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建中国与南洋的鹊桥——论杜运燮诗文创作中的双重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洋论文,鹊桥论文,诗文论文,中国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4)06-0073-07 一、前言 双重经验在本文的讨论中，是指具有在两个国家或地区居留与生活的经历，对两地都具有深刻的印象与审美体验，并且能在他们的文艺创作中具体的体现出来。居留的期限不能过短，不然难以产生刻骨铭心的本土情怀，一般性的或蜻蜓点水式的游记不能列入双重经验的范畴，必须是能够沉淀为文本的审美意识与形式结构的基型。作家所积累的双重经验，往往成为他们的双重视角，甚至多元的视角、声音、面向，避开了单向或单声的写作，不只扩大了他们的艺术视野，同时建构了他们独特的艺术风格。 对于双重经验的研究，前已有一些学者进行过过思考，特别是在华文文学研究这一板块，例如刘登翰教授及陆士清教授对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的研究，揭示了这些作家由于生活在两种不同的文化情境中，他们的作品往往流露了双重观照、展示了中华与海外的经验，使作品更趋向于复调的结构。 无论如何，对于长期生活在大陆，被一些学者误以为是大陆土生土长诗人的杜运燮(1918-2002)①，较少人对他的南洋经历给予关注，而对他创作中的双重经验进行研究的就更少了。本人认为，曾经在南洋出生与成长的杜运燮具有很鲜明的双重经验。他小学与初中都在马来亚实兆远小镇生活并接受教育，到了16岁(1934)初中毕业后才远赴福州求学，从高中到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一直留在中国大陆，1946年又回返南洋，先回实兆远老家，后再到新加坡工作，后因卷入反殖民学潮而被驱逐出境，1950又从香港第二度奔赴大陆，从此开始了他在大陆起伏转折的大半生。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到1992年他才有机会重返马来西亚的故乡。此时他感触良多，写下了十几篇“归乡纪游诗”，并第一次在马来西亚出版诗集《你是我爱的第一个》。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逗留了一个月，又回到北京生活了十年，2002年走完了他84载不平凡的一生。本文以双重经验这一视角作为切入点，尝试考察杜运燮的经历如何影响他的诗文创作，这种双重经验又如何成为一个媒介在两地之间进行文学的交流与融合。 杜运燮一生写了约300首诗歌与60多篇散文，以创作量来说，不算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但是由于他的经历特殊，以及他独特的诗文风格，使他成为一位值得瞩目的作家。从文学传播的角度来谈，杜运燮作为一位少数能在大陆成名的归侨作家，与南来的中国作家不同点在于，他把南洋的成长经历带到大陆，而非像南来作家那样把大陆的经验带到南洋，在南洋创作具有中国性色彩的作品。反之，杜运燮却是把南洋的色彩展现在大陆的文坛，特别是他在40年代创作的诗文，如《马来亚》《热带三友》等，以及他1990年代的一系列收集在《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里的归乡纪游诗。 杜运燮自己说，他创作的活跃期约有30年，分成两个创作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40年代到1950年代初的第一个10年；第二阶段是从1979年到他2002年逝世约20年的时间。