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认同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组织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4·1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7)04-0063-(06)
“认同”原本是一个哲学、心理学概念，是指建立在共同体成员相同特性基础之上的区别于他者的共有形象与归属感，[1](p504)在政治学领域中引申为由此而产生的对共同体的忠诚。在国际政治领域，将认同问题系统地引入地区研究的是卡尔·多伊奇(Karl W.Deutsch)，但该问题真正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则源于建构主义的兴起。建构主义认为，认同是能够产生动机和行为倾向的“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行为体在某一共同体内持有对该共同体的体系文化以及将一般化的它者作为对自身悟知的一部分之认同，也确立起了自我作为群体一部分的认知，即集体认同。[2](p282、423)地区认同是集体认同的一种，一般而言，它是指地区合作组织成员国对组织所覆盖地区的忠诚。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表明，倘若地区合作组织的成员国拥有较高层次的地区认同，就能够为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提供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和文化上的支撑，同时，组织的有效运作反过来塑造着成员国的利益预期与政策取向，在二者的互动中，最终实现各成员国及其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由中国主动发起并发挥主要推动作用的地区组织。随着该组织的发展及其作用的突显，引起了学术界愈益密集的关注。但综观现有文献，学术界对该组织的理论研究明显不足，其中，认同问题鲜有涉及，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组织未来发展中必须面对的现实难题之一。
一、地区认同的形成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
提起“上海五国”及其上海合作组织，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心脏”说，认为它是地缘政治的产物。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上合组织成员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冷战后这一地区的确出现了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地缘政治“黑洞”，[3](p115)局势的发展需要确立新的权力结构与秩序。但是，上合组织的建立是否就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为了填补该地区的权力“真空”呢？
首先，冷战后各国认真思考如何超越冷战思维，国家间，尤其是邻国间建立什么样关系的缜密思考并达成广泛共识，是“上海五国”机制得以建立并最终升格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思想前提。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巨变。对中国而言，由于苏东剧变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沉重的打击，作为现存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面对来自西方发达国家更大的意识形态压力，而且由于苏联解体，来自该国巨大的安全威胁与战略压力得以消除的同时，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却日趋严重。对俄罗斯而言，苏联解体带来的民主自由之欣悦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经济的急剧下滑、社会政治的动荡与向西方“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失败。中亚国家更是在民主与集权的争论、经济发展与社会动荡的矛盾中艰难前行。因此，如何在这一地区实现更持久的和平、创造更普遍的繁荣是这些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也就是说，在新的内外形势下，各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内外环境，需要邻国间的精诚合作与相互借重。在此形势下，顺应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要求，与邻国建立起建设性的合作关系理应成为各国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
为此，苏联解体后，邓小平就提出“不搞意识形态争论”的新思维为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关系的重构奠定了基础，同时，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也开始思考新形势下如何超越冷战思维，探寻新安全观、新型国家间关系及其地区秩序等问题。1992年，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国与国之间应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平等相待，友好相处。”1995年10月，他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创造安全可靠、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建立互利互补、共同发展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创造自主选择、求同存异的国际和谐局面”。经过几年的思考，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逐渐确立起了新安全观、秩序观及其大国责任意识。