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激励、货币供给与经济波动：基于中国1985-2008年数据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货币论文,数据论文,经济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182(2011)02-0013-05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经济波动是指经济总量指标围绕宏观经济的长期趋势上下波动，这种波动表现出周期性，因此被称为经济周期。从Burns and Mitchell(1946)提出经济周期的阶段具体描述以来，经济周期理论就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宏观经济产出总量的长期趋势是平稳向上的，这种长期趋势每一阶段会有一种平均水平作为中轴，经济总量指标围绕着这一中轴的短期经济波动是由社会经济体的需求冲击引起的。在经济周期中，如果实际增长在这一中轴之上，经济处于扩张期；相反，经济则处于紧缩期。这种假设同时被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所采用。但是，这种平均水平往往是“事后诸葛亮”，而经济活动的实际决策是需要事前决定的，因此，寻找经济周期的规律可能从方法论上来说是有待讨论的。经济学界对到底是什么造成了经济波动这一现象众说纷纭，相关文献汗牛充栋。经过笔者梳理，经济波动的解释大体可以分为如下三类：第一类，实体经济本身的作用；第二类，金融因素(尤其是货币因素)的作用；第三类，实体经济本身与金融因素(尤其是货币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面笔者依据这三类对经济周期相关理论进行综述并提出自己的相关看法。
(一)实体经济本身的作用
在实体经济本身的作用这方面，杰文斯(W.S.Jevons，1878)提出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在于农业生产受天气的影响，特别是会受到太阳活动的影响。太阳黑子的周期出现，影响到了农业生产，进而影响整个经济体系，并认为经济周期的波动频率约等于太阳黑子的出现频率。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古典学派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首先从分析方法上对传统的周期理论提出挑战，认为产出的大多数变化是永恒变化的，并不存在围绕平均水平这一中轴的趋势。实体经济体受到新技术冲击以后的变化，不具有周期性，而是“随机行走”。他们试图将技术冲击结合进标准的新古典模型，认为经济波动的根源是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当新兴技术对总量生产函数带来正向冲击时，会改变工资、利率等经济变量的相对价格，理性预期的经济人会调整其劳动供给与即期消费等行为，由此导致经济总量(产出和就业)的变化并形成经济波动。其中波动被描绘成竞争性均衡现象，所有市场都是出清的。他们几乎从根本上就排斥货币因素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从大工业生产的基本特征出发，认为经济周期根源于生产供给的过度扩张与市场需求发展不足之间的矛盾。
(二)金融因素(尤其是货币因素)的作用
关于金融因素对经济波动作用的文献不胜枚举，金融因素中货币因素的作用最受经济学界关注。所以本文主要是从金融因素中的货币因素来考虑经济波动。1913年至1937年间，英国经济学家R.Hawtrey提出了货币数量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他认为经济波动是由纯货币因素引起的，用货币量本身就可以很好的解释经济周期，总收入和产出变化的唯一途径是通过金融体系的货币创造活动来激发的。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很大程度受到了这一思想的启发[2]。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经研究发现，虽然在经济繁荣期和衰退期的大多数年份货币存量相比前一年都在增加，但是在经济衰退期间的货币供应增长率总是慢于繁荣期间的增长率[3]。在其所考察的近100年期间，货币存量相比前年绝对减少的年份，正好是位于6个严重的经济衰退时期。而且导致货币收缩的那些因素基本上与实体经济体的产出和物价的同期或事先变化无关，于是他们认为货币收缩既然不能是经济严重衰退的结果，那么货币收缩就应该是经济严重衰退的原因。同理可以推出货币扩张是经济繁荣的原因。由此货币存量在经济周期性波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三)实体经济本身与金融因素(尤其是货币因素)的结合作用
新古典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的Lucas(1972)将Muth(1961)的理性预期学说与Friedman(1968)的自然率假说进行了一次融合，认为经济波动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体行为和市场连续出清的价格(以货币来表示)机制不矛盾。由于经济主体根据其自以为稳妥把握的信息做出“理性预期”，其判断误差是不稳定的。在实体经济周期中造成产出波动的“随机冲击”主要是“技术因素”，虽然卢卡斯经济周期理论没有否定技术因素在经济波动中的作用，但其认为波动主要是因为突然的，或者没有想到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假设参与市场交易的个体仅仅拥有部分市场价格信息，将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化当成他们涉及的个别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引起价格判断失误，这种失误将导致产量和就业或高或低的偏离其长期均衡(自然)水平，这时经济将出现波动。