我们对他双重经验的讨论也主要集中在这两个阶段的创作，因为这两个阶段也是他双重经验在创作中最起作用的时期。前一个阶段是因为他离开南洋家乡不久，虽然在大陆留学，但仍然牵挂着遥远的南方家乡。第二阶段是他在大陆居住了40多年，于1990年代初带着对家乡的深刻思念而重归故土，内心涌出许多微妙复杂的感情，对家乡具有了新的审美感悟。 二、中华与马华情怀并存 发表于1942年的《滇缅公路》(1942年2月25日)②，虽然不是杜运燮所发表的第一首诗歌③，但普遍上被视为是杜运燮的成名作。他当时仍然在西南联大学习，对滇缅公路修筑工程的完成颇为感动与兴奋，因为这条贯穿了中国最崎岖的山区，跨越了中国最湍急的河流，蜿蜒上千公里的运输干道，对于当时处于抗战时期的中华民族，真是一条不折不扣的生命线啊! 他从20万修路英雄崇高伟岸的奋斗精神切入，表扬他们把生命豁出去的无私奉献，用“勇敢而善良的血汗与忍耐”、“无知而勇敢的牺牲”，铺出了一条“新的路”、“新的希望”、“新的世界”。这条跨越崇山峻岭，修建难度极高的公路，为了运送抗战物资，从1937年底开始动工，于1938年8月底，经过20万人的艰苦努力，在不足一年的时间，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瞩目的滇缅公路终于通车了，这消息带给每个中国人极大的鼓舞。 就是他们，冒着饥寒与疟蚊的袭击， (营养不足，半裸体，挣扎在死亡的边沿) 每天不让太阳占先，从匆促搭盖的 土穴草窠里出来，挥动起原始的 锹镐，不惜仅有的血汗，一厘一分地 为民族争取平坦，争取自由的呼吸 修路工人的牺牲精神为整体民族带来了自由与解放的可能，因此获得了诗人的高度赞扬。诗中使用“民族”这一词共有三处，另外两处有这样的表述，因为这20万修路大军的勇敢与付出，让“这坚韧的民族更英勇”；这浩大的工程是全体中国人的生命线，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整个民族在等待，需要它的负载”。④ 孩提到青少年时期在马来西亚生活，16岁才到大陆深造的杜运燮，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已经不知不觉地在大陆居住了8年，其中有3年在福州就读教会高中，1937年进入厦门大学理工科就读，1939年在林庚老师的推荐下转到西南联大外文系，受到当时的著名作家如冯至、闻一多、朱自清、卞之琳等，以及一些同侪如王佐良、穆旦、郑敏等的启发或影响而积极写诗。《滇缅公路》便是他当时正式发表的第一首诗，诗中不只表达了他对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担忧，同时高度表扬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抗战精神。 已在祖辈国家居住了8年的他，同时又处于中华民族艰苦抗战的非常时期，很自然地对他的内在情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心生崇敬与向往，在他的其他诗中如《草鞋兵》《悼死难的人质》《无名英雄》等表露无遗。1942年他甚至响应当时的国民政府的号召，到印度参加中国驻印军蓝伽训练中心当随军翻译员，想要“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1]2。无论如何，当时的杜运燮一方面对中国的艰苦抗战及中华民族的危难深切同情，但另一方面对曾经养育他16年的马来西亚土地，以及在孩提与青少时代接触过的马来同胞的苦难，同样也是念兹在兹，这可从他同样也是发表在1942年的另一首诗《马来亚》中可窥见。 