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桂[1]2000年在《清朝前期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及清政府对天主教的政策》文中认为天主教自明末传入中国，并得以迅速发展。到了清初，由于顺治、康熙的容教政策更进一步发展，在康熙末年达到最高峰。但在康熙末年由于中国礼仪之争的爆发，康熙开始对之采取禁教措施，到雍正、乾隆、嘉庆朝禁教越来越严，中国天主教遭受一定打击，但由于传教士们不懈努力，天主教仍然在中国拥有一定的势力。本文以史料考证为主要方法，详细探讨清前期中国天主教发展的基本状况、清前期各朝对天主教的政策与态度。
张英顺[2]2016年在《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越南阮氏王朝天主教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力图全面地复原自1613年至1777年越南塘中阮主以及自1802年至1874年阮王朝的天主教政策。在这一基础上,分析阮氏王朝天主教政策中表现出禁教倾向原因,并将天主教在越南和中国的传播过程及两国的天主教政策进行比较,指出其异同之处。以帮助越南研究界对阮氏王朝的历史地位和其天主教政策进行评价,能够具有全面、客观的视角与观点,并为越南当下的宗教政策提供参考性意见。从十七世纪起,经过耶稣会士们的努力,天主教传入越南塘中地区。然而,这过程比传教士们期望的要困难。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天主教一开始就遭遇了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障碍和阻力。因为清楚地认识到天主教在塘中严重地侵害越南人的文化传统,威胁家族的政治统治,尤其是可能导致亡国之祸,因此,阮主政府与塘中社会排教、反教的势力相互合作,不断排斥、打击和提防天主教。这是从十七到十八世纪阮主实施禁教政策的根本原因。虽然阮主禁教政策在实际落实中并不彻底,表现出“时禁时容”的特点,但是此禁教政策之设立开启了先例,成为日后更严厉的禁教政策之滥觞。到十九世纪,虽有因西山风潮而中断过统治的时期,但在阮福映的努力下建立起阮氏王朝,成为全越南的统治政权。当时,远东的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殖民主义者公开利用天主教以实现自己侵略远东各国的企图；在越南,大量有关西方传教士和教民的暴乱不断发生。这种情况使阮氏王朝的君臣深刻认识到天主教教义与越南文化存在冲突,教权对皇权发生威胁以及天主教与殖民主义相互勾结的现实,最终可能促发亡国之祸。因此,阮氏王朝对于天主教的怀疑与提防日益增长。这也导致了阮氏王朝天主教政策的转变。在1802年至1832年间,阮氏王朝的皇帝为了感激法国人与外国传教士复兴王业的功劳,所以在名义上允许天主教自由传播。但在实际上,限制天主教在越南发展的一些办法在此阶段中已被颁布与实施。到十九世纪40、50年代,随着法国殖民者的侵略行为由挑衅与威胁发展到公开军事占领越南领土,以及在此过程中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一些教士充当法国侵略者的“领路人”,导致阮氏王朝先后出台大批谕旨禁止天主教,以实现“灭绝”越南天主教的目的。因此1833年到1874年的近半个世纪,为越南天主教历史上禁教政策最激烈的时期。跟中国清朝天主教政策相比,因为中越两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背景上的差异,所以天主教在中越两国的传播过程与在每个阶段,清、阮两朝天主教政策的具体内容和执行效果也存在差别。然而,在总体上来看,禁教是两朝天主教政策贯穿始终的动向。尤其是作为典型的东方封建国家,儒教思想体系深刻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在中越两国,统治者与各阶层在政治、文化等方面上对于天主教的反应是比较相同的。这也是中越两国都采取禁止天主教的做法的共同原因。此外,在每个时期,越南阮氏王朝政权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参考清朝天主教政策,这也就导致在一些历史阶段,清、阮两朝对于天主教的政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本题目的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论文全面与系统地还原十七至十九世纪越南阮氏王朝天主教政策,给研究者提供了关于越南最后封建王朝的天主教政策的一系列具有科学性的研究。尤其是到目前为止,阮主时期(十七、十八世纪)对天主教政策的第一手资料较少,相关研究成果也不多。因此,对此时期天主教政策的考察具有必要性与价值性,可以帮助越南学界在评价阮氏王朝天主教政策的演变时,具有总体与深刻的视角。不仅如此,本论文还将越南阮氏王朝天主教政策跟中国清朝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其异同之处,并分析其异同的原因。这让两国学者有机会互相了解对方天主教政策历史的变迁与特点,并帮助他们清楚地认识、准确地评价中国清朝与越南阮氏王朝天主教政策在两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影响。上面所述也就是本文最重要的两个创新点。
