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必然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必然性论文,军队论文,党对论文,领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14)04-0059-08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军的根本原则，也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军事制度。长期以来，这一根本原则和基本军事制度，遭到了来自西方敌对势力的横加指责和恶意攻击。然而，这些指责和攻击是虚伪和乏力的，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历史上看，抑或是从现实来讲，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都具有它的不可否认、不可逆转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 一、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具有逻辑的必然性 首先，国家的性质在根本上取决于它的阶级属性，国家只是统治阶级维护其阶级统治的一种外在形式和工具。 列宁指出，国家问题“是全部政治的基本问题，根本问题”[1]25。由于国家是社会产生阶级之后的产物，而阶级又是任何一种国家构成所必然具有的基本条件，因而，分析国家问题必须从分析阶级开始，阶级既是剖析阶级社会各种生活现象的出发点，也是深刻把握国家及其军队本质的关键和钥匙。 唯物史观指出，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是随着剩余产品和私有制的出现而产生的，是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发展的产物。阶级在本质上属于经济关系范畴，它是特定生产关系和物质利益的主体和承担者，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列宁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1]11各阶级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不同地位，集中表现在它们之间经济上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属于剥削阶级，处于被统治地位的阶级则是被剥削、受压迫的阶级。有阶级存在，就必然有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阶级斗争的实质是阶级之间根本经济地位、经济利益的冲突。阶级斗争的主体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阶级，参与阶级斗争行动的无论是个人还是他们的组织，也不论是打着什么样的旗号，在实质上都是代表着特定阶级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利益。“全民的”阶级是根本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国家是在阶级产生之后才有的。国家不是简单的地理概念，也不是单纯的经济、文化等组织形式，“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了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2]114。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即社会发生阶级分化时才产生的，也是基于统治阶级的意志而创建的。统治者为了把社会冲突控制在一定的秩序范围，而以国家的形式将有利于实现其阶级统治的社会秩序固定下来，“使有产者阶级剥削无产者阶级的权利以及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永久化”[3]107。因此，从国家诞生那天开始，它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阶级专政的烙印。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的本质根植于市民社会，社会的性质决定了国家的性质，国家不过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一种特殊形式。但是，由于国家在形式上所采取的不是阶级组织的方式，而是一种社会共同体的形式，因而，从表面上看来，国家具有一种社会公共权力机构的性质，是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种所谓的社会共同体，只不过是国家的一种外在的“虚幻的”形式，它无法掩盖、遮蔽和抹杀隐藏在其背后的阶级本质。国家的发明者是统治阶级，它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进一步实现和强化其政治统治的一种新的手段和工具，它在本质上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国家的公共权力性是从属于阶级性的，国家所具有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性的外观，并不能掩盖其阶级性的本质。任何国家都是以阶级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为其社会基础的，它既不会超然于阶级之上，也不会游离于阶级之外，不可能代表所有阶级的利益，国家只是服从和服务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此，任何国家都是特定阶级的国家，都只是统治阶级维护其阶级统治、实行阶级专政的工具。“全民的”、超阶级的国家是根本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应当指出的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砸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之后而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国家，是一种新型国家。它虽然仍具有国家的一般特征，其国家机器仍是一种公共权力，但与以往的国家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这种国家已不再是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特殊机器，不再是作为少数的剥削者压迫作为多数的被剥削者的专政工具，而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新型国家，是真正的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其次，军队的性质在根本上取决于它所服务的国家的阶级属性，军队是统治阶级维护其阶级统治的一种工具。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的另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国家是一种“具有组织形式的暴力”。其基本体现就在于，国家组织是由各种暴力机关组成，如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及国家暴力机器时，军队总是被置于首要的地位。这表明，在国家暴力机器中，军队是最主要的力量，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基本支柱和主要倚恃。正因为此，在剥削阶级国家，军队的首要任务，就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和敌对势力实行专政，强制其服从，镇压其反抗。诚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资本主义国家已不再像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那样，公开采取那种赤裸裸的暴力形式对内实行镇压，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应该看到，资产阶级国家的“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4]676，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产阶级国家和军队的阶级本性，及其作为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根本特征和基本功能。正如列宁所指出：“使用暴力的手段虽然改变，但是只要国家存在，每个社会就总有一个集团进行管理，发号施令，实行统治，并且为了维持政权而把实力强制机构、其装备同每个时代的技术水平相适应的暴力机构把持在自己手中。”