这首诗写当时马来西亚在日军枪口下的挣扎求存。诗从马来民族的视角切入，讲述了从英殖民者到日侵略者对马来西亚人民的欺凌与蹂躏。这是杜运燮最早写的关于马来西亚的作品，他自己说：“抒发我当时处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铁蹄下的第二故乡的深刻怀念”⑤。 诗人形容“马来人原是天之骄子”，上苍赐给他们“蓊郁富饶的热带土地”，“不必耕，不必流汗，果树满地生/森林里到处有肥美鸟兽等你捕擒”。英国人来了之后，表面上把文明带给马来西亚，让马来人子弟可以“到不列颠去留学”，进入殖民地政府的办公厅谋一份差事，但实际上却是被殖民者欺压与诈骗，“马来人摘椰子给英国人榨油/为白种人做苦工，被踢、骂”。“榨油”这意象用得好，语带双关，可以是实质上的动作，也具有象征意义，指英国人搜刮殖民地的天然资源，垄断殖民者的劳力，一如古代的贪官污吏搜刮民膏民脂。 诗人并未一味地描述马来民族的苦难，而是运用了曲笔，以颇大的篇幅形容马来西亚的蓊郁富饶，掌握了丰富的南洋在地知识，不管是描述热带水果如香蕉、波罗蜜、晶米啦、榴莲、红毛丹、山竹、杜果、芭浆、芒果等；或者热带的鸟兽如大象、鳄鱼、猿猴、猫头鹰、蝙蝠、布袋鸟、四脚蛇、鲳鱼、土鲫等；或者热带植物如椰树、红树林、藤条、橡胶等；或者当地的神衹如大伯公的传说等，如此丰富的南洋景象的收集，似乎要把马来西亚描绘成“浪漫诗人梦见的天堂”，到处都“唱出热带热情的颤音”。诗人写此诗时已经离开马来西亚在中国大陆留学了8年，他的这幅南洋幽美景象的描绘更多是通过回忆与想象，可以感受到他对这片孩提成长的土地存留着美好的印象与情感。对马来西亚的土地是如此，对马来西亚的兄弟民族也是如此，虽然是从马来民族的视角展开叙述，但诗人用了不少第一人称集合代词的“我们”，似乎也把自己融入这水深火热的场景中。 用了好几段的曲笔后，诗人又回到主题，这使读者感受到巨大的跌宕，但却富有表现力与感染力，尤其是“可是今天，那一切离我们却很远”这句转折语，带给读者很大的思考空间。在日军的铁蹄与炮火下，“今天在屠杀。果园里呼啸着子弹”，“看那些城市的颤慄，妇孺的泣号，/救护车，滴血的担架，铁丝网，沙包”，“纵横的尸首使夜出的饿兽也惊异”。侵略者的残暴猛于狼虎，他们的滥杀无辜，他们的疯狂嗜血，让林中的猛兽都感到震惊，这样绝妙的比拟形象地把被侵略人民的痛苦表现得很透彻，诗人对他的故乡在日寇侵略下的忧心忡忡也跃然纸上。“故乡毕竟是故乡”⑥，尽管已经8年没有归返，但是对于故乡的命运他不能不担忧，在痛定思痛之后，诗人呼吁马来同胞不要再轻信殖民者的谎言，不管是英国人或日本人。“不理会外国绅士的诺言”和“法治”，“保护”是欺骗，“一切要靠自己”。他呼吁马来同胞要和唐人(华人)与吉宁人(印度人)联合起来，去反抗殖民者与侵略者的霸权。“相信屠杀要终止，明晨的太阳总要出来，/富饶要繁殖富饶，马来亚要永在”。诗人对马来西亚的未来和平献上美好的祝福与期待，是他内心马华情感的自然流露，这与他在《滇缅公路》的末句中所表达的“整个民族在等待，需要它的负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前者所流露出来的是南洋的情愫，而后者则是表现出他的中华情怀，两者同时并立并存而不矛盾，促成了他左手写马华，右手写中华的双向书写。 三、写给中华读者的马华风情 杜运燮的一些作品中，特别是他为数不多的散文，可以推测他在创作前，是有预设读者对象的，具体说就是中华圈的读者，因此一方面他极尽能事地搜集了南洋的美丽风情以饷这些读者，通常都是对他们比较新鲜的南洋独有的人、事与物，如南洋独特的植物、水果、历史与风土民情等。另一方面，他则大量地运用对比的手法去描述或表现这些题材，即以中华的视角或语境去叙述，便于中华圈的读者能够比较具体或形象地掌握所描写的人事物。 