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的死因说和他的再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尔基论文,死因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高尔基逝世于1936年，到现在是整整60年了。可是他是怎样死的，到今天仍然是个“谜”。关于高尔基的死因的探讨与争论成了近年来俄罗斯高尔基研究者与整个文艺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争论的焦点是，高尔基是正常死亡的，还是被斯大林杀害的？由于缺乏真凭实据，争论各方，特别是认为斯大林杀害了高尔基的人，都是通过分析高尔基与斯大林的关系和他对苏联时期一些重大问题的态度为自己的观点寻找依据，实际上是以分析推论，而不是以确凿事实为依据得出斯大林杀害高尔基的结论，这样的结论不仅令人难以信服，甚至给人以荒谬之感。
高尔基死亡的原因本来是个老问题，现在之所以又重新引起重视和争论，无疑是与俄罗斯的社会变动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由于近年公开了一批过去保密的高尔基档案材料。这些材料向人们展示了高尔基生平中一些过去不为人知的侧面，如高尔基与斯大林的关系和他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态度等。新的材料拓展了人们的思维空间，提出了重新审视过去对苏联时期的高尔基所作评价的必要，从而引发了关于高尔基死因问题的探讨与争论。因此，可以说，这一探讨与争论的实质是对高尔基的再评价问题。
一、当前关于高尔基死因的几种主要说法及其依据
从俄罗斯近年发表的有关高尔基的论著看，怀疑或肯定高尔基是被斯大林谋杀的人比较多，但认为高尔基是正常死亡的人也有。持前一种观点的人在否定高尔基是正常死亡这一点上，大体上是一致的，但是，在论证时由于每个人运用的材料不同，分析的角度不同，在斯大林为什么要杀害高尔基的看法上也有很大不同。这种一致和分歧突出地表现在俄罗斯三位学者的著作中。这三位学者是著名高尔基专家瓦·巴兰诺夫教授、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著名文艺学家维·伊万诺夫与著名高尔基专家、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莉·斯皮里冬诺娃教授。下面，我们分别看看他们以及对立派的观点。
（1）
瓦·巴兰诺夫认为高尔基及其子马克西姆都是被斯大林杀害的。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提出这一见解。
巴兰诺夫认为，高尔基与斯大林发生冲突的原因是他想缓和斯大林的制度，“竭力把知识分子创作自由的可能性扩展到最大限度……在专制独裁的体制下，这种希望纯粹是空想”。
高尔基在1929年苏联报刊批判皮利尼亚克与扎米亚京时便与斯大林发生了冲突。
皮利尼亚克在1926年写的中篇小说《永不泯灭的月亮的故事》被疑为影射斯大林害死了伏龙芝。小说虽被没收。斯大林却耿耿于怀。1929年皮利尼亚克在国外出版了中篇小说《红木》，又被认为是歌颂注定要灭亡的旧事物。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联报刊掀起了对皮利尼亚克的批判。同时，扎米亚京1920年写的长篇小说《我们》也被指责为诽谤苏联现实。
这时，高尔基突然发出不协调的声音，他在《消息报》发表了《论精力的损耗》一文。高尔基指出，对皮利尼亚克、扎米亚京等人的批判，实质上是排斥非党作家，即当时所说的“同路人”，是把“阶级斗争”的概念机械地移植到文化当中。他认为，“在每个错误里面都要寻找恶毒用意……这个残酷传统应该结束了”，这是精力的无谓损耗。
高尔基的文章招致《真理报》的激烈反驳。最猛烈的攻击来自西伯利亚作家团体，《苏维埃西伯利亚报》载文《高尔基损耗的精力》，说高尔基是“坚定的、自觉的调和派”。
高尔基紧接着又写了《还是那些话》〔1〕一文， 抨击那些喜欢拨弄是非、投机取巧、迫害作家的“新寄生虫”。
巴兰诺夫认为，在皮利尼亚克等人的问题上暴露出高尔基与斯大林在文学方面的分歧，1929年11月27日高尔基给斯大林的信则表明，他们的分歧已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围。
1929年，斯大林提出“伟大转折的一年”的口号。转折的标志就是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都开展起反对“旧”的观念与习俗的斗争，巴兰诺夫说，“高尔基感到，在全国正在发生对精神发展极具危险的事件，它们远远超出了文学命运的范围”，于是写了给斯大林的信。
高尔基在信中谈了令他不安的问题，他认为党内的派别斗争导致青年人的悲观主义和怀疑主义情绪滋长；这些斗争所造就的，不是“在精力上、在坚忍不拔的精神上堪与自己（指老布尔什维克——笔者注）相媲美的接班人”，而是投机取巧的野心家。此外，高尔基还提出了自己对1929年国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看法。
巴兰诺夫说，这封信只能激怒斯大林，但斯大林知道，“他领导文化事业的蓝图，如果没有高尔基的参与，就很难，实际上就不可能实施”。为了拉拢高尔基，作出了苏共中央《关于部分西伯利亚作家与文学组织反对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决议》。斯大林此举得到的却是与他的预料相反的回答。
高尔基在1930年1月8日给斯大林的信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您知道，我是无党派的人，这就是说，凡是针对我所说的一切都不会有损于党和党的领导人。任他们去骂吧……我诚恳地请求你，约·维·斯大林，不要惩处谩骂者。”巴兰诺夫对这段话的理解是：“高尔基在突出自己的无党派身份时，他似乎是对党及其领导成员干预文学事业的权利提出疑问。斯大林不会看不出来，原来高尔基是一名比想象中更老练的‘棋手’。”
