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屈赋论争的批评学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魏论文,批评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论争是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学论争能抓住文学批评的焦点和热点进行讨论争鸣，从而集中文学批评的视点和力量，从整体上反映出文学批评的功能作用，体现出文学批评的价值。文学论争往往形成文学批评的热潮和高潮，促使文学批评有一个长足的发展和转向、转型。因此，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活动形式和标志。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兴盛和发展也与文学论争有紧密关联。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魏晋时期兴盛乃至形成高潮，这与一场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离骚》的论争是分不开的。这场文学论争从汉代到魏晋，涉及到刘安、司马迁、班固、王逸、刘勰等文论家、批评家、史学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颇有影响和地位。因此，有必要从文学批评角度研究这场文学论争，总结这场论争的经验和教训，弘扬这场论争的优秀传统和意义。
一、依经与异经：屈赋论争焦点透视
文学论争可以表现为文学思想的论争和文学形式技巧技法的论争，但多表现为文学思想的论争，因为它涉及文学的重大问题，诸如文学的方向、标准、本质、特征等原则性、方向性问题。而牵涉这些重大问题的论争就往往发生在对某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上。汉魏时期众多批评家对屈原的兴趣和论争也由此产生。其次，屈原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署名作家、第一个文人作家，其作品的个体作家的特征和纯文学的特征，往往为后人所瞩目和效法，引起论争就不足为奇了。再次，屈原的生平经历和其作品思想内容的丰富性、复杂性提供了批评的材料和论争的理由，在承袭了先秦儒家、孔孟诗学、《诗经》的宗经崇圣思想传统的汉代“独尊儒术”的正统思想统治下的文学批评对其展开论争也就不可避免。最后，屈原的《离骚》等作品开创的楚辞文学直接引导出汉赋文学的发展，屈原为辞赋家的宗师，则对其论争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和必要。
关于这场论争，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论叙详尽：“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以为：露才扬己，忿怼沉江；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然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王逸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驷虬、乘鹥，则时乘六龙，昆仑、流沙，则《禹贡》敷土，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及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注：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156、157页。）这段叙述将刘勰之前历代文论家、 批评家对屈原的论争情况介绍出来，同时也尖锐指出论争各方的不足和论争的焦点。
这场论争的焦点就在于屈原《离骚》是依经还是异经，即围绕着屈原及其作品的思想内容进行的。依经据典就是这场论争中各方的基本思路和观点。首先是刘安对屈原进行了肯定性的评价，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引刘安的话说，屈原“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刘安对屈原的肯定是建立在“依经立义”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认为屈原的创作吻合经书，它兼有《诗经》中《国风》和《小雅》的“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的优点，后来司马迁为屈原立传基本上也是沿袭刘安的思路对屈原加以赞扬的。他指出：“（《离骚》）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注：司马迁：《史论·屈原贾生列传》，《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 第87页。）当然，司马迁也并非完全是宗经崇圣的作家，他的特殊身分和悲惨遭遇，使他不仅注意从依经据典的角度评价屈原及《离骚》的合经之处，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屈原的生平、遭际中获得了共鸣，明确地指出了屈原及《离骚》的另一个特点“怨”：“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注：司马迁：《史论·屈原贾生列传》，《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第87页。 ）司马迁指出屈原及《离骚》的“怨”这一特点，无疑就难以宗经崇圣来衡量它，也就难以真正做到“怨而不怒”，“怨诽而不乱”了。司马迁与屈原有类似的遭遇和经历，因而在评价时充满了同情、赞扬之情；但司马迁并非完全从个人遭际出发来评价屈原及《离骚》的，他确实看到了文学创作的深层动机和原因，把握住文学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从具体的批评对象来说，他也从深层次上把握了屈原及《离骚》的深刻内涵和突出的个性特色，不乏深思和远见。
