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息系统(IS)研究的多样性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息系统论文,多样性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从20世纪60年代信息系统(information systems,IS)学科在美国诞生开始，众多研究者利用了令人目眩的多种学科作为IS研究的理论基础，并引入大量的研究方法来处理IS领域的各类问题。随之而来的是IS研究多样性(diversity)的出现。很多西方学者对IS研究多样性问题进行了研究。Benbasat和Weber(1996)[1]指出IS研究中存在3类最为突出的多样性：(1)IS领域中研究题目(research topics)的多样性；(2)用于解决IS问题的理论基础或参考学科(reference disciplines)的多样性；(3)用于收集、分析、解释数据的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s)的多样性。Vessey(2002)[2]在最近的研究中认为，除了上述3种多样性外，分析层次(level of analysis)的多样性问题也很重要。
多样性的存在已经引发了关于多样性是否影响IS学科健康发展的激烈讨论(Vessey,2002;Farhoomand & Drury,2001)[2,3]。一方面，有学者认为由于多样性的影响，IS这一新兴学科难以确立清晰而独立的研究领域。如果任其发展，IS很可能慢慢衰败或者被某种新的、更有生命力的学科所代替(Robey,1996)[4]。多样性已经演变为一种“焦虑之源”，甚至威胁到IS学科的生存(Benbasat & Weber,1996)[1]。而另一方面，很多学者对IS研究多样性持乐观态度。Keen(1980)[5]认为“IS是行为、技术、管理等问题的融合”，行为科学、计算机科学、管理科学等参考学科要比IS本身更为成熟。IS的研究者可以借鉴多个参考学科中的成熟理论作为基础，利用规范的研究方法或者好的范例来研究IS领域问题，这类似于“避免重复开发车轮”。因此，他们认为多样性是“自豪之源”，是IS学科具有持续生命力的重要标志。
与西方的激烈争论相比，国内学者似乎并没有充分关注IS研究的多样性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高等院校开始在工商管理和财经类院系中建立管理信息系统方面的本科专业，这可以认为是中国IS学科确立的标志（胡昌平，1999）[6]。1998年，教育部将科技信息、经济信息管理、信息学、管理信息系统和林业信息管理5个专业合并，建立了一个新的专业：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与西方相比，中国的IS学科更为年轻，但发展速度很快。目前，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IS领域的研究中。那么，中国IS研究的多样性是否存在？如果存在，与西方IS研究多样性比较，具有哪些特征？多样性问题对中国IS学科发展会产生哪些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这些问题都有待研究。
本文对1999-2003年5年间在国内管理类核心期刊上发表的IS领域的论文进行了实证分析，系统地描述了中国IS研究的多样性。通过与西方IS研究多样性进行比较，我们力图发现中国IS研究多样性的特征。我们认为清晰而深入地认识多样性问题，将会推动IS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这也是本研究的意义所在。
2 研究方法与过程
2.1 分类体系
为了探讨IS研究的多样性，我们首先要确定一套对IS论文的研究题目、参考学科、研究方法和分析层次进行分类和确认的体系。为此，本研究以西方学者在同类研究中开发的分类体系为基础，这样做既有利于我们分析国内IS研究的多样性，又有利于与西方IS研究多样性进行比较。
2.1.1 研究题目分类
对于IS学科的研究题目，Vessey(2002)[2]在充分借鉴很多分类方法（例如Alavi,1992;Barki,1993;ACM,1998)[7-9]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套分类方法。在这个分类体系中，IS的研究题目被分成8个大类，每个大类又包含若干小项，详见表1。按照Vessey的自我评价，这是一套平衡的、没有相互重叠、没有多余项目的分类体系。本研究采用该研究题目分类体系。
2.1.2 参考学科分类