巴兰诺夫认为，1934年的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暴露出高尔基与斯大林的斗争日益表面化，高尔基的处境日益艰难。据回忆，由于高尔基的坚持，斯大林才同意被废黜的布哈林与拉狄克在大会上作报告。而布哈林关于诗歌的报告竟推崇帕斯捷尔纳克，贬低马雅可夫斯基与别德内依，更是斯大林所不能接受的。在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结束前一天，即1934年9月1日，高尔基又写信给苏共中央，“实质上是向党的最高领导提出最后通牒：要求解除他的作协理事会主席的职务”。原因是，他认为苏共中央内定的作协理事会成员无力领导文学事业。他在信中说，“有一些作家不善于，也不愿意学习，然而他们却习惯担当行政领导的角色，竭力巩固自己发号施令的岗位。”“他们缺乏职业素养，因而不仅不能理解提高自己产品的必要，而且拒绝承认这种必要。”高尔基在批评了潘菲罗夫、叶尔米洛夫、法捷耶夫与斯塔夫斯基等几名作家后说，他从日丹诺夫的报告中看出，这些作家“将要被安排进作协理事会”。高尔基不愿同这些热衷于宗派主义的人合作，要求辞去作协主席之职。
巴兰诺夫认为，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加剧了高尔基与斯大林的矛盾。他说，通过这次会议与五年以来的观察，斯大林终于明白了，“高尔基创建作家协会的目的，是使它成为独立的组织，希望它对政府尽可能保持独立”。斯大林看出来高尔基是不会同他合作的。于是，代表大会之后，斯大林立即在作家协会内加强反高尔基的势力，发起了针对高尔基的评论和批判。1935年1月20日《真理报》发表署名文章， 批评国家科学出版社在高尔基的参与下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群魔》。该出版社社长加米涅夫是高尔基向斯大林举荐的。高尔基即刻看透了文章的醉翁之意，遂于24日在《真理报》上发表《关于〈群魔〉的出版》一文予以批驳。但紧接着，在《真理报》上又出现了与高尔基针锋相对的文章《关于高尔基的说明》、潘菲罗夫《致高尔基的公开信》和《真理报》批评国家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国大革命的歌曲》一书的文章。但高尔基反击潘菲罗夫的文章却被《真理报》扣下不发。从高尔基当时在苏联社会所处地位与影响看，《真理报》这些动作是令人费解的。巴兰诺夫的解释是：“上层领导开始急剧改变文学政策的方向。同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的调情阶段结束了。”
高尔基对《真理报》文章的反击使斯大林看到，高尔基不仅不想俯首听命，而且还在争取支持者，扩大自己的阵地。斯大林感到有必要亲自出面干预。1935年12月5 日《真理报》编辑部文章发表了斯大林关于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批示，说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从这一天起，《真理报》开辟了《文学之页》专栏，在《编辑部的话》中强调苏共对文学批评的重视。1936年1 月17日，《真理报》发表斯大林在大剧院与《静静的顿河》剧组会见时谈话的报道。斯大林指出，艺术家的舞台设计受结构主义残余的影响，并指出与人民格格不入的形式主义的危险。从1月28 日起《真理报》接连发表了《混乱替代音乐》、《芭蕾舞的矫揉造作》、《建筑中的不和谐》、《论胡乱涂抹的艺术家》等文章。巴兰诺夫谈到这些文章在当时的意义时指出：“这四篇文章，实际上，把高尔基在文化领域为改进专业技能、提高艺术技巧水平所进行的工作一笔勾销了。”高尔基身为作协负责人不得不对形势有所反应，发表了《论形式主义》一文。巴兰诺夫认为，高尔基逆流而上，强调形式主义是属于争论的问题。而斯大林的意图则是“应该刹住一切争论和辩驳了”。更重要的是，高尔基在回顾艺术思想的历史时说，在将近500年的时期内，资产阶级宣传人道主义，鼓吹忍让、顺从和博爱，“现在这块蜜糖完全被弃置不用了，报废了，取代它的是一个制服抗拒者的简单公式：用斧头砍掉抗拒者的脑袋”。这段话显然带有论争的涵义。巴兰诺夫指出，“斯大林无疑会意识到这种潜台词，在一定的程度把这些话同自己的干部政策联系到一起。”斯大林此时还得到消息说，布哈林、高尔基和巴甫洛夫院士准备组织知识分子的政党，斯大林对此深感不安。
巴兰诺夫认为，斯大林与高尔基的私人关系大致从1934年就变得逐渐冷淡，正是“斯大林命令把高尔基实际上软禁在家中，检查他的信件。高尔基企图与西方著名作家接触，通过他们把发生的事情告诉欧洲。1936年6月18日安德烈·纪德本应会见病中的高尔基。但是， 恰恰在这一天高尔基离开了人世”。巴兰诺夫推论，这是斯大林的精确计划付诸实施的结果。
（2）
关于高尔基之死的各种说法中，最引人注目的说法是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提出的。他在《斯大林为什么要杀害高尔基》以及其它文章中都认为高尔基参与了反斯大林的阴谋。
维·伊万诺夫是苏联老作家弗·伊万诺夫之子，他从四五岁起即随其父母经常出入高尔基的家门，接触高尔基及其周围人物。因此，他说，他的文章是“根据我个人的回忆和我从很熟悉高尔基的人们那里听到的言论写成的”。
关于高尔基怎样会成为反斯大林集团的成员的问题，维·伊万诺夫认为需要从高尔基为什么要回国说起。他说高尔基在国外期间从未忠于苏联政府，但又巧妙地维持着与政府的联系。“高尔基那时已经开始根据不同的人以及他们的观点在同一时间说、写各种不同的事情”。那么他为何又要回苏联呢？维·伊万诺夫说，一方面，高尔基想回到自己的读者中间去；另一方面，他的作品在西方已无读者，经济拮据，只有在苏联他才能名利双收维持他的奢侈生活。维·伊万诺夫说，他四五岁时就已感到高尔基生活奢侈。在维·伊万诺夫的笔下，可以说，高尔基是一位沽名钓誉的无原则的作家。可是他回国后却突然与斯大林的反对派站到了一起。维·伊万诺夫在分析1929年底高尔基给斯大林的信与斯大林的回信时说道，在粉饰现实上高尔基与斯大林是一致的，但在对待斯大林的反对派的态度上则与斯大林是对立的。高尔基竟然置斯大林在回信中的警告于不顾，继续保持同反对派的联系。从一切迹象看，“高尔基返回俄国之后，寄希望于反斯大林力量的胜利”。显然，维·伊万诺夫的这个说法与他关于高尔基回国动机的说法是南辕北辙的。