孙贤坤[3]2015年在《明清上层社会接受西学之比较研究》文中指出明清中外关系问题是明清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已相当成熟，相关专著与学术论文浩如烟海，笔者通过爬梳史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明清上层社会接受西学作一比较研究，以期将此问题的研究较前更深入一些。本论文的绪论部分介绍了本论文选择的缘由及意义、对研究对象的界定及国内外学术界对此问题研究的现状等内容，对此问题的研究动态作一简单回顾。正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西学与明末上层社会。本部分主要论述了西学在明末宫廷的传播情况、明末士大夫对待西学的不同态度及西学对明末宫廷及士大夫的影响等基本内容，肯定了早期西方传教士的传教策略。第二部分，西学与清朝上层社会。本部分主要介绍了西学在顺康雍乾四朝宫廷的传播情况、倾向西学与排除西学的代表人物及原因，以及西学对清代中前期宫廷及士大夫阶层的影响等内容，肯定了西方传教士在中西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第三部分，明清上层社会接受西学的异同。本部分将明末和清中前期作为两个整体进行比较研究，论述了明清西学在华传播的历史演变及明清上层社会在接受西学时的心理异同，接受西学内容的异同，及明清统治者对西方传教士的基本政策，并阐述了导致这些异同等问题的原因。最后的余论是本论文给我们的启示及现实意义。本论文详细论述了明末及清代顺康雍乾四朝上层社会接受西学的基本史实，再现了明清中西交流的盛况，结合现实，以史为鉴，指出了如何培养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及如何更好地开展中外文化交流，进而超越自我，实现更深层次的发展。
王文娟[4]2015年在《历史的回声与反思：定安镇天主教传播的调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把广西田林县定安镇作为一个社会透视单位,以参与观察以及深度访谈等田野调查材料为基础,用民族志的框架,对定安镇天主教传播与信仰的历史与现状做了一个梳理,并通过古今对比来揭示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相处之道。定安镇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重镇,清康熙四年至民国时期共286年为西林县县治,后改为镇,隶属田林。经笔者初步的调查发现,目前该镇信仰天主教的人颇多,大概有600多人。其中某些寨子全村信教,而且天主教文化可以和丰富多彩的当地文化和平相处。这是一个颇有意思而又特别值得反思的现象。回顾历史我们就会发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震惊中外的西林教案就发生在该镇。19世纪60年代法国传教士在此地传教遭到当地人民的激烈抵触与反抗,而如今该地为何又有那么多的人信仰天主教?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接触、碰撞过程中彼此发生了哪些变化?本研究就是主要围绕着定安镇天主教的历史信仰格局与当今信仰格局的变化展开的。笔者企图针对古今这种鲜明对比,运用文化传播与认同以及历史记忆的相关理论,以定安镇不同群体对于马赖不同的历史记忆与表述,以及不同群体有关马赖记忆的选择与重构为切入点进行解析,对定安镇天主教传播做一个调查研究,以求以小见大,为进一步理解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博弈提供启示。笔者认为由于历史意识的不同,面对外来文化的挑战,中国社会不同群体所做出的回应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天主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面对它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碰撞、交流,中国本土对之的回应应该有两种。一种是主流的反应,这种主流反应仅仅代表大多的精英阶层和一部分受精英阶层影响较大的草根阶层。除了这种主流反应外,还有一种值得我们注意但又时常被我们所忽略的反应,它就是非主流的反应,这种非主流的反应往往代表部分受精英阶层影响较弱的草根阶层。可见,面对外来文化在与中国本土文化碰撞与交流,不但由于背景不同,以及外来文化所发出的挑战程度的不同,中国本土所做出的回应就不同,而且面对这种挑战,不同的人群所做出的回应也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在做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交流分析时,不但要根据不同的国内外环境、不同的交流方式做不同的分析,而且还要根据不同的人群做不同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相处之道。
