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蒂#183;勃朗特：鸦片、“东方”与1851年伦敦博览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敦论文,鸦片论文,博览会论文,夏洛蒂论文,勃朗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851年伦敦世界博览会返回家乡哈沃斯村的次年，夏洛蒂·勃朗特开始创作小说《维莱特》(Villette)，并于1853年1月在伦敦出版。夏洛蒂新结识的朋友盖斯凯尔夫人读后，对其中连续十几页有关女主人公露西·斯诺服用鸦片后产生的幻觉的栩栩如生的描写留下了一个私人疑问。于是，同年8月，当她应夏洛蒂之邀从曼彻斯特到偏僻的哈沃斯村看望勃朗特一家时，在一次夜间炉边谈话中——其时，其他人都已回房休息——她趁机私下探问夏洛蒂是否服用过鸦片，原因是“她在《维莱特》中对服用鸦片(opium)后的反应的描绘与我本人服用鸦片后的体验完全一样，诸如眼前活灵活现地浮现出一些比其实际形状大得多的物体，边缘却不怎么清晰，或融进了周边的金色雾霭中，等等”①，而在秉持文学现实主义的盖斯凯尔夫人看来，一个作家即便有不同凡响的想象力，倘无尝试鸦片的体验，也不大可能如此活灵活现地以第一人称“我”从“内部”描写这种只有瘾君子才有的幻觉。即便如此，当盖斯凯尔夫人当初在小说《玛丽·巴顿》(Mary Barton)中描写约翰·巴顿这个工人阶级瘾君子时，也谨慎地止于描写他的“外部”，即他委顿的状态，并没把她本人服用鸦片后的幻觉赋予他，或去想象他的幻觉。或许，一个经常处在饥饿状态的工人在鸦片的作用下会出现怎样的幻觉，对她这个以文字为业的中产阶级妇人来说，是不可知的。 其实，就像《简·爱》一样，篇幅近六百页的《维莱特》也只一处明确提到鸦片之名——确切地说，是“鸦片剂”(opiate)，见第38章《幻境》：从英国到欧洲大陆“维莱特城”一所女子寄宿学校教书的贫穷单身女教师露西因校长贝克夫人阻止她与男教师伊曼纽尔相恋而与之发生争吵，之后露西情绪低落，脸色苍白，“她们说我病了”，“以为我得了头痛的病”。贝克夫人提出让露西服用“镇静剂”(sedative)，但露西立即本能地认为那是“毒药”(poison)——暗指鸦片——而拒绝服用，并讥讽贝克夫人是“耽于感官快乐之人”：“如果您有任何烦恼，有任何失意——也许您有，不，我知道，你肯定有——那您从您自己精选的藏物中去寻找治标剂(palliatives)吧，但您放开我，放开我……把您的手从我的身上拿开，从我的生活、我的困扰中拿开，啊，夫人，您手里是冷酷和毒药。”②但在维莱特城举行充满“爱国主义”气氛的“庆典”的那个夜晚，贝克夫人派校役戈顿给躺在病床上的露西送来了一杯“饮料”(drink)： 我正渴得要命，急切地一饮而尽。饮料很甜，但我感觉其中下了药(a drug)。 “贝克夫人说，喝了它，你就能睡着了。”戈顿接过空杯子时说。 啊！饮料中下了镇静剂(sedative)。实际上，他们让我喝下的是很浓的鸦片剂(a strong opiate)，好让我整个晚上保持安静。(Villette：539) 贝克夫人让露西“整个晚上保持安静”，陷入沉睡，不仅是为了阻止她与即将去中美洲的伊曼纽尔相见，也是为了方便自己和学校其他人外出，去“庆典”之夜的街道闲游。《维莱特》以夏洛蒂本人1842-1843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小说称之为“Villette”，即“维莱特”，法语的“小城”)的埃热夫人寄宿学校求学的经历为故事主要时间背景，但追加了1851年初夏伦敦博览会期间她在伦敦的一个月的生活经历。不管怎样，即便在1840年代的英国，鸦片也只私售于药铺、杂货铺、客栈、酒馆一类的场所，并非处方药，执业医生通常不会给自己的病人开具这种会对中枢神经产生巨大损害的“毒药”。而鸦片含量较小的一些镇静剂/兴奋剂，一般也只有“江湖医生”才给病人用，例如夏洛蒂1846年创作并于次年出版的小说《简·爱》第20章中就有一个给伤者服用“cordial”的场景——而且，意味深长的是，在场的虽有一位专业外科医生(卡特)，起作用的却是一个不在场的“江湖医生”：那天深夜，罗切斯特把简·爱和卡特叫到楼上某个装有铁门的隐蔽房间里，救治被“疯女人”咬伤的理查德·梅森。罗切斯特要求卡特迅速给梅森缠好绷带，并说：“他伤得并不重，但有些神经质，得让他振作起来。”③但卡特医生除了像护士一样给伤者绑绑绷带外，似乎就一筹莫展了，于是医学外行罗切斯特接手：他让简·爱到他自己的房间里跑一趟，“打开我的梳妆台中间的那个抽屉，从里面找到一个小药瓶和一个小玻璃杯，赶快拿来”(Jane：258)。当简·爱飞速取来他要的东西后，他说： 这下好了。现在，医生，我要自作主张，自己给他用药了，出什么问题，我自己负责。这瓶cordial，是我在罗马时从一个意大利江湖医生那里搞到的——对那种家伙，卡特，你准会一脚踢过去。这玩意儿虽不是万灵药，有时却管用，比如眼下这种情况。简，拿一点水来。(Jane：258) 他把那个空玻璃杯递过去，让简·爱倒满半杯水，然后将小药瓶中的“深红色液体”即“cordial”滴进玻璃杯，“算好滴了十二滴”：“喝下去，理查德，它能让你振作起来，一个钟头里都精神焕发。”(Jane：258)梅森不知其为何物，担心“有刺激性”，但罗切斯特只是不停地催他“喝下去”。梅森不得不服从，过了三分钟，他果然就可以在别人的搀扶下下床走动了(see Jane：258)。想必罗切斯特在遇到他的“真爱”简·爱之前的颓废年代里，就常常靠这种“在罗马时从一个意大利江湖医生那里搞到的”的神秘液体来偶尔振奋一下自己的精神；在失去简·爱后的那段时间里，他应该也是如此，至少简·爱是这样告诉读者的：在《简·爱》第33章，当简·爱从圣约翰牧师那里得知罗切斯特的消息时，她不禁哀伤地想：“他可能离开了英国，绝望地跑到欧洲大陆某个他以前常去的地方去了。在那里他找到了什么样的opiate来平复他的创痛，什么样的东西来疗治他的绝望？”(Jane：465)这也可间接证明罗切斯特“在罗马时从一个意大利江湖医生那里搞到的”“cordial”就是“opiate”。 夏洛蒂将罗切斯特滴入玻璃杯的“cordial”精确到“十二滴”，似乎对这种鸦片剂的预期效果有专业知识，但这既可能得自她对自己的瘾君子弟弟的观察，也可能得自“她最钟爱的诗人之一”④威廉·考柏的书信集。在夏洛蒂1849年出版的小说《谢莉》中，谢莉与卡洛琳有一大段有关考柏的对话⑤，足见夏洛蒂熟读过考柏。考柏1793年2月10日在写给赫斯克斯夫人的信中谈到自己精神状态欠佳，说“我情绪低落——罗斯要来的时候，为他的到来，我不得不每夜服用鸦片酊(laudanum)。十二滴鸦片酊，就够量了，但少了它们，我就会被忧郁吞噬”⑥。当然，家中老是病人不断的夏洛蒂也会留意当时英国大量有关“家庭用药”的册子，如1817年伦敦出版的由休森编纂的《家庭用药新宝典》中就列入了“即刻止痛药”：“在四分之一品脱的含酒精的肉桂酸水中滴入十二滴鸦片酊，若一时找不到肉桂酸，也可用上好的白兰地代替，服用后可即刻缓解疼痛。”⑦作为一个涉猎甚广的狂热读者，夏洛蒂还一定读过法国戏剧家莫里哀1673年创作的喜剧《无病呻吟》，该剧1769年由英国人艾萨克·比克斯塔夫译成英文后被删去一些场景，英国人“福特先生”又为之增添了一些场景，并将一个江湖医生作为主要角色，以讥讽用“cordial”骗取钱财并害人性命的英国江湖医生，场景也全变成了伦敦，剧本相应改名为《送终医生》，在伦敦干草市场的皇家剧院连续上演，此后该剧本也经常被收入英国戏剧选本。这个江湖骗子在病人那里获得了比几位执业医生更高的威望，在第三幕第四场，他“一手拿着一个小药瓶，一手拿着一杯水”，对着无病呻吟的财主埃乌德先生说：“您瞧，这是从新河打来的水，和晶石一样透明，现在，我朝里面滴入十二滴cordial……”⑧“送终医生”此前曾“医”死过好几个病人，他的骗子身份在最后一刻才被揭露。不过，当夏洛蒂让罗切斯特逼迫梅森服用“cordial”从而让梅森从伤痛和颓丧状态中即刻恢复过来时，她就为这类受到医学界和“反鸦片同盟”指控的江湖医生所谓“万灵药”而实为“毒药”的鸦片剂恢复了“名誉”。 尽管身为爱尔兰裔，但作为一个有着清教主义倾向和狂热爱国精神的英国新教徒，她的正义感和同情心的边界未能超过英国的边界。她对天主教以及信奉天主教的国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以及罗马教廷所在地梵蒂冈，还包括夏洛蒂自己的故土——英国殖民地爱尔兰)一向持有强烈偏见，更别说对那些遥远的“野蛮人”居住的美洲和亚洲的大陆了。她还将英国的一切罪恶的源头说成是“外来的”，所以，她并非偶然地让罗切斯特“在罗马时从一个意大利江湖医生那里搞到”这种名声可疑的“cordial”——尽管她同时让它具有神奇的疗效。但其实，这种“cordial”是英国哈德福郡药剂师托马斯·戈弗雷(Thomas Godfrey)在18世纪初最早“发明”的，他还于1722年以“Godfrey's cordial”(戈弗雷氏露酒)之名在杂志上登出广告。⑨据1828年伦敦出版的《健康之书：自用药宝典》于“专利药品”名下提供的配方，它是由鸦片剂、糖浆、梓木皮、檫木皮、酒、水等物熬制的混合液⑩，呈红色，味甜，视服用剂量不同而起到镇静或兴奋的作用。当然也有更简单的穷人配方，例如1843年出版的一本旨在揭露鸦片之害的书《女人之误》就列出了常见的制作方法，“将糖浆加水熬煮，放入一定量的鸦片”(11)。其他欧洲“发明家”——主要是英国人——又据此发明了多种成分大同小异的“Godfrey's cordial”，并有了许多动听的别名，诸如“母亲帮手”(mother's helper)、“母亲之友”(mother's friend)、“奶妈”(wet nurse)之类，最初主要是为那些早出晚归而无法照看自己婴儿的工厂女工预备的：她们清早出门前，给婴儿喂上几滴，就可以让婴儿长久昏睡，结果一些婴儿就此长眠不醒。由于其毒性广为人知，它也被人用来害人性命。据1842年《仆人杂志，或女红指导》第五卷转载的一条消息，某地陪审团判定一位年轻保姆有罪，因她对自己看护的一个婴儿使用了过量的戈弗雷氏露酒而致其死亡。(12)婴儿因被喂食“露酒”或鸦片酊而死亡的消息不时见报。《钱伯斯爱丁堡杂志》1844年5月20日刊登的“儿童就业委员会”的报告援引了一位药剂师的证词，说“在最贫穷阶层，母亲给婴儿使用戈弗雷氏露酒或者鸦片酊的情形相当普遍，她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在自己做工时，婴儿能够保持安静……谁都知道，三滴鸦片酊就足以致婴儿于死命，但没有人谈起这种事；谁都知道许多婴儿死于不同的剂量，但没有人进行调查”(13)。 其实着手进行这种调查的人并不少，例如“反鸦片同盟”(Anti-opium League)的人士。而且，一些德高望重、身居高位的医学名流，如亚历山大·门罗(英国皇家医学院教授、爱丁堡大学解剖学教授)、罗伯特·怀特(爱丁堡大学医学教授、英国皇家医学院校长，同时担任国王乔治三世的御医：乔治三世在失去美洲殖民地后精神一蹶不振，以鸦片度日，变成了一个病病怏怏、疯疯癫癫的瘾君子，以致不能亲理朝政，最后死于疯狂)，他们早在18世纪下半叶就以一系列临床观察和医学实验证明鸦片会对中枢神经产生不可逆转的损害，并正式将鸦片定义为“毒药”(poison)。(14)但问题是，这种随处可得而且价格便宜的“毒药”对诸如头疼、感冒、肺结核、肺炎、霍乱等流行病确有某种疗效——尽管是以损害患者身体、中枢神经及其道德意识与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感为更大代价，而英国政府对当时因寒冷的气候、工业污染、肮脏拥挤的居住环境及公共卫生设施的缺乏而不时引发的肆虐英国大片地区并带来大量死亡的流行病束手无策，加之下层阶级的普遍贫困化以及英国工业化对廉价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下层阶级妇女以及儿童因此大量成为廉价劳动力，无法照看家中婴儿)，也就对鸦片问题听之任之了，只不过一直未将鸦片列入官方批准的处方药目录。 但将鸦片的流行仅仅归因于流行病，却不能解释鸦片何以被“浪漫化”，又何以成为了英国对华“大宗出口商品”。实际上，到18世纪末，随着英国在与其北美殖民地的战争中失败而失去了那片辽阔的殖民地，加上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以及随后进行的与法国的战争几乎耗尽了英国国库，这种“毒药”日渐成为英帝国财政的主要来源，并支撑着英国在遥远的印度的殖民统治。另一方面，英国政界和商界不少位高权重之人就是东印度公司以及其他鸦片公司的董事和大股东，而一般英国民众中试图从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分一杯羹的小股民也为数不少，他们分别成为了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和对华鸦片战争的决策者和社会舆论基础。谈到东印度公司与英国政商两界千丝万缕的联系，理查德·马特拉克说： 印度是新近失去的美洲的补偿，许多英国家庭依赖东印度公司为其孩子谋得一份前程。东印度公司的24位董事负责挑选5 400名在海外任职的雇员。当父亲的把东印度公司的任命视为“儿子获得的肥差”。保护人的权力成了进入议会的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意味着这种影响力的双向流动。议员们有他们的选区居民需要东印度公司来照顾、任用他们，而董事们有任命的分配权以及他们自己的与生意无关的政治野心。许多人靠投资、航运保险、当轮船主、走私、海上私掠、贿赂或者诚实的生意来赚钱。两度出任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后来又被选为茵弗内斯选区议员的查尔斯·格兰特的事迹成了帝国主义的传奇和梦想的材料。(15) 英国政府考虑的也不是对华鸦片贸易的道德问题。除前面已谈及的对华鸦片贸易之于英国政府和英印政府的财政的莫大干系外，还有英国国内政治考量：与其让饥肠辘辘的下层阶级在英国各地啸聚乃至密谋推翻政府(自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末，英国相继爆发议会改革运动、宪章运动等社会风潮)，不如将这股破坏性能量输往海外，让他们作为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前往海外为帝国开疆拓土，在那里大发横财。那些在国内没有出路的中下层中产阶级的子弟也是如此。当时英国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国内体面的就业机会又太少，大量受过大学教育却被剥夺了财产继承权的次子和更小的儿子便不得不去海外冒险，而似乎没有比去英国的海外殖民地更能让这些囊中羞涩的年轻英国冒险家们一夜暴富的了，尤其是去英国正在急剧扩张而急需大量人手(殖民官员、商人、传教士、军人、工程师、博物学家、地理学家、测绘家、探险家、语言学家等等)的印度-中国这一辽阔的弧形地区，即从作为鸦片生产地的印度，到作为鸦片运输线路的海峡殖民地(The Straits Settlements)，再到通过鸦片战争刚刚割占的作为“贸易中转站”的香港，一直到作为鸦片最终销售地的中国内地。“冒险家”的暧昧身份以及“一夜暴富”的可能，使得这些在国内尚能保持几分绅士模样的英国人变成了唯利是图之徒，而他们背后则有一个用坚船利炮武装起来并随时准备寻找借口向中国开战的强大国家的保护。至于因马铃薯病害而陷入连年大饥荒以致成为英帝国“负担”的爱尔兰人，就让他们死绝或移民美国好了，那对英帝国在爱尔兰的殖民统治费用以及英格兰阔人对爱尔兰“闲置”土地的欲望来说都是好事。爱尔兰就这样从“身体”和心理上“被弄瘫痪”了。(16)“被弄瘫痪”的不只是咫尺之遥的爱尔兰，还有遥远的殖民地印度以及更遥远的中国。 两次鸦片战争之间与之后，伴随对华鸦片贸易的急剧扩张，中国白银大量流向英国，英国进入一个空前发展时期，鳞次栉比的工厂以及经济渐渐复苏的乡村大量吸收着街头游民。在1830到1848年间曾一度动摇英国社会根基的那些街头社会运动于是偃旗息鼓。1851年伦敦博览会上英国向世界展示了自己辉煌的科技和工业成就，似乎说明英国的飞速发展是基于英国人特别的才智和良好的制度，但科技、工业和制度都必须以“资本”为基础，而为英国经济起飞奠定资本基础的鸦片却在伦敦博览会的英国馆里不见踪迹。真正重要的角色总是不出场。说正是英国鸦片贩子或“一桩邪恶贸易”(威廉·格莱斯顿语)将英国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衰落和社会动荡中拯救出来，实不为过。当这些鸦片贩子带着得自鸦片走私的巨额钱财衣锦还乡时，他们被自己的同胞当作了国家英雄，例如向中国贩运鸦片的“怡和洋行”的合伙人渣甸(William Chardine)和马地臣(James Matheson)回国前就已在英国成了家喻户晓的可敬人物，正如保罗·弗伦奇所说：“这些人使得欧洲人当初在印度大发横财而变成所谓‘印度阔佬’(Indian nabobs)的故事，如今有了最早的中国沿海版本，他们带着万贯家产返回国内，成了英国报纸、小说和戏剧中常常出现的集粗鲁的‘新贵’生活方式与被许多回国之人说成‘东方’生活的一种腐败淫逸的意象为一体的人物。”(17)因此，这两个从别人的不幸中牟利的鸦片贩子回国后能先后成为国会议员，被册封爵位，进入皇家学会，出任伦敦大学“汉学教授”(18)，也就不足为奇了。 渣甸劝说朋友们投资对华鸦片贸易时说：“这是最安全、最绅士的买卖。”(Deep：36)谈到东印度公司在当时英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马特拉克写道：“东印度公司当时被认为是‘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的最伟大、最赢利的商业机构……它拥有的物质的和道德的影响力为英国国内任何机构所不及，它让英帝国的统治、强力和威严在英国女王-印度女皇维多利亚在位时代达到了无与伦比的荣耀顶点’，它的职员向来被英国人视为英雄。”(Deep：34)此时，追究他们来自海外的财富是否存在道德问题，似乎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必要的，这就像简·爱接受了在海外从事殖民贸易的叔叔的两万英镑遗产而决不会去打听这笔钱从来源上是否存在道德问题一样(这笔巨额遗产后来被简·爱在四个表兄妹间平分，不仅让圣约翰牧师及其两个妹妹获得经济独立，也为简·爱自己与在火灾中失去大部分财产的罗切斯特的婚姻提供了经济保障)。苏珊·迈耶指出了这笔遗产的“殖民来源”：“它来自简·爱在马德拉的叔叔约翰，他是牙买加酒类生产商伯塔的哥哥的经纪人。简·爱叔叔居住的非洲西海岸的摩洛哥外海的马德拉岛是理查德·梅森回英国途中的歇脚点，梅森的这条往返路线间接暗示出英国黑奴贸易的那条三角形线路，也暗示约翰·爱的财富与黑奴贸易有关。”(19) 英国的帝国主义政治家在追求鸦片在英国国内及其殖民地“非法化”的同时，追求鸦片在中国的“合法化”。