对刘安、司马迁对屈原及《离骚》的评价不满从而对屈原及《离骚》作出否定性评价的是班固。班固首先在《汉书·扬雄传》中描述扬雄对屈原的态度：“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崏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广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注：班固：《汉书·扬雄传》，《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第88页。）。 班固借扬雄表达了对屈原的悲惨命运的同情，但则认为屈原应该认命，不该怨刺。他在《〈离骚〉序》中指出：“目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
》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注：班固：《〈离骚〉序》，《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第89页。 ）班固认为屈原这种不认命、不明哲保身的态度不合圣贤思想，不合潮流。还针对司马迁对屈原的“怨”的思想的揭示而反驳：“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注：班固：《〈离骚〉序》，《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第89页。 ）班固用“露才扬己”的论断来评价屈原，无疑带有强烈的否定性，其一是否定屈原的人品人格，将其视为“露才扬己”的个人主义者，是一个狂妄自大、自私自利之人。其二是歪曲了屈原的创作动机，司马迁指出屈原有“怨”，并非纯粹是个人私己之哀怨，而是带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和人民性思想的。将屈原的创作动机视为个人私怨的发泄，无疑是带有偏见的。其三是贬低了屈原作品的思想性和创作的意义。《离骚》本是屈原的代表作，充分体现了屈原的思想和感情，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人民性思想，如视为个人怨恨的抒发无疑贬低了作品的思想性。班固批评屈原“露才扬己”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屈原及《离骚》不合“经”，尤其是“怨”不合“经”，因而以“经”论诗、论人，必然影响对屈原及《离骚》的正确评价。班固不仅对屈原及《离骚》的思想性进行攻击，而且还对屈原作品中的鬼神浪漫色彩进行攻击，他指出屈原作品“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注：班固：《〈离骚〉序》，《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第89页。）。 屈原作品运用比喻、夸张、象征等手法，创造了一个异于现实世界的鬼神世界，一个神话或神灵化了的世界，充分体现了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体现了文学的本质特征。班固以此攻击屈原无疑是混淆了文学与历史、哲学等其他学科的差别，忽略了文学的本质和特征。班固对屈原及《离骚》的贬抑必然带来对刘安、司马迁对屈原及《离骚》评价的否定，认为刘安、司马迁“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注：班固：《〈离骚〉序》，《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第89页。）。无形中对刘安、 司马迁的文学批评进行了反批评，展开了文学论争。班固当时在文坛颇有势力和影响，他对屈原的“露才扬己”的评论在文坛引起很大震动，也引起了不少反驳的意见。最有代表性的是王逸，他在《楚辞章句序》中首先肯定屈原及《离骚》：“而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闇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注：王逸：《楚辞章句序》，《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第149、150页。）王逸承袭司马迁的“怨”说， 肯定了屈原的人格人品及其“怨”的创作动机和创作主旨。他继续论道：“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注：王逸：《楚辞章句序》，《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第149、150页。 ）这不仅为屈原恢复了名誉，而且将屈原的高尚人格人品与作品的思想性结合起来，诗品如人品，从而抹掉了班固蒙罩在屈原及《离骚》上的污垢，还其以真面目。