而俄罗斯在“一边倒”外交受挫后也开始重新思考与中国的关系。1992年底，叶利钦访问中国，他在与杨尚昆主席会谈时坦言，此次访问中国的目的是“开辟俄中关系的新纪元”。12月18日发表的中俄联合声明中明确规定：两国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将“按照联合国宪章，本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及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发展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双方确认，应以和平方法解决两国间的一切争端，并为此建立相应的对话机制”。[4]这些指导思想在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联合声明中同样得到了确认。各国显然认识到，在新的内外形势下，本着互信、互利、平等、协商的精神，以和平方式解决久已存在的边界争端，发展建设性的睦邻关系，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符合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维持政治稳定及其有效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等方面的利益。
其次，“上海五国”机制的建立是各成员国在解决边界问题过程中积累、体认相互信任及善意的集中体现。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的精神成为各国间发展关系的指导思想只是在新形势下基于本国利益的理性考量，要想使这一思想转化为具体实践仍有一个相互体认、学习的过程。庆幸的是，这一过程贯穿于解决边界问题与加强军事互信谈判的始终。
众所周知，中苏的边界争端曾给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蒙上了厚重的阴影，经过20多年的三次边界谈判最终于1991年5月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但问题并未最终解决。苏联解体后，为了相互协调、甚至是某种程度的配合，1992年9月，俄、哈、塔、吉在明斯克举行会议，决定共同组成与中国谈判的联合代表团，从而形成以中国为一方，俄哈塔吉为另一方的“五国两方”的独特边界谈判模式。边界问题涉及国家的核心利益，能够直接牵动民族情感，因而也经常导致国家间关系的紧张或冲突。但是中国与俄哈塔吉之间这段世界上最长边界问题的解决，完全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即边界谈判是与削减边境地区武装力量、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谈判交互进行的。1992年，两方就上述问题展开谈判。一方面，各方，特别是中国本着互谅互让、平等协商的精神，以渐进的方式推进边界问题的解决。各方一致承诺在遵守《中苏东段国界协定》的基础上，着力解决争议不大的地段并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对一时不能解决的地段继续谈判，直至妥善解决。另一方面，双方相互削减边境地区的武装力量，加强军事信任的谈判也同步推进。经过22轮的谈判，两方最终于1996和1997年分别达成了“上海协定”和“莫斯科协定”，尽管这两个协定存在不少缺陷，但它的确是富有效果的互信、和平的象征。正是在这样的良性互动中，中国与上述四国的边界划界工作分别于1998、1999、2002、2004年完全得到解决，“上海五国”机制得以建立并定期召开年度首脑会议。也就是说，边界问题的解决非但没有导致双方间关系的紧张，反而为各国探寻新形势下的合作奠定了政治与安全基础，也为“上海五国”最终顺利升格提供了心理基础与组织经验。
再次，“上海五国”升格为全新的上海合作组织是各国在解决边界问题、建立互信机制过程中，构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上海精神”的逻辑结果。如前所述，五国两方解决边界问题的过程也是加强政治安全领域信任的过程。“上海协定”和“莫斯科协定”的签署表明，各国决心成为“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的前提下解决各国共同面对的各种问题并以渐进的方式推进地区合作。“上海五国”机制形成后，从每年召开的首脑会议之议题：1996年的“加强边境地区的军事信任”、1997年的“相互裁减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1998-2000年的“巩固信任，加强多边合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核心问题都与加强互信，建立建设性的睦邻关系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各国有意将边界谈判过程中积累、体认的相互信任与善意融入各领域的合作之中，融入构建新的国家关系模式与新的地区秩序之中。[5](p2、10、17)
这一过程说明，1998年召开的阿拉木图会议后，“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已经不单单是发展各国间关系、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思想，而是逐渐转变为深化各领域合作的指导原则、一种新型的地区政治文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与认知下，2001年6月，“上海五国”正式升格为全新的上海合作组织。诚如江泽民在该组织成立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上海五国’进程，是当代国际关系中一次重要的外交实践。它首倡了以相互信任、裁军与合作安全为内涵的新型安全观，丰富了由中俄创始的以结伴而不结盟为核心的新型国家间关系，提供了由大小国共同倡导、安全先行、互利协作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并将其指导原则概括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6]
因此，可以说，从“上海五国”到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历程正是“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八个字由理性思考的结果发展为各国间关系的指导思想、内化为深化各领域合作的指导原则并最终提升为“上海精神”的过程。“上海五国”顺利发展为上海合作组织缘于地缘政治但又远远超越了地缘政治，它的成功，“首先源于它在理念建构方面的成功”。[7](p2)