英国政府出于国家尊严，不想让英国从事一项非法买卖，于是就劝诱和强迫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1843年，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巴麦尊(Lord Palmerston)认为英帝国的命运系于东印度公司的财政，即系于印度对华鸦片贸易，于是指令英国驻华商务代表义律(Captain Eliot)“尽力与中国政府斡旋，以使中国政府允许鸦片作为一种合法商品进入中国”(20)，并要求英国驻华公使、从东印度公司每年支取一千英镑年金(21)的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利用每个可能的机会，给中方全权代表造成这么一种强烈印象，即鸦片贸易合法化将使中国政府大获其利”(Opium：11)。对此，道光皇帝在致英国政府的一封被译成英文的信函中答复道：“的确，我无力阻止毒品泛滥而入。赌徒和腐败分子为利润和感官享受挫败了我的希望。但任何东西都无法诱惑我从我的人民的不良嗜好和苦难中征取一分一毫的税收。”(Opium：12)密切关注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马克思1858年在《鸦片贸易史》中谈及中英围绕鸦片展开的外交斗争时讥讽说：“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22) 为了将印度鸦片全部高价走私到中国以换取“硬通货”，英印政府率先在印度禁止鸦片销售，其动议来自1773年出任孟买总督的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这位有教养的英国绅士离任后每年从东印度公司支取五千英镑年金(23)。他对鸦片的有害性心知肚明，在1793年给正在讨论鸦片问题的英国议会的信中指出，“一个社会不应该增加生产那些并非生活必需品的物品”，而鸦片“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致命的奢侈品，应该严加禁止——但用于对外贸易目的的鸦片不在禁止之列……政府若有智慧，就该严禁国内鸦片消费”(24)，即拿这种“致命的奢侈品”去遥远的中国图财害命。这也成为1793年英国向中国正式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的使命。使团正使是黑斯廷斯的朋友、曾任东印度公司三块“领地”之一的马德拉斯的总督的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他离任后每年从东印度公司支取一千五百英镑终身年金(25)，而他的继任者是后来出任英国内务大臣的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他离任后东印度公司给予他两千英镑终身年金，“他将这笔年金挪到他年轻的妻子的名下”(26)——正是此公在1793年具体负责策划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的行动。 马戛尔尼使团虽为英国政府所派，其热情推动者和秘密资助者却是东印度公司(27)，而主其事者皆为东印度公司慷慨给予巨额年金之人。东印度公司与英国的利益如此高度一致，以致埃德蒙·伯克在1769年议会发言中指出：“如果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下跌，这个国家会遭遇什么麻烦？这个国家的其他股票也会随着下跌。东印度公司股票受到的每一个打击都会影响到其他每一只股票。”(28)英国失去美洲殖民地后，伯克又一再表达了这种越来越普遍流行于英国人中间的观点，他“1783年宣称，‘说公司不行，就等于说国家不行’，也就是说对公司有利，就是对国家有利”(29)。不过，伯克也认为持有政府颁发的对华贸易垄断特许状的东印度公司权力过大，常常代行国家主权，给英国带来麻烦，此外公司每年的利润以股票分红、终身年金以及职员回国的方式大量流向英国，因此，“英国人在印度所赚每一卢比的利润都离开了印度”(30)，这种竭泽而渔的方式无益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正如伯克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他“支持以公正为基础并对所有人有利的自由贸易原则”(31)，不过，他反对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和黑斯廷斯的滥用职权，并不等于他反对对华鸦片贸易本身——实际上，他将鸦片看做一种普通“商品”(commodity)，与“丝”、“生丝”、“布料”、“盐”等物并列一处(32)——而是认为东印度公司对鸦片贸易的垄断不公正地损害了“个体商人”的利益。 尽管英国为保护本国农产品而对欧洲大陆的谷物采取贸易壁垒政策(《谷物法》)，它却同时以“自由贸易”之名要求中国政府对作为一种“毒品”的鸦片开放市场。帝国的意识形态机器有效地运转，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和英国浪漫派文人的美学理论双双受到推崇，连鸦片贩子和受鸦片贩子资助的传教士们也在报刊上纷纷撰文鼓吹。这两种理论看似格格不入乃至相互攻讦，但前者为取消英国政府授予东印度公司的对华鸦片垄断权从而使更多“个体商人”得以进入这一高利润行业并同时迫使中国政府为鸦片贸易打开市场提供了“自由主义”理论支持，后者则以康德的“美无关功利说”为生产、销售和吸食鸦片的行为“去道德化”，为其提供了美学合法性。这看似格格不入的两方面在宣讲“神药”妙处的浪漫派文人、康德美学的英译者、自由贸易和对华开战的鼓动者托马斯·德·昆西那里达到了高度统一。由于浪漫派文人“离经叛道”的作品俘获了整整一代英国人，他们就轻易地从18世纪下半叶的那些德高望重的专业医生手上夺走了鸦片的阐释权，使鸦片从医学领域进入美学领域，由“毒药”变成了“万灵药”和“神药”、“魔药”。马丁·布思写道： 鸦片改变了某些感官的感知方式。约翰·琼斯医生曾描述过吸食鸦片后看到蜡烛的火苗如何扭曲，一根针掉进一只铜碗时发出的细微声音如何变得很大，发生怎样的改变，而教堂的钟声听起来像是“空谷”的回声。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这种错位的感觉方式以及鸦片引起的梦和幻觉，对艺术、尤其是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浪漫主义文学的核心是想象的复苏和梦幻的奔放，与其说是对梦幻的一种描写，还不如说梦幻本身成了一种叙事方式。浪漫主义包含了一种对自然和自然界的新意识，强调自发的思想和行为的必要，格外看重通过想象展现出来的自然才能。同样，它也体现了一种有关激情、痛苦和个人情感的更为自由、更为主观的表达方式。鸦片以及鸦片产生的思想自由对推动浪漫主义的这种理想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33) 鸦片据说能“解放”被现代科学理性、资本主义工商业、中产阶级的道德教条以及日益规训化的日常生活所囚禁的“自然的想象力”。发端于“北部湖区”的英国文学浪漫主义尽管在1840年代之后衰落下去——或者说转换了形式，变成了一种消费主义的浪漫主义——但它总会在与北部湖区一样偏远的山区找到几个狂热的精神孑遗，例如它在约克郡西部山区紫色高沼地的哈沃斯村的勃朗特牧师家就找到了几个充满激情和想象力的跟随者。勃朗特家的孩子都是湖区文学浪漫派瘾君子的狂热读者。当勃兰威尔在文学上还雄心勃勃的1838年，他写信给湖区的瘾君子华兹华斯，信中谈到随信寄去的一首长诗的序曲部分，说自己试图在其中“展现强烈的激情与脆弱的原则，它们与异乎寻常的想象力和细腻的感觉纠缠在一起，直到，随着韶华不再，罪恶之行和片刻的欢愉因精神颓废和身体垮塌而终结”(34)，而这种“异乎寻常的想象力和细腻的感觉”，按湖畔派文人提供的体验，来自吸食鸦片后产生的奇妙幻觉。1839年初，勃兰威尔读到了湖区浪漫派文人德·昆西1821年出版的自传《一个英国瘾君子的自白》，为其诡异之美所倾倒，自此瘾君子德·昆西就成了他心目中的文学英雄。他的姐姐夏洛蒂对湖区文人也是倾慕不已，分别给华兹华斯、德·昆西、骚塞写信，寄去作品，希望得到指点。勃兰威尔不只写信，他在1839年晚些时候还前往被勃朗特家孩子们一向视为“文学圣地”的湖区徜徉过一阵，在那里与柯勒律治的大儿子哈特利交游(35)。弗朗西斯·莱兰认为勃兰威尔染上毒瘾是受了湖区瘾君子们的影响： 如果考虑到德·昆西那部杰作对年轻一代文人的超乎寻常的吸引力，那么，我们应该承认读过此书的勃兰威尔极有可能深受其影响。此外，让我们记住，这个年轻人的两个姊妹死于肺结核，而德·昆西说自己当初之所以能从肺结核中活过来，靠的是鸦片，而他不吸食鸦片的父亲则死于这种病。最后，不要忘记，在本世纪[19世纪]前半叶，在文人之中，吸食鸦片可以说成了时髦，而德·昆西和柯勒律治的众多崇拜者相信吸食鸦片的行为是十分正当的。不过，这两位作家的前一个只是间断地吸食鸦片，我们有理由相信，处处以德·昆西为楷模的勃兰威尔也是如此。因此，我们不妨想象一下，沉溺于梦幻的狂热的王国并热切地期盼赶走肺结核的勃兰威尔决不会不去试一试这种“带来不可想象的快乐和痛苦的魔物”的效果。(36) 湖区诗人骚塞回信给他的崇拜者夏洛蒂，让她来湖区一游，但夏洛蒂因苦无旅费而未能成行(她出名后立即去了一趟湖区)。1847年7月16日，也就是《简·爱》即将杀青但其未来的文学命运和商业命运却还不可知的时刻，夏洛蒂给德·昆西写了一封信，以自嘲的口吻谈到前一年她们姐妹三人出版的《诗集》遭到的冷遇，并随信寄去一册“聊表我们对常常而且一直以来从您的著作中所获得的愉悦和教益的感谢”(37)。在夏洛蒂后来为闺蜜埃伦·纽西提供的一份阅读目录上，可以见到她本人最为醉心的那些浪漫派诗人和文学家，其中主要是英国浪漫派文人——司各特、拜伦、坎贝尔、华兹华斯、骚塞等等，但她没有列入对她而言更为重要却对纽西可能“有害”的德·昆西——他们无一不是瘾君子，不仅认为鸦片能够增强美学敏感性，而且，像彼此串通好了似的，在他们的鸦片幻觉中，异教“东方”的场景总是不请自来。当从城市逃遁到偏远的北部湖区并在那儿尽情嘲弄工业烟雾缭绕、资产阶级掌权的伦敦的浪漫派文人老是幻想着“东方”的时候，作为帝国中心的伦敦的政界以及整个英帝国的商界也在为征服“东方”而日夜劳神。“东方”成了这个时代英国朝野的野心和欲望的投射中心。因此，喝下那杯鸦片剂后，露西的幻觉就不断出现“东方”。 鸦片是“家庭自用药”，其剂量由使用者自己控制。但自己调制，却可能掌握不好剂量。露西喝下贝克夫人为她调制的那杯“镇静剂”，非但没能很快入睡，反倒处于一种兴奋莫名、幻觉不断的状态： 药力开始发作。我不知道贝克夫人用的剂量太大，还是太小，反正，结果未如她所愿。我不仅没有昏昏入睡，反倒更加兴奋，脑海里新的思绪纷呈，尤其是不断出现颜色瑰丽的幻觉。各种官能像听到集合号一样同时活跃起来，号角在吹，喇叭在响，在一个不对的时间发出召唤。想象力被从休眠中唤醒，肆无忌惮地乱窜。(Villette：539) 1786年英国人约翰·雷曾做过一系列鸦片实验，其中之一是将4格令的黏稠鸦片溶于一杯水，让一位此前没有尝试过鸦片的年轻健康男子喝下，结果发现，这种剂量的鸦片剂非但没有起到镇静和催眠的作用，“整个一夜，他都被接连不断的噩梦所搅扰，无法入睡”(38)。这与露西那天晚上喝下那杯“镇静剂”后一夜无法入眠的情形非常相似。据1817年负责孟买一家当地医院的英国陆军助理外科医生弗雷德里克·科宾在以鸦片治疗当地霍乱病人时的观察，“鸦片酊的剂量超过六十滴，就不再是兴奋剂，而是镇静剂，而剂量在十五到二十或三十滴的鸦片酊则是兴奋剂，前者带来沉睡，减去疼痛和烦恼，后者则产生不适、惊厥”(39)。但与雷和科宾的观察对象不同，露西的梦不是噩梦，而是接连不断的奇异瑰丽的“东方”之梦。作为医学观察者，雷和科宾无法透入他们的观察对象的身体“内部”，“看见”其“接连不断的噩梦”的内容，只能根据他们的脸部表情来判断他们在做噩梦，夏洛蒂则使用第一人称“我”来呈现露西“内部”的幻觉之流。 接下来十几页，夏洛蒂大量调动色彩、声音和光影，以意识流方式呈现“我”的纷至沓来的奇妙幻觉，而且幻觉和现实之间不再存在边界。正是在这些亦真亦幻的描写中，夏洛蒂从现实主义进入了“心理现实主义”，幻觉在这里不仅是被描绘的对象，它本身还成了叙述方式：如果幻觉仅仅是被描绘的对象，那至少意味着存在一个冷静的“外部”观察者和描写者，即叙述者知道自己是在描述一些幻觉而将其对象化，因此对于读者的阅读体验来说，这种描述依然是“现实主义”的，读者依然拥有正常的时空感和现实感；而当幻觉本身成为一种叙述方式时，就变成了“心理现实主义”，读者被置于“内部”，似乎也服用了鸦片，正与露西一起经历幻觉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的奇幻时刻。 也正是从这些以第一人称“我”呈现的接连不断的幻觉中，盖斯凯尔夫人合理地推断夏洛蒂有服用鸦片的经历。不过，当她在那个夏夜向夏洛蒂提出这一私人疑问时，可能并不带有道德非难方面的暗示。尽管自1840年代以来影响越来越大的公共卫生运动和反鸦片同盟将出售和吸食鸦片的行为指控为“不道德”，因此向一个标准“好女人”提出这样的质疑无疑是在颠覆其“好女人”形象，但盖斯凯尔夫人至少曾经对吸食鸦片的行为持一种宽容态度，甚至，正如她在《玛丽·巴顿》中所做的那样，为反驳一些社会评论家将吸食鸦片的行为与下层阶级的道德状况挂钩的阶级偏见，她还为下层阶级吸食鸦片的行为做了“去道德化”辩护，将其从一个道德问题转化为一个经济问题或者说贫穷问题。她承认约翰·巴顿日渐委顿的身体和“病态的”、“阴郁的”、“失去均衡”的思想“或许可归咎于他服用鸦片”，不过： 在你严厉指责服用或者说滥用鸦片的行为之前，想象一种无望的生活，你的身体每天因饥饿而渴望食物，想象一下不仅是你一个人，而且你的四周也同样弥漫着因同一境况而产生的同样的绝望情绪，想象你周围的人用眼神和虚弱的动作明白无误地告诉你(尽管他们沉默不语)他们在贫困的压力下苦苦挣扎和沉沦，难道你不会为暂时忘掉生活及其重重负担而高兴吗？鸦片会带给你片刻的遗忘。(40) 不过，当盖斯凯尔夫人在1853年8月的那个夜晚向夏洛蒂提出这一疑问时，离她出版《玛丽·巴顿》已有七年，而在这七年当中，英国社会舆论对出售和吸食鸦片的行为的越来越大的道德责难以及报刊对吸食鸦片行为造成的社会灾难的揭发，使得鸦片不仅具有了坏名声，而且还与吸食者的道德状况联系在了一起。也正因如此，盖斯凯尔夫人才在众人皆已离开时才私下向夏洛蒂提出她是否有服用鸦片的体验的疑问，但夏洛蒂当面断然加以否认。盖斯凯尔夫人后来在《夏洛蒂·勃朗特传》中记录了夏洛蒂当时的回答： 她回答道，就她记忆所及，她绝对从来就没有服用过哪怕一小点鸦片，无论何种形态的鸦片。不过，她随后谈到，当她要描写一种她本人经历中所缺乏的事情时，她总是采取以下这种方式：入睡前，心里有意想着这个事情，想象它会是怎么一回事，如此接连一些夜晚，终于某天早晨，往往是在她的小说写作进展在这一点上受阻几个星期后，她一觉醒来，发现一切都无比清晰，似乎她实际经历过，然后能原样地形之于笔墨，就像实际发生过那样。(Life：634) 这听起来倒像是夏洛蒂最为崇拜的浪漫派诗人之一柯勒律治当初为自己的长诗《忽必烈汗：或，梦中幻境》的创作过程给出的神秘解释。在为那首长诗所添的小序《关于〈忽必烈汗〉残篇的说明》中，柯勒律治说，这首诗是在他服用鸦片剂之后的睡梦中获得的： 1797年夏，鄙人身患小恙，在桑姆塞特与德文郡接壤的埃克斯穆尔地区、波诺克与林顿之间的一处农舍静养。一日略感不适，于是服用安乐酊[anodyne，一种鸦片剂]，继续在椅子里读《珀切斯游记》，读至“忽必烈汗下令在此兴建宫殿御园，十里膏腴之地尽被圈入高墙”这句时，药性发作，竟在椅子里沉沉睡去，一睡便是三个时辰，至少按外在的时间算是如此，自信梦中作诗不下二三百行，如果这可以称作创作的话，梦中意象纷呈，竟如实在之物，而文思如涌，不劳知觉或意识之力，诗句汩汩而出，醒来后，记忆依然甚为清晰和完整，于是急取纸、墨、笔，将诗句一一记下……(41) 不巧，此时有人登门，请他去波洛克一趟，他只得丢下纸笔，一个小时返回后，虽然梦境还依稀记得，余下的诗句却大多记不起来了，竟使一首完整的诗遗憾地变成了残篇。不过，虽然夏洛蒂已断然否认自己有吸食鸦片的任何体验，盖斯凯尔夫人对她的此番解释却依然抱着一种怀疑态度，觉得缺乏充足的说服力。于是，在照录夏洛蒂的那番自辩后，她以一个客观传记家的冷静口吻加了一句议论以示存疑：“我不能从心理上解释这种现象。我只能说事情就是如此，因为她是这样说的。”(Life：634) 盖斯凯尔夫人的存疑是有道理的。夏洛蒂显然夸张了自己的文学想象力。即便她“从来就没有服用过哪怕一小点鸦片，无论何种形态的鸦片”，她也完全可以经验他人的经验；更何况，她家里就有一个可就近观察的瘾君子——勃兰威尔。就像国王乔治三世一样，勃兰威尔最后也死于鸦片幻觉带来的疯狂，死时才28岁，如愿地实现了“死在韶华之年”(die young)的浪漫主义死法——罗素说：“那些不能幸运地死在韶华之年的浪漫主义者，最后只得让自己的个性消磨在天主教的规矩里面。”(42)但作为一个英国爱国者，夏洛蒂将她的个性消磨在反天主教的清教主义的规矩里面——勃朗特家一直小心翼翼地将这件事当做一个不能示人的家庭丑闻，并将勃兰威尔染上毒瘾归咎于与他有染的罗宾逊夫人的引诱。以下是盖斯凯尔夫人对勃兰威尔生命最后三年情形的记述： 在勃兰威尔生命最后三年，为麻醉意识，他常吸食鸦片……他吸食鸦片，因为它比喝酒更能有效地让他一时忘怀，此外，鸦片也更容易携带。为弄到鸦片，他使出了一个瘾君子的全部招数。当全家去教堂时，他会借口身体不好而不去，但当他们去了教堂之后，他就会偷偷溜出家门，死乞白赖从村里药剂师那里弄到一块，或者从大老远地方来的贩子用盒子偷偷给他带来一些。在死前一段时间，他处在极为恐怖的谵妄状态；他睡在父亲房间，他有时会宣布，天亮前他们两人中会有一个死去，要么是他，要么是父亲。战战兢兢的姐妹们被这番话吓坏了，恳请父亲不要住在那间房间里，以免出现危险。但老勃朗特先生不是怯弱之辈，或许，他感到，若自己显示出信任，而不是恐惧，就能影响儿子，使他多少恢复一点自制。姐妹们在死寂的夜里常常等着听到一声枪响，直到她们观察的眼睛和细听的耳朵因神经长期保持紧张而变得滞涩不灵。早上，小勃朗特会漫不经心地走出房间，带着一个醉鬼的毫无节制的口吻说：“老头子和我度过了一个可怕的夜晚——他尽力了，可怜的老头！但我一切都完了！”(他哭诉着)“是她的错，她的错！”有关勃兰威尔·勃朗特的一切，本该由夏洛蒂本人来讲述，而不是我。(43) 最后一句因冒犯了约克郡人对已故本乡文学名人夏洛蒂的敬意而在再版中被盖斯凯尔夫人删去。夏洛蒂活着时，在频繁写给闺蜜的信中，从来就避提勃兰威尔吸食鸦片，只说他“饮酒浇愁”。她可能只对盖斯凯尔夫人私下谈起过这起家丑，但那时她不可能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一部著名传记的传主，更不可能想到自己私下对盖斯凯尔夫人谈到的家丑会被盖斯凯尔夫人用做传记材料。