[1]31 由于国家是基于统治阶级的意志、适应统治阶级需要而产生的，国家的性质取决于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属性，因而，作为国家暴力机器的主要力量，军队总是服从和服务于特定国家的统治阶级的，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就像国家作为社会共同体只是一种外在形式一样，军队在表面看来也是作为国家暴力组织的一个成分而存在，行使着国家职能所赋予的职责，但这也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外表，其实质则是在执行统治阶级的意志。军队无论是从它的创立来说，还是从它的功能来看，都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无论是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还是资产阶级国家，从根本上说，都只有阶级的军队，而没有国家的军队。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既不是超然于阶级之上，也不能游离于阶级之外，不可能为所有的阶级服务。所谓国家的军队或军队的国家化，不过是统治阶级为实现其阶级统治而采取的一种被遮蔽了阶级本质的外在表现形式，但这丝毫不能改变、也无法改变军队所固有的阶级本性。在阶级社会里，“全民的”、超阶级的军队，是根本上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作为无产阶级新型国家机器的重要力量，我军是一支无产阶级新型军队。无产阶级新型国家的人民性，也就从根本上规定了无产阶级新型军队的人民性。而二者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则不仅表明我军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的军队，而且表明我军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的军队。这是我军与所有剥削阶级军队的本质区别所在。只有当一个国家由作为大多数的人民当家作主，这种国家才真正称得上人民的国家；只有当一支军队成为坚定维护人民利益的坚强支柱，它才能真正称之为人民的军队。因此，从根本上说，一切剥削阶级的军队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的军队，更不可能是人民的军队。 再次，政党的性质在根本上取决于它所代表的阶级或集团，任何政党都是特定阶级或集团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 政党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属于一种历史现象，它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特定的阶级或集团因为经济利益诉求的一致性、共同性，而结成特定的政治联盟即政党。因此，政党是阶级的一种政治组织。特定的政党都是特定阶级或集团利益的忠实代表者，任何不代表特定阶级或集团利益的政党是不存在的。资产阶级政党必然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而无产阶级政党也无疑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任何政党也都是特定阶级或集团利益的维护者和捍卫者，资产阶级政党必然要维护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无产阶级政党也无疑要捍卫其所代表的无产阶级的利益。政党既不能超然于阶级之上，也不能游离于阶级之外，不可能代表和维护所有阶级或集团的利益。资产阶级政党标榜自己是“超阶级的组织”“全民的”政党，这种标榜是虚伪的，也是苍白的。在存在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全民的”、超阶级的政党是根本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只有当一个政党成为一个国家中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它才能称之为“全民的”政党。 任何政党都是特定阶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政党是阶级的核心，换言之，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既是凝聚本阶级政治中坚力量的政治核心，也是集中反映和高度体现本阶级意志的思想核心。因而，政党不仅是本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而且是本阶级成员的政治代表和通过政治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维护政治统治、开展政治斗争的政治组织者和领导者。在阶级社会里，自政党诞生以来，各阶级之间以争夺政治权力为核心的政治斗争，都是由代表和维护本阶级的政党来策划、发动、组织和领导的，而国家及其军队则是统治阶级维护其政治统治的阶级专政工具。 由于任何国家都是特定阶级的国家，任何军队都是特定阶级的军队，任何政党都是代表和领导特定阶级的政党，因此，无论是无产阶级政党，还是资产阶级政党，对于自己用以实现专政的工具——不论是国家还是军队，也不论是国家采取何种政体，军队以何种形式存在——都必然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和领导权。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具有逻辑的或理论的必然性。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国家理论和政党理论所必然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任何否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奇谈怪论，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逻辑上则是荒谬的。 中国共产党公开表明对自己的军队拥有绝对的领导权，就像他公开宣告自己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一样，充分展现了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阶级政党所特有的政治胸怀和政治智慧。“国家的发明者是统治阶级。所以从一开始，国家就是为统治阶级所控制和掌握的。”[5]112同样，政党的发明者是资产阶级，所以自资产阶级政党诞生之日起，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军队就是为资产阶级政党所控制和掌握的。几百年来，美、英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从来就没有旁落的事实，足以说明这些国家及其军队始终为资产阶级政党所掌控，资产阶级政党在实际上拥有着对本阶级专政工具的绝对领导权。但是，犹如对自己政党的阶级性质讳莫如深一样，资产阶级政党不仅不敢公开承认其专政工具的阶级本质，而且还为它们披上一层“全民的”外衣，将服从和服务于其阶级统治、实际上完全由其所掌控和左右的资产阶级军队，乔装打扮成“非党化、非政治化”的“国家化”的军队，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虚伪性和狡诈性。这正如列宁所指出：“军队不可能而且也不应当保持中立。使军队不问政治，这是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的伪善的奴仆们的口号”[6]669，“军队不可能是，从来不是而且永远不会是中立的”[7]54。 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的运动和发展是通过人的活动来推动和实现的。人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社会的发展过程又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它具有自己内在的发生发展规律，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去创造或改变历史。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仅有其产生的历史依据和条件，而且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 首先，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政党政治是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 相对于阶级、国家和军队而言，政党的产生就比较晚了。