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项目失败的组态研究
——基于30个案例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张 兵 王 雅 刘 欣 丁 翔*
【摘要】 相较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命令-控制”模式和转型时期的“委托-代理”模式，以PPP为代表的公私部门合作“契约模式”是新时代一种新型的公共治理模式，然而由于存在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问题，PPP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容易出现“1+1<2”的失败情况。论文以30个典型PPP项目失败案例为研究对象，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PPP项目失败的类型及其前因条件的交互作用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PPP项目失败存在七类主要组态模式，并且各个组态构型呈现出非均匀分布，特别是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PPP失败中的政策法律层面的制度试错风险较高。论文丰富发展了PPP项目的相关理论，并对如何应对PPP项目失败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措施。
【关键词】 PPP失败 组态 定性比较分析 清晰集
一、现象及问题提出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被认为是提供“物有所值”基础设施的有效方式(Ke et al.，2010)，然而由于这些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大、时间长、合同结构复杂等，PPP模式并不是“万能钥匙”。特别是在有限理性和“免费午餐”的倾向下(陈琤，2014)，一般的“事前约定、事中控制和事后处理”的项目管控模式难以应对，这导致了全球32.2%的铁路PPP项目、57.3%的公路PPP项目以及74.4%的供水与卫生PPP项目遭遇了再谈判等失败(Fatokun et al.，2015)，如被称为“建筑的杰作，经营的败笔”的英法海峡隧道，通车3年亏损已达32亿美元，最终导致其PPP项目公司不得不破产重组(柯永建等，2008)。
与此同时，尽管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PPP市场，但作为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重大创新和变革，PPP模式比传统采购方式具有更高的风险，这使得PPP项目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面临着很多问题(Darvish et al.，2006)，超过70%的PPP项目遭遇了被取消或提前终结等失败(王力、程鸿，2015；柯永建，2010；周国光、江春霞，2015)。这些失败不仅给PPP合作带来了困难，也对行业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甚至诱发回归传统的权责分割和合同外包的方式。另外，我国地方政府在“缺钱”和“欠债”的双重压力下，PPP模式日益成为治理地方债务和创新融资模式的“灵丹妙药”，但由于该模式仍处于探索阶段，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很可能酿出灾难性的失败后果(谭强，2007；王秋菲等，2016)，最终阻碍投资，并导致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蒙受巨大损失。
阿峰开着他的车来暹粒机场接我们，带着他的老婆和大女儿。这两天我的喉咙有些不舒服，他听出来了，经过一家药店的时候，把车停在路边，给我买了一盒润喉片。“这药很好，明天你的喉咙就会没事的。”他说。
可以看出，尽管学术界和实务界都已经开始关注PPP项目失败，并在失败影响因子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探讨，但由于没有一份适用于所有PPP项目的失败风险清单，因此PPP项目失败研究必须植根于具体案例，并需根据嵌入的失败影响因子总结失败规律(Carbonara et al.，2014)。有鉴于此，针对诱发PPP项目失败的影响因子往往具有来源多源性，以及PPP项目失败存在着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和多因多果等错综复杂因果关系的特点，本研究将利用QCA分析方法识别PPP项目失败的影响因子、剖析PPP项目失败的作用路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辨析PPP项目失败诱因与后果之间的关联性，以为PPP项目的健康发展和防范失败提供理论借鉴。
二、文献回顾
PPP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机构与政府部门“联合经营采购”模式，能够缓解政府融资压力和提升运营效率等。但由于合同的长期性和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众多等，PPP项目在提升基础设施供给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更广泛的风险和不确定性(Rahman et al.，2014)，这些因素的叠加容易导致PPP项目失败(Lee et al.，2018)。
4. 一线城市政策性失败的组态构型(M5)
