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性质与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中国论文,特征论文,性质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是在西方近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下，逐渐走出古典主义的封闭体系，不断寻求自身现代化并走向世界的一种过渡转型期文学现象。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不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自然流变或自然进化过程，无论是其哲学基础或文学观念，它都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色彩和超越意识，从这一特定含义来讲，它无疑具有现代性因素。但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也不是西方近现代文学批评体系的简单移植，由于近百年来中国社会文化背景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它对传统的超越以及对西方的接纳是有针对性和选择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决定了它所具有的现代性，其本质上仍是一种不完全、不彻底的现代性。所以，传统的与西方的、近代的与现代的、外在的与内在的等等矛盾因素的对立组合，便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性质和显著特征。
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之所以呈现出复杂而矛盾的本质特征，首先是由本世纪中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
20世纪的中国，的确是以一种全方位开放的姿态去拥抱世界，并且在不断克服自身局限性与狭隘性的过程中，试图实现与世界现代文明社会体系的对接并轨。然而，这种历史性的转变又因缺少与西方平等对话的现实条件，我们一直都是在以思维的滞后性去诠释西方的现代性，进而发展到以强调自身现代性的特殊性来对抗世界现代性的普遍标准。其结果是，中国人虽然已经“睁开了眼看”世界，但却始终难于真正立足于世界；主观上想要赶超西方，客观上却一直落后于西方。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如此，中国的文学与文学批评也是如此。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反反复复几经挫折，究其根因，正是由于我们对于时代发展的演化规律，缺乏深刻而清醒的理性认识。因为中国社会的转型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西方社会的转型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有着五百年时间的历史经验积累，它在取得了反封建的彻底胜利和完成了工业化革命以后，自然而然地进入到本世纪的现代社会形态。中国则不然，它的起步伊始，便面对着一个已经现代化了的西方世界，现代化也以一种给定的方式成为效法的硬性标准。由于我们缺乏历史的过渡性，全盘照搬西方的现代化模式绝无可能；但按部就班自我进化，也因外界强大的推动力而变得不现实。所以，中国社会的转型是在模仿和借鉴西方的基础上，补课与超越同时并举，近代与现代因素共容并存，其总体特征，与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社会更为相似。尽管本世纪的中国在历史的共时性原则的作用下，也充满着许多真正属于现代性的东西，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现代化仍远未实现，必然会影响中国现代化的速度与进程。这就决定了20世纪的中国，并未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阶段，它的过渡转型期仍在继续和延伸。长期以来，理论界所争论过的所有重大命题，都应归结到这一焦点上加以解决。
20世纪中国社会形态的复杂性，从根本上限定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认知态度，并促进了本世纪中国哲学的实用主义品格的形成。而这一哲学的实用主义品格，又反过来成为20世纪中国物质文化生活的精神支柱，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
从本世纪初开始，伴随着西方哲学思潮的大量涌入，以“儒、道、释”为核心的中国古代哲学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彻底反叛精神，使中国哲学告别了传统转向了西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中国哲学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几乎全都是西方近现代哲学的移植或变体。近百年来，西方各种近现代哲学思潮都曾传入我国，无论是康德、黑格尔、达尔文、马克思，还是尼采、杜威、弗洛伊德、萨特，都为中国知识界与理论界所熟悉、所引用。但是，真正对中国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影响的，还是那些实用性质极强的社会哲学，而不是那些具有超越性质的纯理论哲学。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固有的实用主义特性余情未尽，另一方面是转型期社会浮躁心态的必然选择。所以，本世纪中国人的思维认知方式，多以直观感性为基点，去观察研究事物的外部结构特征；而无法切入人的精神世界，去从主体精神的内部结构分析判断事物的本质。这无疑会影响我们对于客观世界与宇宙自然认知的深度和广度，严重阻碍着以主体意识高度自由为标志的现代意识的生成与发展。尽管也曾有人试图在主体哲学与社会哲学之间作些调和，但贫瘠的文化土壤所培育出来的中国人的思维认知能力，使其不可能深层次地介入主体哲学的崇高境界。20世纪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活领域，也因缺少纯理念的主体哲学体系的支撑，而变得单调和乏味。