二、地区认同的类型学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
认同政治的研究表明，地区认同的主要作用是为地区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提供社会心理和文化方面的支撑，各成员国由此认为，完善组织机制、加强地区合作符合各国的利益，有利于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上合组织的发展印证了这样的结论。从认同的视角讲，正是对“上海精神”这一地区政治文化的认同促使各成员国在冷战后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积极的姿态推动组织的机制建设，谋求通过合作实现政治稳定、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在各国的共同努力下，上合组织在短短的五年内，已经建立起了五个层次的会议机制、两个常设机构和一系列的专业机制，基本完成了该组织的机制架构建设，今后组织建设的重点将是进一步完善机制、强化其功能。同时，各成员国也对加强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充满了期待。五年多来，各国陆续签署了一系列协议，达成了在能源、信息、交通、教育等重点领域加强合作的意向并制定了具体的“行动计划”。2006年6月召开的纪念峰会后，上合组织的主要使命自然转向强化组织机构的功能、尽快落实已达成的各项合作协议，从而给各成员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问题，否则它的前进步伐将会受到影响。
然而，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具体合作恰恰是不尽人意的。如广受关注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关于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基本目标和方向及启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的备忘录》、《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与《行动计划》及其成员国间签署的双边合作协定，大都还停留在纸面上，地区合作远未达到促进贸易和投资持续增长的长期动态效应。在亟待加强合作的领域，如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等，各国的合作主要是以双边形式进行的，而大部分多边合作则是在上合组织框架之外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框架内进行。即便是这样的合作也由于成员国间的竞争，其进展并不顺畅。[8](pp1-6)[9](pp52-60)合作的现状与组织的机制建设、各国的合作意愿相比较都有相当的距离，其中的原因固然涉及到政治、经济、安全、战略等各个方面，但地区认同层次较低显然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地区认同是有层次高低之别的。一般而言，根据其来源的差异，地区认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回应性”认同，即地区内国家在与外部国家、地区及整体国际环境的互动过程中，清楚地认识到自我（本地区）与他者（外部世界国家和地区）的相对性和差异性，从而确认自己的地区身份；第二，“功能性”认同，即在地区内国家相互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相互依赖基础上，逐渐促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利益共同体，地区内的国家认识到自身利益与本地区国家及整个地区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第三，“归属性”认同，即地区内各国在长期交往中造就了本地区的历史、文化上的各种亲缘关系，这是地区认同最基本的涵义。[10](p19)第一层次的认同仅仅意味着成员国地域观念的建构，是各国在国际交往中通过与其他地区的互动、比较中所产生的差异感及其加强本地区合作之必要性的理性计算，社会精英和政府往往在地区合作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第二层次的认同是加强地区合作的根本性基础，其动能已经超越了精英、政府层面，市场自身的力量发挥着主要作用；第三层次的认同，即集体身份的形成，各国不仅在经济上形成利益共同体，也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层面形成命运共同体，推动地区合作是政府、市场、市民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以此来反观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地区认同，以下两方面的特点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上合组织所覆盖的地区是当今世界上多样性最突出的区域，政治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及发展阶段、文明形态等各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从目前的情况看，多样性也不会导致成员国间关系的紧张或冲突，但客观上的隔阂是始终存在的，成员国间严重缺乏共同或相似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归属性认同所必须的要素。[11](pp106-111)一方面，各成员国的民众、团体和政府均不具备导向意义的象征性观念，没有类似欧盟成员国那样的国家地区身份观，不能将其他成员国作为对自身悟知的一部分来看待。因此，对自我在组织中的定位没有明确的感知，当然也就不能将对组织内的其他成员与组织外行为体的宏观政策和战略选择明显区别开来。[12](p60)另一方面，各成员国尽管无一例外地认同“上海精神”，并期望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加强各领域的合作，以达到推动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富民强的目的，但在归属性认同并不存在的情况下，国家间不具有亲近感，各国往往在相对获益与绝对获益、经济利益与战略考量、组织强化与中国或俄罗斯影响力的增长等问题上一时还难以抉择，更遑论身份赋予“有意图行为体”的地区责任问题。