根据维·伊万诺夫的看法，高尔基同时参与了两起反斯大林的阴谋：高尔基是布哈林、李可夫与亚戈达〔2〕反斯大林集团之间的联系人， 同时又参与讨论了基洛夫与古比雪夫二人反斯大林的计划。
高尔基是怎样知道以布哈林、李可夫为一方，亚戈达为另一方反斯大林的集团并且成为他们的联系人呢？
布哈林是高尔基的挚友，李可夫多年以前就与高尔基相识。维·伊万诺夫听女诗人阿赫马托娃讲过这样一件事：1931年秋，作家扎米亚京离开苏联前向高尔基告别时，高尔基对他说：“您走吧，走吧，可我们还要看一看，在我们这里谁会胜利——这一位，”他打手势比划着斯大林的胡须，“还是我们的‘伊万诺维奇们’”。布哈林与李可夫的父名均为“伊万诺维奇”。可见，高尔基至迟在1931年就知道了布哈林与李可夫结盟反对斯大林。另一事是维·伊万诺夫听父亲讲的。他父亲说，有一次碰上布哈林与高尔基正在热烈讨论他们筹划出版一种非党报纸的计划。报纸虽未出成，作为《消息报》主编的布哈林却为促成计划实现尽了很多力。
在谈到高尔基与亚戈达的关系时，维·伊万诺夫认为，高尔基一回国就站到了亚戈达一边，想利用他管辖的庞大机构的力量反对斯大林。
维·伊万诺夫听父亲说，苏共中央解散拉普的决定公布后，高尔基在自己家中召集一部分作家开会，要求作家们联名抗议决定，因遭被拉普迫害过的作家的反对，高尔基的要求未能实现。不久，拉普各个组织联名上书苏共中央，反对决定。维·伊万诺夫认为，拉普分子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胆量，与高尔基的支持不无关系。至于亚戈达支持拉普一事，维·伊万诺夫是在苏共二十大后，听法捷耶夫说的。苏共中央解散拉普的决定发表后，法捷耶夫及其朋友、诗人卢戈夫斯科依感到绝望。“法捷耶夫便急忙写了支持中央决定的忏悔信”。数日后，他们到自己从前的庇护人——亚戈达的别墅时，“亚戈达将法捷耶夫叫到弹子房，随即为忏悔信一事非常严厉地责骂法捷耶夫……申斥他出卖同志”。法捷耶夫知道亚戈达这个人的分量，意识到后果严重，回到家中后，出于自卫的动机，便抢在亚戈达之前，立即写信给苏共中央陈述刚刚发生的事情。法捷耶夫回忆说，1939年为斯大林祝寿时，他被安排坐在斯大林身边，在谈话中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告诉他，斯大林非常器重他，感谢他，“因为在斗争结局还不明朗时，法捷耶夫就站到了斯大林一边”。维·伊万诺夫认为，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的话既可理解为他们玩弄政治伎俩，把被枪杀的人说成是真正的敌人；又可理解为“亚戈达事实上，至少在1932年已是斯大林的敌人 ……全部事实都在支持第二种理解”。 1936年9月， 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从索契发给苏共中央的电报说：“亚戈达耽误了四年。”亚戈达立即被撤职，由叶若夫取而代之。维·伊万诺夫认为电报中所说的“四年”即指1932年。根据法捷耶夫所谈的事件，维·伊万诺夫推论出亚戈达是斯大林的敌人。高尔基反对解散拉普，写文章美化亚戈达控制的劳改营，——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利用亚戈达反对斯大林而“自觉地做着亚戈达希望于他的事情”。
维·伊万诺夫从他对布哈林、李可夫与亚戈达的论断出发，得出结论说，高尔基处于与反斯大林的双方都有联系的特殊地位，“如果说，1938年制造的审判中所说的亚戈达与右派的联盟果真存在的话，那就只有靠高尔基在中间起作用”。
那么高尔基又怎样成为基洛夫反斯大林的同盟者呢？
维·伊万诺夫说，1934年，基洛夫已经成为反斯大林势力的核心人物，高尔基既然致力于反斯大林，他就不可能不知道此事。
高尔基与基洛夫交往较多，与古比雪夫也早有联系。伊万诺夫从档案中见到过基洛夫给古比雪夫的一封信，推断古比雪夫是基洛夫的同盟者。他还看到古比雪夫送给高尔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的题词“赠为劳动人民的富裕与文明生活而斗争的战友”，据此认为他们的接近非同寻常。他估计“高尔基参加过基洛夫的方案的讨论”。高尔基的儿子马克西姆之死与此事有关。他估计马克西姆死前带着高尔基的委托到列宁格勒去见基洛夫，本需停留几天，但突然被召回莫斯科，在机场感冒，数日后即死亡。伊万诺夫确信马克西姆是在斯大林指使下被杀害的。
维·伊万诺夫还根据他父亲说过的一件事肯定高尔基知道反斯大林的阴谋。他父亲说，高尔基死前送给他一本关于英国革命史的书，嘱咐他务必要读。但到高尔基逝世后他才开始读。他发现，书中有高尔基的许多标注。他认为，毫无疑问，标注都是针对那时苏联的形势的。原来高尔基想借此把不能公开谈论的很多事情告诉他。后来，这本书和一封暗示高尔基的不同寻常的政治观点的信竟在书桌上同时不翼而飞了。维·伊万诺夫说，他的父亲“深信不疑，高尔基是知道存在反斯大林阴谋的”。
既然如此，斯大林为什么等到高尔基病情垂危时才下决心杀害高尔基呢？
维·伊万诺夫认为，在解散拉普时，二人的关系就已冷淡到极点，1934年的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开得并不完全符合斯大林的精神，此后二人的关系不断恶化，报上出现的那些实质上是针对高尔基的文章如果不是斯大林的授意，也是作者揣摩斯大林的意图而写的。一系列事实表明，斯大林从根本上改变了对高尔基的态度。他明白了，高尔基不仅无助于他实现自己的“野心”，而且构成他的严重障碍和威胁。
维·伊万诺夫说，1940年夏，他到过保持高尔基逝世前原样的房间，看到刊登高尔基病情公告那些日子的报纸，但在这里的报纸上却没有那些公告，显然，这些报纸是专门为高尔基印刷的。他立即感到高尔基之死是个谜，一直想解开这个谜。现在他认为，那些报纸就是斯大林“精心策划的谋杀的明显罪证”。