20世纪中国哲学的实用主义品格，其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自然演化的变革过程。根据不同的时代需要，选择不同的社会哲学做为理论基础，从而形成了不同时代的文化风貌。晚清至“五四”期间，是中国思想界大泛滥的历史时期，各种哲学思潮纷纷涌入，但真正为中国思想界所接受的，却是达尔文的进化论。1898年严复编译的《天演论》的出版发行，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鲁迅等先驱者，正是受进化论思想的启示，彻底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千古训条，在政治领域中提出了“变法维新”的改良主张，在文化领域中发动了“文学革命”的启蒙运动。中国的传统哲学也正是在上下一致呼“变”的呐喊声中，退出历史舞台。梁启超的《变法通议》与《新民说》，其理论依据是进化论哲学：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其发难动议也是进化论哲学；鲁迅早期的杂文与小说，其思想内涵更是进化论哲学。中国人之所以对进化论哲学表现出了强烈的认同感，是因为它完全符合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实际要求。“五四”时代“科学”与“民主”的思想、“个性解放”的主张，甚至于“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要求，都只有从进化论哲学的角度才能得以合理的诠释。三十年代以后，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哲学传入我国，并逐渐发展成为20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哲学主潮。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哲学的接受与消化，也是出于中国社会革命实践的实际需要。因为在进化论哲学的引导下，中国的社会历史形态完成了它的转型启动工作。然而，推翻了封建政体，中国将向何处发展？社会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见解。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哲学，则以其通俗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受到思想界与知识界的青睐。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哲学，原本是人类社会文明遗产的高度概括与总结。是一种开放性的结构体系；但它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却被演变成为绝对永恒性及绝对排它性。从阶级斗争的原则立场出发，无产阶级的思想（一种理论的抽象）是绝对真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文明遗产均被冠以唯心主义的名号加以排斥，或被视为腐朽没落的东西遭到扬弃；从集体主义的原则立场出发，个人的解放应与全阶级、全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才有意义，个性意识逐步被群体意识所消解。虽然，这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哲学，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起了极为重要的支撑作用，但它却以顽固的封闭性和狭隘性，人为地中断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合理进程。八十年来，中国思想界与文化界
的历次斗争运动，均根生于此；中国与世界距离的拉大，也是根生于此。直到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哲学才被恢复了它原有的面貌。它不再是作为唯一或绝对而存在，相反，它以其宽容性和开放性兼容了世界一切优秀文明遗产。近20年中，随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哲学的自我修正，西方其他各种流派的哲学思想观念也开始真正进入到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领域，从而形成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与文化界又一次空前生动活跃的新局面。西方各种哲学观念的介入，极大地拓展了中国人的思维空间，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认知能力与创造能力。由于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社会文化背景是中国的全面走向世界，所以更加深了中国人对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主体意识现代化的理性认识。没有人的现代化，其它一切无从谈起。这是对“五四”人文意识的弘扬和深化。哲学的品质在于它的超越性和纯粹理念性，它是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感悟体验的精华；任何一种新的哲学思潮的兴起，都会预示着一场思想革命的到来。从这一意义上讲，新时期对西方各种哲学思想的引进，仍是出于加速社会转型的实际需要；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自我创新的产物，滞后的模仿必然决定着它的实用主义品格。这也是本世纪中国哲学未能完全摆脱近代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20世纪中国哲学的实用主义品性，直接导致了中国文学观念的实用主义倾向。近百年中，文学观念的最大转变，是用近代的社会文学取代了古代的宫廷文学；人们对于文学性质与功能的认识，也在社会革命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系统走向深化。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在西方近AI写作实主义与苏俄模式的现实主义影响下，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它的实用主义审美标准，并以“反映论”、“真实论”、“典型论”等基本范畴，建构起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框架。