杜运燮的散文《热带三友》⑦是最受马华欢迎的一篇作品，这篇文本被收录在马来西亚独立华文中学(简称独中)的初二华文课本里头，成为华校学生必读的一篇。这篇具有浓厚南洋风情的散文其实本是要向中华圈的读者介绍热带最具代表性的三种植物，后来反成为最受马新读者喜爱的散文，这大概是他所始料未及的。为了让他的预设读者更形象的认知，文本结构并非一面倒地只谈南洋的植物，而是在与中华的“岁寒三友”进行比照，突出了热带的三种植物，即椰树、芭蕉及木棉，杜运燮把它们誉为“热带三友”，从此这四个字便在南洋传诵起来，成为莘莘学子必须记住的本土特征之一。反之他所预设的中华圈读者却没有很大的反应，这当然是文艺学/创作学的问题了，我们暂且不展开来谈。 杜运燮在这篇散文中把椰和松、蕉与竹以及木棉与梅互相比照，企图借着被传诵已久的“岁寒三友”来推介也在他心目中占重要分量的“热带三友”。说椰树近似松树，因为它们“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高洁潇洒。另外它们还有好几处相似点，“松耐寒，椰耐热”；“松是雪景的最佳点缀，椰已成为热带的象征旗帜”；“风起处，松涛澎湃；椰树遇着了大风的引发，也有椰涛”。[2]3-6至于蕉和竹，它们之间似乎和音乐紧密相连。在南洋有所谓“雨打芭蕉”之说，这是自然所弹奏的天籁之音；而风吹“幽篁”，也是让中华诗人向往的音乐，而且中国人讲到音乐，是离不开“丝竹”的，两者都是住家附近最常被种植的植物。另外，木棉与梅，它们在外在形象上比较相似，“遒劲有力”、“简单耿直”、“真有浓重的雪意”。在散文中虽然对照得不是很突显，没有像椰与松、蕉与竹来的明确，不过在50年后所写的诗中，再把它们融入诗里：“枝杈横斜/笔直遒劲/衬着泼墨山水般的雨云/引人遐想腊梅/在热带/唯有这里能找到雪意”，把两者之间的关系再撮合，把两者的形象拉近。 “热带三友”与“岁寒三友”的比照，如果我们从象征与心理的层面来分析，显示了他内在的双重性：即马华与中华/中华与马华情感的同时并存。他后来在1992年返回马来西亚的家乡后又以诗歌的形式书写这三种植物，在后注中有这样的表露：“四十年代，我曾写过一篇散文《热带三友》。几十年来在我心目中，‘热带三友’和‘岁寒三友’占有同等位置。1992年3月重访马、新，又加深了热带三友的偏爱，不禁也赋诗三首”[2]23。这段表白是他写《热带三友》近50年后的话，是他40多年一直在中国大陆居住后的心境。如果“岁寒三友”与“热带三友”可同时隐喻中华与马华的话，去国离家40余载并已经成为一位不折不扣的北京人的杜运燮，他内心的双重经验仍然不减当年，而正是这样的经验使他能够写出非常中华色彩的物象诗如《雪》《冬》《西湖》《寒山寺》《杭州飞来峰》《香山红叶》等，但与此同时，也能够把南洋水果植物《榴莲》《椰》《蕉》《木棉》等赋予美丽的诗情。 如果仁人爱物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性情的话，杜运燮肯定是具备这样特征的诗人，对于抗战前线的修路工人与士兵们的礼赞与钦佩，是对中华民族的爱；对马来民族在日军铁蹄下的担忧，并吁请马来同胞联合华族与印族团结一致反抗外敌，则流露了马华的忧情。同样，对中华的香山红叶、西湖、飞来峰等的描写，是对中华大地的爱物情结，而对热带三友、榴莲等的抒情，则反映了诗人对马华的未了情，从这些咏物诗/物象诗同样可窥探出诗人的内心世界。 相对而言，杜运燮在诗歌创作方面，比较多的涉及中华的人事物；反之，在散文创作方面，却比较多地叙写南洋题材。⑧而杜运燮的这类散文有一明显预设读者群，即给中华圈的读者所阅读。这预设读者对他的散文创作的叙述方式有很大的影响，从文体建构的意义来说是积极的。