（3）
斯皮里冬诺娃在《高尔基：与历史的对话》一书中也探讨了高尔基死亡原因的问题。她倾向于高尔基非正常死亡的说法，但也未断然排除正常死亡的说法。她对过去与现在流传的高尔基死因的几种说法一一进行了分析。她认为“托洛茨基—右派联盟”杀害了高尔基的说法是斯大林制造的：而说高尔基是因吃了斯大林送的巧克力糖被毒死的，则是完全违背事实的荒唐说法。在怀疑斯大林杀害了高尔基这一点上，她虽然与巴兰诺夫与维·伊万诺夫有一致之处，但她对斯大林为什么要杀害高尔基，也就是对斯大林与高尔基的关系则有不同于上述二人的见解。
为了解开高尔基死因这个谜，她仔细研究当时在高尔基周围那些人的记载、回忆与医疗档案。她利用的材料有高尔基前妻叶·别什科娃、护士契尔特科娃、秘书克留奇科夫和高尔基在意大利时为他作过多年秘书的布得别尔格等人的回忆与文章，医生的回忆与医疗记录，特别是高尔基在莫斯科市内小尼基特斯卡娅街住所的管理人柯申科夫的记录。柯申科夫与高尔基生病时居住的哥尔克时时都有联系，他把每天的情况都一一记录在案。斯皮里冬诺娃希望通过这些材料找出符合真实的情况。
契尔特科娃在回忆中描述了6月8日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探望高尔基的场面。斯皮里冬诺娃从中看出斯大林不喜欢亚戈达，对亚戈达与克留奇科夫严厉粗暴。她认为，假如斯大林指使他们暗害高尔基，那么斯大林这次探视的真实目的，应该是看看他们对他的意图执行得如何。但从契尔特科娃的描写中看不出斯大林谋害高尔基的嫌疑，这段描写与“斯大林作为杀人犯的面貌不相符”。但斯皮里冬诺娃对正常死亡说提出更大的疑问，否定了这种说法。
斯皮里冬诺娃说，高尔基在1933年至1934年曾病重过四次，都未发过公告，而这一次却从6月6日起就每天发布公告，一开始就给人们造成“作家必死无疑”的印象。
从诊断记录看，高尔基患的是肺炎，记录却写的是流感。在高尔基患病期间，他周围的人中有七人先后病倒，诊断都是咽炎。
最可疑的是柯申科夫的记载中谈到的一些事情。柯申科夫接到的讯问高尔基病情的电报、电话内容混乱，有恶意的，也有善意的，就连哥尔克的人对病情的说法也有矛盾。克留奇科夫从6月16 日起就整天喝酒， 不接电话。6月16日，正在准备给病人会诊， 民警就进入高尔基小尼基特斯卡娅街的住所，要雇用每天为高尔基送氧气的工人扫马路，建筑管理部门派人来接管房屋。16日病情出现好转迹象，17日晨却又咯血。斯皮里冬诺娃说，根据这些记载看，高尔基虽死于18日，可是终结他的生命的句号在16日就已划上了。她提出疑问说，高尔基16日病情出现转机，17日晨又咯起血来。“这一夜之间出了什么事，是谁加快了这不幸的结局？”她认为，现有的材料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这些材料虽然是当事人留下的，可是“柯申科夫的67页札记……到了1947年，他才把它们抄写出来”，其余那些人们的回忆与记事都出自阿·吉洪诺夫〔3〕一个人的手迹。所以这些材料就难免有伪造或被篡改之嫌。斯皮里冬诺娃说：“斯大林时期，与高尔基的死亡有联系的一切历史文献（不仅仅是历史文献）像被一把铁扫帚横扫了一遍。”尽管如此，她还是认为，“仅仅是已经保存下来的东西也足以推翻作家自然死亡的说法了。自然死亡是精心炮制的假相，亚戈达及其同伙在20—30年代不止一次地使用这种伪造手法”。
法国学者米歇尔·尼凯也试图寻求高尔基之死的答案。1988年他在《关于高尔基死亡的问题》一文中推测说，1936年高尔基下决心向世界舆论揭露斯大林，打算通过路易·阿拉贡把他的声音传向世界。于是写信邀请阿拉贡夫妇尽快访苏，信中作了暗示。同一时期应邀访苏的还有安德烈·纪德。这些法国作家都没能赶在高尔基死前会见他。他怀疑这是斯大林恐怕被揭露，便赶在法国作家到达之前杀害了高尔基。斯皮里冬诺娃指出，这种揣测嫌牵强。如果像尼凯所说的，高尔基在1936 年3月就已下决心揭露斯大林，他是有充分的时间实现这一心愿的。1936年3月，马尔罗访苏，在克里木的休养地捷谢里与高尔基相处将近一周， 高尔基可以通过马尔罗把他的揭露传向世界。他没有这样做，何以证明他邀请阿拉贡是要揭露斯大林呢？
斯皮里冬诺娃在她的《高尔基：与历史的对话》一书中考察了苏维埃时期高尔基的历史观。由于每个重要问题都与斯大林分不开，她探讨的实质上也是斯大林与高尔基的关系。
她认为，高尔基与斯大林的交往主要是从1928年前后开始的。高尔基的回国有他自己的原因，也有斯大林的作用。列宁逝世后，高尔基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他愈来愈明确、愈坚定地支持苏维埃政权。高尔基忠于自己经过痛苦的磨练而获得的社会主义理想，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中，特别是在人民的创造历史的精神中看到自己的理想开始得到实现。1925年，他在给俄侨库斯科娃的信中说：“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是相当明确的：除开苏维埃政权，我认为没有，也想象不出可以给俄国人民的另一种政权，当然，也不希望这样。”1925年底，他又说，在俄罗斯正在创造新的历史，“可以预见，莫斯科是正确的，应该同他一起前进”。1927年，他拒绝了赴美定居的邀请，也不顾欧美正在准备大量出版他的著作的情况，毅然决定回国。斯皮里冬诺娃以事实驳斥了关于高尔基同斯大林搞了一笔交易的说法。不过从斯大林来看，他确实希望高尔基回国支持他与反对派的斗争。
斯皮里冬诺娃说，高尔基当然知道有关强制集体化和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消息。他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反驳了西方与俄侨利用这些事件进行的反苏宣传，同时他深信，只要劳动人民掌握了文化和科学，“就可以纠正斯大林的偏颇”。高尔基自己则“为了削弱斯大林的残酷和镇压浪潮，自觉地走向与斯大林的接触”。