“反映论”是社会实践哲学的派生物，也是中国社会革命的文学提出的客观要求。所以，从本世纪初开始，文学批评的价值尺度与审美标准便将文学定位于社会，使其成为现实生活的一种艺术性再现模式。“反映论”的理论依据，先是西方的“镜子说”、“摹仿说”、“再现说”，后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起源于劳动的论断。“反映论”的基本内涵，是强调文学对于现实的绝对依赖关系，文学不能脱离现实而孤立存在，它来自于现实又反作用于现实，故现实生活对文学创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五四”前后，人们对于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的认识，受西方近AI写作实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以泛人道主义的同情心，将文学的视角扩大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要求文学反映社会生活是无条件的、全方位的，既包括“上流社会的堕落”，也包括“下层社会的不幸”，这无疑使20世纪中国文学顺从了启蒙主义的时代要求，从它的始发难阶段便具备了强大的社会批判功能。三十年代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输入和苏俄模式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确立，“反映论”的基本内涵逐渐被缩小。文学不再是对社会主体的反映，而是转向对阶级主体的反映；文学反映现实不再是无条件的了，而是变成了有先决条件的了。阶级意识的参与使文学审美的实用主义品格更加突出、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也因阶级集团的对立而被转化为批判与歌颂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性。以后，又因批判功能为歌颂功能所消解，“反映论”的视角也变得狭隘与肤浅起来。当文学完全被演化成某一特定阶级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和宣传工具时，“反映论”的内涵则发生了质的变化——它脱离了启蒙主义的使命，丧失了其社会批判功能，几乎又返归到了“文以载道”的传统老路，形成了新古典主义文学的典型特征。新时期文学批评界在对文学反映社会生活这一命题的认识上，表现出了相当大度与宽容的姿态，文学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也呈现出多元化与丰富性。尽管受意识形态的制约，文学反映社会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仍还有一定的政策性导向加以限定，但随着人的主体意识的进一步深化与升华，人们对于社会生活内容的判定也由物质层面进入到了精神领域，更加自由地去表现自己对于现实生活的认识与理解。新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也因此变得更加具有开放性以及更加富有弹性。
“真实论”是“反映论”的基本要素，同时也是它最重要的审美尺度。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在文学应该真实地反映在社会生活这一问题的认识方面，基本达成了一致共识：文学应是客观真实的人生写照，文学也唯有以求真求实为目的，才会具有社会存在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但在“真实”的具体着眼点——也就是社会生活所应涵括的范围上，则因时代不同而产生了一定的认识上的差异。“五四”前后，受西方近AI写作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理论的影响，“真实”被理解为对社会生活层面的全景扫描，只要是客观地、不加粉饰地去反映现实人生，自然都是“真实”的，诚如茅盾所强调的那样：“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社会背景与创作》）。由于现实生活中到处充满着黑暗与压迫，所以写出人生的“血与泪”（郑振铎语），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语），从而使文学成为“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茅盾语），这可以说是对“五四”新文学的“真实论”的最好注解。三十年代以后，“左联”批评家对于“真实论”的内涵又重新加以界说，并形成了一种定型规范延续了几十年。从瞿秋白、周扬到胡风、冯雪峰，他们都自觉地从阶级斗争学说的角度出发，认为“真实”是一种本质性的东西，“真实”虽然是一种客观性的存在，但却不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所以，作家、批评家必须具备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用敏锐的眼光从复杂的生活表相中，披沙捡金，抓住生活的本质。同时，由于一个先决条件的介入，即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最先进和最革命的，其他一切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自然也就被视为是虚伪的、非历史本质性的东西并加以批判和扬弃。尤其是建国以后，“真实”被严格限定为既成事实而不容怀疑，从而使“真实论”变得僵化教条，形而上学色彩极浓。这种“真实论”的思维方式，虽然表面上仍强调真实的客观性，但其真实的客观性归根结底又是由人的主观意识来判定的，故它仍摆脱不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片面性缺憾。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家，尤其是九十年代的中青年批评家，已不再轻易提及“真实论”这一范畴，偶尔提及也是非常地谨慎。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真实”的相对性和丰富多样性，是难以穷尽的；文学所能真正表现的“真实”，也只能是作家自身情感的“真实”。这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认识上的一次飞跃。