从夏洛蒂的私下讲述，可知风气保守的约克郡山区哈沃斯人对吸食鸦片的一般态度是将其与道德堕落联系在一起，以致勃兰威尔要死乞白赖才能从本村药剂师那里弄到一点鸦片，而老远给勃兰威尔送鸦片来的外地贩子为不引起哈沃斯人的注意，不得不将鸦片仔细包裹好；工业发达的曼彻斯特也是如此，连十几年前在《玛丽·巴顿》中为吸食鸦片的行为进行“去道德化”辩护的曼彻斯特人盖斯凯尔夫人此时也将这种行为“再度道德化”，由此可见鸦片在此时的英国社会已经成了一种公认的“罪恶”。1857年，即《夏洛蒂·勃朗特传》出版的同年，英国议会正式将鸦片列入《毒品管理法》(修正版)所禁售的“毒品”名录，规定“自1857年之后，除合法医用外，所有毒品一律禁售”(44)。不过，尽管家中有一个瘾君子可抵近观察——这种观察带来的痛苦和绝望使夏洛蒂几乎放弃了他——但无论如何，勃兰威尔吸食鸦片后的幻觉，对夏洛蒂来说依然是不可知的：她能观察到鸦片给他带来的怪异言行，却不可能知道流淌在他的“内部”的幻觉之流。甚至，关于鸦片是否真的能够带来瘾君子们所声称的那些美轮美奂的奇妙幻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存在争议。当阿莱西娅·海特1967年准备撰写《鸦片与浪漫主义想象力》一书前，她面临的就是这么一个争议：“鸦片是否会对吸食鸦片的作家的创造性过程产生影响？”她考察之前的研究，发现两部结论完全不同的著作。M.H.亚伯拉罕1934年出版的小册子《天堂之乳》认为鸦片能大大提高作家的感知力和想象力，使其越出美学常规的边界。该书“创造性地在四位瘾君子作家格拉布、柯勒律治、德·昆西和弗兰西斯·汤普森的作品中追寻那种想象模式——光的意象、声音、动作、时空意识的改变、盯着的眼睛、倾斜的建筑等等，并由此推断说，鸦片能创造一个属于自身的‘就像火星一样完全不同于现实世界’的梦幻世界，而当关于这个世界的记忆被复制在吸食鸦片的作家的作品中时，它们可以被辨识出来”(45)。或许，当盖斯凯尔夫人从《维莱特》的《幻境》一章中读出其作者一定有服用鸦片的体验这一印象时，她依据的就是瘾君子作家的“那种想象模式”。 亚伯拉罕无疑是在重复英国浪漫派瘾君子们的夫子自道，但这在关注当代社会道德状况的学者例如伊丽莎白·施莱德那里引起了深深的焦虑，认为该书会为当代青年吸食毒品的行为提供美学合法性。海特说，“《天堂之乳》的观点占据这一研究领域达20年之久”，直到施莱德对其提出挑战。施莱德在1953年出版的《柯勒律治、鸦片与〈忽必烈汗〉》一书中非常不满于“对柯勒律治诗歌的象征主义阐释以及认为《忽必烈汗》非得在鸦片引起的梦幻中方可创作出来的观点”，并基于自己对当代美国吸毒者的观察，认为“《忽必烈汗》写成于1799年10月或1800年5月或6月，是受了兰德的《盖比尔》、骚塞的《撒拉巴》、弥尔顿和当时东方主题的文学时髦以及柯勒律治在哈茨山和威斯特摩兰所见到的景致的启发，这些都有直接的逻辑关系，而不是什么隐匿的象征在起作用”(46)，否定鸦片本身具有提高感知力和想象力并产生“幻觉”的神秘作用。 海特认为这两种观点各执一端。在她看来，要驳斥这两种观点的极端性，只需稍稍考察一下非文学圈的普通鸦片吸食者的想象类型即可，而她从20世纪美国吸毒者那里根本就没有发现19世纪英国浪漫派瘾君子常有的那类幻觉，有些吸毒者甚至根本就没产生任何幻觉，因此，她认为“鸦片只能对吸食者心中已有的那些东西起作用，它在当今具有自我意识的、焦虑的吸食者心中产生的效果与在19世纪早期的那些吸食者心中产生的效果不同”，因为“不同的罪感和焦虑产生不同的想象模式”，“诸如柯勒律治和德·昆西这样有学问并且想象力丰富的作家，他们在鸦片的作用下看到了那类幻觉，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普通的吸食者也看到了这类幻觉，同时，当今没有受过教育的、缺乏想象力的少年瘾君子在吸食鸦片后没有产生幻觉，也并不意味着当柯勒律治或德·昆西说他们产生了此类幻觉时是在撒谎，或者他们之所以出现这类幻觉，是因为他们是精神病患者”。(47) 鸦片能够扭曲感觉，产生幻觉，但它本身并不一定带来“东方”幻觉，除非它被置于一种有关“东方”的想象性建构中。中国瘾君子的幻觉是断断不会出现“祭坛和神庙，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一类意象的，因为在中国，有关鸦片的想象和话语建构并没有与“异国情调”发生关系——阿拉伯世界当时并没有成为中华帝国的“焦虑”——而是与佛家和道家所描述的“仙境”相连，所谓“腾云驾雾”、“飘飘欲仙”，例如向农民学习种植罂粟并对其致幻性颇为了解的苏辙在《种药苗》中称，用罂粟熬煮的“佛粥”(“研作半乳，烹为佛粥”，“柳槌石钵，煎以蜜水”)有“便口利喉，调养肺胃”的药效，不徒如此，还能让人神思飞扬：“饮之一杯，笑失欣然；我来颍川，如游庐山。”(48)这全是中国本地风光，尽管鸦片最早的中译名“阿芙蓉”来自阿拉伯语读音(“O-fu-yung”或“U-fyung”)的音译，证明这种植物提取物最初来自域外，而后出的“鸦片”一词是对英语“opium”的音译，证明英国人取代了阿拉伯人成了中国的鸦片输入者。(49)英国人为了弱化对华鸦片贸易的犯罪感，经常提到中国人远在英国鸦片进入之前就有吸食鸦片的习惯，这混淆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作为一种广泛生长于世界各地的植物，罂粟很早就在各地被用做一种草药；其二，罂粟只是一种自然生长的植物，而进入现代化大规模种植后，其提取物鸦片才成为一种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产品，而且是西方现代工业大规模生产和销售的第一种“药物”，它足以摧毁一个民族的体质和心理。 海特实际上是将“历史主义”带进了鸦片与浪漫主义想象力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从而避开了亚伯拉罕的“鸦片决定论”和施莱德的“鸦片无关论”的非历史论断。毕竟，不管此前和此后的瘾君子的文学想象以怎样的模式出现，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和作家的鸦片幻觉却群体地呈现出相近的想象模式，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东方”。考虑到英国浪漫派的才子佳人们的足迹几乎从未到过“东方”，那么“东方”在他们的鸦片幻觉中总是像一个自动装置那样及时弹出，就足以证明他们有着共同的“焦虑”，正是这种共同的“焦虑”产生了相同的想象模式。奈杰尔·利斯克从英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浪漫派文人笔下挥之不去的“东方”幻觉中，敏锐地发现他们内心存在一种“帝国的焦虑”(50)。当他们将“东方”描绘为一种美轮美奂的、奢侈肉感的形象时，他们表达的是一种对东方的欲望；当他们将“东方”描写为腐败、异教、野蛮人、道德堕落、瘾君子、“流行病”的形象时，又对来自“东方”的“污染”产生了一种焦虑，仿佛“东方”正在一点点剥蚀“我们身上贴着[的]新教徒和英国特征的标签”(51)。 夏洛蒂完全不必亲尝鸦片，也能栩栩如生地描写服用鸦片之后的身体反应和幻觉，因为她不仅是一位有想象力的作家，还是一位有想象力的贪婪读者，生活在其文学前辈们丰富的文学经验里，而此前和当世的一些有写作才能的瘾君子已提供了不少足资借鉴的文学范本，既有报刊文章，也有诗歌、小说、自传、随笔。换言之，当夏洛蒂在《维莱特》中描写露西吸食鸦片后的幻觉时，她面对的并非一个必须由她本人去探求的陌生经验领域，她不过是在经验他人的经验，因为此前和当世各类有关吸食鸦片的体验的描述早已形成一个被充分“符码化”的想象空间，以致对鸦片吸食者和并非吸食者却试图描写鸦片体验的那些文学家具有了一种心理暗示效果，左右着想象的方向——“东方”。夏洛蒂显然对这些作品中有关鸦片及其幻觉的内容非常熟悉，但问题是，《维莱特》的《幻境》一章里呈现出来的鸦片幻觉，虽然其中少数片段可以看出对“他人经验”的挪用和风格化处理，其主体部分(“我”在充满爱国主义“庆典”气氛的夜晚的维莱特街道、“巨宫”和“公园”的梦游)却明显是她本人的“想象”和“创造”，在浪漫派以及其他瘾君子笔下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幻觉场景。夏洛蒂本人，正如前文所引，也强调这些幻觉是她自己的“梦的想象”。 果真如此，还是夏洛蒂有意将《幻境》的创作过程“神秘化”？考虑到此章长达二十多页，就像柯勒律治《忽必烈汗》长达数百行，它不太可能是“一朝醒来”后对一个连续的漫长的梦的记录，而更像是对一个连续的“白日梦”的重新组合。但《幻境》中的鸦片“幻觉”绝非“白日梦”或者“想象”。就像施莱德认为《忽必烈汗》的创作受到“柯勒律治在哈茨山和威斯特摩兰所见到的景致的启发，这些都有直接的逻辑关系”一样，《幻境》也有其现实来源，是夏洛蒂对她1851年5月到6月间多次参观伦敦世界博览会展馆“水晶宫”的观感的直接挪用，和“鸦片”或者“想象”没有关系。 布思说“鸦片改变了某些感官的感知方式”，但改变感知方式的不只是鸦片，类似“水晶宫”这种刻意将光影和声音处理得足以产生“非现实”之感的庞大现代玻璃建筑对那些已习惯于约克郡西部荒原并偏爱废墟和古堡的人来说也可能造成感官的某种震动，就像服用鸦片造成的相似情形。关于感觉的扭曲，夏洛蒂在解释简·爱何以出现“幻听”(“简——简——简——”)时，对它有生动的描绘：“感觉的奇妙的震颤就像地震来临一样……启开了心灵密室的门，松开了它的羁绊——将它从沉睡中唤醒，它战栗地起来，惊骇地谛听，然后，我的警觉的耳畔回荡起三声呼唤，穿透了我战栗的心，穿透了我的灵魂。”(Jane：516) 发烧、偏头痛、不安稳的睡眠以及置身于一个梦幻色彩的场景之中，对一个神经敏感的人来说，都可能造成感官的某种程度的扭曲，而写作《维莱特》之时的夏洛蒂恰好处在这种精神和身体的境况中。在1852年2月写给盖斯凯尔夫人的一封信中，她详细谈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上次给你写信时，我还以为自己的精神萎靡已然过去了，但现在又回来了，而且反弹得更严重。身体内部肿胀，然后发热；我的右边身体痛得要命，胸口发烫发痛；我几乎夜不成寐，或者即便睡着了也噩梦不断；我的胃口不好，低烧一直伴着我。”(Brontёs，Ⅱ：247-248)正是在这种状态中，夏洛蒂开始构思并创作《维莱特》。这个时期她几乎一直待在荒凉的哈沃斯村，又病又孤独，并焦虑自己去年在博览会期间热闹非凡的伦敦停留一个月的丰富经历会使自己对陷在崇山峻岭之中的哈沃斯村的生活产生厌倦之情。实际上，1851年6月11日她从伦敦写给闺蜜纽西的信中就预感到了这一点，信中说自己在伦敦有“快乐的时刻，但这些是我应该排斥和节制的快乐，它们无益于我的将来，只徒增我将来的孤独”(Brontёs，Ⅱ：217)，但尽管她刻意“排斥和节制”这些快乐，潜意识里的某种“摆脱常规”的欲望却呼唤着她，使她一次次梦回那色彩缤纷的外部世界——此时，伦敦及其“水晶宫”就带着其“异国情调”不断浮现在她眼前。当她在为自己正着手创作的这部小说寻找一个作为枢纽的地点时，伦敦这座位于帝国中心的“巴比伦城”、“大巴扎”，这座到处充斥着“异国情调”的帝国大都市，就成了不二之选：它正是连接英国和海外的中转站，是从“英国性”过渡到“帝国性”的一个象征。 谈到“国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1983年出版的《想象的共同体》中归纳道，“现代概念”的国家有着一个边界明晰的“法定疆域”，国家主权在这个疆域内的“每平方厘米所发生的效力，是完整的、平摊的、均匀的”，“但在较古老的想象里”，“王权将一切事物围绕一个至高的中心组织起来”，“国家是以‘中心’来界定的，国与国之间的边界相互交错，并不明晰，主权也不无相互渗透、相互重叠之处。因而，这种前现代帝国和王国能轻易维系它们对彼此之间具有巨大异质性而且通常居住在不相连的领土上的人口的长期统治，实在是颇为吊诡的”。(52)这正是维多利亚时代有着“日不落帝国”别称的英帝国的写照。 帝国区别于国家的标志，是它不得不容纳帝国急剧扩张过程中被纷纷纳入帝国疆域或势力范围但尚未来得及——或不具备充分能力——进行文化和社会“整合”的那些边缘地带的异质文化、族群和宗教，帝国以一种或可称之为“帝国主义的文化多元主义”来显示帝国达于全球的威望，同时，又将其用做一种殖民统治策略，既显示帝国的宽容，又节省殖民统治的成本。这种帝国性典型地体现于1851年伦敦世界博览会，就像夏洛蒂走进博览会展馆“水晶宫”时所感受到的那样：“地球各个角落的财富汇集到这里。”(Brontёs，Ⅱ：215)这一句话被夏洛蒂稍加改变，挪作了在鸦片幻觉中走进维莱特城的“巨宫”的露西的观感：“整个世界似乎都汇聚在这儿。”(Villette：542)问题是，既然夏洛蒂本人不必服用鸦片就能产生这种美轮美奂的“东方”幻觉，她又为何一定要让她笔下的露西服用鸦片然后产生同样的幻觉呢？ 1851年5月28日，夏洛蒂应她的出版商乔治·史密斯和审稿人W.S.威廉斯之邀，从哈沃斯村来到正在举办首届世界博览会的伦敦，住在海德公园附近的格罗切斯特街，与海德公园里的伦敦博览会展馆“水晶宫”只有咫尺之遥。作为一个彰显大英帝国的国际地位并以此激发英国人的爱国主义的“国家庆典”，“水晶宫”及其所在地海德公园以及与海德公园相邻的街道全都进行了彩灯装饰。博览会期间“水晶宫”和海德公园每天下午6点关闭——那时，“钟声将在水晶宫内响起”(53)——但暮色来临，华灯初上，四处的彩灯犹如繁星，海德公园外的街道上人群熙熙攘攘。夏洛蒂在格罗切斯特街的旅馆住了一个多月(中途换到同一条街的另一家旅馆)，白天活动很多，例如去听萨克雷的讲座——盖斯凯尔夫人发现《维莱特》中伊曼纽尔的讲课场景来源于萨克雷在伦敦博览会期间的系列讲座，说“夏洛蒂对我谈到的对萨克雷的讲座的评论与我随后从《维莱特》中读到的相关评论一致”(Brontёs，Ⅱ：217)——去参观“水晶宫”，去教堂听布道，等等；有些夜晚，她离开旅馆，在朋友陪伴下，沿着海德公园的栅栏散步，去参加W.S.威廉斯在家举行的宴会，去看法国女演员拉歇尔的演出，从海德公园栅栏的空隙能看见公园里的树上流光溢彩的灯饰、被照亮的空寂的小道以及屹立在林间空地的喷水池、雕像和那座富丽堂皇的玻璃建筑。 这些频繁的活动和应酬让她既兴奋又疲惫不堪，并因预感到返回孤寂的家乡后可能“欢乐不再”而伤心。她写信给纽西，说“许多夜晚，我在极端的悲伤中度过”，而她本来就弱的身体此时更弱了，“上午我在一种难以言表的无精打采的状态中给你写信，从前天开始，一直到整个昨天晚上，我的头变得越来越痛，最终变得狂乱而剧烈，这番折腾过去之后，我更加虚弱了，今天早上我一点力气都没有，简直弱不禁风”(Brontёs，Ⅱ：217-218)。不知夏洛蒂在“整个昨天晚上”的“狂乱而剧烈”的头疼中是否独自离开过格罗切斯特街的旅馆，双脚飘忽地沿着海德公园栅栏外面的街道游走，不过，在一年后创作的《维莱特》中，我们读到，在维莱特的“庆典”之夜，因头痛欲裂而被迫服用了鸦片并感到神思恍惚的露西独自离开贝克夫人的寄宿学校，沿着充满庆典气氛的维莱特的街道游走，去寻找“维莱特公园”和坐落于公园里的那座“巨宫”。 并非巧合的是，“水晶宫”这座巨大的玻璃建筑本身也是按照给参观者带来“非现实”之感的原则来设计和装饰的，它就像瘾君子们在幻觉中看见的那种“非现实”景象的现实化，或者说现实本身变成了幻觉。“水晶宫”建在海德公园南边的一大块空地上，是一座东西走向、外观类似花房的庞大长形穹顶建筑，设计者为皇家园艺家约瑟夫·普莱斯顿，一个善于设计以“玻璃天顶之下的热带景物”(54)为特征的巨大花房的苏格兰人。“小冰期”的寒冷气候总让高纬度的英国人梦想着“东方”或者“南方”的阳光，而约瑟夫设计的玻璃天顶使得花房内部光线充足，温暖如春，奇花异草生长茂盛，呈现出热带的野趣，将遥远的热带安置在了高纬度的英国。普莱斯顿拒绝使用砖石这类灰暗的、阴郁的、容易落尘的、遮蔽光线而且不易拆卸的传统建筑材料，当他赶在截稿前九天为博览会庞大的展厅画出设计图时，他头脑里浮现的就是一个成倍放大的玻璃花房，而且，它的内部也的确像大玻璃花房一样摆满高大的热带植物。 “水晶宫”最初被称为“玻璃宫”(Palace of Glass)，取自“英诗之父”乔叟的诗句“我睡着了，梦见自己身处一座玻璃殿(a temple ymade of glas)”。约翰·廷布斯说这首500年前“用英国民族语写就的诗与我们的博览会的开幕仪式如此贴合，似乎证明了这位诗人和预言家昔日的想象有先见之明”(Year-Book：97)，而乔叟那句诗行被印在了博览会皇家委员会编订的展品目录的扉页。按博览会皇家委员会主席、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伯特亲王的要求，“水晶宫”的设计要“展现英国的伟大”(Year-Book：16)，“并展示英国在世界的地位”(Year-Book：26)，但它明显缺乏“英国性”就有些奇特了，不过它恰恰通过展现远离英国的“热带”或者“东方”的景象，证明大英帝国的力量遍及全球，能够将地球各个角落的财富汇聚于伦敦，而这正好展示了“大英帝国的辉煌”及其“世界帝国”的雄心壮志。在这个意义上，“水晶宫”就是“帝国性”的象征。 普莱斯顿的“水晶宫”设计方案受到英国在南美的殖民地圭亚那的一种水生植物的启发，即1837年——也就是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之时——“发现”并以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字命名为“维多利亚睡莲”的圭亚那巨型睡莲。以英国的人名或地名来命名殖民地的事物，以替换其原有之名，是英帝国的文化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意识替换”的策略之一，同时让生活在殖民地的英国人产生一种“四海如家”的主人意识。1849年，普莱斯顿成功地在他的玻璃花房里培养出了这种南美睡莲。他观察睡莲叶子纵横交错的叶脉，灵机一动：既然这些纤细的叶脉能够支撑睡莲巨大的叶面，那么，以纤细的钢条作为支撑结构，然后在钢筋方框中嵌入巨大的玻璃，就能建造一座巨大的玻璃宫。(55)这座被认为体现了当时英国最新工业技术以及“艺术时尚”(所谓“艺术时尚”被证明乃是“东方情调”)的巨大玻璃建筑，不徒其外观设计的灵感来自英国在南美的殖民地的一种植物，它内部的装饰以及展品摆放方式也复制了英国在东方的殖民地的“巴扎”(Bazaar)风格。在伦敦博览会于1851年5月1日开展后不久，廷布斯就评论道： 或许法语中可被称为“展会”的那种产品展示，最早可追溯到零售商的橱窗里的货架，但我们必须在东方才能找到真正的产品博览的起源，此即东方集市(Oriental Bazaars)，它的展品分类体系为伦敦博览会所部分采用。“Bazaar”这个词来自波斯语，其原初意义为“集市”(market)、“市场”(forum)。在土耳其、埃及、波斯和印度，这个词被用来指称城镇的商业区域，但“bazaar”的真正原则是将不同类别的商业场所连成一片，正如博览会的英国馆所采用的原则。(Year-Book：3) 与英国室内零售商店不同，“东方集市”(巴扎)是一个街巷相连、室内室外连为一体的功能齐全的商业区域，就像“小城”(villette)。