IS是一门新兴的应用学科，在发展的最初阶段势必从其他成熟学科中寻找理论基础。在IS领域，这种提供理论基础的学科被称为参考学科(Culnan & Swanson,1986)[10]。
本研究采用Vessey(2002)[2]的观点，将IS研究的参考学科分为9种，分别是：(1)认知心理学，(2)社会和行为科学，(3)计算机科学，(4)经济学，(5)信息系统理论，(6)管理学，(7)管理科学与工程，(8)其他，(9)无。按照Vessey的观点，参考学科是指一篇论文最主要的理论基础来源。这样，就必须包括“其他”和“无”两种类别。“其他”指论文的参考学科不是前面提到的任何一种。“无”是指论文没有借鉴任何参考学科，或者参考学科很多但没有一种是主要的。
2.1.3 研究方法分类
本研究采用Alavi和Carlson(1992)[7]提出的研究方法分类体系，该分类方法在其他研究中已得到应用（例如Claver,2000）[11]。这一分类体系将研究方法分成两个大类：实证研究(empirical)和非实证研究(non-empirical)。实证研究依靠对研究对象的系统观察来获得研究本质；非实证研究则是基于思想(idea)、框架(framework)或者思索(speculation)。对各类研究方法的具体解释，详见表2。
2.1.4 分析层次分类
IS领域的论文关注的问题范围很广泛。例如在“高”层次上，一些论文关注社会层问题，如电子政务、信息化建设等文章；而在“低”层次上，有很多论文关注系统的组成部分，如程序、组件或者算法等。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采用Vessey(2002)[2]在分析层次上的分类体系，对中国IS论文进行分类。Vessey将IS研究分成了10个层次，分别是：(1)社会层，(2)组织间层，(3)组织层，(4)小组／团队层，(5)个体层，(6)系统层，(7)抽象概念层，(8)系统要素层，(9)项目层，(10)学科层。这个分类体系是以组织层、小组／团队层和个体层为起点。加入社会层，是为了区分那些研究地区、国家、国际或者社会层次问题的IS文章。加入组织间层，是为了区分那些研究组织之间IS问题的文章。系统层论文是指那些聚焦于一个或多个信息系统的论文。抽象概念层论文包括那些聚焦于计算机概念（如数据建模、数学模型等）的论文。系统要素层论文指研究系统构成要素（如程序、算法、组件等）的论文。项目层论文是指研究软件项目（如软件工程等）的论文。最后一个学科层是为了区分以IS学科本身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表1 IS研究题目分类（引自Vessey等的研究）
2.2 期刊选择
在东方和西方的研究中，IS一般被视为管理类学科。因此，本研究选择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学部指定的20种刊物为考察对象。在1999-2003年5年中，其中有16种刊物发表过IS类的论文。他们分别是（排名不分先后）：《管理科学学报》、《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情报学报》、《中国管理科学》、《管理世界》、《系统工程》、《系统工程学报》、《管理工程学报》、《控制与决策》、《预测》、《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应用》、《研究与发展管理》、《南开管理评论》、《科学学研究》、《科研管理》和《会计研究》。另外，《中国软科学》和《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这两种期刊虽不是管理科学学部指定期刊，但近5年发表了很多质量较高的IS论文，所以我们也把它们纳入研究范围。我们认为，上述18种期刊基本能够代表中国IS领域的研究水平。
2.3 研究过程
研究过程包括对文章的识别、分类和确认3个阶段。首先，我们需要识别出5年内18种期刊中的全部IS领域论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收录了我们选择的全部期刊，我们以“信息系统”为关键词在该数据库中对选定期刊逐一进行全文检索。全文中含有关键词“信息系统”的文章并不一定都是IS领域的论文，因此由本文3位作者中的两位通过阅读文章的摘要或全文来确定。然后，本文的两位作者分别独立地阅读每一篇已确定为IS领域论文的全文，按照2.1节中所述分类标准从研究题目、参考学科、研究方法和分析层次4个角度对文章进行分类。对于任何一篇论文，都保证每个角度中有且仅有一种子分类与其对应。最后，将两位作者的分析结果进行比较，对有分歧的地方，由本文的3位作者共同讨论确定。我们使用SPSS 11.5作为记录和分析数据的工具。
表2 IS研究方法分类和解释（引自Alavi和Carlson的研究）