另一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其散文成为向中华读者了解南洋的中介，可借由中华的语境或视角，让读者更容易接受南洋的信息。 为了使中华圈⑨的读者易于理解散文所写的内容，他明显的以对比或对照的叙述方式，把中华语境融入南洋的书写中。这些中华话语或许是某诗词史书典故、某中华名人的语录、某中华的生活习俗等。前文写热带三友时，以岁寒三友作为对照，以让读者对其形象特性有具体的印象。以下我们再引一些具体的文本例子来展开说明。 《凉爽的亚答屋》是向读者介绍在马来西亚的典型住宅建筑，即高脚的底部与用一种尼帕棕的叶子做成的屋顶，简称“亚答厝/亚答屋”。在这篇散文中作者对两个不同国家的生活场景进行了对比，尤其是对“绿”这颜色的心理反应。“中国诗中就简单的‘池塘生春草’五字，又不知给读者多少喜悦。”[2]11反之，“马来半岛尚有四分之三地方还是原始森林，放眼望去，尽是无边无际的绿，竟会单调得使人有说不出的寂寞与惆怅……人民生活中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如何适当地驱逐那些过于嚣张的绿色。”因此，他们只有选择住在绿色所吞噬不了的河流两岸。“在古希腊和古中国，建立的是‘城邦’，马来人古时所建立的则是‘河邦’。”[2]11由于是住在河岸，因此屋子必须高跷上来以防潮。另外，由于野生的尼帕棕随处可得，因此便被人取而用来盖屋顶，被称为亚答屋顶，因亚答脆硬，有人嫌它下雨时噪声太大。但作者却很喜欢那种响声，“还不禁想起中国古诗‘疏雨滴梧桐’的境界”[2]12。通过这样的比对，让没有亲身体验的中华圈读者在视觉与听觉上更具体掌握作者所描写的事物。 《醍醐灌顶般的冲凉》则是介绍热带地方的生活习惯，即冲凉这件事。作者也是通过与温带国家的所谓“洗澡”作为对比而展开叙说的。首先对于“冲凉”与“洗澡”是否有不同，作者说“我虽然也在中国北方洗过澡，但是从小在马来亚冲凉长大的，印象更深，因此坚决赞成有区别者”[2]15。作者具体地说，冲是用一整桶一整桶的冷水迎头冲下去的，颇像以水灭火一样，动作的急速，有如救火；反之‘洗澡’的乐趣在于除污净垢外，完全在泡，最好能悠闲地泡。”[2]15作者如此形象的把在热带国家人民的冲凉以“醍醐灌顶”来比喻，实际上也是出自清人李钟珏(清廷派驻新加坡的第一任领事左秉隆的结拜兄弟)的《新加坡风土记》。此书中说：“冲凉之法自首至足，以水濯，如醍醐灌顶，透入心中，立解闷热。”[2]16 《头家列传》评论新加坡学者宋旺相所著的《星洲华人百年史》(Hundred Year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时，特别注重在此书所提到的与中国有渊源关系的成功华人，如陈嘉庚(爱国华侨、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的创办人)、林文庆(曾任厦门大学校长，被鲁迅称为“尊孔的”校长)、曾锦文(最早把中国古典小说译成马来文的翻译家)。另外在他那些半南洋历史考究的散文中，如《郑和与南洋》《旧载籍中的中马关系》《古城马六甲》《淡马锡》等，都有引用中国人所载的史书来加以论述，包括郑和部下如马欢的《瀛涯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还有张燮《东西洋考》、汪大渊《岛夷志略》等。这些引用让中华圈的读者更易于读懂，同时也吸引他们对南洋历史的关注。 四、从中华的语境重写马华记忆 杜运燮惟一在大马所出版的诗集《你是我爱的第一个》，是收录他离乡40多年后所写的归乡纪游诗。这40多年来一直住在大陆的他，已经习惯了从大陆的视角出发去看问题，因此他这一系列的纪游诗虽然是写南洋，但是很自然的回避不了以中华的视界去观看南洋，或重新“解读”南洋。 