“水晶宫”里分布着纵横交错的“街巷”(avenues)，各国展厅以及分类展厅沿着这些“街巷”左右排列。“水晶宫”正门是一道铁制门廊，上方是一个缀满灯光的巨大玻璃穹顶，从门廊沿南北方向的玻璃天顶的“主道”往里走，“西边是英国、印度及英国殖民地的产品展厅，东边则是外国产品的展厅”(Year-Book：99)。廷布斯说，这种布局“公然违反地理原则，[位于中部的]主道被说成是‘海德公园世界的赤道’，一边是印度和英国殖民地；另一边，中国、突尼斯、巴西、波斯、阿拉伯、土耳其和埃及挤在一处，均属热带区域”(Year-Book：100)。 “主道”是一条宽敞的长廊，两侧墙上挂满各种颜色和形状的英国毛毯和印度披巾，长廊中间沿线摆满了“异域雕刻和雕像”，还有巨大的喷泉。许多装饰性艺术品都是用塑料和纸板仿制的。“印度和英国殖民地”及“东方”国家的展品和建筑充满了异国情调，如“印度馆”里有一个房间设计成富丽堂皇的印度宫殿的样子，“外面摆放着一溜巨大的泥俑”，“里面则挂满了印度披巾、地毯、地垫和混合织品”(Year-Book：109)。尽管鸦片战争带给中国的耻辱以及外交礼节问题使中国政府无意去伦敦为博览会增添光荣，但博览会皇家委员会还是在“主道”尽头一个角落设了一个小小的“中国馆”，里面的展品几乎全来自英国人的私人收藏，其中不少是1840到1842年对华鸦片战争中英国军人掠来的战利品。“让人感兴趣的”还有一只中国走私船模型，它似乎在说明是中国人自己在走私鸦片：“中国馆里面还有一个小房间，展示着鸦片走私船的一个模型，我们几乎没有必要提醒我们的读者那些从事这项非法运输的人不断面临的危险。”(56)“非法”一词颇为扎眼，因为无论是这座“展现英国的伟大”的“水晶宫”，还是以武力强迫中国政府屈从“自由贸易”原则的英国政府，都与这桩“非法”贸易有着莫大干系。“水晶宫”里还有不少主题展厅，分别摆放火车机车、印刷机、织布机、马车、马具等等，当然也少不了钻石、珠宝、帽子。 “水晶宫”的内部装饰委托给了装潢设计师欧文·琼斯，“他对色彩的研究，他对埃及和广义的东方以及西班牙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用色的系统知识，使他足以适合这一趣味工作”(Year-Book：74)。为避免色彩单一，琼斯从东方古代建筑的内部装饰颜色受到启发，建议展厅内部也使用“蓝色、红色和黄色，其对应的比例可以中和或者抵消对方，这样没有一种颜色占据上风，或使眼睛疲劳，而展厅里的全部展品却与各种颜色相得益彰”(Year-Book：93)。来自玻璃天顶的光线反射在“水晶宫”里红色、蓝色、黄色的背景颜色以及琳琅满目的各式展品上，再加上高高隆起的巨大内部空间产生的回声效果，给参观者的感官带来了一种新体验，有一种如梦如幻的非现实感觉。或者毋宁说“水晶宫”设计的目标就是成为一个幻觉，一个自己可以制造、激发幻觉的幻觉，而这些幻觉的特征是“东方情调”。顺便一提的是，1853年夏盖斯凯尔夫人去哈沃斯村看望夏洛蒂时，发现后者显然把那座乡村风格的牧师住宅的客厅进行了装修，“主色调是深红色”(Brontёs，Ⅱ：337)，把《简·爱》中以浪漫主义之笔涂抹的凄冷荒凉却诗意盎然的高沼地关在了外面。夏洛蒂以“深红色”来装饰客厅，显然受到两年前她在“水晶宫”里见到的那种足以产生“非现实的效果”的用色方式的影响，而她正是在这个“深红色”空间里创作了《维莱特》。 “水晶宫”所在的海德公园也做了相应布置，树木的边缘装饰了一条条五颜六色的彩灯，林中空地建起了雕像、方尖碑、喷水池等等装饰性艺术品，其中当然也少不了“东方”，例如一座20英寸高的金字塔，它的石头来自“康沃尔的靠近盆林地区的采石场”(57)，还有“埃及神庙”和“狮身人面像”等等，让人仿佛置身于“东方”。“东方情调”成了时髦的装饰和艺术趣味。博览会5月1日开展，维多利亚女王与阿伯特亲王主持了开幕式。“水晶宫”天天游人如织，参观“水晶宫”成了1851年英国人的盛事。 伦敦博览会全称是“万国工业品博览会”，但突出的是英国的辉煌成就。这个博览会同样也是“万国人种博览会”，突出的是白种人的优越。特尔·埃林森谈到伦敦博览会期间伦敦的人种巡回展时说： 人种学不再只是小圈子的专业学问，它同样变成了一个大众娱乐工业。美国的演出经纪人P.T.巴伦策划将一些美洲印第安人运到伦敦进行巡回展出，他常常与艺术家兼人种志学者乔治·卡特林合作，而后者在伦敦博览会期间资助了在“水晶宫”展出一个中国家庭。卡特林梦想能够“将经由陆地和海洋可以到达的所有国家的人种代表汇聚一起，组成一个万国大会，进行巡回展览”。他接着说：“我的意思是，从每一个国家，无论文明之国，还是野蛮之国，各选一男一女……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没有比这样的博览会更有趣的了。”(58) 这样的活人展品只可能是“野蛮人”。早在1842年8月，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刚结束，一位叫内森·邓恩的美国人就在伦敦海德公园阿伯特门附近建起了一座“唐人馆”，到1851年伦敦博览会开幕后，“唐人馆”又增添了一组活人展品。“唐人馆”登在《伦敦展会指南》上的整版广告云(着重号部分原文为黑体字)： 绝世诱惑——中国淑女邱婉叶(Pwan-Ye-Koo)，芳龄17，金莲不足2寸半！随其展出的还有她的贴身女仆、中国乐师、两个有趣的中国幼童，其中男孩五岁，女孩七岁，及其保姆，每日上午11点到下午1点、下午2点至5点、下午6点至晚上10点在海德公园阿伯特门唐人馆展出。辜婉叶女士将咏唱中国歌曲，由中国乐师以中国乐器伴奏，时间为每天中午12点、1点，下午2点半、3点、4点、5点，晚上7点、8点、9点。两场展览的门票只一先令。(59) 这年8月，博览会开幕式已过去三个月，由在华英国传教士、商人和驻华领事资助，一艘装着丝绸、茶叶等中国特产以及一个中国家庭的船在经历从广州到英国海岸的漫长海上航行之后，终于驶入泰晤士河。这个中国家庭——“中国士绅钟阿泰(Chung Atai)及其两个小脚妻妾、一个小姨子”，还有一位婢女——立即受到伦敦报刊的格外关注，维多利亚女王一家还在怀特岛上的行宫接见了这个中国家庭，“他们此行的目的之一是参观在伦敦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周六他们已经达成了心愿。由于女眷们都缠小脚(她们的鞋底只有1.5平方英寸大)这一令人无奈的特点，她们显然不适合去挤世博会的人群。一个更为妥善的办法就是让她们趁上午为残疾人安排专场的时间去参观。所以她们便穿上了本国生产的漂亮刺绣绸缎衣服，坐在巴斯的轿椅里，被人抬着去水晶宫里转了一圈”(60)。在博览会期间，夏洛蒂想必看到了这些“活人展览”或者报道，她在《维莱特》中借小波丽之口谈到“一个中国淑女”，说她“有一双比我的还要小的脚”(Villette：30)；当布莱顿夫人为准备参加音乐会的露西定制一件“粉红色裙装”(a pink dress)时，露西的拒斥心理颇可玩味：她“感到自己立即就要被穿上这件中国淑女的衣服，急忙说：‘它不适合我。’……我绝不会穿它，我想任何人都无法强迫我穿上它。一件粉红色衣服！”(Villette：244)不过，她最后还是被迫穿上了它，并在布莱顿夫人要求下走到镜子前：“我带着恐惧和战栗站到镜子前，看见镜子里的自己更感到了恐惧和战栗，于是便扭头走开了……这件衣服让我感到羞耻和滑稽。”(Villette：245)夏洛蒂向来坚持穿自己的英格兰传统女装，作为自己的“英国标签和英国特征”，她在1849年11月那次去伦敦前，还特意在哈沃斯村的裁缝店做了几身“务求朴素”的衣服(Brontёs，Ⅱ：90)。就像夏洛蒂一样，她笔下衣着朴素的女主人公露西也恐惧自己穿上“粉红色裙装”之后看起来像一个“中国淑女”，这会让她感到羞耻和滑稽。 抵达伦敦的次日(1851年5月29日)，夏洛蒂就在朋友陪同下参观了“水晶宫”。她在给父亲的信中这样描述这座集现代工业技术和时髦的装饰艺术于一身的庞大建筑：“它的外表有一种奇妙的、精致的但某种程度上非现实的效果，它的内部像一个巨大的浮华世界，到处充斥着明亮的颜色，在那里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物品，从珠宝、珍妮纺织机到印刷机，应有尽有。它精巧、美轮美奂、生机勃勃，却令人迷惑。”(Brontёs，Ⅱ：212)在给纽西的信中，她将水晶宫说成“魔鬼宫殿和大型巴扎的混合”(Brontёs，Ⅱ：214)。几天后，她在另一位朋友的陪同下再次参观了“水晶宫”，并在给父亲的信中报告道： 我们在里面待了大约三个钟头，我得说，这次参观比上次更令我震动。它是一个奇幻之宫——巨大、奇特、崭新，难以描绘。它的辉煌不在于一物，而在于所有的物的奇特组合。从那些摆满铁路机车、锅炉、正在运转的磨面机器、各式各样的漂亮马车、形态各异的马具的大厅，到那些摆满金匠和银匠所制作的精妙工艺品的罩着玻璃罩、铺着天鹅绒的展架以及那些价值成千上万英镑的钻石珠宝的严加守卫的珠宝箱，您可以找到人类工业所创造的任何东西。它或许可被称作一个巴扎或者市场，但这是一个东方魔怪创造的巴扎或者市场，似乎只有魔术才能把地球各个角落的财富汇集在这里，似乎只有神灵之手才能将这一切安排成这样，而且展馆内部光线通亮炫目，色彩对比如此鲜明，具有惊人的效果。充斥于各条通道的人群似乎在某种看不见的力量的影响下变得规规矩矩、服服帖帖。我去的那天共有三万参观者，但在他们中间听不到一声喧哗，见不到一个蠢动——人潮只是平静地往前波动，发出连续的低沉的声音，就像听到远处的海的声音。(Brontёs，Ⅱ：215-216) 一个月内，夏洛蒂先后五次参观“水晶宫”，但她觉得这座庞大的现代玻璃建筑不太符合自己的性情，谈到它时总带着厌倦的口吻，并屡次表示自己更喜欢去听萨克雷的系列讲座——她对那里的室内环境更加满意(“四面墙壁都刷了金粉，座椅是包了填充物并有靠垫的沙发，外面裹着蓝色的锦缎”[Brontёs，Ⅱ：213]，这大概给她带来了家庭客厅的感觉)。实际上，身型矮小并穿着朴素英国乡下衣装的夏洛蒂在挤满大都市时髦人物的梦幻般的“水晶宫”里感到的是不自在。尽管她自小就通过《一千零一夜》以及其他有关东方的故事想象着遥远的东方，但一旦置身于“东方”景象，她却感到身份的困惑。在1851年7月14日返回哈沃斯村之后回复伍勒小姐的信中，她要求伍勒小姐“不要再逼迫我谈有关‘水晶宫’的话题了。我去过那里五次，的确也看到过一些有趣的东西，你只要上那里看上一眼，就足以感到震惊和困惑，但我无法在这个话题上产生任何狂热，后来四次参观均是友人强拉而去，而非出自我的意愿。那是一个纷扰的场所，更主要的，它的奇幻之处过于诉诸人的眼睛，而罕能触及人的头脑或者心灵”(Brontёs，Ⅱ：224)。夏洛蒂感到“水晶宫”与她的“头脑或者心灵”存在一种隔阂，是一个异质的他者，她因为对它感到困惑而下意识地排斥它，因此，尽管她一次次使用“巴扎”、“东方魔怪”等词来描绘它，却几乎没有谈及“印度以及英国殖民地”、“中国馆”以及其他“东方”国家的展馆及其展品与分布在海德公园里的那些“东方”建筑，但所有这些与“东方”有关的物品，连同“水晶宫”及其所在地海德公园，却奇特地出现在一年后她创作的《维莱特》中，出现在女主人公露西服用鸦片后的美轮美奂的幻觉中。 在服用贝克夫人调制的那杯“饮料”后，露西的眼前浮现出子夜的维莱特街道的幻觉，她“看见”一座公园，“一座夏日公园，里面长长的小径显得安静、空落、安全。那里，在树荫深处，有一个巨大的喷水池——我记得它，我曾在它的旁边站立过——清凉洁净的水从池边溢出来，它的底座缀满了茂盛的绿色灯芯草”(Villette：539-540)。这显然是海德公园里那个大喷水池。但“公园的门关了，上了锁，外面还有卫兵巡逻”，不过，“以前，当我从旁走过时，我曾看见过栅栏有一处缺口——那片栅栏垮塌了。此刻，我在回忆中又记起了这个缺口，我看得清清楚楚”，于是，她决定从这个窄窄的缺口溜进公园，“在这个时刻，这整个公园就成了我一个人的了——这个月色清辉的子夜的公园”(see Villette：540)。她下了床，梦游般地朝房间外走去。“在燥热的六月之夜，密闭的空气令人难以忍受，但房间的门是打开的”，她蹑手蹑脚走出贝克夫人的学校，走上充满“庆典”气氛的街道，去寻找“那个公园”，却被“一种浪潮般的、流淌的声音”所引导，身不由己走了过去： 发现自己走进了一座巨宫(a Grand Palace)，像魔术一样，突然我就置身于一大群活灵活现、快快乐乐的人群。维莱特是一个光线炫目之地，一个巨大的光线通透之所；整个世界似乎都汇聚在这儿；月光和夜空被隔在外面：这座小城(villette)，在它的那些巨大灯盏的照耀下，看见了它自己的辉煌——艳丽的服装、华丽的马车、漂亮的马匹、绅士般的骑手拥挤在它明亮的街道上。我甚至看见了许多面具。这真是奇妙的景象，比梦境还奇妙。但公园在哪里？——我应该离它很近。这里灯光四溢，那座公园肯定就显得昏暗、安静——那里，至少会没有火烛、灯光和人群吧。(Villette：542) 她在这座“水晶玻璃”的宫殿里游走着，“看到那些茂盛的盆栽植物映衬在肋架之间的巨大的玻璃上”。她从这座“巨宫”走出去，注意到“并列的石柱之间的铁制门廊上方覆盖着巨大的穹顶，上面缀满星星，使它光彩夺目”(see Villette：542)。她走进了“维莱特公园”，发现自己置身于 一片魔幻之地，一个美轮美奂的花园，一片闪耀着彩色流星的平原，一座因用紫色、宝红色和金色的灯光来为树叶缀边而流光溢彩的森林；在一个地方，没有树木和阴影，而是一些奇妙的建筑瑰宝——有祭坛和神庙，有金字塔、方尖碑和狮身人面像：真是不可思议，埃及的奇迹和象征布满了维莱特公园……这整个场景都带有一种如梦如幻的特征；每一种形状都轻轻波动，每一个动作都漂浮不定，每一种声音都像是回声。(Villette：543-544) 不过，几分钟后，她发现眼前这些辉煌的建筑是用“木头、颜料和纸板”(Villette：543)仿制的，尽管如此，“这些发现还是丝毫未削弱它们的魅力，或葬送这个夜晚的奇妙”(Villette：543)。她在这游人如织的充满东方情调的公园里走动着，四处的人声传来，就像“大海的涌浪化为了乐音”。露西在这东方情调的场景里突然发现了贝克夫人，同样也是一副“东方情调”：“那儿，站着一位女士，肩披印度披巾，头戴一顶浅绿皱丝女帽——看上去青春洋溢、体态丰满、漫不经心、讨人喜欢——她正是贝克夫人。”(Villette：550) 如果将夏洛蒂1851年5到6月居住在海德公园附近的旅馆的经历以及她五次参观“水晶宫”时所写的私人书信与《维莱特》中的鸦片幻觉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她基本上是将私人书信里的相关内容挪入了小说。博览会的展馆“水晶宫”及其所在地海德公园在小说中化为“维莱特”这座“小城”(它的“巨宫”和“公园”)。露西的充满“东方情调”的鸦片幻觉正是夏洛蒂的潜意识：这个处处以传统的“好女人”行为准则要求自己的女人——她一生的活动中心几乎都围绕着哈沃斯村和她的家庭——内心却焦虑自己的一生会葬送在哈沃斯村，渴望远走高飞，梦想着在别处的世界展开一场场奇遇，并通过她笔下的人物简·爱、圣约翰牧师、露西·斯诺想象性地实现了这个梦。克里斯汀娜·艾肯斯写道： 露西严格遵从良好举止和朴素衣着的道德教条，这使她不太可能成为有关文学中的鸦片这一话题的讨论对象；实际上，许多读者忘记了露西在小说中服用过鸦片，而批评家尽管经常谈到露西·斯诺服用鸦片后在举行爱国主义庆典的街道上夜游，并将其评价为一个“著名”的文学事件，但他们几乎没有谈及鸦片本身在促使露西夜游方面的重要性……露西喝下的鸦片剂驱使她进行了梦幻之游，从而使想象力和幻想越出了婚姻指向的情节，并改变了她与权威的关系。一个“好女人”角色服用鸦片剂，也揭示了鸦片作为维多利亚社会的核心议题以及一个女性人物对试图节制和控制她的身体的强大医学权威的反抗。尽管鸦片激发出“波西米亚”的因素(想象力、流动性、药物幻觉)，但鸦片没有料到这个好女主人公的欲望给她提供了一个短暂的逃离家庭牢笼的机会，一个为她的离经叛道的行为提供合理性的借口，一次与离经叛道的作家和行为令人惊异的结盟。(61) 这种“女性主义”的批评强调鸦片之于露西对“医学权威”的反抗的作用，却忽视了她对“美学权威”的屈从：比之以医学实验证实鸦片的毒性并试图从法律上禁止鸦片的“医学权威”(如前文提到的那些名医)，这一时期的更为强大的“美学权威”(如浪漫派文人)与英帝国的海外拓殖事业有着更内在的关联，即为其提供了美学的和道德的合法性支持。经由鸦片的作用，在那个夜晚，露西短暂离开了夏洛蒂在白天参观“水晶宫”时基于“居家理想”而对它的常规看法，沉醉在对纷至沓来、目不暇接的“东方的”或“怪诞的”景象的美学体验中。实际上，英国浪漫主义不仅陶醉于英国本地风光以及英国中世纪，还陶醉于充满“东方”色彩的“异国情调”：前者事关“英国性”的建构，后者事关“帝国性”的表征。 在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作家中，或许夏洛蒂是最不该描写鸦片的“神奇疗效”及其带来的“美轮美奂”的幻觉的一位，因为她深知鸦片之害，而且，就她的家庭经历来说，她也不得不把鸦片当做一种可怕的致命的“毒药”。她笔下的露西也并非主动服食鸦片，是贝克夫人在她完全不知情的情形下在她的饮料里“下了药”，而露西意识到自己喝下的竟是鸦片剂时，头一个感觉是恐惧。这种对鸦片的恐惧足以显示夏洛蒂或露西对鸦片的认识程度和拒斥心理：鸦片和毒药没有什么两样，而根据小说的暗示，妒火中烧的贝克夫人至少在潜意识里想用这种毒药去掉露西这个横亘在她与伊曼纽尔之间的障碍。这一点，在小说第41章《克鲁泰尔德郊区》中可以得到证实：将去西印度群岛的伊曼纽尔正在花园里与露西依依惜别，贝克夫人走过来，挡在他们中间，逼伊曼纽尔赶紧回房间。露西害怕他走，伤心欲绝地喊道：“我的心要碎了！”无动于衷的贝克夫人却冷冷地对伊曼纽尔说：“把她[露西]交给我。她这是发病了，我给她喝点露酒，她就会好的。”(Villette：577)露西对此的反应是一句绝望的心理旁白：“把我交给她和她的露酒，对我来说就像交给投毒者和她的毒药。”(Villette：577)随后，在同一章中，露西对保罗谈到贝克夫人那天夜里给她喝“下了药的饮料”(Villette：588)。这里，“下药”和“投毒”产生了一种意象重叠。 家里一直病人不断且本人常年患有神经性头痛的夏洛蒂对药物学有一定知识，她对患了肺结核的弟弟勃兰威尔吸食鸦片一事向来讳莫如深，而当妹妹艾米莉和安妮接连患上肺结核乃至病入膏肓时，她也压根儿没有建议使用鸦片来试试运气。从1849年1月到4月夏洛蒂写给好友的几封信中可以读到，她让安妮服用的是“雪鱼肝油”和“碳酸脂”。在4月20日的一封信中，夏洛蒂还提到医生的看法：“几天前，我给福布斯医生写信，征求他的意见……他告诉我们不要对康复抱过于乐观的态度。他认为雪鱼肝油是一种特别有效的药。”(Brontёs，Ⅱ：45)当然，温暖的气候更被普遍认为是肺结核病康复的关键，例如安妮在1849年4月5日给朋友写信说：“医生说，换换空气，或去一个气候较好的地方，肯定能治愈肺结核病，但这种疗法需要及时才行；至于为何最终会有许多病人没能恢复，原因在于耽搁了太久，以至有些晚了。”(Brontёs，Ⅱ：39) 如前所述，在《维莱特》中，“opiate”一词只出现过一次，在其他地方，鸦片被替换成“sedative”、“palliatives”、“narcotic”、“drug”、“medicine”、“cordial”、“draught”、“drops”或“poison”等等，仿佛露西或夏洛蒂刻意回避“鸦片”一词。