刘万伟[5]2013年在《从严禁到宽容：清政府基督宗教政策的演变（1840-1874）》文中研究指明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道光二十年至同治十三年这一段历史时期，是清朝基督宗教政策变化最为激烈的时期。这一段历史时期，清朝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战败，不得不与西方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传教是主要内容之一。至于传教，是指传播基督宗教。道光二十年至道光二十四年，根据中外第一批不平等条约及道光皇帝的两道上谕，清朝的基督宗教政策由禁教政策演变为有限弛教政策。所谓有限弛教政策，是指有限制地允许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政策。清政府限制基督宗教的传播和发展主要是采取抓捕进入内地的传教士及打击信教的中国人两大方面的措施，以及由两大措施延伸的其它措施。这些措施虽然没能阻挡传教士来华传教及中国百姓的习教，却阻止了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快速的传播。有限弛教政策一直执行到辛酉政变之前，即以慈禧、奕、桂良、文祥等为首的新的决策层上台之前。新的决策层上台后，面临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太平天国运动高涨的复杂局面，为了维护统治，不得不采取羁縻西方列强的措施。因而，同治朝实行了宽容传教政策。这是一种更加容忍基督宗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政策。同治朝清政府宽容基督宗教传播和发展的政策主要体现在对教案的处理方面。同治朝清政府在办理教案时，往往以息事宁人的态度，采取袒教抑民的措施，致使教会与教民行为越来越专横，非教民感到越来越愤慨，双方矛盾不断加大，最终演变为一次又一次的打教案件，并且恶性循环。同治朝的宽容传教政策，虽然没有使国内安定，但是它有利于保持对外的和平关系。同治一朝没有因教案发生大的中外战争，即是其最好的证明。另外，就同治一朝的宽容传教政策本身而言，也是在不断地变化的，总的趋势是：清政府对于基督宗教在华传播和发展的态度越来越宽容。与此点相映，同治朝的宽容传教政策的特点是消极的、无作为的。至于这种消极的无作为的状况，则一直要持续到《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才有较大的改观。
吴文博[6]2010年在《天朝与列强的棋子——清末教案研究》文中认为从教案的发生审理到后期的处理以及最终的结果,基本牵扯到当时社会各种势力阶层。要理清这些教案,就要描述,分析出涉案的与能够影响案件的各方的社会处境与立足点,以及所要求的目的与所能获得的利益,而且尽可能刻画出他们在随着时间与社会状况的变化,对自身所作的调适应。因此我们首先要把他们在历史中的形象定位做必要探究,其次在从整体出发,再与大的社会背景相联系,通过制度、政策,以及双方对某些案件的处理,特别是关键事件、关键人物,比如官吏的处理,将这些要素与社会整体作用到一起,从而形成我们所要的历史。
王元冬[7]2013年在《清代前期文化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摘要：清代前期在借鉴历代优秀文化政策的同时,结合时代及统治需求,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文化管理体系,为文化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清前期统治者在不弃本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以“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为文化方针,实施了一系列儒学文化政策,保障了清朝政权在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地区统治不辍。在面对多民族多信仰的统治现状时,清朝统治者能够制定灵活的宗教管理政策,井然地将各种宗教归为所用。在图书文献的管理方面,清代前期统治者为了取得文化道统上的控制权,将史书的修撰权力掌控在手中,不但如此,清朝统治者还亲自参与经书重释,对经典进行全新诠释,后冠以“御解”等字样刊印传行。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控制,清廷通过“多文互译”的方式,将传统典籍译成多种少数民族文字,藉用书籍的传阅向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统治思想。禁书、毁书与文字狱虽然加强了文化专制,暂时性巩固了统治政权,但其影响更多的体现在禁锢思想,造成学术文化发展泥古不前。在文化的管理与交流方面,清廷对其统治内的少数民族实行文化管理政策,通过联姻与改土归流等形式将文化统治延伸到少数民族地区,对外则实行文化交流政策,本着“怀柔远人”的目的,善待外国使者,与外国友好接触,处处体现礼仪之邦的宽容与大度；而当清朝统治者感到这种交流威胁到统治政权时,便毅然决然的采取了禁教闭关政策,甚至不许与外国进行文化交流,最终也使在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脱离了与世界先进文明同步发展的机会。