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两种理论尽管在价格(以货币来表示)变化的问题上是不同的，但是这两派在对于经济波动的解释却具有很大的共同点，这就是他们都考虑货币和实体经济因素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而且都是从最终的经济体产出总量角度来分析波动。
新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总量波动的原因既可能是货币因素的作用也可能是实体经济的作用。他们认为一旦经济偏离均衡，由于工资(以货币来表示)刚性(效率工资、长期合约、工会力量等)和价格(以货币来表示)粘性(菜单成本等)，产出很难在短期内恢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于是经济便出现了波动。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Fisher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复兴凯恩斯主义。Fisher(1977)的开创性工作成为凯恩斯主义复兴的标志。Fisher(1977)利用交错价格模型(Staggering Contract Model)为凯恩斯主张的“非市场出清”提供了理论支持，认为“由交错价格可生成名义刚性，即使采用理性预期模型，也可以获得与理性预期不同的结论——可预期的需求冲击和货币政策也能产生真实效应”。其研究框架依赖于两个重要假设，即垄断厂商与外生的交错价格。Taylor(1979、1980)的研究支持了这一研究结论。但是为了给这一理论提供支撑，笔者就必须找到交错价格(Staggering Contract)的来源。其中包括Fethke & Policano(1984)、Ball & Cecchetti(1988)从不完全信息角度进行解释；Mankiw(1985)从价格调整的成本角度进行解释；Akerlof & Yellen(1985a，1985b)从个体近似理性的角度进行解释；Ball和D.Romer(1990)从企业调整价格的动力角度进行了解释；Mankiw & Reis(2002，2006)、Klenow & Willis(2007)从信息粘性的角度进行了解释，但是他们的模型中仍然有一个问题没能解决，即要求信息粘性的外生性和价格调整成本的外生性。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致力于为这一理论提供实证基础，如Ball、Mankiw & D.Romer(1988)、Gordon(1990)针对美国的实证研究；Carlton(1986)针对各产业的实证研究，其发现“价格刚性在大多数产业都是显著的”；Cecchetti(1986)基于微观数据也证实了上述的结果。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仍然依赖于外生交错价格这个前提。可见，寻找更具坚实的微观基础依然是广大学者的重要研究课题。
如何寻找到坚实的微观基础？熊彼特(J.A.Schumpeter，1939)提出“创新周期”理论，认为企业家对投资时机的偏好是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由于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具有聚集资本和劳动力资源的能力，这样的能力使得企业在经济波动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的能力高低表现为：在合法的投资时机下，企业家们能否运用资本成功的激励劳动力(以工人为代表)努力工作，成功则增加产出，反之若激励失败则产出减少，进而引起经济波动；所以笔者以为在既定的资本约束和投资时机下，企业家如何激励工人是决定经济波动的关键因素，也是研究经济波动的坚实微观基础。
本文根据Fisher(1977)、Mankiw(1985)和Ball & D.Romer(1990)的研究，建立研究框架：一个代表性的垄断企业、劳动力是同质的、其技能不会在相邻两期发生跳跃，企业通过制定有效的工资、选择优化的劳动力数量使得其利润最大化。这个框架的关键在于企业根据什么制定工资水平？工资水平是否是理性的结果？工资水平是否仍然依赖外生的交错价格？笔者发现Laffont & Martimort(2002)对Salop(1979)和Shapiro & Stiglitz(1984)提出的效率工资模型总结是具有很好的适用性。这个模型只是要求垄断厂商对工人在不同努力程度工作下所取得的产量有一个判断，不努力工作有一个成本，厂商设计一个工资使得工人努力工作。首先，厂商为代表性工人设计一个使其努力工作的激励工资，由于生产并没有实施，这时厂商按照期望工资提供工人的报酬；其次，由于工人的生产能力在相邻两期并没有发生跳跃，所以厂商只要有足够耐心，工人努力为企业生产高产量的概率总是相等的，其仍然会产生工资粘性。但是本文的结论与粘性工资模型、理性预期模型的研究结论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单纯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无效性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即只有货币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相结合才会对产出与价格波动产生真实的、持久性的效应。
二、工资、激励与经济波动模型
根据Jean-Jacques Laffont & David Martimort(2002)的研究，企业家激励工人工作来实现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假定企业家首先选择其工资以激励工人。其规划为：