王逸还直接对班固进行批评，“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竟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昔伯夷、叔齐让国守分，不食周粟，遂饿而死，岂可复谓有求于世而怨望哉？且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风谏之语，于斯为切。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注：王逸：《楚辞章句序》，《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第149、 150页。）。王逸指出他对屈原的不公正、不合理的批评的错误所在，并引用诗例来说明“怨”诗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甚至还搬出孔子的赞誉以说明“怨”诗的合“经”性。可见，王逸对屈原的评论以及对班固的反批评都是建立在“经”的基础上的。以“经”衡量作家作品，合“经”还是异“经”，成为批评的重要标准。王逸以“经”论《离骚》曰：“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夕揽洲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驷玉虬而乘鹥’，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注：王逸：《楚辞章句序》，《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第149、150页。）王逸针对班固批评屈原不合“经”，他认为《离骚》是“依托五经以立义”，并列举《离骚》中的具体诗句与五经中词句的关联，确有些牵强附会、生搬硬套之嫌。从总体上看，王逸为屈原及《离骚》鸣不平，力图为其翻案，还屈原及《离骚》以本来面目，无论动机或立意都是可嘉的。更为重要的是，他敢于面对权威发表不同看法，在文学批评中进行反批评，开创了文学论争的好风气，确有不没之功。但他还是沿袭儒家“依经立义”的传统来进行批评，从而将屈原及《离骚》拉进预先设定的理论框架和“经”的规范中，难免就会主观化，无法真正认清屈原及《离骚》的意义，也难免有“误读”之嫌，从班固批评屈原非“经”的极端又跳到肯定屈原合“经”的另一极端。这显然是王逸在批评屈原和反批评班固时进入的怪圈。
刘勰的《文心雕龙·辨骚》可谓这场论争的全面总结，将屈原及《离骚》的讨论引向高潮和走向深入，也为对屈原及《离骚》的评价定下了基调。刘勰首先从刘安、司马迁、班固、王逸的论争谈起，进行评论，尤对班固的“露才扬己”说进行了批评。他对屈原及《离骚》批评重点在于“辨”。他不像班固那样认为屈原及《离骚》异“经”，但也不像王逸那样认为屈原及《离骚》合“经”。他认为屈原及《离骚》有四事合“经”，有四事异“经”。他指出：“将核其论，必征言焉。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注：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156、157页。 ）刘勰显然是采取了辩证的方法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作出评价。同时，在这个评价中也贯串着刘勰的“通变”观。所谓“通”就是要继承，要宗经，要“参古定法”，因此合“经”之四事就体现出“通”。所谓“变”就是要革新、新变，要“望今制奇”，因此异“经”之四事就体现出“变”。可见，在刘勰眼中，合“经”是不容置疑的，应该给予肯定和赞扬；异“经”也是不能否定的，应该看到其新变、创造的一面。刘勰并不认为异“经”就是文学创作的缺点；相反，正是文学创作想象力、幻想力、创造力的集中体现。异“经”的四事中显然有浓厚的神话因素和怪异因素，它正是文学的表征，也正是文学流变的结果。从这一角度看，刘勰表面上也是以“经”来衡量屈原及《离骚》，但事实上他既肯定了屈原合“经”的一面，又肯定了异“经”的一面。因此，刘勰并非以“经”来衡量文学作品的优劣高低，而是注重从文学特征的角度来评价文学作品。他指出：“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注：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156、157页。）刘勰从文学的角度， 指出楚辞与“经”的不同之处和与《诗经》不同的特色，楚辞的特点是鲜明的，富于个性的。而且楚辞的各种作品，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各有特色，各有风格，形成千姿百态的文学画卷。其“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就是对屈原及楚辞作品的客观、公正的描绘和评价，肯定了屈原及楚辞作品的特色和风格，从文学角度对屈原及楚辞作品以肯定和赞扬，不失为优秀、成功的文学批评典范，同时，也比刘安、司马迁、班固、王逸等的批评要站得高，看得远，钻得深。此外，通过刘勰对班固等的反批评，也可见文艺论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二、屈赋论争的作用和影响