3 多样性分析
按照上述研究方法和过程，我们在18种期刊中共确定了604篇IS领域的论文，分别从研究题目、参考学科、研究方法、分析层次4个角度来分析IS研究的多样性。本研究使用各个分类中论文分布比例的标准差来描述IS研究的多样性程度。这个指标的含义是：如果标准差为零，则说明每个分类中的论文分布是均匀的，那么多样性程度最大；如果标准差值很大，则说明多样性程度低，反之亦然。例如，在研究题目方面，如果所有604篇IS论文平均分布在8个大类中，则分布比例的标准差为零，说明IS研究在研究题目上的多样性是最大的。该多样性指标也被Vessey等学者使用。
为了清楚表示研究题目、参考学科、研究方法、分析层次4个方面的多样性趋势，在表3至表6中，我们分别对中国这5年IS论文的分布比例进行降序排列；同时根据分布比例与每个方面的平均值的关系，将数据分成3组：大于平均值，小于平均值但大于平均值的1/2，小于平均值的1/2。为了进行比较研究，表3至表6中的第5列分别列出了西方学者在同类研究中的研究结果。为了进行趋势分析，4个表中的最后5列数据分别是1999-2003年每年发表的IS论文在研究题目、参考学科、研究方法和研究层次4个方面的分布比例，而对应的多样性指标则是该年论文分布比例的标准差。
3.1 研究题目多样性
研究题目共包括8大类，因此平均值为12.5%。如表3所示，我国IS研究的题目更多集中在组织类问题(46.3%)、系统／软件类问题(24.8%)，两者所占比例明显高出平均值，合计达到71.1%。研究特殊问题域的文章比例(10.3%)略低于平均值，而系统／软件管理类(6.9%)和数据／信息类(6.5%)的文章比例则稍稍高于平均值的1/2(6.25%)。研究社会性问题和IS学科本身的论文非常少，仅占3.0%和2.2%，明显低于平均值的1/2。另外，我们发现，在选择的期刊和时间范围内，没有研究计算机类问题的论文。总体看来，中国IS研究在研究题目上的多样性指标为15.67，明显低于Vessey(2002)[2]研究中的21.75，这说明中国的IS研究题目的多样性要大于西方。从发展趋势看，1999-2003年的研究题目多样性指标分别是16.13、14.64、15.29、17.57、15.32，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
在Vessey的研究中，西方IS论文的研究题目大部分集中在组织类问题(65.6%)。虽然中国对组织类问题研究也相对较多(46.3%)，但还是明显低于西方。这说明西方的IS研究题目正趋于收敛。一些学者认为，研究题目的收敛说明IS领域问题的边界正趋于清晰，是IS学科成熟的一种标志。
3.2 参考学科多样性
表4显示了IS研究中参考学科的分布情况。参考学科分为9类，平均值是11.1%。我国IS研究中以IS理论本身为参考学科的比例最高(41.1%)，另外3种引用比例高于平均值的学科分别是计算机科学、管理学、管理科学与工程。这4个学科合计比例达到85%。我们没有发现引用比例位于平均值和1/2平均值(5.55%)之间的参考学科。其他5种学科均低于平均值的1/2，合计仅为15%。总体来看，中国IS研究参考学科的多样性指标为12.79，明显大于西方的7.33。这意味着中国IS研究的理论基础多样性程度比较低。从发展趋势来看，1999年至2003年的参考学科多样性指标分别为15.60、13.48、12.70、12.48、12.40，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参考学科的选择与IS学者的个人学术背景和学科发展阶段是有着密切联系的(Farhoomand,andDrury,2001)[3]。在中国IS发展初期，开创性工作多数是由具有计算机科学、系统工程或者管理科学背景的学者完成的。因此，与西方IS研究相比，中国6研究的参考学科相对集中。我们注意到，1999-2003年，每年的多样性指标在逐渐减小，这说明随着我国IS学科的不断发展，参考学科的多样性程度逐年增加，有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学者进入到IS领域，带动了学科理论基础的多样化。通过与Vessey的研究结果比较，我们发现中国IS研究者至今仍极少以认知心理学、社会和行为科学作为理论基础。这一现象值得进一步思考。
3.3 研究方法多样性