梅荣[8]2014年在《清末鄂尔多斯天主教历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20世纪天主教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教历史是晚清蒙古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天主教会的传教活动对当时的内蒙古,特别是对鄂尔多斯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1874年德玉明(Devos Alfons)等传教士进入鄂尔多斯地区传教开始,以圣母圣心会(拉丁语Conggregation Immaculate Cordis Mariae,缩写为CICM)为主的教会势力在初期向蒙古人传教受挫后调整策略,转而向当地汉族移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传教活动。这一过程与当时鄂尔多斯地区以农耕化为表象的近代化进程结合在一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产生一系列影响。对于天主教会在鄂尔多斯传教活动的研究,虽有一些相关论著,但主要依据外文或汉文资料,却未能将二者与当地大量的蒙文档案史料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本文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馆藏《准格尔旗扎萨克衙门档案》、《鄂托克旗扎萨克衙门档案》、《杭锦旗扎萨克衙门档案》等蒙古文档案资料为基本史料,结合馆藏于比利时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中心图书馆的法文史料,以及《教务教案档》、《义和团档案史料》等汉文史料,对天主教传入鄂尔多斯前后的社会形势,传教过程,矛盾冲突及对蒙旗社会产生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全文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第一章近代天主教传入鄂尔多斯时的国内外形势,主要对天主教传入内蒙古地区前后的国内外宏观形势及鄂尔多斯地区的社会形势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并对清末鄂尔多斯地区政治制度及经济生产方式的变化进行了探讨。第二章天主教在鄂尔多斯的传播,论述了先前的法国耶稣会、遣使会及其后的圣母圣心会在蒙古地区的传教历史,同时又对天主教会在鄂尔多斯各个蒙旗的传教过程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归纳出其传教方法、特点。第三章清末鄂尔多斯蒙旗与天主教会间的矛盾冲突,以蒙文史料为基础结合运用其他史料论述了因教会势力扩张而引发的天主教会与蒙旗之间的矛盾冲突,并总结了庚子年教案的前因后果。第四章清末天主教会对蒙旗社会的影响,深入的研究了庚子年教案后教会势力新的发展及其推动的各项社会事业,总结了天主教会对蒙旗社会的各方面影响。
洪云[9]2013年在《西方传教士与近代贵州（1861-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视角下,在广泛而深入查考地方文献、西文文献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晚清至民国时期西方传教士记载和介绍贵州社会的著述及相关文献资料,综合运用与借鉴历史学、宗教社会学、跨文化传播理论、比较文学形象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从历史背景、文化冲突、文化融合、文化观照四个方面系统地考察天主教及其新教在近代贵州的传播,对西方传教士在近代贵州的传教活动和其他活动进行客观介绍,传递出其对贵州民众在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宗教习俗等方面的影响,系统地探讨西方传教士在近代贵州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影响与作用。19世纪至20世纪前半期,西方传教士的在华活动引发了新一轮的中外文化交流的高潮,构成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传教士最初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带,后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开始进入内地。贵州官府对开放教禁一直没有认真执行,传教士的“传教特权”也没有得到承认,他们的活动仍受到种种限制。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西方传教士不远千里、历尽艰辛、长途跋涉来到穷乡僻壤的贵州传经布道,给贵州民众的文化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这样就出现了贵州近代史上(1861-1949)中西文化交流的奇特现象：一方面是天主教及其新教在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区域传播进展缓慢,且受到强烈抵制,导致洋教案频频发生；另一方面又是新教的传教事业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以苗族为主的区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迎来了大批苗民的皈依。