从高尔基1928年回国〔4〕起， 斯大林和他的反对派就都竭力争取高尔基。斯皮里冬诺娃同意档案材料中的格隆斯基的说法，认为高尔基尽力调和他们两派的矛盾，希望他们和衷共济，与两派保持着复杂的关系，如他在1930年修改特写《列宁》时，在提到列宁的继承人的地方本可提出斯大林，但他却用了“继承人们”一词，回避突出斯大林。斯大林希望高尔基为他写传记，高尔基也始终未写。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高尔基与他们双方都有一致之处，也都有分歧。在农民问题上，高尔基与布哈林等人的观点不同，他从自己对俄国农民的一贯看法出发，高度评价农业集体化的意义：在工业化与文化问题上，他则与布哈林等人一致。斯皮里冬诺娃认为，高尔基与斯大林及其反对派的复杂关系也表现在高尔基1929年底给斯大林那封信中。高尔基在信中强调宣传苏联的成就是真心诚意的，但同时这也是对布哈林等人的支持，因为高尔基感到，斯大林想利用揭露缺点错误的手段打击反对派。高尔基同布哈林等人在某些观点上的一致使人感到，似乎高尔基站到了反对派一边。斯皮里冬诺娃认为，这是由于高尔基为了减缓斯大林的“粗暴和残酷”，支持“温和路线”以及“一切使国家自由化、民主化的尝试”。他支持斯大林的反对派，也支持基洛夫等苏共领导人。正是出于这种思想，除了帮助斯大林的反对派外，高尔基还营救过很多人。“只要读一读高尔基与罗曼·罗兰的通信就可以明白，30年代高尔基在苏联开展了多么广泛的富有人道精神的活动”。过去，高尔基的这些活动很少为人知道，而他的《苏联记游》中记述劳改营的部分，《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无产阶级人道主义》、《无产阶级的憎恨》与《社会主义的真实》等特写与文章几乎家喻户晓，为他招致无数指责，说他支持斯大林的镇压。斯皮里冬诺娃不同意对高尔基这种责难，她认为高尔基始终没有改变营救“被迫害者”的立场。其实，这些作品也表现出高尔基与斯大林、布哈林等人的复杂关系：一方面，由于当时国内的历次审判中，受审者都说与国外反苏机构有联系，而两方也确实力图颠覆苏联，高尔基接受了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主张无产阶级人道主义是爱与憎的结合，这就不同于布哈林的观点：在阐述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应该为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为文化科学的繁荣而斗争的原则时，则与布哈林一致。
斯皮里冬诺娃认为，无论从实际活动方面，还是从理论观点方面看，高尔基都没有坚定地站在哪一派。他始终不渝地希望通过他的缓冲作用抑制斯大林的“姿意妄为”、幻想实现“国家的欧洲化、民主化”。高尔基曾寄期望于基洛夫，基洛夫之死使他感到理想难以实现。 从1934年起，他与斯大林的关系日趋紧张，他的斗争态度也更坚决。 在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的问题上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他与潘菲罗夫论战，他反对《真理报》登载的关于文学艺术的一系列批判文章，以提高文学质量的呼声对抗斯大林的“人民性”口号。高尔基所做的这一切，实质上都是“抑制对文化的日益加强的政治控制”。不过，高尔基在与斯大林的矛盾逐渐加深的情况下，也没有完全接受斯大林的反对派的观点。这是因为，“高尔基与苏联社会上层统治者的关系尽管是复杂的，愈来愈对立的，但他直至生命的最后两年依然忠于社会主义理想”。
从斯皮里冬诺娃对高尔基与斯大林的关系所作的分析中，看不出斯大林为什么要杀害高尔基。斯皮里冬诺娃也没有武断地说高尔基是斯大林杀害的。不过，她认为，“高尔基对斯大林构成了危险，因为高尔基的手中汇聚了太多的线索，这些线索把他同工人集体、老布尔什维克、军事长官……联结到一起”，高尔基作为《国内战争史》、《工厂史》等丛书的组织者，不断收到方方面面的材料，这些材料“勾画出斯大林工业化政策成功和失败的画面……作家还以旺盛的精力插手其它事情……总之，高尔基想要把苏联这片辽阔的国土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弄个一清二楚”。把斯皮里冬诺娃的这段话和她否认高尔基是正常死亡那些话联系起来，不难看出，她是怀疑高尔基之死与斯大林有关。
（4）
上面介绍的都是怀疑或肯定高尔基是非正常死亡的说法。究竟有没有可以证实这些说法的确凿凭据呢？就这个问题，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高尔基档案馆馆长弗·巴拉霍夫教授谈了他的看法。他说，这个档案馆收藏着过去掌握的高尔基的全部档案，现在又接收了原苏共中央档案馆移交的300多件材料，其中包括到1936年5月为止高尔基写给斯大林的46封信，他不能断定原克格勃手中是否还有高尔基的档案。不过，他认为，从现已掌握的材料和对高尔基的了解判断，不会再有什么“爆炸性”的东西了，可以认为高尔基是病死的。
巴拉霍夫研究这个问题所利用的资料大体上与斯皮里冬诺娃相同，主要是高尔基生病期间他周围的人的记事与回忆。他在考察这些材料时，对有人指出的这些材料的可疑之点，如写作的时间与手迹、医生的意见分歧与病情变化情况等问题都作了说明与补充。在这里可以举出几件事：6月8日，高尔基病情垂危。护士契尔特科娃回忆说，高尔基已双目失明，家人都围在他身边，斯大林等人都坐在餐厅。医生们束手无策，认为毫无希望。这时契尔特科娃记起，她在意大利时，曾用注射大剂量樟脑液的办法挽救过高尔基。但大剂量的樟脑液是医疗上不允许的，于是她便找医生们商量。医生们认为既然别无良策，就由她随便处置吧。契尔特科娃给高尔基注射之后，他竟奇迹般地清醒过来，斯大林等人才进入病房。高尔基的妻子当时就把这次奇迹告诉了她的女友，她的女友也把她的话记了下来。高尔基的妻子关于高尔基的病情当时写给朋友的便笺也都存在档案中。巴拉霍夫详细分析了柯申科夫的记事，因为他不仅记载了每日白天黑夜发生的事，还有每时每分的大事。