PPP项目失败会产生诸多负面影响，识别和分析失败诱因已成为防范PPP项目失败的重要挑战和关键环节(Trangkanont & Charoenngam，2014；Zhang & Soomro，2016)。世界银行维克拉姆·库塔里(Vickram Cuttaree)指出大多数PPP失败可以归因于不充分或缺乏可行性研究(Cuttaree，2008)。苏兰卡纳·特兰加蒙(Surangkana Trangkanont)和厝特猜·夏洛宁(Chotchai Charoenngam) 将PPP失败影响因子总结为政策压力、不合理变更管理、不合适的承包商、不当组织文化以及员工行为、经济危机、不合理招标等，并在此基础上将PPP项目失败诱因总结为项目和组织两个层面(Trangkanont & Charoenngam，2014)。张学清和阿里·苏罗姆(Ali M.Soomro)界定了PPP失败的判定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将失败驱动因素总结为项目合作伙伴的不当行为和决策、社会经济等20个因素(Zhang & Soomro，2016)；另外他们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35个典型PPP项目失败案例，从可行性研究、采购招投标、项目建设和运维四个阶段考察30个失败驱动因素，并进一步将这些失败驱动因素划分为公共部门造成的、社会资本方造成的和共同失败驱动因素三类(Soomro & Zhang，2013)。
与此同时，由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难以轻易地复制到发展中国家，多数发展中国家的PPP项目面临着失败易发、高发的风险(Melville，2016)。为了更好地让PPP模式成为发展中国家改善、发展和管理基础设施的解决方案，部分学者聚焦于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PPP项目的失败诱因和影响因子。阿什温·马林甘(Ashwin Mahalingam)指出关税上涨、货币购买力波动、监管制度体系不健全、政治违约和对私营部门的社会偏见等是诱发发展中国家PPP项目失败的关键(Mahalingam，2009)。罗伯特·贝恩(Robert Bain)根据制度理论发现在发展中国家转型过程中，强烈的制度变革冲击直接导致了政府无法有效履行PPP的契约协议(Bain，2009)。李民洙(Minsoo Lee)等甚至发现在亚洲，部分发展中国家PPP项目失败与日益频发的气候灾害相关(Lee et al.，2018)。另外针对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PPP市场，一些研究重点关注了我国PPP项目失败的影响因子：柯永建 (2010)总结出了PPP项目的16个风险点；任志涛等 (2016)根据行为主体将PPP项目失败责任归属划分为政府部门和社会资本持有者；邢远志和关秋玲则发现我国PPP失败的一半原因与政府信用风险高、市场回报低、公众反对和项目较为特殊等相关(Xing & Guan，2017)。
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剖析这些PPP项目失败影响因子的作用机制，一些研究引入科学研究方法“再现”PPP项目失败的复杂机理。李民洙等运用生存时间风险分析方法，考察评估了项目因素、宏观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对项目失败的影响(Lee et al.，2018)。张学清和苏罗姆根据失败驱动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强度，采用多元路径分析对失败驱动因素之间的因果强度进行了评价，确定了15种触发并导致PPP项目失败的作用路径(Zhang & Soomro，2016)。张立辉等基于二元语义表示模型等建立了PPP失败风险分析模型，并根据直接关系矩阵探索PPP失败因果关系和显著性风险因子(Zhang et al.，2019)。陈晓(2017)根据PPP项目的“失败历程”将PPP项目失败路径总结为8个过程。乌云娜等(2013)利用解析结构等级全息建模方法识别了诱因之间的层次关系。任志涛等(2016)运用系统动力学原理建立PPP 项目失败风险动态反馈系统，明确了PPP项目失败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
PPP项目失败的QCA分析步骤包括标定变量、充分必要性分析以及组态求解三个主要环节。
上述研究对PPP项目失败做了深入的分析，形成了大量可供借鉴的研究成果：(1)部分研究已经注意到PPP项目失败并不是单一因素诱发的，而是众多影响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王琨，2017)，但当前成果着重强调失败诱因的识别上，包括根据调查问卷、专家访谈、个案分析等方式提取PPP项目失败的影响因子。(2)少量研究考察了PPP项目失败的类型以及相应的失败条件变量关系，并致力于挖掘PPP项目失败的过程，如PPP项目失败的历程、失败扩散途径、以及失败的系统动力学机制等。然而由于PPP项目失败机制非常复杂(任春玲，2016)，如何从整体视角提炼PPP项目失败的关键影响因子，以及通过相关的解释模型构建关键条件组合已成为该问题的重要议题，而现有研究成果尚无法有效回答上述问题。为此，考虑到通过案例研究揭示PPP项目失败影响因子、作用机制和路径已成为主流范式和首选策略(Zhang & Soomro，2016；Xu et al.，2014)，本研究将引入QCA分析方法，并借鉴失败学的研究范式，从整体视角探索PPP项目失败的问题成因和生成机制，进而克服当前分析既缺乏系统视角又缺乏定量分析的解释局限性。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鉴于以下考虑，本研究将利用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方法探析PPP项目失败的影响因子、作用路径和失败类型，进而提高对PPP项目失败的系统整体理解。
第一，PPP项目失败包含着多条复杂的失败路径(Zhang & Soomro，2016)，并常常存在着“并发因果关系”。QCA分析方法植根于组态思维，跳出了传统的以“自变量-因变量”二元关系为基础的分析套路，能够基于整体论视角探讨失败影响因子间的交互组合，从而为PPP失败模式类型化问题提供了新的科学方法(杜运周、贾良定，2017)。