在人类历史上，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党始于资产阶级政党，换言之，政党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在欧美各国取得胜利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激烈的经济竞争和社会分工的更加具体化，使资产阶级内部分化出了不同的阶层，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资产阶级内部具有共同利益的阶层或利益集团，为了造成自己在经济上的强势和垄断，而在政治上结成联盟、组建政党，以通过政党掌握国家权力机关，更好地维护和更大地实现本阶层或集团的经济利益。 世界上最早的政党产生于英国。17世纪，支持与反对英王查理一世的两股势力分别组成了托利党和辉格党。但有很多研究者认为，这两党还不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直到1832年左右，托利党改名为保守党、辉格党更名为自由党，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才在英国得以建立，并且在20世纪前，一直由这两党轮流执掌政权。一战后，随着自由党衰落而工党崛起；二战后，英国政坛进入保守党与工党角逐的政党格局，直至2010年大选后才开始有所变化。在美国，建立全国性政党的历史较早，迄今已有200多年。独立战争结束后，统治阶级内部因为利益冲突和政治歧见，而分别成立了主张与反对加强联邦政府权力的联邦党与杰斐逊共和党。不过，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美国的两党制大约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并且自19世纪中叶至今，形成了由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轮流执政的政治格局。 在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建立之后，改变封建制国家政权原有的运行方式，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资产阶级政党是高举反对封建专制的大旗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从资产阶级政党产生的具体方式来看，“早期的资产阶级政党主要是伴随着欧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议会民主制的建立，从议会中的不同政治派别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独立政党的”[8]25。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政党的产生，大多属于这种类型。资本主义议会是资产阶级政党开展政治斗争的主要场所，它通过执政党与反对党这种运作形式，使资产阶级可以更有力、有效地掌控国家权力，使国家的功能得到最大的发挥，以达到强化资产阶级专政，实现资产阶级政治垄断，巩固和发展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因此，议会体制内的政党政治不仅顺应了资本主义社会高扬民主的呼声，而且也更符合各特定阶层或利益集团的共同关切。因为，这些特定阶层或利益集团既不愿看到、也不可能同意包括军权在内的国家政权，高度集中地掌控在某一特定的具体个人或利益集团手中。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议会制政党政治不仅是最能体现资产阶级内部各特定阶层或利益集团共同关切的国家政权运行方式，而且相对于封建专制统治而言，无疑是一种重大的历史进步。 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现实告诉我们，政党政治作为一种民主政治的统治形式，不仅是现代绝大多数国家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一个共同特点，而且也是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主要趋势。几百年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和世界资本主义势力的不断拓展，政党政治作为反对和否定封建专制统治的一种新的国家统治形式，也逐渐成为了世界各国政治生活的首要选择。环顾当下世界，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论其政治体系如何多种多样，具体的表现形式如何千差万别，除极少数的国家之外，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相继建立和实行了政党政治。因此，政党政治从其作为取代封建专制统治的新的统治形式，它不仅具有其积极的、进步的方面，而且代表了世界政治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是现代文明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选项。而对于一个具体的现代国家来说，对于政党政治的选择与确立，无疑将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文明发展程度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 其次，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开创了政党掌控国家和军队的世界历史进程。 国家权力的核心是国家政权，掌握国家政权是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主要标志。对于统治阶级而言，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国家政权运行方式，都必须有利于维护、巩固和发展本阶级的统治，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不可能忽视或放弃的底线，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如此。两千多年的阶级斗争历史已反复地和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三百多年的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历史也是极其有力的佐证。因此，随着资产阶级政党登上国家政治舞台，随着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建立和实行，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由最高统治者个人主宰国家政权，在资本主义社会就必然演变为由政党掌控国家政权。作为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军队也自然成为资产阶级政党掌控和主宰的对象，军队与政党之间的内在联系亦由此生成和确立。 应当看到，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中不同的政党，即是这些国家中不同资本家利益集团的代表。因此，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国家中这些所谓不同的政党，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政党内部代表不同资本家利益集团的不同政治派别，其阶级性质是完全一样的。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前身即“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是独立后美国国会中的两个政治派别，这两大政治派别后经几次分化组合而演变成了现在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但是，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美国近代两党制形成后，共和党与民主党已无本质区别，都是代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政党。在意识形态上，两大政党都信奉一个主义即资本主义，维护一个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即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原则，宣传一种思想理论即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自由平等学说，固守一种价值观念即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念和人权观念。也就是说，两大政党所坚持和信奉的是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即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9]40因比，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实际是具有相同阶级性质的同一阶级内部的两个不同政治派别，它们所代表的经济财团或阶层的具体利益虽然有所不同，或在具体政见上有所区别，但从其阶级本质来说，都是代表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政党。