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丰富经验和历史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训论文,人民内部矛盾论文,经验论文,历史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人民概念的特殊含义
人民作为政治概念与敌人相对应，一般指推动历史发展的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总和。人民又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内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人民是被划分为阶级的，其中包括无产阶级、小农、小资产阶级，其对立面是官吏、贵族、资产阶级。在人民的各阶级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关注无产阶级。他们认为，从社会发展趋势看，小农和小资产阶级行将加入无产阶级队伍，现代社会日益分化为两大对立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人民这一概念的内容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指出：“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1](p.205)
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关注无产阶级、关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不同，毛泽东所说的人民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高度重视农民阶级的作用；二是把民族资产阶级纳入人民的范畴。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民占大多数。毛泽东所说的人民主要是指农民。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表现出对农民运动的高度重视。他指出，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其中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之分，由于经济状况不同，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也不同。富农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中农是游移的；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他说：“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2](P.21) 正是这种对于农民革命作用的充分估计和高度重视，为中国共产党后来把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开辟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提出了人民共和国这一概念，他主张将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里所说的人民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他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殖民地的严重形势下，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求反抗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也可能发生变化，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性。这时，“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2](p.151) 如果民族资产阶级参加这个统一战线，那么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就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因此，“在民主革命阶段，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却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有利于中国人民。由此可知，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各阶层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2](p.159)
1948年1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决议草案中写道：“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兵士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3](p.1272) 建国前夕，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又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3](p.1475)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还指出：“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1](p.206)
既然中国人民中大多数是农民，民族资产阶级也属于人民的范畴，那么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要团结人民共同奋斗，就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一方面要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另一方面要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民主革命时期是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如此。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条基本的历史经验。毛泽东曾经把这条经验介绍给其他国家的共产党。1959年3月，他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谈话时说：“工人阶级要取得胜利，要和两个阶级结成同盟。一个是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同。农民不剥削别人。城市的小资产阶级也不剥削别人，他们是手工业者或小市民，或者只有轻微的剥削。另一个是剥削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又剥削人，还恐惧共产党。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有共同之点，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因此可以建立统一战线。”[4](pp.22-23)
二、工农联盟：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工农联盟建立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认真而坚决地实行了土地革命，把土地从地主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使农民从封建土地关系的束缚中获得解放。千百年来中国农村都是地主占有土地，农民没有或很少有土地。残酷的经济剥削和苛捐杂税压得农民喘不过气、翻不过身来，渴望得到土地是亿万农民世世代代的梦想。土地革命把这一梦想变成了现实，它使广大农民切实体会到共产党代表他们的利益，并且由此理解了党所提出的革命任务，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拥护革命。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将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这样做，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减少了地主对于抗日的阻力，还推动了国民党参加抗日。日本投降后，共产党又根据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适时将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由于在解放区坚决地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共产党赢得了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最可靠的同盟军。这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并最终战胜强敌、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使广大过去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村中开始出现的两极分化现象引起毛泽东的忧虑。一方面，新富农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另一方面，许多贫农虽然分得土地，但是由于人力、畜力、农具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他们中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那些鳏寡孤独者生活更为艰难。毛泽东指出：“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工农联盟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5](p.437)
建国后，共产党在农村工作中出过问题、犯过错误。1953年3月毛泽东针对有些地区党政组织在区、乡工作中的“五多”问题指出，所谓“五多”，就是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这些问题严重脱离农民群众，损害农民及其积极分子的利益，妨碍农民进行生产，已经引起农民的不满，而脱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是非常危险的。他强调，“五多”问题必须加以改变。[5](pp.271-273)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到农民问题时说：“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机攻击，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我们发现了缺点，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多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1](p.29)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党跟农民的关系一度紧张。1959年2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他说：“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4](p.9)“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如果加上管理区就是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4](p.11) 当时，我国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在党内通信中反复强调脱离群众的危险性。他说：“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4](p.49) 1961年3月他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说：“我们中国有这么多人口，大部分在农村，城市只一亿多一点，农村五亿多，一与五之比。没有农民拥护，不管你修多少铁路，搞多少钢铁，也会搞翻的。”[4](p.258)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是毛泽东，最早发现问题、纠正错误的也是毛泽东。在查找错误原因、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毛泽东在理论上达到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