不过，露西可能并非只服用过一次鸦片，小说其他几处有关露西患病及服药的描写，由于回避了鸦片之名，我们就只能从“药效”加以推测了；另外，作者在描写时所使用的比喻也并非没有来源，例如在第15章《漫长的假日》中，露西病倒了，躺在宿舍里，“那天深夜，12点至1点之间，一个杯子逼近我的嘴唇，里面盛着又黑又浓且味道奇特的水，绝不是从哪口井里打来的，它翻腾着，像是从浩淼大海的无底深渊汲来的。即便为垂死之人而熬煮和调制的苦药，也比不上它的苦味”(Villette：187)。“又黑又浓且味道奇特的水”(同样是贝克夫人调制的)暗指什么？露西只透露其味甚“苦”，不过，她在形容这种苦味时还进一步将其比喻为“从浩淼大海的无底深渊汲来的”海水。这是一个“以远喻近”的奇特比喻：她肯定未品尝过“从浩淼大海的无底深渊汲来的”海水，这只是一种文学说法，她可能是化用了她相当熟悉的柯勒律治的诗句，这就像在随后一个场景中，当她用“魔鬼的丹药”和“巫师的蒸馏水”来比喻约翰家的保姆给露西端来的那杯“染黑的水”时，可能同样是在化用柯勒律治的诗句：在第16章《过去的好时光》中，病中的露西虚弱不堪，在维莱特大街上昏迷过去，被一位天主教神父送到布莱顿夫人家，她家的保姆照看她：“我看见她在一个小架子前忙了一小会儿，往杯子里倒了点水，又数着从一只小药瓶里滴出几滴药液，然后拿着杯子，走到我面前。她递给我的这杯染黑的水(dark-tinged draught)是什么东西？难道是魔鬼的丹药(Genni-Elixir)或巫师的蒸馏水(Magi-distillation)？我还没来得及问明白，就被催着很快喝下去了。”(Villette：196)柯勒律治1798年发表长诗《古舟子咏》，其中以“女巫的膏油”(witch's oils)来描绘海水：“海水，正像女巫的膏油/沸腾着，现出绿色、蓝色和白色。”(62)“女巫的膏油”来自“女巫的厨房”。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六章中，当浮士德在靡菲斯特劝诱下走进女巫的厨房并喝下女巫熬煮的“一大杯著名的汤药”(63)后，产生了幻觉，任何姿色平常的女人在他眼中都变成了古代特洛伊城的美貌绝伦的女子海伦。实际上，夏洛蒂早逝的母亲就留下了不少做姑娘时购买的浪漫主义时代的流行书，盖斯凯尔夫人探望勃朗特一家时，曾翻阅过这些书，说里面“尽是些奇迹、幽灵、超自然预感、不详之梦以及癫狂”(Life：127)。 露西在上面两个场景中喝下的“黑色”的水都暗指没有加红色糖浆的鸦片剂(诸如拜伦喜用的“Black Drop”即“黑滴剂”一类)，但正如其他类似场景中的情形，她很快就以服用之后产生的美轮美奂的幻觉消除了这种“黑色”的水带给她的最初恐惧：“一丝平静的思绪之波温柔地淌入我的脑海，给它带来抚慰，它轻柔地起伏，比凝脂还要润滑。病弱的痛苦随即离开我的肢体，我的肌肉睡着了，我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Villette：196-197)，然后“我‘睡着了’”，但不能算真睡着了，因为她的想象力开始变得活跃，随后的一两页就是她半睡半醒时的幻觉，诸如绚丽的色彩和光线、飘忽的声音、若隐若现的物体等等，此外还有“这些家具看上去不可能是真的、坚固的圈椅、镜子、盥洗架——它们一定是这些家具的幽灵”(Villette：197)之类。 问题是，夏洛蒂明知鸦片是“毒药”，自己碰都不碰，却让被迫服用它的梅森先生立刻从病床上站起来，证明它是一种灵丹妙药，继而又让被迫喝了它的露西不断出现美轮美奂的幻觉，证明它是一种可以提升感知力和想象力的“魔药”、“神药”，即以鸦片的“药效”来否认它是一种“毒药”。假如说德·昆西在《一个英国瘾君子的自白》中先神化鸦片，然后再谈到鸦片的致命危害，那么，在夏洛蒂这里就出现了一种反转：她先让鸦片以“毒药”的名称出现，引起不经意间或被迫服用了鸦片的露西的恐惧，然后通过描绘露西在服用鸦片后出现的身体和精神的反应，消解露西对鸦片的恐惧，以致露西后来似乎迷上了这种致幻剂。在谈到她与自己暗恋的伊曼纽尔分别之际她期望“从伊曼纽尔嘴里听到哪怕一句亲切的话，或者从他眼睛里看到哪怕一个温情的眼神”，可以作为她“孤独的困境中的慰藉”时，她立即借用了“elixir”——原指巫师炼制的丹药，后来一些鸦片制剂也被冠以“elixir”之名(64)——来隐喻“一句亲切的话”、“一个温柔的眼神”：“我要品尝那丹药(elixir)，即便是自尊也不会让我倒掉杯中的它。”(Villette：576)此时，她就变成了她当初用以讥讽贝克夫人的“耽于感官快乐的人”。在1849年6月写给W.S.威廉斯的信中，夏洛蒂也将友情隐喻为鸦片：“与恬静而欢愉的友伴——诸如纽西——的交往，是舒缓痛苦的鸦片剂(opiate)。”(Brontёs，Ⅱ：54)以下是还未相爱之时的露西与伊曼纽尔的一段对话，如果不知其中“带甜味的毒药”指什么，就会对它感到莫名其妙： “您看起来，”他说，“像是一个宁可把带甜味的毒药一饮而尽也不愿碰一下苦口良药的人。” “实际上，我从来就不喜欢苦药，也不相信它对人有什么益处。而任何带甜味的东西，不论毒药，还是食物，你起码不否认它有可口的滋味——是甜的。也许，在快乐中很快地死去要比无趣地熬过漫长的一生强得多。” “但是，”他说，“如果我有权来为你调制药剂，我会让您每天按量服下那种苦口的良药；至于那令人爱不释手的毒药，我或许会把盛它的杯子摔个粉碎。”(Villette：275) 就“鸦片有害论”而言，夏洛蒂证明自己是18世纪下半叶英国实验医学、临床观察医学的结论的认可者以及她同时代反鸦片同盟的盟友，且有她的弟弟勃兰威尔的悲惨遭遇作为铁证，但在“鸦片无害论”上，她又证明自己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前30年英国浪漫主义美学的嫡传——正是因为英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兴起，使得对鸦片的解释权由专业医生旁落到一帮文人和“江湖医生”之手，从而扭转了18世纪下半叶以来英国实验医学和临床观察医学将鸦片视作一种“毒药”的普遍观点，使鸦片从医学领域移入美学领域，并被“去道德化”，从而卸去了鸦片生产者、销售者和服用者的道德压力，造成浪漫主义文学时代英国社会普遍吸食鸦片的危机状况。直到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之后，实验医学的观点和反鸦片同盟的大张旗鼓的舆论攻势才使得吸食鸦片这一行为在英国社会承受着越来越大的道德压力。年轻健康的维多利亚女王为重振在乔治三世和乔治四世治下衰颓的英国国势，斥责“颓废”的“不负责任”的生活方式，大力提倡“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并刻意以自己的家庭作为示范。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驾崩之后，英国资深的性格分析家、议员托马斯·鲍威尔·奥康诺就维多利亚女王时期以“责任”(对家庭、社会、国家的责任)为其核心的道德观念写道：“一种诚挚的家庭生活理想——女王自己就一直是这种理想的执着的辉煌的范例——就是一种高贵的、健康的、对全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理想，围绕它，向上的力量与颓废的力量展开了激烈的较量。”(65) 但“维多利亚人”之所以被一些评论家评价为“道德伪善”(66)，正在于其道德标准的双重性：他们已充分认识到鸦片的危害，在英国国内对鸦片展开了道德讨伐，并最终于1857年将鸦片列入《毒品管理法》严加禁止，但《毒品管理法》只是英国国内法，它无意向国际法延伸，或尊重中国政府早已而且屡次颁布的对等法律，甚至在1857年当年第二次派遣远征军迫使中国进一步对英国鸦片“开放市场”。1858年英国与中国签订的《天津条约》补充条款第二款出现了“Foreign Medicines”(洋药)这个内容模糊的词，就像夏洛蒂在《维莱特》中用诸多词汇(“medicine”、“drug”等等)替代“鸦片”一样，条约中所谓“Foreign Medicines”也是鸦片的“婉称”，而由英国传教士负责翻译的条约中文版相应地将其译为“外国自用药料”(67)，仿佛名称一换，鸦片就从一种“毒品”变成了一种“普通药物”了。尽管夏洛蒂一再表示对当代题材不感兴趣，说“没有能力写作处理当代主题的小说……因为要适当处理这些重大主题，就必须对这些题材进行长久的现实的研究”(Brontёs，Ⅱ：283)，但她通过在小说中把鸦片美化为“万灵药”和“魔药”，以文学方式为作为英国“当代重大主题”并遭到一些道德人士严词谴责的对华鸦片贸易卸去了道德负担，仿佛那不是在向中国输送致命的“毒药”，而是输送“良药”和“梦幻”。 苏珊·迈耶在谈到《简·爱》中的英国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时说：“勃朗特提出的那种替代性选择直接来自英国中产阶级家庭意识形态：在英国保持房子的干净。这部小说在结尾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将污染看作外来的。”(68)1842年夏洛蒂从布鲁塞尔给纽西写信，先是谈到天主教国家比利时的“民族性格”，然后谈到英国当时不少新教徒皈依天主教——时值约翰·亨利·纽曼博士领导的天主教色彩甚浓的“牛津运动”轰轰烈烈展开之际，包括纽曼博士在内的许多英国人改宗天主教，纽曼博士最后还被罗马教廷任命为红衣主教，并受命在爱尔兰都柏林创办了一所天主教大学——她向纽西保证自己和妹妹艾米莉虽身陷布鲁塞尔的天主教徒中间，但她们意志坚定： 如果比利时的民族性格可通过这所学校的多数姑娘的性格进行测量，那么，这是一种罕见的冷漠、自私、充满肉欲、卑下的性格。她们桀骜不驯，教师们对她们无可奈何；她们的处世原则腐败到了根子里。我和艾米莉总避开她们，这并不难做到，因为我们身上贴着新教徒和英国特征的标签。国内的人谈到移居到天主教国家的新教徒面临的危险，说会改变信仰。我对所有蠢到试图改宗天主教的新教徒提出的建议是，跨过英吉利海峡到欧洲大陆这边来看看吧，在一段时间里连续参加弥撒，好好留意一下那里的仪式，留意一下那些教士的愚蠢、贪婪的一面，然后，如果他们依然还认为天主教不是一种最虚弱、幼稚的宗教，那就让他们赶紧做天主教徒好了——没什么好说。我认为循道公会、贵格会、高教会和低教会都很愚蠢，但罗马天主教则愚蠢到使之相形见绌。(Brontёs，Ⅱ：239-240) 夏洛蒂似乎忘记了自己的爱尔兰裔身份，让她笔下半自传式的女主人公简·爱和露西·斯诺以“纯粹的英国女人”的身份出现，并让简·爱“征服”了性格和长相颇似“东方君主”或爱尔兰人的罗切斯特，又让露西·斯诺“征服”了既是外国人又是天主教徒的伊曼纽尔。萨拉·洛奇谈到《简·爱》创作和出版的历史语境时说： 爱尔兰是英国的一个充满反叛精神的殖民地，在夏洛蒂生活的时代，爱尔兰经由1800年的《联合法案》而与英国合并，但这份法案的政治妥协条款让许多爱尔兰人感到不满。在《简·爱》创作和出版的时期，英爱关系尤为紧张：爱尔兰土豆饥荒(1845-1849)至少造成一百万爱尔兰人死亡，并迫使一百万爱尔兰人背井离乡，移民他国；英格兰姗姗来迟的赈灾努力在1847年却又告停，并对爱尔兰恢复了征税，这在爱尔兰引发了广泛的骚乱。(69) 即便到了1851年，也就是写作《维莱特》之前，夏洛蒂虽然承认“罗马天主教徒中也不乏好人”，但仍坚持认为“天主教这种体系本身却难以让人同情”(Brontёs，Ⅱ：227)。她“身上贴着新教徒和英国特征的标签”强化了她的偏见——宗教的、种族的、阶层的偏见——其程度之深，往往不会因为出现对这种偏见构成颠覆效果的反例而改变，而只是将这些反例当成“例外”。迈耶指出夏洛蒂在“英国性”与“帝国性”之间进退失据，说： 勃朗特对帝国的焦虑在《简·爱》的结尾随处可见，而这部小说最终也未能稳妥扎根于其修辞策略及其英国中心主义的反帝国政治：它反感与殖民地的接触，将其描述为对英国人的污染和英国人的自我毁灭，同时它提倡英国中产阶级摆脱性别和阶级不平等的家居性。因而，就对男性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反抗与对帝国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反抗之间的关联——以及使这种关联分离——而言，《简·爱》成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文学案例。(70) 一度在中美洲从事贸易并娶了“西班牙城”牙买加的伯塔·梅森为妻然后又在欧洲大陆上与各种各样的外国女人鬼混的罗切斯特最后以回归英格兰乡间和简·爱这个英格兰女人的怀抱作为自己的结局，似乎证明了迈耶关于夏洛蒂在《简·爱》中未能贯彻其“英国中心主义的反帝国政治”目标这一结论，但这至少也表明迈耶认为夏洛蒂是一个“反帝国主义者”。夏洛蒂的“英国中心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盎格鲁中心主义”)被她自己明确表达出来，这没什么疑问，但她对“英国性”的这种声张，并不等同于她对帝国主义的反感。就像德·昆西一样，夏洛蒂感到焦虑的是帝国的文化多元主义，担心“帝国性”或“外部”文化的入侵带来“英国性”(“我们身上贴着新教徒和英国特征的标签”)的模糊，因此她的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向外进行文化扩张的殖民主义，将“英国性”一直带向帝国遥远的边缘，使之英国化，而不是相反，像1851年伦敦博览会那样，将帝国边缘的“异国情调”带到帝国的中心，使它“东方化”。每当她谈到伦敦时，“巴比伦城”的意象就从她的意识中自动弹出(Brontёs，Ⅱ：96；Villette：49)，这不仅是指“奢华之城”、“腐化之城”，更指“异教之城”(《牛津英语大词典》对“巴比伦城”的释义是“巨城，曾是嘉勒底帝国的都城，也指《圣经·启示录》中神秘的巴比伦城；在现代，它颇生争议地指罗马或教皇的权力，也喻指任何巨大而奢侈的城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夏洛蒂为何成为了一个激烈的反天主教者，这不仅是因为英国殖民地爱尔兰以天主教的复兴来反叛英国的殖民统治，还因为具有罗马天主教色彩的1840年代的“牛津运动”——按马修·阿诺德后来的赞词——“震撼了牛津并一直波及其中心”(71)；而1851年伦敦博览会则更进一步，直接在帝国的中心伦敦建构了“一个东方魔怪创造的巴扎或者市场”作为英国人的新的“朝圣之地”。 对“外来”的东西——人种、宗教、文化、生活方式等——的入侵，夏洛蒂感到一种深深的焦虑。将一切“坏的”、“堕落的”、“病态的”东西视为“外来”的，是英国建构自己的“好的”、“正义的”、“健康的”民族形象的修辞策略。1840到1842年的鸦片战争因其道德问题在英国议会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但英国的爱国主义修辞策略很快就将许多英国人服用鸦片而且英国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的事实，先是表述为“中国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比其他民族都更嗜好鸦片”(72)，继而将鸦片问题看作一个纯粹的“中国问题”，不是英国的鸦片在污染中国人，而是中国的鸦片馆在污染英国人。英国报刊上登出的从鸦片战争返回英国的士兵的回忆录形形色色地谈到中国的鸦片馆，而英国的社会问题观察家则深入伦敦下等阶层集聚的东区，在那里发现了中国人开的鸦片馆：“正如英国工人阶级的鸦片问题渐渐变成一种社会问题，鸦片吸食者的东方身份使英国人面临污染的威胁。尤其是1870年代之后，这种威胁被表达为一种来自伦敦东区(工人阶级以及东方人)的中国鸦片馆的传染病和种族污染入侵的想象。”(73) 作为一个热情的爱国主义者，夏洛蒂自然为英国辩护，她回避英国人发明和大量使用鸦片制剂并以“国家犯罪”的方式向遥远的中国大肆贩运鸦片的事实，一谈到鸦片，则罗切斯特藏在“梳妆台中间的那个抽屉”的“cordial”是来自天主教之国意大利的罗马的一个江湖医生，而给露西服用鸦片剂的天主教之城“维莱特城”的贝克夫人也是“说法语”的“外国人”；这种“污染”还体现于与外国人的婚姻：以性关系“污染”罗切斯特的“疯女人”——“三代有疯病”而且像笛福笔下的食人族一样嗜血(用牙齿咬开梅森的肌肤，吸他的血)的伯塔·梅森，罗切斯特的原配——来自中美洲的“西班牙城”牙买加，那里信奉的自然是天主教；将自己绝望地放逐到欧洲大陆的罗切斯特相继有过几个情妇(一个巴黎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德国人)，她们要么贪婪、淫荡，要么抑郁无趣，绝不是罗切斯特的佳配；“东方”还意味着“疾病”，体弱的简·爱一想到去炎热的印度，就担心自己会死在那里，而健壮的圣约翰牧师后来果然死在了印度，等等。佛朗哥·莫雷蒂认为19世纪英国小说通过“将一个敌意的他者作为集体认同的来源”(74)来实现英国人自身的民族认同。谈到19世纪英国小说中的“负面形象”的地理来源以及“祸难叙事”的地点与法国大革命之后流行于英国的反法情绪的关系，莫雷蒂画了一张地理分布图，发现它们主要集中于法国以及其他说法语的国家，这自然也包括夏洛蒂曾经留学的比利时：“显然，英国成长小说中所有的‘错乱’性爱的选择，一定会涉及一个法国女人，要么就是一个在法国受过教育的女人，而抵制巴黎的诱惑成了英国男子成人之路的一个重大仪式。”(Atlas：30)在《维莱特》中，“说法语”的半老徐娘外国人贝克夫人先是对年轻的英国人约翰医生、继而对年轻的伊曼纽尔的那种情欲，在英国人夏洛蒂或者露西看来，就是一种错乱的性爱。 在《维莱特》的《幻境》一章，夏洛蒂并不是随意地在贝克夫人肩上添了一条“印度披巾”，就像她在《简·爱》中让那个“有罗马人面部特征”的英格拉姆小姐也披着一条“印度披巾”一样，她是以她们的“异国情调”来剥夺或否定她们的“英国性”。伊莱恩·弗里德古德说： 印度披巾经由垄断海运的东印度公司从印度运到英国，或由殖民官员从亚洲次大陆带回来，作为礼物送给母亲、妻子、姐妹或者女儿。印度披巾如此昂贵，以致列入了遗产继承目录……按苏珊娜·达理的说法，印度披巾对19世纪的英国来说，既是“异国情调的”，同时又是“地道英国性的标志”，因而，在夏洛蒂·勃朗特的《维莱特》中，一个醉酒的爱尔兰洗衣妇凭着她的印度披巾就在比利时的一个体面人家找到了一份家庭教师的职业，因为它像英国标签一样证明她是一个体面的英国女人。(75) 露西猜测那个爱尔兰洗衣妇的印度披巾是用不正当手段弄来的，但这条印度披巾给贝克夫人带来了微妙的心理影响，她艳羡地说：“那可真是货真价实的开司米披巾！”(Villette：79)恨不得将其据为己有，于是，在露西服用鸦片之后的幻觉里，这条印度披巾转移到了贝克夫人的肩上。