“典型论”是“真实论”赖以安身立命的根基所在，同时也是“反映论”命题的必然归宿。因为文学作品无论是反映现实生活或揭示社会本质，最终还是要通过典型来完成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典型论”也是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神髓和灵魂。典型这一概念，在西方近AI写作实主义文学思潮中，是指对西方工业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类型人物的高度概括与提炼，是特定现实生活环境的艺术浓缩或再现。它仍从属于“摹仿说”、“镜子说”的美学范畴。“五四”新文学对于典型的认识与理解，基本上是沿袭西方，强调典型的社会现实意义，并希望通过典型的示范效用，使文学达到启蒙主义的实用效果。三十年代以后，人们对于典型的定位则大不相同。出于社会革命的实际需求，典型往往已不再是对现实的概括或提炼，而是变成了一种对未来理想的昭示。特别是在苏俄模式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下，革命文学完全脱离了客观现实环境，在“可能性”及“可预示性”的前提下，按自己所属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要求去创造典型环境、塑造典型人物，以此来鼓舞人斗志，树立人的信念，从而使典型成了英雄主义或理想主义的代名词。典型的意识形态概念化，曾使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一度带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征，并远离了现实生活。建国以来那些充满着英雄史诗色彩的理想主义作品，大都因其缺乏现实生活的原本素质而被人们所冷落。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术语中，典型已不再作为文学的基本范畴加以使用，而是更加注重对作家作品的个性分析。因为随着中国人主体意识的不断成熟，个性意识已变得越来越明显，典型的共性原则与典型的理想化将伴随群体意识的解体而成为历史。与此同时，现实主义的逐步退潮与现代主义的迅速崛起，一种全新的审美规范或审美标准也已在中国文坛悄然兴起，这无疑是中国文学转型过程中思想观念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实用性品格，从一开始就严重地制约着人们对文学认识的深度与广度。近百年来，人们的视野一直停留在文学的表层现象，更多地强调了文学外在的东西；尤其是只注意到了社会对于人的被动性作用，而忽视了人对于社会的主动性作用，文学几乎变成了消解人的个性的一种特殊工具。这完全是一种与文学本质相悖逆的非理性倾向。当然，由于历史的共时性原则，西方的现代批评观念也必然会以渗透的方式，对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从而驱使一些批评家敢于在强大的时代话语面前寻求批评个性的独立。尽管他们未能成为批评的时代主流意识，但却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终将走向自由自为的存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近现代性双重组合的复杂特征。
由于受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实用主义原则的影响，近百年来的文学批评也并不是一种成熟的文学批评。批评既缺乏独立品格，也缺乏完备的理论体系，往往依附于意识形态的倾向性并成为意识形态的牺牲品。批评对于时代的自我献身精神，在其具体实践过程中，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基本方面：
首先，是批评的外延对内涵的限定与制约。文学批评的宗旨，是对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等一切与文学有关的现象，进行客观分析与科学评判。批评对于文学现象的介入，主要的理论依据还是文学的审美特性而不是它的认知特性；批评虽然不排除对作家作品的背景分析，但背景只不过是一种参照，而不是一种“必然”的或本质性的东西。这是由文学的内涵所决定的。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在社会实践哲学和实用主义文学观念的主导下，从一开始就形成了社会功利主义批评对艺术审美批评的绝对优势，批评应有的审美内涵也被其功能外延所替代。纵观本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实践，批评的兴趣主要在于文学的内容（思想意义或文化意义），而不在于文学的形式（美学趣味或情感方式）。因此，文学批评原本复杂的工作也变得相对的简单——只要判定出作品符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人物具不具有典型性或代表性、作品的表现形式是否通俗易懂为民众读者所喜闻乐见，批评便完结了自己的使命。这的确是一种十分简单却非常适用的标准批评模式，它不仅具有强烈的主观随意性，更因它只注重作品外延表相的层面结构分析，用不了花费多少精力与学识便可得出结论，所以流传了几十年并培养出几代具有斗争意识而缺少审美意识的批评家。当然，在近百年的批评实践中，我们也曾多次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但又明确规定了“内容决定形式”；这种将内容与形式截然分开的作法，实际上是消解了形式的作用而仅存内容，从而使批评文本呈现出这样一种矛盾现象——在阐释作品的内容（主题思想、人物形象）时，文笔流畅，神彩飞扬；在分析作品的形式（艺术个性、文体风格）时，则单调乏味、力不从心。可以实事求是地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批评实际上丧失了它原有的审美内涵，而被作为一种思想或文化批判的武器加以使用。虽然也曾有一些批评家，为扭转这种局面而致力于纯粹的艺术审美批评，如晚清的王国维、“五四”的“学衡派”、三十年代的李健吾、建国以后的钱谷融等，但一方面他们根本无法与强大的社会功利主义批评势力相抗衡，另一方面则又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时代大气候的影响，难以伸展自如大有作为。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西方现代哲学思潮与文学思潮的再度涌入，批评观念才开始发生彻底的转变。批评逐渐远离了意识形态，回归到自身独立的位置；批评的审美内涵得以重新确立，内容与形式已不再被无谓地进行分割；批评摆脱了枯燥无味的政治说教色彩，正以多元化、丰富性预示着批评的新时
代的即将到来。
