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传播学研究：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播学论文,中国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传播学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以来，已经成为一门热门学科。特别是在美国，研究学者很多，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西方的政治传播学已经成为一门可以运用实验、统计等实证手段加以研究的精密学科。美、英等国一些大学已开设政治传播学博士专业，有的大学还设有政治传播学研究中心(毕研韬，2009)。我国最早研究政治传播学的是台湾学者祝基滢，他在1983年出版了《政治传播学》；1991年邵培仁出版了《政治传播学》，成为大陆最早研究政治传播学的学者之一。随着政治传播作为现代政治运作的重要方面越来越受到政界和学术界的重视，我国政治传播学研究也取得了长足发展。
一、研究现状：主要内容与理论观点
我国学者对政治传播学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观点。
(一)政治传播学学科基本理论
作为一门学科，首先要明确定义、研究对象、历史与现状、研究方法等学科基本理论。对于政治传播学的学科基本理论研究，较为系统的是邵培仁的《政治传播学》、周鸿铎的《政治传播学概论》和李元书的《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同时散见于一些关于政治传播学的论文中。
由于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至今没有一本书被冠以“政治传播学”的名称，学者们多使用“政治传播”、“政治传播研究”这样的概念，而不使用“学”，所以说，我国学术界在引入西方理论的时候，并没有现成的、权威的定义。而我国学者虽然使用“政治传播学”这一概念，但对这一概念明确下定义的并不多。邵培仁指出，“政治传播学是从变动着的政治传播活动系统的整体出发，以人的沟通行为为核心，综合研究政治传播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与操作的谋略和技巧的社会科学”[1]。李元书认为，“政治传播学是研究政治与传播之间的关系，传播行为与政治行为交汇而成的政治传播的本质、功能、过程、形式和发展趋势的行为科学”[2]。不难看出，二人在定义“政治传播学”的时候都用到了“政治传播”一词，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定义是不够严谨规范的，因为“顾名思义，‘政治传播学’就是研究政治传播的科学”[3]。这就要求厘清“政治传播”的内涵。对“政治传播”的界定，目前我国学术界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从政治学的角度把政治传播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或政治行为。具有代表性的有：“政治传播就是由政治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导致的政治信息的传递与处理过程。”(李元书，2005)“政治传播是指特定共同体中政治信息扩散和被接受的过程。”(荆学民、施惠玲，2009)从传播学的角度，政治传播被界定为一种传播过程，具有代表性的有：“政治传播是一定的政治传播主体(民众、政治家、政府或政治组织)运用有意义的符号，通过大众媒介与政治传播的对象之间进行的政治信息传递、接受、反馈的行为与过程。”(鞠丽华，2007)“政治传播是由政府和其他的政治参与者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符号，广泛、迅速、连续不断地向受众目标传输政治讯息，继而影响其政治态度、信念与行为的传播过程。”(郎劲松、侯月娟，2004)
对于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及研究领域，李元书概括了四种观点：选举研究说、关系研究说、文化研究说、整体研究说。他从各自的研究领域的角度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应由11部分构成[4]。其中“整体研究说”是邵培仁的观点，与此相联系，他把政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概括为五大系统：政治传播的本体系统、内容系统、载体系统和外部情况[5]。
对于政治传播学历史阶段的划分，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我国学者对此只是介绍了国外的观点，并未分析取舍，如张晓峰、荆学民和李元书都介绍了政治传播学在西方有20世纪50年代形成和20世纪60年代形成两种观点。而对于我国的政治传播学历史，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最早的是1983年祝基滢出版《政治传播学》。还有学者将这20多年分为三个阶段，并以2000年以来为政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阶段，认为2001年复旦大学政治传播学博士后工作站的设立标志着政治传播学的学科地位被学术界所承认(刘源，2008)。但也有观点认为我国政治传播学研究已有100余年的历史，并分为萌芽期、低潮期和勃兴期三个时期(郑一卉，2005)。