他在序言中表达说：“在马、新的一个月访问，那么多(几乎全是)初次见面的朋友，一见如故，都把我当着久别归来的‘乡亲’和文友亲切接待，一片乡情友情，给我唯有故乡才能给予的温馨感。”⑩久别归乡，受到亲友如此热情的接待，让他感觉分外温暖，激起他对马华故乡的内在情感，这隐藏了40多年的情感，一发则不可收拾，不自觉地托出“唯有故乡才能给予的温馨感”。若说大半生居住在中国大陆的杜运燮从未感受过如此强度的温馨感的话，那是无法想象的。只是在梦境中的“故乡”顿时成为了当下，如此的可亲可感、情真意切，往往现居地反过来成为“遥远”，暂时被“搁下”。 《你是我爱的第一个》抒发了他对家乡实兆远的爱。为什么是第一个?因为“吃奶，学表达，学追求/教我认识光明与黑暗的/你是第一个”。这片土地是诗人被喂养、牙牙学语、接受启蒙教育、学习追求人生价值的第一个地方。这里还有美丽的树林、旷野、海、山、大洋，有母爱的抚慰，有奇特香味的热带水果，有淳朴的风土民情。“长大后也恋上别的地方/我父母的那个有竹子的故乡/远祖的那个有窑洞的发源地/古城、名城、海滨小城/也许都比你更美丽/但只有你，只有你啊/才是我热爱过的第一个”[3]6-7。诗人从父母、祖辈的故乡来比照自己的故乡。与其他马华诗人不同的是，诗人并非对父母祖辈的故乡只有审美的想象。杜运燮对祖辈的故乡是有实际的生活经历的，打从16岁开始回福州继续求学，50年代初之后就定居在北京，到过中国各名山大川、跑遍中华各名城小镇，虽然这些地方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在实兆远之下，但是在两相对比之下，诗人的主观感情还是战胜理性的认知，而道出只有故乡才是他热爱过的第一个。 “因为是第一个/才能给我那么多的第一次/初恋的钟情/绿色的乡愁/就陪伴我半个世纪”。在追忆这些美好的第一个/第一次的当儿，忽然就闪出了“半个世纪”里头的内心秘密。这“半个世纪”诗人在神州大地度过，经历了起起落落，颠沛流离，各种刻骨铭心的经历等，然而在这半个世纪中，诗人没有遗忘自己的故乡，甚至故乡的印象一直陪伴着他的生活，存留在他的记忆库之中。“就陪伴我半个世纪”是以中华视角为出发点，加强了诗人归乡感怀的力度。这与他在另一首诗《乡愁的浓缩》形成了微妙的呼应。诗人以对比的方式写他离乡40多年才得以回返的漫长岁月，但在机上飞回故乡的时间却是那么的快，简直不成比例。而诗人表达说：“路，多么长，四十多年走不到”。在这里“半个世纪”被实写成更具体的40多年，这40多年可能一直想回故乡却被堵，使他深深感受到这归乡的路是那么的远。在《热闹中寻觅》中诗人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诗句：“几千里外几十年外/带着霜鬓归来/寻觅甚么/根梦遗失的笑声/急待拼凑的记忆碎片”。仍然是以中华的视角去反思他归乡的意图。漂泊了大半生带着霜鬓归来，亲友热情的接待拥抱，到底回乡是寻根吗?中华文化的根不是在中国吗?若说寻梦，当年回归祖辈的国家，不也正是去追寻个人的梦吗?当时去中国到底是寻梦呢?还是如今从大陆回来寻梦，诗人的思绪似乎有点模糊了，“只因为/是乘着梦舟归来/这里分不清梦里梦外”。是的，中华与马华两地都有诗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所要追求的梦，因此他“分不清梦里梦外”是可以理解的。 在另一首也有“梦”的归乡诗《出生地拾梦》里，更具体地把他回归故乡所要掇拾的各种各样的梦表达出来，当中有童年梦、割胶梦、海洋中的梦岛、遥远的梦、满眼的梦等。但是这首诗却是从中华的生活片段中启笔起兴的：“曾经在渤海沙滩上/捡拾贝壳上的美丽花纹/望着茫茫汪洋/听着絮絮海涛/想着，想着遥远的出生地/出生地啊，有最多的梦”。