但弗里德古德没有区分作为“国家”的英国和作为“帝国”的英国，也就没有区分“英国性”与“帝国性”：印度披巾不是英国的标志，而是英帝国的标志，就像维多利亚女王不仅是英国女王，还是“印度女皇”，而夏洛蒂或其笔下的简·爱及露西的“bonnet”(有带子的圆女帽)才是“英国的”：简·爱就带着这种帽子，并为之感到骄傲；她的作者夏洛蒂也戴着这种“bonnet”，并在伦敦博览会期间以这幅朴素的或传统的英国女人形象出现在充满“异国情调”的“巴比伦城”以及“水晶宫”。露西在维莱特的“庆典”之夜走上街道前，换上了一顶女式“草帽”，她戴着这种英国风格的女帽，像隐形人一样走进了维莱特城的“巨宫”和“公园”。 另一方面，这些遥远的作为“污染源区”的异教之地又是英国人的财产的重要来源，夏洛蒂笔下的人物突然获得的“不虞之财”往往来自这些地区，例如落魄的简·爱突然获得的两万英镑遗产来自生活在非洲西海岸的马德拉岛的叔叔约翰·爱，露西·斯诺最终获得的“女子走读学校”来自既是天主教徒又是“外国人”的伊曼纽尔的馈赠。另外，作为帝国时代消费主义的浪漫主义，“异国情调”的消费品甚至已进入偏远山区的普通英国家庭的家居生活：一直以管家身份生活在勃朗特家的夏洛蒂的老处女姨妈1842年底去世前，以遗嘱形式分配她的财产：“我的那个印度针线盒，留给我的外甥女夏洛蒂·勃朗特；我的那个带瓷顶的针线盒，连同我的象牙扇，留给我的外甥女艾米莉·勃朗特；我的日本衣柜，留给我的外甥勃兰威尔·勃朗特……”(76)这个遗产目录倒像是一个微型的“世界博览会”。夏洛蒂在小说中经常在她鄙视的女人(如《简·爱》中的英格拉姆小姐、《维莱特》中的贝克夫人)肩上添上一条“印度披巾”，以剥夺其“英国性”，但当夏洛蒂为自己准备婚礼服装时，却为自己买了一条“开司米披巾”(77)——这正是上好的“印度披巾”。夏洛蒂死后的遗物清单中还包括“印度墨汁”(实为中国墨汁)这类东西。在《维莱特》中，露西一度常常在纸上描摹一些精致的图案，“乐此不疲，我甚至可以描摹出奇妙而精致的网线铜版镂刻的中国盘子”(Villette：477)，但她后来不再看重这种过于浮表而精致的风格，这就像夏洛蒂1850年在写给W.S.威廉斯的信中对简·奥斯汀的精细笔法的批评：“她在描写体面的英国人的生活表面上细致入微，从中可以见出一种中国工笔画的精致。”(Brontёs，Ⅱ：127)在她看来，过度的精致意味着热情的匮乏。在浪漫主义的热情之火渐渐熄灭而消费主义开始成为时尚的维多利亚时代，夏洛蒂重申浪漫主义的“热情”或者“激情”，赋予它美学和道德的意义。 夏洛蒂把伦敦看作“一篇冗长乏味的政治经济学论文”(Brontёs，Ⅱ：150)，而她神往的是北部湖区、司各特的苏格兰以及她自己的家乡哈沃斯村，即浪漫主义幽灵徘徊之地。但这些浪漫主义幽灵徘徊之地与“冗长乏味的政治经济学论文”似的伦敦并不像夏洛蒂所声称的那样格格不入，实际上，浪漫主义的“东方想象”为伦敦的“冗长乏味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注入了灵感和热情，使它从一个“小店主”的城市变成了19世纪的帝国大都市，它的充满工商业浪漫主义的新奇和神秘甚至让作为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的嫡传的夏洛蒂为之感到迷惑。她笔下的露西从潜意识层面泄露了夏洛蒂对于这一经历的肯定：在鸦片给露西带来的幻觉中，这一切被陈列在“巨宫”和“公园”里的瑰丽的“异国情调”如此富有魅力，以致她后来承认“从这个庆典之夜获得的自由和活力”(Villette：574)改变了她：她在维莱特这个异教的外国城市不再感到一种孤寂、脆弱和危险，甚至拥有了自己的教育机构“女子走读学校”，可以向维莱特的小姑娘们推行英国文化了，而资助她这项事业的情人伊曼纽尔则远渡重洋去了中美洲殖民地，去管理一家企业。 对有些批评家认为“夏洛蒂之所以选择印度作为约翰·里弗斯的目的地，是为了以‘东方’殖民地印度来平衡一下为伯塔·梅森和叔叔约翰·爱带来了财富的‘西方’殖民地”，玛丽安·索玛伦表示异议，认为“夏洛蒂如此选择，理由并不那么复杂”，因为“19世纪英国福音派传教士热衷于去印度传教，当然还有其他相关的理由：通常被认为是圣约翰原型的亨利·马廷就是去印度传教的传教士，而马廷与勃朗特一家关系密切”(78)。但夏洛蒂在《维莱特》中重新打破这一“东西”平衡，让伊曼纽尔“向西”——“去中美洲”。不过，圣约翰牧师是英国人，伊曼纽尔则是“说法语”的“外国人”(夏洛蒂模糊了布鲁塞尔，让读者联想到维莱特可能是一座法国城市)。自美国革命以来，英国和法国在全球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为对付与法国争夺美洲的英国，法国支持了美国革命，使英国失去了美洲殖民地，而法国大革命造成法国在东方的势力的衰落，英国于是趁机向东方扩张。当法国人纷纷向西“去中美洲”时，英国人则纷纷向东“去印度”。因此，不如说夏洛蒂描绘的是欧洲两个强国向海外征服的两条主要线路。夏洛蒂的朋友圈里就有好几个去了“东方”：她的闺蜜玛丽·泰勒去了新西兰，而她一度心仪的詹姆斯·泰勒则去了印度。 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来说，“去印度”几乎就意味着“去中国”，直接或间接加入到对华鸦片贸易这一庞大的帝国工程中。“去印度”只是“去中国”的中转，因为此时印度以及附属东印度公司的海峡殖民地已是英国向“远东”扩张的前进基地。1840年到1842年的对华鸦片战争以英国人的胜利暂时告终，在英国人眼前展开了一个亟待征服的无限辽阔的东方市场，足以拯救英印政府的财政危机，也从而拯救英国在印度的岌岌可危的统治。当英国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学话语以及报刊插图以不断重复和累加的方式将鸦片与“东方”意象牢牢铆合在一起之后，鸦片在英国就不再仅仅是一种致幻剂，更是一套有关“东方”的想象。在1850年6月21日从伦敦写给纽西的信中，夏洛蒂谈到她与她的出版人乔治·史密斯之间的亲密关系，说“哪怕跟他去中国，我也无所畏惧”(Brontёs，Ⅱ：145-146)。“去中国”成了检验男子气概的光荣冒险。因此，在英国瘾君子的意识流般的幻觉中屡屡自动呈现“东方”的影子，就不足为怪了，因为鸦片与“东方”的意象重叠早已在英国瘾君子的无意识深处指定了幻觉的方向，而这种“鸦片美学”的背后隐藏着英国巨大的商业利益和帝国的扩张野心。莫雷蒂将19世纪英国经济史和19世纪英国小说中的殖民地分布作了一个区分，说尽管“我相信那些经济史专家的观点，即英国殖民地在英国经济中的确起了重要作用，但不是不可或缺的作用”(Atlas：24)，但当他在世界地图上将19世纪英国小说中一些关键人物的财产来源标出后，却发现英国海外殖民地像一条隐蔽的却连续不断的线索贯穿于这些看起来完全是英国场景的小说中，是诸多书中人物的财产来源。没有比这些流行小说中的“去东方发家致富”的故事更能产生社会动员的效果了：“这不是经济史能够解释的，只有意识形态能够解释：这种意识形态以文学的方式投射出一种远离英国的令人不舒服的现实。”(Atlas：29) 夏洛蒂心仪的詹姆斯·泰勒也去了印度。他本是夏洛蒂的出版商乔治·史密斯手下的审稿人，但史密斯却在1851年4月将他派往印度，管理乔治·史密斯在孟买的家族企业“史密斯-詹姆斯出版公司”。泰勒在与夏洛蒂见过最后一面后，就去了孟买，在孟买工作。当1851年秋夏洛蒂正构思《维莱特》时，他从孟买给夏洛蒂写了两封长信，夏洛蒂在11月15日给这两封长信回信，说它们对印度的描绘令她“兴趣盎然”： 看到孟买社会在智性吸引力上如此匮乏，真令人感到大大的遗憾。但也许，你们一直让你们的职业占据你们的思想，以免痛苦地面对这样的环境。或许有时你会饥渴地回想起伦敦和苏格兰，回想起留在那里的朋友，但我想你在孟买的生意也自有其兴味。这个新的国家，连同它的新场景，一定令人感到有趣。由于你并不缺少闲暇时的读物，你或许很快就会与你的变化相妥协，极像人们心中的放逐者。我担心那里的气候——根据你的描绘——对一个欧洲体质的人来说，那是够考验人的。在你头一封信中，你说10月是危险月份，现在10月结束了。至于你是否平安度过了这个危险月份，对你在英格兰的朋友来说，尚需几个星期才能得知——他们暂时只能为你祈福。(Brontёs，Ⅱ：288-289)。 夏洛蒂一度对泰勒一往情深，克莱门特·肖特甚至说：“如果詹姆斯·泰勒能即刻从孟买回来，他大有可能成为这个时代一个最杰出的女作家的丈夫。”(Brontёs，Ⅱ：253)泰勒成了《维莱特》中的伊曼纽尔的原型之一，尽管夏洛蒂没有让伊曼纽尔像《简·爱》中的圣约翰牧师一样“去印度”，而是让他去了中美洲的瓜德罗普岛。泰勒1856年回到伦敦，但1863年又去了孟买，在那里从事过多种职业：编过报纸和评论，担任过以鸦片贸易为主业的孟买商会的秘书，做过皇家亚洲学会分会的秘书等等。(79)他在孟买商会担任秘书期间，与鸦片贸易发生了直接关系。刊登于1869年《鸦片问题论丛》上的他的一封信综合了一些鸦片公司对华经营的情况，并说他“荣幸地就波斯鸦片在中国的供应以及售价提供了一些有趣的信息”(80)，以扩大波斯鸦片在中国的销量。在《维莱特》付梓前，乔治·史密斯在给夏洛蒂的信中对第三卷屡次表示不满，原因就在于其中贝克夫人为拆散露西与伊曼纽尔而将伊曼纽尔派到中美洲去管理一家公司，似乎是在暗示乔治·史密斯为拆散夏洛蒂与泰勒而派泰勒去孟买管理一家公司。 在1852年3月12日写给伍勒小姐的信中，夏洛蒂又谈到了在孟买的泰勒，说“他比预想的可能要混得好，异国的场景和面孔或许证明是一种有益的刺激；以我至今的观察，凡是缺乏自信、具有自我怀疑性格的人，在陌生人中间总能比在半熟的人中间感到自如”(Brontёs，Ⅱ：258-259)。在英国时的泰勒的确缺乏男子气，但一个在英国缺乏自信、具有自我怀疑性格的英国人，一旦置身于东方和东方面孔中间，就变得自信和自我肯定了——“东方”成了英国人体验、获得和强化自己的男子气概的理想场所，并因此很快发迹。 “家居理想”向来被认为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核心价值之一。对英国状况一直十分关注的爱默生甚至将“家居性”视为维多利亚时代大英帝国的“根本”(81)，而在使“家居理想”成为时代崇拜的建构过程中，维多利亚女王本人起了重大作用：在1851年5月1日伦敦博览会开幕式上，虽贵为世界最有权势的女王，她却像小女人一样把手搭在丈夫阿伯特手上，身体略略依着他，穿过夹道欢迎的人群。这副家庭形象给臣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家居性”与这个正在重新向外拓展的帝国所要求的地理“流动性”恰好形成冲突，而解决这一冲突的方式是提倡一种“流动中的家居性”(姑且生造这么一个词)，即一方面保持在外的英国人与英国国内的各种联系(英国人每在“东方”建立一个殖民地，必定随即在当地办报出书，成立皇家学会的分会，而电报这种新技术使得英国与其遥远的殖民地或“条约港”之间的联系“共时化”了)，另一方面，出外的英国人总习惯带着家庭前往，并生活在当地英国人圈子里，免得在遥远的“东方”的单身英国男女受到“野蛮人”的诱惑。当《简·爱》中的圣约翰牧师决定去印度传教时，他要求简·爱以他的“妻子”的身份随往。由于简·爱拒绝以妻子的身份随行，圣约翰只得独自去了印度，最后以单身汉的身份死在了印度。 马丁·休伊特将维多利亚早期的这种“流动性”归结为经济状况：“这些年月的经济艰难在爱尔兰爆发灾难性的大饥荒时达到顶峰，并由此产生英国19世纪第一波移民潮，把英国变成了一个‘移出国家’，一直持续到这个世纪的末期。”(82)不过，休伊特所描绘的这种“流动性”具有被迫性，不能解释那些家庭经济状况尚好的成千上万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中产阶级男女何以也渴望去海外，并且不像那些成群结队去美国的贫穷爱尔兰移民那样是为了“成为美国人”，而是作为大英帝国的传教士、殖民者、探险家、商人，前往大英帝国已然征服或试图征服的那些遥远的“东方”国家，哪怕死在那里也在所不惜。 这种“东方想象”在不那么“浪漫主义”或者说工业化的维多利亚时期成了一种艺术时髦，以致这个时期作为“国家庆典”的伦敦博览会展馆“水晶宫”的设计和装饰理念也采用了它，并以其辉煌的展示进一步刺激英国人对“东方”的兴趣。帝国扩张时代的英国需要成千上万的传教士、殖民者、商人、军人、官员从“家居性”中摆脱出来，去遥远的“东方”为增加英帝国的财富和荣耀而“工作”。夏洛蒂的妹妹艾米莉的小说《呼啸山庄》中的小希斯克利夫的黝黑肤色让小洛克伍德浮想联翩，认为他“适合当一个乔装的王子，谁知道你的爸爸不是中国皇帝，你的妈妈不是印度女王，他们任何一个只需花一个礼拜的收入，就可以把呼啸山庄连同画眉山庄一起买下？你被邪恶的水手绑架，弄到了英国”(83)。《维莱特》开篇不久，当小露西还寄住在布莱顿夫人家时，她发现小波丽正在看小格莱翰(后来的约翰医生)爱不释手的一本儿童图画册。见小露西走过来，小波丽就说： 这本图画书可精彩呢……里面全都是有关外国的，那些非常、非常遥远的国家，要在海上航行几千英里，才能到达。斯诺小姐，野人生活在那些国家，他们穿的衣服和我们不一样：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一丝不挂，因为要图凉快，他们那里的天气真是够热的。你瞧，这张画上，在一片荒凉的沙地上，成千上万的人聚拢在一个穿着黑衣服的人四周——那是一个好心的英国人，一个传教士，正在一棵棕榈树下向他们传道……还有一些画，比它“更更奇妙”。这是中国的万里长城，美极了；这是一个中国淑女，有一双比我的还要小的脚；这是鞑靼人的马；最奇妙的是这一幅，是一片冰雪世界，那里看不到绿色的大地、树木或者花园。在这里发现了猛犸象的骨头，猛犸象现在已灭绝了。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但格莱翰告诉过我，我可以讲给你听。它是一个巨大的像妖怪一样的动物，像房子这么高，像厅这么长，但格莱翰相信它不是一种凶悍的食肉动物。他说，如果在森林里碰到它，它不会杀死我，除非我正好出现在它的脚前面，它会把我踩死在灌木丛里，就像我们走过草田时不小心踩到了蚂蚱。(Villette：30-31) 对小波丽有关“外国”的这番描绘，小露西的反应是：“波丽，你想去旅行吗？”夏洛蒂小时候就喜欢阅读《一千零一夜》以及博物学家比威克的《禽鸟志》(在《简·爱》第一章，小简·爱躲在窗帘后面出神地读着的就是这本书)等书。这些供儿童阅读的有关“东方”或“海外”的图画书籍，是当时大量有关“东方”或“海外”的“知识”的通俗版，意在激发出英国人对遥远的海外的强烈兴趣和“走出去”的野心，是庞大的英国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对小露西的提问，小波丽回答道：“现在还不行，但或许20年后，当我长成一个女人时，和布莱顿夫人一般高，我就要和格莱翰一起去旅行。我们打算去瑞典，登布朗山，或许一起坐海船去南美……”(Villette：31)这一细节颇有意味，那个时期连英国儿童之间的谈话也反复出现这种对于海外的渴望。在1851年9月写给W.S.威廉斯先生的信中，夏洛蒂谈到英国人满为患而导致竞争的加剧和社会的贫困：“对这种过度竞争导致的困难，向海外移民也许是个好方法，在一个新国家的新生活一定会产生新希望；那些人口稀少的旷野应该为这种奋斗打开新道路，但我想要走到这一步，就必须要有不辞劳累、坚韧不拔的身体力量。”(Brontёs，Ⅱ：234-235)想象一个到处是金银财宝却被“野蛮人”占据的“东方”，这既能激发英国人的贪欲，又能激发他们的征服欲，并且，一旦从社会进化论和人种学的角度将“东方人”排斥在“文明世界”之外，就能为英国人的贪欲和征服欲事先提供道德合法性，似乎英国人不辞辛苦、跨洋过海地对遥远的东方所做的和将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将“野蛮”的东方和东方人带入“文明世界”。为此，一种综合了传教士、冒险家、跨国商人、远征军人、博物学家、地理学家等等角色的集刚毅、果敢、智慧而又不畏艰险的品质于一体的男子汉形象被建构起来，让英国人在从事对华鸦片贸易和进行殖民活动时没有任何犯罪感，而且对其中那些道德敏感性稍弱的人来说，简直还会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 “东方”曾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英国浪漫派文人笔下的时髦，以致不描写一下“东方”就似乎愧为浪漫主义者了。作为一个迟来的浪漫主义者，夏洛蒂自然也不会放过“东方”。奈杰尔·利斯克将浪漫派的“东方”情结视为“帝国的焦虑”的表露：“实际上，对跨种族通婚和文化沉沦的恐惧，贯穿于浪漫主义文学中，它往往表现为感染东方疾病之后的结果。”(84)但他同时指出：“将这种焦虑理解为文化主权的悬置或者错位，还没有穷尽浪漫派对东方的态度的有效范围，因为它同样产生决心，因而既推进又妨碍帝国的意志。”(85)不过，当帝国的意志在维多利亚时代被强力推进并为英国带来滚滚财源的时候，当去东方的传教士、探险家、殖民者、商人和军人带着他们的“东方行记”和在东方获得的金银财宝纷纷返回英国的时候，关于“东方”的浪漫主义文学叙事反倒不那么常见了——通常仅作为一条隐隐约约的次要线索贯穿于文本——取而代之而成为文学时髦的文学现实主义将目光从遥远的“东方”收回到近在咫尺的国内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帝国的收缩，而是国内的冲突——阶级和性别不平等、失业问题、财富分配不均、共同体认同等等——吸引了作家的大部分注意力，使得帝国问题在作家的视野中退为遥远的背景，而帝国则试图以不断向外扩张的方式来解决这些国内矛盾。夏洛蒂的小说恰好处在这么一个内外分界线上：她笔下的人物总是事实上或在想象中来来回回穿越着这条分界线。 就英国人对发生在遥远东方的英国对华鸦片贸易这件事的普遍冷漠态度，麦克劳德·怀利1858年评论道：“出现这种普遍的冷淡的真正原因，是没有人为他们提供这方面的足够的信息。他们看出了一些问题，但同时也看出印度的税收面临大问题。另外，最热衷于印度传教事业的朋友们反对废除英印政府对鸦片生产的垄断。”(86)然而，事实上，为英国人提供这方面详细信息的人不少，似乎每一个从东方回国的英国人都要就“东方”写上几笔，以显示自己是一个有着令人羡慕的海外经历的人。但也有不少严肃的著作家向英国国内揭示这些令英国国内同胞羡慕的海外经历给中国人带来的苦难，例如时任英国驻华外交官的R.蒙哥马利·马丁于1847年在伦敦出版两卷本《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给女王政府的报告》，详细谈到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如何对中国人的身心健康造成巨大损害、瓦解了中国社会的道德伦理以及给中国财政和国家安全带来全面危机。他在首卷给维多利亚女王的献词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女王陛下的子民正在中国从事一种可怕的犯罪，他们活跃地从事鸦片贸易，正在摧毁成千上万的生灵的生命，并使他们道德堕落”(87)。这当然不是女王政府及其大部分臣民乐于读到的。 英国的鸦片几乎全部来自土耳其，质量上乘，而输往中国的鸦片则来自印度，比土耳其鸦片毒性更大。