我国学者对于政治传播学的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虽然各有表述，但大同小异。对研究意义有的是概述，如邵培仁(1991)认为政治传播学是政通人和的学问，研究政治传播学不仅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而且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周鸿铎(2005)细分了现实意义、理论意义和社会意义。李元书(2005)列举了七条现实意义。周建国(1997)具体分析了社会转型期政治传播的五大功能。对于政治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已有的论述都认为应实现多元化和综合性、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还有学者“从梳理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传播学的重要拓展说起，着重强调了比较研究视角对政治传播研究的重要价值，呼吁学术界对比较研究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并相应指出了比较研究可能存在的局限”[6]。
(二)政治传播的范畴
对于政治传播的要素，我国学者基本按照拉斯韦尔的“传播的五个W”理论，分为政治传播者、政治信息、大众媒介、受众和效果五个基本要素。学者描述了政治传播者的一般特征、类型、地位和作用等(王士俊，2003；李元书，2005；周鸿铎，2005)。对政治信息的研究，与界定政治传播一样，政治学者概述了政治信息的含义与类型、分布、选择与控制、利用等，而传播学者则发挥专长，详尽论述了政治信息的采集、编排与传播(王明华，2001；李元书，2005；周鸿铎，2005)。政治传播中的大众媒介的研究较多，国内政治学者在论述西方政治制度的著作中一般都会论及大众传媒在西方政治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同时还有学者专门研究党报、社论等。主要涉及政治传播中大众媒介的含义、类型、特点、作用等。政治传播受众研究的理论主要是受众的特点、类型、心理分析等。还有学者“针对目前政治形势下受众参与缺位、参与冷漠现象，从传播过程的外部变量因素以及信息经济学对受众‘心理—行为’逻辑进行剖析，提出走出困境的新路径”[7]。政治传播的效果分析，主要是影响政治传播效果的因素、提升政治传播效果的途径和政治传播效果的评估等，其中关于影响政治传播效果的因素的研究，既有从政治传播中人的角度，也有从政治传播中大众传媒的角度进行分析的，还有学者具体论述了政治传播有效性的策略(徐虹，2004；王敏，2009)。
政治传播的形式多种多样，李元书(2005)将之分为政治新闻、政治宣传、政治广告、政治辩论、公共舆论和政治选举六类。邵培仁根据政治传播的外在形态和互动方向，把政治传播分为两类八型：一是轴状、单向互动为主的政治演说、政治新闻、政治广告和政治公文；二是网状、相向互动为主的政治辩论、政治谈判、政治流言和政治歌谣[8]。两位学者都对各自所划分的政治传播形式进行了理论阐述。同时还有一些学者运用政治传播理论阐释了政治广告和政治选举等具体政治实践。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具体到政治传播中的修辞、非语言符号及符号化过程等(胡亚云，2001、2002；许静，2004；熊晓萍，2006；赵鸿燕、李金慧，2010)。
关于政治传播的环境，宏观上有两种：一种是时代环境，如从传统到如今的全球化时代、网络时代；另一种是现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对前一种环境中的传统时代的政治传播，学者们主要以我国为研究对象，如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传播、我国近代政治传播。而全球化时代、网络时代的政治传播则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具体分析了新时代环境对政治传播的影响以及政治传播在新环境下的变化、呈现的特点及发展趋势，传统媒介在新条件下面临的挑战及新的发展等(简艺，2000；杨丽娟，2002；金军，2006；郭小安，2008；班允凤，2008；吴昊，2009)。对政治传播的第二种环境，也就是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在这种大环境下形成了政治传播的三种模式，即自由主义模式、社会责任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有学者分析比较了这三种模式的特点，并以具体案例分析了转型期我国政治传播模式(鞠丽华，2005、2007)。还有学者将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分开，具体考察其与政治传播的关系，如政治体制、权力结构、国际政治、特殊政治与政治传播，经济形态、经济实力、科学技术与政治传播，文化内涵、文化进步、“文化流”与政治传播等(李元书，2005；毛家武，2008)。
(三)政治传播的个案研究
政治传播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同时又是新兴学科，尚未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完整的学科体系，这就使得研究“零碎化”，针对丰富的政治传播实践，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入手，形成了不少具体的个案研究。
政治选举曾是西方政治传播学研究的中心，我国学者对此也进行了个案分析。特别是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更让我国学者看到了政治传播的生动实践，所以有不少学者对这场选举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除此之外，学者对于国外政治传播的个案研究还有苏丹问题、马基雅维利政治传播观念等。而对于国内的个案研究，既有研究政治传播思想的，如研究孟子、韩非子、孙中山、邓小平等人的政治传播观；也有研究政治传播媒介的，如西汉木简报、明朝邸报、民国报纸、电视、博客等。还有研究具体政治实践中的政治传播，如春秋时期的祭祀、汶川地震、“两会”、国庆阅兵等(张卫中，2003；张昭国，2008；邱金锋，2009；王海洲，2009)。这些个案研究或从政治实践中提出或论证政治传播理论，或以政治传播学视角分析具体政治实践。
二、研究评价：主要贡献与不足之处
我国学者对政治传播学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对于学术发展和具体政治实践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主要贡献