在人民公社化的热潮中，出现了一种企图消灭商品生产的趋势。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人把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和价值规律看成是资本主义的范畴。他们认为，既然人民公社已经是全民所有制，公社的产品就可以由国家直接调拨；既然公社内部已经或者即将全部实行供给制，那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没有存在的必要。针对这种趋势，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1](p.434)
为了澄清人们的混乱思想，毛泽东建议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还建议，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多次讲话，其中谈到他通过读书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思考。
首先，不能取消商品生产。恩格斯曾经预言：“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6](p.633) 对此，斯大林解释说：“恩格斯在他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即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因而，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7](p.546) 毛泽东赞成斯大林的解释。他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说：“现在我们的全民所有是一小部分，只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的一小部分。只有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才能废除商业。”[1](p.438) 他还说：“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同志们，我们建国才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是不现实的。只有当国家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成为不必要而消失。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1](p.440)
其次，不能剥夺农民。毛泽东指出，消灭商品生产、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背客观法则的。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懂得无产阶级对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斯大林说不能剥夺农民。”[1](p.437) 我国人民公社，劳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统是农民的，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公社所有。国家不给它东西，不进行等价交换，它的产品也不会给你。农民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产品交换他们需要的商品，用商品交换以外的办法拿走公社的产品，他们都不接受。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为了五亿农民，应当充分利用商品生产这个工具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1](pp.437、440)
再次，不要害怕资本主义。毛泽东说：“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1](p.435) 他指出，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而要看它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但在奴隶时代商品生产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他说：“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1](p.439)
第二，集体所有制的变化要有一个过程。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是一种现象。毛泽东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4](p.9) 他指出：“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4](pp.9-10) 在这种错误认识指导下，很快刮起共产风，其主要表现是搞一平二调，即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县、社两级无偿调走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某些财物。同时，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抽取的积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费浪费很大，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员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甚至还有脱产文工团。凡此种种，不能不引起各生产队和广大社员的不满。
毛泽东还指出，错误的责任不全在下面，中央也有缺点。“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4](p.10) 1960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转发甘肃省委的报告时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4](p.222)
第三，按劳分配的原则必须坚持。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平均主义倾向也是毛泽东不赞成的。他说：“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4](p.11) “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4](p.10)
毛泽东还指出，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其中包含着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错误思想。如何纠正错误，毛泽东本人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1959年2月他在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于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后来通过调查研究和进一步思考，他断然改变了原有的主张。同年3月，他在一份报告上批注道：“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4](p.34)
纠正错误决不是轻而易举的。1960年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刮起来，此外还有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这一年，毛泽东下达了一系列指示：“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4](p.163) “彻底纠正‘五风’”：[4](p.220) “永远不许一平二调”；[4](p.222)“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4](p.227) 他说：“所有县、社的工业，房屋，其他财产等，凡是平调来的，都要退赔，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干部可能会不满意，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4](p.227)
三、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既团结又斗争
中国共产党同中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合作，结成革命的统一战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革命的高潮中，蒋介石背叛革命，破坏两党统一战线，导致双方长达十年的武装斗争。抗日战争中两党再度合作，第二次结成统一战线，抗战胜利后又进行了三年武装斗争。两党之间这种复杂的历史关联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特点，这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史中所没有的。
为了正确处理与中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对中国资产阶级作了具体深入的分析。他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两部分，即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指出，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其所豢养的阶级，他们和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他们是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分别属于不同的帝国主义集团，在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属于某一帝国主义集团的大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有可能参加反对另一帝国主义集团的斗争。而在此时，他们仍然是很反动的，一旦他们的主子起来反对革命，他们就立即随之反对革命。与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不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带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完全断绝联系，因此，又没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
根据上述分析，毛泽东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他说：“中国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这种二重性，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二重性，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这里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8](p.608) 这一论断已被中国革命的历史所证明。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立即没收了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财产，将其收归国有；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实行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1950年4月毛泽东在阐述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问题时写道：“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5](p.49) 此后不久，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又说：“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5](p.75)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实现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这是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典范。当时，为了把民族资产阶级引上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通过宣传教育、组织学习、座谈交流等多种形式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毛泽东还亲自同工商界代表谈话并在有关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表达他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殷切期望。