一度相信鸦片对医治疾病有益的朱利安·杰弗里1840年代末去印度参观东印度公司的鸦片工厂，看到连片的鸦片生产车间堆满了鸦片球，他似乎看见了世界的药柜，兴奋地说：“这可以满足全球好几年的医用之需了。”但陪他参观的朋友(东印度公司的一个英国科学家)把他带进鸦片实验室，尴尬地说：“我看你太天真了，这些鸦片没有你说所的那些有益的医用价值，它们是用来败坏中国人的，而我的职责是尽量保持它们的味道吸引人。”(88) 针对英国人祭出的“英国不干，别的国家也会干”的说辞，马丁感叹道：“这些人的道德感要多么低下才能说出这些话，一个国家的责任感要多么冥顽不灵才会做出这样的辩解……但恰恰是那些宣称信仰基督的基督徒们——在一个至少名义上是基督教国家的国家里——而且是在19世纪中期，大言不惭地说自己这么做是正当的。”(89)马丁还指出，“自创世以来，所有恶行的记录都比不过英国在中国曾经和正在犯下的每时每刻的谋杀。他们并不是无意间犯下了这些摧毁人类的大罪”(China，2：259)，因为女王政府和国会议员们都深知鸦片之害，“与‘鸦片贸易’比起来，‘黑奴贸易’还算是仁慈的了。我们并不去损害非洲人的身体，因为让他们活着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并不戕害他们的天性，腐化他们的心灵，也不去摧残他们的灵魂。但鸦片商人在腐化、降低和消灭这些可怜的罪人的道德感后，还要摧毁他们的身体”(China，2：261)。马丁不仅指斥作为个人的英国鸦片商人，还直指给这些鸦片商人提供许可证和武力支持的英国政府，说这是一种“国家犯罪”(China，2：261)。 在1840到1842年英国议会围绕对华鸦片战争展开的激烈辩论中，年轻的下议院议员威廉·格莱斯顿尖锐批评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巴麦尊的对华战争政策，但巴麦尊获得了包括麦考利在内的众多名流的大力支持——麦考利这位在鸦片战争爆发之时出任英国陆军大臣的著名历史学家“为履行公职甚至推迟了《英国史》的写作”(90)，当他在议会发言中提到义律在广东工厂的阳台上展开一面英国国旗并以他极为擅长的富于煽动力的崇高文体赞美说“这个举动，复活了那些向他寻求保护的英国人的正在低落的希望，他们自信地望着这面在他们头顶飘扬的胜利的国旗，不由得想起他们属于一个还没有习惯被击败、被屈服、被侮辱的国家”(91)时，格莱斯顿立即意识到麦考利在转换话题，讥讽道：“在人类历史上，我还从未见过如此一场起因就不公正而且刻意要让国家蒙受永久道德羞耻的战争……高高飘扬的英国国旗被用来保护一桩邪恶贸易。”(92)其实，在1834到1838年间出任英印政府公共教育委员会主席(就职次年就推出了以培养印度上流社会子弟充当殖民政府职员的“东方教育计划”)并在这个职位上享受着每年一万英镑年薪而返回英国后继续享用东印度公司支付的每年一千五百英镑年金(93)的麦考利，他的个人利益与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紧密联系在一起。 但格莱斯顿无法阻止英国的对华鸦片贸易和对华鸦片战争，它们不仅获得了所有与“东方贸易”有着利益关系的个人或团体的支持，也获得了英国大多数普通国民的支持，而战争带给英国的巨大利益，向英国人证明了巴麦尊的政策的成功。他众望所归，成了英国的首相，急切地等待着下一次对华开战的借口。1857年“亚罗号事件”发生后，英国议会立即就对华再度开战事宜展开辩论。格莱斯顿联合一些议员在下议院对巴麦尊展开攻击，并且一时取得了成功。虽然巴麦尊派的势力暂时落败，巴麦尊却非常有信心地对他的对手们说：“是的，你们的确赢得了下议院的多数，但你们并没有赢得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多数。”(94)他的这份自信很快就获得了证实：“巴麦尊勋爵带着多数重返下议院，因为他与人民的希望息息相通。”(95) 夏洛蒂就属于巴麦尊所说的“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多数”。尽管自小就热衷于政治消息以及议会里的辩论的夏洛蒂回避公开谈论时政，但她以历史隐喻的方式将英国对中国的“远征”赞美为又一次“十字军东征”：1842年7月，也就是英国取得对华鸦片战争的胜利之际，时在布鲁塞尔学习法语的夏洛蒂写了一篇题为《隐修士皮埃尔小像》的法语仿作，歌颂11世纪欧洲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民众情绪煽动者和早期领袖人物隐修士皮埃尔，赞美他“以先知和军人的双重身份显身于十字军中”(Life：237)，“将欧洲人移民到亚洲”(Life：237)，并要求“整个欧洲和整个亚洲跟从他的信仰，信仰十字架”(Life：239)，“他看到了圣城耶路撒冷获得解救，看到了圣墓获得自由，看到了银色的新月从圣殿之上升起，方形王旗和红色十字军旗竖立在那里”(Life：240)，“战斗明天打响，但胜利今夜就已确定”(Life：240)。考虑到11世纪的皮埃尔的眼光只盯住耶路撒冷，不曾要求征服“整个亚洲”(那时的欧洲人尚不知“整个亚洲”为何物)，也无意“将欧洲人移民到亚洲”(夏洛蒂的法语老师埃热先生在这句话旁边批了一句：“此句不适合皮埃尔。”)，那么，夏洛蒂其实是通过赞美11世纪的十字军领袖皮埃尔来赞美正在“征服亚洲”并正在“将欧洲人移民到亚洲”的英国当代“基督教英雄”，他们既包括巴麦尊和威灵顿公爵，也包括作家德·昆西及其作为英国远征军军官的儿子霍拉斯·德·昆西。 巴麦尊是老勃朗特在剑桥读书时参加的那些以法国入侵为假想场景的军训的队友，老勃朗特对他一直极为钦佩，经常自豪地谈起他，而他的女儿夏洛蒂则更加崇拜威灵顿公爵，将他的画像挂在房间里，以致毕莱尔说“威灵顿公爵一直是夏洛蒂顶礼膜拜的神……她从来就没有收回她对这位伟大公爵的崇敬之情”(96)。1843年，夏洛蒂又写了一篇题为《拿破仑之死》的法语作文，将这位“老英雄”置于被他流放到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之上，并说“英国也许要花上一个世纪才能认识它的这位英雄的价值”(97)。成名后的夏洛蒂终于在1850年的伦敦之行中见到了她的偶像，在写给纽西的信中称他“果然是一个伟大的老人”(Brontёs，Ⅱ：143)。次年，威灵顿去世，夏洛蒂读到《泰晤士报》上连篇累牍刊登的公爵事迹，对公爵在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中的辉煌战功尤其赞不绝口，说它“给英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荣光”；她在给纽西的信中也谈到了公爵的死，说“如今整个国家似乎在用一种公正的眼光来看待这位伟大人物了”。(98) 与夏洛蒂一样，威灵顿对天主教向来持有强烈敌意。作为英国“老英雄”，他支持英国对中国开战，以扩大帝国的疆域和利益，在这一点上，他与巴麦尊和德·昆西一致。但与赤裸裸地“言利”的巴麦尊不同，威灵顿主张英国应该为开战找到更站得住脚的“道义”理由，而不是置英国于不利地位的对华鸦片走私——毕竟，他认为鸦片是毒药，且违反中国法律。因此，正如1840年5月17日有关议会辩论的一篇报道所说，“威灵顿公爵宣称这场战争不是鸦片战争，战争另有理由”(99)。他采取的是和麦考利一样的策略，避开中英冲突的核心问题，大谈中国地方官员冒犯了赴华做生意的大英子民及英国商务代表义律的尊严，说“他们被迫不得不诉诸战争”(100)，以激起英国人的民族受辱感来建构英国对华战争的正义性。在1839年5月的议会辩论中威灵顿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大国的代表像义律上校被中国广东地方官员那样对待。我已为我的国家荣幸服务了50年，作为英国人，我不能忍受看到英国政府的一个官员在他服务的岗位上被如此对待，被用如此的语言对付，这种语言在世界任何国家甚至都不会用在最卑微的罪犯身上。”(101)他寻找的是一个让英国看起来像受辱者、让中国看起来像施辱者的堂皇开战借口，就像夏洛蒂以“十字军东征”来隐喻英国在东方的战争行为。夏洛蒂在《简·爱》末尾这样描述只身去了印度并死在那里的圣约翰牧师，算是对那些在海外为英国利益服务的英国“基督教英雄”的礼赞： 圣约翰离开英国去了印度：他走上了自己选择的荆棘小道，并持之以恒地追寻它。光是岩石和险境还锻造不出像他那样有毅力、不知疲惫的先驱；他坚定、虔诚、投入，精力饱满，充满热情，真理在握；他为同胞而劳作，为他们的进步之路披荆斩棘，像巨人一样斫去缠绕在这条路上的教条和等级的偏见。他或许有些严厉，或许太过执着，或许野心勃勃，但他的严厉是保护自己的朝圣队伍免遭蝗王阿坡庸的袭扰的武士伟心的那种严厉，他的执着是听到基督说“若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便惟基督是从的使徒的那种执着，他的勃勃野心也是圣人的那种野心，只为了在那些从尘世获救的人中获得第一排的一个位子，纯洁无瑕地站在主的宝座前，分享基督最后的大胜；他是被召唤之人，被选之人，忠贞不贰。(Jane：554) 简·爱最终留在了英国，但她的一部分已随圣约翰牧师去了印度。夏洛蒂对传教士圣约翰的赞语也可用在其他“去印度”、“去中国”的英国“基督教英雄”身上。在《简·爱》创作的1846年，“去印度”、“去中国”是那些具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激情的英国人的冲动：对他们中一些人来说，“去印度”、“去中国”意味着为英国在遥远的东方扩张疆域并获得财富(对殖民官员、商人而言)；对另一些来说，是用基督教来教化“东方野蛮人”(对传教士而言)；对第三部分人来说，是对神秘而性感的“东方情调”的猎奇(包括博物学家、地理学家、地理测量家在内的探险家们)；而对第四部分人来说，则是用“煤炭和钢铁”时代的火器去教训那些胆敢冒犯英国威严和利益的拿着刀剑的东方蛮子(对英国远征军士兵而言)。但这四类人往往集于同一人之身，就像后来转籍英国的普鲁士人郭士腊(Karl Guzlaff)那样既是传教士，又是鸦片贩子、东方语言学家和翻译，还充当英军间谍，刺探中国东南沿海的水文情况。他从中国回到英国后，在各地演讲，大受欢迎。就像其他许多英国来华传教士一样，郭士腊受到鸦片贩子渣甸和马地臣的怡和洋行的直接资助，他们以“印制祈祷术和让他们卖药”来资助传教事业，而“一手分发着教义册子，一手出售着鸦片药”的郭士腊“对自己出售鸦片的行为似乎并无良心不安，因为鸦片是传教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02)。弗伦奇也谈到英国来华传教士与鸦片贩子之间的关系：“基于既追求统治世界又从中牟利的维多利亚理想，这两大团体似乎达成了长久而广泛的和解……他们均视英国文化、贸易与帝国主义为能够给世界带来利益的所谓英国先进文化，它为这些民族带来精神的新生和由贸易促动的发展……他们用魔鬼的钱来从事上帝的事业。”(103)他还引曾在印度殖民地任过职的莫里斯·科利斯所著《洋土》一书中的话说：“传教士的观念与渣甸式鸦片商人的观念并无深刻差别……贸易和圣经结成了同盟，而紧随其后的是帝国的旗帜。”(104) 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的弟弟约翰也去了印度，马特拉克说，“鸦片的高利润使得包括约翰·华兹华斯在内的所有英国人都垂涎三尺”(Deep：9)。积极鼓动对华鸦片贸易和对华开战的德·昆西将自己的孩子们分配到了英国各个殖民地和准殖民地：三个儿子中的两个加入了远征军，紧随着“帝国的旗帜”远渡重洋去了“东方”，其中长子霍拉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跟随英国远征军第26卡梅隆步枪团一直打到广州，最后升任陆军中尉，但1842年8月，当他的连队驻扎广东南部沿海的赤柱村(今香港赤柱)时，他感染热病，死在了那里；幼子保罗·弗雷德里克则以第70女王团的军官身份去了印度，参加镇压1857年印度“大骚乱”的军事行动，后移民新西兰；次子弗兰西斯是一位医生，虽未加入帝国军队，却也移民去了巴西。三个女儿中的两个也去了殖民地：长女玛格丽特1853年与新婚丈夫移民去了爱尔兰，次女弗洛伦斯1855年去了印度，成了殖民地英国军官、工程师贝尔德·史密斯的妻子。(105) 那些“去印度”、“去中国”的英国“基督教英雄”自然是知道自己是为利而去的，他们沿途掠夺每一个城市和村庄，掠来的一些珍贵物品后来作为“展品”出现在1851年伦敦博览会的“中国馆”里。但这种道德伪善造成了少数还有相当道德敏感性却被迫卷入战争的英国人的内心分裂。于1857年率英国远征军对华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额尔金公爵(Lord Elgin)在日记中自辩道：“人有时候会为自己身不由己卷入中国这摊烂事而感到遗憾。”(106)为减轻甚或消除自己的犯罪感，他们就将自己的牺牲品说成愚昧而邪恶的野蛮人，并让自己和他人相信那场“被人不适当地命名为‘鸦片战争”(Opium：9)的战争实是“文明”对“野蛮”的圣战，经过这番自辩，于是乎，自己在道德上就成了圣人。 但在自己的牺牲品面前自我赋予的这种道德制高点有时并不稳固。额尔金在写给妻子的私信中说：“我们这些人以残暴的武力和野蛮的力量闯入这片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神秘大地的深处，这一切，到底是为了谁呢？我多想找到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答案啊！不过，同时，把这个古老的文明毁灭掉，肯定也没什么好遗憾的。”(Letters：250)这最后突如其来的一句，显示出他为不再搅扰自己的良心而拒绝继续思考下去。战争结束后，额尔金在返回英国的军舰上长舒一口气，说终于可以离开“可恶的东方”了，他随即补充道：“我说‘可恶的东方’，与其说是东方本身多么可恶，倒不如说因为东方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是我们的暴力、欺诈和对公理的蔑视的记录。”(Letters：274)他途经印度时，读到胡塞尔有关1857年英国军队残酷镇压印度“大骚乱”的著作，想到自己所率的英国军队对中国人的所作所为，写道：“我能做点什么来阻止英国对另一个孱弱的东方民族施暴而招来的上帝的诅咒？或许我全部的努力只不过是扩大了英国人向世人展示他们的文明和他们的基督教何等空洞和浅薄的范围？”(Letters：325)这后一句话很快得到应验：还未抵达伦敦，他就收到伦敦发来的指令，让他与法国军队组成联军，去给中国一个更严厉的教训。说到底，无论他个人觉得如何不妥，觉得羞愧，都不会动摇他作为帝国的征服工具的职分，他把上面那些“勇敢的话”写进私人日记或给妻子的私信，把私人日记和额尔金太太当成秘密倾吐罪过的忏悔师，然后去严格执行伦敦的意图，以人格的分裂达到良心的安稳。 但夏洛蒂似乎从来没有为她的国家感到过一丝羞愧，正如她笔下的女主人公们通常只有一个独断的视角——那就是自己的主观视角。从1847年的《简·爱》到1853年的《维莱特》，她几乎全部的作品都创作于两次鸦片战争之间，但其中见不到对这些重大现实事件的哪怕最微小的暗示。夏洛蒂崇拜的作家德·昆西在这期间一直充当着对华战争的鼓动家的角色，写下了大量煽动文章。卡农·施密特写道：“在这些文章中，那些曾经在《一个英国瘾君子的自白》中被内在化并用来再现某种生活的奇特比喻，被投射到了外部，用来作为开战的借口——又最终被用来再现英国性。”(107)考虑到夏洛蒂对时政的关心，那么她对发生在她的创作生涯盛期的这些重大事件的回避就显得非常奇特了。不仅如此，当她震惊于“水晶宫”里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的展品时，她说“似乎只有魔术才能把地球各个角落的财富汇集到这里”，轻轻一笔，就把英国海外殖民史、战争掠夺史和贩运鸦片史的罪恶全部勾销了。但回避有时是一种迂回策略。夏洛蒂通过对鸦片作为“万灵药”和“魔药”的描写，通过对中世纪“十字军东征”和当代“基督教英雄”的赞美，参与到了当时英国社会围绕对华鸦片贸易和对华鸦片战争展开的激烈争论中，以梦幻般的浪漫主义文学话语为受到“反鸦片同盟”和以格莱斯顿为代表的反战派的道德指控的对华鸦片贸易和对华鸦片战争提供了某种道德和美学上的合法性支持。 ①Mrs.Gaskell,The Life of Charlotte Brontё,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00,p.634.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②Charlotte Brontё,Villette,London:John Murray,1932,p.536.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③Charlotte Brontё,Jane Eyre,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899,p.255.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④Margaret Smith,ed.,The Letters of Charlotte Brontё,vol I:1829-1847,Oxford:Clarendon Press,1995,p.502,n 2. ⑤See Charlotte Brontё,Shirley,London:Smith,Elder and Co.,1872,pp.200-201. ⑥Robert Southey,ed.,The Works of William Cowper,vol.II,London:Baldwin and Cradock,1836,p.186. ⑦D.Hughson,The New Family Receipt Book,London:Printed for W.Prichard,1817,p.13. ⑧Isaac Bickerstaff,Doctor Last in His Chariot:A Comedy,trans.from Moliere's Maladie Imaginaire,London:Printed for W.Griffin,1769,p.56. ⑨See A.C.Wootton,Chronicles of Pharmacy,vol.2,London:Macmillan and Co.,Limited,1910,p.177. ⑩See The Book of Health:A Compendium of Domestic Medicine,London:Vizetelly,Branston,and Co.,1828,p.105. (11)Charlotte Elizabeth,The Wrongs of Woman,Part II:The Forsaken Home,New York:M.W.Dodd,1843,p.48. (12)See The Servants' Magazine,or Female Domestics' Instructor,vol.V,London:Ward & Co.,1842,pp.119-120. (13)"Employment of Children Commission",in Chambers' Edinburgh Journal,vol.XII,New York:The Albion Office,1844,p.139. (14)See Alexander Monro,Experiments on the Nervous System,with Opium and Metalline Substances,Edinburgh:Adam Neill and Company,1793,p.16; see also Robert Whytt,Observations on the Dropsy in the Brain,Edinburgh:Balfour,Auld,& Smellie,1768,pp.71-78. (15)Richard E.Matlak,Deep Distresses:William Wordsworth,John Wordsworth,Sir George Beaumont,1800-1808,Cranbury:Rosemont Publishing & Printing,2003,pp.37-38.