论文对天主教与新教在近代贵州的传播策略进行了对比研究,传教区域的调整取向、对贵州本土神职人员的重视程度、对贵州民族文化的尊重与否等方面的不同导致了传教效果的不同：天主教传教士构成了近代贵州教案的主角,而新教传教士则引领着贵州少数民族迎来了文化的复兴运动。论文还概述了在近代贵州发生的教案,对教案发生的原因作出跨文化视角的解读；并以贵州威宁石门坎地区苗族基督教信仰的历程为例,围绕柏格理创制苗族文字等文化教育活动,探讨这一成功的跨文化传播案例。西方传教士在贵州近百年的活动历程中,近距离接触贵州民众,以其独特的族群背景、人生经历和宗教取向,观察近代贵州,撰写并留存下大量记述贵州社会的论著和相关文献,这些著述记载了近代贵州历史面貌和发展轨迹,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资料文献遗产。论文对传教士视野中的近代贵州社会内容进行摘译和论述,对西方传教士记述的近代贵州社会的主体内容与关注重点进行归纳和具体呈现。西方传教士的贵州经历与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已融入贵州地方文化之中,其著述文献对贵州地方日常生活与民间事象特别是少数民族风土人情进行了客观性与主观化并存的考察及审视。传教士著述向西方读者介绍了其对近代贵州的认识和看法,虽因其宗教背景的限制有失之偏颇的一面,但也极大地促进了西方对贵州尤其是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了解,反映了近代贵州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与基本内涵,既是对地方文献有益的补充也成为当时西方民众获取贵州乃至中国知识的主要信息来源,对当今的中西文化交流不无借鉴和启示作用。西方传教士在近代贵州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在社会进步、知识传播、文献意义和文化互动与观照等方面深具特定的时代基质。传教士构建的贵州形象或贵州观背后,不仅反映了西方传教士的文化观照与思想心态,还有着深刻的地方区域特殊性及区域情境化色彩,独具跨文化传播的区域特色,在贵州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显著意义。对西方传教士与近代贵州的中西文化交流互动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并弄清中西思想文化的关联,探索新形势下民族宗教问题的启示,搭建贵州与外国,教会与大学的学术与文化交流的桥梁,促进贵州对外文化交流的发展。
王绣中[10]2005年在《福建地区“百年禁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鸦片战争前,天主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所发生的教案,自雍正禁教开始,历经乾隆、嘉庆、道光朝,共计百余年,史称“百年禁教”。福建地区发生的教案,在“百年禁教”的历史中有着深远的影响,是“百年禁教”肇始之地,也是对传教士进行严惩的首发之地。 本文根据新近出版的故宫档案资料以及一些相关的外文资料,客观、详实地阐述了福建地区天主教在“百年禁教”中以秘密途径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并从多角度的视野,分析了雍、乾、嘉、道、四朝教案发生的深层原因,从而勾勒出福建地区“百年禁教”历史的本来面目。
参考文献：
[1]. 清朝前期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及清政府对天主教的政策[D]. 罗兰桂. 暨南大学. 2000
[2]. 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越南阮氏王朝天主教政策研究[D]. 张英顺.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3]. 明清上层社会接受西学之比较研究[D]. 孙贤坤. 山东师范大学. 2015
[4]. 历史的回声与反思：定安镇天主教传播的调査研究[D]. 王文娟. 广西民族大学. 2015
[5]. 从严禁到宽容：清政府基督宗教政策的演变（1840-1874）[D]. 刘万伟. 宁波大学. 2013
[6]. 天朝与列强的棋子——清末教案研究[D]. 吴文博. 暨南大学. 2010
[7]. 清代前期文化政策研究[D]. 王元冬. 青岛大学. 2013
[8]. 清末鄂尔多斯天主教历史研究[D]. 梅荣. 内蒙古大学. 2014
[9]. 西方传教士与近代贵州（1861-1949）[D]. 洪云. 浙江大学. 2013
[10]. 福建地区“百年禁教”研究[D]. 王绣中. 福建师范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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