首先，肯定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总的说来，基本上是做了好事，有益于国计民生，错误只是部分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其他国家的不同，从孙中山起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后来我们接手，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中外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都有过积极的作用，曾经革命的力量对生产发展都有作用。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也有唯物论，不是历来都是唯心论。”[5](p.489)
其次，说明社会发展的趋势。毛泽东指出，旧的制度不行了，新的制度就要起来代替。生产力总要向前发展，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就推动着社会不断前进。“现在中国正处在大变革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要变成集体所有制，资本家也要改变其私人所有制，许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其实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5](pp.490-491) 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5](p.495)
再次，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消除他们的思想顾虑。毛泽东非常了解资本家的思想状况。他说：“人们考虑的，不外是一个饭碗，一张选票，有饭吃不会死人，有选票可以当家做主，说文明点就是一个工作岗位和一个政治地位。”[5](p.491) 他指示，这两方面都要安排好。在政治地位方面，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与对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对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其政治权利；对民族资产阶级却不剥夺其政治权利，他们有选举权，有光明的政治前途。在工作岗位方面，也要对资本家做适当安排，使他们逐步变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有的工厂还让资本家担任厂长，以发挥他们懂技术、会管理、有文化的长处。
团结的过程中有斗争，通过斗争求团结。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地实现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也是与其坚决的斗争分不开的。建国后不久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是共产党同资产阶级之间的一场严重斗争。共产党通过这场斗争，一方面，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的腐蚀，清除了内部的腐败分子，加强了作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另一方面，坚决地打击了资本家的不法活动，查明了私人工商业的经营情况，在私人工商业中加强了党的工作，建立了工人、店员监督生产经营的制度。这一切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7年春，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共产党整风之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掀起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这是共产党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又一场严重斗争。毛泽东在带领全党开展必要反击的过程中，由于把右派进攻的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把许多正常的善意的批评和建议也视为右派进攻，从而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了。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偏离了毛泽东此前提出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也反映出他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从此，他所关注的重点，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以夺取政权和变革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目标的阶级斗争，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他认为，前一种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完成；而后一种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1](p.230)
后来，毛泽东又把阶级斗争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共产党内，他把党内出现的不同意见的分歧和争论也等同于阶级斗争。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并把会议上出现的思想斗争看成是一场阶级斗争，看成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从那时起，毛泽东开始把对阶级斗争的注意力转移到共产党内，他对阶级斗争的认识也愈益扩大化和绝对化。
毛泽东所犯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其教训是非常深刻的。这不仅因为，它在实践中造成了灾难性后果，而且还因为，它从反面验证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于下述思想是不可偏离而必须坚持的，这些思想正是毛泽东本人提出和多方面论证、后来又被他自己在实践中偏离和违背的：
第一，对待民族资产阶级要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是如此。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仍然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1](p.223) 在这种情况下，对民族资产阶级必须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一方面，发挥他们作为管理者的长处，保护他们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团结他们一道前进；另一方面，限制他们作为剥削者的劣根性，打击他们的违法行为，逐步缩小他们与工人阶级的距离。任何只讲团结不讲斗争，或者只讲斗争不讲团结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第二，开展思想斗争要采取正确的方式方法。思想斗争是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在思想上的反映，反过来又对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产生重大影响。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不同，思想斗争不能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手段去解决，而只能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去解决。建国初期，共产党通过“三反”、“五反”运动严厉地打击了资本家的不法活动。那时有人提出，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对此毛泽东写信予以纠正。他指出，应该提要求资本家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用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超过这个限度，而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5](pp.236-237) 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虽然失去了它作为一个阶级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但是，资产阶级思想并不会随之消失，还将长期存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还将长期进行下去。当时，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一再强调，要正确地开展思想斗争。他说：“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1](p.209) 他还说：“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1](p.225) “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1](p.231) 后来，毛泽东之所以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特别是犯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原因之一就在于，用错误的方法去开展思想斗争。他采取革命时期那种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企图以粗暴的强制性的方法解决思想斗争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第三，党内斗争不全是阶级斗争。政党是阶级利益的代表，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党内斗争与阶级斗争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方面，在阶级社会里，根本利益互相对立的各阶级不仅互相斗争，而且互相联系、互相渗透，因此，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另一方面，在政党内部各部分、各成员之间，即使在根本利益和奋斗目标一致的情况下，由于各自所处的环境不同、知识结构不同、实践经验不同、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不同，对于同一事物也会出现不同看法，从而产生不同思想之间的斗争。这后一方面的党内斗争显然属于思想认识问题，而不属于阶级斗争。对此，毛泽东也有过明确的论述。1937年他在《矛盾论》中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2](p.306) 在延安整风中，他坚决摒弃“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积极倡导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党内矛盾和开展党内斗争。在庐山会议上和“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把本来不属于阶级斗争的党内思想斗争当成阶级斗争的错误做法，完全违背了他本人提出并长期坚持的关于党内斗争的正确的理论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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