真心认同党建引领作用。正如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徐镜人一直强调的，“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党的领导”“党建工作是企业不可或缺的部分，它鼓舞和领导着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使职工不忘初心”。海陵药业始终坚持由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把党建引领明确写入公司章程，确立党对企业全面工作的领导地位，为推动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第二，QCA分析是典型的“案例导向”研究，能够通过将“案例内”和“跨案例”分析系统地实现“将定量和定性的最优特性进行有机整合”(Marx et al.，2014：129)。并且不同于一般的案例分析，QCA通过变量校准、集合隶属分数，一致性临界值，构建真值表等步骤识别观察案例的条件组态，并通过“反事实”推断等效组态方案，具有一定的“思想实验”和探索性，进而为预测组态结果提供新的理论工具(Fiss et al.，2013)。
(二)数据来源
为了更好地总结我国PPP项目失败的影响因子和发生规律，本研究首先对PPP项目失败进行定义(采用世界银行对PPP失败的界定，并进行了本地化)，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查阅学术期刊、报刊、新闻网站等，对我国典型的PPP失败项目进行了梳理，最终选取30个典型案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被选定的案例需要同时满足以下标准：
第一，有详细介绍信息的典型案例。PPP项目失败是行业负面新闻，会对合作的政府机构和社会资本双方的信誉、考核和预期收益等造成不利后果，相关信息往往轻描淡写或语焉不详。而典型的PPP失败案例由于社会影响力大、公众关注度高等，失败信息披露较为充分和详细，这为进行失败研究提供大量真实有用的信息素材。为此，本研究所选取的案例基本上都是频繁出现在学术论文和大众媒体中的典型案例。
2.4 不同严重程度NAFLD患者CD4+CD25+T细胞结果比较 重度NAFLD患者外周血CD4+CD25+T细胞百分率较中、轻度患者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中度NAFLD患者也明显低于轻度NAFLD患者（P＜0.05），见表4。
第三，项目分布在不同层次和水平的城市。PPP项目的运行高度依赖于所处的城市系统环境，如为了剖析城市对PPP发展的影响，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聚焦城市层面，发布了《中国城市PPP发展环境报告》，其他的研究进一步强调在PPP项目失败案例选取时应兼顾不同层次和水平的城市。本研究在案例选取时注重PPP项目所在城市的层次差异(Xu et al.，2014；王晖、王松江，2017)。
本组态构型的核心条件为环境情境因素中的社会环境风险和市场供需风险、组织情境因素中的经营能力和项目情境因素中的项目类型，边缘条件为环境情境因素中的外部经济风险。与此同时，本组态构型的覆盖率为0.25，约四分之一的PPP项目失败可以划入此组态，其突出特点是在没有社会环境风险和供求危机的情况下，尽管PPP项目在社会资本方的经营范围能力之内，但由于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具有可(准)经营性而被政府回购。
第二，涵盖不同类型的PPP项目。近年来，根据不同领域的不同类型的失败案例总结PPP项目失败影响因子及其失败规律成为研究趋势(Xu et al.，2014；Stiftung，2018)，为此本研究选取的案例包含不同类型的PPP项目。
(三)变量选取
QCA在变量选择方面追求“超级条件”原则，即通过对少量具有较强关联性的变量分析检验来解决“有限多样性问题”(Rihoux & Ragin，2009)。在失败研究方面，艾丽·戴维斯(Allie Davis)等利用QCA分析工具从环境因素和组织因素两个视角探讨失败组合(Davis et al.，2019)，与此同时，大量PPP项目失败文献对众多失败影响因子进行了提炼和总结。因而在PPP项目失败的影响因子选择方面，本研究采用“全面覆盖”与“理论视角”相结合的策略来确定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
在解释变量选择方面，尽管已有文献从风险可控性、PEST(Politicss-Economy-Society-Tehnology)分析模型、失败历程等不同视角进行了探讨，但仍缺乏一个权威的理论框架。与此同时，由于情境分析的目的是找寻特定现象背后的情境原因，其关注的视角是诱发特定现象发生的背后情境原因(赵丽缦等，2014；苏敬勤、张琳琳，2016)，特别是其他相关主题的失败研究已经越来越强调从情境(Context)视角界定研究现象的客观环境、存在条件和面临的形势等，本研究将通过对PPP项目失败的情境分类确定解释变量，并进一步将这些变量划分为环境情境变量、组织情境变量和项目情境变量三类。
本组态构型的核心条件为环境情境因素中的政策法律风险和组织情境因素中的企业性质，边缘条件为环境情境因素中的市场供需风险和城市类型。本组态构型的腐败率为0.25，四分之一的PPP项目失败可以划入此组态，其突出特点是由于外部政策法律的变更，即使该项目的社会资本方为国有企业，政府也不得不回购该项目。
由表3可以看出，大部分情况下，换相失败判断结果与PSCAD运行结果一致，通过本文提出的方法能准确判断是否发生换相失败。但如表3中AB两相经20 Ω电阻相间短路，即将发生或避免发生换相失败时，出现了判断结果与实际结果不一致的情况，此时换流器两侧谐波含量较大，判断换相失败与否需要计及交流侧三次谐波和直流侧二次谐波，此时对各换流阀实际触发角、换相角、熄弧角进行分析。
在组织情境层面，考虑到我国PPP项目失败既存在着一般普适性的原因，又带有“中国特色”，即央企和其他国有企业成为PPP项目的主力，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报告进一步指出PPP项目中的国有企业占比达60-70%(李苑，2017)，这导致PPP项目容易陷入国企“兜底”的失败。另外，由于全国各地PPP项目呈现“井喷式”增长，部分企业为了承揽PPP项目进行“跨界”经营，但由于欠缺技术储备和项目经验等，容易发生由于社会资本方的经营不对口或能力不佳诱发的项目失败。为此，本研究将组织情境因素划分为两个：企业性质和经营能力。