IS领域的研究方法包括两大类：实证研究方法和非实证研究方法。如表5所示，前3种分类属于非实证方法，而其他9种是实证研究方法，合计为12种，其平均值是8.3%。我们发现，在中国的IS研究中，使用非实证研究方法的论文居多。大于平均值的4种研究方法中有3种属于非实证研究，其合计比例达到84.9%。这表明我国的IS研究绝大多数采用非实证研究方法。除“对目标／过程／事件的描述”略高于平均值外，其余8种实证研究方法使用比例均明显低于平均值的1/2(4.15%)。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实验室实验、现场试验、现场研究、IS测量工具开发这4类实证研究方法在中国最近5年的IS研究中从未被使用。总体来看，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指标为13.98，高于Vessesy研究中的9.36，这说明中国IS领域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明显低于西方。从发展趋势来看，1999-2003年的多样性指标分别为15.56、13.28、14.14、13.43、14.28，无明显变化趋势。
表3 研究题目分析和比较
表4 参考学科分析和比较
表5 研究方法分析和比较：具体方法
中国IS研究使用的方法大多数是非实证研究，而在西方（特别是北美）的IS研究中，实证研究占据主要地位。另外，其使用的具体研究方法（实证和非实证类）的种类也明显多于中国。有学者认为研究方法的多元化(methodologieal pluralism)更有利于不同理论观点的融合，促进IS学科的发展(Landry & Banville,1992)[12]。
3.4 研究层次多样性
表6说明了IS论文在分析层次上的分布情况。研究的分析层次包括10类，平均值为10%。比例大于平均值的分析层次有3类：组织层、系统层、社会层。其中前两种所占比例明显高于平均值，分别达到了33.9%和32.9%，而社会层所占比例比平均值略高，三者合计比例为79.1%。我国IS研究较明显地集中在这3类分析层次。系统要素层和项目层的比例位于平均值和1/2平均值(5%)之间。其他5种分析层次所占比例低于平均值的1/2，合计仅为8.3%。特别是对于小组/团队层次和个人层次的研究更为稀少，比例仅为0.5%和0.3%。总体来看，我国IS研究在分析层次上的多样性指标为12.85，大于Vessey研究中的8.23。这表明西方IS研究的分析层次多样性要高于中国IS研究。从发展趋势来看，1999-2003年的多样性指标分别为14.94、14.13、12.82、12.71、11.61，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比较表4和表6，我们容易发现论文的分析层次与论文参考学科间的相关性。认知心理学和行为科学是研究个体行为的重要学科，由于中国的IS学者很少把这两种学科作为理论基础，也自然缺乏对群组／团队和个人层次的研究，这是导致我国IS研究的分析层次多样性低于西方IS研究的主要原因。通过时间序列分析，我们也发现1999-2003年，中国IS研究在分析层次上的多样性在逐年增加，体现在组织间、群组／团队层和个人层次IS研究的增多。当前，群组／团队／个人是组织中创新的主体，这一分析层次应受到IS研究者的更多重视。
4 讨论
4.1 多样性对中国IS学科的影响
多样性的普遍存在，会对中国IS学科的发展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首先，由于我国IS学科正处于发展阶段，研究领域的边界不如成熟学科清晰，这样对新思想的进入没有过多限制，会吸引更多来自于不同学科的优秀学者进入IS领域，从事自己有兴趣的IS问题的研究。其次，参考学科的多样性会扩展我国IS研究的知识基础，研究方法、分析层次的多样性有利于构建IS的知识体系。例如，群件技术的相关知识可能既来自于控制条件下的实验室方法，又来自解释性的现场研究，尽管这两种研究的结果不能直接比较，但这类实用性知识是通过两种方法共同创造的，而不仅仅是通过某种单一方法。这种由于多样性而扩展形成的基础，使得IS领域的知识有多种研究范式的支持，有利于学科本身的发展壮大。第三，在信息技术不断出现革命性创新的时代，IS学科比其他成熟学科更迫切需要不断的创新。多种多样、甚至相互冲突的理论、思想和方法的不断碰撞，会推动整个IS学科创造力的提升。
表6 分析层次分析和比较
在看到多样性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多样性对中国IS学科发展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例如，由于缺乏统一的IS核心理论，不同学者取得的学术成果难以统一起来，很多成果只是分散在各自的研究项目中，而没能有机地结合成为IS领域公认的知识。期刊中发表的学术成果由于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各不相同，也增加了学者之间互相协作的难度。另外，多样性导致IS学术体系不够完善，缺乏统一的研究范式，这使得IS在学术资源竞争中常常逊色于其他相对成熟的学科。在西方，IS学者的晋升和申请基金项目较其他学科的学者困难，顶级IS刊物（例如ISR,MLSQ)与其他学科的刊物相比，学术地位要低。而在中国，甚至没有专门的IS学术期刊和全国性的IS学会，整个学科的发展可能面临更多困难。
