想,生存论转向绝不 只是“哲学”内部的转换,而是人之为人的历史性的生成过程。人本身始终处于不断生 成的未完成状态,而人的生存必然是历史性的创造着和生成着、同时又不可能历史的完 成的难题。而生存论转向必然处于未竟状态,这种未竟状态并不是源于理论的未完成性 ,而是源自于人类自身实践活动的历史的未完成性。生存论转向本质上是实践问题与历 史问题,是对历史与实践活动中的人的自我认识与实现问题。可以把实践生存论看成是 生存论转向的目标,但这并不是一个定限的和可量化的目标与尺度,而恰恰是标示着人 的可能性与未完成性的目标,是标示着生存论转向之历史性的和人类性方向的目标。也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蕴涵于马克思哲学中的实践生存论思想最恰当地反映了生存论转向 的未竟性。当西方哲学仅仅从理论上理解生存论转向的未完成性因而使转向陷入了理性 上的困境之时,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思想却开显了一条摆脱理论困境、内在地理解当代 人类生存方式的路向,并由此提供了一种克服人类生存困境的宝贵的信念支撑。如同哲 学的生存论转向将始终处于一种未竟状态并由此蕴示着人生存的执著的超越与丰富性, 马克思哲学也由于执著的生存论关怀与追求从而显示其不断延伸的当代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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