因此，这两个政党之间的轮流交替执政，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维护其政治统治的一种政权运行方式。这种资产阶级国家内部的政党政治，既不会削弱资产阶级的专政功能，也不会动摇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更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性质。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貌似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政治厮杀，不过是美国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争夺，而对于广大普通劳动者来说，那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一种政治表演、一场政治游戏。由于维护与发展资产阶级的统治，是资本主义国家中不同政党的共同目标和首要目标，因此，历史上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哪个政党执政，都绝对不可能放弃对国家政治权力的主宰和支配，也从来不会放弃对军队的实质掌控和领导。议会中的政治斗争，只是资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权力争夺；议会民主制度的外在形式，并不能改变其服从和服务于资产阶级统治的本质。 在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中，“政府前台，政党幕后”的制度设计，往往给世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作为政治组织的政党与作为国家机器组成部分的军队，二者互不隶属，互不关联，各司其职。然而，这只是一种假象。因为，国体虽然决定政体的性质，但统治阶级对政治形式的选择，则通常是以更有利于实现统治阶级利益、实现阶级统治为价值取向的。由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议会中的所谓两党制，实际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的两党制。因此，从一方面来说，不论是两党中的哪一个政党执政掌权，都不可能改变和动摇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都不可能影响到两党共同的根本利益；而从另一方面来看，采用“政府前台，政党幕后”的制度设计，实质上是将阶级的意志和代表特定利益集团的政党的意志，通过国家这一中介来加以实现，因而它具有一种很强的欺骗性。“两党制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障眼法，它是以民主的假象来掩盖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更有甚者，两党制还是资产阶级压迫和愚弄劳动人民的一种更为巧妙、更为精致的手法，惟其巧妙、精致，所以对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更有效，有害性也更大。”[5]252正是在这种“障眼法”下，资本主义国家变成了“全民的”国家、资产阶级的军队变成了“国家的”军队、“全民的”军队。但是，这种形式上“全民的”国家、“国家的”军队，既不能真正抹杀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军队的阶级本质，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产阶级政党掌控国家及其军队的实质。因为，在阶级与政党、国家、军队之间，具有一种高度的内在关联性，这就是，特定的政党、国家和军队不仅具有共同的阶级基础，而且具有一致的政治目标，即维护和发展资产阶级统治。换言之，特定的政党、国家和军队都不过是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的工具。 因此，政党是资产阶级政治发展的产物，同样，政党与军队关系的确立、政党对军队的掌控，也是资产阶级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正是伴随着资产阶级政党登上政治舞台，政党与军队才真正形成了一种内在联系，世界历史才由此开启了政党掌控军队的新的发展历程。也就是说，政党与军队关系的形成，始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领导和掌控军队的历史，开启于资产阶级政党。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对军队的领导和掌控，由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代表统治阶级的个人，到资本主义社会转嫁到代表统治阶级的政党，虽是一种历史进步，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统治阶级领导和掌控军队的历史惯性。 再次，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党对于政党与军队历史生成关系的一种制度确认，是深刻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体现。 美英等国的资产阶级政党，是在资产阶级国家和军队之后步入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许多政党都没有独立领导或直接参与资产阶级推翻封建贵族地主的斗争。换言之，资产阶级政党与军队之间的关系是“后天”生成的。与此不同，我党与我军之间的关系则是天然生成的。 与资产阶级政党及其军队一样，我党与我军也具有相同的阶级基础和共同的政治目标。但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和军队，我党与我军的关系又具有一些独特的历史性特征。第一，与资产阶级军队不同，我军是由我党亲手缔造和创建的。一支军队由一个政党创建，这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多见。这主要与我军创建于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这一特殊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它是作为被统治阶级反抗统治阶级而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吸取“血的教训”，深刻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真理，而创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我军从创建之初即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但当时还不是国家的军队。因此，尽管单纯从时间的先后来说，我党与我军关系的形成是在资产阶级政党与其军队关系形成之后，但我党对政党与军队的关系有着更为深刻的认知。第二，与资产阶级政党和军队不同，我党和我军都诞生于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历史年代，他们不仅共同度过了地主军阀和国民党军队的黑暗统治，而且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共同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在解放战争的艰难岁月，他们又共同创造了以“小米加步枪”打败国民党正规军的世界奇迹。历史深刻地昭示，经过血与火洗礼的我党与我军的关系，真正是一种天然生成的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关系。第三，与资产阶级政党和军队不同，我党和我军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创建的。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和军队，他们代表和维护的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人民当家作主之后，我军就成为了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军队，成为了人民专政的工具，这样，就历史性地形成了我军作为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和国家的军队三者内在一致、高度统一的独有特征，也由此形成了我军与仅仅作为特定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资产阶级军队之间的一个最鲜明的历史对照。 我党与我军关系的历史性特点，不仅更深刻地印证了政党与军队关系历史性生成的必然性，而且有力地回击了西方敌对势力所谓“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的荒谬可笑，充分暴露了所谓“军队国家化”的虚伪性与欺骗性。