与此同时，尽管已有文献关注了项目层面的风险因素，如张立辉等注意到了项目技术风险和管理风险(Zhang et al.，2019)，努尼西亚·卡尔博纳拉(Nunzia Carbonara)也分析了项目成本超支等(Carbonara et al.，2014)。但由于在不同类型的PPP项目中，既存在着由引入PPP模式而发生的运作模式变化导致的风险，也包含着由不同项目类别导致的特殊风险(赵福军、汪海，2015)，与此同时，由于引入的PPP模式结构不尽相同，PPP项目所产生的风险类别和风险分担机制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徐可、何立华，2016)，为此本研究在项目层面主要关注项目类型和PPP模式两个方面。综上，通过情境分类，本研究的PPP项目失败影响因子如表1所示。
表 1失败影响因子选择和说明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实证分析
从图1中可以看出，地理条件、人口结构和技术供给决定了对水稻插秧机的需求；对插秧机的需求与购机补贴直接关系到对插秧机的投入；插秧机的产业服务与对插秧机的投入直接影响插秧机的示范推广，从而影响到机插秧机械化水平。
(一)标定变量
综合考虑PPP项目失败影响因子的“二分属性”，本研究将选用最为常用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risp-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CSQCA)对该问题进行探讨，并利用直接标定方法将影响因子分析结果转换成“0-1”二分变量，然后按照表1的定义内容对各个变量进行0、1取值设定。而对于被解释变量，参考世界银行对PPP项目失败的界定，本案例样本涉及到的PPP项目失败类型包括政府回购和其他失败形式两大类，特别是鉴于我国的PPP项目失败形式主要是政府回购，本研究将是否政府回购作为划分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将政府回购类设定为1，其他失败类设定为0，具体如表2所示。
表 2 PPP项目失败影响指标及二分数据表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2表明在环境情境方面，由于PPP在我国还是一种新模式，相关法律制度体系不健全，超过一半的PPP失败与该影响因子相关，与此同时部分PPP项目还受到社会公众的舆论压力影响，并且80%的项目受到外部经济因素的干扰。另外尽管一线城市(北上广深)是PPP项目的先行者，但随着PPP模式的推广，PPP项目也逐渐向全国各类城市蔓延，这导致了其他非一线城市发生PPP项目失败也变得频繁。在组织情境的企业性质方面，国有企业、民营或外资企业都会面临着PPP项目失败，但在国有企业中由于存在着政府兜底，大部分PPP失败发生在民营和外资企业中；在组织情境的经营能力方面，超过75%的失败项目存在社会资本方经营资质或能力范围不符合项目要求，缺乏PPP项目相关运作经验和能力已成为PPP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在项目情境方面，超过一半的项目具有明确的经营性，并且一半以上的项目为BOT(Build-Operate-Transfer)模式。
(二)充分必要性分析
在QCA分析中需要使用布尔(Boolean)最小化算法来最小化组态分布，即通过最小化合成来提取结果的简化解释。为了获得这样的结果，需要检验PPP项目失败的条件组合是被解释变量的充分和必要条件以及相应的解释程度，其中覆盖率检验(Coverage)和一致性检验(Consistency)主要验证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是否满足充分或必要条件。覆盖率检验则测度所有前因条件构型对于结果的解释程度，覆盖率的值越大，则解释变量条件构型的解释力度越大，一致性检验解释变量是否被解释变量的充分条件。
表 3真值表代数分析结果表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条件构型中，“*”表示各个解释变量一起形成PPP项目失败的一个模式，表3为真值表的充分必要条件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条件构型的一致性检验结果均为1.000，大于理论值0.8，说明7个条件构型满足一致性条件，均为PPP项目失败的充分条件。同时，在覆盖率方面，总体的覆盖率为0.938，说明这些条件构型具有较大的覆盖度和说明力，进而满足CSQCA分析条件。
(三)组态求解与分析
QCA分析技术认为存在等效组态，并通过反事实推理划分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其中核心条件是指对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的条件，而边缘条件是指起辅助贡献的条件(Fiss，2011)。本研究用“●”或“⊗”表示核心条件，并分别代表该条件存在和不存在；用“•”或“⊗”表示边缘条件，并分别代表该条件存在和不存在，“空白”表明本构型中该条件可存在，也可以不存在。此外CS、CV、NCV分别表示一致率、覆盖率和净覆盖率，OCS和OCV分别表示案例总体一致率和总体覆盖率。
从表3可以看出，随着Zr基体质量浓度的增加，除了Na之外，其他待测元素的测定值都有所降低，其中Mg变化最为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大量Zr引入到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源，使等离子体温度变低，影响待测元素的电离。Zr在等离子体中的电离使总电子密度增加，从而对分析元素的电离产生抑制作用。消除干扰的方法一般有扣除干扰系数法、基体匹配法及标准加入法，而扣除干扰系数法受实验条件(介质、温度等)的影响较大，又无法获得更高纯度Zr进行基体匹配[2]，因此，本文考察了Zr基体对待测元素的干扰，对比研究了标准曲线法与标准加入法在检测核纯级海绵锆中Li、Na、Mg、Ca的异同，以找出适合各元素测定的方法。