第一，初步构建了我国政治传播学学科体系。邵培仁的《政治传播学》一书“大胆地探讨了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并建立了与西方学者不同的理论体系”。李元书2002年发表的《政治传播学的产生和发展》一文，介绍了政治传播学产生的年代、历史背景、理论基础和政治传播学的发展，可以说是对西方政治传播学在学科体系层面上的初步描述。2005年，周鸿铎的《政治传播学概论》和李元书的《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相继出版，这两本书从不同角度构建了政治传播学的学科体系。前者在介绍了政治传播学的产生、发展和研究对象等问题后，重点运用传播学理论分析了政治信息的采集、编排和传播，最后还论述了国际政治传播、中国政治传播和政治传播模式的发展。而后者则运用政治学理论重点阐述了政治传播的过程、形式和目的、环境，最后回顾了20世纪政治传播的理论成果，并对21世纪政治传播的发展进行了预测。这两本书各有侧重，体系不同，如果将二者结合则可以初步构成我国政治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框架体系。其他的一些学术论文涉及政治传播学的不同领域，这些研究细化、深化了学科理论。
第二，拓展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和方法。政治传播学用传播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政治现象，不但开辟了新的政治学研究领域，使得政治传播这一重要的政治现象进入政治学者的研究视野，而且使政治分析更加全面深刻。因为按照邵培仁的观点，传播是政治的控制器，“政治始于传播，运行于传播过程，止于传播过程的结束”[9]。研究政治传播有助于深刻把握政治现象的本质，深化政治学理论。另外，“政治传播学是多个学科整合而成的科际学科，这些学科包括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新闻学、媒介学、文化学、符号学、宣传学、广告学、选举与投票研究、社会心理学、现象学、解释学、舆论学、公共关系学、公共政策学、修辞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20多门学科。”[10]这就极大地丰富了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政治传播现象，他们分析的可能只是个案，虽然形成的理论不具有普遍性，但是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却具有借鉴价值。
第三，为促进政治发展作出应有贡献。我国学者的政治传播学研究，对于具体政治实践发挥了积极作用。政治信息是政治传播的要素之一，包括信息的采集、传播、反馈等，这对于决策的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而政治信息的传播是双向的，因而对受众和传播效果的研究是提高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题中之意。学者们具体分析了受众参与缺位及影响政治传播效果的因素、提高政治传播效果的途径等，这些既为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提供了传播指导，也为政治社会化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路径，培育了现代社会的理性公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民的政治参与，维系着社会稳定与国家整合。不同于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选举中心论”，我国学者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媒体监督政府”这一问题上。这方面的研究既有具体的个案分析，又有系统的理论阐述，所以对于政治实践的指导借鉴作用是很明显的。政治传播学研究的现实意义还体现在对提升政府形象和国家形象上。民众看到的政府很多时候是媒介中的政府，同时国外看到的中国，也更多的是通过新闻媒体，所以政府和国家形象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媒体，这就使得这一问题既受政治家关注，也受政治传播学研究者重视。
(二)存在的不足
在充分肯定学者们对政治传播学所作出的贡献的同时，也应看到，毕竟这一研究才刚刚起步，已有的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并未能全面反映我国的政治传播实际，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有限。总体而言，我国学者对政治传播学研究的不足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体系不完善，理论高度不够。邵培仁的《政治传播学》虽然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但是，对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的界定还较粗糙，理论体系也比较粗。其他的两本著作分别是从政治学和传播学的角度研究政治传播，如前文所述，如果能将两本书综合，则基本框架可定，但是两本书各自分开，则难免偏颇。其他的多是论文形式，针对某一问题的实证分析或现象阐释，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关于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学者从各自的视角给出不同的界定，政治学者认为研究对象为传播中的政治行为，传播学者则认为是政治体系中的传播过程，所以并没有打破学科壁垒，确定独立的且具有共识的研究对象。对于政治传播要素的研究，偏重于政治传播者，而忽视对受众的研究，这与我国传统的政治传播环境有关。