无论是从资产阶级政党与军队关系的生成过程来看，还是从我党与我军关系内在生成的历史性特点来说，政党对军队的领导与掌控，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可抗拒的必然结果，也是不可违背、不可否认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将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我军建军的根本原则，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军事制度，实质是对于政党与军队之间内在关系的一种制度确认，是我党内在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体现。 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具有现实的必然性 首先，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是现阶段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并且这种对立既是尖锐的，也是长期的和复杂的。 从总体来看，当今世界处于资本主义发展日趋成熟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进入了它的最高发展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不仅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本性被推向了极致，而且世界资本主义势力也获得了空前壮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则相对处于低潮。但必须认识到，这种阶级斗争形势的相对缓和，并没有改变和消解以根本利益对立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此其一。其二，由于受到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不断冲击，资产阶级为维护和巩固其阶级统治，通过利用科学和新技术革命成果等措施进行自我调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也相应发生了某些有利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变化，如生产组织形态的调整，部分工人参与一定范围的管理，白领工人队伍的扩大，工人物质生活条件相对改善等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模糊阶级界限、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但应当看到，这些新的情况与变化，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其三，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的建立，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两大基本阶级的对立，第一次具有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外部对抗形式。这样，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对立相对缓和的基本态势下，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就成为了两大基本阶级对抗的特殊表现形式。现阶段阶级斗争的这些新特点和新形式告诉我们，阶级斗争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在当下消失，而将长时期存在下去，并且，随着阶级斗争新的形式的出现和新的发展格局的形成，其隐秘性和复杂性更加突显，其手段和方式更加多种多样。因此，对于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军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攻击，我们只有从世界历史发展的现实境况和阶级斗争发展的新视角来认识和理解，才能真正看清和把握问题的实质。 其次，西方敌对势力对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攻击，其真正用意并不在这一建军原则本身，而在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道路，旨在彻底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剥削，消灭一切阶级对立，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立，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国与国之间的对立，而必然是具有根本性的两种不同社会政治制度之间的对立与对抗。由于这种对抗性矛盾既无法回避、又不可调和，因而它不仅过去就存在，现在也存在，而且还将长期存在。 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客观存在的这种现实矛盾与对立，必然表现为两种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公开对抗以及遏制与反遏制的现实对抗。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来就自诩其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因此，为维护资产阶级根本利益和阶级统治，他们绝不允许以消灭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这个“幽灵”在世界“徘徊”，必欲遏制、扼杀之而后快。也正因如此，自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来，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不遗余力地采取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外交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不断进行遏制和挤压，以达到推翻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从冷战时期以美苏为首两大阵营的对抗，到今天美国对我国实施的战略围堵，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来就未曾放弃和中断过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与挤压。对此，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不仅需要有全方位的反遏制战略，强大的反遏制实力，而且需要多层面的、有力有效的反遏制手段。而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既是我国开展反遏制的一种重要战略考量，更是捍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强有力的反遏制手段。由此可见，我军维护的不仅仅是一个特定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的一种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我军作为我党领导下的人民专政工具所应有的革命性和先进性，也由此得到根本性发扬和强有力的彰显。 再次，随着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西方敌对势力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仇视，共同地集中地转向了我国，这是无可辩驳的当今世界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现实。 冷战时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现实对立，集中表现为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公开对抗。由于这种对抗的主体是以“集团”“联盟”为表现方式的，对抗双方的整体力量也相对比较接近，加之当时的中国虽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无论从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来说，还是从综合国力来看，都不足以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构成直接的现实威胁，因此，当时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战略重心放在欧洲，而未将我国作为最主要的冷战对象。 