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唯物史观看以人为本_科学发展观论文

从唯物史观看以人为本_科学发展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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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受到全党和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成为理论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在对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进行研究时,只有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在唯物史观视野中,在中央精神的指导下,才能全面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而不能从抽象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立场来理解以人为本。

一、要从中央精神出发,在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范围内解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将“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有其特定的内涵。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1〕这是我们研究“以人为本”这一问题的最重要出发点。

可以说,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为调整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而提出来的,是“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2〕是在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范围内考虑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为调整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提出并实践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党都在不断地对生产关系领域作局部调整。在改革开放进行20多年后,中央仍然是沿着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这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要求,是社会主义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具体运用,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解决思路的大原则,是对我们所面临的重大政治、经济、社会挑战的积极响应或主动回应。因此,“以人为本”不是对以往争论的“老问题”给出新答案,不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的所谓“创新”,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对以人为本这一“老名词”的新使用,也不能这样理解:“过去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经济建设为本”,〔3〕这就把以人为本和发展生产力割裂开来,是对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误解。

二、要在唯物史观视野中给人及以人为本以准确定位

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从哲学上进行探讨是必要的,但哲学层面的以人为本定位不准,会影响其他意识形态领域,甚至会影响政治实践,使政治实践发生偏颇。因此,强调把“以人为本”这一重要提法看成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以往具体政策、做法、观念进行部分调整的号角,而不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哲学根基进行调整的发端,是十分必要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仍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提出来的,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不具有所谓“颠覆性”,既不是要否定以往的改革开放,也不是要把我们党变成以“人本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全民党。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来说,特别应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本来意义上研究、推动、宣传它,既不能因以人为本这一以往我们一贯批判的提法写入党的文件而不安,加以否定,也不能有意鼓吹、模糊、误导对文件中以人为本的正确理解,把人们的视野引入“歧路”。

有论者认为,“社会主义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对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首肯和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为本继而最终以人为本吗?马克思主义哲学恰恰是发现了从前哲学所不知道的客观物质社会关系,并用它来说明主观精神的社会关系,代替了从前各种“以神为本”和“以人为本”的哲学。“以人为本的哲学”只是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以前的一种“哲学信仰”,只要不清算这种哲学信仰,唯物主义就不能在人类社会中树立起来,因而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以人为本”,只反映了马克思在制定唯物史观之前的哲学信仰,却否定了他在1845年清算了自己以前的哲学信仰并在制定唯物史观以后发展起来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

唯物史观视野中的以人为本与种种人本哲学的区别正是在于:承认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这就决定了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不研究人,只是不以“抽象的人”为核心,而是科学地揭示了人的本质,正因为如此,才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奠定了科学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唯物史观这个科学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5〕,把现实的人作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也就是把人的物质实践活动、现实的生产劳动作为出发点。这样就能把握住一切社会生活的本质,就能同历史唯心论划清界限。

对物质生产和基于物质生产的各种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的研究,对社会生活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内在地包含着对人的发展及其解放道路的研究,否则就找不到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途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指出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他们的活动要受现实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形成的客观规律的制约。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后,有论者认为,“谈唯物史观的理论创新,不能不讲人道主义研究,这是一个迟滞的话题。现在中央都讲以人为本,这是一个突破,是理论创新的良好契机”〔6〕,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巨大误解。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否认在社会历史观领域抽象地谈人,但并不否认对人的科学抽象,不否认一般地提出人的价值、地位、尊严、目的、自由、幸福等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是从人们的社会关系出发,认为人们同社会的关系决定着他们的价值、地位、尊严、目的、自由和幸福,它们的实现程度归根到底要看其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反映程度。因此在社会历史观这个领域中,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在人的本质问题上抽象的极限,超出这个极限,把社会关系也抽象掉,就不是科学的抽象了。而合规律性恰恰是人道主义论者所要坚决摒弃的。

三、从抽象人道主义历史观出发,研究以人为本是有偏差的

从人道主义历史观看以人为本,把人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或者是把某一社会关系下的人性夸大为绝对普遍的人性,只剩下人的生物学上的类的共同性。因此从抽象的人出发,实际上就是从理想的、想象的人性出发,就是从意识、观念出发。这种论点在一些对“以人为本”的讨论上体现得比较集中,认为“人文主义的启蒙还须不懈怠地进行”〔7〕。

人道主义作为世界观、历史观是不能为我们党和人民所接受的,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其中的合理内容,可以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所批判继承。从世界观和历史观角度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作人道主义解释,抽象地议论人、人性、人性的复归不但不能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实践,而且在政治上具有很大的危害性。

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抽象人道主义原则奉为改革方针,其后果是负面的。离开了巩固、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抽象地宣扬把人视为社会进步的最终目的,视为最高价值,因而把社会主义改革看成是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的所谓人道化过程,在苏联、东欧带来的严重后果,有目共睹。

有论者认为,在价值论意义上,“‘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大抵相近”〔8〕。从价值论角度这样看以人为本,也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这一点。以人为本,强调在社会价值体系中,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刻揭示共产党执政的根本目的,这是以人为本的价值体现。不能把以人为本的价值判断和科学判断对立起来。把二者对立起来,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就表现为否定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规律,而认为社会主义仅仅是一种人们追求的价值目标。而实际上,价值判断应以科学判断为依据。

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同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是一脉相承的。坚持“以人为本”,对于执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牢固确立起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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