汉魏时期的这场有关屈原及《离骚》的文学论争对文学和文学批评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和作用，归而言之，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正确地评价了屈原及《离骚》的文学功绩和文学价值。自孔子删诗而确立了《诗经》的地位后，往往就以“风雅”、“比兴”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优劣的标准，使合“经”之文学成为正宗文学、正统文学。屈原及《离骚》显然与《诗经》所创立的文学传统不同，因而后人对其评价时往往“依经立义”，用《诗经》标准衡量屈原及《离骚》，从而作出了异“经”的评价，即“露才扬己”的评价，显然是不公平、不正确的。经过这次论争之后，确立了屈原及《离骚》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地位，端正了对屈原的“怨”的创作动机和立意的认识，对屈原作品中的个性特点、风格特点的认识，以及对屈原作品中的神话怪异内容和绮丽多彩的语言及其表现形式的认识，从而确立了与《诗经》的文学传统不同的“楚骚”文学传统，确立了与“风雅”的文学经典表征的写实精神不同的色彩“瑰诡”的浪漫精神。因此，这场文艺论争不惟是对屈原及《离骚》的评价问题，而且还是对文学特点、本质、风格、个性、发展方向的定位问题。
其二，树立了屈原及“楚骚”文学传统及文学经典地位。先秦儒家在孔子删诗后建立了《诗经》的文学经典地位。汉魏诸多文论家、批评家对屈原及《离骚》的推崇和辩护，无疑将对屈原及《离骚》的评价推向高峰，从而树立起“楚骚”文学经典的地位，形成了重比兴、夸饰、想象、幻想、象征的浪漫文学传统，成为后世文学效法的榜样。司马迁指出屈原的“怨”以及“发愤之所为作”的创作观也一直影响历代的文学家，从而形成“发愤著书”的传统。后来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的“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亦是这一传统的继续和发展。
其三，有利于文学回到本体地位中来，强调了文学的文学性。对屈原及《离骚》的评价之所以有分歧，关键在于当时人们对文学的认识还不太统一。班固将文学视为政治、历史的附随物，而且以儒家正统、正宗的眼光去看文学，从而使文学错位于政治、历史，难以吻合“经”的尺度。司马迁和刘勰均能从文学出发，用文学标准来衡量作品，强调了作品的文学性，诸如对屈原作品中的神话因素、夸饰因素的评价，就不会以“真”来苛求，而是看到了其中的想象、比兴、象征的文学作用和效果。其实，班固也是看到了这些文学性的：“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注：班固：《〈离骚〉序》，《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第89页。）班固也承认屈原有文才， 实质上也就承认了其作品有文学性，但囿于其顽固的儒家正统思想作祟，他用儒“经”以绳屈原，用政治标准、伦理标准、历史标准来评价其文学性、艺术性，显然就造成了批评失误。因此，这场文学论争纠正了人们对文学的偏见和不正确的认识，对树立正确的文学观，树立自觉的文学意识很有必要。魏晋作为文学的自觉时代，不能不说受到这场文学论争的影响和启迪。
其四，有利于对文体分类的认识和促进文体的发展。对屈原及《离骚》的论争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文体分类的认识。尽管对文体分类的认识往往通过其他的论争，诸如“文”与“笔”的论争、“文学”与“文章”的论争表现出来，但在对屈原及《离骚》的论争和评价中，也曲折地反映了人们对文体分类的认识。先秦时期文、史、哲不分家，文学艺术中诗、乐、舞一体，人们对文体分类的要求还不高。汉魏之后，随着各类文体的发展，尤其是文学的整体发展，将文体分类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对屈原及《离骚》的认识也就牵涉到对文体、文学本体性的认识。班固批评中的错位也包含有文体错位的因素，未能注意到辞赋的文体特点。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指出：“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统事以明之。故有赋马，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楚辞》之赋，赋之善者也。故扬子称赋莫深于《离骚》。贾谊之作，则屈原俦也。”（注：挚虞：《文章流别论》，《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第190页。）由此可见，对屈原及《离骚》的辨析对中国文学文体分类影响颇大，《离骚》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文类贡献也颇大，它促使辞赋的发展，也影响了其后的骈文的发展。
其五，动摇了以“经”论诗的惯例，开创了以“诗”论诗的风气。先秦儒家开创了以“经”论诗的传统。孔子删诗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文艺纳入到以“仁”、“礼”为中心的伦理道德轨道，使乐成为“礼乐”、诗成为“诗经”。孔子论诗就是以“经”为标准，以“经”论诗。后来的汉儒更是“独尊儒术”，推崇风雅，将《诗经》奉为文学鼻祖，视为文学发展方向。因此，班固以“经”论屈赋正是吻合这种传统和惯例的。而司马迁、王逸、刘勰等对屈赋的推重，一方面也有将屈赋纳入到以“经”论诗的轨道的含义，努力将屈赋与儒经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也有推重屈赋异“经”的含义。王逸和刘勰对班固的批评中尤其明显表达出对汉儒以“经”论诗的不满，从而强调从屈赋的文学性、艺术性、个性出发的以“诗”论诗的观念和方法，开创了文学批评的新风气。这个观念和方法的转变，实际上影响了整个文学观、批评观的转变，也影响了文坛风气、文学风格的转变，其意义不可低估。