在渤海沙滩捡拾贝壳时诗人思念起他的出生地，因为离杜运燮的老家不远便是大海，海是他童年记忆中很重要的标记，“渔船缓缓航过/蓝海湾、白沙滩、高椰树”。也因为如此，或许是让诗人对海、对水特别钟情的原因，在他的诗篇中有好几首是以海为题材，如《海》《海啊，海》《海礁》《梦海》《漫步圣迭戈海边有感》《厦门看海》等(11)。这种写作倾向不是没有原因的，是从童年时期所积累的审美延续。因此，诗人每看见大海，每踏足海边，总是不期然的激起他的童年记忆。如今不再只一味地停留在记忆中，“终于飞落/绿树海洋中的梦岛/也像在沙滩上/尽情地捡拾/饱经半世纪风雨的童年梦”。这一段与前一段起笔的诗句衔接的很好，把过去与现在、想象与现实、中华与马华有机的链接了起来。没有当年在渤海捡拾贝壳望乡思念的深刻经历，哪有当下飞落故土的老怀告慰。大海似乎成为媒介，把思乡与还乡的情感融合在诗歌里头。 1992年杜运燮归乡的行程中，特地也选择重游离老家不远的一座著名旅游小岛——邦咯岛，对于这座过去只是一个普通渔村的小岛，如此已被装饰成“具有度假村等设施”的著名景点显然大有感触，而对于小岛上新盖不久的一座小长城特有感觉，“‘长城’虽然规模很小，却是很能吸引游客注目并使人难忘的一个景观”，因此选择了这场景来赋诗一首，题为《海岛长城》(12)。虽然写的是邦咯岛的小长城，但是却无时无刻从中华视角出发，借渔岛长城抒怀，主要表达了海外华人是从华夏之邦所伸展出来的干脉，为中华版图开枝散叶，遍布全球，有海的地方便有华人的足迹。海岛长城虽然“城墙不高”，但是“登上也可远眺/看得见塞外风光/中华历史几千年”。像这样从华夏长城语境注视的叙述方式，在此诗中运用得特别多，形成了一种对望的结构：城墙不高/也有更上一层楼的快乐/没有北国长城的老龙头/附近也有著名的港湾；……北方的长城，有朔风/吹来“草低见牛羊”的名诗/渔岛的长城，有海风/吹来与热带白浪嬉戏的海鸥/无论是海风，朔风/都把长城吹得更长/吹成一个超长的梦(13)。在这对望中，诗人并没有贬低渔岛长城，而是让双方都有各自优点的展现，这就和某些只有中华视野的作家不同，在中华与海外的对比中，总有重华轻夷的刻板印象。但具有双重视角的杜运燮没有这样的盲点，他把定居在海外的华人视为中华儿女的延伸，“突然眼睛更亮/看见千千万万炎黄子孙/带着华夏文化/遍播全球各地”。今天中国人能够像犹太人这样遍布世界各地，一方面让中华文化在不同的地方灵根自植，散播到世界各地；另一方面又吸收异地文化的精髓，与祖辈文化交融会通，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大使。诗人很形象地运用植物的根脉与城墙的砖块“繁衍”作为现实的表征：“根会生根/长城砖也会生长城砖”。这首诗让我们感受到杜运燮有意把中华与马华、华夏民族与海外华裔融为一体的意图。 五、余论 杜运燮80大寿时在接受王伟明的专访时，回答他为何会在抗战时期与战后两度回返中国时总结说：居于求知欲与爱国心。他强调，那也是贯穿他一生的两种重要动力。他又补充说：“我想，这是因为早年华侨多半生活在外国殖民或种族主义统治下，过着寄人篱下‘海外孤儿’被人欺压的艰苦生活。因此特别渴望祖国早日变弱为强，中国人能挺直腰杆，不受外国人的轻视”。(14)他具体地说，他第一次回国是求知欲，希望多读点书，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第二次回国是爱国主义的驱使，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他也向往参加建设新生的祖国。在这些言谈中，他不断地称中国为祖国，而当初回国也是受爱国主义的推动，对于中华的爱与感情是无可置疑的。 无论如何，杜运燮与海外有着无法割舍的微妙关系也是事实，而且不应该与前者产生冲突，特别是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双重甚至多重认同已经越来越普遍并成为常态。