其实政治传播者和受众分别处于传播链的两端，而且政治传播的目的就是为了影响受众。西方的政治传播研究已经表明，受众并不是被动的、机械的，所以对受众的研究，特别是在我国政治传播环境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就显得尤为重要。此外，目前学者大多把受众等同于普通民众、公众，其实他们也是政治传播者，公众对政治人物的政治传播、公众之间的政治传播在我国目前的政治传播学研究中近乎空白。另外，还存在一种倾向就是个案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国外事件或中国古代政治人物的分析，而对我国现实政治实践则鲜有分析，这就使得其理论指导作用大打折扣。在个案研究中则把政治传播作为一种分析方法或分析视角，而不是用实证来构建理论，即使在分析中所用到的理论也多照搬西方已有的成果。如果说用西方的政治传播理论来分析西方政治实践尚可的话，那么用这些理论来阐释我国的具体政治实践，有些时候则就面临着“失灵”的问题。从总体上看，我国政治传播学的研究体系尚未成熟，这在西方学界也同样存在，且已引起政治传播研究者的重视，丹·尼谋和戴维·斯文森在《政治传播新动向》中指出：“政治传播研究要寻找一种方式、一种发展的模式，以克服‘零碎化’所带来的不幸后果，使政治传播研究‘朝着有组织的框架发展’。”[11]
第二，一些基本概念不清晰。学科体系也可以看作一整套概念体系，但是目前关于政治传播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尚不清晰。由于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所以不但存在着概念的混乱，也存在概念混淆。一是将政治传播学等同于政治传播。政治传播很早，可以说有了政治，就存在着政治传播，但有了政治传播并不一定就伴随而产生政治传播学。所以认为我国政治传播学有百年历史是不恰当的，真正的政治传播学是从学者开始系统研究政治传播现象开始的。二是政治传播并不是政治的传播和传播的政治。其实，自从政治传播学诞生以来，西方学者就一直在争论，至今尚未有定论，这主要是受研究者学科背景的影响。三是政治传播与政治沟通，有学者认为政治传播属于广义上的政治沟通，还有不少学者直接把政治传播等同于政治沟通。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两个概念是有本质区别的，政治沟通只是政治传播的一种重要理论范式。四是把政治传播等同于政治社会化。这种误解实际上仍旧是把政治传播等同于我国传统政治模式下的政治宣传。应该看到，在新的环境下，大众传媒的功能并不再是单一的宣传教化，而且政治社会化的途径除了大众传媒，还有家庭、学校等。大众传媒的宣传教化即政治社会化功能也只是政治传播的一个方面，或者说在目前中国是一个重要方面。五是政治传播学不仅仅是政府传播学或政府新闻学。这个问题的另一种理解就是政治传播不能只研究政府，即政府对新闻媒体的使用与新闻媒介对政府的监督。另外，以政府新闻发布制度为代表的政府传播体系在我国初见成效，这与政治传播学研究是分不开的，但政治传播学并不等于政府新闻学，不能以偏概全。
第三，研究方法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完善。政治传播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应该坚持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但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并不是目前学界的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出发，从而形成政治传播学总体上的跨学科研究，而应是具体研究者个人跨越学科界限，综合运用多学科方法。政治传播学是一门实用性、操作性很强的学科，学术界目前的研究多限于理论表述和规范性研究，而在宣传技巧、说服技巧、舆论调查分析、受众心理分析等实用性研究方面则明显不足，定性研究居多，定量研究偏少，这就使得政治传播学研究的实践价值大打折扣。另外，比较研究作为社会科学最普遍、也是最常用的方法，目前在我国政治传播学研究领域尚未采用。研究者要么是只研究国外的政治传播，要么是研究我国古代的政治传播，并未就古今中外的政治传播进行比较。实际上对古今中外的政治传播进行比较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因为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发现我国与国外政治传播的不同特点，也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总结出政治传播的普遍规律。这无论对于我国政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还是对于指导政治传播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研究前景：学科价值与深化方向
政治系统的有效运作既依赖于系统内部的沟通协调，也离不开政治系统与外部系统的互动交流。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及系统与外部之间的信息传播就显得尤为重要。“政治传播保证了公众议程到媒介议程，再到政府议程的转化。”[12]所以它既可以为政治决策提供依据，也可以为政治参与提供服务，而决策是一切政治行为的先导，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实际上政治传播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为公众提供政治信息，更重要的是它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作为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大众传媒教育了社会成员，传承了政治文化，塑造了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政治人”，这就在更高层次上提高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而且也深刻影响了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但是这种影响并不纯粹是积极的，因为我们虽然生活在政治现实中，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现实其实是媒体所构造出来的现实”[13]，这就要求重新审视媒体的作用，不能过于乐观地认为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就必然会促进政治民主。