三、从批评角度看屈赋论争的意义
文学论争作为文学批评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是文学批评的高潮，无疑对文学批评建设和发展有重要意义。
首先，这场对屈赋评价的论争充分显示了文学批评的成效和作用，尤其是对屈赋的正确批评，使屈赋的价值得以实现，文学地位得以确定。文学批评虽然不能增加或减少文学作品的价值，但能阻碍或推进文学作品价值的实现，使读者误解或正确把握作品的意蕴和真正价值。如果按班固对屈赋的评论，就会使屈赋的文学性、艺术性价值无法实现，实际上就会有损屈赋形象，有碍读者正确阅读。刘勰的评论有效地使屈赋的文学性、艺术性价值得以实现，指导读者的正确阅读，而且通过反批评，弥补了过去在屈赋评论上的缺漏，校正了阅读方向和批评方向。由此亦可见，文学批评并非可有可无，可多可少，而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其价值就在于能实现文学价值，后来人们将“诗”、“骚”并提，不能不说是这场文学论争的作用，是文学批评的结果。
其次，这场屈赋论争引起文学批评的自觉意识的产生。这表现在：一是文学批评有了独立性，它意识到文学批评不再依附于政治、伦理、历史等因素，不能将文学批评等同于政治批评、伦理批评、历史批评。同时，文学批评也不能附庸于文学，应该建立文学批评自身的理论体系和形成自觉意识，文学批评应该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二是文学批评有了自己的批评观和批评方法，形成了批评队伍，展开了文学论争，造就了一大批批评家，诸如曹丕、陆机、刘勰、钟嵘等，使魏晋成为文学批评的自觉时代。三是文学批评的功用、价值得到充分体现，人们开始重视文学批评的功用和价值。四是在文学论争中体现出一些批评原则，诸如强调实事求是、辩证全面地看问题，主张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允许不同观点的争论，提出了一些批评标准等等，这些批评原则对落后的文学批评都很有影响和作用。
再次，这场屈赋论争体现了文学论争的作用，影响了文学论争的发展。战国时期就曾出现过“百家争鸣”，这场牵涉到政治、伦理、历史、文化、宗教，也包括文艺的大论争，为文学批评和文艺论争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汉魏时期的屈赋论争可以说是先秦“百家争鸣”传统的继续。屈赋论争是针对具体作家、具体作品的评价而作出的，因而对象明确，范围确定，问题清晰，目的、意图清楚。它所涉及的主要批评者刘安、司马迁、班固、王逸、刘勰等都可以说是文学批评家，他们观点鲜明，立论判断清晰，论据充足，论证充分，作为文学批评、文学论争还是较为规范和严谨的。尤其是在文学批评与文学论争中能充分展开批评和反批评，使不同意见、不同观点都得以展现，体现出“百家争鸣”的精神和大无畏的批评精神。这对文学批评和文学论争的发展有积极推进作用，后世关于李杜诗的比较评论、关于李商隐的无题诗的见仁见智的大讨论、关于白居易的讽喻诗的论争等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最后，这场屈赋论争也留下了一些教训和问题促使我们去思考和借鉴。一是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论争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太大，总难以摆脱“经”学的阴影，即使像刘勰这样伟大的批评家，也难免要打出“经”的旗号，才能遮遮掩掩地进行文学性、艺术性的批评。因此，文学批评虽在魏晋有所转轨，但终无法跳出儒家思想的樊篱。二是这场论争还较为温和，带有儒家“中庸之道”、“中和之美”的色彩，批评与反批评都温文尔雅，圆滑折中，使论争不伤筋骨。影响所及，中国古代文学论争往往一般化、形式化，未能形成不断超越、创造、革新的氛围，也无法形成规模较大、思想深刻、改革彻底的文艺思潮和文艺运动。三是强调论争对象的思想性而忽略艺术性或淡化艺术性。对屈赋的论争很大程度上还是在思想性层面的论争，即屈赋是合“经”还是异“经”的讨论上，讨论的中心和标尺都是“经”，从而就脱离了文学作品，更脱离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这对此后的文学批评影响颇大，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侧重点、批评标准、批评目的都有偏于思想性的取向，造成艺术性批评的薄弱。四是缺乏对作家作品的深入细致的分析，往往是下判断、下结论，进行简单的评价，在论点与论据之间也缺乏必要的论证。当然这种评判式的批评方式也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大特点，其中有长处，但也有短处，有利于批评的精悍简约、灵敏快捷，但也留下逻辑性、严密性、推理性不强的弊端。
屈赋论争距今已近2000年了，它不仅在当时及其后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上有很大贡献和积极推动作用，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和文学批评学都有启迪和借鉴作用。从屈赋论争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把握文学批评与文学论争的规律和特点，把握文学批评与文学论争的精神，这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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