巴拉霍夫还查阅了医疗记录与医生们的回忆。医生们的诊断是一致的，关于病情变化的原因都有说明。高尔基死后立即进行的解剖的结果是与诊断相符的。巴拉霍夫说，1992年秋，档案馆接收的新材料中就有当时的医疗文献，他们组织了专门委员会对这些文献进行过鉴定，结论是，当时的“诊断与治疗是正确的”。巴拉霍夫说，“叶·恰佐夫院士在自己的书中表示同意这个结论，他还对医治高尔基的医生们的水平、渊博的学识和医疗的思路作了应有的评价。”
巴拉霍夫认为，他关于高尔基死因的说法是以迄今为止最直接、最具体的材料为依据的，这些材料是可靠的。不过他也不认为他的观点可以作为问题的结论。他想证明的是：“同时代人的回忆与最近为医生们恢复名誉的材料，使我们有可能收集到不少论据，这些论据是有利于高尔基系自然死亡的说法的。不过，如果认为一切都已真相大白，可以下最终结论了，那还为时过早。专家们，以及所有对查明高尔基的真实死因深感兴趣的人们还需做很多发掘、探索和论证。”
主张高尔基是非正常死亡的人都认为，高尔基与斯大林的矛盾和斗争是他被杀害的原因。巴拉霍夫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今天的报刊中占统治地位的只有两种观点：不是说高尔基是斯大林专制制度的牺牲者，就是说他是斯大林政策的积极倡导者。”这两种观点都不能说明他们的关系的真正性质。巴拉霍夫同意，高尔基与斯大林的关系是紧张的，高尔基与斯大林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存在分歧与斗争：高尔基抵制斯大林想要争取他的诱惑，甚至拒绝他的要求。例如，关于苏联作家协会的领导人问题，在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开幕前夕，1934年8月2日高尔基就写信给斯大林，声明他不同意斯大林准备提出的名单，他表示如果通过这个名单，他拒绝担任作协主席的职务。信中说，他知道斯大林手中已经有了一张作协理事与主席团成员的名单，名单上的人物他也能猜得出来。高尔基在信中虽未指明这些人是谁，但他对不少人提出了尖锐批评，实际上，他批评的，除个别人外，后来都进入了作协领导机构。高尔基指出，尤金和梅赫里斯在实践中会组成“企图向作家协会发号施令的派别。这个派别既有‘攫取权力的欲望’，又有党的中央刊物为靠山，自然能够发号施令，但是我认为，这个集团没有权力对文学实行有效的、必要的领导，因为这个派别才智浅薄，还因为它对过去和现在的文学极端无知”。在信中受到高尔基否定评价的还有法捷耶夫、绥拉菲莫维奇、巴赫梅季耶夫、革拉特科夫、潘菲罗夫、维什涅夫斯基等人。他说：“对他们来说，文学是‘临时工种’，是蹿上更高岗位的跳板。”高尔基直截了当地说，筹备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里面的共产党的组织在作家中间是没有威信的”，他们没有能力“对文学家协会实行必要的、切实的思想领导”。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也附了一张名单，说：“我个人认为，所附名单上提出的人能够给予协会更坚强的领导。”如果这个名单被否定，他就拒绝担任作协主席。会议结束前一天，选出了理事会成员，高尔基被选为主席，他提的名单中有部分人进入了理事会，〔5〕看来，斯大林采取了折中方案。高尔基不满意，仍坚持辞职，但他的要求被拒绝了。
高尔基在文艺问题上与斯大林的争论一直进行到高尔基死前的三个月。巴拉霍夫公布了档案中1936年3月高尔基给斯大林的信， 批评《真理报》关于肖斯塔科维奇的文章和苏共中央关于戏剧的决定。高尔基提醒斯大林说，斯大林和《真理报》在1935年都强调必须“以慎重的态度对待人”，可是《真理报》1936年1 月关于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姆倩斯克具的麦克白夫人》的批评文章《混乱替代音乐》以及同年2 月苏共中央关于戏剧的决定对人的态度却不能说是“慎重”的，“《真理报》的批评文章本身也是没有说服力的”。“批评应该对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作出技术上的评价”，而《真理报》所作的却是让某些人“任意中伤肖斯塔科维奇”。高尔基不会不知道这篇文章体现的是苏共中央的意图，他的批评无异于针对斯大林。
巴拉霍夫在文章中还列举了文艺问题之外高尔基与斯大林在许多方面的冲突。巴拉霍夫认为，高尔基与斯大林的关系是异常紧张与复杂的，但高尔基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人物，一方面，人民在轰轰烈烈地建设新生活，在人民心目中，一切成就都与斯大林分不开。高尔基在人民创造新生活的事业中看到实现自己的理想的可能性，在他的思想中这是高于一切分歧的；另一方面，高尔基对俄罗斯、对人民的信心和他与人民的深厚联系使他相信未来的前景，使他感觉到自己是人民的代表，为此，他不得不以巨大的力量抑制自己内心的风暴，保持自己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高尔基与斯大林的关系造成了作家晚年生活的深刻的内心矛盾和晚年生活的沉痛悲剧性。
巴拉霍夫认为，斯大林杀害高尔基的说法是把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简单化了。
二、高尔基死因说法的历史变化
高尔基的死因问题在他逝世一年多之后就提了出来，随着政治生活的变化，说法也几经更迭。考察一下这个问题的历史，也许对于了解现在的探讨与争论不无助益。
高尔基1936年6月18日逝世后，《真理报》19 日刊登了《关于高尔基死亡的医治结论》，内含病情与变化过程、死亡原因。同日公布的还有死亡当日解剖的结论和高尔基文学遗产与书信接管委员会征集高尔基档案的决定。1938年3 月审判布哈林、亚戈达等人之前对高尔基死亡的原因无人提出疑义。
1938年3月初开始审判“托洛茨基——右派联盟”， 即布哈林等人。审讯时对每个被审的人提的第一个问题都是：是否承认预审时的供词。没有人翻案。公审情况发表在《真理报》上，预审的情况没有见报。维辛斯基作为总检察长提出的起诉中，关于高尔基之死用的篇幅不少。他指挥布哈林和李可夫知道，也参与了杀害高尔基的行动。从维辛斯基的指挥与对每人的审讯看，李可夫，特别是布哈林并未明确承认参与杀害高尔基的行动。亚戈达则全部承认了。医生与克留奇科夫都供认了他们参与杀害高尔基的过程与手段。