其次，上合组织成员国间还未形成利益共同体。如前所述，随着地区内商品、资本、技术与人员往来的愈益密切，各国逐渐意识到利益的不可分割性，本国的发展与繁荣是与地区内其它成员国的发展与繁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为加强地区合作提供了经久不息的动力。而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经济交往，不论是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非常有限。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6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为17606.9亿美元，其中中俄贸易是333.9亿美元，中哈贸易为83.6亿美元，而中国与塔、吉、乌三国的贸易额更少、未统计在内。成员国间的相互投资额更是有限，其中中俄年度相互投资总和也不到3亿美元。[13]中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都是俄罗斯，但即使是最大的经济体俄哈两国，2006年的贸易总额也只有近100亿美元。[14]可见，尽管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经贸往来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在增长，但迄今为止，相互依存尚在发展之中，远未形成利益共同体。因此，一方面，加强组织框架内经济合作的推动力更多的是来自各国政府就如何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理性预期和政治意愿，但政治意愿往往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致使政府的态度经常左右摇摆。另一方面，即使政府有强烈且坚定的合作意愿，但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合作缺乏应有的持久动力。因为，“国家间经济的高度相互依赖和市场的统一化程度才是实质性基础。从长期来看，不管经济一体化中政策力量在一段时间内多么有力，多么强大，其基础都必须建立在厂商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企业之间实现经济上的互补、市场实现生产要素的畅通流动等经济变量之上”。[15](p16)
因此，可以说，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地区认同是相当初步的，归属性认同并不存在，功能性认同正在发展之中，目前的认同主要是基于历史发展经验、世界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及其自身的利益考虑而对组织理念、文化的认同，实质上是对国内外形势变化的一种积极的政治回应，可称之为“政治型的回应性认同”。同时，总体而言，这种回应除了形成协力应对“三股势力”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维护国家安全与国际战略稳定的现实危机感外，尚未生成维护本地区生存与发展的紧迫感与使命感，进而萌发与各国团结一致推动地区合作的地区意识。一旦国际国内形势生变，一些成员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加强各领域合作的意愿就有可能发生改变。如阿富汗战争爆发后，俄美关系迅速拉近，在西方加大对俄援助的诱惑下，俄罗斯的态度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俄的消极态度不仅使2001年的首次总理会议未能签署正式合作文件，2002年甚至没有举行总理会议。
三、推进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地区认同的思考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地区认同是相当初步的，属于低层次的“政治型的回应性认同”。因此，推进成员国地区认同的发展，需要吸取成熟的地区组织在构建地区认同方面的经验，更应考虑到组织自身的发展现状与特性。
首先，强化组织政治安全领域的务实合作是前提。众所周知，二战后建立的绝大多数地区组织是建立在经济相互依存基础之上的，通过功能性的合作渐进地培养成员国的地区认同，进而走上全面合作的道路，一体化理论也正是以此为依据构建理论的。而上合组织恰恰走出了一条政治安全先行，而后加强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合作这一路径。这就意味着，政治安全合作是上合组织建立和发展的基础与首要目标。从组织建立以来在这两方面所发挥的功能来看，它的成立与运作不仅有效地遏制了“三股势力”在此地区猖獗活动的势头，维护了成员国的安全，而且通过中俄两个大国间的政治安全合作与战略协商以及组织自身与东盟、欧盟等国际组织的联络机制建设，在维持国际战略平衡与稳定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基本达到了组织的目标。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组织宪章明确规定“所有成员国一律平等”，但中俄两国是核心成员国，中俄的合作是上合组织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也是不争的事实。[16]中俄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邻国恩怨数百年，从长远看，双方均是对方未来的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外在影响变量，两大国间第一次以完全平等的身份签订边界条约，搭建沟通、合作甚至是博弈的平台，其重要性不论从实质上还是象征意义上说都是不言而喻的。[17](p117)因此，在组织未来发展中，加强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合作，努力拓宽、夯实其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既是推进成员国地区认同的重要管道，也是它迈向综合性地区组织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但从目前的发展状况观之，加强成员国间在政治安全领域更务实的合作、促进组织与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间的协调、维护成员国间的团结等诸方面，仍需要做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这也是我们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思考上合组织未来发展中任何问题的绝对前提。