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6)詹姆斯·乔伊斯后来在一系列作品中深刻描绘了“爱尔兰的瘫痪症”或云“爱尔兰的麻痹症”(Irish paralysis)，他在1906年5月致格兰特·理查森的信中谈及小说集《都柏林人》的创作宗旨时说：“我的宗旨是为我的国家的道德史写上一章，之所以选都柏林为场景，是因为这座城市在我眼中正是麻痹的中心。”(qtd.in A.Nicholas Fargnoli and Michael Patrick Gillespie,James Joyce A to Z:The Essential Reference to the Life and Wor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60) (17)Paul French,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China's Foreign Journalists from Opium Wars to Mao,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9,p.19. (18)Martin Booth,Opium:A History,New York:St.Martin's Griffin,1998,pp.114-115. (19)Susan Meyer,"‘Indian Ink':Colonialism and the Figurative Strategy of Jane Eyre",in Harold Bloom,ed.,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Charlotte Brontё's Jane Eyre,New York:Infobase Publishing,2007,p.69. (20)W.W.Willoughby,Opium as an International Proble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25,p.11.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21)See East-India House,Debate at the East-India House,March 19,1856,p.258. (22)卡尔·马克思《鸦片贸易史》，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04页。 (23)See East-India House,Debate at the East-India House,p.258. (24)Royal Commission on Opium,vol.II:Final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Opium,Part II,London:Eyre and Spottiswoode,1895,p.37. (25)See East-India House,Debate at the East-India House,p.258. (26)J.A.Lovat-Fraser,Henry Dundas,Viscount Melvill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16,p.72. (27)See Patrick J.N.Tuck,Britain and the China Trade,1635-1842,London:Routledge,2000,p.304. (28)Paul Langford,ed.,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vol.II:Party,Parliament and the American Crisis,1766-1774,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p.221. (29)Alain Peyrefitte,The Immobile Empire,trans.Jon Rothschild,New York:Vintage,2013,p.6. (30)Ian St.John,The Making of the Raj:Under the East India Company,Santa Barbara:ABC-CLIO,LLC,2012,p.76. (31)James Prior,ed.,The Works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vol.5:Charge Against Warren Hastings Concluded Political Letters,London:Henry G.Bohn,1855,p.497. (32)See Paul Langford,ed.,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vol.II:Party,Parliament and the American Crisis,1766-1774,pp.375-654. (33)Martin Booth,Opium:A History,p.15. (34)Clement Shorter,ed.,The Brontёs:Life and Letters,vol.I,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908,p.136. (35)See Robert Morrison,The English Opium-Eater:A Biography of Thomas de Quincey,London:Weldenfeld & Nicolson,2009,Part Four:Twelve. (36)Francis A Leyland,The Brontё Family,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atrick Branwell Brontё,London:Hurst and Blackett,1886,pp.180-181. (37)Clement Shorter,ed.,The Brontёs:Life and Letters,vol.I,p.329. (38)John Leigh,An Experimental Inquiry into the Properties of Opium and Its Effects on Living Subjects:with Observations on Its History,Preparations and Uses,Edinburgh:Printed for Charles Elliot,1787,p.109. (39)Frederick Korbyn,A Treatise on the Epidemic Cholera,as It Has Prevailed in India,Culcutta:The Baptist Mission,1832,p.314. (40)Mrs.Gaskell,Mary Barton:A Tale of Manchester Life,vol.1,London:Chapman and Hall,1878,pp.265-266. (41)S.T.Coleridge,Christable; Kubla Khan:A Vision in a Dream; The Pains of Sleep,London:William Burmer and Co.,1816,pp.51-52. (42)Bertrand Russell,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Abingdon:Routledge,2009,p.546. (43)Mrs.Gaskell,The Life of Charlotte Brontё,vol.I,London:Smith,Elder,and & Co.,1857,pp.322-323. (44)"An Act to Restrict and Regulate the Sale of Poisons",in The Sessional Papers Printed by Order of the House of Lords,or Presented by Royal Command,vol.VI,1857,p.3. (45)Qtd.in Alethea Hayter,Opium and the Romantic Imagina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p.13. (46)Qtd.in Alethea Hayter,Opium and the Romantic Imagination,pp.13-14. (47)See Alethea Hayter,Opium and the Romantic Imagination,pp.37-38. (48)详见苏辙《种药苗》，收入《栾城第三集》第五卷，明嘉靖二十年活字印本。 (49)See "China; or the Middle Kingdom:Commerce of the Chinese",in The Reformed Presbyterian Magazine,May 1(1863),p.K158. (50)Nigel Leask,British Romantic Writers and the East:Anxieties of Empi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1-12. (51)Clement Shorter,ed.,The Brontёs:Life and Letters,vol.II,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908,p.239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卷数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52)See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Verso,1991,p.19. (53)"Rules for Visitors to the Exhibition of 1851",in The Royal Committe,Official Catalogue of the 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1851,London:W.Clowes &Sons,1851,p.1. (54)John Timbs,The Year-Book of Facts in the Great Exhibition of 1851,London:David Bogue,1851,p.49.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55)See Marcia Reiss,Lily,London:Reaktion,2013,p.31. (56)A Guide to the Great Exhibition,London:George Routledge,1851,p.173. (57)The Industry of Nations,as Examplified in the Great Exhibition of 1851,London:Samuel Bentley and Co.,1852,p.295. (58)Ter Ellingson,The Myth of the Noble Savag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pp.244-245. (59)John Richardson,The Exhibition London Guide,and Visitors' Pocket Companion,London:Simpkin,Marshall & Co.,1851,p.199. (60)沈泓编译《遗忘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上)，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第93页。 (61)Kristina Aikens,A Pharmacy of Her Own:Victorian Women and the Figure of the Opiate,Ann Arbor: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2008,p.74. (62)Pelham Edgar,ed.,The Ancient Mariner and Other Poems by Samuel Taylor Coleridge,New York:D.Appleton,1900,p.75. (63)See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Faust,trans.Walter Kaufmann,New York:Doubleday,1963,p.257. (64)John Redman Coxe,The American Dispensatory,Containing the Natural,Chemical,Pharmaceutical,and Medical History of the Different Substances Employed in Medicine,Philadelphia:H.C.Carey & L.Lea,1827,p.606. (65)"Analysis of Queen Victoria's Character",in John Coulter and John A.Cooper,eds.,Queen Victoria:Her Gracious Life and Glorious Reign,Guelph:World Publishing Co.,1901,p.337. (66)Jerome Hamilton Buckley,The Victorian Temper:A Study in Literary Cul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3. (67)陈帼培主编《中外旧约章大全·第一分卷(1689-1902)》(上册)，中国海关出版社，2004年，第374页。 (68)Susan Meyer,"‘Indian Ink’:Colonialism and the Figurative Strategy of Jane Eyre",p.61. (69)Sarah Lodge,Charlotte Brontё:Jane Eyr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9,pp.121-122. (70)Susan Meyer,"‘Indian Ink’ Colonialism and the Figurative Strategy of Jane Eyre",p.70. (71)Matthew Arnold,Culture and Anarchy,London:Smith,Elder and Co.,1882,p.33. (72)沈泓编译《遗忘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上)，第45页。 (73)Julian North,"The Opium-Eater as Criminal in Victorian Writing",in J.B.Bullen,ed.,Writing and Victorianism,New York:Routledge,2013,p.125. (74)Franco Moretti,Atlas of European Novels:1800-1900,London:Verso,1999,p.29.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75)Elaine Freedgood,"Cultures of Commodities,Cultures of Things",in Martin Hewitt,ed.,The Victorian World,New York:Routledge,2012,p.224. (76)Clement Shorter,ed.,The Brontёs:Life and Letters,vol.Ⅰ,p.247. (77)Ellis H.Chadwick,In the Footsteps of the Brontёs,New York:Haskell House Publishers Ltd.,1895,p.459. (78)Marianne Th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