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随着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现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与此同时，我国的国防建设和军事实力也相应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我国现已成为世界注目的中心，这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复存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也因此失去了与之形成对立的主体。但是，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冷战思维的中断和终止，也不意味着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遏制战略的结束，更不意味着他们从此放弃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敌视。因此，他们必然要重新寻找和选择新的现实对抗目标。这样，尽管当今中国与美国等大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既不存在领土争端，也谈不上有多么强烈的民族积怨，更不对他们构成任何的威胁，并且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是当今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发展潜力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此一来，我国及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很自然地成为了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敌视和遏制的主要目标。也正因为此，最近20多年来，政治上的压制、军事上的围堵、经济上的制裁、文化上的渗透等各种打压手段，都共同地集中地指向了我国。随着我国成为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主体力量，特别是随着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取得辉煌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综合国力逐渐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有力彰显，在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遏制社会主义中国的意识更加强烈，指向更加明确，目标更加具体，方式更加直接，手段更加多样。 最后，随着我国成为当今世界两种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矛盾对立的主要方面，成为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遏制的主要对象，也必然带来我国应对和反遏制的尖锐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十分残酷的政治现实，但又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政治。 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放弃了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甚至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遭受到了空前的压力与艰难。因此，相对于冷战时期而言，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无论从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来说，还是从整体的综合实力来看，资本主义势力都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拥有着社会主义国家不可比拟的垄断优势和作为老牌资本主义的传统强势。而当今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则相对处于低潮，社会主义国家的总体力量明显处于弱势地位。 另一方面，冷战的结束，既不意味着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固有的冷战思维的冷却与终结，也不意味着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霸权野心和强权意识的消解与消失，更不意味着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肆意侵略其他主权国家的本性的消匿与改变。最近20多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置国际法于不顾，悍然发动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空袭利比亚等，武力干涉别国内政，通过暴力方式推翻主权国家的既有政权，强力更换不屈服于强权政治的主权国家的领导人，并对朝鲜、伊朗、叙利亚等主权国家采取各种经济制裁措施，其嚣张气焰不仅并未因冷战结束而有所收敛，反而因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相对减弱而更加疯狂。30多年来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实力，而且也有力地提升了我国应对和反制世界霸权和强权政治的军事力量与军事能力。但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敌视，是根深蒂固的；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企图与野心，始终是现实存在的。他们竭力攻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疯狂叫嚣“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即是实施其政治图谋的重要体现。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一个国家的阶级属性的最直接反映与体现，国家政权、国家政治制度与国家的性质是密切不可分的，而军队作为国家暴力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是维护和捍卫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政权的强有力工具。因此，在军事手段无力直接实现和达到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权和政治制度的情况下，政治手段就成为最有力和最重要的选择。由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改变，即意味着国家性质的根本性改变，因此，对于我国来说，我国国家政治制度的改变，不仅意味着我国在政治上将成为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而且意味着对当今世界整个社会主义力量的一种根本性击破，并对其他少数几个实力明显弱小的社会主义国家，造成强烈的巨大的杀伤力，更意味着我们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经过28年浴血奋战而换来的新中国，以及我国30多年所取得的改革开放巨大成果，都将即刻化为乌有，彻底葬送。 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是绝不能允许重演的；现实是残酷的，也是必然要面对的。我军作为人民的军队，在历史上，它是推翻反动阶级统治的中坚力量；在今天，它是维护和发展我国改革开放成果的强力保证，是巩固和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强支柱。因此，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仅是基于世界历史发展现状的一种必然的现实选择，也是我国应对和反制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实施政治攻击的一种必然的政治选择。 收稿日期：2014-06-15标签：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英国政党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政权组织形式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历史地位论文; 利益集团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