维辛斯基的指控与结论的依据全部是供词和他对供词的分析论证。受审人供认的暗杀活动的计划、组织与实施等全部活动也都是某人口头指示某人，某人听某人说，等等，整个审讯过程没有提出任何物证。例如，对布哈林的审问。布说，他是1935年听托姆斯基讲，托洛茨基准备对高尔基采取敌对行动。维辛斯基说，敌对行动可以理解为非常严重的行动，直至恐怖行动。布回答：“是的，从报刊上的言论或者不友好的谈话到恐怖行动，这个中间摆动的幅度是非常大的。”当维辛斯基进一步追问，不能排除当时谈的就是从肉体上消灭高尔基时，布回答：“现在我认为，这是不能排除的。”可见布哈林是说当时他是不知道的。维辛斯基在指控中说：“提出的质问要从布哈林那里得到直接的回答不是那么容易的。”“布哈林承认，那时没有排除杀害高尔基。这就是隐晦的承认，它彻底暴露了布哈林。”亚戈达在供词中除承认自己的罪行外，还说：“现在坐在受审席上的人，首先是李可夫与布哈林对这一切应该与我分担责任”，“从叶努基泽〔6〕的话中我知道了他们（指布哈林与李可夫——笔者注）参加了这个问题（即杀害高尔基——笔者注）的讨论”。
这次审判就这样作出了高尔基系被害致死的结论。从这时起，苏联的报刊、辞书和研究高尔基的各种著作都这样述说高尔基的死因。但是，1960年出版的《高尔基的生活与创作年谱》第四卷就改变了说法，明确地写出高尔基是病死的。80年代主要是后半期，又出现了高尔基被杀害的说法，不过凶手已是斯大林。1988年2月，苏共中央为1938 年审判中被镇压者，除亚戈达外，全部恢复名誉。这个决定只是在巴拉霍夫的文章中提到一笔，其他人的论著根本不提这个决定。
在西方，1938年之前对高尔基的死亡原因未见疑义。苏联批判斯大林之后，在国外也出现了怀疑斯大林杀害高尔基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侨居西方的俄罗斯人的反映与变化。俄国诗人霍达谢维奇关于高尔基的回忆和他妻子别尔别罗娃在西方出版的关于布得别尔格的传记体小说《铁女人》近些年在俄罗斯几乎成为研究高尔基的经典作品，几乎所有的文章、著作都引用并肯定他们对高尔基的评价。高尔基逝世后，霍达谢维奇在1936年写的悼念文章说高尔基几十年的肺病使他最后病故。到了1981年，他的妻子在《铁女人》中重述了霍达谢维奇1936年的说法，但在后面则加了一句保留：“如果不设想是斯大林加快了他的死亡的话。”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说法是托洛茨基提出的。1936年高尔基死后不久，他写了《高尔基》一文，第一句话就是：“高尔基在他再也没有话可说的时刻死亡了。”对于自然死亡毫无怀疑。1939年10月发表的《约瑟夫·斯大林》一书中，反驳苏联1938年审判“托洛茨基—右派联盟”案件时则改变了说法。他首先谈到亚戈达有一个实验各种毒药的试验室，其中存有各种各样的毒药，关于高尔基之死则说：“作家死后立刻〔7〕就出现了疑问，怀疑斯大林对自然的毁坏力量稍稍给了点帮助。”对于亚戈达为什么承认自己杀害了高尔基，托洛茨基认为，对亚戈达的审判为斯大林“排除了这种怀疑”。亚戈达之所以把传闻中落在斯大林头上的罪行自己全部承担下来，是因为他得到了赦免的许诺。托洛茨基1936与1939年的两篇著作均由尤·费尔什金斯基收入他利用哈佛大学的档案选编的托洛茨基的《人物写照》一书，1984年出版。
古斯塔夫·盖尔林—格鲁津斯基所著《高尔基的七种死》一文所提各种说法中有一种鲜为人知的说法，说斯大林在基洛夫事件之后紧接着又宣布高尔基被害，时间相隔太近、引起人们怀疑，于是在1940年通过他的秘书波斯克烈贝舍夫恢复高尔基自然死亡的说法。除这篇文章外，还未见其他人提到这件事。
三、疑问与思考
从以上的介绍中可以看到，关于高尔基是怎样死的已经议论了几十年，至今仍是众说纷纭。人们都在发掘、期盼新的材料。如能发现新的材料，无论对哪一种观点有利都有助于澄清问题。但从目前的争论看，材料固然重要，恐怕还不能说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关键，这里还有一个取舍材料的角度、意图以及对高尔基与斯大林的看法问题。例如，1929年高尔基与斯大林的通信、高尔基周围的人的回忆与记述、关于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高尔基给斯大林的信，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持各种说法的人差不多都用了这些新材料，但寻找论据的人从中看到的问题与所作论断却有很大出入。看来，问题的解决，还须从材料与观点两个方面着眼，这可能是一个长期探讨的课题。
由于新的发现而从新的角度反思过去，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我们感到，在讨论中人们的视线几乎全都集中到新材料上，过去出版的数十卷高尔基文集与全集、十几卷档案几乎无人问津。关于高尔基之死的讨论涉及的问题很多，很复杂，离开全面的、历史的观点是无益于探讨的。过去由于一部分档案保密，只能根据公开的材料评价高尔基，现在看来，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今天如果只着眼于新材料，置旧材料于不顾，就可能出现新的片面性。据我们目前接触的材料看，新的片面性的倾向正在抬头。
关于高尔基与斯大林的关系，新的材料暴露出人们从前不知道的很重要的问题：高尔基在一系列问题上都与斯大林有分歧和斗争。但恐怕只能说这是他们的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不是全部。在过去公开的高尔基的著作中也有一些他肯定斯大林的言论，歌颂苏联社会的言论就更多。对这些材料起码应有所交待，否则怎么能对他们的关系作出全面、正确的评价呢？！