其次，是批评的群体意识对个性意识的干预与抑制。文学批评是一种不受外界干扰的独立思考的审美过程，同时也是一种个性意识的自我张扬或自我展现。批评对于文学现象的诠释过程，同样是充满着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艰苦工作，它也集中反映出一个批评家的综合素质（包括人格修养、审美趣味、理论水准、学识程度等诸方面）。批评的个性独立而拒绝趋同媚俗，是文学批评走向成熟的表现。然而，从本世纪初起，中国文学批评总是寻求群体意识的认同而排斥和压制个性意识的独立，从而严重制约了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五四”前后，批评的群体认同意识的形成，还只是一种自发的社会现象。出于启蒙主义的思想要求，几乎绝大多数的批评家都自觉地选择了社会功利主义批评，并理所当然地认为文学的主体功能就是社会教育功能。但在大前提下，他们也基本上保持了人格的独立和批评个性的独立。即使是在对“创造社”的纯艺术观与“学衡派”的新人文主义学说的批判，也是因人而易不求强同，显示了这一时代的大家风范和宽容意识。从“左联”时代开始，批评的群体意识已不再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而是一种强制性的行为。从阶级观念出发，批评的立足点已失去了个人的特征，而具有了阶级性的特征。所以，批评的群体意识转换为鲜明的阶级意识，批评的个性意识必然要受到强烈地敌视和批判。“革命文学”之争中，后期的“创造社”与“太阳社”对鲁迅、茅盾的批判，说穿了就是一种批评的群体意识对个性意识的规范行为，其结果是以鲁迅与茅盾放弃“五四”启蒙精神、皈依集体主义理性意识而告终。“左联”同“新月派”、“自由人”及“第三种人”的斗争，其本质仍是批评的群体意识对于个性意识的剿灭行动，由于对方不肯轻易就范，便被贴上“反动”的标签打入历史的冷宫。建国后，文艺界对于胡风、巴人、钱谷融等人的批判，又从群体意识的内部扼杀了个性意识的萌芽。从此以后，中国文学批评便以一个模式、一种思维、同一腔调，掌握着文学的生杀大权。尽管新时期以来，这种现象有所好转，批评的个性意识也逐渐形成风气；但批评的群体意识的制约因素仍客观存在，批评的自由时代还没有真正到来。这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未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者，是批评的感性成分远大于理性成分，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未能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批评毕竟不能等同于创作，它在审美思维中的所有感性活动，都是受制于一定理念的；所以，理论体系的完备与否，直接决定着批评水准的高下。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在彻底反叛传统以后，并没有形成自己新的理论体系，几乎全是借鉴吸纳西方的东西。但是，本世纪以来我们对于西方近现代批评理论的引进，又是繁杂的、缺乏系统性的；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批评也基本上处在一种幼稚的状态。它具体表现为，第一：对于西方近现代文学批评理论消化不良，只吸收了它的外延方面的东西，即社会学意义上的东西，而未能吸收其纯理念的东西，即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层解构（这与本世纪中国缺少纯理念哲学有关）。故在批评实践中，对于文学现象的社会层面意义的分析解释，往往是运用西方近AI写作实主义或苏俄模式的现实主义理论去加以透视；而对于文学现象的精神本质方面的探源解密，则又往往返归中国传统文论的基本范畴，呈现出一种理论的拼凑组合状态。第二：出于变革社会的实用主义功利目的，批评的使命只注重对作品的文本阐述，对于作品文本表现出绝对依赖的倾向；批评不是作为独立自为的文体而存在，而是作为文学作品的附庸而存在。故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主体，是大量的作家作品评论，而不是理论的阐述或体系的创造。第三：本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界也曾试图从两种途径来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一种是想通过具体批评实践的经验积累，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但这种努力因其社会意识形态色彩太浓且缺少真正的文学品味，而宣告失败；另一种是想通过对西方近现代批评理论加以翻造，使其直接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石，但这种努力又因时代意识与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而难以一下子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的各种现代主义批评理论体系全被引入，使中国文学批评界感到无所适从。我们究竟应该接受哪些而扬弃哪些，没有人能够主宰沉浮。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心态再次失衡与浮躁，正是我们的文学批评缺乏坚实的理论根基所致。同时也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虽然走向了世界，却并未走向成熟，更没有走向现代。
20世纪即将成为历史。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随着20世纪的终结，中国文学的过渡转型期却仍未结束，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过去的百年中，我们虽然并没有营造出现代文学批评生长发育的良好环境与条件，但却进行了必要的历史补课；中国文学批评与西方现代文学批评之间虽然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但却正在逐步缩小这种差距。只有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一点，我们才能科学地制订文学批评发展建设的远景规划，才能有足够的耐心与信心完成文学转型的后期任务。因为真正的中国现代批评理论体系，将产生于21世纪，还需要经过至少两代批评家的艰苦工作和不懈努力。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会彻底摆脱阿Q式的盲目自大心理，真正自豪地向世界宣布：中国文学批评不仅是中国的，同时也是世界的；正因为它是世界的，所以更是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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