其次，愿望与现实间的平衡是关键。根据现有的一体化经验与理论判断，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由于经济相互依存还未形成，归属性认同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这一地区是不可能建立起地区合作组织的。但冷战后，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双边与多边关系不仅顺利发展，而且各国在这样一个多样性异常突出的地区能够本着求同存异、互谅互让的精神，一道构建“上海精神”并建立起了新型的地区合作组织，这本已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当前，组织框架内的经济合作水平较低、认同较弱是由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多样化的特质等综合因素决定的。即使是拥有悠久的联邦思想，同质化程度最高的欧盟也是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才达到了目前的合作水平并培养起了高层次的地区认同。因此，推进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各领域的合作与地区认同的发展绝不能贪图速度，否则会由于中亚国家对俄罗斯“帝国野心”的担忧而更加倚重平衡外交，其他成员国对中国影响力扩展的忧虑而陷入“大角逐”的漩涡中。[18](pp269-283)[19](pp53-67)
再次，借鉴欧盟国家建构地区认同的经验，推进成员国地区认同的发展。笔者认为，今后在推进上合组织成员国地区认同的发展问题上，我们至少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第一，努力为组织框架内的双边与多边交往创造条件，构建上合组织的“公共领域”。成员国间的互动与交流不应当仅仅包括政府间的密切交往，更应注重从事各种形式的跨国活动的团体和个人。不论是欧盟的地区认同还是美欧跨大西洋的认同无不是建立在国家间密集的互动与交往之上，包括政府间的磋商与沟通，团体和个人间在经贸、旅游、通讯及其他方面的交往。正如多伊奇所指出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可以从它们之间的交往表现出来，相互交流与交流范围的多样化、人员的高度地域流动性都能促进一体化和认同的发展。[20](p333)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社会交往的缺失，呈现出明显的“上热下冷”局面。实践证明，没有社会民众的普遍参与，在参与中建构公共文化基础，该地区的认同是缺乏基础与动力的。可喜的是，各国已经注意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并建立了经贸、交通、文化、教育等部长会议机制予以协调，也达成了诸多协议或合作意向，努力为社会间的交流创造条件。目前需要做的是，如何尽快落实已经达成的各项合作协议，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与措施，最终为建立起该组织的“公共领域”奠定基础。
第二，发挥上合组织自身及各种机制的认同构建功能。新功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研究表明，机制本身是具有自主性的变量，在地区认同的建构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一，在成员国的合作中，组织与各种机制能够明确各国的法律责任、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并为争端的解决提供了组织平台。[21](pp10-21、153-170)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化，成员国间最终会形成利益共同体，甚至是命运共同体，进一步塑造成员国的利益预期，促成强健的功能性认同并为认同向更高层次发展奠定基础；其二，组织自身与各种机制是由内含某种价值的一系列原则、准则、规则与决策程序构成的，其深层内核实质上是文化价值。因此，组织与机制自身的发展、合作的深化也是该文化发展与社会化的过程；其三，新功能主义强调的“外溢效应”事实上存在着“功能性逻辑”，也即组织功能的强化与合作的深化之间如若能够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组织自身将会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与忠诚。[22](p553)因此，发挥上合组织较为完善的机制在推动成员国的地区认同方面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第三，挖掘上合组织专业机制在推动地区认同发展方面的潜力。专业机制具有灵活、适应能力强、效率高等特点，其参加者大多是各国务行业的精英，因此可信度普遍较高，在促进组织制度创新和民众的“群我意识”方面大有可为。在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的市民社会还不发达、传统文化中互助的地域性等特点还未完全改变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专业机制的功能就显得更为必要和紧迫。如前所述，上合组织已经建立起了组织论坛、实业家委员会、组织发展基金和成员国银行联合体等一系列的专业化机制，但目前，这些机制究竟如何运作，资金保障如何，要什么样达到的目的等问题并不明确，彼此之间也缺乏应有的协调。因此，如何挖掘这些专业机制的潜能，使其在促进成员国地区认同方面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问题上，仍需要各国的密切配合和秘书处的有力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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