为了平衡多样性问题给IS学科发展带来的影响，我们可以借鉴Laudan(1984)[13]关于学术研究中3个要素关系的讨论（见图1）。
图1 研究的三要素
引自Landan,L.,Science and Values:An Essay on the Aims of Science and Their Role in Scientific Debate,1984
Laudan认为，研究目的（或者说研究题目）是基础，它决定应该以哪些理论／学科作为理论基础；而理论基础（或对研究题目的现有认识）和研究目的共同决定应该采用何种研究方法。我们认为IS研究中选择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的合理性是由IS研究的目的／题目来证明的，而不是遵照某种固定的范式或者因为学者自身认为某些理论或者方法更有价值。成熟的学科要求研究者清晰地了解研究目的，然后合理地选择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进而维持三要素关系的平衡。
由于研究目的的选择最具有不确定性，也缺乏严格的限制，因此多数学者习惯于从自身兴趣出发来确定研究的题目。我们认为，这在中国IS学科建立的初期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研究题目的不拘一格能够进一步将较为成熟的参考学科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到中国的IS研究中，这可以防止IS学科进入研究方法一元论(methodological monism)的误区。本文的分析已经清晰地表明我国IS学科正在不断发展并走向成熟，这就要求我国的IS研究在研究题目、理论基础的选择上应逐渐遵循一定的标准，以避免走入学科发展的另一个极端：研究方法无序化(methodological anarchy)。更为合理的标准是保持研究目的与IS发展的一致性，研究目的既要切实有效地针对并解决IS领域的具体问题，又能够丰富IS学科的知识构成。重要的IS学术论文和其他相关IS文章代表着来自IS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各种观点，更多地关注国际IS顶级期刊和重要国际会议，是选择一个有利于IS学科发展的题目的重要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IS学科多样性的存在，促进IS研究的多元化发展，同时又避免陷入学科发展的无序状态。
4.2 研究局限
本研究的局限性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首先，在刊物选择上，我们选择了18种管理类重要期刊，肯定不能完全代表中国IS研究的全貌。其次，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只是关注每个多样性中最主要的特征，比如在IS研究题目这一分类体系中，可能有的论文主要聚焦于系统过程管理（属于系统／软件管理类题目）问题，但同时也研究了系统对组织的影响（属于组织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只考虑了最主要的研究题目。另外，由于5年的时间跨度稍小，我们对IS论文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时，可能有些内在规律没有能够发现，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最近5年604篇IS论文的实证分析，发现中国IS研究在研究题目、参考学科、研究方法、分析层次4个方面存在明显的多样性。与西方IS研究相比，研究题目方面的多样性程度明显高于西方，随着中国IS研究的发展，研究题目需要进一步收敛；在参考学科、研究方法、分析层次3个方面，我国IS多样性程度明显低于西方，这些特征需要中国IS学者进一步关注和思考。通过时间序列分析，我们发现中国IS研究的参考学科和分析层次在5年内多样性程度明显增加，这也预示着中国的IS学科逐渐成熟。本研究阐述了多样性可能给中国IS学科发展带来的正面及负面的影响，我国IS领域的学者应该权衡研究目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促进IS核心理论形成的同时，保持IS领域知识构成的多样性，推动中国IS学科的健康发展。
标签：系统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