有些人为了强调高尔基反对斯大林的文艺政策，把高尔基提倡学习文学技巧的观点解释为抵制斯大林的“人民性”口号。其实，强调文学创作的技巧是高尔基一贯的观点，看看他与青年作家的通信就可以看到，他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就不断提倡学习写作技巧，他还多次谈到对自己的技巧不满意。而斯大林的口号是30年代才提出来的。其次，“人民性”与写作技巧是否相互排斥，也是值得思考的。
又如有的人从新发表的高尔基的几封信中得出高尔基想使苏联作协独立于苏共的领导的论点。实际上，高尔基关于文艺的论述涉及方面很广，在历史上也有变化。有时是专门针对某个问题而发的。关于文艺的领导问题，据我们的了解，他是没有明确说过党要领导文艺。如从事实上看，他拥护1924年与1932年苏共中央关于文学问题的决议；他向苏共中央呼吁解散拉普、结束派别斗争、成立统一的作家协会，在解散拉普、成立作家协会等问题上起了重要作用；在高尔基的家中举行斯大林与作家的会见，讨论重要文艺问题；高尔基创办刊物与一系列丛书的计划也都是向苏共中央或斯大林提出的；他为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写的报告定稿后立即送斯大林，请他提意见。可见高尔基知道，文艺上的重大问题，如果离开苏共，任何作家个人或组织都无力解决。其实，在新发表的给斯大林的信中他也提到应加强对文艺的思想领导，只不过他认为尤金、法捷耶夫等人不能胜任。可见，问题在于苏共的文艺政策是否全部正确，全应支持。西伯利亚一群作家因激烈批评高尔基而受惩处，并且停办刊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被视为“文学的垃圾”，出版社为出此书而受严厉批判，无论这些问题与斯大林有什么关系，从文艺政策上看显然都是错误的。从高尔基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反对尤金与某些拉普领导人担任作家协会要职，主要是担心他们对文艺进行官僚主义的行政领导并搞派别斗争，而不是因为他们代表党。他从未反对卢那察尔斯基、沃罗夫斯基、沃隆斯基等老布尔什维克对文艺的领导，而且与他们合作。谢尔巴科夫实际上是作协的领导人，高尔基也与他密切合作。在这些事实面前，即使高尔基在几封信中反对斯大林，恐怕也不能笼统地说高尔基反对苏共领导文艺。高尔基确有主张作家不受干涉的创作自由的观点，但并非主张文艺创作可以放任自流，他的大量文学评论，他在文学领域开展的斗争就是有力的证明。不过他主张应以文学批评的手段而不是以行政措施处理文学问题。例如，十月革命前他多次批判阿尔志跋绥失及其小说《萨宁》，但当法庭要审判阿尔志跋绥夫时，他则反对。高尔基的文艺观点是个很大的课题，我们在这里只想用一些事实说明，研究高尔基的死亡以及他与斯大林、与苏共的关系需要全面考虑。
我认为，在这个争论中需要全面地历史地思考的问题不仅仅是文艺，还有其它事关全局的问题。托洛茨基的说法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本文之所以写了一点历史回顾，并且提出看来无须再提的1938年审判事件，用意之一也是觉得这个事件与托洛茨基的说法有密切关系。
托洛茨基的说法影响甚大，斯皮里冬诺娃已经指出，现在的各种怀疑斯大林杀害高尔基的说法不过是托洛茨基说法的不同版本，都是从托洛茨基这个根派生出来的。这就有必要更多地思考一下托的说法。前面已经提到，托洛茨基1936年与1939年的说法自相矛盾。他在1939年说，高尔基死后，在社会上立刻就流传开对斯大林的怀疑。如果他早就知道高尔基死于斯大林之手，那么他在高尔基死后几个月写的文章为何只字不提，为自己前后两篇著作制造矛盾呢？ 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 他在1938年的审判后，立即提出斯大林杀害列宁、高尔基等人的说法，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手法。过去说托洛茨基集团杀害高尔基拿不出确凿证据；现在说斯大林杀害高尔基，害得许多人苦苦思索，到处搜寻，仍得不到令人信服的证据，是否都是出于此事系子虚乌有的同样原因呢？
无论对什么人、什么事，如果为了证实某一结论，只去找有利于该结论的材料，而不全面地、客观地考察各种材料，研究就很难具有科学性。基于这种思考，在接触过本文内、本文外涉及的有关材料之后，我们觉得高尔基系自然死亡的说法还是比较可靠的。
注释：
〔1〕译文见《世界文学》1993年第3期。
〔2〕亚戈达先后任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副主席、主席， 1936年被撤职，1938年被镇压。
〔3〕阿·吉洪诺夫，作家，高尔基的忠实朋友， 多年与高尔基共同从事出版、编辑工作。高尔基逝世后立即开始笔录高尔基周围的人们的回忆。
〔4〕除1929年外，从1928年至1932年， 高尔基每年春夏之交回苏联居住、工作几个月，秋冬之交返回意大利。1933年回国定居。
〔5〕巴拉霍夫在发表高尔基1934年8月2 日给斯大林的信时注释说，在高尔基档案中有一张打字稿的作协理事名单，不知是否高尔基信中说的他提的名单。名单上有加米涅夫、И.鲁波包尔、P.艾依德曼、И.米基坚科、B.伊万诺夫、B.亚先斯基、H.吉洪若夫、 曼采夫与梅日拉乌克等九人。《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汇编》（1934）公布了大会选出的101名理事与37名主席团成员名单， 上述高尔基档案中的名单上的人，除曼采夫与梅日拉乌克外，其余七人均为理事与主席团成员。高尔基给斯大林的信所批评的人中，除利别进斯基与楚曼德林外，巴赫梅季耶夫、维什涅夫斯基、革拉特科夫、潘菲罗夫、绥拉菲莫维奇、法捷耶夫与尤金等七人也都是理事与主席团成员。
〔6〕叶努基泽在1938 年苏联审判“托洛茨基——右派联盟”前，曾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38年被镇压。
〔7〕着重点为笔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