此外，也正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现实其实是媒体所构造出来的现实”，这就为政府形象、国家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可能。政府在国民心中的形象直接关系到政策推行的有效性等。而一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则影响其处理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的能力，所以善于利用媒体，打造良好的政府形象、国家形象是现代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政治传播在转型期有其特殊功能。社会转型首先是新的价值观挑战并取代旧的价值观，而新旧价值观的较量就是政治传播的过程。转型期所要进行的社会动员、监察环境和传衍经验都离不开政治传播。而最重要的是象征性资源的开发——核心力量的形成，因为在这其中政治传播正向运作可以增强组织声望和凝聚力、塑造崭新的领导形象。同时转型不是随意的和无序的，必须要进行控制使之处于良性轨道运行，而社会控制是政治传播的基本功能之一，且政治传播的控制功能在社会转型期有明显增强趋势[14]。“政治传播不仅促进了政治转型的实现，而且从长远的社会发展过程看，它对加强整个现代化进程尤其是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5]由此可见，政治传播学是一门政通人和的学问。其学科价值在我国社会转型的今天已经初见端倪，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其对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将不可估量。政治离不开传播，只要政治尚未消亡，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就会一直持续下去。这门学科虽然很年轻，但将会是一门显学，我国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涉足这一领域，越来越多的院校开设这一专业，研究成果将层出不穷。
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政治传播学的研究还处于较浅的层次，发展滞后，既与我国政治传播现实相脱节，又未能跟上西方关于政治传播研究的新潮流。为此，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深化研究，力求有所突破、创新。
第一，以我国政治传播现实为着眼点，构建本土化的政治传播学科。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转型期，政治传播的模式也发生了转变，由传统的政府对民众的宣传灌输为主转向宣传、教育、引导及民众对政府的反馈、媒体对政府的监督等综合的、双向的政治传播模式。但也出现了宣传效果不彰、民间话语空间与官方话语空间共存与博弈、公民政治表达渠道欠缺、沟通不畅等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转型期普遍存在的，有些则是我国在转型期所独有的。对于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我国学者或是依旧停留在旧模式下的“应景式”的“注经”，或是受“政治正确”限制，对现实问题避而不谈，还有部分学者照搬西方理论来解释我国政治传播现象，但“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现实时，我国学者发现，一些西方理论所假设的效应方向出现‘逆转’现象”[16]。所以说，我国政治传播学研究要以我国政治传播现实为着眼点，努力构建本土化的政治传播理论，但这并不是说要盲目追求本土化而排斥西方理论。恰恰相反，目前我国政治传播学研究的迫切任务就是有计划地译介西方政治传播学优秀学术成果。因为必须看到，我国的政治传播学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而西方则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形成的许多理论，如“议程设置”、“沉默螺旋”等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这些都是需要学习借鉴的。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拓展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为实现研究的跨越式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石。应该看到，目前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比较滞后，这大大制约了我国的政治传播学研究。构建本土化的政治传播学要靠熟悉我国情况的我国学者以政治传播现实为着眼点，大力提倡问题研究，既批判、吸收应用西方理论，又根据我国实际创造性地发展新的理论。