一个合理的假设是如果工人努力工作，则在一定时间内能够产生优质效益的概率必定相等。这里暗示了，在相同两期内工人的生产能力并不会出现跳跃式的变化。一个合理的假设是其出现优质效益的概率服从泊松分布
由于此时工人努力工作比不努力工作所带来的效用更多，当然比不工作所带来的效用更大。(见式(1)中的两个约束)故企业家总是能够雇用到工人。这时厂商选择雇用工人数量(N)以达到其最大的效益。这时，厂商的规划为：
式(13)(14)表明了宏观经济中的两个信息：一是货币供给的冲击和需求冲击对价格水平、产出水平的决定具有永久效应；只有当期的货币供给的冲击和需求冲击对价格水平、产出水平的变化有影响。二是式(13)、(14)为价格、产出的单位根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见式(15)、(16))这表明产出单位根运动过程实际上是由于企业家给予工人实际工资(以货币来表示)的期望所决定的。
(一)数据说明
从1985年开始，中国的多项产品价格已经由市场决定，所以本文的数据选择从1985年开始。本文选择GDP作为产出的指标；由于测度一般价格水平的指标主要包括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等，再加上本文模型中货币供给冲击对产出的影响实际上是通过价格水平来影响的，所以本文选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一般价格水平的指标。对于货币供给量的测度主要有M0、M1、M2。由于我国在1990年以前并没有公布M1和M2的数据，所以本文采用M0作为货币供给量的替代指标。以上数据均来源于1986-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实证结果
本文对货币供给冲击、一般价格水平和产出(对数)进行ADF检验后发现，三者均为一阶单整的时间序列(I(1)序列)。(见表1)虽然三者均不平稳，但由于是同阶单整的。所以对于回归是具有意义的，故笔者分别对产出与货币供给冲击、通胀与货币供给冲击进行回归是有意义的，只要模型的残差是0阶平稳的(I(0)序列)，即它们是协整的。相关计量结果见表1到表5。
其中，P表示当期通胀率水平(对数)；M(1)表示当期货币供给量(对数)与上一期货币供给量(对数)之差；y(1)表示当期GDP(对数)与上一期GDP产出(对数)之差。
数据来源：1986-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
1.对模型(19)进行计量分析可以得到表1、表2。
约为0.382，T统计量为2.58表明通过了5％显著水平的检验。同时，由于F统计量为6.67表明拒绝整体参数的零假设。本文通过对模型残差进行ADF检验发现，其ADF统计量为-3.779表明在5％显著水平下是平稳的。因此，笔者认为回归模型是稳定的。
2.对模型(20)进行计量分析可以得到表3。约为-0.0355，T统计量为-0.31表明未通过5％显著水平的检验。同时，由于F统计量为0.10表明不能拒绝整体参数的零假设。通过D—W检验发现，DW统计量为1.24，小于临界值(1.27)；并且应用B—G检验也发现，模型在5％显著水平下出现了自相关。为了克服自相关，笔者对二者之间是否具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进行了Johansen检验发现，其的确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见表4)。因此，笔者对二者采用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分析。其结果如表5。模型表明约为0.632，T统计量为2.47表明通过了5％显著水平的检验。
3.由于式(19)和(20)表明货币冲击的参数和应该约为1。笔者对上述两个模型的估计参数相加得到其和约为1.014，与1非常接近。因此，本文的研究模型能较好地解释中国在1985-2008年间的产出波动与价格水平变动。与理性预期和粘性价格模型相比较，笔者的研究为货币供给冲击持久性效应提供了证据，并且利用中国1985-2008年间的计量模型证实了这一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引入企业激励模型，为货币供给冲击的持久性效应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也揭示即使在理性预期模型下，同样会产生持久性效应。这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主张提供了实证依据。如果货币供给冲击服从i.i.d.，则本文的研究结论就为通胀率和产出波动的随机游走提供了理论支撑。
同时，笔者利用中国在1985-2008年数据完成了实证工作，在表明本文的研究模型具有内在合理性的同时，也得出了两个关于中国经济的结论：一是中国货币政策在1985-2008年间并不具有有效性；二是货币供给冲击对GDP产出波动具有持久性。这就意味着，中国要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就要求较大的货币供给冲击；同时，这种冲击又会带来了价格水平的提高。哪一种效应更大取决于劳动力弹性的高低，又直接关系着居民的福利水平。当其对产出波动的冲击大于对价格水平的冲击时，则会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相反，则会降低居民的福利水平。要避免货币供给冲击在推动产出向上波动时带来的高通胀压力，仅仅依靠货币政策收效甚微，中国决策部门应该要注意加强企业劳动力技术培训，特别是各种企业一线技术工人的操作水平，提高企业劳动力的技术水平，从而提高企业劳动力弹性。
本文的进一步研究方向是对国际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其也是对模型的再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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