表 4 PPP项目失败的前因条件构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4给出了PPP项目失败的7种典型组态构型，结合上文分别定义为非政策法律诱导的失败组态构型(M1)、国企经济兜底失败的组态构型(M2)、能力匹配的失败组态构型(M3)、国有企业政策性失败的组态构型(M4)、一线城市政策性失败的组态构型(M5)、经营失效型组态构型(M6)以及经济波动引发一线城市的PPP失败组态构型(M7)。另外从覆盖率看，M2、M3、M4、M5和M6五种组态构型的覆盖率占到整个案例的90%，是PPP项目失败的最主要组态构型，下文将着重分析这五种组态构型。
1. 国企经济兜底失败的组态构型(M2)
本组态构型的核心条件为环境情境因素中的外部经济风险、组织情境因素中的经营能力和项目情境中的项目类别，边缘条件为项目情境中的经营能力。另外，本组态构型的覆盖率为0.313，接近三分之一的PPP项目失败可以划入此组态。该组态的主要特点是央企或其他国有企业参与的非经营性PPP项目，尽管企业的经营范围和能力与所承担的项目类型较为一致，但由于外部经济波动导致了PPP项目最终被政府回购。
近年来因各种原因造成的烧伤患者数量日益增多，且烧伤面积越大，常需进行多次手术[1]。反复的气管插管在造成气道损伤的同时还会引起强烈的应激反应，不利于围手术期的恢复。喉罩作为一种新型气道管理方式，无需喉镜暴露声门，置入方便，能有效分割患者的消化道和呼吸道，预防反流误吸，血流动力学影响小[2]，对于烧伤患者围手术期气道保护、降低不良反应都极为有利。本研究旨在探讨喉罩与气管插管用于烧伤手术麻醉的安全性及优越性。
可以看出，该组态构型构成了当前PPP项目失败的最主要形式，这主要是因为尽管财政部已经明确要求社会资本方不能够包括本级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及其他控股国有企业，但由于实施过程中本级政府平台公司作为社会资本参与本级PPP项目不存在实质性的障碍，导致了较多本级政府所拥有或控股的国有企业成为PPP项目的“钱袋子”，并容易引发PPP项目在实施和经营过程中因政府投入资金不足而无法正常运转。另外，即使部分PPP的社会资本方非本级国有企业，但国有企业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力不强，容易沦为其融资工具，造成项目失败。如某市长江隧道PPP项目，合作方为某央企，采用该模式的重要原因是解决该市财政资金短缺问题，但由于国有企业对政府缺乏有效的约束力，当隧道项目面临着收不收费、收费高低以及收费方式等经营难题时，政府取消原来的PPP协议，收回经营权。
因此这部分项目失败最突出的特点是社会资本方为国有企业，这直接导致了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容易发生PPP项目不得不面临着由政府不作为等引发的外部经济风险，包括政府不能支付合同约定的费用和其他经营风险。
2. 能力匹配的失败组态构型(M3)
农村田园综合体的发展离不开科学、创新的发展模式，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利用好乡村独特资源，以生态、低碳和绿色为科学发展理念。乡村景观是一个复杂的人文系统，其设计规划并不是简单的排列，而是需要了解乡村的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及社会因素等[9]。使用“农业+互联网”发展技术可以扩宽发展产业链，为农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提高农业产业带动力，打破传统的农业产业链，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显著提高资源利用率，创新田园综合体的发展思路，在“农业+互联网”的发展背景下快速成长。
这些思想的独白，并不占有了我多少时候。它们是很迅速地翻舞过我心里，就在与这个好像有魅力的少女同行过一条马路的几分钟之内。我的眼不常离开她，雨到这时已在小下来也没有觉得。眼前好像来来往往的人在多起来了，人力车也恍惚看见了几辆。她为什么不雇车呢？或许快要到达她的目的地了。她会不会因为心里已认识了我，不敢厮认，所以故意延滞着和我同走吗?
本组态构型主要是在未发生相应的社会环境风险和市场供需风险的社会情境中，满足经营范围和能够的社会资本方，在起到辅助作用的外部经济风险作用下，具有一定经营性的或经营业态较好的PPP项目被政府回购。如某市一水厂PPP项目是该市建委与中外合资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合作的，尽管在该项目中政府承诺提供固定回报，但由于PPP项目合同约定的污水处理价格是在政府对市场价格不了解的情况下签订的，这直接导致了所签订的污水处理价格较高，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并导致政府频繁地转变态度。最后为了解决该问题，该市政府提前高价回购该PPP项目，并新组建了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该项目的实施。
可以看出，这类PPP项目失败一般是由于项目合作协议存在着一定的瑕疵，特别是相关条款未能兼顾各方利益，这导致政府对合作协议的执行和实施出现了态度转变。同时这类项目一般出现在具有一定经营性的基础设施项目，特别是社会资本方具有一定的经营优势，并利用这些优势在PPP项目中获取一定“超额利润”导致的失败。
3. 国有企业政策性失败的组态构型(M4)
2.2 缓解肿瘤患者心理痛苦 缓和医疗不仅关注患者躯体症状的控制，同时也重视心理和灵性层面的需求，一个完整的缓和医疗团队往往需要配备专业的心理治疗师。心理精神问题的治疗方式包括音乐治疗、按摩治疗、灵气和愈合触感等。有研究显示，来自医疗团队和牧师的综合心理治疗会降低焦虑和抑郁的发生率，使晚期患者获得更好的总体健康状况和更高的生活质量得分[17]。
在环境情境变量中，本研究首先采用张立辉等的PPP项目失败的影响因子分类(Zhang et al.，2019)，将PPP项目失败的环境情境变量划分为政策法律风险、社会环境风险、外部经济风险三类，其中：政策法律风险包括政策法律变动、推迟项目审批、政府干预和政府腐败等；社会环境风险包括社会公众反对、土地征拆迁困难和环境污染等风险；外部经济风险包括同行竞争、支付风险等导致的融资和收入风险。另外由于PPP项目的失败与城市市场关系密切，并且项目所在城市水平是诱发PPP项目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陈晓，2017)。因此本研究将环境情境变量划分为四个：政策法律风险、社会环境风险、经济市场风险以及城市类型。