杜运燮曾告诉为他整理散文集的小儿子杜海东，用杜海东的文字转述是这样的：“他说他的一生始终与海外分不开，他是从海外归来的华侨，他的诗歌创作受海外现代诗创作影响最深，他的散文中大多是写海外风光、华侨历史和受海外诗歌影响的中国现代诗歌问题的，他的诗歌和散文成名作《滇缅公路》《热带三友》也都与海外有着密切的关系。”[3]中国与海外(尤其是南洋)成为杜运燮一生无法割舍的双重经历，成为他创作的双重视角，也让他尝试在创作中结合这两者，并建构了他作品的独特思维与文体特征。 注释： ①林万菁在他的《中国南来作家研究》中，把杜运燮视为中国南来马来西亚、新加坡短期生活的作家，是一种误判。 ②这首诗最早刊登在昆明《文聚》1卷1期(1942年2月25日)，现收录在杜运燮《杜运燮60年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由于这首诗是在1942年1月完成，因此杜运燮在《你是我爱的第一个》和《杜运燮诗精选100首》中标明这首诗的创作日期是1942年1月。 ③根据杜运燮本身的追忆，他所发表的最早诗作是《粗糙的夜》(1940年发表于香港《大公报》杨刚主编的《文艺》副刊上)，这首诗后来收在1984年在新加坡出版的《南音集》里头。 ④杜运燮《你是我所爱的第一个》，见霹雳文艺研究会1993年出版的《霹雳》。 ⑤杜运燮《你是我所爱的第一个》，马来西亚霹雳文艺研究会1993年版，第3页。 ⑥这是杜运燮的一首诗的题目，收在1995年杜运燮自费出版的《杜运燮诗精选一百首》，第106-110页。 ⑦在杜运燮的小儿子杜海东为他整理的散文集《热带三友·朦胧诗》中，标明这篇散文创作于1950年，当时杜运燮正从新加坡回返中国。在这期间，他写了30多篇散文，描写了南洋的植物水果、马新的历史轨迹、本地的风土民情，后来他把其中的10多篇散文结集出版，题为《热带风光》(1951年)，其余的散文收录在杜运燮去世后由其小儿子杜海东为其整理出版的《热带三友·朦胧诗》里头。 ⑧这里指比较纯文学的散文，不包括那些追忆往事、悼念故友或序跋类的散文。 ⑨这里的中华圈指中国大陆和香港，杜运燮在1950年代初期创作这些散文，当时他已经从马、新回返大陆，在1950年则在香港《大公报》工作约一年，过后便到北京新华社工作并定居下来。估计他当时主要是想和这两地的读者分享南洋的经验。 ⑩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马来西亚霹雳文艺研究会1993年版，第2页。 (11)杜运燮的第二任太太李丽君在一篇追忆杜运燮的文章中，说杜运燮“生前，他热爱浩瀚的大海，死后他的骨灰随着花瓣漂流大洋”，李丽君《深深的怀念》，载杜运燮《热带三友·朦胧诗》，第366页。 (12)这首写于1994的诗，2003年3月20日邮寄给本地文艺刊物《清流》的主编王涛。《清流》后来为杜运燮出版了一期的纪念专题。本文的这篇文稿是由王涛所提供，在此向他致谢。在后来笔者所收集的资料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杜运燮60年诗选》也有收录此诗，载于第286-287页。 (13)杜运燮在诗末的注中说：邦咯岛(Pulau Pangkor)为霹雳州西海岸外一个小岛。原来岛民主要靠渔业为生，近年来也建成一旅游胜地，长城为当中一新景观。“该岛离我的出生地实兆远不远，1992年3月我到马来西亚探亲访问时，曾到那里游览，给我很深的印象。” (14)杜运燮《杜运燮60年诗选》，(原载香港《诗双月刊》1998年第39期)，第371-3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