第二，加强对网络政治传播的研究。互联网的出现和迅速发展，打破了传统的政治传播格局，也为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开辟了新领域。互联网对政治传播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包括对政治传播者、媒介、政治信息、受众和传播效果等各个方面。在网络时代，政治传播呈现“去中心化”的现象，传播主体是“不稳定的、流动的和多重的”，政治信息也极大丰富，受众也呈现个性化和多元化，这些都有别于传统媒介时代的政治传播。互联网给政治传播带来了“福音”，它使政治信息的传递更通畅，传播者与受众的互动更方便，但是不应据此就认为网络时代的政治传播是完美无缺的。最明显的就是“数字鸿沟”的存在，使政治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其分配是不平均的。如果说这是硬性制约因素，可以通过经济社会发展逐步解决的话，那么政治信息的泛滥与失真则是网络政治传播不可避免的缺陷。同时，并不像有的学者预言的那样，网络政治传播是充分自由的，实际上，“把关人”仍然存在，只是不像在传统媒介中那么明显。互联网为受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表达空间和渠道，但是网民的意见可能很快就“湮没”在海量的网上信息中，极少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另外，伴随着参与的扩大、政治信息的泛滥，必然出现网上民意的盲目性和非理性。“如果媒介争论是非理性的并且没有达成共识，那么就有利于精英去维持现状而不必作出回应或作出改变现状的努力。”[17]所以对网络政治传播的效果不应一边倒，其分析也不能过于简单化。针对网络政治传播的兴起，还存在着关于网络政治传播的伦理学之争，这也是应关注的。应该说，加强网络政治传播研究既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也是研究者把握学科发展趋势、追赶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现实选择。不可否认，西方政治传播研究比我国要早得多，但是具体到网络政治传播目前都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加强网络政治传播研究，力求在学科的新领域有所建树，丰富我国的政治传播理论，从总体上缩小与西方研究的差距。
第三，加强对国际政治传播的研究。广义的国际政治传播包括“国家间的外交往来和政治互动、个人活动(政治游说与国际公关)、依靠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国际政治传播等”[18]。由于前两种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政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更多的是国际政治活动，所以着重探讨狭义的国际政治传播，即依靠大众传播媒介所进行的国际政治传播。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利益关系，而利益的实现离不开政治传播。国家通过宣传将自己的主张、对外政策传达给国际社会，以期相关方作出回应。通过政治传播塑造了国家形象，而国家形象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国家交往和国家利益能否实现。国际政治是国内政治的延伸，但国际政治也深刻影响着国内政治，特别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国家形象，不仅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好地维护本国利益，而且对于国内建设也起着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所以国际政治传播应是政治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而对我国而言，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始终面临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压力，在全球化时代，敌对势力渗透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国际政治传播。跨国传媒集团的宣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内民众。而要应对这种压力，就必须深入研究国际政治传播，以求在国际政治传播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和平发展，我国必须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提升综合国力。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了解主要通过媒介，他们所认识到的中国也大多是媒介构造的中国，所以，在国际政治传播中，要学会善于利用媒介，以及在选择政治传播符号、修辞模式等方面注重设计。而综合国力既有经济、军事等硬力量，也有文化、形象等软力量，要通过国际政治传播，提升我国软实力。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足以显示我国政治传播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应是国际政治传播。研究国际政治传播应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尤其应注意不同制度、文化的比较。同时，既要研究由内向外的传播，也要研究由外向内的传播，力求在理论上有所创新，也为我国国际政治传播实践提供指导，创造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该标题为《重庆社会科学》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政治传播学研究在中国大陆：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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