本组态的显著特征是由于我国PPP制度体系还不完善，PPP项目失败与政策法律关联度大，特别是当项目合作双方面临着缺乏高级别法律规范性文件支撑和强有力的监管时，当国家或地区对PPP项目进行政策法律调整时，即使社会资本方拥有良好的经营能力和国资背景，PPP项目也将被提前终止。如某市一大桥PPP项目，合作双方为该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与两家央企，原PPP合作协议中约定项目的特许经营期为20年，但由于政策变化，该市政府于2011年与合作公司签署了提前终止该PPP项目特许经营期的补充协议以回购大桥。
与此同时在国家层面，目前我国还没有完成PPP方面的专门立法，为了防范发生系统性风险，国务院和各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强化对PPP项目的管控，这导致了由于PPP上位法的缺失，PPP政策存在着一定的波动和不稳定，容易对PPP项目的实施造成干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社会资本方为国有企业，也需要面对这种政策法律不稳定的制度环境，并且由于存在着一定的法律制度漏洞，也使得PPP项目很难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该问题，从而诱发了PPP项目失败。
PPP项目失败是指在项目实施或运营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工期延误、未获得期望的工程质量或未满足客户的要求等(Rahman et al.，2014)，世界银行“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Private Participation in Infrastructure,PPI)数据库进一步地将PPP项目失败划分为两种具体形式：被取消(Cancelled)和陷入困境(Distressed)，其中被取消是指社会资本合作伙伴通过向政府转移或出售其经济利益到政府合作部门来退出合作关系，而陷入困境是指合作一方或双方要求终止合同，或要求进行国际仲裁以解决争端(Lee et al.，2018)。另外，海因里希·施蒂夫通(Heinrich B.Stiftung) 的报告指出PPP项目失败也涵盖非合同绩效的隐形失败，如实施PPP项目导致的高昂公共财政成本、公众利益受损和环境破坏等(Stiftung，2018)。
本组态构型的核心条件为环境情境因素中的政策法律风险、组织情境因素中的城市类型和项目情境中的项目类型，边缘条件为环境情境因素中的外部经济风险。本组态构型的覆盖率为0.188，其突出特点是由于一线城市是PPP模式实施的先行者，在国家或地方政策法律环境发生变动的情况下，缺少经营性支撑的基础设施项目在可能的外部经济冲击下，发生PPP项目被政府回购。
相较于国有企业政策性失败组态构型(M4)，本组态构型重点强调发生在一线城市，并且该类基础设施是典型的非经营性基础设施，这类项目发生在PPP模式刚刚开始实施之际，一线城市政府为了解决基础设施财力投入不足，借助PPP模式加快非经营性基础设施建设。如某一线城市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了解决城市面临的非经营性基础设施短缺的矛盾，先后将一些隧道、大桥等项目与具有国资背景的一香港企业进行PPP项目合作，但2002年国家颁布的《关于妥善处理现有保证外方投资固定回报项目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处理之前存在固定回报的项目，这导致PPP项目的政策法律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上述PPP项目经营权亦被该市政府回购。
这些PPP项目失败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我国私营资本仍处于萌芽阶段，全社会的私人资本并非特别富裕，以及社会开放程度较低，除了少数运行成功的外资参与PPP项目，部分PPP项目之所以能够实施主要是因为针对当时全球PPP模式风起云涌，国家借助国有资本进行PPP项目试点，但由于存在着从单一的财政投资转移到社会资本参与的制度转换，这些项目在制度更迭过程中遭遇了“制度洞”，容易发生由制度变化导致的PPP项目失败。
5. 经营失效型组态构型(M6)
亲虾到场后均放于3个培养池中，平均约7尾/m3，水位1.3m，每个培养池的水体为40m3，亲虾培养池覆盖遮光帘，即暗光培养，充气石每池40个平均布设于池内。
本组态构型的核心条件为环境情境因素中的社会环境风险、组织情境因素中的经营能力、项目情境因素中的项目类型和PPP模式，边缘条件为环境情境因素中的政策法律风险和市场供需风险。该组态构型的覆盖率为0.125，其突出特点是在没有社会公众反对等社会环境风险和可能的市场供需风险的影响下，经营能力与PPP项目较为匹配且具有一定收入来源的BOT合作项目意外发生了项目失败。
新峪选煤厂的工业性试验表明，三产品重介质旋流器的工艺指标，无论是数量效率还是可能偏差均优于主再选两产品重介质旋流器。该厂一期工程系统的主再选两产品重介质旋流器采用预先脱泥有压给料，主选旋流器排矸，悬浮液密度不高，致使矸石带煤率大，造成了宝贵的煤炭资源损失。三产品重介质旋流器的吨煤电耗为0.72 kW·h，低于主再选两产品重介质旋流器，符合节能降耗的基本国策。
该种组态构型一般发生了经营失败，但造成经营失败的原因是多样的，包括由于社会资本方遇到经营危机而无法继续投资，或者在社会资本与公共部门合作过程中发生了影响继续友好合作的事项等。如某省国道隧道及引线工程，由于前期规划、设计等问题，2007年签订的PPP项目合作合同，一直拖到2012底才正式开工，但到2013年由于投资方的资金链断裂，整个PPP项目陷入了烂尾，这是典型的由于项目实施管理过程中出现了经营管理偏差，进而导致了项目一直无法正常实施，引发了项目被“扼杀在摇篮里”。
式中p0是一个常向量，δ(θ)是以θ为自变量的delta函数。因为作用力是一个垂向力P0eiΩt，因此
五、结论与讨论
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PPP项目的失败类型会由于失败情境的不同而改变，但现有的关于PPP项目失败的研究，大量聚焦于从静态角度考察PPP项目失败影响因子，却较少分析这些失败项目背后独特的社会、经济和项目本身等情境因素，更缺乏从动态视角将项目失败类型与其具体的情境因素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导致了难以系统地识别失败影响因子与失败结果之间的交互关系。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对PPP项目失败中的“原因”与“结果”之间关系进行更为具体的分析。
考虑到PPP项目失败是复杂因果关系“合成”的，本研究在系统分析PPP项目的影响因子和失败定义的基础上，重新梳理了PPP项目失败的关键影响因子，构建了PPP项目失败的“环境情境-组织情景-项目情境”的理论框架，并界定了PPP项目失败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审慎地选择30个典型案例，并利用基于集合论所发展出来的QCA分析方法考察PPP项目失败的影响因子与结果类型之间的关系。
这一分析范式将PPP项目失败看作是一种复杂因果现象，并通过审视PPP项目失败的前因条件组合与产生给定的结果之间的集合关系进行组态化梳理，这超越了惯常采用的从理论分类或经验分类层面进行的模式探讨。尽管PPP项目失败的组态在理论上可以是无限多样或五花八门的，但分析结果表明PPP项目失败的组态是有限的，可以划分为非政策法律诱导的失败组态构型(M1)、国企经济兜底失败的组态构型(M2)、能力匹配的失败组态构型(M3)、国有企业政策性失败组态构型(M4)、一线城市政策性失败组态构型(M5)、经营失效型组态构型(M6)以及经济波动引发一线城市的PPP失败组态构型(M7)七大构型。同时相较于一般的以穷尽分类的分类学或类型学不同，考虑到由于环境适应和模式趋同，PPP项目失败的组态构型并不均匀分布，如M2、M3和M4三种组态构型占到全部组态构型的65%，而M1与M7加起来占比仅为10%。
鉴于上述启示并结合具体实践，在PPP项目失败的应对策略上，针对我国大量PPP项目失败涉及到政策法律风险的特点，首先需要在PPP项目推进过程中加强PPP立法建设和制度保障，增强法律法规层面的“顶层设计”，并且对部分地方出现政府专业知识不足以及审批失误等，需要提高地方政府PPP的政策支持力度和科学化管理水平。另外，针对我国PPP项目失败中常常出现国有企业，需要考虑在国有企业进入PPP项目时强化“物有所值评估”，并充分考虑到国有企业作为社会资本出资方的融资风险、政策风险和运营风险，特别需要加强风险防范和建立有效投资回报机制，杜绝为完成政治任务而进行社会资本兜底。最后，由于PPP项目失败一般是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需要了解他们之间的关联性，这样能够识别PPP项目失败系统风险中各影响因素间关系，明晰PPP项目失败的发生规律，从而为相应的PPP项目诊治提供了新路径。
尽管本研究从高阶多维的尺度总结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作用路径和规律，初步打开了PPP项目失败作用机制的“黑箱”，进而为PPP项目失败的复杂因果关系识别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和新的思路。但由于受到PPP项目失败的案例容量等的限制，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在案例选择方面可以对案例进行扩容，特别是选择特定时期的PPP项目失败案例进行探讨，这样能够从一个较为具体的社会情境考察项目失败；其次应采取更为精细化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和工具，如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和多值定性比较分析(Multi-Value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MVQCA)等，这样能够超越严格的二分法限制，从而让分析结果更具有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陈琤(2014). 有限理性、公共问责与风险分配：台湾高铁市场化的失败与启示.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7：29-35．
陈晓(2017). 基于案例分析的PPP不成功项目失败历程及启示. 建筑经济，38：29-33．
杜运周、贾良定(2017). 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 (QCA)：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 管理世界，6：155-167．
柯永建(2010). 中国PPP项目风险公平分担. 北京：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柯永建、王守清、陈炳泉(2008). 英法海峡隧道的失败对PPP项目风险分担的启示. 土木工程学报，41：97-102．
任春玲(2016). 我国PPP模式发展的现存问题及对策研究.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5-11．
任志涛、武继科、谷金雨(2016).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PPP项目失败风险因素动态反馈分析. 工程管理学报，30：51-56．
苏敬勤、张琳琳(2016). 情境内涵、分类与情境化研究现状. 管理学报，13：491-497．
谭强(2007). PPP模式的风险分析研究. 上海：同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王晖、王松江(2017). 基于FTA的PPP项目失败关键因素分析.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58-67.
王琨(2017). 基于典型案例的县域城镇化进程中PPP项目失败因素分析及启示. 工程管理学报，3：64-69．
王力、程鸿(2015). 中国PPP模式现状及问题研究. 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化，13：5-7．
王秋菲、石丹、常春光(2016). 多案例的PPP项目风险分析与防范.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494-500．
乌云娜、胡新亮、张思维(2013). 基于ISM-HHM方法的PPP项目风险识别. 土木工程与管理学报，30：67-71．
徐可、何立华(2016). PPP 模式中BT、BOT与TOT的比较分析——基于模式结构、风险分担、所有权三个视角. 工程经济，1：61-64．
赵福军、汪海(2015). 中国PPP理论与实践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赵丽缦、Shaker Zahra、顾庆良(2014). 国际社会创业研究前沿探析：基于情境分析视角. 外国经济与管理，36：12-22．
周国光、江春霞(2015). 交通基础设施PPP项目失败因素分析.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11：8-13．
Bain, R. (2009). Review of Lessons from Completed PPP Projects Financed by the EIB . Luxembourg: 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Carbonara, N., Costantino, N., Gunnigan, L. & Pellegrino, R.(2014). Risk Management in PPP Project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Motorway Sector . Proceedings of the POMS Conference．
Cuttaree, V.( 2008).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PPP Projects .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Darvish, H., Zou, P. X. W., Loosemore, M. & Zhang, G. M.(2006). Risk Management ,Public Interests and Value for Money in PPP Projects :Literature Review and Case Studies . Beijing: The CRIOCM 2006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dvancement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Real Estate”．
Davis, A., Javernick-Will, A. & Cook, S. M. (2019). The Use of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Identify Pathways to Successful and Failed Sanitation Systems.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 663(1)：507-517．
Fiss, P. C. (2011). 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 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 54(2)：393-420．
Fiss, P. C., Cambre, B. & Marx, A.(2013). Configurational Theory and Methods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 Bingley: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Ke, Y., Wang, S., Chan, A. P. & Lam, P. T. (2010). Preferred Risk Allocation in China’s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 Projec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 28(5)：482-492．
Lee, M., Han, X., Quising, P. & Villaruel, M. L. (2018). Hazard Analysis on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rojects in Developing Asia . Asian Development Bank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Mahalingam, A. (2009). PPP Experiences in Indian Cities: Barriers, Enablers, and the Way Forward.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 136(4)：419-429．
Marx, A., Rihoux, B. & Ragin, C. (2014). The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First 25 Years.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6(1)： 115-142.
Melville, D. (2016).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hifting Focus to Domestic-Foreign Partnerships. Review of Market Integration , 8(3)：152-169．
Rahman, I. A., Memon, A. H. & Zulkiffli, N. S. M. (2014). Failure Reasons of PPP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Case Study of Kuala Lumpur LRT Project. Life Science Journal , 11(7)：238-246．
Rihoux, B. & Ragin, C. C. (2009). Configurational Comparative Method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and Related Techniques .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Soomro, M. A. & Zhang, X. (2013). Failure Links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Partners Transportation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Failures. Journal of Traffic and Logistics Engineering , 1(2)：116-121．
Stiftung, H. B. (2018). History Repppeated :How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are Failing . Brussels: Eurodad．
Trangkanont, S. & Charoenngam, C. (2014). Critical Failure Factors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Low-Cost Housing Program in Thailand.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Architectural Management , 21(4)：421-443．
Xing, Y. & Guan, Q.(2017). Risk Management of PPP Project in The Preparation Stage Based on Fault Tree Analysis . IOP Conference Series: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Xu, Y., Yeung, J. F. & Jiang, S. (2014). Determining Appropriate Government Guarantees for Concession Contract: Lessons Learned from 10 PPP Project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ategic Property Management , 18(4)：356-367．
Zhang, L., Zhao, Z., Chai, J. & Kan, Z. (2019). Risk Identification and Analysis for PPP Projects of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Infrastructure based on 2-Tuple and the Dematel Model. World Electric Vehicle Journal , 10(1)：4-4．
Zhang, X. & Soomro, M. A.(2016). Failure Path Analysis with Respect to Private Sector Partners in Transportation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 Engineering , 32(1)： 04015031．
*张兵，扬州大学建筑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后；王雅，扬州大学建筑科学与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刘欣，扬州大学建筑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师；丁翔，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情景耕耘的招投标腐败网络形成机制与阻断治理研究”(7170117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情景风险分析的PPP项目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机制研究”(71701090)、江苏省公共工程审计重点实验开放课题“基础设施PPP项目流程的审计评价、风险脆弱性及优化研究”(GGSS2016-09)。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86( 2019) 04-006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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